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城县_百度百科》方城县，隶属河南省南阳市。位于河南省西南部。南阳盆地东北出境之要冲，南依南阳市宛城区，北邻平顶山市，被称为南阳的北大门。截至2021年5月，方城县辖14个镇、1个民族乡、4街道，另有1个林场。。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方城县常住人口873731人。方城古称裕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始于夏代、为禹贡豫州之域，春秋为楚地，是中国丝绸之路发源地之一。现存中华曾氏祖根地：古缯国遗址、天下第一古长城：楚长城；三国时期古战场：博望故城；东汉湖阳公主修真之所：炼真宫、佛沟摩崖石刻等文化遗址。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法圣汉廷尉张释之、西汉著名外交家、丝绸之路开拓者博望侯张骞等历史文化名人故里。2019年5月9日，经省级专项评估检查，达到脱贫摘帽标准，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2020年7月29日，入选2019年重新确认国家卫生乡镇（县城）名单。https://t.cn/A66ZsUlL

【郧阳“太史公”冷遇春去世 享年104岁曾参与编撰多部地方文史著作】12日20时许，被称为郧阳“太史公”的十堰历史学者冷遇春因病辞世，昨日骨灰安葬于十堰公墓，享年104岁。

冷遇春，1919年1月12日出生于郧县（现郧阳区）一户贫民家庭。聪明好学的他，先后考入湖北省立第八师范学校、国立湖北师范学院。1954年，他在郧阳师范（后更名为郧阳师专，现为汉江师范学院）任教，1982年离休后仍坚持授课，直至1986年才正式离开教学岗位，从此致力于诗、史、文、论写作，特别是郧阳地方历史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创作。

从1987年主编《郧县体育志》开始，冷遇春先后参与编撰《郧县志》《郧县文史资料》《郧阳抚治两百年》《郧故串珠》《郧阳历史文化探研》《先秦诗教志》《武当诗联·老骥嘶郧》等地方文史著作。

鉴于其艺术成就，他的生平和成就介绍被分别录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华诗人大词典》《中国文学艺术界名人大典》《中国当代楹联艺术家大辞典》《世界华文诗词艺术家大辞典》等。

“老骥嘶郧不为槽，秦巴春秋唤人晓。日照何虑黄昏近，夕阳景观亦如朝。”这是冷老生前创作的一首诗词，亦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老人的儿子冷荣平告诉记者，“父亲去世前，念念不忘的还是自己著作的整理、出版。”

目前，冷遇春撰写的《写作导航》正在印刷。另一本以其个人回忆录的形式描写和反映汉水流域及十堰市（古郧阳）100年来的历史变迁与文化特色的《我的百岁生涯·回忆录》，正在整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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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郧阳史志界，流传“无冷不成史，无冷不成志”

冷遇春：惜时如金笔耕不辍

生命不息，创作不止。在郧阳史志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无冷不成史，无冷不成志。”冷老生前编纂的《郧阳抚治两百年》《郧故串珠》《老骥嘶郧》等，填补了郧阳地区史志空白，被人们尊称为“郧阳太史公”。

“史立郧阳，文补抚治。高山仰止，长河舒袖。病榻之前不释卷，只争朝夕留史说。手中一支笔，著史明志，鉴往涵今；心中一团火，守望信念，光照未来。”这是郧阳“太史公”冷遇春被评为十堰首届“最美长者”的颁奖词，也是对其一生的最好写照。

惜时如金，晚年仍笔耕不辍

近年来，记者曾多次前往柳林新村一栋家属楼，拜访与儿子冷荣平同住的冷遇春老人。书房里，密密麻麻地摆放着史书，从《二十四史》到各地史志一应俱全，书桌上总是摆放着放大镜。每次进门，都能看到老人正在伏案写作或阅读。

冷荣平说，父亲拒绝一切不必要的活动，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通宵达旦埋首于古书中。仅考证依据的35种史书资料中的必阅部分就重达几十公斤，就是通读一遍也得一年两载，所摘抄的资料多达百万字。他曾多次建议父亲多休息，可老人总说“表钟犹响针难停，太阳未落霞不收”，自己要分秒必争，多为后人留下一些文化遗产。

几年前的一天，老人又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查找史书资料，不料突然心脏疼痛晕倒在地。送到医院后，医生诊断为冠心病，且心脏衰竭，需要马上接受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

冷老得知自己病情危急，但手术风险很大，含泪哀求医生：“有些史实只有我知道，我不想把它们带走，我必须写完，一代代传承下去，求求你多给我一些时间完成史书。”经过会诊，医生冒着极大危险，成功为冷老植入心脏起搏器。

住院期间，他让儿子将史实资料带到医院，只要稍微清醒就捧书而读。出院回到家，他不顾家人劝阻，立即投入创作。

治学严谨，一词一句皆要言之有据

创作中的冷遇春常说：“立史言犹如立己身，诉之他人，关乎四方……故言事务求其实，言人必重其德，言言必合其理。只有精益求精、不断完善，才无愧于历史。”

幼子冷小平回忆，编写《郧县志》时，父亲发现许多史书上对“郧县”名字的由来介绍不正确，民间也有不少误传。为此，他在《郧县报》上发表了题为《郧县何以得名》的文章，旁征博引为“郧县”正名，避免了以讹传讹。

在郧阳地区志办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冷遇春在论文《论新方志的整体性》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部分史实资料偏听偏信、不够严谨，强调编史工作“必须端其观点、正其失误、去其浮泛、补其遗漏、使之趋于完整”。

他这种敢于质疑权威、不留情面的求证态度“得罪”了一些人。有的人曾背地里称他“古板的老头”。不过，认真阅读他著作的人无不被冷老师的严谨治史精神所折服。

在编写《郧阳抚治两百年》期间，已到耄耋之年的冷遇春为了查证史实，几乎翻遍了汉江师范学院图书馆馆藏的几百本《明实录》《清实录》等史书，同时还购回《二十四史》《明史》《清史》等数万元的图书资料在家查阅。为了进一步获得全面、系统、准确的资料，他不顾年迈体弱，多次奔波于武汉、上海等地，进图书馆、档案馆，拜访知情人，有时还写信给有关部门及国内外亲朋好友恳请帮助。

最终，呕心沥血出版的《郧阳抚治两百年》，发掘和再现了明清时期郧阳“地辖楚、豫、陕、川四省边境五十余州县，其史实连绵明、清两朝逾两百年，体现秦、巴、江、汉历经两朝十帝三千里世情风流”的史实，不仅填补了十堰史学著作的空白，也改变了人们对十堰历史面貌的认识。因此，该书被地方史学界奉为“十堰历史文献中的珍品”。

老有所为，为十堰文明城市创建“代言”

“三千里汉江，百万年历史积淀，最璀璨夺目的这一段就在我们十堰境内。作为研究历史的人，去发掘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就是在为创建文明城市作贡献。”这是2017年冷遇春在柳林新村家中对记者说的话，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在十堰文明城市创建期间，冷遇春两次通过十堰晚报为文明城市创建“代言”。

“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十堰肯定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文明城市。”当时99岁很少出门的冷老说，家人每次出门回来后都会告诉他十堰文明城市创建期间的新变化。“听说现在市容市貌变化很大，说明全市上下都在努力……”

2019年4月3日，在冷老家中，他指着茶几上一摞厚厚的《十堰晚报》说，自己每天必读《十堰晚报》。“除了地理、探源，最喜欢的就是你们开设的‘志愿者风采’‘十堰正能量’‘争当文明使者我为文明代言’创文栏目……通过阅读，我了解到十堰文明城市创建期间的点点滴滴。”

“回首往事，改革开放40年来，十堰这座城市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特别是十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我感觉城市面貌、市民素质都有了很大提升。”说起身边的变化，冷老停不下来，“近年来，我觉得城市街道变得干净了，交通变得有秩序了，人与人之间也变得和善了……”

“全国文明城市是国家给予一个城市最高综合性荣誉称号，它反映了一个城市整体文明水平，是一个城市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和最有影响力的品牌。”冷老说，“我们每个十堰人都应该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当成自己的‘家事’来做，用心浇灌文明之花，以主人翁的姿态共建共享，以主人翁的风范捍卫城市的形象，让十堰的天更蓝、水更清、人更美。”

【黄今言：当前秦汉史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