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探物·古滇人养虎和柱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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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崇拜在世界范围内都广泛存在。
远古时代，人们出于对神的恐惧而产生崇拜，并进行一系列的祭祀行为。
但神是虚无缥缈的，所以崇峻的山峰、巍峨的大树都因为接近“天空”而被人们认为是连接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因而产生了山崇拜、树崇拜。
随着人类社会从大杂居向小聚居的发展，“神山”“神树”不再随处可求，于是用新的替代品就促使“神柱”崇拜应运而生。
换言之，“祭柱即祭树、祭树即祭神”，上古时代，天神、神山、神树、神柱是多位一体的。
盘柱之蛇明确标示了柱的“神圣性”。在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蛇往往与“神”相联系，神山、帝陵等都有蛇拱卫，操蛇者都是“神”。
《山海经·中山经》记载：“夫夫之山……神于儿居之，其状人身而手操两蛇”。“愚公移山”故事里的“操蛇之神”，可能也就是从此而来。柱础的鲵鱼纹与神话传说中黄帝“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的形象类似，表明了此祭祀柱亦具有土地神与水神的神格。
“杀人祭柱铜贮贝器”器盖柱顶的虎，昂首翘尾，虎口大张作呼啸状，神态威武，处于最高位置，所以在整个祭祀中也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是死神，同时也是生命之神的象征。
《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西王母形象为“豹尾、虎齿、有文有尾、穴居、善啸”，其原形也是虎。西王母是“司天之厉及五残”的死神，又身怀“不死之药”是生命的象征，也因此诞生了嫦娥奔月的美丽传说——“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
所以在滇国的祭祀中，高塑虎神的形象以求其对死者的荫庇，赐予死者新的生命。
滇国铜鼓上的巫师，也有身披虎皮、豹皮舞蹈的形象，可见虎崇拜在滇国的盛行。
在虎的身上，寄托了人们复杂的情感——既畏惧其凶残，谈虎色变，又希望能如虎般勇猛无敌，虎虎生威；既把它作为死神、生命神高高的尊崇、祭祀，又把它作为“豢养”的对象，进行交易；既崇拜其山林之王的权威，又无畏地与之生死搏斗……
在爱恨敬畏的诸多矛盾中，古滇“虎文化”绵延不绝流传千载，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撰稿 樊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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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恨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有缘有故的条件下才会产生，天地之间，人世之道，万物之情，都是如此，绝沒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沒有无缘无故的恨。比如，如果我们沒有听到过的，或者沒有见到过的，或者沒有意识到过的某人或某事，这三种因素或缘由，一者都不具备，那么就不可能知道此人，也就不可能有这个人的概念：或者就不可能知道这件事或者物，也就不可能有这件亊物的概念。即然这个念头都不存在，又怎么谈得上爱和恨呢？所以爱与恨是必须建立在有缘有故这个前提之下的。又比如，我们爱一个人、恨一个人，那么首先我们得见到过他，或者看到过他一眼，或者他的形象、或者他的态度、或者他的品行，对我们有所感受，我们才会产生岀分别的心，称为和合之因，从而结爱和恨的这种果。因此，只有有缘有故，才有爱与恨。无缘无故，其念无存，自然也就没有爱与恨了。

这一年里见过了最具象的死亡，最具象的变故，最具象的爱与恨，乃至最具象的魂灵和高维之物。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接受和消化这些的，在这短暂的一年之内，层波涌起，但最终都落得一切皆空。我从好朋友的葬礼出来，同陪伴过我的重要之人冰冷地说再见，试着放下一切自私的欲望去爱一个人，我放下刀子，并知道我的肉体不会再添任何新伤。一切远去之时，世界空无一物，只剩下我。但我还是我，且并没有变得支离破碎，而是更完整了，更顽固了。我越来越像礁石，不怕生也不怕死。我想是因为我接受了这种虚无，它是永恒的，是一切风浪的结局，是一切事物的命中注定，也是我此生的命中注定。接受虚无就等于接受生活中的一切，我没什么不能失去，也没什么急于占有，其实无非也就是在生活的天平上走走停停，摇摇晃晃，最后终于寻觅到了一处平衡点，于是我坐下来，决定抬头看一看天，数一数云，念一念人。当然，这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人生哪里需要那么多意义呢。不如向无意义性握手言和，然后独自走下去，大大方方走下去，无所谓地走下去。这样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