胡懋仁｜史学，关注当下，还是研究过去
胡懋仁 昆仑策网
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在《中华读书报》上，偶尔读到一篇文章，是谈历史学方面的。我其实不太懂这个领域，但对这个领域还是有那么一点兴趣。在这里，我先想到一句人们常听到的话，叫“文史哲不分家”。那么就想查一下，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查的结果是，有两个回答，回答的内容是一样的，都说是古代的思想家吴黑子说的。还说吴黑子大名吴洪博。然后再查吴黑子。查到的最早的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是一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我军的一位侦查员，牺牲时年仅三十岁。再查就都是现代人了，与说“文史哲不分家”的那个人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又查吴洪博，也没有查到这个所谓古代思想家的任何其他信息，只有这个名字。什么时代的人，生卒年等，还有平时有什么著作，其基本观点都有哪些，完全都没有能查到。这下可能就不那么好办了。
说“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其实本身应该就包括着文史哲毕竟还不完全是一回事的这一层意思。对它们的研究还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因为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这三个领域还是有不同的分工的。可能也正是在分工的基础上，有人看到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认为这种内在的联系还是很重要、很关键，甚至是很本质的。因此才会说出“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来。
《中华读书报》的那篇文章跟“文史哲不分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其中涉及到史学与当代现实的关系。一位历史学的研究生到山区考察调研，写出了调研报告。报告写得很精彩，很出色，该研究生把报告作为她的学位论文进行答辩。在答辩会上，有答辩委员向她提问，你写的这种是历史学吗?那位研究生犹豫了一阵子，没有回答。
说到历史，或者史学，人们通常的观念就是认为，这个领域研究的都是过去的事，不是当代的事。这似乎成为了人们的共识。研究历史，都要翻阅故纸堆，那才是在做学问。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也就等于承认，研究文学与研究文学史、研究史学与研究史学史，以及研究哲学与研究哲学史都是相通的，一致的。而且在文史哲这三个领域之间，似乎应该没有绝对的界限。
这样就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研究当代文学，这与史学有关吗?这与哲学有关吗?研究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到底在哪里?研究哲学，特别是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又跟史学以及文学有什么相干?这些问题的提出，还是不那么容易回答的。
先秦时代，各诸侯国都设在史官。关于史官，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崔杼弑君的故事。春秋年间。齐国大臣崔杼，因国君齐庄公与崔的妻子私通，被崔杼当场发现。于是崔杼利用手里的权势，杀掉了齐庄公。齐国太史就把这件事当场记录了下来，“崔杼弑其君”。崔杼把这位太史杀掉了。而太史的两个弟弟也先后记录下了这件事，也被崔杼杀掉了。太史的第三个弟弟继续记录这件事，崔杼没有再杀，而是放过了他。此时，南史氏听到太史及其弟弟接连因为记录崔杼弑君一事而被杀，就赶了过来，要接着在竹简上记录这件事。因看到太史的第三个弟弟没有被杀，而且还是把崔杼弑君的事记录了下来，这才放了心。
这里，暂时不评价太史及其弟弟们的公正、秉直和刚强的精神，这里只是要说，当时的史官们，所做的主要工作不是研究过去的事，而是记载当时发生的事情。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关注与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件事要由史官们来做?这可能与中国历来的所谓历史感是有点关系的。中国人，特别是古代的先贤们，很清楚这样一个道理，今天发生的事情，到了明天，就成为了历史。而对于历史，必须记载真实。只有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或者在最近的时间内，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才有可能做到真正地忠于历史。如果过了一段时间再来描写这个事件，那么就有可能发生错讹，甚至变形。这样的记录就不准确了，就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因而就失去了可信性。
司马迁写《史记》，历史的人们与今天的人们都给予了极大的赞扬。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评价之高，也可见在这里，也涉及到文史哲不分家的问题。当然，这里主要是指《史记》是文史不分家。然而，后人们也有所质疑，司马迁的《史记》写得那么生动，那些生动的细节，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在司马迁之前，并没有那么详细的历史。在先秦时候，有孔子写的《春秋》，更有左丘明写的《左传》。《左传》的描述还要更详细一点，而《春秋》也不过就是一笔带过。但司马迁写的要更详细得多，这些细节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司马迁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那么我们只能判断，他写的那些细节应该都是先辈通过口传口述而流传下来的。当然，在口传口述的过程中，总会有遗漏、错讹、变形，从而不会那么绝对准确。至于在《史记》里，是不是也有司马迁自己杜撰的情节，我们不能做出肯定的判断，但这样的可能性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
前文提到的那位史学研究生，在后来成为高校的教师后，对于她当年的调查报告到底是不是属于历史学，她现在的回答很确定，就是那不是历史学方面的东西。这或许是针对她在进行调研过程中，不太可能从历史的角度上来思考一些问题有关吧？但是，这样的调研报告拿到今天来进行研究，其史学的作用与效能就会大得多。因为这篇报告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文献，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其现实意义已经比当初刚刚完成这篇报告的时候已经有所减退。而其历史研究的意义则在不断地提升。
我也做过一段口述史的事，只做过一次。被我采访的人们所谈到的事情，其中有很多都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而在几十年前，在他们风华正茂的时代，这些事情还没有成为历史，还是对他们有着极强现实意义的事件。但时过境迁，这些事件现在终于都成为了历史。这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了。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北航老胡之闲话”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胡懋仁 昆仑策网
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在《中华读书报》上，偶尔读到一篇文章，是谈历史学方面的。我其实不太懂这个领域，但对这个领域还是有那么一点兴趣。在这里，我先想到一句人们常听到的话，叫“文史哲不分家”。那么就想查一下，这句话到底是谁说的。查的结果是，有两个回答，回答的内容是一样的，都说是古代的思想家吴黑子说的。还说吴黑子大名吴洪博。然后再查吴黑子。查到的最早的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是一位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我军的一位侦查员，牺牲时年仅三十岁。再查就都是现代人了，与说“文史哲不分家”的那个人没有什么关系。
然后又查吴洪博，也没有查到这个所谓古代思想家的任何其他信息，只有这个名字。什么时代的人，生卒年等，还有平时有什么著作，其基本观点都有哪些，完全都没有能查到。这下可能就不那么好办了。
说“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其实本身应该就包括着文史哲毕竟还不完全是一回事的这一层意思。对它们的研究还是有不同的侧重点的。因为有不同的侧重点，所以，这三个领域还是有不同的分工的。可能也正是在分工的基础上，有人看到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认为这种内在的联系还是很重要、很关键，甚至是很本质的。因此才会说出“文史哲不分家”这句话来。
《中华读书报》的那篇文章跟“文史哲不分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其中涉及到史学与当代现实的关系。一位历史学的研究生到山区考察调研，写出了调研报告。报告写得很精彩，很出色，该研究生把报告作为她的学位论文进行答辩。在答辩会上，有答辩委员向她提问，你写的这种是历史学吗?那位研究生犹豫了一阵子，没有回答。
说到历史，或者史学，人们通常的观念就是认为，这个领域研究的都是过去的事，不是当代的事。这似乎成为了人们的共识。研究历史，都要翻阅故纸堆，那才是在做学问。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也就等于承认，研究文学与研究文学史、研究史学与研究史学史，以及研究哲学与研究哲学史都是相通的，一致的。而且在文史哲这三个领域之间，似乎应该没有绝对的界限。
这样就会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研究当代文学，这与史学有关吗?这与哲学有关吗?研究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到底在哪里?研究哲学，特别是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又跟史学以及文学有什么相干?这些问题的提出，还是不那么容易回答的。
先秦时代，各诸侯国都设在史官。关于史官，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崔杼弑君的故事。春秋年间。齐国大臣崔杼，因国君齐庄公与崔的妻子私通，被崔杼当场发现。于是崔杼利用手里的权势，杀掉了齐庄公。齐国太史就把这件事当场记录了下来，“崔杼弑其君”。崔杼把这位太史杀掉了。而太史的两个弟弟也先后记录下了这件事，也被崔杼杀掉了。太史的第三个弟弟继续记录这件事，崔杼没有再杀，而是放过了他。此时，南史氏听到太史及其弟弟接连因为记录崔杼弑君一事而被杀，就赶了过来，要接着在竹简上记录这件事。因看到太史的第三个弟弟没有被杀，而且还是把崔杼弑君的事记录了下来，这才放了心。
这里，暂时不评价太史及其弟弟们的公正、秉直和刚强的精神，这里只是要说，当时的史官们，所做的主要工作不是研究过去的事，而是记载当时发生的事情。至少在今天看起来，那时的史官与今天研究史学的人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今天的人们关注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史官们关注的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关注与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情，这件事要由史官们来做?这可能与中国历来的所谓历史感是有点关系的。中国人，特别是古代的先贤们，很清楚这样一个道理，今天发生的事情，到了明天，就成为了历史。而对于历史，必须记载真实。只有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或者在最近的时间内，把这件事记录下来，才有可能做到真正地忠于历史。如果过了一段时间再来描写这个事件，那么就有可能发生错讹，甚至变形。这样的记录就不准确了，就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因而就失去了可信性。
司马迁写《史记》，历史的人们与今天的人们都给予了极大的赞扬。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见评价之高，也可见在这里，也涉及到文史哲不分家的问题。当然，这里主要是指《史记》是文史不分家。然而，后人们也有所质疑，司马迁的《史记》写得那么生动，那些生动的细节，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在司马迁之前，并没有那么详细的历史。在先秦时候，有孔子写的《春秋》，更有左丘明写的《左传》。《左传》的描述还要更详细一点，而《春秋》也不过就是一笔带过。但司马迁写的要更详细得多，这些细节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司马迁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那么我们只能判断，他写的那些细节应该都是先辈通过口传口述而流传下来的。当然，在口传口述的过程中，总会有遗漏、错讹、变形，从而不会那么绝对准确。至于在《史记》里，是不是也有司马迁自己杜撰的情节，我们不能做出肯定的判断，但这样的可能性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
前文提到的那位史学研究生，在后来成为高校的教师后，对于她当年的调查报告到底是不是属于历史学，她现在的回答很确定，就是那不是历史学方面的东西。这或许是针对她在进行调研过程中，不太可能从历史的角度上来思考一些问题有关吧？但是，这样的调研报告拿到今天来进行研究，其史学的作用与效能就会大得多。因为这篇报告已经成为了历史的文献，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其现实意义已经比当初刚刚完成这篇报告的时候已经有所减退。而其历史研究的意义则在不断地提升。
我也做过一段口述史的事，只做过一次。被我采访的人们所谈到的事情，其中有很多都是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而在几十年前，在他们风华正茂的时代，这些事情还没有成为历史，还是对他们有着极强现实意义的事件。但时过境迁，这些事件现在终于都成为了历史。这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了。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北航老胡之闲话”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小三假扮医生给原配注射氯化钾# 【怀孕两次上不了位，小三假扮医生给原配注射氯化钾】在山西太原有这样一位已婚的男士，让自己的情人怀了两次孕，却拒绝离婚。而他的婚外情人上位失败之后就对男子的原配起了杀心，甚至假扮成医生为其注射氯化钾。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在事情发生之后，这名男子的原配竟然原谅了小三。
伪装成医生进医院给情人媳妇注射氯化钾
原审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定，苏某与被害人李某的丈夫袁某军系情人关系，因长期情感纠葛，苏某对被害人李某怀恨在心并伺机报复。2019年5月15日晚，苏某得知被害人李某患病住院。
同年5月19日，苏某经过查询得知静脉快推或过量注射氯化钾注射液可能造成心脏骤停，便决定通过为被害人李某注射氯化钾注射液进行报复。当日12时许，苏某到太原市××区踩点，后到太原市××区东门志华诊所购买2支10毫升氯化钾注射液和2支10毫升注射器，到山西省人民医院附近购买白大褂一件，到北大街金刚堰路口药店购买医用口罩一个。
当晚22时许，苏某携带事先准备的上的上述作案工具××院，在卫生间将氯化钾注射液抽入注射器后来到被害人李某病房，冒充医生在被害人李某的留置针内推入氯化钾注射液，因被害人李某疼痛难忍，苏某又向被害人李某的输液管小壶内推入氯化钾注射液，后离开医院并丢弃注射器和剩余氯化钾注射液。被害人李某感觉疼痛呼叫护士，护士发现异常后及时停止输液。经鉴定，被害人李某血液中、查获的氯化钾注射液空瓶中、输液器残留液体中均检出钾离子。
注射氯化钾注射液疼痛难忍被发现
苏某供述，她和李某的丈夫袁某军是姘居关系，李某不知道我们的关系。2018年11月的时候，她将一些骂李某的话打印在A4纸上，贴在李某家的楼道和车上，还给李某和袁某军手机上发送骂李某的短信，就是说李某在外面有人了，全是诋毁李某的一些话，就是想把李某名声搞臭，让袁某军恨李某，这样就能让袁某军多关心她一点，她对袁某军的爱慢慢变成了对李某的恨。
“2018年2月左右我怀孕一次，当时因为在吃避孕药期间有的，我没有要这个孩子，就和袁某军去医院打掉了，第二次是2019年3月左右怀孕的，这次我想把孩子生下来。我和袁某军说过不要在我面前提李某，2019年5月18日晚上，袁某军和我说要给李某打电话，我非常生气，但又不能和袁某军生气，所以更恨李某了。”苏某说。
5月19日上午9点左右，苏某用手机查到使用大剂量、高浓度的氯化钾快速注射会造成心脏骤停。中午12点多，苏某在租住的太原市××区东门的志华诊所购买了2支10毫升氯化钾注射液和2支一次性针管，去省人民医院旁边的商店买了白大褂准备伪装成医生，在住的小区附近药店买了口罩掩饰自己身份。5月19日下午，原本袁某军答应陪苏某去社区给孩子建档，但后来又说去不了，盛怒之下的苏某就决定给李某注射氯化钾注射液。
晚上22时，苏某来到山大二医院，穿上事先准备好的白大褂，戴上口罩来到住院1号楼10层的厕所里，将携带的两瓶氯化钾中的一瓶打开，先抽出3毫升挤到厕所里，剩下的7毫升抽进注射器装在白大褂右手口袋里，然后进了普外科病区，在去李某病房路上有一个护士问苏某干啥，苏某说看个人，之后护士没有怀疑苏某就到了李某病房。
进去之后苏某看见李某正在用手上的留置针输液，苏某以医生的口气问她身体状况，然后告诉她需要补钾，“我要给她注射氯化钾，我从留置针那给她推进去0.1毫升左右的氯化钾注射液，李某疼的哭了，要求我不要继续给她注射，她问我能不能把药加在小壶里，我就将氯化钾从小壶加进去。加了不到2毫升。从医院出来，我把白大褂和口罩放在我住的房子里，使用完的氯化钾扔到路边垃圾桶里，剩余的氯化钾挤在1号住院楼到西南门之间的路边。还有一瓶没开封的氯化钾注射液和没使用的一次性针管扔到我住的楼房前面的垃圾堆里。”
值得庆幸的是，李某觉得氯化钾注射之后疼得有些受不了，又叫来了护士。该医院的护士在查看之后发现了异样，迅速对李某进行了救治，并拨打了报警电话。
据了解，苏某在被抓的时候已经怀孕三个月了，李某动了恻隐之心，为其出具了刑事谅解书，并放弃了16万元的赔偿。她说自己可以给苏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法院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原审法院认为，苏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苏某已经着手实行故意杀人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苏某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苏某取得被害人的谅解，酌情从轻处罚。判决：一、苏某犯故意杀人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二、扣押在案的物品，由侦查机关依法处理。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后认为，上诉人苏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上诉人苏某已经着手实施故意杀人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系犯罪未遂，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上诉人苏某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上诉人苏某犯故意杀人罪（未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华商报）#洞见计划#
伪装成医生进医院给情人媳妇注射氯化钾
原审太原市杏花岭区人民法院审理后判定，苏某与被害人李某的丈夫袁某军系情人关系，因长期情感纠葛，苏某对被害人李某怀恨在心并伺机报复。2019年5月15日晚，苏某得知被害人李某患病住院。
同年5月19日，苏某经过查询得知静脉快推或过量注射氯化钾注射液可能造成心脏骤停，便决定通过为被害人李某注射氯化钾注射液进行报复。当日12时许，苏某到太原市××区踩点，后到太原市××区东门志华诊所购买2支10毫升氯化钾注射液和2支10毫升注射器，到山西省人民医院附近购买白大褂一件，到北大街金刚堰路口药店购买医用口罩一个。
当晚22时许，苏某携带事先准备的上的上述作案工具××院，在卫生间将氯化钾注射液抽入注射器后来到被害人李某病房，冒充医生在被害人李某的留置针内推入氯化钾注射液，因被害人李某疼痛难忍，苏某又向被害人李某的输液管小壶内推入氯化钾注射液，后离开医院并丢弃注射器和剩余氯化钾注射液。被害人李某感觉疼痛呼叫护士，护士发现异常后及时停止输液。经鉴定，被害人李某血液中、查获的氯化钾注射液空瓶中、输液器残留液体中均检出钾离子。
注射氯化钾注射液疼痛难忍被发现
苏某供述，她和李某的丈夫袁某军是姘居关系，李某不知道我们的关系。2018年11月的时候，她将一些骂李某的话打印在A4纸上，贴在李某家的楼道和车上，还给李某和袁某军手机上发送骂李某的短信，就是说李某在外面有人了，全是诋毁李某的一些话，就是想把李某名声搞臭，让袁某军恨李某，这样就能让袁某军多关心她一点，她对袁某军的爱慢慢变成了对李某的恨。
“2018年2月左右我怀孕一次，当时因为在吃避孕药期间有的，我没有要这个孩子，就和袁某军去医院打掉了，第二次是2019年3月左右怀孕的，这次我想把孩子生下来。我和袁某军说过不要在我面前提李某，2019年5月18日晚上，袁某军和我说要给李某打电话，我非常生气，但又不能和袁某军生气，所以更恨李某了。”苏某说。
5月19日上午9点左右，苏某用手机查到使用大剂量、高浓度的氯化钾快速注射会造成心脏骤停。中午12点多，苏某在租住的太原市××区东门的志华诊所购买了2支10毫升氯化钾注射液和2支一次性针管，去省人民医院旁边的商店买了白大褂准备伪装成医生，在住的小区附近药店买了口罩掩饰自己身份。5月19日下午，原本袁某军答应陪苏某去社区给孩子建档，但后来又说去不了，盛怒之下的苏某就决定给李某注射氯化钾注射液。
晚上22时，苏某来到山大二医院，穿上事先准备好的白大褂，戴上口罩来到住院1号楼10层的厕所里，将携带的两瓶氯化钾中的一瓶打开，先抽出3毫升挤到厕所里，剩下的7毫升抽进注射器装在白大褂右手口袋里，然后进了普外科病区，在去李某病房路上有一个护士问苏某干啥，苏某说看个人，之后护士没有怀疑苏某就到了李某病房。
进去之后苏某看见李某正在用手上的留置针输液，苏某以医生的口气问她身体状况，然后告诉她需要补钾，“我要给她注射氯化钾，我从留置针那给她推进去0.1毫升左右的氯化钾注射液，李某疼的哭了，要求我不要继续给她注射，她问我能不能把药加在小壶里，我就将氯化钾从小壶加进去。加了不到2毫升。从医院出来，我把白大褂和口罩放在我住的房子里，使用完的氯化钾扔到路边垃圾桶里，剩余的氯化钾挤在1号住院楼到西南门之间的路边。还有一瓶没开封的氯化钾注射液和没使用的一次性针管扔到我住的楼房前面的垃圾堆里。”
值得庆幸的是，李某觉得氯化钾注射之后疼得有些受不了，又叫来了护士。该医院的护士在查看之后发现了异样，迅速对李某进行了救治，并拨打了报警电话。
据了解，苏某在被抓的时候已经怀孕三个月了，李某动了恻隐之心，为其出具了刑事谅解书，并放弃了16万元的赔偿。她说自己可以给苏某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法院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原审法院认为，苏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苏某已经着手实行故意杀人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苏某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罪行，可以从轻处罚。苏某取得被害人的谅解，酌情从轻处罚。判决：一、苏某犯故意杀人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二、扣押在案的物品，由侦查机关依法处理。
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后认为，上诉人苏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上诉人苏某已经着手实施故意杀人行为，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系犯罪未遂，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上诉人苏某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可酌情从轻处罚。原判认定上诉人苏某犯故意杀人罪（未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华商报）#洞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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