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日古建筑研究、保护与发展传承的一点思考》（上）
我除了对古建筑本身感兴趣，一直也对古建筑研究史、保护与传承十分关心。中日古建筑研究与保护都在现代或者在历史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显而易见，有些问题则一直没有纠正过来，而令我更好奇的是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刚好最近看了几篇关于东亚古建筑研究史的论文，我就简单地谈一谈这些问题的来源及影响，主要涉及中日古建筑，半岛古建筑研究史目前（除了早期历史）我还不太了解。
首先先说一下中日古建筑界的现状：从建筑史研究角度看，中日水平差不多；古建筑保护方面，中国差日本几条大街（可能有的人不认同，但先别着急）；古建筑发展传承方面，部分由于历史的机缘性，中国与日本差距依然很大。
一、建筑史研究
近代的东亚古建筑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的一些调查与记录。在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东亚古建筑的看法深受“东方主义”的影响——萨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这种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对于东亚古建筑最有影响力的评价出自佛莱彻尔的《世界建筑史》，在书中，他将正统的西方建筑文化的主线，以“历史性风格”(The HistoricalStyle)为主题，从埃及、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文艺复兴等一一描述，而将中国、日本、印度等地的古建筑定义为“非历史性风格”(The Non-Historical Style)”。所谓著名的“建筑之树”也出现在佛莱彻尔第四版《世界建筑史》中，中国建筑、日本建筑、印度建筑都没有列入建筑之树的主干中（图1），东方建筑只不过是早期文明的次要分支，是非传统的。对此观点反对最为强烈的是以伊东忠太为代表的日本建筑史研究者,这也成为日本学者开始研究东方建筑最主要的动机之一。
最开始研究东亚古建筑的本土学者是日本学者。日本建筑学教育最早并不教授东亚建筑史，只开设西洋建筑史与印度建筑史，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则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初。伊东忠太对于法隆寺的研究是日本古建筑研究的发端之一——但在研究之初他就定下了一个伪命题。由于受到明治时代脱亚入欧思想和上述“东方主义”的影响，伊东忠太在研究之初就认定法隆寺的建筑风格来源于古希腊，但他在研究中也认识到直接跟古希腊建筑攀亲戚也不是很容易的，因此他转而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后来伊东氏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也都是为了证明中国是古希腊建筑传往日本途中的一个跳板，好在在后来学者研究中这种观点被逐渐纠正了。19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一大成就在于对全日本遗存的古建筑做了普查，日本大多数高古建筑在当时的普查中被发现。这十年中日本以关野贞为代表的建筑史学家对一些古建筑进行了修缮，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在19世纪90年代，日本建筑师三桥四郎对东北古建筑做了调查（图2），成为第一个踏查了中国的日本建筑学人。20世纪的头三十年则是日本建筑学者对中国进行调查的热门时期，伊东忠太（图3）、关野贞、冢本靖、常盘大定等知名学者先后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多次较为细致的调查，不过他们的具体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伊东主要目的是寻找支持日本古建筑西来论的论据（伊东氏后来根据他在中国多年的调查编写了《中国建筑史》，这是第一本较为严谨全面的中国建筑史，但这本书的内容到南北朝就戛然而止了），关野贞的调查更注重对古建筑严谨细致的记录。而不可避免的是，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尤其是伊东忠太。伊东在他的《中国建筑装饰》中对中国古建筑多有毫无根据的挖苦（图4），并且认为中国在唐以后就已衰落，唯独日本是亚洲诸伟大文化的综合继承者（图5，这也可以叫“泛亚主义”，这种思想对今日国人的观念仍然有较大影响）。不管如何，在这一时期日本可以说主导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使中国古建筑研究迈上新台阶，（包括对日本古建筑的研究）也有力地回击了世界建筑史学界对于东亚古建筑的非公正评判。
近代中国人自己对于古建筑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当时西方学者与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已经有了较多研究，但仍然停留于“有什么”这个层面，并没有回答“是什么”。中国早期古建筑研究的主力军无疑是营造学社，而当梁思成、林徽因与刘敦桢加入学社后，学社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梁、林、刘三人均毕业于世界著名建筑院校，当他们研究中国古建筑时也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研究方法。因此，中国人自己研究建筑史的历史从一开端就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傅熹年认为“《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1932）文中所体现出的通过实地调查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进而探究古代建筑遗构中所包含技术、艺术因素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引领风气之先的一篇重要论文,其学术水准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由此可见，中国人研究古建筑的水平在早期已经可以与日本人相当，在这之后直到今天，个人认为中日学者对于建筑史的研究水平也是相差不大的。
二、古建筑保护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
为什么我敢说“中国远不如日本”呢？我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吧。
日本在修理古建筑时,每一个修理项目都必须编写系统地记载修理内容的修理报告书（不能说全部都有，但至少法律规定重文及以上要出）,而且必须公开发行,这被定为义务,必须执行。目前,日本的修理报告书已经出版了大约1500册(修理的建筑栋数应比册数多百分之十)。在修理报告书里,清楚地记录着建筑的历史,过去的做法以及修理履历等信息。报告书中还登载大量的、精度相当高的图纸。其中,不仅有修理前的图纸、修理后的图纸,也包括修理过程中的图纸以及修理前后的照片。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确切地向后人传达修理时的情况。而中国对于很多根本没有编写修缮报告书（只有少数国保编写了修缮报告书）或者极为简略，不能反映整个修缮流程。
既然中日古建筑保护水平差距这么大，那么我一直也在想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种局面，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先不说民族精神这类形而上的东西，我认为历史环境对中日古建筑保护理念的形成影响很大。很多事物，其形成初期的发展对其日后的发展影响极大。日本开始古建筑研究与保护是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时候明治维新已经开展了很多年，日本国内外环境较为稳定，早期的日本建筑学者有充足的财力、物力、时间和稳定的工作环境以供他们修缮保护古建筑，这些都为日本日后的古建筑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日本最早一批修缮的古建筑有法隆寺、唐招提寺金堂等，诚然，当时古建筑的修缮理念在今天看来有很大问题，出过不少修缮惨案，但正是在这种高频繁的修缮工作中日本学者吸取经验教训，掌握了完备的修缮方法，也形成了精细修缮（令我比较欣赏的是日本在修缮一些重要古建筑时候顺便会对建筑基址进行考古发掘）、出书公开整个修缮流程的良好传统，完整修缮报告书能看到的人较少，但是很多寺庙与政府机关官网上关于修缮流程的介绍和简易报告（国内网上则几乎公开的）。日本的修缮报告书少则几百页，多则几千页，可以精确到每个构件，每一道修缮流程。我看过的最早的修缮报告书是昭和十年的（图7），即使在这个时期，日本的修缮报告书也比今天中国很多古建筑修缮报告要强了。另外，日本对于早期木构的调查基本上在一百年前已经完成，而中国早期木构在近些年仍然陆续发现。
中国人自己开始古建筑研究时正是动荡年代，营造学社虽然参与过一些古建筑修缮，但基本都是小打小闹，民国的古建筑修缮水平相较于古代也无太大进步，可以说中国古建筑修缮没有打好基础。在早期既没有打好基础，建国后的三十年间又把日本人修缮古建筑犯过的错误全部再犯了一遍，直到最近还在犯错：拆旧建新屡见不鲜、福建民居构件不断被盗、山西省文物认养的丑事等等，这何时是个头！而且中国很多古建筑（如东大殿）非要等到岌岌可危的时候才（计划）修，难道就没有一点未雨绸缪的意识吗？ 中国一些重要古建筑修缮技艺确实不比日本差，因为集中了国内最好的专家和工匠，但是整体水平相差甚远。除此之外中国文保落后的原因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展开了。
参考论文见评论区。
我除了对古建筑本身感兴趣，一直也对古建筑研究史、保护与传承十分关心。中日古建筑研究与保护都在现代或者在历史上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显而易见，有些问题则一直没有纠正过来，而令我更好奇的是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刚好最近看了几篇关于东亚古建筑研究史的论文，我就简单地谈一谈这些问题的来源及影响，主要涉及中日古建筑，半岛古建筑研究史目前（除了早期历史）我还不太了解。
首先先说一下中日古建筑界的现状：从建筑史研究角度看，中日水平差不多；古建筑保护方面，中国差日本几条大街（可能有的人不认同，但先别着急）；古建筑发展传承方面，部分由于历史的机缘性，中国与日本差距依然很大。
一、建筑史研究
近代的东亚古建筑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的一些调查与记录。在这一时期，西方学者对东亚古建筑的看法深受“东方主义”的影响——萨义德认为它是一种西方人藐视东方文化，并任意虚构“东方文化”的一种偏见性的思维方式或认识体系。这种思想影响下产生的对于东亚古建筑最有影响力的评价出自佛莱彻尔的《世界建筑史》，在书中，他将正统的西方建筑文化的主线，以“历史性风格”(The HistoricalStyle)为主题，从埃及、希腊、罗马，到中世纪、文艺复兴等一一描述，而将中国、日本、印度等地的古建筑定义为“非历史性风格”(The Non-Historical Style)”。所谓著名的“建筑之树”也出现在佛莱彻尔第四版《世界建筑史》中，中国建筑、日本建筑、印度建筑都没有列入建筑之树的主干中（图1），东方建筑只不过是早期文明的次要分支，是非传统的。对此观点反对最为强烈的是以伊东忠太为代表的日本建筑史研究者,这也成为日本学者开始研究东方建筑最主要的动机之一。
最开始研究东亚古建筑的本土学者是日本学者。日本建筑学教育最早并不教授东亚建筑史，只开设西洋建筑史与印度建筑史，日本建筑史的研究则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初。伊东忠太对于法隆寺的研究是日本古建筑研究的发端之一——但在研究之初他就定下了一个伪命题。由于受到明治时代脱亚入欧思想和上述“东方主义”的影响，伊东忠太在研究之初就认定法隆寺的建筑风格来源于古希腊，但他在研究中也认识到直接跟古希腊建筑攀亲戚也不是很容易的，因此他转而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后来伊东氏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也都是为了证明中国是古希腊建筑传往日本途中的一个跳板，好在在后来学者研究中这种观点被逐渐纠正了。19世纪九十年代日本建筑史研究的一大成就在于对全日本遗存的古建筑做了普查，日本大多数高古建筑在当时的普查中被发现。这十年中日本以关野贞为代表的建筑史学家对一些古建筑进行了修缮，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资料。
在19世纪90年代，日本建筑师三桥四郎对东北古建筑做了调查（图2），成为第一个踏查了中国的日本建筑学人。20世纪的头三十年则是日本建筑学者对中国进行调查的热门时期，伊东忠太（图3）、关野贞、冢本靖、常盘大定等知名学者先后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多次较为细致的调查，不过他们的具体侧重点又有所不同。伊东主要目的是寻找支持日本古建筑西来论的论据（伊东氏后来根据他在中国多年的调查编写了《中国建筑史》，这是第一本较为严谨全面的中国建筑史，但这本书的内容到南北朝就戛然而止了），关野贞的调查更注重对古建筑严谨细致的记录。而不可避免的是，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带有殖民主义色彩，尤其是伊东忠太。伊东在他的《中国建筑装饰》中对中国古建筑多有毫无根据的挖苦（图4），并且认为中国在唐以后就已衰落，唯独日本是亚洲诸伟大文化的综合继承者（图5，这也可以叫“泛亚主义”，这种思想对今日国人的观念仍然有较大影响）。不管如何，在这一时期日本可以说主导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使中国古建筑研究迈上新台阶，（包括对日本古建筑的研究）也有力地回击了世界建筑史学界对于东亚古建筑的非公正评判。
近代中国人自己对于古建筑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当时西方学者与日本学者对于中国古建筑已经有了较多研究，但仍然停留于“有什么”这个层面，并没有回答“是什么”。中国早期古建筑研究的主力军无疑是营造学社，而当梁思成、林徽因与刘敦桢加入学社后，学社的研究水平突飞猛进。梁、林、刘三人均毕业于世界著名建筑院校，当他们研究中国古建筑时也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研究方法。因此，中国人自己研究建筑史的历史从一开端就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傅熹年认为“《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1932）文中所体现出的通过实地调查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进而探究古代建筑遗构中所包含技术、艺术因素的研究方法，使之成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引领风气之先的一篇重要论文,其学术水准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由此可见，中国人研究古建筑的水平在早期已经可以与日本人相当，在这之后直到今天，个人认为中日学者对于建筑史的研究水平也是相差不大的。
二、古建筑保护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情。
为什么我敢说“中国远不如日本”呢？我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吧。
日本在修理古建筑时,每一个修理项目都必须编写系统地记载修理内容的修理报告书（不能说全部都有，但至少法律规定重文及以上要出）,而且必须公开发行,这被定为义务,必须执行。目前,日本的修理报告书已经出版了大约1500册(修理的建筑栋数应比册数多百分之十)。在修理报告书里,清楚地记录着建筑的历史,过去的做法以及修理履历等信息。报告书中还登载大量的、精度相当高的图纸。其中,不仅有修理前的图纸、修理后的图纸,也包括修理过程中的图纸以及修理前后的照片。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确切地向后人传达修理时的情况。而中国对于很多根本没有编写修缮报告书（只有少数国保编写了修缮报告书）或者极为简略，不能反映整个修缮流程。
既然中日古建筑保护水平差距这么大，那么我一直也在想为什么会形成今天这种局面，我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先不说民族精神这类形而上的东西，我认为历史环境对中日古建筑保护理念的形成影响很大。很多事物，其形成初期的发展对其日后的发展影响极大。日本开始古建筑研究与保护是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时候明治维新已经开展了很多年，日本国内外环境较为稳定，早期的日本建筑学者有充足的财力、物力、时间和稳定的工作环境以供他们修缮保护古建筑，这些都为日本日后的古建筑保护奠定了坚实基础。日本最早一批修缮的古建筑有法隆寺、唐招提寺金堂等，诚然，当时古建筑的修缮理念在今天看来有很大问题，出过不少修缮惨案，但正是在这种高频繁的修缮工作中日本学者吸取经验教训，掌握了完备的修缮方法，也形成了精细修缮（令我比较欣赏的是日本在修缮一些重要古建筑时候顺便会对建筑基址进行考古发掘）、出书公开整个修缮流程的良好传统，完整修缮报告书能看到的人较少，但是很多寺庙与政府机关官网上关于修缮流程的介绍和简易报告（国内网上则几乎公开的）。日本的修缮报告书少则几百页，多则几千页，可以精确到每个构件，每一道修缮流程。我看过的最早的修缮报告书是昭和十年的（图7），即使在这个时期，日本的修缮报告书也比今天中国很多古建筑修缮报告要强了。另外，日本对于早期木构的调查基本上在一百年前已经完成，而中国早期木构在近些年仍然陆续发现。
中国人自己开始古建筑研究时正是动荡年代，营造学社虽然参与过一些古建筑修缮，但基本都是小打小闹，民国的古建筑修缮水平相较于古代也无太大进步，可以说中国古建筑修缮没有打好基础。在早期既没有打好基础，建国后的三十年间又把日本人修缮古建筑犯过的错误全部再犯了一遍，直到最近还在犯错：拆旧建新屡见不鲜、福建民居构件不断被盗、山西省文物认养的丑事等等，这何时是个头！而且中国很多古建筑（如东大殿）非要等到岌岌可危的时候才（计划）修，难道就没有一点未雨绸缪的意识吗？ 中国一些重要古建筑修缮技艺确实不比日本差，因为集中了国内最好的专家和工匠，但是整体水平相差甚远。除此之外中国文保落后的原因还有很多，这里就不展开了。
参考论文见评论区。
一段真实的历史。
姚奎武，民国元年八月十四日出生 ，
河北沧县城内中山街五十六号，
民国二十年入东北讲武堂工科肄业，
九一八事变奉政府明令予以毕业，
民国二十八年十月 新编陆军骑兵第五师二团三连少尉排长，前后长官为慕新亚……
民国三十年十月加入国民党……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改编绥远准噶尔旗二等佐兽医……
寄籍:大同北关公益前街一号(?)
慕新亚:(1901年一1981年)辽宁锦州人。(图6)。
马占山部新编骑兵第五师师长，后任伪蒙古军三师七团团长，1938年率部反正，1949年平津战役时，慕新亚任104军269师师长，后随傅作义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后，慕氏任解放军39军师长……
姚奎武，民国元年八月十四日出生 ，
河北沧县城内中山街五十六号，
民国二十年入东北讲武堂工科肄业，
九一八事变奉政府明令予以毕业，
民国二十八年十月 新编陆军骑兵第五师二团三连少尉排长，前后长官为慕新亚……
民国三十年十月加入国民党……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改编绥远准噶尔旗二等佐兽医……
寄籍:大同北关公益前街一号(?)
慕新亚:(1901年一1981年)辽宁锦州人。(图6)。
马占山部新编骑兵第五师师长，后任伪蒙古军三师七团团长，1938年率部反正，1949年平津战役时，慕新亚任104军269师师长，后随傅作义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
1949年后，慕氏任解放军39军师长……
#惠州身边事# 【惠州西湖古八景或是最早的城市八景】所谓“天下西湖三十六，唯惠州足并杭州”，自明代以来就不少文人墨客将惠湖与杭湖拿来比较，其中有一个观点是惠湖是杭湖的“翻版”，有些景点的命名与杭湖雷同。比如民国《惠州西湖志》的纂修者张友仁就认为惠湖有9处景点是效仿杭湖，包括古惠阳八景中的“雁塔斜晖”，也点评说“有因袭比拟‘雷峰夕照’之嫌”。来源：惠州日报详情https://t.cn/EIXcny2
虽然说杭州西湖的名气确实比惠州西湖大出不少，但是让惠湖背上“因袭比拟”的模仿之名，作为土生土长的笔者又实在心有不甘。于是考证了一番，看看“雁塔斜晖”和“雷峰夕照”到底哪个出现更早。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特有的“八景文化”肇始于宋迪，而形成于沈括
首先看看杭州人自己怎么说。乾隆《杭州府志》对“西湖十景”的由来是这么解释的：“自‘潇湘八景’载于《梦溪笔谈》，好事者传为图画以后，山水园亭，莫不张皇柯叶，标列涧岩。至明人地理之书，几于州县皆有八景矣。‘西湖十景’仿自宋人，山色湖光，与其名相副，岂可与后来之强分题品者俪论哉？”也就是说，自从“潇湘八景”出现后，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八景”命名之风，杭州的“西湖十景”也是“仿自宋人”。
这个“宋人”，指的就是宋代“潇湘八景”的创始人——宋迪。
据《中国美术家大辞典》：宋迪，字复古，河南洛阳人，以进士擢第为司封郎。他嗜古好作山水，尤工平远，远思高妙，笔墨清润，禽鸟亦妙。其《潇湘八景》初未尝命名，后人乃以平沙落雁、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鱼邨落照等目之。
到底是哪个“后人”给“潇湘八景”冠上这么富有想象力且文雅的名称呢？答案正是前文所说的《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
《梦溪笔谈》成书于11世纪末，一般认为是1086年至1093年间。书中对“宋迪”一事是这么记述的：“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看来这个给“潇湘八景”命名的果然就是沈括。
由此，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特有的“八景文化”，肇始于宋迪，而形成于沈括。自宋迪和沈括之后，“潇湘八景”衍生为诗画母题，几个世纪延绵不绝远播海内外，产生了丰富的造境抒情和广阔的文学创意空间，不断再生，到了明清时期，全国上下任何一个角落，可能都有“八景”了，这或许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就拿惠州来说，前些年笔者到惠阳新圩去采风，路过一个叫“产径”的行政村，该村居然也有“产径八景”，而且每处景点还有旧人赋诗！
陈偁是第一个将西湖纳入旅游风景区范畴的惠州官员
那么，古代惠州的“惠阳八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又是由谁提炼出来的呢？
答案是北宋惠州太守陈偁。
北宋治平三年（1066），仕途正处在上升阶段的陈偁从蔡州通判升任惠州知州。他对惠州做过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力整治西湖（那时候还不叫西湖，叫丰湖）。
他发现惠州城西有一个大湖泊堤废水涸，但民众仍要交纳鱼税，负担确实很重。于是，他“领经画，筑堤截水”，“东起中廊，西抵天庆观（今元妙观），延袤数里”，还在堤上“中置水门备潦，叠石为桥于其上”。不仅如此，陈偁还在堤两旁“植竹为径二百丈”以固堤。这条堤，就是平湖堤；那座桥，就是拱北桥。
一旦拱北水闸闭合，横槎、新村、水帘、天螺诸泉水就汇合成湖。由于湖面扩大许多，西湖堪称“广袤十里”，自此，“湖之润溉田数百顷，苇藕蒲鱼之利，岁数万。民之取之于湖者，其施已丰”。“丰湖”一名由此而得，后来因为“湖之浸以负郭西”，才被苏轼称之为西湖。
鲜为人知的是，陈偁是第一个将西湖纳入旅游风景区范畴的惠州官员。他前无古人地提出了至今仍广为人知的“惠阳八景”（今称西湖古八景）。据明嘉靖丙辰本《惠州府志·地理志》，陈偁明确提出“鹤峰晴照、雁塔斜晖、桃园日暖、荔浦风清、丰湖渔唱、半径樵归、山寺岚烟、水帘飞瀑”的景观概念。
陈偁也有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将城市景观归纳为“八景”的地方主官。因为宋迪在长沙时的身份是“转运判官尚书都官员外郎”，更是以画家的个人身份创作《潇湘八景图》。另外，“潇湘”不是一个城市的概念，而是涵盖湘江中下游流域。
巧合的是，陈偁提出“惠阳八景”的时间，与宋迪做潇湘八景图差不多。据嘉靖《长沙府志》记载：“八景台，在府城西，宋嘉祐中筑。宋迪因作八景图，僧慧洪赋诗更名八境。”
“宋嘉祐中”大约是1056-1063年，比陈偁治惠的时间（1066-1068）稍早几年。1000年前的宋代，没有电话和社交软件可用，等沈括将“潇湘八景”写进《梦溪笔谈》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二三十年了。
因此，最早出现在文献典籍中，对“八景”有准确记载的城市，惠州极有可能是第一座。由此也可证明，惠州“雁塔斜晖”比之杭州的“雷峰夕照”，是要早出许多的，不存在模仿抄袭的问题。
虽然说杭州西湖的名气确实比惠州西湖大出不少，但是让惠湖背上“因袭比拟”的模仿之名，作为土生土长的笔者又实在心有不甘。于是考证了一番，看看“雁塔斜晖”和“雷峰夕照”到底哪个出现更早。
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特有的“八景文化”肇始于宋迪，而形成于沈括
首先看看杭州人自己怎么说。乾隆《杭州府志》对“西湖十景”的由来是这么解释的：“自‘潇湘八景’载于《梦溪笔谈》，好事者传为图画以后，山水园亭，莫不张皇柯叶，标列涧岩。至明人地理之书，几于州县皆有八景矣。‘西湖十景’仿自宋人，山色湖光，与其名相副，岂可与后来之强分题品者俪论哉？”也就是说，自从“潇湘八景”出现后，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八景”命名之风，杭州的“西湖十景”也是“仿自宋人”。
这个“宋人”，指的就是宋代“潇湘八景”的创始人——宋迪。
据《中国美术家大辞典》：宋迪，字复古，河南洛阳人，以进士擢第为司封郎。他嗜古好作山水，尤工平远，远思高妙，笔墨清润，禽鸟亦妙。其《潇湘八景》初未尝命名，后人乃以平沙落雁、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鱼邨落照等目之。
到底是哪个“后人”给“潇湘八景”冠上这么富有想象力且文雅的名称呢？答案正是前文所说的《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
《梦溪笔谈》成书于11世纪末，一般认为是1086年至1093年间。书中对“宋迪”一事是这么记述的：“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看来这个给“潇湘八景”命名的果然就是沈括。
由此，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特有的“八景文化”，肇始于宋迪，而形成于沈括。自宋迪和沈括之后，“潇湘八景”衍生为诗画母题，几个世纪延绵不绝远播海内外，产生了丰富的造境抒情和广阔的文学创意空间，不断再生，到了明清时期，全国上下任何一个角落，可能都有“八景”了，这或许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就拿惠州来说，前些年笔者到惠阳新圩去采风，路过一个叫“产径”的行政村，该村居然也有“产径八景”，而且每处景点还有旧人赋诗！
陈偁是第一个将西湖纳入旅游风景区范畴的惠州官员
那么，古代惠州的“惠阳八景”，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又是由谁提炼出来的呢？
答案是北宋惠州太守陈偁。
北宋治平三年（1066），仕途正处在上升阶段的陈偁从蔡州通判升任惠州知州。他对惠州做过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力整治西湖（那时候还不叫西湖，叫丰湖）。
他发现惠州城西有一个大湖泊堤废水涸，但民众仍要交纳鱼税，负担确实很重。于是，他“领经画，筑堤截水”，“东起中廊，西抵天庆观（今元妙观），延袤数里”，还在堤上“中置水门备潦，叠石为桥于其上”。不仅如此，陈偁还在堤两旁“植竹为径二百丈”以固堤。这条堤，就是平湖堤；那座桥，就是拱北桥。
一旦拱北水闸闭合，横槎、新村、水帘、天螺诸泉水就汇合成湖。由于湖面扩大许多，西湖堪称“广袤十里”，自此，“湖之润溉田数百顷，苇藕蒲鱼之利，岁数万。民之取之于湖者，其施已丰”。“丰湖”一名由此而得，后来因为“湖之浸以负郭西”，才被苏轼称之为西湖。
鲜为人知的是，陈偁是第一个将西湖纳入旅游风景区范畴的惠州官员。他前无古人地提出了至今仍广为人知的“惠阳八景”（今称西湖古八景）。据明嘉靖丙辰本《惠州府志·地理志》，陈偁明确提出“鹤峰晴照、雁塔斜晖、桃园日暖、荔浦风清、丰湖渔唱、半径樵归、山寺岚烟、水帘飞瀑”的景观概念。
陈偁也有可能是中国第一个将城市景观归纳为“八景”的地方主官。因为宋迪在长沙时的身份是“转运判官尚书都官员外郎”，更是以画家的个人身份创作《潇湘八景图》。另外，“潇湘”不是一个城市的概念，而是涵盖湘江中下游流域。
巧合的是，陈偁提出“惠阳八景”的时间，与宋迪做潇湘八景图差不多。据嘉靖《长沙府志》记载：“八景台，在府城西，宋嘉祐中筑。宋迪因作八景图，僧慧洪赋诗更名八境。”
“宋嘉祐中”大约是1056-1063年，比陈偁治惠的时间（1066-1068）稍早几年。1000年前的宋代，没有电话和社交软件可用，等沈括将“潇湘八景”写进《梦溪笔谈》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二三十年了。
因此，最早出现在文献典籍中，对“八景”有准确记载的城市，惠州极有可能是第一座。由此也可证明，惠州“雁塔斜晖”比之杭州的“雷峰夕照”，是要早出许多的，不存在模仿抄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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