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科技警花”余行江荣获全国“最美基层民警”提名奖并赴京领奖，快来听听她的获奖心路】
重庆之声1月14日讯 近期，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近日向全社会宣传发布2021“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在17名提名奖获得者中，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民警余行江赫然在列。而在“时代的奋斗者—2021年重庆市最美渝警楷模发布仪式”上，余行江也荣膺“最美渝警楷模”称号。
很少走到前台的科信民警余行江，日常工作是什么样子？她是如何与科技信息化结缘的？科技对未来公安工作将起到什么重要作用？记者与赴京领奖、载誉而归的余行江面对面对话，说起了这位“科技警花”背后的故事。她说：“成绩属于团队，荣誉代表过去。新的一年，将在为民生造福的路上轻装上阵，接续奋斗”。
科信民警不坐办公室 常常出警跑外勤
记者：什么是科信民警？你是如何与科信结缘的？
余行江：在大多数人眼里，甚至不少同事眼里，科信民警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搞技术的，其实不然，我经常奔走在一线。
我刚入警那会儿，公安网络通信基础设施不像如今这么完善，我们九龙坡区公安分局使用的基站建设在白市驿凉风垭的大山上，供电全靠山下一户人家的线路接入。
这户人家住着一对老夫妇，尽管不需要他们出电费，可节约惯了的大爷大妈总是动不动便拉闸。我只能三天两头去给大爷大妈做工作，总算让分局的网络通信有了保障。
那会九龙坡开始布局监控摄像头，前期有450个，每一个我都要实地调试，以确保摄像头能高效运行。当时安装的摄像头功能很落后，普通民警根本无法直接调取监控查看。因此哪怕深更半夜，只要同事们有需要，都只能把我叫来“出警”。
记得2011年抓捕周克华那次，除了各单位的案侦精英，像我这样的科信民警都纷纷上阵，帮着调取查看大量视频资料，最终让周克华的影踪逐渐清晰。
不过也正是这些工作经历，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公安工作在科技信息化方面的薄弱。后来随着运营商建设更稳定的基站以及高清数字化摄像头的引入，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技术创新。
高空坠物悲剧成为挥之不去的执念
记者：你谈到的技术创新有哪些？是怎么得来的呢？
余行江：我和同事们参与开发的公安科技创新很多，例如“涉案财物跟踪管理系统”“警务随行工作App”“毒驾人员初筛检测App”“复工复产企业人员信息申报平台”“护校贴心帮”等，这些系统在打击犯罪、科技赋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校园护航等领域都起到了不小作用。
特别是我们开发了全国首个“瞭望者”高空抛物智能预警监测系统，解决了此类疑难案事件追溯难、取证难、问责难的问题。
说起开发灵感，还得提起当年的“天降叉棍案”。那时候我还在读研究生，得知九龙坡区渝州交易城2号楼下，一根铁棍从天而降，插进了一位路过市民的头顶，致其终身残疾，我很是震惊，对此事一直都很关注。
随后我了解到，事后警方虽然投入大量警力进行查证侦办，但始终没有关键证据，无法认定谁是真正唯一的肇事者。最终法院判决该楼47家户主共同赔偿伤者近26万元费用。
入警后，我接触到越来越多类似的高坠伤人案事件，让我越发难受。我一直在想，难道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吗？我认为，如能解决移动物体侦测抓拍问题，完全可以做出一套抓拍定位高空抛物系统。
我的想法得到了分局领导的大力支持。2020年初，我们组建了一支5人攻坚团队，与一家移动数据算法科技公司合作，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半年建模测试和算法调整。
那段时间，熬夜是家常便饭，我直接将折叠床搬到了办公室。当时就像着了魔一样，满脑子都是数据。那段时间眼睛一闭全是高楼和密密麻麻的窗户。终于在半年后，我们预警监测系统的初代产品正式问世并投入了实战。
我们刚将系统投入使用几天后，就有一只锅铲从渝州交易城5号楼扔出，被我们的系统逮个正着。在确凿证据面前，肇事者无话可说，独自完成了相应赔偿。
记者：“瞭望者”的预警功能是怎样运行的？
余行江：最初的版本虽然实现了抓拍取证、事后追溯功能，但如果只用于取证，只能算亡羊补牢。
于是，我们希望系统能从检测提升到预警。接下来，我带领团队继续闯关攻坚，目标是将“事后追溯取证”升级为“主动预防监测”，并智能联网于社区防控管理一线。
技术上难关太多，团队四处求助全国相关专家，现在已经记不清打了多少求助电话。几个月后，“瞭望者”2.0系统面世，与第一版相比，2.0系统可以24小时巡视监管区域。一旦发生高空抛物，系统不仅会自动生成一张标记抛物时间、抛物位置等信息的全景轨迹图和一段6至10秒的关联抛物视频，还会将其归档为一条抛物记录，一方面存储于视频云平台，一方面将该条信息推送至辖区派出所和相关物业负责人的移动终端。
根据抛物记录，社区民警和物业人员可以立即上门核查、劝诫，同时采集抛物人特征信息，录入系统后台。
同时，有了大量数据支撑，系统会自动整理并分析点位频次、高发时段等，形成风险预警模型，为查证、回溯、预警和化解矛盾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2.0系统试用成功的那一天，看着战友和围观群众的一片欢腾，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想原地坐下来，哭一场也罢，笑一场也罢，或者就干脆啥也不做，听听风声看看云朵，都美好，都开心。
让科技信息化助力公安工作更好为群众服务
记者：未来，科技对公安工作会产生什么影响？
余行江：现在警力有限、警情多的问题日益突出。针对基层办案，我们在逐渐引入高清数字化摄像头、联网基层民警警务手机，让办案人员也能实时调看监控，不再来回折腾，极大提高办案效率。
针对校园安全，我们依托全区视频工程建设成果，利用大数据、视频云、物联感知技术，创建出校园安全智能管控系统“护校贴心帮”，在特殊时段对特定群体实施特殊保护。有孩子离校失联，“护校贴心帮”只用10分钟便锁定其位置，“指引”民警迅速将其找到。
在信息化社会和大数据时代，用智慧信息和科技创新做武器，是对警力最大的解放和补充。但任何一项科技创新项目，都不会凭空出现，作为一名科信民警，这里是我的战场，群众关心的、需要的，就是我们的研发方向，我将用我的努力，让“智慧警务”服务百姓民生。
重庆之声记者康桥
重庆之声1月14日讯 近期，中央宣传部、公安部近日向全社会宣传发布2021“最美基层民警”先进事迹，在17名提名奖获得者中，重庆市公安局九龙坡区分局民警余行江赫然在列。而在“时代的奋斗者—2021年重庆市最美渝警楷模发布仪式”上，余行江也荣膺“最美渝警楷模”称号。
很少走到前台的科信民警余行江，日常工作是什么样子？她是如何与科技信息化结缘的？科技对未来公安工作将起到什么重要作用？记者与赴京领奖、载誉而归的余行江面对面对话，说起了这位“科技警花”背后的故事。她说：“成绩属于团队，荣誉代表过去。新的一年，将在为民生造福的路上轻装上阵，接续奋斗”。
科信民警不坐办公室 常常出警跑外勤
记者：什么是科信民警？你是如何与科信结缘的？
余行江：在大多数人眼里，甚至不少同事眼里，科信民警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搞技术的，其实不然，我经常奔走在一线。
我刚入警那会儿，公安网络通信基础设施不像如今这么完善，我们九龙坡区公安分局使用的基站建设在白市驿凉风垭的大山上，供电全靠山下一户人家的线路接入。
这户人家住着一对老夫妇，尽管不需要他们出电费，可节约惯了的大爷大妈总是动不动便拉闸。我只能三天两头去给大爷大妈做工作，总算让分局的网络通信有了保障。
那会九龙坡开始布局监控摄像头，前期有450个，每一个我都要实地调试，以确保摄像头能高效运行。当时安装的摄像头功能很落后，普通民警根本无法直接调取监控查看。因此哪怕深更半夜，只要同事们有需要，都只能把我叫来“出警”。
记得2011年抓捕周克华那次，除了各单位的案侦精英，像我这样的科信民警都纷纷上阵，帮着调取查看大量视频资料，最终让周克华的影踪逐渐清晰。
不过也正是这些工作经历，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公安工作在科技信息化方面的薄弱。后来随着运营商建设更稳定的基站以及高清数字化摄像头的引入，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技术创新。
高空坠物悲剧成为挥之不去的执念
记者：你谈到的技术创新有哪些？是怎么得来的呢？
余行江：我和同事们参与开发的公安科技创新很多，例如“涉案财物跟踪管理系统”“警务随行工作App”“毒驾人员初筛检测App”“复工复产企业人员信息申报平台”“护校贴心帮”等，这些系统在打击犯罪、科技赋能、疫情防控、复工复产、校园护航等领域都起到了不小作用。
特别是我们开发了全国首个“瞭望者”高空抛物智能预警监测系统，解决了此类疑难案事件追溯难、取证难、问责难的问题。
说起开发灵感，还得提起当年的“天降叉棍案”。那时候我还在读研究生，得知九龙坡区渝州交易城2号楼下，一根铁棍从天而降，插进了一位路过市民的头顶，致其终身残疾，我很是震惊，对此事一直都很关注。
随后我了解到，事后警方虽然投入大量警力进行查证侦办，但始终没有关键证据，无法认定谁是真正唯一的肇事者。最终法院判决该楼47家户主共同赔偿伤者近26万元费用。
入警后，我接触到越来越多类似的高坠伤人案事件，让我越发难受。我一直在想，难道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吗？我认为，如能解决移动物体侦测抓拍问题，完全可以做出一套抓拍定位高空抛物系统。
我的想法得到了分局领导的大力支持。2020年初，我们组建了一支5人攻坚团队，与一家移动数据算法科技公司合作，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半年建模测试和算法调整。
那段时间，熬夜是家常便饭，我直接将折叠床搬到了办公室。当时就像着了魔一样，满脑子都是数据。那段时间眼睛一闭全是高楼和密密麻麻的窗户。终于在半年后，我们预警监测系统的初代产品正式问世并投入了实战。
我们刚将系统投入使用几天后，就有一只锅铲从渝州交易城5号楼扔出，被我们的系统逮个正着。在确凿证据面前，肇事者无话可说，独自完成了相应赔偿。
记者：“瞭望者”的预警功能是怎样运行的？
余行江：最初的版本虽然实现了抓拍取证、事后追溯功能，但如果只用于取证，只能算亡羊补牢。
于是，我们希望系统能从检测提升到预警。接下来，我带领团队继续闯关攻坚，目标是将“事后追溯取证”升级为“主动预防监测”，并智能联网于社区防控管理一线。
技术上难关太多，团队四处求助全国相关专家，现在已经记不清打了多少求助电话。几个月后，“瞭望者”2.0系统面世，与第一版相比，2.0系统可以24小时巡视监管区域。一旦发生高空抛物，系统不仅会自动生成一张标记抛物时间、抛物位置等信息的全景轨迹图和一段6至10秒的关联抛物视频，还会将其归档为一条抛物记录，一方面存储于视频云平台，一方面将该条信息推送至辖区派出所和相关物业负责人的移动终端。
根据抛物记录，社区民警和物业人员可以立即上门核查、劝诫，同时采集抛物人特征信息，录入系统后台。
同时，有了大量数据支撑，系统会自动整理并分析点位频次、高发时段等，形成风险预警模型，为查证、回溯、预警和化解矛盾提供强大技术支撑。
2.0系统试用成功的那一天，看着战友和围观群众的一片欢腾，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就想原地坐下来，哭一场也罢，笑一场也罢，或者就干脆啥也不做，听听风声看看云朵，都美好，都开心。
让科技信息化助力公安工作更好为群众服务
记者：未来，科技对公安工作会产生什么影响？
余行江：现在警力有限、警情多的问题日益突出。针对基层办案，我们在逐渐引入高清数字化摄像头、联网基层民警警务手机，让办案人员也能实时调看监控，不再来回折腾，极大提高办案效率。
针对校园安全，我们依托全区视频工程建设成果，利用大数据、视频云、物联感知技术，创建出校园安全智能管控系统“护校贴心帮”，在特殊时段对特定群体实施特殊保护。有孩子离校失联，“护校贴心帮”只用10分钟便锁定其位置，“指引”民警迅速将其找到。
在信息化社会和大数据时代，用智慧信息和科技创新做武器，是对警力最大的解放和补充。但任何一项科技创新项目，都不会凭空出现，作为一名科信民警，这里是我的战场，群众关心的、需要的，就是我们的研发方向，我将用我的努力，让“智慧警务”服务百姓民生。
重庆之声记者康桥
#钱学森回国半年提交中国导弹奠基之作# 【钱学森：毕生为强国】1956年春天，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王淦昌等600多位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制定“十二年规划”大会。作为火箭技术专家，钱学森与王弼、沈元、任新民等合作，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议》，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国家长远规划。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说，你们搞航空工程的人应该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最弱的就是没有自己的飞机，所以你们应该制造飞机。钱学森在会上说，不对，我们现在还没有掌握飞机制造材料和发动机等方面的技术，需要从国外买，花钱太多；应该先搞导弹，因为导弹不会花那么多钱，而且，“我们已经掌握了导弹技术”。
1956年2月，钱学森给国务院写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自此，我国的导弹研制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3月14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周恩来委托聂荣臻领导航委工作。聂荣臻很快提出建导弹研究机构的方案，并得到中央军委批准。
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车道沟兵器招待所，聂荣臻宣布：开展导弹研究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他鼓励大家：“在座各位是中国火箭事业的‘开国元勋’，现在人手虽然少，但只要大家团结一心，艰苦奋斗，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一定会有美好的前景。”
4个月后，1957年2月1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任命钱学森为五院院长，那一年他46岁。周恩来曾嘱咐聂荣臻：“好好对待钱学森，科学家是我们国家的精华，他是科学家的一个代表。”
聂荣臻将五院的工作方针定为：“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成果。”聂力在书中说：“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之初，苏联曾给予中国较大的帮助。”早在1955年4月，中苏达成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7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一台1.2米直径回旋加速器的协议；1957年初，苏联同意从中国留苏学生中抽出70多人改学导弹新技术专业。
1957年9月7日，由聂荣臻任团长，宋任穷、陈赓任副团长，钱学森、李强等为团员的“中国政府工业代表团”，乘专机从北京南苑机场飞赴苏联。
飞机上，聂荣臻和钱学森讨论苏联P-2导弹。钱学森判断说，苏联的这种导弹是从德国的V-2火箭演化而来的。
下面是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
“造它，你有把握吗？”聂荣臻问。
“就看这次去苏联的结果了，只要他们肯提供有关的设备和火箭样品，保证能行。”钱学森说。
“你觉得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说，困难就像老鼠，听见脚步声就吓跑了吗……”
10月15日，中苏代表团在苏联国防部大楼举行签字仪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这是两国历史上有名的《国防新技术协定》，也称为《10月15日协定》。
这时，苏联和美国都已爆炸了氢弹，并成功研制了洲际导弹。而此前一天，10月1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研制导弹、原子弹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钱学森身兼五院院长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异常繁忙。这时，一位得力的同事和朋友来到了他身边。
1939年，郭永怀考取庚子赔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并于1941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师从冯·卡门，与钱学森相识、相知，两人曾合作，最早在跨声速流动问题中引入上下临界马赫数的概念。1946年，钱学森推荐郭永怀到康奈尔大学，担任新成立的航空工程学院副教授。在钱学森的鼓励下，1956年10月，郭永怀带着妻子和女儿回到祖国，出任力学所副所长。
钱学森与郭永怀最相知，1957年，当有关方面询问谁最适合担任我国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的人选时，钱学森推荐了郭永怀。
郭永怀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事业贡献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1968年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1999年被追认为“两弹一星元勋”。
1960年7月，正当我国仿制P-2导弹进行到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导弹研制遇到困难。毛泽东果断决定：自力更生，发展我国尖端技术。聂荣臻指示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一定要搞出来。”
我国将仿制的P-2导弹称为“东风一号”，射程达590公里。1960年11月5日上午9时，“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试射成功。聂荣臻在庆祝会上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约一年半后，五院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东风二号”进行首次试射，失败了。聂荣臻指示：失败了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提出“五院在技术上应由钱学森当家”。经过多次大型地面和发动机试验，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全程试射圆满成功。
3个月后，1964年10月15日，新疆罗布泊上空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6日深夜22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人民日报》随即在北京各地散发了套红大字的《人民日报号外》。
美籍华人记者赵浩生曾写道：“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蘑菇状烟云是怒放的中国民族的精神花朵；那以报纸、广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的万金家书。”
在“东风二号”的研制过程中，聂荣臻提出要把它与核武器结合起来。他在1963年9月3日指示：“我们装备部队的核武器，应该以导弹为运载工具作为发展方向，飞机很难在现代条件下作为运载核武器的有效工具。”
但此时，“两弹结合”仍是一个梦想。
因为装到导弹上的核弹头，比起核航弹来，体积和重量都要大大缩小，要求也更加复杂和苛刻，研制难度很大。聂荣臻提议钱学森和钱三强共同主持这项工作。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中国的科学家们就解决了导弹和核弹头结合的问题。下一步就是试验。
这是一项只能成功不许失败的试验。当初，美国、苏联搞类似试验，都是把弹头打到国土以外荒无人烟的海岛上，但中国只能打在自己的国土上，稍有差错，就相当于在自己的头上扔下一颗原子弹，将伤及祖国和人民。顶着这样的压力，钱学森在基地上连续工作了100多天。
1966年10月27日上午9时整，在酒泉导弹发射基地，核导弹喷射出橙黄色火焰，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拔地而起，划破云霄，冲向蓝天，9分14秒时，精确击中目标。
第二天，即1966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的文章写道：“一位20年前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次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讽。1950～1955年的5年间，美国政府成为这位科学家的迫害者，将他视为异己的共产党分子予以拘捕，并试图改变他的思想，违背他的意愿滞留他，最后才放逐他出境，回到自己的祖国。”
外电评论，罗布泊的巨响震动了全世界，中国闪电般的进步像神话一样不可思议。
这一年，我国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
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3个月，美国也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人积极倡导中国也造人造地球卫星。1958年5月17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这一年，中科院成立“中国科学院581工作小组”，以钱学森为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为副组长，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科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
8月20日，聂荣臻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卫星的事：“大型卫星上天是洲际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
但由于受之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等，卫星的研制被搁置了。1964年底，“两弹结合”试爆成功后，沉默许久的卫星又被提上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
1965年1月，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一份建议书，谈到应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的事。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我国应重新上马人造卫星的研制。5月，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部的报告，将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因为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该项任务的代号被确定为“651”。
这时，钱学森提出不要专为发射人造卫星研制运载火箭，而是将导弹和探空火箭结合起来，组成卫星的运载火箭。1965年，“长征-1号”和“东风-4号”火箭同步开始研究。
这一年9月，中科院组建卫星研究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然而，“文革”给刚起步的卫星研制造成灾难性影响。
1968年2月，在聂荣臻的支持下，根据钱学森的建议，中央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成立了空间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卫星工作得以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但也就是在这时，作为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含冤去世。钱学森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0年4月2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等在酒泉发射基地，成功利用“长征-1号”发射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乐曲时，不仅中国而且世界也听到了歌声。三天后出版的《费城问讯报》写道：“这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钱（学森）做了这项工作。”
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全文：https://t.cn/A6MXsZKg
道歉信:
今天下午放学打算边听歌边练字，打开网易云突然想看看大啦最近状态怎么样，发现大啦最近对我很失望，大概率也比较气愤。或许不是最近，以前可能也会对我有这种感觉。确实，我承认我是那种几乎不会主动找任何人聊天的人，不只是对大啦，前两天我和艺的火花也灭了。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大啦有一次说谁(我不记得了)从不主动找人出来玩。其实当时我就在想，我不就是这种人吗。我几乎不主动找别人出来玩，我会怕给别人带来麻烦，万一别人不想出门，为了迎合我而不得不答应，感觉这样不是很好。当然我也承认，我确实是个不太喜欢出门的人，但是朋友约我出门的话，我是非常乐意的。我喜欢和朋友待在一起。
因为前学委有事不能继续任职了，我当上了学委。学委平时确实没啥事，不过前几天综测的事情，真的忙坏了。俗话说得好“学校越垃圾，班委事越多”。我们搞综测没有具体的平分标准，遇到一项不明确的就要问。恰巧我们这学期换了新辅导员，她才来这个学校几个星期而已，她只会让我们去找前钱书记(也是我们上一任辅导员)。我们一个专业的四个班只能一起商量出一个统一的结果。有一项跟其他班不统一的就要再检查、修改，测评小组反复被叫到一起。刚开始是检查自己班的综测表，后来又要审查其他班或者其他专业的综测表。因为专业不同，评分标准有的地方也不同，反复改反复问。上周五那天上午的课都没上完就被紧急叫去搞综测，我们班综测小组的同学嫌麻烦，最后加上我就两个同学去的。我们两个人审了三个班一百多份的综测表，午饭也没吃上，还是临下午上课前的两分钟从办公室跑到来上课教室的。下午两节大课放学和室友在食堂吃饭，当时麻辣香锅还没炒好，就接到了班长的电话，让我去办公室搞综测的事情，她一说出口，我一下就绷不住了，不过还是怕丢人忍住没有哭出来。因为学委是综测的负责人，每做好一份综测排名表就要发到班群里让同学提出疑问，接下来就会有各种人质问我。“为什么我这个没加分？”“为什么ta那个加分了？”“综测让你们搞公平吗？”加减分都是统一的啊，你们奖项不一样，不是每个奖都可以加分的。综测的最后结果是每个班互相评的，每个班的最终综测结果不是出自对应班级的学委之手的啊。而且辅导员一会想一出，我办公室、教室、打印店来回跑，打印了那么多表格也没人给我报销啊？因为教室离宿舍实在是有点远，有次没带电脑，就让室友帮忙改一下。因为格式原因，室友也不会搞，她们也查了半天才搞好。期间，我听到了一个室友的抱怨声，那天综测结束后，我又去超市买了零食给她们。
后来通知四级照片要在19号之前汇总好交。因为学校系统问题，过了一个时间点，学籍照片就不在了。只能我们几个学委一起去考务处找老师。说到这里真的好生气，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看班群里的通知，四级的事情那么重要都不关心。照片都统一交掉了，才来找我，问我为什么你报不了名。就无语啊，群里说的那么清楚，别人都知道，就你们不知道？一个两个来找我就算了，五六个人在不同时间段问我，就算我不嫌烦，我几次三番的找考务处的老师，我都不好意思了。你们一句话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还得客客气气的去为你们找老师。
还有我们班长，是真的事儿。和你一个寝室的女生诶，因为生病没来上课，也没来得及请假，老师又没有点名，让她后来去补张假条就好了啊。你非得让我问她要假条。明明就是你要我记她旷课，况且老师不知道的话，这种记旷课得罪人的事为什么要我干？你却当着她的面说是我必须要见到假条。要不是她打电话来质问我，我给她看了聊天记录，那我在她心里就是恶人一个了。真的就很无语。当着她的面一套说辞，在我这里又是另一种说法。今天那个女生来我们寝室从三点多一直吐槽到快五点才走。
好了，吐槽结束，言归正传。看到大啦说的，确实挺难过的，因为我在她心里是那种形象。现在回想起来就算是搞综测的事情，我也就只有两天是忙的抽不出时间，其他时间我应该主动找大啦的，哪怕是去找大啦吐槽也不会让大啦那么失望。我需要改正，作为朋友我应该主动才对。况且她还比我晚了两个小时的时差。小学同学一毕业就没了联系，初中也是，大概率是我不主动的原因吧。其实我很感谢大啦，谢谢大啦和我成为了朋友，也感谢大啦让我结识了yzj，syz，hyf，有你们真好。很抱歉给你带来了这种形象，我会改变自己，也会慢慢让你改变对我的看法。还有艺也是，抱歉让你一点点失去了和我聊天的兴趣。虽然我知道你们看不到这篇道歉信，因为我还是没有勇气去直接告诉你们，但是我会用行动证明给你们看的。再次说声对不起我的好朋友们，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
(下面的图是部分证明我去搞综测和四级的聊天证明，因为群太多了，有点乱，就整个截图了，主要你们也看不到)
今天下午放学打算边听歌边练字，打开网易云突然想看看大啦最近状态怎么样，发现大啦最近对我很失望，大概率也比较气愤。或许不是最近，以前可能也会对我有这种感觉。确实，我承认我是那种几乎不会主动找任何人聊天的人，不只是对大啦，前两天我和艺的火花也灭了。
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大啦有一次说谁(我不记得了)从不主动找人出来玩。其实当时我就在想，我不就是这种人吗。我几乎不主动找别人出来玩，我会怕给别人带来麻烦，万一别人不想出门，为了迎合我而不得不答应，感觉这样不是很好。当然我也承认，我确实是个不太喜欢出门的人，但是朋友约我出门的话，我是非常乐意的。我喜欢和朋友待在一起。
因为前学委有事不能继续任职了，我当上了学委。学委平时确实没啥事，不过前几天综测的事情，真的忙坏了。俗话说得好“学校越垃圾，班委事越多”。我们搞综测没有具体的平分标准，遇到一项不明确的就要问。恰巧我们这学期换了新辅导员，她才来这个学校几个星期而已，她只会让我们去找前钱书记(也是我们上一任辅导员)。我们一个专业的四个班只能一起商量出一个统一的结果。有一项跟其他班不统一的就要再检查、修改，测评小组反复被叫到一起。刚开始是检查自己班的综测表，后来又要审查其他班或者其他专业的综测表。因为专业不同，评分标准有的地方也不同，反复改反复问。上周五那天上午的课都没上完就被紧急叫去搞综测，我们班综测小组的同学嫌麻烦，最后加上我就两个同学去的。我们两个人审了三个班一百多份的综测表，午饭也没吃上，还是临下午上课前的两分钟从办公室跑到来上课教室的。下午两节大课放学和室友在食堂吃饭，当时麻辣香锅还没炒好，就接到了班长的电话，让我去办公室搞综测的事情，她一说出口，我一下就绷不住了，不过还是怕丢人忍住没有哭出来。因为学委是综测的负责人，每做好一份综测排名表就要发到班群里让同学提出疑问，接下来就会有各种人质问我。“为什么我这个没加分？”“为什么ta那个加分了？”“综测让你们搞公平吗？”加减分都是统一的啊，你们奖项不一样，不是每个奖都可以加分的。综测的最后结果是每个班互相评的，每个班的最终综测结果不是出自对应班级的学委之手的啊。而且辅导员一会想一出，我办公室、教室、打印店来回跑，打印了那么多表格也没人给我报销啊？因为教室离宿舍实在是有点远，有次没带电脑，就让室友帮忙改一下。因为格式原因，室友也不会搞，她们也查了半天才搞好。期间，我听到了一个室友的抱怨声，那天综测结束后，我又去超市买了零食给她们。
后来通知四级照片要在19号之前汇总好交。因为学校系统问题，过了一个时间点，学籍照片就不在了。只能我们几个学委一起去考务处找老师。说到这里真的好生气，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看班群里的通知，四级的事情那么重要都不关心。照片都统一交掉了，才来找我，问我为什么你报不了名。就无语啊，群里说的那么清楚，别人都知道，就你们不知道？一个两个来找我就算了，五六个人在不同时间段问我，就算我不嫌烦，我几次三番的找考务处的老师，我都不好意思了。你们一句话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还得客客气气的去为你们找老师。
还有我们班长，是真的事儿。和你一个寝室的女生诶，因为生病没来上课，也没来得及请假，老师又没有点名，让她后来去补张假条就好了啊。你非得让我问她要假条。明明就是你要我记她旷课，况且老师不知道的话，这种记旷课得罪人的事为什么要我干？你却当着她的面说是我必须要见到假条。要不是她打电话来质问我，我给她看了聊天记录，那我在她心里就是恶人一个了。真的就很无语。当着她的面一套说辞，在我这里又是另一种说法。今天那个女生来我们寝室从三点多一直吐槽到快五点才走。
好了，吐槽结束，言归正传。看到大啦说的，确实挺难过的，因为我在她心里是那种形象。现在回想起来就算是搞综测的事情，我也就只有两天是忙的抽不出时间，其他时间我应该主动找大啦的，哪怕是去找大啦吐槽也不会让大啦那么失望。我需要改正，作为朋友我应该主动才对。况且她还比我晚了两个小时的时差。小学同学一毕业就没了联系，初中也是，大概率是我不主动的原因吧。其实我很感谢大啦，谢谢大啦和我成为了朋友，也感谢大啦让我结识了yzj，syz，hyf，有你们真好。很抱歉给你带来了这种形象，我会改变自己，也会慢慢让你改变对我的看法。还有艺也是，抱歉让你一点点失去了和我聊天的兴趣。虽然我知道你们看不到这篇道歉信，因为我还是没有勇气去直接告诉你们，但是我会用行动证明给你们看的。再次说声对不起我的好朋友们，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
(下面的图是部分证明我去搞综测和四级的聊天证明，因为群太多了，有点乱，就整个截图了，主要你们也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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