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大回流”: 农民工这十年都去哪儿了？| 文化纵横
原文链接：https://t.cn/AijgDZVI
@共青团中央 @清南师兄
✪ 张世勇 |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
✪ 王山珊 | 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导读】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也是中国社会最为庞大的流动人口。他们虽然是农村户口，却常居各大城市；他们进城多年，却未必有市民的被认同感；他们工作辛勤，岗位却深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作者认为，农民工流动一直在进行中，而且这种流动不是单向不可逆的，而是双向灵活的，也有可能到城市之后再次返回乡村，返回西部。按照“推拉理论”解释，城市相对农村提供了更便捷和优渥的生活条件，但在农村中更能实现农民工自我身份的认同，社会地位更高。在这两者的拉锯与波动下，中国农民工的流动从未停息。然而，常被批评的户籍制度并不是影响农民工流动的最关键因素。城乡与东西之间的循环流动是一种常态表现，农民工还可借回乡务农或创业，来规避经济波动的风险，或者认同农业活动作为自己的主业，不再进城务工。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农民工回流并不是新现象。自从民工潮形成以来，农民工回流一直在发生；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出现了农民工在较短时间内大规模回流的情况，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一系列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在省内流动和本地（本乡镇）务工的农民工的增长量和增长速度都快于农民工的跨省流动，农民工流动的空间指向有所变化。虽然受返乡停留时间、返乡后再次流动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返乡回流农民工的具体数据很难精确统计，但总体上2009年以来农民工流动呈现出总量增高、增速趋缓，向中西部流动、省内流动和本地流动增速不断加快、向原来流出地回流的态势。
如何动态地理解农民工流动的趋势及其可能蕴含的社会结构变化？本文即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的数据为基础，讨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农民工流动的趋势特征及农民工回流的生成机制。
▍农民工回流的基本描述
（一）就近务工成为农民工的优先选择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在东部地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出现了“双下降”：外出总人数降低了8.9%，占全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的比例下降了8.5%。与此相反，中部和西部吸纳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分别比上年增加了33.2%和35.8%。
图1表明，2009年至2017年之间，农民工总量在持续增加，但是其增速一直在缓慢下降，在2015年和2017年农民工整体的增速低于省内农民工的增速，特别是在 2017年农民工总量的增速低于省内农民工增速近1个百分点。如图1所示，2011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的增速急剧下降，而省内流动的农民工总量首次超过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此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国家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宏观经济。因此，2012年之后，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增速有所上升，但2015年跨省流动农民工增速又开始急速下降，此后一直低于省内流动农民工的增速。从2009年至2017年省内流动农民工总量的增速，基本高于跨省流动和农民工总量的增速（2013年和2014年除外），而且跨省流动农民工的增速不仅低于农民工总量的增速，更低于省内流动农民工的增速。也就是说，201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新增农民工选择在本省内务工。
图2显示，相较2009年，2010年农民工的总量、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的总量都有显著增加。国家统计局对本地农民工的相关解释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内从业的农民。2010年之前，本地农民工的增量低于外出农民工和农民工总量的增加，2010年之后，本地农民工的增速一直快于外出农民工和农民工总量的增速，2010年至2012年3年间皆维持在5%以上。可以认为，虽然本地农民工的总量一直低于外出农民工，但从2010年开始本地农民工的增速一直高于外出农民工和农民工总量的增。也就是说在本乡镇地域内务工成为农民工的优先选择。
（二）农民工向中西部地区回流
图3显示的是2009年至2015年输入地农民工总量及增速的变化。除了2013年之外，作为农民工输入地的中部地区的农民工总量的增速一直高于东部地区。
从2009年开始作为输入地的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农民工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一直在上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部地区在农民工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见图4）。
下表显示的是2015年至2017年不同输入地农民工增量的变化趋势。从相关的统计数据来看，这几年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作为农民工输入地无论是增量还是增速都高于东部地区。2016年和2017年作为输入地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最快，增量均占新增农民工一半以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东部地区农民工15993万人，比上年增加30万人，增长0.2%，占农民工总量的55.84%；中部地区农民工5912万人，比上年增加166万人，增长2.9%，占农民工总量的20.6%；西部地区农民工5754万人，比上年增加270万人，增长4.9%，占农民工总量的20.1%。
虽然东部地区仍然是我国农民工主要输入地，但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明显快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农民工增量占新增农民工的56.4%，如果加上中部地区农民工增量，更多的农民工流向中西部地区。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切是在农民工总量放缓的趋势下发生的。
以上一系列数据充分说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农民工的吸引力越来越高，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在中、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向中西部回流已经成为一种显著趋势。
以上的这些数据基本说明农民工从乡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地区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势，正在发生逆转。当然，这一趋势并不说明所有回流的农民工都回流到了农村。据笔者调查，相当一部分回流的农民工选择了在本乡镇务工或者在本省内务工经商，仍然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用回流农民工自己的话说，经济收入虽然比在外地务工低，但方便照顾家庭。一些在本地务工的农民工同时进行着农业生产，其家庭经济又重回兼业经营模式。
（三）农民工回流返乡与代际更迭
在农民工向中西部回流的趋势中我们还发现，农民工老龄化趋势也在加剧。从相关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回流的农民工中相当一部分是中老年农民工。国家统计局近几年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提到，2014年高龄农民工增量为597万人，超过了当年农民工增量501万人，而到2017年农民工总量增加了481万人，而高龄农民工增加了711万人。高龄农民工的数量在农民工总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如果我们考虑到近几年本地务工和省内务工农民工总量的增加，高龄农民工的增加与本地务工农民工和省内务工农民工数量的增加是同步的，而50岁以下的中青年农民工更加愿意外出务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相关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点，2017年本地（本乡镇务工）农民工中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32.7%，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而外地农民工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仅占9.2%。这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大，就近务工成为农民工的优先选择。
图5表明，从2010年至2017年50岁以上的农民工（高龄农民工）在农民工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41~50岁农民工的占比也在逐年增加，31~40岁农民工是一个较为平滑的曲线，而16岁~20岁和21~30岁的农民工在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
在农民工总量增速下降，高龄农民工占比提高且超过农民工总量的增速的情况下，本地（本乡镇务工）农民工同步增加，这说明许多之前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务工的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回流家乡。笔者早前的研究表明，农民工个体及其家庭生命周期与其流动决策有直接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民工有回流的趋势。即使是新生代农民工，随着结婚、生子、赡养老人等一系列生活事件的发生，其中的一部分会选择逆城市化的返乡回流。李强通过对农民工追踪数据分析的研究证明，农民工年龄与流动距离成反比，即随着农民工务工时间的增长，农民工选择流动距离会缩短。
外出农民工在其打工的生涯中会不断地在城乡之间穿梭流动就业，步入中老年的第一代农民工最终会返回家乡。有学者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趋势较为明显，他们在打工生涯中会频繁地流动和更换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选择返乡回流或者在人力资本要求更低的行业中就业。因而，在农民工个体层面，其流动方向是由务工时间长短、个体人力资本与就业环境等共同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大都倾向于就近务工。
上述数据也表明，民工潮形成近30年来，农民工个体层面的流动趋势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农民工的代际更迭至少已经完成了一次。农民工老龄化的趋势在微观上表现为：早年那些在青年时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许多已经返回家乡，或者就近务工，或者回归农业，而其成年子女又成为新的外出打工者；在家庭层面则表现为，农民家庭的代际分工安排，即中青年人外出务工，老一代人就近务工或者务农，但总体上农村的中青年劳动力仍然外出务工。
▍农民工回流的发生机制
农民工的回流为什么会发生？
根据人口流动的“推拉理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流动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流动改善生活条件，在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各自都有推力和拉力两种作用力。
从“推拉理论”来看，影响我国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就是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流入地与流出地所能够提供的经济收入机会。
首先，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村一元虽然与城市（打工地）相比在许多方面处于劣势，但正是这种相对劣势为农民工提供了回流的动力。关于城市农民工的调查表明，农民工有较为积极的社会态度，原因在于影响农民工态度和行为的因素更多来自他们自身纵向的社会利益比较，而不是横向的与流入地城市社会的利益比较。
农民工虽然在城市或者流入地（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一般都比家乡发达）打工，但很难融入打工地社会，很大程度上受到打工地主流社会的评价体系的排斥，其社会地位较低。相反，农民工在家乡社会往往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而他们对家乡保持着较高归属感，其社会认同也更多偏向农民身份。他们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更多是在家乡社会中获得，或者在与同在打工地外来人口亚群体中获得。
农民工将外出打工赚取的收入汇入家乡，用于建房、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子女成婚等家庭再生产的目标和人生任务。有些较为成功者还通过外出打工积累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回乡创业成为家乡的经济精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实现了相应的社会价值，体验到了生活的意义。
其次，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及其他一系列制度安排，客观上为农民工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保护和进退自如的社会空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成为城市和流入地的居民是农民工的权利；而务工失败或者那些不愿意在外务工的农民工有一个可以返回的家乡，同样是农民工的权利。后一方面的权利的实现在于农民工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拥有的村庄成员权，农村户籍、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的使用权等权利。
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民保留了农村户籍，其在制度上身份为农民，也就意味着其可以享有户籍身份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可以享受农村的新农合、新农保等社会保障。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劳动保护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他们在家乡所拥有的这些权利成为他们最为现实和最易实现的权利。现行的土地制度下，农民工依然有承包土地的权利，虽然经过多年的“增人不增地”政策，许多农村长期没有进行土地调整，一些较为年轻的农民工实际上没有分得承包地，但是农民工具有潜在的承包地继承权。
......
字数所限，未尽全文，原文链接：https://t.cn/AijgDZVI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9年6月刊，原标题为《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农民工回流：特征、机制和趋势》。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节，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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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山珊 | 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导读】农民工是中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也是中国社会最为庞大的流动人口。他们虽然是农村户口，却常居各大城市；他们进城多年，却未必有市民的被认同感；他们工作辛勤，岗位却深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本文作者认为，农民工流动一直在进行中，而且这种流动不是单向不可逆的，而是双向灵活的，也有可能到城市之后再次返回乡村，返回西部。按照“推拉理论”解释，城市相对农村提供了更便捷和优渥的生活条件，但在农村中更能实现农民工自我身份的认同，社会地位更高。在这两者的拉锯与波动下，中国农民工的流动从未停息。然而，常被批评的户籍制度并不是影响农民工流动的最关键因素。城乡与东西之间的循环流动是一种常态表现，农民工还可借回乡务农或创业，来规避经济波动的风险，或者认同农业活动作为自己的主业，不再进城务工。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农民工回流并不是新现象。自从民工潮形成以来，农民工回流一直在发生；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出现了农民工在较短时间内大规模回流的情况，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一系列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在省内流动和本地（本乡镇）务工的农民工的增长量和增长速度都快于农民工的跨省流动，农民工流动的空间指向有所变化。虽然受返乡停留时间、返乡后再次流动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返乡回流农民工的具体数据很难精确统计，但总体上2009年以来农民工流动呈现出总量增高、增速趋缓，向中西部流动、省内流动和本地流动增速不断加快、向原来流出地回流的态势。
如何动态地理解农民工流动的趋势及其可能蕴含的社会结构变化？本文即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的数据为基础，讨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农民工流动的趋势特征及农民工回流的生成机制。
▍农民工回流的基本描述
（一）就近务工成为农民工的优先选择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09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在东部地区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出现了“双下降”：外出总人数降低了8.9%，占全国外出农民工总数的比例下降了8.5%。与此相反，中部和西部吸纳外出农民工的数量分别比上年增加了33.2%和35.8%。
图1表明，2009年至2017年之间，农民工总量在持续增加，但是其增速一直在缓慢下降，在2015年和2017年农民工整体的增速低于省内农民工的增速，特别是在 2017年农民工总量的增速低于省内农民工增速近1个百分点。如图1所示，2011年跨省流动的农民工的增速急剧下降，而省内流动的农民工总量首次超过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此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所造成的影响，国家加大了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宏观经济。因此，2012年之后，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增速有所上升，但2015年跨省流动农民工增速又开始急速下降，此后一直低于省内流动农民工的增速。从2009年至2017年省内流动农民工总量的增速，基本高于跨省流动和农民工总量的增速（2013年和2014年除外），而且跨省流动农民工的增速不仅低于农民工总量的增速，更低于省内流动农民工的增速。也就是说，2010年之后越来越多的新增农民工选择在本省内务工。
图2显示，相较2009年，2010年农民工的总量、本地农民工和外出农民工的总量都有显著增加。国家统计局对本地农民工的相关解释是指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内从业的农民。2010年之前，本地农民工的增量低于外出农民工和农民工总量的增加，2010年之后，本地农民工的增速一直快于外出农民工和农民工总量的增速，2010年至2012年3年间皆维持在5%以上。可以认为，虽然本地农民工的总量一直低于外出农民工，但从2010年开始本地农民工的增速一直高于外出农民工和农民工总量的增。也就是说在本乡镇地域内务工成为农民工的优先选择。
（二）农民工向中西部地区回流
图3显示的是2009年至2015年输入地农民工总量及增速的变化。除了2013年之外，作为农民工输入地的中部地区的农民工总量的增速一直高于东部地区。
从2009年开始作为输入地的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农民工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一直在上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部地区在农民工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一直在下降（见图4）。
下表显示的是2015年至2017年不同输入地农民工增量的变化趋势。从相关的统计数据来看，这几年间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作为农民工输入地无论是增量还是增速都高于东部地区。2016年和2017年作为输入地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最快，增量均占新增农民工一半以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东部地区农民工15993万人，比上年增加30万人，增长0.2%，占农民工总量的55.84%；中部地区农民工5912万人，比上年增加166万人，增长2.9%，占农民工总量的20.6%；西部地区农民工5754万人，比上年增加270万人，增长4.9%，占农民工总量的20.1%。
虽然东部地区仍然是我国农民工主要输入地，但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增长明显快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农民工增量占新增农民工的56.4%，如果加上中部地区农民工增量，更多的农民工流向中西部地区。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切是在农民工总量放缓的趋势下发生的。
以上一系列数据充分说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农民工的吸引力越来越高，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在中、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向中西部回流已经成为一种显著趋势。
以上的这些数据基本说明农民工从乡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地区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流动的趋势，正在发生逆转。当然，这一趋势并不说明所有回流的农民工都回流到了农村。据笔者调查，相当一部分回流的农民工选择了在本乡镇务工或者在本省内务工经商，仍然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就业。用回流农民工自己的话说，经济收入虽然比在外地务工低，但方便照顾家庭。一些在本地务工的农民工同时进行着农业生产，其家庭经济又重回兼业经营模式。
（三）农民工回流返乡与代际更迭
在农民工向中西部回流的趋势中我们还发现，农民工老龄化趋势也在加剧。从相关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回流的农民工中相当一部分是中老年农民工。国家统计局近几年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提到，2014年高龄农民工增量为597万人，超过了当年农民工增量501万人，而到2017年农民工总量增加了481万人，而高龄农民工增加了711万人。高龄农民工的数量在农民工总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如果我们考虑到近几年本地务工和省内务工农民工总量的增加，高龄农民工的增加与本地务工农民工和省内务工农民工数量的增加是同步的，而50岁以下的中青年农民工更加愿意外出务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相关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点，2017年本地（本乡镇务工）农民工中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32.7%，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而外地农民工中50岁以上的农民工仅占9.2%。这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大，就近务工成为农民工的优先选择。
图5表明，从2010年至2017年50岁以上的农民工（高龄农民工）在农民工总量中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41~50岁农民工的占比也在逐年增加，31~40岁农民工是一个较为平滑的曲线，而16岁~20岁和21~30岁的农民工在总数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
在农民工总量增速下降，高龄农民工占比提高且超过农民工总量的增速的情况下，本地（本乡镇务工）农民工同步增加，这说明许多之前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务工的农民工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回流家乡。笔者早前的研究表明，农民工个体及其家庭生命周期与其流动决策有直接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大，农民工有回流的趋势。即使是新生代农民工，随着结婚、生子、赡养老人等一系列生活事件的发生，其中的一部分会选择逆城市化的返乡回流。李强通过对农民工追踪数据分析的研究证明，农民工年龄与流动距离成反比，即随着农民工务工时间的增长，农民工选择流动距离会缩短。
外出农民工在其打工的生涯中会不断地在城乡之间穿梭流动就业，步入中老年的第一代农民工最终会返回家乡。有学者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趋势较为明显，他们在打工生涯中会频繁地流动和更换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选择返乡回流或者在人力资本要求更低的行业中就业。因而，在农民工个体层面，其流动方向是由务工时间长短、个体人力资本与就业环境等共同影响，随着年龄的增大大都倾向于就近务工。
上述数据也表明，民工潮形成近30年来，农民工个体层面的流动趋势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农民工的代际更迭至少已经完成了一次。农民工老龄化的趋势在微观上表现为：早年那些在青年时外出务工的农民工，许多已经返回家乡，或者就近务工，或者回归农业，而其成年子女又成为新的外出打工者；在家庭层面则表现为，农民家庭的代际分工安排，即中青年人外出务工，老一代人就近务工或者务农，但总体上农村的中青年劳动力仍然外出务工。
▍农民工回流的发生机制
农民工的回流为什么会发生？
根据人口流动的“推拉理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流动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流动改善生活条件，在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各自都有推力和拉力两种作用力。
从“推拉理论”来看，影响我国农民工流动的原因就是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流入地与流出地所能够提供的经济收入机会。
首先，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村一元虽然与城市（打工地）相比在许多方面处于劣势，但正是这种相对劣势为农民工提供了回流的动力。关于城市农民工的调查表明，农民工有较为积极的社会态度，原因在于影响农民工态度和行为的因素更多来自他们自身纵向的社会利益比较，而不是横向的与流入地城市社会的利益比较。
农民工虽然在城市或者流入地（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一般都比家乡发达）打工，但很难融入打工地社会，很大程度上受到打工地主流社会的评价体系的排斥，其社会地位较低。相反，农民工在家乡社会往往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而他们对家乡保持着较高归属感，其社会认同也更多偏向农民身份。他们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更多是在家乡社会中获得，或者在与同在打工地外来人口亚群体中获得。
农民工将外出打工赚取的收入汇入家乡，用于建房、子女教育、赡养老人、子女成婚等家庭再生产的目标和人生任务。有些较为成功者还通过外出打工积累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回乡创业成为家乡的经济精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实现了相应的社会价值，体验到了生活的意义。
其次，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及其他一系列制度安排，客观上为农民工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保护和进退自如的社会空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成为城市和流入地的居民是农民工的权利；而务工失败或者那些不愿意在外务工的农民工有一个可以返回的家乡，同样是农民工的权利。后一方面的权利的实现在于农民工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拥有的村庄成员权，农村户籍、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的使用权等权利。
在非农产业就业的农民保留了农村户籍，其在制度上身份为农民，也就意味着其可以享有户籍身份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可以享受农村的新农合、新农保等社会保障。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劳动保护不够健全的情况下，他们在家乡所拥有的这些权利成为他们最为现实和最易实现的权利。现行的土地制度下，农民工依然有承包土地的权利，虽然经过多年的“增人不增地”政策，许多农村长期没有进行土地调整，一些较为年轻的农民工实际上没有分得承包地，但是农民工具有潜在的承包地继承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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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19年6月刊，原标题为《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农民工回流：特征、机制和趋势》。篇幅所限，内容有所删节，注释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当前处在库存周期什么位置？】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六轮库存周期，每轮时长在2.5-4年之间。本轮库存周期有小幅变形，主要与同期供给侧及信用二元化有关。复盘2019年以来的库存走势：主动去库存周期，夹杂Q2一定程度被动补库存。若切换为美林时钟视角就是：微衰退周期，夹杂Q2一定程度的微滞胀，所以不难理解同期股债表现。目前经济已继续主动去库存，从PPI领先等经验规律看，本轮库存底部可能在2019年Q4。我们理解本轮短周期政策底部在Q2后半段；PPI和名义增长底部将在Q3；库存底部在Q4，而资产（股票底部、利率顶部）则大范围上和名义增长同阶段，不同类型可能略领先或滞后。（广发证券 郭磊 发布时间：2019年7月29日）https://t.cn/AijB6c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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