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卵巢癌时已到晚期？新标志物帮助女性早诊早治
2019-07-18 12:03:00 来源: 中国科技网 作者: 代小佩
在众多妇科恶性肿瘤中，卵巢癌是女性常见且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2015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数据显示，卵巢癌在我国发病率为7.48/10万，推算我国每年新发病例近5万，死亡约2.2万。
近日，《关于规范调整病理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正式开始执行，其明确了HE4检测在北京获得物价审批并进入甲类医保，这意味着该检测能更快地进入更多北京的医院和医疗机构，更多女性将从中受益。
作为新型卵巢癌标志物，血清肿瘤标志物人附睾蛋白4（HE4）的临床应用日益广泛，为卵巢癌的早诊早治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依据。
卵巢癌防治现状：不容乐观的3个70%
由于卵巢癌早期临床症状不典型、缺乏特异性，容易与其他疾病混淆。且由于卵巢位于盆腔深部，早期肿瘤在盆腔检查中难以察觉，导致70%的卵巢癌确诊时已是晚期；70%的患者生存率不足5年；对于治愈后的患者，仍有约70%会在3年内复发。正因发病初期的隐匿性和强大的“杀伤力”，卵巢癌也被称为“沉默的杀手”。
“卵巢癌的防治关键在于抢占先机。若能早期发现，卵巢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能够从20%-30%提高至60%-70%，部分可能治愈。”北京协和医院肿瘤妇科中心主任向阳教授指出。医生建议，存在卵巢癌高危因素的人群应重视定期妇科体检。
向阳表示，虽然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但仍需要对一些日常症状加以关注。比如出现不明原因的胃胀、腹胀、乏力、消化不良、腹部疼痛等症状时应及时就医，并进行全面的问诊与体检。结合B超、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进行鉴别诊断，尽早发现病变、及时治疗。
卵巢癌的高危因素包括：年龄50岁以上；有乳腺癌、结直肠癌病史或家族史；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1或BRCA2）基因突变（异常）或与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Lynch综合征）相关的女性；未曾生育或不孕；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服用雌激素（不含黄体酮）10年以上等。
实际上，此前卵巢癌的诊断主要依据是以经阴道超声检测（TVU）为代表的影像学检查和血液检查糖类抗原125（CA125）。
“但是这两种检测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程歆琦教授指出，“TVU可用于检查包括卵巢在内的生殖器官，能发现超过1-2厘米的肿块，但是对肿块的良恶性判读有赖于医生的临床经验，这可能会导致假阳性或假阴性的情况出现。
研究显示，约10%的女性在其一生中会由于盆腔包块疑似卵巢肿瘤而接受手术，其中仅15-20%接受手术的女性最终病理确诊为卵巢癌。由于CA125在早期卵巢癌中特异性及敏感性低，50%以上的上皮性卵巢癌早期并没有出现CA125水平升高的现象，并且CA125在一些妇科良性疾病中也会升高，容易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导致误诊或漏诊，临床亟需更有效的肿瘤标志物和临床诊断方法。
HE4联合CA125：强强联手“诊”爱卵巢健康
通常情况下，肿瘤标志物检测水平的升高更早于影像学检测结果，对于卵巢癌患者而言，更快速、更精准的诊断往往带来治疗效果和患者生存时间的巨大差异。卵巢癌新型生物标志物HE4的高特异性和敏感性有效弥补了过往检测方法的不足，在正常生理情况下，HE4在人体中有非常低水平的表达，但在卵巢癌患者的组织和血清中会高度表达，这样的高敏感性对于卵巢癌的检测，尤其是卵巢癌早期及无症状阶段非常有帮助，可助力医生更早发现卵巢癌并进行风险评估。
程歆琦教授解释说：“就单一标志物而言，HE4拥有最佳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研究发现，HE4与CA125这两种指标互为补充，联合应用可明显提高卵巢癌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减少卵巢癌的漏检，大大提升卵巢癌早期诊断的准确性。HE4联合CA125检测可有效地对盆腔包块、卵巢囊肿和卵巢癌进行鉴别诊断，指导医生对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同时，联合检测能够更好地进行卵巢癌的疗效和预后评估、早期发现复发和转移。”
国外多中心临床研究表明，利用HE4和CA125的检测值所建立的卵巢恶性肿瘤风险计算法（ROMA）可用于评估女性盆腔肿块为上皮性卵巢癌的风险分层，对不同风险的包块进行分流，在避免过度诊疗的同时，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罗氏诊断Elecsys® HE4检测联合Elecsys® CA125检测，仅需一管血，18分钟即可为临床医生提供更准确的检测结果，帮助女性改善卵巢癌的早期诊断与临床管理。”罗氏诊断专业和分子诊断部市场部总监郑佩珊女士表示，“相信随着此次HE4检测正式纳入北京甲类医保，更多女性将从中受益，通过‘诊断’的力量让卵巢癌这一‘沉默杀手’无可遁形。”
图1：北京协和医院肿瘤妇科中心主任向阳教授
图2：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程歆琦教授
图3：罗氏诊断专业和分子诊断部市场部总监郑佩珊
2019-07-18 12:03:00 来源: 中国科技网 作者: 代小佩
在众多妇科恶性肿瘤中，卵巢癌是女性常见且死亡率最高的疾病之一。2015年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数据显示，卵巢癌在我国发病率为7.48/10万，推算我国每年新发病例近5万，死亡约2.2万。
近日，《关于规范调整病理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正式开始执行，其明确了HE4检测在北京获得物价审批并进入甲类医保，这意味着该检测能更快地进入更多北京的医院和医疗机构，更多女性将从中受益。
作为新型卵巢癌标志物，血清肿瘤标志物人附睾蛋白4（HE4）的临床应用日益广泛，为卵巢癌的早诊早治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依据。
卵巢癌防治现状：不容乐观的3个70%
由于卵巢癌早期临床症状不典型、缺乏特异性，容易与其他疾病混淆。且由于卵巢位于盆腔深部，早期肿瘤在盆腔检查中难以察觉，导致70%的卵巢癌确诊时已是晚期；70%的患者生存率不足5年；对于治愈后的患者，仍有约70%会在3年内复发。正因发病初期的隐匿性和强大的“杀伤力”，卵巢癌也被称为“沉默的杀手”。
“卵巢癌的防治关键在于抢占先机。若能早期发现，卵巢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能够从20%-30%提高至60%-70%，部分可能治愈。”北京协和医院肿瘤妇科中心主任向阳教授指出。医生建议，存在卵巢癌高危因素的人群应重视定期妇科体检。
向阳表示，虽然卵巢癌早期症状不明显，但仍需要对一些日常症状加以关注。比如出现不明原因的胃胀、腹胀、乏力、消化不良、腹部疼痛等症状时应及时就医，并进行全面的问诊与体检。结合B超、血清肿瘤标志物检测进行鉴别诊断，尽早发现病变、及时治疗。
卵巢癌的高危因素包括：年龄50岁以上；有乳腺癌、结直肠癌病史或家族史；乳腺癌易感基因（BRCA1或BRCA2）基因突变（异常）或与遗传性非息肉病性结直肠癌（Lynch综合征）相关的女性；未曾生育或不孕；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服用雌激素（不含黄体酮）10年以上等。
实际上，此前卵巢癌的诊断主要依据是以经阴道超声检测（TVU）为代表的影像学检查和血液检查糖类抗原125（CA125）。
“但是这两种检测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程歆琦教授指出，“TVU可用于检查包括卵巢在内的生殖器官，能发现超过1-2厘米的肿块，但是对肿块的良恶性判读有赖于医生的临床经验，这可能会导致假阳性或假阴性的情况出现。
研究显示，约10%的女性在其一生中会由于盆腔包块疑似卵巢肿瘤而接受手术，其中仅15-20%接受手术的女性最终病理确诊为卵巢癌。由于CA125在早期卵巢癌中特异性及敏感性低，50%以上的上皮性卵巢癌早期并没有出现CA125水平升高的现象，并且CA125在一些妇科良性疾病中也会升高，容易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导致误诊或漏诊，临床亟需更有效的肿瘤标志物和临床诊断方法。
HE4联合CA125：强强联手“诊”爱卵巢健康
通常情况下，肿瘤标志物检测水平的升高更早于影像学检测结果，对于卵巢癌患者而言，更快速、更精准的诊断往往带来治疗效果和患者生存时间的巨大差异。卵巢癌新型生物标志物HE4的高特异性和敏感性有效弥补了过往检测方法的不足，在正常生理情况下，HE4在人体中有非常低水平的表达，但在卵巢癌患者的组织和血清中会高度表达，这样的高敏感性对于卵巢癌的检测，尤其是卵巢癌早期及无症状阶段非常有帮助，可助力医生更早发现卵巢癌并进行风险评估。
程歆琦教授解释说：“就单一标志物而言，HE4拥有最佳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研究发现，HE4与CA125这两种指标互为补充，联合应用可明显提高卵巢癌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减少卵巢癌的漏检，大大提升卵巢癌早期诊断的准确性。HE4联合CA125检测可有效地对盆腔包块、卵巢囊肿和卵巢癌进行鉴别诊断，指导医生对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同时，联合检测能够更好地进行卵巢癌的疗效和预后评估、早期发现复发和转移。”
国外多中心临床研究表明，利用HE4和CA125的检测值所建立的卵巢恶性肿瘤风险计算法（ROMA）可用于评估女性盆腔肿块为上皮性卵巢癌的风险分层，对不同风险的包块进行分流，在避免过度诊疗的同时，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罗氏诊断Elecsys® HE4检测联合Elecsys® CA125检测，仅需一管血，18分钟即可为临床医生提供更准确的检测结果，帮助女性改善卵巢癌的早期诊断与临床管理。”罗氏诊断专业和分子诊断部市场部总监郑佩珊女士表示，“相信随着此次HE4检测正式纳入北京甲类医保，更多女性将从中受益，通过‘诊断’的力量让卵巢癌这一‘沉默杀手’无可遁形。”
图1：北京协和医院肿瘤妇科中心主任向阳教授
图2：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程歆琦教授
图3：罗氏诊断专业和分子诊断部市场部总监郑佩珊
【养小龙虾、装配建筑，一家非知名老牌上市房企的非典型“升级”】
“我们（的新业务）执行‘以销定产’的策略，各项目独立核算、专款专用，同时控制好投资的节奏，把现金流安全放在首位。”
2019年7月5日，在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0667.SZ，下称：美好置业）举行的媒体沟通会上，美好置业法定代表人、总裁汤国强在回答经济观察网记者提问时，做上述表示。
美好置业，原名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名流置业），早在2002年，就已通过“借壳”的方式上市。自2013年年底以来，该公司启动“战略升级”计划，发展装配式建筑、养小龙虾等新业务；而从2018年开始，这种“升级”明显加速。
老牌房企日益落伍同侪
成立于1989年的美好置业，主业为房地产的一级开发及二级开发（即城市土地开发与商品房开发销售），公司注册地在云南昆明，而运营总部位于湖北武汉。
起家之初，美好置业在北京昌平、丰台等地开发了楼盘。不过，后来公司将发展重心，逐步转移至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长刘道明的家乡所在地湖北。
2002年，美好置业通过“借壳”的方式上市，成为中国较早一批上市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纵向比较，美好置业的发展速度不算太慢，其年营业收入从2002年初的约3亿元，发展到2016年的超过52亿元；净利润从彼时的约0.5亿元，增长到到2016年的6.5亿元。
但横向对比那些年营业收入早已超千亿、乃至达到3000亿、4500亿的同行，如万科、恒大、碧桂园等，美好置业已经落后太多。
并且，2016年之后，美好置业的主要经营指标，亦连续下滑，疲态显现。
2018年，其营业收入只有25.20亿元，净利润2.42亿元。2019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09亿元，净利润为亏损1.25亿元。
美好置业财务负责人刘怡祥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因为房地产的行业特性，确认收入与利润有时间上的滞后性；一般而言，会滞后1-2年，到了房屋交付的时候，才会确认收入。
2018年的财务报表情况，反映的其实是2016-2017年的销售情况，当时的美好置业在房地产开发、销售上，确实不太理想。但在2018年以及2019年一季度，回暖明显，这就体现在有大量的“预收账款”上。
财报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美好置业的预收款项为68.65亿元；至2019年一季度，增加到了78.25亿元。
股价方面，美好置业则是长期较为低迷。2015年6月，美好置业最高摸至9.64元（前复权价），随后持续走低，至2019年7月12日周五收盘价为2.6元，总市值也只有大约66.55亿元。
投资“升级” ，现金流安全是首位
2013年年底、2014年年初，美好置业开始“转型”，进行“战略升级”，发展三大新业务：装配式建筑、现代农业、产业新镇。其公司名称，也由原来的“名流置业”，正式更名为“美好置业”。
这种“转型”，自2018年以来，明显加速。
农业方面，2018 年2月，美好置业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北美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湖北荆州的洪湖市、监利县，完成土地流转10万余亩，进行小龙虾养殖、水稻栽种等业务。
这一年里，农业领域给美好置业贡献了566.64万元的营业收入，占其总收入的0.22%。
2018 年 7 月 30 日，美好置业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洪湖新滩经济合作区管委会签署PPP项目合同，对约 9.33 平方公里的土地进行综合开发。
更大的投资则是在装配式建筑领域，美好置业公司当前已建成投产2个装配式建筑的生产基地，并有13个基地在建。
美好置业财务负责人刘怡祥介绍，装配式建筑业务的总投资约50亿元，目前已投大概是30亿元。
2019年一季报也显示，美好置业在建工程15.85亿元，相较2018年年底增加了14.59%，主要原因就是“装配式建筑业务生产基地建造投入增加所致”。
对于这块业务，美好置业寄予了非常大的期望：在2018年年报披露的2019 年度经营计划里，美好置业设定了装配式建筑业务领域，在2019年要“新增 13 个工厂投产，新签合同额170亿元，产值60亿元”的目标；而房地产开发的年签约金额目标，仅为95亿元。
美好置业公司介绍，截至2019年7月5日，装配式建筑业务获得了大约38亿元的订单，这些订单有的来自于外部的房地产公司或建筑公司，有的是美好置业下辖的房地产开发部门所采购的“关联交易”，后者大概为16亿元。
为什么在这两年，在诸多民营企业举步维艰的时刻，美好置业会采取相对更积极的转型扩张政策？
对此，美好置业法定代表人、总裁汤国强，向经济观察网记者解释说，美好置业所进行的战略升级，既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也有切实的市场需求——比如在现代农业领域的稻虾共养，比如更环保、高效的装配式建筑业务。
而在具体的投资上，也是“非常谨慎的”，公司执行“以销定产”的策略，“各项目独立核算、专款专用，同时控制好投资的节奏，把现金流安全放在首位”。
2018年，美好置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 亿元，与 2017 年度负 10 亿元相比有明显的改善；但2019年一季度，其现金流净额重归负5.8亿元，同比减少了381.28%。好在如前所言，其预收款项在一季度末为78.25亿元，较2018年年底，增加了9.6亿元。
“我们（的新业务）执行‘以销定产’的策略，各项目独立核算、专款专用，同时控制好投资的节奏，把现金流安全放在首位。”
2019年7月5日，在美好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000667.SZ，下称：美好置业）举行的媒体沟通会上，美好置业法定代表人、总裁汤国强在回答经济观察网记者提问时，做上述表示。
美好置业，原名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名流置业），早在2002年，就已通过“借壳”的方式上市。自2013年年底以来，该公司启动“战略升级”计划，发展装配式建筑、养小龙虾等新业务；而从2018年开始，这种“升级”明显加速。
老牌房企日益落伍同侪
成立于1989年的美好置业，主业为房地产的一级开发及二级开发（即城市土地开发与商品房开发销售），公司注册地在云南昆明，而运营总部位于湖北武汉。
起家之初，美好置业在北京昌平、丰台等地开发了楼盘。不过，后来公司将发展重心，逐步转移至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长刘道明的家乡所在地湖北。
2002年，美好置业通过“借壳”的方式上市，成为中国较早一批上市的房地产开发企业。
纵向比较，美好置业的发展速度不算太慢，其年营业收入从2002年初的约3亿元，发展到2016年的超过52亿元；净利润从彼时的约0.5亿元，增长到到2016年的6.5亿元。
但横向对比那些年营业收入早已超千亿、乃至达到3000亿、4500亿的同行，如万科、恒大、碧桂园等，美好置业已经落后太多。
并且，2016年之后，美好置业的主要经营指标，亦连续下滑，疲态显现。
2018年，其营业收入只有25.20亿元，净利润2.42亿元。2019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09亿元，净利润为亏损1.25亿元。
美好置业财务负责人刘怡祥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因为房地产的行业特性，确认收入与利润有时间上的滞后性；一般而言，会滞后1-2年，到了房屋交付的时候，才会确认收入。
2018年的财务报表情况，反映的其实是2016-2017年的销售情况，当时的美好置业在房地产开发、销售上，确实不太理想。但在2018年以及2019年一季度，回暖明显，这就体现在有大量的“预收账款”上。
财报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美好置业的预收款项为68.65亿元；至2019年一季度，增加到了78.25亿元。
股价方面，美好置业则是长期较为低迷。2015年6月，美好置业最高摸至9.64元（前复权价），随后持续走低，至2019年7月12日周五收盘价为2.6元，总市值也只有大约66.55亿元。
投资“升级” ，现金流安全是首位
2013年年底、2014年年初，美好置业开始“转型”，进行“战略升级”，发展三大新业务：装配式建筑、现代农业、产业新镇。其公司名称，也由原来的“名流置业”，正式更名为“美好置业”。
这种“转型”，自2018年以来，明显加速。
农业方面，2018 年2月，美好置业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北美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湖北荆州的洪湖市、监利县，完成土地流转10万余亩，进行小龙虾养殖、水稻栽种等业务。
这一年里，农业领域给美好置业贡献了566.64万元的营业收入，占其总收入的0.22%。
2018 年 7 月 30 日，美好置业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洪湖新滩经济合作区管委会签署PPP项目合同，对约 9.33 平方公里的土地进行综合开发。
更大的投资则是在装配式建筑领域，美好置业公司当前已建成投产2个装配式建筑的生产基地，并有13个基地在建。
美好置业财务负责人刘怡祥介绍，装配式建筑业务的总投资约50亿元，目前已投大概是30亿元。
2019年一季报也显示，美好置业在建工程15.85亿元，相较2018年年底增加了14.59%，主要原因就是“装配式建筑业务生产基地建造投入增加所致”。
对于这块业务，美好置业寄予了非常大的期望：在2018年年报披露的2019 年度经营计划里，美好置业设定了装配式建筑业务领域，在2019年要“新增 13 个工厂投产，新签合同额170亿元，产值60亿元”的目标；而房地产开发的年签约金额目标，仅为95亿元。
美好置业公司介绍，截至2019年7月5日，装配式建筑业务获得了大约38亿元的订单，这些订单有的来自于外部的房地产公司或建筑公司，有的是美好置业下辖的房地产开发部门所采购的“关联交易”，后者大概为16亿元。
为什么在这两年，在诸多民营企业举步维艰的时刻，美好置业会采取相对更积极的转型扩张政策？
对此，美好置业法定代表人、总裁汤国强，向经济观察网记者解释说，美好置业所进行的战略升级，既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也有切实的市场需求——比如在现代农业领域的稻虾共养，比如更环保、高效的装配式建筑业务。
而在具体的投资上，也是“非常谨慎的”，公司执行“以销定产”的策略，“各项目独立核算、专款专用，同时控制好投资的节奏，把现金流安全放在首位”。
2018年，美好置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 亿元，与 2017 年度负 10 亿元相比有明显的改善；但2019年一季度，其现金流净额重归负5.8亿元，同比减少了381.28%。好在如前所言，其预收款项在一季度末为78.25亿元，较2018年年底，增加了9.6亿元。
明代士大夫生活观念的转变，显然导源于儒释道三教合流。士大夫代表了儒学正宗，但在明代，已经深受老庄、佛教的影响。江盈科在《自述》诗中，明确表达了自己对老庄生活观的认同，即吃亏是福、知足常乐。诗云：“人情譬如马，吃亏乃知福”，“善哉老氏书，知足常是乐。”在《忆昔》诗中，亦云：“达哉庄生言，三旌等羊肆。” 受老庄生活观念的影响，这些士大夫大多抱有一种对官场厌 倦的情绪。如江盈科，万历二十年（1592）中进士，选任苏州府长洲县知县。五年秩满，迁吏部考功司主事，因为考察他在长洲任上时征赋不及格，于是改任大理寺正。所以，他对自己在长洲做官的生活，一直体现出一种厌倦的情绪，在诗中称“六年苦海长洲令”，甚至将名场视为戏场：“看破名场是戏场，悲来喜去为谁忙？”“无心更与时贤竞，散发聊便卧上皇。” 正因为此，江盈科在很多诗歌中，表达了对做官的厌烦，不愿再做宰官之身，如诗云：“解绶便安逸，抽簪得隐沦。为偿牛马债，一见宰官身。笑面人前假，攒眉背后真。从今登觉路，无喜亦无嗔。”将做官视为偿还做牛做马之债，这显然是一种极端的情绪。
当然，对官场厌倦情绪的产生，除了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之外，还有以下两个具体的原因：一是做官之贫，如江盈科有诗说他做官三年之贫，其中云：“作吏经三载，残躯万苦余。子钱增似母，宦囊薄于儒。乞米怜腰惯，窥铜笑貌癯。乡书不敢寄，猨鹤恐嘲予。”二是政拙，江盈科有诗云：“直以肝肠合，宁论臭味同？世情欺政拙，吾党负诗工。” 作为一个文人，他们在政治上确实缺乏治理的干才，但对自己的诗才还是相当自负的。
在厌倦了官场生活之后，这些士大夫所羡慕乃至最后的归路，往往就是逃禅。江盈科在给月空长老的诗中云：“逃禅余有意，欲撇进贤冠。” 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袁宏道的身上。当袁宏道移病南归时，江盈科赠予他一诗，明确指出袁宏道原具佛性，不是一般的官场失意之后的“逃禅”。诗有句云：“宰官原佛性，不是学逃禅。” 逃禅之后，他们的生活不外乎学佛、吃斋、读经。江盈科有《学佛》《崇国寺吃斋》《念经》三诗，所咏就是逃禅以后的生活。 此外，在明代的士大夫中，已经形成了一股与僧人相交的风气。从江盈科的诗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所交往的僧人不少，分别有月空长老、怀旭长老、虎丘僧明觉、僧人愚庵、僧人朗目、娄门寺老僧、百花庵僧，等等。 士大夫与这些僧人平常相聚在一起，其交往内容也相当丰富，或是士人聚集在僧寺一起品茗，或是替僧人之画题上一些诗句。
崇信老庄，皈依禅释，导致士大夫生活观念发生两大转变：一是信命思想的风行。如刘荣嗣云：“人生顺逆，命定之矣，踌躇计较为用也。所谓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二是“人生贵适志”思想的出现。明代的士大夫，始终抱有一种“人生贵适志”的人生态度，在生活中追求一种闲适之趣。他们最为无奈却又不得不应酬的是下面两件事：一是做官时的“簿书期会”，二是在故乡时的“酒食征逐”。 这些应酬，无不使他们感到心累。所以，他们有时所向往的是山童野叟之乐。
基于生活的富足、安逸，“偷闲”观念开始在士大夫中风行起来。如洪应明云：“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工夫。” 明代的城市化、商业化相当明显，理应是社会各阶层无不忙于逐利，缺少一定的闲暇时间。事实并非如此，亦即明代士大夫的生活已如“舞蝶游蜂”一般，是“忙中之闲，闲中之忙”， 由此确立了忙与闲的互动之势，甚而“忙中偷闲”。
正是这种“忙里偷闲”的观念，才最终确立了士大夫以闲情逸致为基调的生活模式。追溯文人士大夫的“闲情”，理应提到晋代陶渊明的《闲情赋》，赋中铺陈，缠绵婉娈，无不寄其闲情。至清初，李渔《闲情偶寄》一书出，取情多而用物闳，更是成为天下雅人韵士家传户诵之书。然若论悠闲的生活方式，明代的士大夫堪称典型。
这种生活方式，奠基于士大夫对“逸态闲情”的追求，亦即在生活上追求一种闲居之趣。就逸态闲情而言，无论是昼闲人寂，只听数声鸟语悠扬，还是夜静天高，仅看一片云光舒卷，无不会使他们感到耳根尽彻、眼界俱空。在他们眼中，好书良友是千载奇逢，碗茗炉烟是一生清福。闲暇之时，烹山茗，听瓶声，一炉之内，即可识得阴阳之理；即使是自己与人弈棋，或者在旁观看，亦可悟得生杀之机。毫无疑问，这既是一种逸态闲情，只需自尚，不必外修边幅；又独具清标傲骨，不愿人怜，无劳多买胭脂加以掩饰。 就闲居之趣而言，他们从内心已经深切体会到闲居可以带来以下五种快乐：一是不与人交接，可以免却拜送之礼的烦恼；二是闲暇增多，可以终日观书、鼓琴；三是无论睡起，无不随意，没有拘碍；四是与尘世相隔，可以不闻炎凉嚣杂；五是心无旁骛，可以一心课子耕读。 这种闲居生活，即使只有茅屋三间，木榻一枕，但还是明窗净几，烧上一炉清香，啜上几盅苦茗，有时读数行书，有时与高僧谈禅，或者当暖日和风之时，在豆棚菜圃之中，无事时听友人说说鬼话，日常以苦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书代益友，以著述代功业，无不是一种赏心乐事。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当然，对官场厌倦情绪的产生，除了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之外，还有以下两个具体的原因：一是做官之贫，如江盈科有诗说他做官三年之贫，其中云：“作吏经三载，残躯万苦余。子钱增似母，宦囊薄于儒。乞米怜腰惯，窥铜笑貌癯。乡书不敢寄，猨鹤恐嘲予。”二是政拙，江盈科有诗云：“直以肝肠合，宁论臭味同？世情欺政拙，吾党负诗工。” 作为一个文人，他们在政治上确实缺乏治理的干才，但对自己的诗才还是相当自负的。
在厌倦了官场生活之后，这些士大夫所羡慕乃至最后的归路，往往就是逃禅。江盈科在给月空长老的诗中云：“逃禅余有意，欲撇进贤冠。” 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袁宏道的身上。当袁宏道移病南归时，江盈科赠予他一诗，明确指出袁宏道原具佛性，不是一般的官场失意之后的“逃禅”。诗有句云：“宰官原佛性，不是学逃禅。” 逃禅之后，他们的生活不外乎学佛、吃斋、读经。江盈科有《学佛》《崇国寺吃斋》《念经》三诗，所咏就是逃禅以后的生活。 此外，在明代的士大夫中，已经形成了一股与僧人相交的风气。从江盈科的诗中，我们可以知道他所交往的僧人不少，分别有月空长老、怀旭长老、虎丘僧明觉、僧人愚庵、僧人朗目、娄门寺老僧、百花庵僧，等等。 士大夫与这些僧人平常相聚在一起，其交往内容也相当丰富，或是士人聚集在僧寺一起品茗，或是替僧人之画题上一些诗句。
崇信老庄，皈依禅释，导致士大夫生活观念发生两大转变：一是信命思想的风行。如刘荣嗣云：“人生顺逆，命定之矣，踌躇计较为用也。所谓君子落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二是“人生贵适志”思想的出现。明代的士大夫，始终抱有一种“人生贵适志”的人生态度，在生活中追求一种闲适之趣。他们最为无奈却又不得不应酬的是下面两件事：一是做官时的“簿书期会”，二是在故乡时的“酒食征逐”。 这些应酬，无不使他们感到心累。所以，他们有时所向往的是山童野叟之乐。
基于生活的富足、安逸，“偷闲”观念开始在士大夫中风行起来。如洪应明云：“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工夫。” 明代的城市化、商业化相当明显，理应是社会各阶层无不忙于逐利，缺少一定的闲暇时间。事实并非如此，亦即明代士大夫的生活已如“舞蝶游蜂”一般，是“忙中之闲，闲中之忙”， 由此确立了忙与闲的互动之势，甚而“忙中偷闲”。
正是这种“忙里偷闲”的观念，才最终确立了士大夫以闲情逸致为基调的生活模式。追溯文人士大夫的“闲情”，理应提到晋代陶渊明的《闲情赋》，赋中铺陈，缠绵婉娈，无不寄其闲情。至清初，李渔《闲情偶寄》一书出，取情多而用物闳，更是成为天下雅人韵士家传户诵之书。然若论悠闲的生活方式，明代的士大夫堪称典型。
这种生活方式，奠基于士大夫对“逸态闲情”的追求，亦即在生活上追求一种闲居之趣。就逸态闲情而言，无论是昼闲人寂，只听数声鸟语悠扬，还是夜静天高，仅看一片云光舒卷，无不会使他们感到耳根尽彻、眼界俱空。在他们眼中，好书良友是千载奇逢，碗茗炉烟是一生清福。闲暇之时，烹山茗，听瓶声，一炉之内，即可识得阴阳之理；即使是自己与人弈棋，或者在旁观看，亦可悟得生杀之机。毫无疑问，这既是一种逸态闲情，只需自尚，不必外修边幅；又独具清标傲骨，不愿人怜，无劳多买胭脂加以掩饰。 就闲居之趣而言，他们从内心已经深切体会到闲居可以带来以下五种快乐：一是不与人交接，可以免却拜送之礼的烦恼；二是闲暇增多，可以终日观书、鼓琴；三是无论睡起，无不随意，没有拘碍；四是与尘世相隔，可以不闻炎凉嚣杂；五是心无旁骛，可以一心课子耕读。 这种闲居生活，即使只有茅屋三间，木榻一枕，但还是明窗净几，烧上一炉清香，啜上几盅苦茗，有时读数行书，有时与高僧谈禅，或者当暖日和风之时，在豆棚菜圃之中，无事时听友人说说鬼话，日常以苦茗代肉食，以松石代珍奇，以琴书代益友，以著述代功业，无不是一种赏心乐事。 《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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