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娃娃抓起，野保学校落户幼儿园】“我看到过的野生动物是天上飞的小鸟。”“我们要从小保护野生动物！”……近日，在白沙路街道中心幼儿园的操场上，小朋友们整齐地排着队，在国旗下认真地听着野保人士的野生动物知识科普讲话，互动抢答着关于野生动物的保护知识。当天，慈溪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走进该幼儿园，举行了一场野保学校授牌仪式，和孩子们来了一场“野保之约”。
https://t.cn/A66Gbk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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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老师：这样的缺德事在春天可不能做，会有报应的
春天“生而勿杀”，医学同政治有关系，不要杀生。“予而勿夺，赏而勿罚。”对于生物世界，只能够施出去，不要罚，不要杀生。你们都晓得“秋后算帐”，对不对啊？为什么呢？中国以前的法令，就是犯了重罪的，除非很严重的，很少当场处理的。判决以后，一定等到秋天处决，就是根据气候时令，因为春天不准杀生，所以“秋后算账”是这样来的。秋天到，该杀头的才会杀头了。以前几千年帝王政策，说春天是不杀的。
所以古人有两句话：“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春天的鸟不准打，因为小鸟正在窝里等着母亲回来喂呢！中国文化“天人合一”这个道理，同气候是有连带关系的。
《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东方出版社）
－－－－－－－－－－－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就是禽兽之一种，现在说得好听一点，人也是动物之一种，所以我们不必看不起禽兽。以哲学的眼光看，对中国文化中的一句话“人为万物之灵”，我第一个反对，不承认人为万物之灵。站在万物公平的立场上看，人类是万物之中最坏最坏的一种动物，什么东西都吃，什么东西都杀，什么东西都用。假使站在猪、牛的地位看人类，若说人为万物之灵，那就更是奇怪了。所以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就是“太少了”，这还是客气话。
其实中国文化，儒道不分，在上古时期的文化，非常清楚，人与禽兽是不分的。那时人的名称为“倮虫”，就是一只虫，现在我们叫老虎为大虫，人也是一个大虫。而且人这个虫，还不如别的虫，是光光而来的，什么都没有，靠杀别的生物，以其皮为衣，吃别的生物的肉为食。所以人的本身的确是一个“倮虫”，为万千生物中之一而已。所谓“万物之灵”只是人类的自我标榜罢了。
《孟子与离娄》（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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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天下最柔的人体，就是刚刚生下来的婴儿，古书上叫做“赤子”。为什么叫“赤子”呢？刚出生的婴儿，全身是红彤彤的赤色，所以叫赤子。赤子全身都是血色，使人感到不敢抱，练过拳的人更不敢抱，因为赤子像是一堆豆腐一样，生怕会碰破他。“含德之厚”，讲道德修养做工夫，就像是做到赤子这个境界。一般婴儿的心理，是没有是非观念，没有善恶观念，没有好坏观念，没有香臭观念。不论坏人好人来逗他时，他一样都笑，因为婴儿没有后天的分别意识。
对于赤子，据老子说“蜂虿虺蛇不螫”，这些毒蛇猛兽，像蝎子、蜜蜂、四脚蛇、毒蛇等等，爬到婴儿身边也不会咬，只有极少的例外。如果婴儿动一下，有些小动物，受惊吓才反攻，虽然婴儿的动是无心的，小动物因害怕就螫人反攻。像蜜蜂飞到我们脸上，停着不动，你不打它，也不赶它，它也不会螫人；蜜蜂之所以螫人，是因为人先有怕它的心理作用。
我曾经在山中走路时试验过，对蝴蝶说：“来！来！”它就飞到我手上站着，还跟着走了半天路，然后对它说：“走吧！走吧！飞走吧！”它就飞走了。那就是感应，生物跟人一样，具备了慈悲、爱心，没有侵害心。其实也无所谓爱心，而是一个自然的生命，与人无争，与其他生物没有利害关系。
当小孩子身上停了蜜蜂，便叫孩子不要动，人不动它就没有关系。蜜蜂停在人身上是在做工，希望找到一点汗汁，它只要沾一点汗就飞走了，因为蜜蜂把百花的蜜采来了以后，没有一滴人的汗渗进去，蜜就冻不拢来。像我们做豆腐一样，不放一点石膏下去，煮好的豆汁就冻不拢来。如果蜜蜂来了，你不去打它，它也不会螫你，所以对于婴儿，老子说蛇蝎不会螫他。
其实，吃人的猛兽，对于在它面前的婴儿，也不一定会去吃的。古书上也有记载，婴儿丢在旷野，许多猛兽或者豺狼、老虎，乃至于万兽之王的狮子，有将这婴儿抱回去喂奶养大的事例。可是一个婴儿的尸体丢在那里，猛兽就会吃掉他。
我们常常讲，“人为万物之灵”，我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讲，这是人类自己吹牛的话。你是万物之灵，万物并没有承认哦！万物看我们这些人是万物里最坏的，草也吃，牛肉也吃，老虎也吃，能吃的东西都把它吃掉，人最坏了。所以在道家的观点，“而人未必无兽心”，你以为人最好吗？有些人看样子是人，实际上他的思想、他的情绪、他的想法是禽兽，比猛兽还坏。但是明知道这个家伙是很坏的，因为他样子是个人，所以我们人就忘记他的兽心而对他很亲近。“而禽兽未必无人心”，虽为动物，但是他们的心可能跟人一样，因为样子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人都注重外表，反而与他们疏远。
人类不过是生物界的一类。现在人类自己认为最高明，人类自己有自私的心，而且有一种傲慢的心，不断消灭其他类的生命，以致战争连连，就因为我们千万年来消灭其他的生命太多了，人类应该受一点报应。
《老子他说》《列子臆说》（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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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这两句话是说明孔子做人做事的态度。他钓鱼就是钓鱼，不用机械性的方法，不用大网去网（纲即是网）。以现代的生产观念来说，这种态度又是落伍的了！如果说光是用钓竿去钓鱼，连企业公司都不要设立。这简直与经济政策完全相违背。但这个话不是讨论生产问题，是个人作人的原则。就是说他钓鱼也好，做什么也好，不喜欢用机心来整人。
“弋不射宿”，打猎的时候，拉弓射箭，不射宿鸟，就是对还巢的鸟，栖息在那里的鸟，他是不射的。这一点也代表中国过去文化的一种精神，现在说起这些中国文化，从另一方面看，都是落伍的思想了。但以最新的观念来说，又不落伍了。现代的生物学家，尽量提倡爱，爱动物，全世界都组织保护动物会，保护野生动物会，提倡禁猎。
我们过去认为，爱护动物是应有的道德，如相传的“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中国人都晓得，过去小孩读书，老师都教的，成为生活教育。春天，鸟刚孵出小鸟的时期，不要去打，否则母鸟被打死了，小鸟将在巢中饿死，非常悲惨。这种教育，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小事，但是扩而充之，就是仁爱心。
《论语别裁》（东方出版社） https://t.cn/RJq0nK3
春天“生而勿杀”，医学同政治有关系，不要杀生。“予而勿夺，赏而勿罚。”对于生物世界，只能够施出去，不要罚，不要杀生。你们都晓得“秋后算帐”，对不对啊？为什么呢？中国以前的法令，就是犯了重罪的，除非很严重的，很少当场处理的。判决以后，一定等到秋天处决，就是根据气候时令，因为春天不准杀生，所以“秋后算账”是这样来的。秋天到，该杀头的才会杀头了。以前几千年帝王政策，说春天是不杀的。
所以古人有两句话：“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春天的鸟不准打，因为小鸟正在窝里等着母亲回来喂呢！中国文化“天人合一”这个道理，同气候是有连带关系的。
《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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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就是禽兽之一种，现在说得好听一点，人也是动物之一种，所以我们不必看不起禽兽。以哲学的眼光看，对中国文化中的一句话“人为万物之灵”，我第一个反对，不承认人为万物之灵。站在万物公平的立场上看，人类是万物之中最坏最坏的一种动物，什么东西都吃，什么东西都杀，什么东西都用。假使站在猪、牛的地位看人类，若说人为万物之灵，那就更是奇怪了。所以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几希就是“太少了”，这还是客气话。
其实中国文化，儒道不分，在上古时期的文化，非常清楚，人与禽兽是不分的。那时人的名称为“倮虫”，就是一只虫，现在我们叫老虎为大虫，人也是一个大虫。而且人这个虫，还不如别的虫，是光光而来的，什么都没有，靠杀别的生物，以其皮为衣，吃别的生物的肉为食。所以人的本身的确是一个“倮虫”，为万千生物中之一而已。所谓“万物之灵”只是人类的自我标榜罢了。
《孟子与离娄》（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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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天下最柔的人体，就是刚刚生下来的婴儿，古书上叫做“赤子”。为什么叫“赤子”呢？刚出生的婴儿，全身是红彤彤的赤色，所以叫赤子。赤子全身都是血色，使人感到不敢抱，练过拳的人更不敢抱，因为赤子像是一堆豆腐一样，生怕会碰破他。“含德之厚”，讲道德修养做工夫，就像是做到赤子这个境界。一般婴儿的心理，是没有是非观念，没有善恶观念，没有好坏观念，没有香臭观念。不论坏人好人来逗他时，他一样都笑，因为婴儿没有后天的分别意识。
对于赤子，据老子说“蜂虿虺蛇不螫”，这些毒蛇猛兽，像蝎子、蜜蜂、四脚蛇、毒蛇等等，爬到婴儿身边也不会咬，只有极少的例外。如果婴儿动一下，有些小动物，受惊吓才反攻，虽然婴儿的动是无心的，小动物因害怕就螫人反攻。像蜜蜂飞到我们脸上，停着不动，你不打它，也不赶它，它也不会螫人；蜜蜂之所以螫人，是因为人先有怕它的心理作用。
我曾经在山中走路时试验过，对蝴蝶说：“来！来！”它就飞到我手上站着，还跟着走了半天路，然后对它说：“走吧！走吧！飞走吧！”它就飞走了。那就是感应，生物跟人一样，具备了慈悲、爱心，没有侵害心。其实也无所谓爱心，而是一个自然的生命，与人无争，与其他生物没有利害关系。
当小孩子身上停了蜜蜂，便叫孩子不要动，人不动它就没有关系。蜜蜂停在人身上是在做工，希望找到一点汗汁，它只要沾一点汗就飞走了，因为蜜蜂把百花的蜜采来了以后，没有一滴人的汗渗进去，蜜就冻不拢来。像我们做豆腐一样，不放一点石膏下去，煮好的豆汁就冻不拢来。如果蜜蜂来了，你不去打它，它也不会螫你，所以对于婴儿，老子说蛇蝎不会螫他。
其实，吃人的猛兽，对于在它面前的婴儿，也不一定会去吃的。古书上也有记载，婴儿丢在旷野，许多猛兽或者豺狼、老虎，乃至于万兽之王的狮子，有将这婴儿抱回去喂奶养大的事例。可是一个婴儿的尸体丢在那里，猛兽就会吃掉他。
我们常常讲，“人为万物之灵”，我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讲，这是人类自己吹牛的话。你是万物之灵，万物并没有承认哦！万物看我们这些人是万物里最坏的，草也吃，牛肉也吃，老虎也吃，能吃的东西都把它吃掉，人最坏了。所以在道家的观点，“而人未必无兽心”，你以为人最好吗？有些人看样子是人，实际上他的思想、他的情绪、他的想法是禽兽，比猛兽还坏。但是明知道这个家伙是很坏的，因为他样子是个人，所以我们人就忘记他的兽心而对他很亲近。“而禽兽未必无人心”，虽为动物，但是他们的心可能跟人一样，因为样子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们人都注重外表，反而与他们疏远。
人类不过是生物界的一类。现在人类自己认为最高明，人类自己有自私的心，而且有一种傲慢的心，不断消灭其他类的生命，以致战争连连，就因为我们千万年来消灭其他的生命太多了，人类应该受一点报应。
《老子他说》《列子臆说》（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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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这两句话是说明孔子做人做事的态度。他钓鱼就是钓鱼，不用机械性的方法，不用大网去网（纲即是网）。以现代的生产观念来说，这种态度又是落伍的了！如果说光是用钓竿去钓鱼，连企业公司都不要设立。这简直与经济政策完全相违背。但这个话不是讨论生产问题，是个人作人的原则。就是说他钓鱼也好，做什么也好，不喜欢用机心来整人。
“弋不射宿”，打猎的时候，拉弓射箭，不射宿鸟，就是对还巢的鸟，栖息在那里的鸟，他是不射的。这一点也代表中国过去文化的一种精神，现在说起这些中国文化，从另一方面看，都是落伍的思想了。但以最新的观念来说，又不落伍了。现代的生物学家，尽量提倡爱，爱动物，全世界都组织保护动物会，保护野生动物会，提倡禁猎。
我们过去认为，爱护动物是应有的道德，如相传的“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望母归。”中国人都晓得，过去小孩读书，老师都教的，成为生活教育。春天，鸟刚孵出小鸟的时期，不要去打，否则母鸟被打死了，小鸟将在巢中饿死，非常悲惨。这种教育，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小事，但是扩而充之，就是仁爱心。
《论语别裁》（东方出版社） https://t.cn/RJq0nK3
【先生“看走了眼”？】鲁迅先生一生，前后购入碑刻及石刻、木刻画像拓片近六千种。先生的收藏不仅数量可观，其涉猎亦广泛、系统，有碑刻、汉画像、造像、墓志等。其中，他对汉画更是欣赏，还向友人许寿裳表达对汉画的钦慕：“汉画的图案，美妙无伦，为日本艺术家所采取。即使一鳞一爪，已被西洋名家交口赞许，说日本的图案如何了不得、了不得，而不知其渊源固出于我国的汉画呢。”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在鲁迅先生收藏的拓片中，有一套出自临沂的鲍宅山凤凰画像，其原石自晚清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且最具争议。
沉睡在鲍宅山的碑刻
鲁迅先生不但收藏凤凰画像拓本，还在抄录汉画像信息时特别留意“鲍宅山凤凰画像”的相关资料。1916年7月16日，鲁迅从琉璃厂买回凤凰画像拓本两套，现存三张，其中带“凤皇”二字的一张拓本上还钤有“周树所藏”印。
鲁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详细考证：“凤皇画像，摩厓刻计三处：一刻高一尺，广一尺六寸，画一凤鸟，左方题凤皇二字，隶书；一刻高广各一尺八寸，作一凤，较小于前。又一凤首左上方题小字一行，云：‘三月七日凤。’右方大字一行，云：‘东安王钦元。’均隶书；一刻高五寸，广三寸，有元二字可辨，隶书。在山东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
早在鲁迅之前，鲍宅山凤凰画像便被多种书籍收录，如赵之谦的《补寰宇访碑录》等。鲁迅在阅读前人著述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他还在重订杨守敬编辑的《寰宇贞石图》中，收录了这幅画像。鲁迅先生抄录凤凰画像相关信息的手稿现藏国家图书馆。
而今，凤凰画像原石依旧静卧在沂南县铜井镇三山沟村东南的小山坡上。在一处房屋里，凤凰石刻得以妥善保护。推开房屋门，便可看到一组向阳面仰倾的粗粝裸岩，只见其中两块石头上，以线条阴刻方式分别刻有一大一小两只凤凰。较小一石高约55厘米，宽约50厘米，刻画一鸟形图像，图像宽24厘米，高30厘米，高冠、大尾、长腿，两翅呈展开状，图像左上角刻“凤皇”二字。较大一石，高约150厘米，宽约140厘米，亦刻一鸟形图像，图像仅宽12厘米，左侧分别刻“三月七日凤”“东安王钦元”及“元□”等字样。从石刻画体量及形态判断，较大一图为雄性“凤”，较小一图为雌性“凰”。雕刻技法是在原生粗糙石面上施阴线刻，构图简单疏朗。
这块沉睡在蒙山沂水之间的碑刻，是如何被发现的？碑帖研究专家张彦生在所著《善本碑帖录》中，曾写道：“道光廿四年（1844年），袁冶池于沂水西南七十里鲍宅山访得”。查阅当地县志等历史资料，并未记载“鲍宅山”这一地名，兴许是碑刻发现地有邻村名曰“薄家宅子”，以讹传讹，便有了“鲍宅”之地名。
就在袁冶池访得鲍宅山凤凰画像的同年，金石学家许瀚也得到了该石刻的拓片。他在六月十四的日记中写道：“颜先生自沂来，捎刘宋凤凰及东安王钦元题字，乃沂水山上拓下者，上有‘三日壬申’，以上断去，不可知其年号，为可惜也。”
“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
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
在2012年出版的《沂南县志》中，以“三山沟西汉元凤凤凰石刻”为标题进行了专门介绍，称“该石刻刻于西汉元凤年间，是中国现存的纪年最早的汉画像石刻。此石刻在汉画及书法界影响甚大，鲁迅、梁启超、郭沫若等都曾收藏过此拓片”。
关于鲍宅山凤凰画像的争议，焦点恰恰在其断代上。有学者认为，凤凰石刻并非硬生生造出来的，而是古人兴之所至的应景之作。著名汉画研究专家蒋英炬教授则持不同意见。他认为这一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属于汉画像石，也不是汉代的石刻画像。
“我们探讨汉画像石的产生或历史背景时，是以墓葬建筑物中出现的石刻画像这种内涵和意义为目标的，而非泛指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自然岩石上的刻画。从这两块岩石上的画像和题字可以看出，最初出现的是在右边岩石上刻的那只称为‘凤凰’的鸟，其他题字都是由它而来。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的所谓凤凰画像，既不是任何墓葬或祭祀建筑物的画像雕刻，也不含有任何一种汉代石刻的文化背景和意义，所以，它不属于汉画像石的范畴。”蒋英炬分析。
蒋英炬认为，从石刻中凤凰鸟的雕刻技法和造型来看，也绝然没有汉代石刻画像的风格。山东早期的汉画像石就是阴线刻，刻的线条较直而匀称规整，刻画的形象也较准确。在此附近地区发现的临沂庆云山石椁墓画像，画像和雕刻技法都显示出有一定的章法和规范性，和此凤凰鸟雕刻的画像风格截然有别。
“凤凰鸟画像雕刻的线条极粗，显得和画像不成比例，造型更与汉代石刻画像相差甚远。汉画像石中那些大鸟或凤鸟的画像不可胜数，都是高冠翘尾、振翅欲飞的形象。此凤凰鸟与之相比，有很大差别。这个刻在自然岩石上形貌拙劣的凤凰可能是后人随意之作，其作者也不是熟悉绘画雕刻的人。”蒋英炬推测。
在“元凤”二字的认定上，蒋英炬指出，这两个字刻得最不清楚，不是因为年久漫漶所致，而是因为刻工差，和那个“三月七日凤”中的“凤”字，其繁体的“鸟”字都未能完好地刻出来。更重要的是刻“元凤”二字作为纪年铭，现在尚无可比的资料。全国发现的有纪年铭的汉画像石不下数十处，有的出自墓葬，也有的出自石阙、祠堂，如微山两城永和四年祠堂画像石铭有“永和四年四月丙申朔，廿七日壬戌”等，营南孙氏阙画像石铭有“元和二年正月六日，孙仲阳□□物故，行□□礼，石阙贾直万五千”。
“可见任何一个汉画像石纪念铭，都有年月和纪人纪事的内容，绝没有单刻年号的。因为，在当时为刻此画像或为造此物而刻的纪年，有它的功用和目的，如果只刻一个年号，就失去纪年的意义了。所谓‘元凤’年号，是不懂此情此理的人故弄玄虚的伪作。”蒋英炬说。
“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从凤凰石刻的画像、题字来看，其形迹不一、位置散乱，起码有先后三种以上的雕刻迹象：一是所谓的凤凰鸟画像；二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七字；三是那只小鸟或称“小凤凰”画像和“三月七日凤”以及“元凤”年号的题字。
“岩石上最先出现的是凤凰鸟，可能是当地农民石匠偶有兴致所刻的；其后出现的是‘东安王钦元’和‘凤凰’。从其字迹看，王钦元显系乡土文人，名前冠以‘东安’二字，正是以古地名标榜桑梓的雅意。经王钦元题字之后，这个凤凰石刻画像则更加出名。于是又再次出现刻画和刻字，这多半是当地人故意为之了。那只或可称为‘小凤凰’的鸟，以及‘三月七日凤’有可能同时所刻，也有可能是对着‘东安王钦元’而刻。”蒋英炬分析。
从凤凰画像和“东安王钦元”等保存状况来看，石头虽在野外风吹日晒，刻画线条、字迹仍都清楚，没有古老石刻剥蚀的迹象，蒋英炬推测凤凰画像的时代在宋、元以后，有可能是明、清时期，“对这种单独的又不规范的孤例石刻，很难断定具体年代。”结合这幅画像拓片的传出时间，晚清至民国年间，是碑帖商作伪最泛滥的时期。那个“鲍宅山”的地名，可能是碑帖商人为了追逐利益而臆造出来的。
“鲍宅山凤凰画像根本不属于汉画像石，把它推定为西汉昭帝元凤年间的汉画像石没有足够的证据。我不否认汉画像石的出现可以在昭帝时期，目前山东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资料证明，有的可能还要早些。但绝不能把这个后代刻在自然岩石上的凤凰画像，当作全国有纪年的汉画像石最早的例证。”蒋英炬说。
正如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所道：“美术可以表现文化”“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维，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以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他若盛典侅事，胜地名人，亦往往以美术之力，得以永驻”。
而考究凤凰画像的真伪、来龙去脉，也能窥见一段美术史的变迁，这或许也是美术之力的一个维度吧。（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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