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头不小！玉林一村民挖出块清朝石碑，上面刻着……】最近，在博白县永安镇新祥村大车坪屯，有村民发现了晚清抗法将领、民族英雄冯子材养父兼师傅冯氏八角耳（真名冯锦芯）的墓碑，上面凿有冯子材的名字。近日， 记者走进大车坪屯一探究竟。
挖到石碑的位置在大车坪屯大山脚下一户村民的屋背后，跟随着大车坪屯队长冯飞翔，记者来到了石碑发现地。 “挖到石碑是在上午9点左右。”冯飞翔回忆，当天是村民冯诗福请来挖掘机，准备给自家挖化粪池时意外挖到。“钩机钩起来石碑后，仔细一看，发现竟是冯氏八角耳的墓碑，并在墓碑上找到了冯子材的名字。”冯飞翔说，之前在在博白民间，一直都流传着冯氏八角耳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养父兼师傅的传说，这块墓碑上的内容，似乎吻合了这个传说，于是觉得这块石碑非同小可，决定保管起来。
在新祥村公共服务中心，记者见到了这块墓碑，其长约1米，宽约30厘米，石碑上的字体清晰可见，中间刻着：白洲冯氏宗祠武馆宗师十七世祖锦清号八角耳公之墓。左边刻有：祀男子材，清朝道光戊申年一月二十五日辰时立。“清朝道光戊申年即是1848年，按算，其时冯子材刚好30岁，与不少流传的故事吻合。”冯飞翔说。
在正史的介绍中，冯子材出生于广东廉州府钦州沙尾村(今属广西钦尾村)。民间传说在冯子材四岁那年，其母亲因回娘家借米粮，途中遭到雷雨，遇难于铁帽头山。几年后，冯子材的父亲也因病离世，冯子材成了流浪孤儿。道光十三年冬季（1833年），时年15岁的冯子材因一次偶然机会，与博白永安镇大车坪的冯锦芯(又名冯锦清），在广东濂州街（今属合浦县）相遇相识，被其收为养子。
对于这一段传说，我市文史学者黄继军觉得真实性较高，不少史料都有记载。
冯飞翔说，这块石碑出土后，70多岁的博白学者陈国才还特地前来观摩。“他之前就收集了不少有关冯子材的故事，他认为这块石碑上的内容与之前流传的故事是吻合的。”
“这块石碑的发现后，希望有更多的文史专家前来考证。”在采访结束时，新祥村的支书冯德彩如此说道。
#玉林身边事#

吴山仓颉庙联

〔清〕彭玉麟
一画本天开，破上古鸿蒙，草昧无须绳更结；
六书随世换，供后人摹写，英雄未免笔难投！

仓颉传为黄帝史官，观鸟兽之迹，体类象形而制字，以代结绳之政。近代文史学者则多认为远古文字是社会群众的产物，不是一人所能独创的。仓颉可能只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个著名人物。

《血脈裡的文化筆耕》：王振春先生新書序

/石計生

因為進行二戰前後臺灣流行歌南洋流傳的研究，今年八月底我到新加坡進行移地考察，並且和多位當地耆老、學者與文史工作者交流;其中所見的王振春先生，是少數我在臺北進行文獻收集閱讀時就已經知道的著作豐富、在地大名鼎鼎的人物。

王先生從新聞記者到文史工作者，幾十年來所關注的焦點，就表現在新加坡史料叢書的《根的系列》，這也和我的研究高度相關、深具參考價值的文獻。臺灣流行歌內容包羅萬象，包括華語歌(國語歌與校園民歌)、臺語歌(福建歌曲)、客語歌(粵語歌曲)和原住民語歌等，而二戰前後流傳至新加坡最顯著者，是華語的和福建歌曲，這當然和星洲華人的族裔構成有關。其中，臺灣校園民歌對於新謠和馬謠產生深刻影響，迄今仍持續發展著。國語歌曲影響更為深遠，如我此行後來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為例演講，以黎錦暉的國語歌曲，電影配樂的桃花江和周藍萍的綠島小夜曲流傳為例，獲得華人聽眾熱烈迴響。在新加坡的諸多交流裡也發現同樣的現象。

但這些歌曲怎麼跨洋流傳? 在甚麼地方演唱?對接受社會(host society)產生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必然和新加坡歷史裡的人事物產生關連。就空間而言，今日已經高度現代化、資訊化成為花園城市、智慧城市國家的新加坡，已經難以找到臺灣流行歌在此活動的地點，如海燕歌劇院、大華電影院、新生歌台和大世界、新世界和繁華世界等遊藝場等等。令人驚喜地，在振春先生數十年發揮記者實事求是，田野訪談的筆耕不輟下，早已被拆除或寥落的這些重要文化據點的故事，得以被保留下來。

族群作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是與共同的起源、歷史的創造的關係所形成的身份認同有關。作為多族群國家一份子，像振春先生這樣的重要文史工作者，正是華人社會的記憶瑰寶與文化活字典。此次我能為振春先生的新書，根的系列的《話說密駝路》寫序十分榮幸。他是海南人，家就住在小坡的密駝路(Middle Road)的海南一街，離我此行下榻的Lavender地鐵站附近飯店不遠，我散步時曾多次經過此路，沿街新式高樓為主，舊屋很少，顯然在新加坡現代化過程裡被拆除了，這書繼續著振春先生的文字事業。

作此序之時，在九月仍然酷熱的臺北外雙谿，從前甚感煩躁。相對於位處赤道的恆夏的新加坡，現在卻覺得還算好，因為可以期盼一個秋冬將至。同時憶起和振春先生在牛車水見面時的感覺，他風度翩翩、斯文內斂，舉手投足充滿文學氣質。那時他提了一袋書送我。我請振春先生在《石叨戰前老戲院》等書上簽名，他欣然答應，筆力遒勁迅速寫下。我在一旁觀看、一邊沈思默想著：

千百年來華人從神州中土或因戰亂、經商等原因移民至此，集體記憶若沒有像振春先生這樣的人持續用文字保存下來的話，早就失去其深度與輪廓。同樣的，我的父親為抗日參與國民革命軍，國共內戰時從老家安徽流離至臺灣移居。我作為第二代，不正面臨同樣的根的系列的思考與問題嗎？因此，振春先生的文化工作所啟發的，是所有華人都應該做的事情。身份認同，隨著不同國家或地域的複雜族群構成或許會有所差異，但是，血脈裡的情感和呼喚的筆耕卻是深沈迴響著，在一個全球化逐漸抹平歷史與記憶的當代，更顯得彌足珍貴。

高樓櫛比的今日新加坡，繁榮、進步與發展有目共睹，但我們不可以忘記集體記憶的文化歷史，被推倒的戲院與歌劇院裡面的流行記憶，一代代串起一個城市或國家的深度。王振春先生的著作，正是構築與完整新加坡多族群文化的不可磨滅的重要面向。星洲旅次，華人血脈，深有所感，僅以為序。

(二０一八、九、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