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永远不能说出口的“六句话”
曾国藩被誉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受到后人很高的的评价。他的仕途颇为传奇，起初七次科举不中，十年七迁，连跳十级，官至二品。
曾国藩的一生勤俭廉劳，不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为官，在官场获得了巨大成功，官运一直很旺。常言道，官场如战场，旦夕祸福。
曾国藩在官场上的成功，源自他说话时采用的方式方法。他奉行“戒多言”的原则。
老人们常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有价值的话多说，没必要的话不说。
曾国藩言：“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
这源于一件小事。
曾国藩父亲过生日，郑小珊前来祝寿，他是曾国藩的老乡，当时曾国藩刚入翰林院，得意忘形，拉着小珊夸夸其谈，口无遮拦，有的说没的也说，惹恼了郑小珊，于是郑小珊愤怒离去。
事后曾国藩察觉到了自己的错误，懊悔不迭，此后他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
以下是曾国藩自己总结研究出来的为人处世的六句话。
1
不说直话
说话是一门艺术。说的好是锦上添花，说的不好则是雪上加霜。
说话切记不要直来直去。自尊心和虚荣心人人都有，倘若胡乱说话，不顾及他人的情况，极易造成尴尬场面，闹得大家不快。
曾国藩告诫儿子说：“自古以来讲凶德致败的道理大致有两条，一是长傲，二是多言。”
说话要像山间的泉水一样，沁人心脾，汩汩而流。不能跟大江大河一样，浩浩荡荡，奔腾而流。直截了当的说与轻声慢语的说，效果是不同的，后者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要让别人听进去你的话，这是与人交流的关键。
倘若说话方式不对，话再真诚、再有价值，对方不入耳也是徒劳的。而委婉的、不生硬的话语既是尊重对方，留给对方一定余地，也是稳定对方的情绪，让对话延续下去。
2
不说闲话
说闲话的人容易被人讨厌，尤其是那种背后说人闲话的人。
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常说是非事，必是是非人。”经常爱嚼舌根，一点小事就当大事宣传的人，必然不是什么好人。经常去说别人闲话，总有一天闲话会传入那人的耳朵里。
真正的聪明人，在闲暇时间里，总会去学点东西或提升自己，不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3
不说怨话
在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抱怨的人，他们抱怨自己或抱怨别人。
其实抱怨是在做无用功，对解决问题没有一丁点好处。人们不愿意一直听你抱怨，反过来看，我们也不愿意老是听别人抱怨。抱怨听多了，心情会变糟糕，陷入负能量的漩涡。
爱抱怨、发牢骚的人，意志不坚定，抗压能力特别差。遇到麻烦事老是抱怨，不断的去找别人的借口，抱怨世道不公，让自己遭遇凄惨。这样很容易让你成为懒惰者和脆弱者。
因此，我们不要傻傻的再去抱怨了，不妨静静思考，我们为什么会失败？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下次再遇到能不能做得更好？这才是我们需要做的。
4
不说狂话
与人交往，坦诚第一，狂傲的、自大的话，就不要说了，说了容易招人厌恶。也不要轻易承揽下自己办不到的事，到最后失信于人，丢失的是别人对你的信任。
为了喂饱自己的虚荣心，说了狂话，把自己的缺点暴露给别人，这真是得不偿失。
魏晋时期，两晋名士周伯仁爱说狂话。
《晋书》上说：有一回晋元帝宴请群臣，众人酒喝得很尽兴，晋元帝高兴地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全国有名的大臣，我们今天共聚一堂，众位爱卿有没有觉得我像上古的尧舜禹呢？”众大臣鼓掌称是。
周伯仁当时喝醉了，只见他大声说道：“都是皇帝，今天的皇帝怎么能比得上圣人在的时候呢？”皇帝非常生气，当即下圣旨，要处死周顗。多日后赦免了他。
所以，我们要低调做人，不要像周伯仁一样太过狂妄，这样容易招来横祸。
5
不说胡话
人活在世，一定要活得明白，明明白白做人，明明白白做事。
不胡言乱语，不知道的咱不说，千万不要胡说，胡话一旦出了口，就收不回来了。
老话常讲，“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别人听到耳朵里，就会怀疑你的人品，对你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满嘴胡话的人，没人愿意亲近他，因为句句都掺杂假话，有效沟通程度很低。说话清晰明确，不说胡话，让听者觉得你这个人靠得住，这便是高情商的表现。
6
不说恶话
曾国藩常常在家书中告诫子女，做人要厚道，话不要说死，事不要做绝。多积口德，多尊重别人，这既是包容别人，也是包容自己。恶言恶语，尽量不要说，要学会克制。
老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恶话的杀伤力不亚于一颗精神上的原子弹。
阮玲玉在遗书中写道：“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恶语给他人带来的伤害，是我们无法估量的。
所以，我们在说话之前，一定要在脑子里过滤一遍，淘汰掉伤人的恶话。想想你说出口的话有没有上面那六种。想想你说出口话是否照顾到了对方，想想你说出口的话是否合乎场合。
谨记：你说出口的每一句话，都将决定你人生的高度。
曾国藩被誉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受到后人很高的的评价。他的仕途颇为传奇，起初七次科举不中，十年七迁，连跳十级，官至二品。
曾国藩的一生勤俭廉劳，不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为官，在官场获得了巨大成功，官运一直很旺。常言道，官场如战场，旦夕祸福。
曾国藩在官场上的成功，源自他说话时采用的方式方法。他奉行“戒多言”的原则。
老人们常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有价值的话多说，没必要的话不说。
曾国藩言：“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
这源于一件小事。
曾国藩父亲过生日，郑小珊前来祝寿，他是曾国藩的老乡，当时曾国藩刚入翰林院，得意忘形，拉着小珊夸夸其谈，口无遮拦，有的说没的也说，惹恼了郑小珊，于是郑小珊愤怒离去。
事后曾国藩察觉到了自己的错误，懊悔不迭，此后他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
以下是曾国藩自己总结研究出来的为人处世的六句话。
1
不说直话
说话是一门艺术。说的好是锦上添花，说的不好则是雪上加霜。
说话切记不要直来直去。自尊心和虚荣心人人都有，倘若胡乱说话，不顾及他人的情况，极易造成尴尬场面，闹得大家不快。
曾国藩告诫儿子说：“自古以来讲凶德致败的道理大致有两条，一是长傲，二是多言。”
说话要像山间的泉水一样，沁人心脾，汩汩而流。不能跟大江大河一样，浩浩荡荡，奔腾而流。直截了当的说与轻声慢语的说，效果是不同的，后者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要让别人听进去你的话，这是与人交流的关键。
倘若说话方式不对，话再真诚、再有价值，对方不入耳也是徒劳的。而委婉的、不生硬的话语既是尊重对方，留给对方一定余地，也是稳定对方的情绪，让对话延续下去。
2
不说闲话
说闲话的人容易被人讨厌，尤其是那种背后说人闲话的人。
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常说是非事，必是是非人。”经常爱嚼舌根，一点小事就当大事宣传的人，必然不是什么好人。经常去说别人闲话，总有一天闲话会传入那人的耳朵里。
真正的聪明人，在闲暇时间里，总会去学点东西或提升自己，不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3
不说怨话
在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抱怨的人，他们抱怨自己或抱怨别人。
其实抱怨是在做无用功，对解决问题没有一丁点好处。人们不愿意一直听你抱怨，反过来看，我们也不愿意老是听别人抱怨。抱怨听多了，心情会变糟糕，陷入负能量的漩涡。
爱抱怨、发牢骚的人，意志不坚定，抗压能力特别差。遇到麻烦事老是抱怨，不断的去找别人的借口，抱怨世道不公，让自己遭遇凄惨。这样很容易让你成为懒惰者和脆弱者。
因此，我们不要傻傻的再去抱怨了，不妨静静思考，我们为什么会失败？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下次再遇到能不能做得更好？这才是我们需要做的。
4
不说狂话
与人交往，坦诚第一，狂傲的、自大的话，就不要说了，说了容易招人厌恶。也不要轻易承揽下自己办不到的事，到最后失信于人，丢失的是别人对你的信任。
为了喂饱自己的虚荣心，说了狂话，把自己的缺点暴露给别人，这真是得不偿失。
魏晋时期，两晋名士周伯仁爱说狂话。
《晋书》上说：有一回晋元帝宴请群臣，众人酒喝得很尽兴，晋元帝高兴地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全国有名的大臣，我们今天共聚一堂，众位爱卿有没有觉得我像上古的尧舜禹呢？”众大臣鼓掌称是。
周伯仁当时喝醉了，只见他大声说道：“都是皇帝，今天的皇帝怎么能比得上圣人在的时候呢？”皇帝非常生气，当即下圣旨，要处死周顗。多日后赦免了他。
所以，我们要低调做人，不要像周伯仁一样太过狂妄，这样容易招来横祸。
5
不说胡话
人活在世，一定要活得明白，明明白白做人，明明白白做事。
不胡言乱语，不知道的咱不说，千万不要胡说，胡话一旦出了口，就收不回来了。
老话常讲，“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别人听到耳朵里，就会怀疑你的人品，对你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满嘴胡话的人，没人愿意亲近他，因为句句都掺杂假话，有效沟通程度很低。说话清晰明确，不说胡话，让听者觉得你这个人靠得住，这便是高情商的表现。
6
不说恶话
曾国藩常常在家书中告诫子女，做人要厚道，话不要说死，事不要做绝。多积口德，多尊重别人，这既是包容别人，也是包容自己。恶言恶语，尽量不要说，要学会克制。
老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恶话的杀伤力不亚于一颗精神上的原子弹。
阮玲玉在遗书中写道：“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恶语给他人带来的伤害，是我们无法估量的。
所以，我们在说话之前，一定要在脑子里过滤一遍，淘汰掉伤人的恶话。想想你说出口的话有没有上面那六种。想想你说出口话是否照顾到了对方，想想你说出口的话是否合乎场合。
谨记：你说出口的每一句话，都将决定你人生的高度。
【转存】曾国藩：永远不能说出口的“六句话”
曾国藩被誉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受到后人很高的的评价。他的仕途颇为传奇，起初七次科举不中，十年七迁，连跳十级，官至二品。
曾国藩的一生勤俭廉劳，不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为官，在官场获得了巨大成功，官运一直很旺。常言道，官场如战场，旦夕祸福。
曾国藩在官场上的成功，源自他说话时采用的方式方法。他奉行“戒多言”的原则。
老人们常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有价值的话多说，没必要的话不说。
曾国藩言：“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
这源于一件小事。
曾国藩父亲过生日，郑小珊前来祝寿，他是曾国藩的老乡，当时曾国藩刚入翰林院，得意忘形，拉着小珊夸夸其谈，口无遮拦，有的说没的也说，惹恼了郑小珊，于是郑小珊愤怒离去。
事后曾国藩察觉到了自己的错误，懊悔不迭，此后他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
以下是曾国藩自己总结研究出来的为人处世的六句话。
1、不说直话
说话是一门艺术。说的好是锦上添花，说的不好则是雪上加霜。
说话切记不要直来直去。自尊心和虚荣心人人都有，倘若胡乱说话，不顾及他人的情况，极易造成尴尬场面，闹得大家不快。
曾国藩告诫儿子说：“自古以来讲凶德致败的道理大致有两条，一是长傲，二是多言。”
说话要像山间的泉水一样，沁人心脾，汩汩而流。不能跟大江大河一样，浩浩荡荡，奔腾而流。直截了当的说与轻声慢语的说，效果是不同的，后者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要让别人听进去你的话，这是与人交流的关键。
倘若说话方式不对，话再真诚、再有价值，对方不入耳也是徒劳的。而委婉的、不生硬的话语既是尊重对方，留给对方一定余地，也是稳定对方的情绪，让对话延续下去。
2、不说闲话
说闲话的人容易被人讨厌，尤其是那种背后说人闲话的人。
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常说是非事，必是是非人。”经常爱嚼舌根，一点小事就当大事宣传的人，必然不是什么好人。经常去说别人闲话，总有一天闲话会传入那人的耳朵里。
真正的聪明人，在闲暇时间里，总会去学点东西或提升自己，不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3、不说怨话
在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抱怨的人，他们抱怨自己或抱怨别人。
其实抱怨是在做无用功，对解决问题没有一丁点好处。人们不愿意一直听你抱怨，反过来看，我们也不愿意老是听别人抱怨。抱怨听多了，心情会变糟糕，陷入负能量的漩涡。
爱抱怨、发牢骚的人，意志不坚定，抗压能力特别差。遇到麻烦事老是抱怨，不断的去找别人的借口，抱怨世道不公，让自己遭遇凄惨。这样很容易让你成为懒惰者和脆弱者。
因此，我们不要傻傻的再去抱怨了，不妨静静思考，我们为什么会失败？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下次再遇到能不能做得更好？这才是我们需要做的。
4、不说狂话
与人交往，坦诚第一，狂傲的、自大的话，就不要说了，说了容易招人厌恶。也不要轻易承揽下自己办不到的事，到最后失信于人，丢失的是别人对你的信任。
为了喂饱自己的虚荣心，说了狂话，把自己的缺点暴露给别人，这真是得不偿失。
魏晋时期，两晋名士周伯仁爱说狂话。
《晋书》上说：有一回晋元帝宴请群臣，众人酒喝得很尽兴，晋元帝高兴地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全国有名的大臣，我们今天共聚一堂，众位爱卿有没有觉得我像上古的尧舜禹呢？”众大臣鼓掌称是。
周伯仁当时喝醉了，只见他大声说道：“都是皇帝，今天的皇帝怎么能比得上圣人在的时候呢？”皇帝非常生气，当即下圣旨，要处死周顗。多日后赦免了他。
所以，我们要低调做人，不要像周伯仁一样太过狂妄，这样容易招来横祸。
5、不说胡话
人活在世，一定要活得明白，明明白白做人，明明白白做事。
不胡言乱语，不知道的咱不说，千万不要胡说，胡话一旦出了口，就收不回来了。
老话常讲，“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别人听到耳朵里，就会怀疑你的人品，对你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满嘴胡话的人，没人愿意亲近他，因为句句都掺杂假话，有效沟通程度很低。说话清晰明确，不说胡话，让听者觉得你这个人靠得住，这便是高情商的表现。
6、不说恶话
曾国藩常常在家书中告诫子女，做人要厚道，话不要说死，事不要做绝。多积口德，多尊重别人，这既是包容别人，也是包容自己。恶言恶语，尽量不要说，要学会克制。
老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恶话的杀伤力不亚于一颗精神上的原子弹。
阮玲玉在遗书中写道：“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恶语给他人带来的伤害，是我们无法估量的。
所以，我们在说话之前，一定要在脑子里过滤一遍，淘汰掉伤人的恶话。想想你说出口的话有没有上面那六种。想想你说出口话是否照顾到了对方，想想你说出口的话是否合乎场合。
谨记：你说出口的每一句话，都将决定你人生的高度。随喜转发，功德无量！
曾国藩被誉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受到后人很高的的评价。他的仕途颇为传奇，起初七次科举不中，十年七迁，连跳十级，官至二品。
曾国藩的一生勤俭廉劳，不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为官，在官场获得了巨大成功，官运一直很旺。常言道，官场如战场，旦夕祸福。
曾国藩在官场上的成功，源自他说话时采用的方式方法。他奉行“戒多言”的原则。
老人们常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有价值的话多说，没必要的话不说。
曾国藩言：“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
这源于一件小事。
曾国藩父亲过生日，郑小珊前来祝寿，他是曾国藩的老乡，当时曾国藩刚入翰林院，得意忘形，拉着小珊夸夸其谈，口无遮拦，有的说没的也说，惹恼了郑小珊，于是郑小珊愤怒离去。
事后曾国藩察觉到了自己的错误，懊悔不迭，此后他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
以下是曾国藩自己总结研究出来的为人处世的六句话。
1、不说直话
说话是一门艺术。说的好是锦上添花，说的不好则是雪上加霜。
说话切记不要直来直去。自尊心和虚荣心人人都有，倘若胡乱说话，不顾及他人的情况，极易造成尴尬场面，闹得大家不快。
曾国藩告诫儿子说：“自古以来讲凶德致败的道理大致有两条，一是长傲，二是多言。”
说话要像山间的泉水一样，沁人心脾，汩汩而流。不能跟大江大河一样，浩浩荡荡，奔腾而流。直截了当的说与轻声慢语的说，效果是不同的，后者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要让别人听进去你的话，这是与人交流的关键。
倘若说话方式不对，话再真诚、再有价值，对方不入耳也是徒劳的。而委婉的、不生硬的话语既是尊重对方，留给对方一定余地，也是稳定对方的情绪，让对话延续下去。
2、不说闲话
说闲话的人容易被人讨厌，尤其是那种背后说人闲话的人。
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常说是非事，必是是非人。”经常爱嚼舌根，一点小事就当大事宣传的人，必然不是什么好人。经常去说别人闲话，总有一天闲话会传入那人的耳朵里。
真正的聪明人，在闲暇时间里，总会去学点东西或提升自己，不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3、不说怨话
在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抱怨的人，他们抱怨自己或抱怨别人。
其实抱怨是在做无用功，对解决问题没有一丁点好处。人们不愿意一直听你抱怨，反过来看，我们也不愿意老是听别人抱怨。抱怨听多了，心情会变糟糕，陷入负能量的漩涡。
爱抱怨、发牢骚的人，意志不坚定，抗压能力特别差。遇到麻烦事老是抱怨，不断的去找别人的借口，抱怨世道不公，让自己遭遇凄惨。这样很容易让你成为懒惰者和脆弱者。
因此，我们不要傻傻的再去抱怨了，不妨静静思考，我们为什么会失败？有没有解决问题的方法？下次再遇到能不能做得更好？这才是我们需要做的。
4、不说狂话
与人交往，坦诚第一，狂傲的、自大的话，就不要说了，说了容易招人厌恶。也不要轻易承揽下自己办不到的事，到最后失信于人，丢失的是别人对你的信任。
为了喂饱自己的虚荣心，说了狂话，把自己的缺点暴露给别人，这真是得不偿失。
魏晋时期，两晋名士周伯仁爱说狂话。
《晋书》上说：有一回晋元帝宴请群臣，众人酒喝得很尽兴，晋元帝高兴地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全国有名的大臣，我们今天共聚一堂，众位爱卿有没有觉得我像上古的尧舜禹呢？”众大臣鼓掌称是。
周伯仁当时喝醉了，只见他大声说道：“都是皇帝，今天的皇帝怎么能比得上圣人在的时候呢？”皇帝非常生气，当即下圣旨，要处死周顗。多日后赦免了他。
所以，我们要低调做人，不要像周伯仁一样太过狂妄，这样容易招来横祸。
5、不说胡话
人活在世，一定要活得明白，明明白白做人，明明白白做事。
不胡言乱语，不知道的咱不说，千万不要胡说，胡话一旦出了口，就收不回来了。
老话常讲，“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别人听到耳朵里，就会怀疑你的人品，对你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满嘴胡话的人，没人愿意亲近他，因为句句都掺杂假话，有效沟通程度很低。说话清晰明确，不说胡话，让听者觉得你这个人靠得住，这便是高情商的表现。
6、不说恶话
曾国藩常常在家书中告诫子女，做人要厚道，话不要说死，事不要做绝。多积口德，多尊重别人，这既是包容别人，也是包容自己。恶言恶语，尽量不要说，要学会克制。
老话说得好，“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
恶话的杀伤力不亚于一颗精神上的原子弹。
阮玲玉在遗书中写道：“我一死何足惜，不过还是怕人言可畏。”恶语给他人带来的伤害，是我们无法估量的。
所以，我们在说话之前，一定要在脑子里过滤一遍，淘汰掉伤人的恶话。想想你说出口的话有没有上面那六种。想想你说出口话是否照顾到了对方，想想你说出口的话是否合乎场合。
谨记：你说出口的每一句话，都将决定你人生的高度。随喜转发，功德无量！
《智囊·上智》
７６、姚崇
【原文】
姚崇为灵武道大总管。张柬之等谋诛二张，崇适自屯所还，遂参密议，以功封梁县侯。武后迁上陽宫，中宗率百官问起居。五公相庆，崇独流涕。柬之等曰：「今岂流涕时耶？恐公祸由此始。」崇曰：「比与讨逆，不足为功。然事天后久，违旧主而泣，人臣终节也。由此获罪，甘心焉。」后五王被害，而崇独免。
【译文】
唐朝名臣姚崇（硖州硖石人，封梁国公）任灵武道大总管。
张柬之（襄陽人，字孟将）等人计划杀武后宠 幸的张易之、张昌宗二人，姚崇正好从屯驻处回京，就参加这件秘密的行动，后来因功封为梁县侯。武后迁往上陽宫时，中宗率百官去问候生活起居。
五王互相庆贺，只有姚崇留泪。张柬之等人说：「现在那里是流泪的时候呢？你恐怕会有灾祸临头。」
姚崇说：「和你们一起讨平叛逆，本来算不上什么功。然而服事武后久了，一旦分别，因而哭泣，是人臣应有的节义。如果因为这样而获罪，我也甘心。」后来五王被害，有姚崇幸免。
［冯评译文］
武后迁入上陽宫，王互相庆贺，有姚崇流泪。
董卓（东汉·临洮人）被杀，百姓载歌载舞，只有蔡邕（陈留人）惊叹。
事情相同而遭遇的福祸却相反。因为武后是君，董卓是臣；姚崇为公，蔡邕为私的缘故。然而惊叹的人是平日感恩的真心表现，流泪的人是一时免祸的权术。姚崇预计武三思（武后的侄子）还在朝，日后可能报复，不像五王那样不听劝告唉，姚崇真聪明啊！
７７、孔子
【原文】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鲁人必多拯溺者矣！」
［冯述评］
袁了凡曰：「自俗眼观之，子贡之不受金似优于子路之受牛，孔子则取由而黜赐，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论流弊，不论一时论永久，不论一身论天下。
【译文】
鲁国的法令规定：凡鲁国人做了诸侯的臣妾，能将他们赎回的人，可以从官府拿回赎金，子贡去诸侯家赎回一个鲁国人，却不肯接受赎金。
孔子说：「赐（子贡的名字）的做法错了。圣人的行事可以移风易俗，教化百姓，不只是自己的行为高尚就行了。当今鲁国富人少穷人多，拿回赎金并不损害自己的道德，不拿回赎金就不能鼓励其他人来效法了。」
子路（姓仲名由，孔子的弟子）救起溺水的人，那人以牛答谢子路，子路接受下来。孔子很高兴地说：「以后一定会有很多鲁国人勇于拯救溺水者了。」
７８、宓子
【原文】
齐人攻鲁，由单父。单父之老请曰：「麦已熟矣，请任民出获，可以益粮，且不资寇。」三请，而宓子不许。俄而齐寇逮于麦。季孙怒，使人让之。宓子蹙然曰：「今兹无麦，明年可树。若使不耕者获，是使民乐有寇。夫单父一岁之麦，其得失于鲁不加强弱；若使民有幸取之心，其创必数世不息。」季孙闻而愧曰：「地若可入，吾岂忍见宓子哉！」
［冯述评］
于救世似迂，于持世甚远。
【译文】
齐国人攻打鲁国，路经单父（鲁国的地名）。单父的父老向县宰请示说：「田里的麦子已经成熟了，请任由人民去收割，既可增加粮食，且不致于资助敌人。」
接连请求三次，但宓子（鲁人，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弟子）都不准。不久，官差果然在麦田里逮捕到敌人。季孙（鲁人，鲁庄公之后代）很生气，遣人来责备宓子。宓子皱着眉头说：「今年没有麦子，明年可以种；但如果让不耕耘的人也可以收获麦子，人民就会喜欢有敌寇入侵。单父一年麦产量的多寡，对鲁国的强弱并无影响，如果使人民养成侥幸获利的心理，这种伤害几代都不能消除。」季孙听了很惭愧地说：「地如果可以钻进去，我宁肯钻进去也不愿意去见宓子。」
［冯评译文］
宓子的话从拯救国家的角度来看，似乎有些迂腐，但从经理世事的角度来看，眼光非常远大。
７９、程琳
【原文】
程琳，字天球，为三司使日，议者患民税多名目［冯注：大麦纩绢绸鞋钱食盐钱］，恐吏为奸，欲除其名而合为一。琳曰：「合为一而没其名，一时之便，后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是重困民也。」议者虽唯唯，然当时犹未知其言之为利。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尽并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
【译文】
宋朝人程琳，字天球，任三司使时，有人认为人民的捐税名目繁多［当时有大麦、织绢、绸鞋钱和食盐钱等名目］，恐官吏从中舞弊，想除去名目合为一项。程琳说：「合为一项以除去繁多的名目，一时是很方便；可是以后一定有喜欢兴利的官吏，一定又增加税目，这样增加下去，更会加重人民的困苦。」主张合并税目的人虽然口头表示同意，然而心里还是不怎么相信。直到蔡京（字元长，性凶谲）推行方田法，把所有税收合并为一，才想起程琳的话来，不由得感慨系之。
８０、高明
【原文】
黄河南徙，民耕汙地，有收。议者欲履亩坐税。高御史明不可，曰：「河徙无常，税额不改，平陆忽复巨浸，常税犹按旧籍，民何以堪？」遂报罢。
［冯述评］
每见沿江 之邑，以摊江 田赔粮致困，盖沙涨成田，有司喜以升科见功，而不知异日减科之难也。
川中之盐井亦然，陈于陛《意见》云：「有井方有课，因旧井塌坏，而上司不肯除其课，百姓受累之极，即新井亦不敢开。宜立为法：凡废井，课悉与除之；新井许其开凿，开成日免课，三年后方征收，则民困可苏而利亦兴矣。若山课多，一时不能尽蠲，宜查出另为一籍，有恩典先及之，或缓征，或对支，徐查新涨田，即渐补扣。数年之后，其庶几乎？」
查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节奉太祖圣旨：「山东、河南民人，除已入额田地照旧征外，新开荒的田地，不问多少，永远不要起科，有气力的尽他种。」按：此可为各边屯田之法。
【译文】
明朝时黄河河道向南迁移，人民在旧河道上耕种，有了收成。
有人提议政府应按田亩课税。御史高明（贵溪人，字止达）认为不行，他说：「黄河迁徙没有定位，税收的额度轻易改变不了，平地忽然间变为大河，日常税赋还是依旧，人民怎么承受得了！」于是报准取消。
７６、姚崇
【原文】
姚崇为灵武道大总管。张柬之等谋诛二张，崇适自屯所还，遂参密议，以功封梁县侯。武后迁上陽宫，中宗率百官问起居。五公相庆，崇独流涕。柬之等曰：「今岂流涕时耶？恐公祸由此始。」崇曰：「比与讨逆，不足为功。然事天后久，违旧主而泣，人臣终节也。由此获罪，甘心焉。」后五王被害，而崇独免。
【译文】
唐朝名臣姚崇（硖州硖石人，封梁国公）任灵武道大总管。
张柬之（襄陽人，字孟将）等人计划杀武后宠 幸的张易之、张昌宗二人，姚崇正好从屯驻处回京，就参加这件秘密的行动，后来因功封为梁县侯。武后迁往上陽宫时，中宗率百官去问候生活起居。
五王互相庆贺，只有姚崇留泪。张柬之等人说：「现在那里是流泪的时候呢？你恐怕会有灾祸临头。」
姚崇说：「和你们一起讨平叛逆，本来算不上什么功。然而服事武后久了，一旦分别，因而哭泣，是人臣应有的节义。如果因为这样而获罪，我也甘心。」后来五王被害，有姚崇幸免。
［冯评译文］
武后迁入上陽宫，王互相庆贺，有姚崇流泪。
董卓（东汉·临洮人）被杀，百姓载歌载舞，只有蔡邕（陈留人）惊叹。
事情相同而遭遇的福祸却相反。因为武后是君，董卓是臣；姚崇为公，蔡邕为私的缘故。然而惊叹的人是平日感恩的真心表现，流泪的人是一时免祸的权术。姚崇预计武三思（武后的侄子）还在朝，日后可能报复，不像五王那样不听劝告唉，姚崇真聪明啊！
７７、孔子
【原文】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鲁人必多拯溺者矣！」
［冯述评］
袁了凡曰：「自俗眼观之，子贡之不受金似优于子路之受牛，孔子则取由而黜赐，乃知人之为善，不论现行论流弊，不论一时论永久，不论一身论天下。
【译文】
鲁国的法令规定：凡鲁国人做了诸侯的臣妾，能将他们赎回的人，可以从官府拿回赎金，子贡去诸侯家赎回一个鲁国人，却不肯接受赎金。
孔子说：「赐（子贡的名字）的做法错了。圣人的行事可以移风易俗，教化百姓，不只是自己的行为高尚就行了。当今鲁国富人少穷人多，拿回赎金并不损害自己的道德，不拿回赎金就不能鼓励其他人来效法了。」
子路（姓仲名由，孔子的弟子）救起溺水的人，那人以牛答谢子路，子路接受下来。孔子很高兴地说：「以后一定会有很多鲁国人勇于拯救溺水者了。」
７８、宓子
【原文】
齐人攻鲁，由单父。单父之老请曰：「麦已熟矣，请任民出获，可以益粮，且不资寇。」三请，而宓子不许。俄而齐寇逮于麦。季孙怒，使人让之。宓子蹙然曰：「今兹无麦，明年可树。若使不耕者获，是使民乐有寇。夫单父一岁之麦，其得失于鲁不加强弱；若使民有幸取之心，其创必数世不息。」季孙闻而愧曰：「地若可入，吾岂忍见宓子哉！」
［冯述评］
于救世似迂，于持世甚远。
【译文】
齐国人攻打鲁国，路经单父（鲁国的地名）。单父的父老向县宰请示说：「田里的麦子已经成熟了，请任由人民去收割，既可增加粮食，且不致于资助敌人。」
接连请求三次，但宓子（鲁人，名不齐，字子贱，孔子弟子）都不准。不久，官差果然在麦田里逮捕到敌人。季孙（鲁人，鲁庄公之后代）很生气，遣人来责备宓子。宓子皱着眉头说：「今年没有麦子，明年可以种；但如果让不耕耘的人也可以收获麦子，人民就会喜欢有敌寇入侵。单父一年麦产量的多寡，对鲁国的强弱并无影响，如果使人民养成侥幸获利的心理，这种伤害几代都不能消除。」季孙听了很惭愧地说：「地如果可以钻进去，我宁肯钻进去也不愿意去见宓子。」
［冯评译文］
宓子的话从拯救国家的角度来看，似乎有些迂腐，但从经理世事的角度来看，眼光非常远大。
７９、程琳
【原文】
程琳，字天球，为三司使日，议者患民税多名目［冯注：大麦纩绢绸鞋钱食盐钱］，恐吏为奸，欲除其名而合为一。琳曰：「合为一而没其名，一时之便，后有兴利之臣，必复增之，是重困民也。」议者虽唯唯，然当时犹未知其言之为利。至蔡京行方田之法，尽并之，乃始思其言而咨嗟焉。
【译文】
宋朝人程琳，字天球，任三司使时，有人认为人民的捐税名目繁多［当时有大麦、织绢、绸鞋钱和食盐钱等名目］，恐官吏从中舞弊，想除去名目合为一项。程琳说：「合为一项以除去繁多的名目，一时是很方便；可是以后一定有喜欢兴利的官吏，一定又增加税目，这样增加下去，更会加重人民的困苦。」主张合并税目的人虽然口头表示同意，然而心里还是不怎么相信。直到蔡京（字元长，性凶谲）推行方田法，把所有税收合并为一，才想起程琳的话来，不由得感慨系之。
８０、高明
【原文】
黄河南徙，民耕汙地，有收。议者欲履亩坐税。高御史明不可，曰：「河徙无常，税额不改，平陆忽复巨浸，常税犹按旧籍，民何以堪？」遂报罢。
［冯述评］
每见沿江 之邑，以摊江 田赔粮致困，盖沙涨成田，有司喜以升科见功，而不知异日减科之难也。
川中之盐井亦然，陈于陛《意见》云：「有井方有课，因旧井塌坏，而上司不肯除其课，百姓受累之极，即新井亦不敢开。宜立为法：凡废井，课悉与除之；新井许其开凿，开成日免课，三年后方征收，则民困可苏而利亦兴矣。若山课多，一时不能尽蠲，宜查出另为一籍，有恩典先及之，或缓征，或对支，徐查新涨田，即渐补扣。数年之后，其庶几乎？」
查洪武二十八年，户部节奉太祖圣旨：「山东、河南民人，除已入额田地照旧征外，新开荒的田地，不问多少，永远不要起科，有气力的尽他种。」按：此可为各边屯田之法。
【译文】
明朝时黄河河道向南迁移，人民在旧河道上耕种，有了收成。
有人提议政府应按田亩课税。御史高明（贵溪人，字止达）认为不行，他说：「黄河迁徙没有定位，税收的额度轻易改变不了，平地忽然间变为大河，日常税赋还是依旧，人民怎么承受得了！」于是报准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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