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新诗的七点意见
郑敏
一、诗人的素质的提高,包括身心的素养。首先要有一颗真诚富有同情的诗心。诗不是庸俗情绪的容器,愤怒有深刻及泄愤之分。西方“愤怒的年轻人”与“垮掉的一代”绝不是痞子,他们的心是极为严肃和充满正义感的。走向生活不等于走向小市民,更不能以语言的卑俗来代表平民的立场。目前的新诗还谈不上有知识贵族的倾向,没有智育就谈不上文化素养。我们的知识结构,总的来说,是相对落后的。人类时至今日已无法以“自然人”自居。丰富的文化是现代人应有的素养,包括“返璞归真”也是一种文化。今天一定需要强调朴实的风格,把知识被作为点缀来卖弄则成为愚蠢。有知识不一定能写诗,但没有丰富的文化也会影响诗的深度,这总是一件憾事。最高的知性自然就会转化成悟性和智慧,而这后者是诗的灵魂。
二、历史感打通诗人的心灵与时代的联系。如果诗中有历史的声音和时代的痕迹,这种诗就属于大家之作。所谓历史感并非指作品写到历史事件,而是要体现人对这些历史事迹强烈深远的感受和领悟。在新诗领域里,我热切希望诗中有浓厚的历史感。这种现代的史诗不是以英雄主义为标志,而是无可避免的充满悲怆和深思。谁能接触今日时代的脉搏而听不见两次大战和乌托邦幻想的崩溃之声呢。
三、境界是汉语诗歌的宝贵传统,新诗在这方面应当有所继承和发展。境界是知性进入悟性高度后的一种审美智慧,这是我国汉诗不同于西方诗品的一种特殊的心灵美学。可惜白话诗自诞生以来就忽视、甚至否定诗的这种非口语的功能,因此在白话诗中鲜有这种境界。也许某些上世纪30年代的诗作,境界仍是诗人的追求,特别在废名的诗中。今天的新诗很像修在四合院遗址上的新楼,再难找到中国古典诗的境界,物化的冲击力抹去了飘忽的云片,然而云是美的,是遐想的载体。
四、诗歌可能是文学品种中最需要艺术转换的一种,这里创造超过表达,更不用说表面化的反映现实。生活素材进入诗必须经过一次艺术的发酵,然而,这种转换是无法强加给素材的。由于一些关于抒情和写实的简单化说法的影响,在很多的诗中抒情变成庸俗的宣泄,写实变成纯模仿,惟独创造被忽视了。创造力是当想象力与无意识触发出火花时所产生的能量,这种能量起着催化作用,让现实在瞬间转化成艺术的真实,以隐喻的方式呈现在作家的眼前,使得它成了现实的化身也即“诗”。这种无意识的介入并不能由上意识强求,因此是一种自发的转换运动。它使得诗歌脱离概念化、伪描述化等痕迹的干扰。这是一次想象力的飞翔,是一次危险而惊人的探险。转换的不成功就犹如空难。诗歌的语言突出地由暗喻与意象组成,而这些都只能产生在转换过程中。
五、中国新诗音乐性最难以解决的是平仄所构成的音乐性问题,无法如古典诗词那样有模式,不能充分发扬汉语特有的音调性音乐性,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诗人只能靠耳朵的模糊辨认来写作,因此新诗中不乏聱牙诘屈的诗行,读起来难以琅琅上口,这些对于新诗作者都是困惑,也是中国新诗难以与古典诗词媲美之处。这种音乐性的不足使中国新诗比拼音语言的西方诗歌略逊一筹,也是我们在发展新诗时应特别着力的一点。不是汉语本身缺乏音乐性,而是在我们放弃古典诗歌纯熟清湛的音乐后再也没有找到它的替身。要想有所突破,我们的语言学家应当更深入的研究汉语平仄的音乐规律性。
六、新诗目前面临一个读者危机。读者率的下降原因很多,与诗歌的现代性艺术强调跳跃,增加了阅读的难度有关,但与失去书法与绘画的支持也有关。古典诗词在书法、绘画的衬托下即使内容较艰深也仍能为人们所珍爱,我国诗书画在传统上一直相互促进,形成人们文化生活中重要的一景。所以我希望新诗也能有一部分在写作时采取类似绝句等整齐的诗行,以便能够争取到书法家、画家的兴趣,形成一种新诗的诗书画一体,这样就会使人们将诗看成日常生活中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七、关于主体性的反思。自从为了解放个人的自由心灵而提出文学的主体性后,中国新诗在这方面走过了一段很长的道路,将主观(主体)与客观(客体)、个人与群体相对立的情感成为一部分年轻诗人创作的动力,这种切断主客对话、个人与群体互动的倾向,使得很多诗人陷于狭窄的二元对抗思维,其中心就是一个无边膨胀的“我”。诚然“我”是应当受到尊重的,而且我在创造的泉眼不应受到奴役,但在一个二元对抗中的我,往往是盲目自封,脱离自然中万物和社会中各种力量的活泼运转,孤立于一切之外的自我狂人。这种“主体”当他在诗的王国中横冲直闯时,其对客观、他者的无礼粗暴必然造成重要的损失,诗人在尊重自身的同时更应当尊重他者,对宇宙保持虔诚的信仰,诗和音乐艺术都是需要我们用谦逊、虔诚来叩门的,在诗歌面前狂傲者必受惩罚,二元对抗的思维必然邀来狂傲、粗暴、心胸狭窄、全失诗人应有的气度,对自然粗暴招来愚蠢的人的自我膨胀,对他者粗暴只会再现了自己的愚蠢、浮浅,这些都不可能产生好诗。回顾我们近几十年的诗歌现象,这种主观、自我的无限夸大给我们的诗歌领域带来不少污染。
郑敏
一、诗人的素质的提高,包括身心的素养。首先要有一颗真诚富有同情的诗心。诗不是庸俗情绪的容器,愤怒有深刻及泄愤之分。西方“愤怒的年轻人”与“垮掉的一代”绝不是痞子,他们的心是极为严肃和充满正义感的。走向生活不等于走向小市民,更不能以语言的卑俗来代表平民的立场。目前的新诗还谈不上有知识贵族的倾向,没有智育就谈不上文化素养。我们的知识结构,总的来说,是相对落后的。人类时至今日已无法以“自然人”自居。丰富的文化是现代人应有的素养,包括“返璞归真”也是一种文化。今天一定需要强调朴实的风格,把知识被作为点缀来卖弄则成为愚蠢。有知识不一定能写诗,但没有丰富的文化也会影响诗的深度,这总是一件憾事。最高的知性自然就会转化成悟性和智慧,而这后者是诗的灵魂。
二、历史感打通诗人的心灵与时代的联系。如果诗中有历史的声音和时代的痕迹,这种诗就属于大家之作。所谓历史感并非指作品写到历史事件,而是要体现人对这些历史事迹强烈深远的感受和领悟。在新诗领域里,我热切希望诗中有浓厚的历史感。这种现代的史诗不是以英雄主义为标志,而是无可避免的充满悲怆和深思。谁能接触今日时代的脉搏而听不见两次大战和乌托邦幻想的崩溃之声呢。
三、境界是汉语诗歌的宝贵传统,新诗在这方面应当有所继承和发展。境界是知性进入悟性高度后的一种审美智慧,这是我国汉诗不同于西方诗品的一种特殊的心灵美学。可惜白话诗自诞生以来就忽视、甚至否定诗的这种非口语的功能,因此在白话诗中鲜有这种境界。也许某些上世纪30年代的诗作,境界仍是诗人的追求,特别在废名的诗中。今天的新诗很像修在四合院遗址上的新楼,再难找到中国古典诗的境界,物化的冲击力抹去了飘忽的云片,然而云是美的,是遐想的载体。
四、诗歌可能是文学品种中最需要艺术转换的一种,这里创造超过表达,更不用说表面化的反映现实。生活素材进入诗必须经过一次艺术的发酵,然而,这种转换是无法强加给素材的。由于一些关于抒情和写实的简单化说法的影响,在很多的诗中抒情变成庸俗的宣泄,写实变成纯模仿,惟独创造被忽视了。创造力是当想象力与无意识触发出火花时所产生的能量,这种能量起着催化作用,让现实在瞬间转化成艺术的真实,以隐喻的方式呈现在作家的眼前,使得它成了现实的化身也即“诗”。这种无意识的介入并不能由上意识强求,因此是一种自发的转换运动。它使得诗歌脱离概念化、伪描述化等痕迹的干扰。这是一次想象力的飞翔,是一次危险而惊人的探险。转换的不成功就犹如空难。诗歌的语言突出地由暗喻与意象组成,而这些都只能产生在转换过程中。
五、中国新诗音乐性最难以解决的是平仄所构成的音乐性问题,无法如古典诗词那样有模式,不能充分发扬汉语特有的音调性音乐性,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诗人只能靠耳朵的模糊辨认来写作,因此新诗中不乏聱牙诘屈的诗行,读起来难以琅琅上口,这些对于新诗作者都是困惑,也是中国新诗难以与古典诗词媲美之处。这种音乐性的不足使中国新诗比拼音语言的西方诗歌略逊一筹,也是我们在发展新诗时应特别着力的一点。不是汉语本身缺乏音乐性,而是在我们放弃古典诗歌纯熟清湛的音乐后再也没有找到它的替身。要想有所突破,我们的语言学家应当更深入的研究汉语平仄的音乐规律性。
六、新诗目前面临一个读者危机。读者率的下降原因很多,与诗歌的现代性艺术强调跳跃,增加了阅读的难度有关,但与失去书法与绘画的支持也有关。古典诗词在书法、绘画的衬托下即使内容较艰深也仍能为人们所珍爱,我国诗书画在传统上一直相互促进,形成人们文化生活中重要的一景。所以我希望新诗也能有一部分在写作时采取类似绝句等整齐的诗行,以便能够争取到书法家、画家的兴趣,形成一种新诗的诗书画一体,这样就会使人们将诗看成日常生活中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七、关于主体性的反思。自从为了解放个人的自由心灵而提出文学的主体性后,中国新诗在这方面走过了一段很长的道路,将主观(主体)与客观(客体)、个人与群体相对立的情感成为一部分年轻诗人创作的动力,这种切断主客对话、个人与群体互动的倾向,使得很多诗人陷于狭窄的二元对抗思维,其中心就是一个无边膨胀的“我”。诚然“我”是应当受到尊重的,而且我在创造的泉眼不应受到奴役,但在一个二元对抗中的我,往往是盲目自封,脱离自然中万物和社会中各种力量的活泼运转,孤立于一切之外的自我狂人。这种“主体”当他在诗的王国中横冲直闯时,其对客观、他者的无礼粗暴必然造成重要的损失,诗人在尊重自身的同时更应当尊重他者,对宇宙保持虔诚的信仰,诗和音乐艺术都是需要我们用谦逊、虔诚来叩门的,在诗歌面前狂傲者必受惩罚,二元对抗的思维必然邀来狂傲、粗暴、心胸狭窄、全失诗人应有的气度,对自然粗暴招来愚蠢的人的自我膨胀,对他者粗暴只会再现了自己的愚蠢、浮浅,这些都不可能产生好诗。回顾我们近几十年的诗歌现象,这种主观、自我的无限夸大给我们的诗歌领域带来不少污染。
《脱口秀大会》总决赛收割了多条热搜,其中有一条是“呼兰意难平”。数月前的白玉兰颁奖之夜,也有一条相似的热搜是在心疼热依扎。相似的情景,相似的心态,兴许还是相似的一拨人。呼兰参加《脱口秀大会》心疼热依扎的时候,他们骂童瑶。心疼呼兰的时候,他们骂谢娜。他们觉得谢娜一边说自己喜欢呼兰,一边又不给呼兰拍灯,是两面派。可是他们也不想一想,就算谢娜是两面派,她怎么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自己的两面派。作为一个靠临场反应吃饭的成熟艺人,谢娜怎么可能公然干出这么招黑的事。后来我看到有自称是现场观众的网友说,因为呼兰表演的时候谢娜刚好有事出去了,没赶上为呼兰拍灯。回来之后谢娜想补灯,但来不及了,呼兰也说不用了。无论真假吧,这至少是一个能说得通的解释。当你要质疑一个人的离谱行为时,你得先想想,这个人平时的一贯表现是怎样的,他的离谱行为是出于什么动机,背后有没有难言之隐。呼兰在总决赛里也说过,“看的时候稍微想想,到底合不合理,但凡有点蹊跷,麻烦你慢点转发。”而有些人是一边喊着心疼呼兰,一边却成了呼兰段子里讽刺的人。他们说谢娜听不懂呼兰的高级段子,其实真正听不懂呼兰在说什么的,正是他们自己。谢娜参加《脱口秀大会》我们退一步讲,就算谢娜给呼兰拍了灯,呼兰距离前三名的门槛也仍有四票之遥,他还是进不了前三。而有一条高赞评论说,呼兰没进前三就离谱。我很怀疑说这种话的人,以及为他点赞的人,到底看没看节目,是不是一看见热搜就急忙跑进来留言了。如果他们看了总决赛,就会知道无论是谁没进前三,其实都很正常。因为当晚所有人都没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上,每个选手都给人一种强弩之末的感觉,包括冠军周奇墨、包括庞博、徐志胜,也包括呼兰。用呼兰的话来说,“比到这个时候,大家都没东西了。”而那些替呼兰鸣冤叫屈的人,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前三,而是呼兰夺冠。这就更没必要,因为《脱口秀大会》的冠军本来就不重要。周奇墨获得《脱口秀大会》总冠军《脱口秀大会》存在的意义是逗人笑。这个冠军既不是业内至高荣誉,也没有任何实惠可言。就只是颁奖时热闹那一下,然后就一切清零。正因如此,冠军才会通过现场一百位观众全凭主观好恶投票选出。李诞说得很明白,选手之间不是对手,“都是哄你们玩的,打来打去只为让你们高兴。”可是有些观众入戏太深了。演员自己都没啥,观众反而意难平了。其实这些观众真正意难平的不是呼兰,而是他们自己。因为呼兰没夺冠、甚至都没进前三,让他们觉得自己没面子了,觉得自己高级的品位输给了庸俗的大多数,不甘心了。心疼呼兰只是他们此刻打出的旗号,心疼热依扎也曾经是这样的旗号。事实上,这种以心疼呼兰为名而产生的刷屏和吐槽,反而将呼兰推向大多数观众的对立面。呼兰参加《脱口秀大会》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反感流量明星,到底是反感明星本人,还是反感他们的粉丝?其实是粉丝。如果没有粉丝捧臭脚,流量明星是没什么戏可演的,更没有天价片酬可赚。可是有了粉丝之后,流量明星们不仅有戏演、有钱赚,甚至演得不好还不让说。有些流量明星,演技并非一无是处,自身也还算努力,但是经过粉丝的一通吹捧之后,他们就变成了所谓“国民演员”“这部戏没他谁会看”等等。巨大的反差,加上敢怒不敢言的网络舆论环境,才使得流量明星被普通观众所反感。而现在,裹挟着辱骂与排他的刷屏,也正在将呼兰推向被普通观众反感的境地。那些原本对呼兰评价不错的观众,会因为这些“心疼呼兰”的人,而对呼兰产生逆反。在这样的趋势下,“呼兰”会慢慢变少,“hl”会慢慢变多。呼兰的名字,将慢慢变成“不可说”。李诞主持《脱口秀大会》以上是站在大局观的角度看呼兰,接下来还是站在大局观的角度,再说说《脱口秀大会》。李诞做《脱口秀大会》,除了养活公司这一帮兄弟之外,更大的野心是整合脱口秀行业,就像马东通过《奇葩说》来整合华语辩论行业一样。怎么整合?两兄弟共同选择了融合,而不是排他。通过融合,让更多人参与进来,让节目的精彩程度最大化,才能让蛋糕变大,这样大家才能都有好饭吃。本季《脱口秀大会》的宣传语“每个人都能说五分钟脱口秀”,包括漫才组合的加入,都是这种融合思维的直接体现。明白了这个用意之后,你就会明白李诞为什么会从上一季开始,就不厌其烦地将周奇墨称之为“脱口秀界的天花板”,又为什么会在本季总决赛表演结束后很兴奋地说,周奇墨终于承认他和我们是一伙的了。说白了,如果冠军一直是“笑果文化的人”在拿,脱口秀行业就很可能成为诸侯割据,而像周奇墨这样的“外部高手”就会因为不服气,而对这个节目产生抵触心理。如果《脱口秀大会》无法包揽业内所有高手,那就不是李诞想要的。何广智、庞博参加《脱口秀大会》所以,让周奇墨在“实至”的情况下“名归”,才是《脱口秀大会》的大局观。所以,当周奇墨表演结束后,作为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庞博主动起身高呼冠军,这才是大局观。这才是一个“想陪《脱口秀大会》走过四季”的人,真正拥有的高度和心胸。而那些以心疼呼兰为名,行泄愤之实的一部分网民,却在做着割裂的事。他们不仅割裂着呼兰与观众的联系,也在割裂着《脱口秀大会》与整个行业的联系。他们正在将呼兰变成又一个“哥哥”,也正在将《脱口秀大会》变成粉丝才看的偶像剧。这些人,粉谁谁倒霉。
《脱口秀大会》总决赛收割了多条热搜,其中有一条是“呼兰意难平”。数月前的白玉兰颁奖之夜,也有一条相似的热搜是在心疼热依扎。相似的情景,相似的心态,兴许还是相似的一拨人。心疼热依扎的时候,他们骂童瑶。心疼呼兰的时候,他们骂谢娜。他们觉得谢娜一边说自己喜欢呼兰,一边又不给呼兰拍灯,是两面派。可是他们也不想一想,就算谢娜是两面派,她怎么可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自己的两面派。作为一个靠临场反应吃饭的成熟艺人,谢娜怎么可能公然干出这么招黑的事。后来我看到有自称是现场观众的网友说,因为呼兰表演的时候谢娜刚好有事出去了,没赶上为呼兰拍灯。回来之后谢娜想补灯,但来不及了,呼兰也说不用了。无论真假吧,这至少是一个能说得通的解释。当你要质疑一个人的离谱行为时,你得先想想,这个人平时的一贯表现是怎样的,他的离谱行为是出于什么动机,背后有没有难言之隐。呼兰在总决赛里也说过,“看的时候稍微想想,到底合不合理,但凡有点蹊跷,麻烦你慢点转发。”而有些人是一边喊着心疼呼兰,一边却成了呼兰段子里讽刺的人。他们说谢娜听不懂呼兰的高级段子,其实真正听不懂呼兰在说什么的,正是他们自己。我们退一步讲,就算谢娜给呼兰拍了灯,呼兰距离前三名的门槛也仍有四票之遥,他还是进不了前三。而有一条高赞评论说,呼兰没进前三就离谱。我很怀疑说这种话的人,以及为他点赞的人,到底看没看节目,是不是一看见热搜就急忙跑进来留言了。如果他们看了总决赛,就会知道无论是谁没进前三,其实都很正常。因为当晚所有人都没在自己的最佳状态上,每个选手都给人一种强弩之末的感觉,包括冠军周奇墨、包括庞博、徐志胜,也包括呼兰。用呼兰的话来说,“比到这个时候,大家都没东西了。”而那些替呼兰鸣冤叫屈的人,真正想要的不只是前三,而是呼兰夺冠。这就更没必要,因为《脱口秀大会》的冠军本来就不重要。《脱口秀大会》存在的意义是逗人笑。这个冠军既不是业内至高荣誉,也没有任何实惠可言。就只是颁奖时热闹那一下,然后就一切清零。正因如此,冠军才会通过现场一百位观众全凭主观好恶投票选出。李诞说得很明白,选手之间不是对手,“都是哄你们玩的,打来打去只为让你们高兴。”可是有些观众入戏太深了。演员自己都没啥,观众反而意难平了。其实这些观众真正意难平的不是呼兰,而是他们自己。因为呼兰没夺冠、甚至都没进前三,让他们觉得自己没面子了,觉得自己高级的品位输给了庸俗的大多数,不甘心了。心疼呼兰只是他们此刻打出的旗号,心疼热依扎也曾经是这样的旗号。事实上,这种以心疼呼兰为名而产生的刷屏和吐槽,反而将呼兰推向大多数观众的对立面。大家仔细想一想,我们反感流量明星,到底是反感明星本人,还是反感他们的粉丝?其实是粉丝。如果没有粉丝捧臭脚,流量明星是没什么戏可演的,更没有天价片酬可赚。可是有了粉丝之后,流量明星们不仅有戏演、有钱赚,甚至演得不好还不让说。有些流量明星,演技并非一无是处,自身也还算努力,但是经过粉丝的一通吹捧之后,他们就变成了所谓“国民演员”“这部戏没他谁会看”等等。巨大的反差,加上敢怒不敢言的网络舆论环境,才使得流量明星被普通观众所反感。而现在,裹挟着辱骂与排他的刷屏,也正在将呼兰推向被普通观众反感的境地。那些原本对呼兰评价不错的观众,会因为这些“心疼呼兰”的人,而对呼兰产生逆反。在这样的趋势下,“呼兰”会慢慢变少,“hl”会慢慢变多。呼兰的名字,将慢慢变成“不可说”。以上是站在大局观的角度看呼兰,接下来还是站在大局观的角度,再说说《脱口秀大会》。李诞做《脱口秀大会》,除了养活公司这一帮兄弟之外,更大的野心是整合脱口秀行业,就像马东通过《奇葩说》来整合华语辩论行业一样。怎么整合?两兄弟共同选择了融合,而不是排他。通过融合,让更多人参与进来,让节目的精彩程度最大化,才能让蛋糕变大,这样大家才能都有好饭吃。本季《脱口秀大会》的宣传语“每个人都能说五分钟脱口秀”,包括漫才组合的加入,都是这种融合思维的直接体现。明白了这个用意之后,你就会明白李诞为什么会从上一季开始,就不厌其烦地将周奇墨称之为“脱口秀界的天花板”,又为什么会在本季总决赛表演结束后很兴奋地说,周奇墨终于承认他和我们是一伙的了。说白了,如果冠军一直是“笑果文化的人”在拿,脱口秀行业就很可能成为诸侯割据,而像周奇墨这样的“外部高手”就会因为不服气,而对这个节目产生抵触心理。如果《脱口秀大会》无法包揽业内所有高手,那就不是李诞想要的。所以,让周奇墨在“实至”的情况下“名归”,才是《脱口秀大会》的大局观。所以,当周奇墨表演结束后,作为他的主要竞争对手,庞博主动起身高呼冠军,这才是大局观。这才是一个“想陪《脱口秀大会》走过四季”的人,真正拥有的高度和心胸。而那些以心疼呼兰为名,行泄愤之实的一部分网民,却在做着割裂的事。他们不仅割裂着呼兰与观众的联系,也在割裂着《脱口秀大会》与整个行业的联系。他们正在将呼兰变成又一个“哥哥”,也正在将《脱口秀大会》变成粉丝才看的偶像剧。这些人,粉谁谁倒霉。满仓大兄弟|深度剧评,浅谈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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