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
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近数年来中国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凡发言者不可不求其论据于历史，凡实行者愈不可不鉴其因果于历史，吾故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欲与举国言论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
十九世纪者，全世界革命之时代也，而吾中国亦介立其间，曾为一次之大革命也。
顾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结果不同。所谓结果者，非成败之云也。欧洲中原之革命军，败者强半，而其所收结果，与成焉者未或异也。胡乃中国而独若此？西哲有言：“历史者，民族性质之缫演物也。”吾缘恶果以溯恶因，吾不得不于此焉诇之。
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比较，其特色有七：一曰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团体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冲其锋者为国会军；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为十三省议会；又如法国三度之革命，则皆议员大多数之发起而市民从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后，欧洲中原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团体主持其间也。
综而论之，则自希腊、罗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举百十见，罔非平民团体与贵族团体相阋争也。独吾中国不然，数千年来革命之迹，不绝于史乘，而求其主动之革命团体，无一可见。惟董卓之役，关东州郡会合，推袁绍为盟主以起义，庶几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涣矣。自余若张角之天书，徐鸿儒之白莲教，洪秀全之天主教，虽处心积虑，历有年所，聚众稍夥，然后从事，类皆由一二私人之权术，于团体之义仍无当也。其在现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观视之，俨然一团体，然察其实情，无有也。
且其结集已数百年，而革命之实，竟不克一举也。此后或别有枭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则非吾所敢言；若此团体之必不能以独力革命，则吾所敢言也。故数千年莽莽相寻之革命，其蓄谋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凯焉者，靡不出于一二私人，此我国革命与泰西革命最相违之点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革命之正义，必其起于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自从事革命者，未之前闻。
若楚汉间之革命，固云父老苦秦苛法，然陈涉不过曰：“苟富贵，毋相忘”；项羽不过曰：“彼可取而代也”；汉高不过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野心自初起时而已然矣。此外若赵氏之南越，窦氏之河西，马氏之湖南，钱氏之吴越，李氏之西夏，其动机颇起于自卫，然于大局固无关矣。
故中国百数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观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观的言之，皆非有所谓不得已者存也。何也？无论若何好名目，皆不过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也。今将中国革命史上之事实类表之，则：表例说明：（一）凡在本朝任一方镇，拥土地人民以为凭借者，皆谓之上等社会；（二）凡欺人孤儿寡妇，假名禅让以窃国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准此以谈，则数千年历史上，求所谓中等社会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时代国人流王于彘之一事，此后盖閔乎未有闻也。
（或疑中等与下等之界线颇难划，同为无所凭借，则中与下等耳，于何辨之？曰：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渐进为中等，不能计也，或裹胁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计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时代，大率以生计问题为枢纽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会，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遂奋起而立于革命之场。若中国则生计之与政治，向固绝对影响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机关，而我独阙如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单纯革命，假名中国之革命（历史上的）曰复杂革命。长期国会时之英国，除克林威尔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独立时之美国，除华盛顿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自余各国前事，大都类是（其成者每类是，反之而各地蜂起者每不成。）中国不然。秦末之革命，与项羽、汉高相先后者，则陈涉、吴广也，武臣也，葛婴也，周市也，田儋也，景驹也，韩广也，吴芮也，如是者数十辈。西汉末之革命，与光武相先后者，则樊崇也，徐宣、谢禄、杨音也，刁子都也，王郎也，秦丰也，平原女子迟昭平也，王常、成丹也，王匡、王凤也，朱鲔、张印也。陈牧、廖湛也，李宪也，公孙述也，隗嚣也，窦融也，卢芳也，彭宠也，张步也，刘永、董宪也，如是者数十辈。东汉末之革命，与曹操、刘备、孙权相先后者，则黄巾十余大部也，董卓也，北宫伯玉也，张燕也，李傕、郭汜也，袁绍也，袁术也，吕布也，公孙瓒也，张鲁也，刘璋也，韩遂、马腾也，陶谦也，张绣也，刘表也，公孙渊也，如是者数十辈。隋末之革命，与李唐相先后者，则王薄、孟让也，窦建德也，张金称、高士达也，郝孝德也，杨玄感也，刘元进也，杜伏威、辅公袥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让、李密也，徐圆朗也，梁师都也，王世充也，刘武周也，薛举也，李轨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弘也，高开道也，刘黑闼也，如是者数十辈。自余各朝之鼎革大都类是。（以胪列此等人名，干燥无味，故后代阙之。）即如最近洪杨之役，前乎彼者，广西群盗，既已积年；后乎彼者，捻、回、苗、夷，蜂起交迫，犹前代也。由是观之，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苟不尔者，则如汉之翟义，魏之毋丘俭，唐之徐敬业，并其破坏之目的亦不得达，更无论成立也。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祸者不过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国；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人闻革命而占栗，皆此之由。
五曰革命之时日。泰西之革命，其所敌者在旧政府，旧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后之政略而已，其若法兰西之变为恐怖时代者，盖仅见也，故其革命之时日不长。中国不然，非群雄并起，天下鼎沸，则旧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后，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绥靖鼎沸，如是者复有年。故吾中国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试表列之（表略）
由是观之，中国革命时日之长，真有令人失惊者。且犹有当注意者一事，则旧政府既倒以后，其乱亡之时日，更长于未倒以前是也。（其间惟元明之交，其现象出常例外，则由革命军太无力，久不能倒旧政府耳，其性质非有以异于前代也。）当其初革伊始，未尝不曰，吾之目的，在倒旧政府而已。及其机之既动，则以悬崖转石之势，波波相续，峰峰不断，驯至数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词曰“强权强权”，强权之行，殆野蛮交涉之通例，而中国其尤甚者也；中国之革命时代，其尤甚者也。如斗蟀然，百蟀处于笼，越若干日而毙其半，越若干日而毙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毙其八九，更越若干若干日，群蟀悉毙，仅余其一，然后斗之事息。中国数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襁褓已生金革之里，垂老犹厌鼙鼓之声，朝避猛虎夕长蛇，新鬼烦冤旧鬼哭，此其事影响于社会之进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国通称三十年为一世，谓人类死生递嬗之常期也。
其在平和时代，前人逝而后人直补其缺，社会之能力，始继续而不断；若其间有青黄不接之顷，则进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国博士福亚氏，尝以统计上学理，论人口死亡之率，谓：“英国生产者一百万人中，其十五岁至四十五岁间，以肺痨病死者七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间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则是肺痨一症，使英国全国之总殖损失千四百四十七万九千四百镑也。”此等语随机指点，已有足令人瞿然惊者。然此犹生计上直接之损害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壮者死亡离散，而生殖力之损耗，有去无来，人道或几乎息。观中国历史上汉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于前代全盛时，十仅存一，（参观《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篇。）此岂尽由于杀戮耶？亦生殖力之锐减为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响者，若生计上，若学术上，若道德上，若风俗上，前此经若干年之群演，而始达于某级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绝，混然复还于天造草昧之态状，文明之凝滞不进，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过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数百岁，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进一级。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此真东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与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敌也；若法国革命后，而有各党派之相残，则其例外仅见者也。中国不然，百数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百数十焉，此鼎革时代之通例，无庸枚举者也。
此犹曰异党派者为然也。然其在同党，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于陈涉，陈友谅之于徐寿辉之类是也；或有事将成而相屠者，如刘裕之于刘毅，李密之于翟让之类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汉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将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终者，自汉光武以外，殆无一人。夫岂必远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昌辉旋复谋杀达开矣，诸将复共杀昌辉矣。军至金陵，喘卢甫定，而最初歃血聚义之东、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无复一存矣。其后陈玉成被卖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谭绍洸被杀于郜云官等，而苏州始下，金陵随之而亡。岂必官军之能强，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济也。吾前进屡言，非有高尚、严正、纯洁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谓此而已，亦谓此而已。彼时洪杨等固无力以倒北京政府也，借令有之，试思其后此与张总愚、赖汶洸辈之交涉何如？与苗沛霖辈之交涉何如？即与其部下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辈之交涉何如？此诸党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缫演前代血腥之覆轨，无待蓍蔡矣。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时代外族势力之消长。呜呼！吾观法国大革命后，经过恐怖时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国联军干涉，犹能以独力抵抗，不移时而出拿破仑，大行复仇主义以震慑欧陆。吾因是以反观中国，吾不自知其汗浃背而泪承睫矣。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也。综观历史上革命与外族之关系，可分为五种：一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旧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这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云十六州赂契丹等类是也。
二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者，如郭子仪之以吐蕃、回纥讨安史，李鸿章之以戈登灭洪秀全等类是也。
三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而彼此两毙者，如吴三桂以满洲亡李闯，而并以亡明是也。
四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两毙者，如成都王颖以刘渊为大单于，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晋是也。
五曰革命军败后，引外族以为政府患者，如汉初陈豨、卢绾辈，东汉初卢芳辈之导匈奴，唐初刘黑闼、梁师都辈之导突厥等类是也。
此皆其直接关系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如刘项阋而冒顿坐大，八王乱而十六国势成，安史扰而蕃鹘自强，五代棼而契丹全盛，闯献毒氛遍中原，而满洲遂尽收关外部落，此则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养其势者矣。呜呼！以汉高之悍鸷，而忍垢于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遣憾于高丽之师；我国史之污点，其何日之能雪耶？即如最近数十年间西力之东渐，固由帝国主义自然膨胀之力，而常胜军之关系，亦宁浅薄耶？
识者观此，毛发俱栗矣。
（后文看图）
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近数年来中国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凡发言者不可不求其论据于历史，凡实行者愈不可不鉴其因果于历史，吾故为《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欲与举国言论家一商榷焉。
革命之义有广狭：其最广义，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其次广义，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其狭义，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吾中国数千年来，惟有狭义的革命，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惟心醉狭义的革命。故吾今所研究，亦在此狭义的革命。
十九世纪者，全世界革命之时代也，而吾中国亦介立其间，曾为一次之大革命也。
顾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结果不同。所谓结果者，非成败之云也。欧洲中原之革命军，败者强半，而其所收结果，与成焉者未或异也。胡乃中国而独若此？西哲有言：“历史者，民族性质之缫演物也。”吾缘恶果以溯恶因，吾不得不于此焉诇之。
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比较，其特色有七：一曰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泰西之革命，皆团体革命也。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冲其锋者为国会军；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主其事者为十三省议会；又如法国三度之革命，则皆议员大多数之发起而市民从而附和也；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后，欧洲中原诸地之革命，莫非由上流团体主持其间也。
综而论之，则自希腊、罗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举百十见，罔非平民团体与贵族团体相阋争也。独吾中国不然，数千年来革命之迹，不绝于史乘，而求其主动之革命团体，无一可见。惟董卓之役，关东州郡会合，推袁绍为盟主以起义，庶几近之，然不旋踵而同盟涣矣。自余若张角之天书，徐鸿儒之白莲教，洪秀全之天主教，虽处心积虑，历有年所，聚众稍夥，然后从事，类皆由一二私人之权术，于团体之义仍无当也。其在现世，若哥老、三合之徒，就外观视之，俨然一团体，然察其实情，无有也。
且其结集已数百年，而革命之实，竟不克一举也。此后或别有枭雄者起，乃走附焉而受其利用，则非吾所敢言；若此团体之必不能以独力革命，则吾所敢言也。故数千年莽莽相寻之革命，其蓄谋焉，戮力焉，喋血焉，奏凯焉者，靡不出于一二私人，此我国革命与泰西革命最相违之点也。
二曰有野心的革命而无自卫的革命。革命之正义，必其起于不得已者也。曷云乎不得已？自从事革命者，未之前闻。
若楚汉间之革命，固云父老苦秦苛法，然陈涉不过曰：“苟富贵，毋相忘”；项羽不过曰：“彼可取而代也”；汉高不过曰：“某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野心自初起时而已然矣。此外若赵氏之南越，窦氏之河西，马氏之湖南，钱氏之吴越，李氏之西夏，其动机颇起于自卫，然于大局固无关矣。
故中国百数十次之革命，自其客观的言之，似皆不得已；自其主观的言之，皆非有所谓不得已者存也。何也？无论若何好名目，皆不过野心家之一手段也。
三曰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泰西革命之主动，大率在中等社会，盖上等社会则其所革者，而下等社会又无革之思想、无革之能力也。今将中国革命史上之事实类表之，则：表例说明：（一）凡在本朝任一方镇，拥土地人民以为凭借者，皆谓之上等社会；（二）凡欺人孤儿寡妇，假名禅让以窃国者，不以入革命之列。
准此以谈，则数千年历史上，求所谓中等社会之革命者，舍周共和时代国人流王于彘之一事，此后盖閔乎未有闻也。
（或疑中等与下等之界线颇难划，同为无所凭借，则中与下等耳，于何辨之？曰：起事者为善良之市民，命之曰中等；其为盗贼，命之曰下等。或由下等而渐进为中等，不能计也，或裹胁善良之市民，亦不能计也。）夫泰西史上之新时代，大率以生计问题为枢纽焉，即胎孕革命者，此亦其重要之一原因也。故中等社会，常以本身利害之关系，遂奋起而立于革命之场。若中国则生计之与政治，向固绝对影响者存也，故彼中革命一最要之机关，而我独阙如也。
四曰革命之地段。吾欲假名泰西之革命曰单纯革命，假名中国之革命（历史上的）曰复杂革命。长期国会时之英国，除克林威尔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独立时之美国，除华盛顿一派外，无他革命军也。自余各国前事，大都类是（其成者每类是，反之而各地蜂起者每不成。）中国不然。秦末之革命，与项羽、汉高相先后者，则陈涉、吴广也，武臣也，葛婴也，周市也，田儋也，景驹也，韩广也，吴芮也，如是者数十辈。西汉末之革命，与光武相先后者，则樊崇也，徐宣、谢禄、杨音也，刁子都也，王郎也，秦丰也，平原女子迟昭平也，王常、成丹也，王匡、王凤也，朱鲔、张印也。陈牧、廖湛也，李宪也，公孙述也，隗嚣也，窦融也，卢芳也，彭宠也，张步也，刘永、董宪也，如是者数十辈。东汉末之革命，与曹操、刘备、孙权相先后者，则黄巾十余大部也，董卓也，北宫伯玉也，张燕也，李傕、郭汜也，袁绍也，袁术也，吕布也，公孙瓒也，张鲁也，刘璋也，韩遂、马腾也，陶谦也，张绣也，刘表也，公孙渊也，如是者数十辈。隋末之革命，与李唐相先后者，则王薄、孟让也，窦建德也，张金称、高士达也，郝孝德也，杨玄感也，刘元进也，杜伏威、辅公袥也，宇文化及也，李弘芝也，翟让、李密也，徐圆朗也，梁师都也，王世充也，刘武周也，薛举也，李轨也，郭子和也，朱粲也，林士弘也，高开道也，刘黑闼也，如是者数十辈。自余各朝之鼎革大都类是。（以胪列此等人名，干燥无味，故后代阙之。）即如最近洪杨之役，前乎彼者，广西群盗，既已积年；后乎彼者，捻、回、苗、夷，蜂起交迫，犹前代也。由是观之，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苟不尔者，则如汉之翟义，魏之毋丘俭，唐之徐敬业，并其破坏之目的亦不得达，更无论成立也。故泰西革命，被革命之祸者不过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国；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人闻革命而占栗，皆此之由。
五曰革命之时日。泰西之革命，其所敌者在旧政府，旧政府一倒，而革命之潮落矣，所有事者，新政府成立善后之政略而已，其若法兰西之变为恐怖时代者，盖仅见也，故其革命之时日不长。中国不然，非群雄并起，天下鼎沸，则旧政府必不可得倒，如是者有年；既倒之后，新政府思所以削平群雄，绥靖鼎沸，如是者复有年。故吾中国每一度大革命，长者数十年，短者亦十余年。试表列之（表略）
由是观之，中国革命时日之长，真有令人失惊者。且犹有当注意者一事，则旧政府既倒以后，其乱亡之时日，更长于未倒以前是也。（其间惟元明之交，其现象出常例外，则由革命军太无力，久不能倒旧政府耳，其性质非有以异于前代也。）当其初革伊始，未尝不曰，吾之目的，在倒旧政府而已。及其机之既动，则以悬崖转石之势，波波相续，峰峰不断，驯至数十年、百年而未有已。泰西新名词曰“强权强权”，强权之行，殆野蛮交涉之通例，而中国其尤甚者也；中国之革命时代，其尤甚者也。如斗蟀然，百蟀处于笼，越若干日而毙其半，越若干日而毙其六七，越若干日而毙其八九，更越若干若干日，群蟀悉毙，仅余其一，然后斗之事息。中国数千年之革命，殆皆若是。故其人民，襁褓已生金革之里，垂老犹厌鼙鼓之声，朝避猛虎夕长蛇，新鬼烦冤旧鬼哭，此其事影响于社会之进步者，最酷且烈。夫中国通称三十年为一世，谓人类死生递嬗之常期也。
其在平和时代，前人逝而后人直补其缺，社会之能力，始继续而不断；若其间有青黄不接之顷，则进化之功用，或遂中止焉矣。英国博士福亚氏，尝以统计上学理，论人口死亡之率，谓：“英国生产者一百万人中，其十五岁至四十五岁间，以肺痨病死者七万二千三百九十七人。譬如每人以三十年间力作所得，平均可得二百磅，则是肺痨一症，使英国全国之总殖损失千四百四十七万九千四百镑也。”此等语随机指点，已有足令人瞿然惊者。然此犹生计上直接之损害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壮者死亡离散，而生殖力之损耗，有去无来，人道或几乎息。观中国历史上汉末、隋末、唐末之人口，比于前代全盛时，十仅存一，（参观《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篇。）此岂尽由于杀戮耶？亦生殖力之锐减为之原也。坐是之故，其所影响者，若生计上，若学术上，若道德上，若风俗上，前此经若干年之群演，而始达于某级程度者，至是忽一切中绝，混然复还于天造草昧之态状，文明之凝滞不进，皆此之由。泰西革命，蒙革命之害者不过一二年，而食其利者数百岁，故一度革命，而文明之程度进一级。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此真东西得失之林哉！
六曰革命家与革命家之交涉。泰西革命家，其所认为公敌者，惟现存之恶政府而已，自他皆非所敌也；若法国革命后，而有各党派之相残，则其例外仅见者也。中国不然，百数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百数十焉，此鼎革时代之通例，无庸枚举者也。
此犹曰异党派者为然也。然其在同党，或有事初起而相屠者，如武臣之于陈涉，陈友谅之于徐寿辉之类是也；或有事将成而相屠者，如刘裕之于刘毅，李密之于翟让之类是也；或有事已成而相屠者，如汉高祖、明太祖之于其宿将功臣皆是也；求其同心戮力、全始全终者，自汉光武以外，殆无一人。夫岂必远征前代，即如最近洪杨之役，革命之进行，尚未及半，而韦昌辉与石达开同杀杨秀清矣，昌辉旋复谋杀达开矣，诸将复共杀昌辉矣。军至金陵，喘卢甫定，而最初歃血聚义之东、西、南、北、翼五王，或死或亡，无复一存矣。其后陈玉成被卖于苗沛霖，而上游始得安枕；谭绍洸被杀于郜云官等，而苏州始下，金陵随之而亡。岂必官军之能强，毋亦革命家之太不济也。吾前进屡言，非有高尚、严正、纯洁之道德心者，不可以行革命，亦谓此而已，亦谓此而已。彼时洪杨等固无力以倒北京政府也，借令有之，试思其后此与张总愚、赖汶洸辈之交涉何如？与苗沛霖辈之交涉何如？即与其部下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辈之交涉何如？此诸党魁之各各互相交涉又何如？其必缫演前代血腥之覆轨，无待蓍蔡矣。此真吾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洗涤之奇辱也。
七曰革命时代外族势力之消长。呜呼！吾观法国大革命后，经过恐怖时代，巴黎全市，血污充塞，而各国联军干涉，犹能以独力抵抗，不移时而出拿破仑，大行复仇主义以震慑欧陆。吾因是以反观中国，吾不自知其汗浃背而泪承睫矣。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也。综观历史上革命与外族之关系，可分为五种：一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旧政府者，如申侯之以犬戎亡周，李世民这以突厥亡隋，石敬瑭之以燕云十六州赂契丹等类是也。
二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者，如郭子仪之以吐蕃、回纥讨安史，李鸿章之以戈登灭洪秀全等类是也。
三曰旧政府借外族之力以倒革命军而彼此两毙者，如吴三桂以满洲亡李闯，而并以亡明是也。
四曰革命军借外族之力以倒政府而彼此两毙者，如成都王颖以刘渊为大单于，同抗王室，卒不能成，而遂以亡晋是也。
五曰革命军败后，引外族以为政府患者，如汉初陈豨、卢绾辈，东汉初卢芳辈之导匈奴，唐初刘黑闼、梁师都辈之导突厥等类是也。
此皆其直接关系也。若语其间接者，则如刘项阋而冒顿坐大，八王乱而十六国势成，安史扰而蕃鹘自强，五代棼而契丹全盛，闯献毒氛遍中原，而满洲遂尽收关外部落，此则未假其力以前，而先有以养其势者矣。呜呼！以汉高之悍鸷，而忍垢于白登之役；以唐太之神武，而遣憾于高丽之师；我国史之污点，其何日之能雪耶？即如最近数十年间西力之东渐，固由帝国主义自然膨胀之力，而常胜军之关系，亦宁浅薄耶？
识者观此，毛发俱栗矣。
（后文看图）
木瓜
——诗经·国风·卫风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注释：
① 木瓜:落叶灌木，果似小瓜。古代有一瓜果之类为朋友的信物的风俗。
②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你将木瓜投给我，我将回报你珍贵的佩玉。投，投掷，此作赠送，给予。报，报答。琼琚，佩玉名，古代的饰物。后边"琼玖"、"琼瑶"同此。
③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并非只是为了回报，而是表示永远相爱。匪:同"非"。好，爱。
④木桃:蔷薇科木瓜属，落叶小乔木，无枝刺。
⑤木李:果名。即榠樝[míng zhā]，又名木梨。
鉴赏：
《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倘若据此便认为《抑》的传诵程度也比《木瓜》要高，那就大错而特错了，稍微作一下调查，便会知道这首《木瓜》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平心而论，由于诗的文本语义很简单，就使得对其主题的探寻反而可以有较大的自由度，正如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小它的外延越大，因此，轻易肯定否定某一家之说是不甚可取的。有鉴于此，笔者倾向于在较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此诗，将其视为一首通过赠答表达深厚情意的诗作。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从这一点上说，后来汉代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尽管说的是"投金报玉"。其意义实也与"投木报琼"无异。
——诗经·国风·卫风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注释：
① 木瓜:落叶灌木，果似小瓜。古代有一瓜果之类为朋友的信物的风俗。
②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你将木瓜投给我，我将回报你珍贵的佩玉。投，投掷，此作赠送，给予。报，报答。琼琚，佩玉名，古代的饰物。后边"琼玖"、"琼瑶"同此。
③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并非只是为了回报，而是表示永远相爱。匪:同"非"。好，爱。
④木桃:蔷薇科木瓜属，落叶小乔木，无枝刺。
⑤木李:果名。即榠樝[míng zhā]，又名木梨。
鉴赏：
《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倘若据此便认为《抑》的传诵程度也比《木瓜》要高，那就大错而特错了，稍微作一下调查，便会知道这首《木瓜》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实在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平心而论，由于诗的文本语义很简单，就使得对其主题的探寻反而可以有较大的自由度，正如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小它的外延越大，因此，轻易肯定否定某一家之说是不甚可取的。有鉴于此，笔者倾向于在较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此诗，将其视为一首通过赠答表达深厚情意的诗作。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从这一点上说，后来汉代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尽管说的是"投金报玉"。其意义实也与"投木报琼"无异。
唐·郑还古《博异志》◎逸文○张遵言
南阳张遵言，求名下第，涂次商山山馆。中夜晦黑，因起厅堂督刍秣，见东墙下一物，凝白耀人。使仆者视之，乃一白犬，大如猫，须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润，悦怿可爱。遵言怜爱之，目为捷飞，言骏奔之甚于飞也。常与之俱。初令仆人张志诚袖之，每饮饲，则未尝不持目前。时或饮食不快，则必伺其嗜而啖之。苟或不足，宁遵言辍味，不令捷飞之不足也。一年余，志诚袖行，意以懈怠，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饮食转加精爱。夜则同寝，昼则同处，首尾四年。后遵言因行于梁山路，日将夕，天且阴，未至所诣，而风雨骤来。遵言与仆等隐大树下。于时昏晦，默无所睹，忽失捷飞所在。遵言惊叹，命志诚等分头搜讨，未获次。忽见一人，衣白衣，长八尺余，形状可爱。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辨色，问白衣人何许来，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苏，第四。”谓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飞去处否？则我是也。君今灾厄合死，我缘爱君恩深，四年已来能活我，至于尽力辍味，曾无毫厘悔恨。我今誓脱子厄，然须损十余人命耳。”言讫，遂乘遵言马而行。遵言步以从之。可十里许，遥见一冢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长丈余，手持弓剑，形状环伟，见苏四郎，俯偻迎趋而拜。拜讫，莫敢仰视。四郎问：“何故相见？”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张遵言秀才。”言讫，偷目盗视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无礼！我与遵言往还，君等须与我且去。”四人忧恚啼泣，而四郎谓遵言曰：“勿忧惧，此辈亦不能戾吾。”更行十里，又见夜叉辈六七人，皆持兵器，铜头铁额，状貌可憎恶，跳梁企踯，进退狞暴。遥见四郎，戢毒栗立，惕伏战悚而拜。四郎喝问曰：“作何来？”夜叉等霁狞毒为戚施之颜，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专取张遵言秀才。”偷目盗视之状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时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为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决铁杖五百，死者活者尚未分。四郎今不与去，某等尽死，伏乞哀其性命，暂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数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泪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尔！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喑鸣而去。四郎又谓遵言曰：“此数辈甚难与语。今既去，则奉为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见兵仗等五十余人，形神则常人耳，又列拜于四郎前。四郎曰：“何故来？”对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为追张遵言不到，尽以付法，某等惶惧，不知四郎有何术，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随我来，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须臾，至大鸟头门。又行数里，见城堞甚严，有一人具军容，走马而前，传王言曰：“四郎远到。某为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于路，请且于南馆小休，即当邀迓。”入馆未安，信使相继而召，兼屈张秀才。俄而从行。宫室栏署，皆真王者也。入门，见王披衮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礼甚轻易，言词唯唯而已。大王尽礼，前揖四郎升阶。四郎亦微揖而上，回谓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迩。”王曰：“前殿浅陋，非四郎所讌处。”又揖四郎。凡过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陈设盘榻食具供帐之备，至四重殿中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皿，非人间所有。食讫，王揖四郎上夜明楼，楼上四角柱，尽饰明珠，其光如昼。命酒具乐，饮数巡，王谓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乐七八人，饮酒者十余人，皆神仙间容貌妆饰耳。王与四郎各衣便服，谈笑亦邻于人间少年。有顷，四郎戏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戏之，美人怒曰：“我是刘根妻，不为奉上元夫人处分，焉涉于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间，许长史于云林王夫人会上轻言，某已赠语杜兰香姊妹，至多微言，犹不敢掉谑，君何容易欤！”四郎怒，以酒卮击牙盘一声，其柱上明珠毂毂而落，暝然无所睹。遵言良久懵而复醒，元在树下，与四郎及鞍马同处。四郎曰：“君已过厄矣，与君便别。”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极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归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赖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于商州龙兴寺东廊缝衲老僧处问之，可知也。”言毕，腾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辔适商州。果有龙兴寺，见缝衲老僧，遂礼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老僧夜深乃言曰：“君子苦求，吾焉可不应。苏四郎者，乃是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之谪官也，今居于此。”遵言以他事问老僧，老僧竟不对，曰：“吾今已离此矣。”即命遵言归。明辰寻之，已不知其处所矣。（《太平广记》卷三○九）
#郑还古##博异志##太平广记##传奇#
南阳张遵言，求名下第，涂次商山山馆。中夜晦黑，因起厅堂督刍秣，见东墙下一物，凝白耀人。使仆者视之，乃一白犬，大如猫，须睫爪牙皆如玉，毛彩清润，悦怿可爱。遵言怜爱之，目为捷飞，言骏奔之甚于飞也。常与之俱。初令仆人张志诚袖之，每饮饲，则未尝不持目前。时或饮食不快，则必伺其嗜而啖之。苟或不足，宁遵言辍味，不令捷飞之不足也。一年余，志诚袖行，意以懈怠，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饮食转加精爱。夜则同寝，昼则同处，首尾四年。后遵言因行于梁山路，日将夕，天且阴，未至所诣，而风雨骤来。遵言与仆等隐大树下。于时昏晦，默无所睹，忽失捷飞所在。遵言惊叹，命志诚等分头搜讨，未获次。忽见一人，衣白衣，长八尺余，形状可爱。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得辨色，问白衣人何许来，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苏，第四。”谓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飞去处否？则我是也。君今灾厄合死，我缘爱君恩深，四年已来能活我，至于尽力辍味，曾无毫厘悔恨。我今誓脱子厄，然须损十余人命耳。”言讫，遂乘遵言马而行。遵言步以从之。可十里许，遥见一冢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人长丈余，手持弓剑，形状环伟，见苏四郎，俯偻迎趋而拜。拜讫，莫敢仰视。四郎问：“何故相见？”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张遵言秀才。”言讫，偷目盗视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无礼！我与遵言往还，君等须与我且去。”四人忧恚啼泣，而四郎谓遵言曰：“勿忧惧，此辈亦不能戾吾。”更行十里，又见夜叉辈六七人，皆持兵器，铜头铁额，状貌可憎恶，跳梁企踯，进退狞暴。遥见四郎，戢毒栗立，惕伏战悚而拜。四郎喝问曰：“作何来？”夜叉等霁狞毒为戚施之颜，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专取张遵言秀才。”偷目盗视之状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固不可也。”夜叉等一时叩地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为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决铁杖五百，死者活者尚未分。四郎今不与去，某等尽死，伏乞哀其性命，暂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数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泪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尔！不然，且急死。”夜叉等啼泣喑鸣而去。四郎又谓遵言曰：“此数辈甚难与语。今既去，则奉为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见兵仗等五十余人，形神则常人耳，又列拜于四郎前。四郎曰：“何故来？”对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为追张遵言不到，尽以付法，某等惶惧，不知四郎有何术，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随我来，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须臾，至大鸟头门。又行数里，见城堞甚严，有一人具军容，走马而前，传王言曰：“四郎远到。某为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于路，请且于南馆小休，即当邀迓。”入馆未安，信使相继而召，兼屈张秀才。俄而从行。宫室栏署，皆真王者也。入门，见王披衮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酬拜，礼甚轻易，言词唯唯而已。大王尽礼，前揖四郎升阶。四郎亦微揖而上，回谓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迩。”王曰：“前殿浅陋，非四郎所讌处。”又揖四郎。凡过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陈设盘榻食具供帐之备，至四重殿中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皿，非人间所有。食讫，王揖四郎上夜明楼，楼上四角柱，尽饰明珠，其光如昼。命酒具乐，饮数巡，王谓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乐七八人，饮酒者十余人，皆神仙间容貌妆饰耳。王与四郎各衣便服，谈笑亦邻于人间少年。有顷，四郎戏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戏之，美人怒曰：“我是刘根妻，不为奉上元夫人处分，焉涉于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间，许长史于云林王夫人会上轻言，某已赠语杜兰香姊妹，至多微言，犹不敢掉谑，君何容易欤！”四郎怒，以酒卮击牙盘一声，其柱上明珠毂毂而落，暝然无所睹。遵言良久懵而复醒，元在树下，与四郎及鞍马同处。四郎曰：“君已过厄矣，与君便别。”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极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归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赖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于商州龙兴寺东廊缝衲老僧处问之，可知也。”言毕，腾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辔适商州。果有龙兴寺，见缝衲老僧，遂礼拜。初甚拒遵言，遵言求之不已。老僧夜深乃言曰：“君子苦求，吾焉可不应。苏四郎者，乃是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之谪官也，今居于此。”遵言以他事问老僧，老僧竟不对，曰：“吾今已离此矣。”即命遵言归。明辰寻之，已不知其处所矣。（《太平广记》卷三○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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