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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厚健卸任海信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林澜将接任，他比周厚健小1岁】一向低调的周厚健，在退休时也选择了极为低调的方式。在3月12日下午海信召开的例行月度经济分析会上，周厚健正式卸任海信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一职。副董事长林澜将接任。自去年11月传出海信“换帅”误读以来就一直备受关注的海信接班问题，也由此尘埃落定。
1982年，刚刚从山东大学电子系毕业的周厚健便进入青岛电视机厂工作，由此开启了在海信长达40年的职业生涯。1992年，周厚健正式升任厂长，成为引领海信前行的掌舵人。在他的带领下，海信从一家地方电视机厂，成长为千亿级跨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2021年，海信实现营业收入1755亿元，同比增长24%，创历史新高。
由国际营销“一号人物”林澜接班，或许预示着海信未来将在国际化上进一步提速。
01
周厚健：
30年带领海信完成“三大跨越”
对海信来说，周厚健足以称得上奠基者。出任厂长时，周厚健年仅35岁。在长达30年的掌舵时间里，周厚健对海信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从对技术的笃信，到低调稳健的个人作风，无一不深深烙印在了海信的企业文化中。但若从企业发展的长时段角度观察，周厚健带领海信在多元化、国际化以及体制机制改革上所完成的“三大跨越”最具里程碑意义。
刚掌舵海信不久，周厚健就知道，海信要做大做强就不能固守城池，从单一产品到多元化布局是必经之路。
“索尼公司就是靠不断上新项目迅速发展起来的，松下亦是如此，家电产品层出不穷。海信要发展也必须走这一步，向高科技发展。”1995年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周厚健曾如是说。
此后，海信开始在变频空调、手机以及媒体产品等其他家电和消费电子领域发力，并在2006年完成了对科龙的并购，进一步完善了白电产品线。与此同时，海信还在2000年前后将触角延伸至B2B产业，在智能交通、光通信等新兴领域进行了布局。
如今，海信已经成为国内家电产品线最全的企业，几乎涵盖从黑电到白电到厨电的全品类，旗下品牌包括海信、科龙、容声、gorenje等。B2B产业中，智能交通、光通信业务板块已经成为行业隐形冠军，智能医疗等近十年内新布局的业务也开始崭露头角。
业务版图持续扩张的同时，周厚健也将目光瞄准了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
事实上，在周厚健接棒之前，走出国门就是海信的愿景。“在世界地图上点一个点”，是周厚健的上一任在告别时对周厚健和海信的寄望。30年后，周厚健做到了。如今的海信已经在海外设立了55个海外公司和办事处、11个研发机构、18个工业园区和生产基地。对日本东芝电视等国外老牌家电企业发起的并购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经典案例，完成了从出口到并购、从输出产品到输出管理的国际化升级扩张之路。
在海信的国际化进程中，周厚健一直坚持自主品牌出海。2021年，海信实现海外收入731亿元，在集团总收入中占比达42%，其中自主品牌收入占比超过80%。
很多人对周厚健的印象是“技术狂”，但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周厚健也是一位大胆的改革派。在他掌舵的30年间，海信不断冲破体制机制的束缚，不断释放出更强的企业活力。
1992年，刚刚升任厂长的周厚健便为了降成本、裁冗员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1994年，在质疑和反对声中，周厚健将企业品牌由“青岛”改为“海信”，青岛电视机厂也因此被海信集团取代，由此真正拉开了海信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工厂，向市场经济时代的现代企业转变的序幕。
此后，周厚健相继在子公司层面大胆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建立起了有社会法人投资的体制或建立股份公司，对员工实施股权激励，提高了经营效率。就在2020年，海信进一步深化所有制改革，推进了集团层面混改，进一步释放了企业活力。

02 林澜：海信国际营销的“一号人物”
虽然公众对林澜的名字感到陌生， 但在海信内部，林澜是一位已经“服役”了超过15年的“老兵”，是海信国际化业务的“一号人物”。
公开资料显示，林澜生于1958年，与1957年生的周厚健算是同龄人，历任西门子咨询公司(现为英国 AMEC 公司)动力系统软件开发部经理，GE 动力系统公司高级项目经理、高级工程师。
林澜与海信的缘分始于海信对科龙的并购。2002年，林澜受老同学顾雏军邀请加入科龙，负责科龙香港公司投资、科龙顺德总部研发、生产、采购和海外业务。《海信史》中提到，“直到顾雏军被抓，科龙面临倒闭，林澜仍然靠着几个海外大客户维持公司运转。”
也许正是这种职业精神，让林澜成为科龙高管中极少数被海信继续任用的人之一。2006年底，海信完成对科龙的收购之后，周厚健就将此前任职科龙副总裁的林澜纳入麾下，任海信集团副总裁，并将国际营销的担子交给了他。也正是在2006年，周厚健正式提出“海信未来发展，大头在海外”的国际化战略，并正式成立国际营销公司。
某种意义上，林澜是海信收购科龙所获得的最大收获。科龙的海外市场一直做得很好，而海信之所以发起对科龙的并购，目的之一便是为海信国际化铺路。如果说周厚健是为海信国际化谋划蓝图和做战略决策的人，那林澜就是冲锋一线的实施者。
从各个国家市场渠道的建立，到海外研发体系的搭建，再到近年来对东芝电视、gorenje等海外企业的跨国并购，都是由林澜一手推动完成的。他将过去中国企业国际化道路上的很多“不可能”，变为了“可能”。
比如，海信之所以能在自主品牌出海，这条被认为最难走的国际化道路上快速突围，源于林澜的“B品牌”战略——暂时放弃对头部品牌的直接竞争，先从“高质中价，优质服务”的定位做起。到今天，海信自主品牌已经在欧美高端市场获得越来多认可，并成功将万元以上的激光电视产品卖到了美国。
再比如，林澜负责搭建了海信智能电视的海外内容平台，让海信成为首个搭建全球一体化运营平台的中国电视品牌，海信智能电视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林澜，就没有今天全球布局的海信。就连周厚健都曾评价说：“海信真正的国际化，是林总带着走出来的。”
在国际化上持续加码无疑将是海信未来最重要的发力方向。2021年10月，海信就曾在媒体开放日上公开表示，预计海外收入最快在3年时间内超过国内。而在2021年底召开的海信国际化战略专题会上，B2B产业出海被确定为海信未来国际化的重点突破领域。相信林澜的接棒，将给海信国际化增添极大助力。 （相关链接https://t.cn/A66c298u）

#司马孚是曹魏最后一个忠臣吗#
司马孚比司马懿就小一岁，出仕比司马懿略晚，早年轨迹与司马懿极为相似。入仕之初为丞相文学掾，后为太子中庶子，入魏后先在尚书台，后来逐步转为外朝官。
但与司马懿不同的地方是，他曾受到曹植的欣赏和举荐。但没有证据表明他曾在曹植与曹丕争储时支持过谁，否则他不太可能在储位确定后，被任命为太子中庶子，这是太子的重要属官。
从履历来看，司马孚的仕途是比较顺利的，一直在稳步上升，而且多数是在做司马懿担任过的职位。很有可能，就是司马懿在每次升官之后，就举荐司马孚接替自己的职位。
司马孚与司马懿还有一个不同之处是，司马孚很像是纯粹的儒学出身的官僚，虽然并没有特别过人的文武能力，也没有立过特别大的不世之功，但他比司马懿似乎要更重视名节。
高贵乡公曹髦被司马昭下属弑杀之后，曹魏最后一位皇帝曹奂被迫禅位之时，司马孚都有悲不自胜的表现，尤其是在曹髦被弑之后政治空气特别紧张的时候，他的表现是很勇敢的，很有汉末党锢之祸那种名士的风范。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并不只是司马孚一个人前往抚哭曹髦，还有另一个当时的重要政治人物，也就是陈泰。陈泰是陈群的儿子，和司马氏算是世交，也参与过高平陵之变，但却在这时候明确向司马昭提出了诛贾充以谢天下的要求。
仇鹿鸣在《魏晋之际的家族网络与政治权力》一书中特意分析过他们俩为代表的这种人在司马氏逐步取代曹魏的过程中的矛盾心态。他的主要根据是对司马孚的临终遗命的解读。
司马孚的临终遗命很简短，也很有意思:“有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服。”
仇鹿鸣认为，这里的关键就在于“不伊不周，不夷不惠”八个字。什么意思呢？
伊指伊尹，是商朝的著名宰相，曾经流放过商王太甲，自摄国事，后来太甲改过，他又迎接回来，把权力交还给了太甲。伊尹开了一个重要的先例，也就是废立国君。
汉武帝去世后，霍光受遗命为辅政大臣，昭帝死时无后，霍光先是迎立了昌邑王刘贺，但只过了27天，就废黜了昌邑王，又改立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己为帝，也就是汉宣帝。
所以，历来伊霍并称，就是指要做废立之事。作为臣子，擅自废立君主，这当然是动摇一个朝代的根基，一般人是不能干的。如果有人干，往往是在为篡位做准备。汉末的时候，董卓干了一次，就是在为篡汉自立做准备。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又干了一次，废黜齐王芳，改立高贵乡公髦为帝。
周指的是周公旦，这自然是大家都知道的。周公是周武王的弟弟，曾随周武王伐纣，开创了周朝。周武王去世时，周公受命辅佐周武王幼年继位的儿子成王，竭尽全力，平定东方的叛乱，为周成王顺利继承周武王留下的权力做出了贡献。
夷指伯夷，是商朝末期的著名隐士，在周武王出兵伐纣的时候，伯夷曾专门找到周武王，表示反对推翻商朝。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建立周朝。伯夷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态度，不食周粟，就在首阳山上采挖薇蕨为生，后来饿死在首阳山中。
惠指柳下惠。柳下惠在今天往往是坐怀不乱的意思，但他能够得到孔子和孟子的很高评价是因为，他生活在鲁国，曾经担任出仕当官，但每次都因为不肯枉道事君而被罢免。他后来成为著名隐士，随遇而安，不怨不艾，无欲无求。
司马孚说“不伊不周”的意思就是说，即不做伊尹那样擅自废立君主的权臣，也不做周公那样虽然权力已经非常大，完全可以取代周成王而自立，却仍然保持自己的臣子本分，成为纯粹的纯臣。“不夷不惠”的意思则是，既不会像伯夷叔齐因为周朝灭商就不食周粟而死，也不会像柳下惠那样毫无政治原则的随遇而安，无欲无求。
综合起来，司马孚说的意思就是坚持中道而行，“立身行道，始终如一”。既在一定程度上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和政治原则，但又不会特别固执、特别坚决，为此而轻易献身。司马孚死的时候曹魏早已被司马氏所取代，进入西晋，司马孚本人也成为西晋的开国元勋之一，受封为安平王，司马炎对他也是尊崇有加，但他对司马炎的这些都没有太多依恋，对自己的定位是“魏之贞士”，自然是表明了自己反对司马炎篡魏的政治态度。
仇鹿鸣认为，司马孚和陈泰的这种政治态度其实就是魏晋之际相当一部分曹魏元老功臣及其后人的政治态度，反对曹爽专政，所以支持司马懿推翻曹爽，但对之后司马懿废立曹魏皇帝，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自立为帝又非常不满。
司马孚和陈泰这种态度让我们想起谁呢？当然是司马懿的大恩人荀彧荀令君。
荀彧之于曹操，大致相当于萧何之于汉高祖，曹操能够扫除北方各种割据势力，建立曹魏政权的基础，荀彧的功劳是非常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功劳最大的一个人。但是，在曹操进位为魏公，公然打破刘邦确立的非刘氏不得王的封爵原则，从而表露出明显的篡汉意图时，荀彧明确表示了反对态度。最后，荀彧也因此而死。
那么，荀彧在辅佐曹操平定北方，建立霸业基础的时候，他知道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觉得他是在兴复汉室，还是在帮助曹操建立篡汉自立的基础？他当然很清楚，他这样辅佐曹操，最后的结果必然不会是兴复汉室，而是帮助曹操建立帝王基业。
在反对曹操进位魏公之前，荀彧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兴复汉室的意图，反而多次在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时候，明确说曹操是在建立王霸之基。如果他真的是忠于汉室，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多次发生过的仍然忠于汉室的人发动的政变？
司马孚和陈泰的态度也一样。他们参与了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之变，在司马懿废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的时候，也没有非常明确的表示反对。陈泰在入晋之前已死，但司马孚却完整经历了曹奂禅位给司马炎的过程，他除了“悲不自胜”之外，并没有更明确的反对。
在淮南三叛的最后一次，诸葛诞起兵反对司马氏擅权的时候，朝议甚至有让司马孚领兵前往平叛的提议。如果司马孚真的是一心一意的忠于曹魏，他这时候为什么不以实际行动支持诸葛诞？在西晋建立之后，他一门十王，成为司马氏篡魏的最大受益者，他为什么没有反对？
荀彧和司马孚的态度一样，虽然他们仍然在内心里自命前朝纯臣，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却从未做过任何对前朝有利的事情，反而是在各种动摇前朝政治权威的行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这种内心和行动的分离，原因何在？
其实原因并不难理解。虽然他们作为儒学传世的名门望族，以儒家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但在政治行动上，他们始终是将自己的家族利益置于自己宣称效忠的王朝政治利益之上的。哪怕他们明知道的自己的整治行动不利于前朝的政治利益，但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家族利益，他们就会去做，哪怕是已经违背了自己的政治信仰。
古人云，徒托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这种有政治信仰却随时都准备在行动上背叛的人，无论怎样为自己辨白，都不能掩盖他们在政治上实际上早已经背叛了前朝的事实。这种有信仰和没有信仰又有什么区别？和毫无政治信仰、唯利是图的小人又有什么不同？一边挖着前朝的墙角，一边反反复复的表示自己仍然忠于前朝，这种人的政治节操在哪里？
鲁迅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与他接近。对荀彧、司马孚，也当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