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
“长得好看”的评选标准能够精确地量化吗？换言之，美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吗？美是每个人不同的主观判断，还是事物的客观属性？20世纪之初，对美的哲学探索衰落了，但过去10年间对美的兴趣又复兴了。
康德（左）和休谟（右）的观点对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趣味的二律背反
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大部分认为美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近代之后主观论成了主流。休谟说：“美不是客观存在于任何事物中的内在属性，它只存在于鉴赏者的心里；不同的心会看到不同的美；对于同一对象，一个人可能感受到的是丑，另一个人却感到了美。每个人只应当承认自己的感受，不应当企图纠正他人的感受。那句流行的谚语早就正确地教导我们：关于口味问题不必做无谓的争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趣味判断不是认知判断，因此不是逻辑判断而是审美判断，其基础是主观的。”
但如果美完全是主观的，谁说什么东西美它就美，好像“美”这个词就没有意义了。当我们说某个东西美时，除了个人的肯定态度之外，我们就没有交流任何东西。虽然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判断，但我们的判断往往是一致的，大部分人都不会否认玫瑰花或者落日很美。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美并非全然客观、跟人的主观反应无关。不然就可以说一个没有人去感受它的世界也可能是美丽或丑陋的，或者可以用科学仪器来探测美。我们通常认为别人的趣味跟自己的不同很正常，不像道德、政治或事实方面的分歧那样，需要寻求统一。
在18世纪之前，大部分西方哲学家都认为美是客观属性，处于美丽的物体之中。奥古斯丁问，是因为事物让我们感到快乐，所以它们漂亮，还是事物漂亮，所以会让我们感到快乐。他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柏拉图认为美本身是一种理念，美的事物之所以美是因为它们有美的理念。普罗提诺说，美的问题是形状问题，美的事物拥有特定的形状。没有形式的质料乃纯粹的丑陋，丑的东西即没有被形式掌握的东西。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美是客观的，它不在人对事物的主观反应之中。古典观念认为美是特定比例或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的体现，美可以通过黄金分割来表达。古希腊雕塑家波利克里托斯认为，标准雕塑是师生们可以加以模仿的、比例和谐的模范：可以通过复制客观的比例来实现美。
休谟和康德关于趣味的标准的论述被称为“趣味的二律背反”。谚语中说趣味是主观的，“关于趣味没什么好争论的”。另一方面，我们又经常争辩趣味问题，有些人被认为品位高，有些人被认为很没品位。有些人的趣味粗俗、显摆。有些人的趣味精致。趣味好像既主观又客观，这是一个二律背反。
休谟和康德一开始就承认，趣味或发现、体验美的能力基本上是主观的，没有什么趣味标准，如果没有人体验到快感就没有美。但他们也都承认，在审美过程中理性会发挥作用，承认一些趣味比另一些趣味高级。他们都认为，审美判断既不完全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主体间性的，有其社会和文化层面。
休谟的论述集中于审美者所处的历史和时代状况。如果一个人持有偏见、无知、肤浅，其审美判断不如一个眼界开阔、不带偏见的人。他写道：“即使在风气最优雅的时代能对高级艺术做出正确判断的人也是极少见的；只有卓越的智力加上敏锐的感受，由于训练而得到改进，通过比较而进一步完善，最后还清除了一切偏见——只有这样的批评家对上述称号才能当之无愧。这类批评家，不管在哪里找到，如果彼此意见符合，那就是趣味和美的真实标准。”
休谟举的优秀批评家的例子是《堂吉诃德》中的两位品酒高手：桑丘对那位大鼻子的随从说：“我自称精于品酒，这绝不是瞎吹。这是我们家族世代相传的本领。有一次我的两个亲戚被人叫去品尝一桶酒，据说是很好的上等酒，年代既久，又是名牌。头—个尝了以后，咂了咂嘴，经过一番仔细考虑说：酒倒是不错，可惜他尝出里面有那么一点皮子味。第二个同样表演了一番，也说酒是好酒，但他可以很容易地辨识出一股铁味。你绝想象不到他俩的话受到别人多大的挖苦。可是最后笑的是谁呢？等到把桶倒干了之后，桶底果然有一把旧钥匙，上面拴着一根皮条。”
休谟进一步论证，这类批评家的判断往往跟时间检验的结果一致，二者的作用就如同客观的标准。虽然审美判断仍是主观的，虽然一些当代作品可能会引发争议，优秀批评家长远的共识就像客观标准一样，使得即使能找到客观标准，它们也是不必要的了。虽然我们不能直接找到美的标准，来确定美的事物的必要条件，但我们可以描述优秀的批评或有品位的人的特征。继而，这些人长远的共识也是很实用的趣味标准，是为审美判断辩护的手段。
康德也承认趣味基本上是主观的，某些东西可能只会让我感到快乐，如看着你自己的祖母的照片时，你会感到悲喜交集，一幢房子会令你想到那是你成长的地方。但别人不会在意，没人会认为他们对此应该拥有同样的反应。康德认为，美感不同于快感，说某个东西美，这是一个没有利害关系的判断。审美判断必须独立于人的经济和性欲方面的欲求。如果一个人参观博物馆时赞叹那些绘画是因为它们很昂贵，或者想着可以偷走卖掉，他对这些画就没有任何审美体验。参观者必须关注对绘画本身的精神反映。当一个人在审美时，他不关心审美对象的存在，享受的是它在人的体验中的再现。“当说某个东西很美时，我关心的不是它的存在，而是我内心对其再现的感受。人人都得承认，掺杂了一丁点利益纠缠的审美判断都是片面、不纯粹的。”沙夫茨伯里在《道德家》中说，如果你把一个漂亮的山谷主要当做一个有价值的房地产投资机会，你就不是在看它本身，因而无法充分地体验它的美。如果你看着一个可爱的妇人，想着跟她上床，你就不能充分、纯粹地体验她的美，你的注意力偏离了在你心中反映的形式。
扬弃主观论
康德认为，有些美是相对的，依赖于对象所属的类型，有些美则是绝对的。同样的比例对于牛来说漂亮，对于马来说就会很丑。但抽象的织物图案设计本身就是漂亮的，鲜花即使不提它们的实用性和繁殖功能也是怡人的。康德由此说，能在事物的形式或设计中找到绝对或独立的美。或者如克莱夫·贝尔在他1914年出版的《艺术》一书中所说，美存在于对线条和颜色的安排之中。
休谟和康德的观点对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叔本华、汉斯利克、布洛、克罗齐等都持类似观点。更坚定的主观主义者是美国哲学家桑塔亚纳，他把美定义为客观化的快感。说某个东西美，是因为它能带来快感，但这种快感属于对象，虽然对象本身没有主观活动能力。“美是积极、内在、客观化的价值。美是一种价值，也就是说，它不是对事实或关系的感知，它是一种情感，我们的意志或鉴赏的情感。一个物体如果不让人感到快感就不会是美的，所有人都对它无动于衷的美是自相矛盾。因此美是一种内在的积极价值，是快感。”这就如同说，一个令人受挫的对象怀有恶意，令人受挫的东西被认为是一个有主观意志的东西，需要对它造成的结果负责。对美的感受成了一个错误：把主观活动能力归给没有这些能力的东西。
桑塔亚纳在《美感》（1896）中的论述是英语世界对美最后的主要论述，因为一旦承认美是完全主观的，依赖于一个错误，好像就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美是主观的快感，好像它并不比任何愉悦人的东西更高级，也就没有真理或者正义那样重要。20世纪也不再把美当做艺术的主导目标，美在理论上的边缘化导致艺术家们认为他们应该去追求更真实、更严肃的方案。但近年来艺术和哲学界对美的兴趣开始复兴，有多位理论家尝试思考趣味的二律背反。这些新的路径回应了乔治·爱德华·摩尔1903年在《伦理学原理》中的论述：“说一种东西美，不是说它本身美，而是说它是一个必要成分，证明一种东西真的美就是去证明，跟它相关的一个整体是好的。”有价值的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置身其中的情境，美的价值包括美的对象和审美主体的快感。
美国艺术史家克里斯平·萨特韦尔在《美的六个名字》（2004）中既没有把美归给主体，也没归给客体，而是归给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即使二者置身其中的情境。当我们说夜晚的天空很美时，我们不只是在汇报我们感受到的快感，我们还看向天空，赞美真实的世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感知天空的人，也就没有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亚历山大·尼哈玛斯在《幸福的许诺》（2007）中说：“审美判断从不要求人人赞同，美的东西或艺术品都不会拥有天主教般的信众。美创造的是更小的圈子，但每一个圈子的成员都认为它是正统的，却并不认为别人是异端。”
“长得好看”的评选标准能够精确地量化吗？换言之，美有客观的评判标准吗？美是每个人不同的主观判断，还是事物的客观属性？20世纪之初，对美的哲学探索衰落了，但过去10年间对美的兴趣又复兴了。
康德（左）和休谟（右）的观点对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趣味的二律背反
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大部分认为美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近代之后主观论成了主流。休谟说：“美不是客观存在于任何事物中的内在属性，它只存在于鉴赏者的心里；不同的心会看到不同的美；对于同一对象，一个人可能感受到的是丑，另一个人却感到了美。每个人只应当承认自己的感受，不应当企图纠正他人的感受。那句流行的谚语早就正确地教导我们：关于口味问题不必做无谓的争论。”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趣味判断不是认知判断，因此不是逻辑判断而是审美判断，其基础是主观的。”
但如果美完全是主观的，谁说什么东西美它就美，好像“美”这个词就没有意义了。当我们说某个东西美时，除了个人的肯定态度之外，我们就没有交流任何东西。虽然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判断，但我们的判断往往是一致的，大部分人都不会否认玫瑰花或者落日很美。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美并非全然客观、跟人的主观反应无关。不然就可以说一个没有人去感受它的世界也可能是美丽或丑陋的，或者可以用科学仪器来探测美。我们通常认为别人的趣味跟自己的不同很正常，不像道德、政治或事实方面的分歧那样，需要寻求统一。
在18世纪之前，大部分西方哲学家都认为美是客观属性，处于美丽的物体之中。奥古斯丁问，是因为事物让我们感到快乐，所以它们漂亮，还是事物漂亮，所以会让我们感到快乐。他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柏拉图认为美本身是一种理念，美的事物之所以美是因为它们有美的理念。普罗提诺说，美的问题是形状问题，美的事物拥有特定的形状。没有形式的质料乃纯粹的丑陋，丑的东西即没有被形式掌握的东西。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美是客观的，它不在人对事物的主观反应之中。古典观念认为美是特定比例或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的体现，美可以通过黄金分割来表达。古希腊雕塑家波利克里托斯认为，标准雕塑是师生们可以加以模仿的、比例和谐的模范：可以通过复制客观的比例来实现美。
休谟和康德关于趣味的标准的论述被称为“趣味的二律背反”。谚语中说趣味是主观的，“关于趣味没什么好争论的”。另一方面，我们又经常争辩趣味问题，有些人被认为品位高，有些人被认为很没品位。有些人的趣味粗俗、显摆。有些人的趣味精致。趣味好像既主观又客观，这是一个二律背反。
休谟和康德一开始就承认，趣味或发现、体验美的能力基本上是主观的，没有什么趣味标准，如果没有人体验到快感就没有美。但他们也都承认，在审美过程中理性会发挥作用，承认一些趣味比另一些趣味高级。他们都认为，审美判断既不完全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主体间性的，有其社会和文化层面。
休谟的论述集中于审美者所处的历史和时代状况。如果一个人持有偏见、无知、肤浅，其审美判断不如一个眼界开阔、不带偏见的人。他写道：“即使在风气最优雅的时代能对高级艺术做出正确判断的人也是极少见的；只有卓越的智力加上敏锐的感受，由于训练而得到改进，通过比较而进一步完善，最后还清除了一切偏见——只有这样的批评家对上述称号才能当之无愧。这类批评家，不管在哪里找到，如果彼此意见符合，那就是趣味和美的真实标准。”
休谟举的优秀批评家的例子是《堂吉诃德》中的两位品酒高手：桑丘对那位大鼻子的随从说：“我自称精于品酒，这绝不是瞎吹。这是我们家族世代相传的本领。有一次我的两个亲戚被人叫去品尝一桶酒，据说是很好的上等酒，年代既久，又是名牌。头—个尝了以后，咂了咂嘴，经过一番仔细考虑说：酒倒是不错，可惜他尝出里面有那么一点皮子味。第二个同样表演了一番，也说酒是好酒，但他可以很容易地辨识出一股铁味。你绝想象不到他俩的话受到别人多大的挖苦。可是最后笑的是谁呢？等到把桶倒干了之后，桶底果然有一把旧钥匙，上面拴着一根皮条。”
休谟进一步论证，这类批评家的判断往往跟时间检验的结果一致，二者的作用就如同客观的标准。虽然审美判断仍是主观的，虽然一些当代作品可能会引发争议，优秀批评家长远的共识就像客观标准一样，使得即使能找到客观标准，它们也是不必要的了。虽然我们不能直接找到美的标准，来确定美的事物的必要条件，但我们可以描述优秀的批评或有品位的人的特征。继而，这些人长远的共识也是很实用的趣味标准，是为审美判断辩护的手段。
康德也承认趣味基本上是主观的，某些东西可能只会让我感到快乐，如看着你自己的祖母的照片时，你会感到悲喜交集，一幢房子会令你想到那是你成长的地方。但别人不会在意，没人会认为他们对此应该拥有同样的反应。康德认为，美感不同于快感，说某个东西美，这是一个没有利害关系的判断。审美判断必须独立于人的经济和性欲方面的欲求。如果一个人参观博物馆时赞叹那些绘画是因为它们很昂贵，或者想着可以偷走卖掉，他对这些画就没有任何审美体验。参观者必须关注对绘画本身的精神反映。当一个人在审美时，他不关心审美对象的存在，享受的是它在人的体验中的再现。“当说某个东西很美时，我关心的不是它的存在，而是我内心对其再现的感受。人人都得承认，掺杂了一丁点利益纠缠的审美判断都是片面、不纯粹的。”沙夫茨伯里在《道德家》中说，如果你把一个漂亮的山谷主要当做一个有价值的房地产投资机会，你就不是在看它本身，因而无法充分地体验它的美。如果你看着一个可爱的妇人，想着跟她上床，你就不能充分、纯粹地体验她的美，你的注意力偏离了在你心中反映的形式。
扬弃主观论
康德认为，有些美是相对的，依赖于对象所属的类型，有些美则是绝对的。同样的比例对于牛来说漂亮，对于马来说就会很丑。但抽象的织物图案设计本身就是漂亮的，鲜花即使不提它们的实用性和繁殖功能也是怡人的。康德由此说，能在事物的形式或设计中找到绝对或独立的美。或者如克莱夫·贝尔在他1914年出版的《艺术》一书中所说，美存在于对线条和颜色的安排之中。
休谟和康德的观点对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叔本华、汉斯利克、布洛、克罗齐等都持类似观点。更坚定的主观主义者是美国哲学家桑塔亚纳，他把美定义为客观化的快感。说某个东西美，是因为它能带来快感，但这种快感属于对象，虽然对象本身没有主观活动能力。“美是积极、内在、客观化的价值。美是一种价值，也就是说，它不是对事实或关系的感知，它是一种情感，我们的意志或鉴赏的情感。一个物体如果不让人感到快感就不会是美的，所有人都对它无动于衷的美是自相矛盾。因此美是一种内在的积极价值，是快感。”这就如同说，一个令人受挫的对象怀有恶意，令人受挫的东西被认为是一个有主观意志的东西，需要对它造成的结果负责。对美的感受成了一个错误：把主观活动能力归给没有这些能力的东西。
桑塔亚纳在《美感》（1896）中的论述是英语世界对美最后的主要论述，因为一旦承认美是完全主观的，依赖于一个错误，好像就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如果美是主观的快感，好像它并不比任何愉悦人的东西更高级，也就没有真理或者正义那样重要。20世纪也不再把美当做艺术的主导目标，美在理论上的边缘化导致艺术家们认为他们应该去追求更真实、更严肃的方案。但近年来艺术和哲学界对美的兴趣开始复兴，有多位理论家尝试思考趣味的二律背反。这些新的路径回应了乔治·爱德华·摩尔1903年在《伦理学原理》中的论述：“说一种东西美，不是说它本身美，而是说它是一个必要成分，证明一种东西真的美就是去证明，跟它相关的一个整体是好的。”有价值的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对象置身其中的情境，美的价值包括美的对象和审美主体的快感。
美国艺术史家克里斯平·萨特韦尔在《美的六个名字》（2004）中既没有把美归给主体，也没归给客体，而是归给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即使二者置身其中的情境。当我们说夜晚的天空很美时，我们不只是在汇报我们感受到的快感，我们还看向天空，赞美真实的世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感知天空的人，也就没有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亚历山大·尼哈玛斯在《幸福的许诺》（2007）中说：“审美判断从不要求人人赞同，美的东西或艺术品都不会拥有天主教般的信众。美创造的是更小的圈子，但每一个圈子的成员都认为它是正统的，却并不认为别人是异端。”
谈谈行业协会对会员的惩戒权利#人民的公义##著名制片人李学政质疑中演协惩罚劣迹艺人程序正义#
本人在2021-12-25-11:02发的微博说：
“五、中演协惩治失德艺人没错，错在程序不完备，不问青红皂白，不做调查研究。中演协应撤销相关文件，向张道歉，赔偿损失，藉此机会整改在履行行业协会职责方面暴露的许多问题。”
有位网友留言：
“第五点不太认同，本人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中注协的确可以惩戒违法违规会员，但该权利有国家《会计法》的授权，请问中眼斜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授权吗，请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即使有授权，它又有什么权利去处罚非会员呢！！”
查看《会计法》，未见授权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惩戒违规会计师的字样。
查看《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第十二条“会员义务”写明“接受本会的监督、管理”。第十三条写明“会员在执业中违反执业准则、职业道德守则和质量控制准则的，可以作出训诫、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惩戒。”未见惩戒权来自何方？
查看《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章程》第六条有“制订行业自律规范”字样，
由此，我们应该建立以下共识——
一、行业协会是某行业里的个体和团体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会员订出章程共同遵守，承认章程就自我约束，不承认可以不参加协会。这种协会约束力来自协会内部，会员自愿，不存在由谁授权的问题，正如中演协此前说的，不是行政约束力。
二、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特点，其执业准则、职业道德不尽相同。职业道德相对于社会公德更有特性，许多情况下违背职业道德并不违法，例如出租车司机宰客、销售员飞单、医生过度开药、纪实摄影后期加工、论文抄袭……等等，这些够不上法办的都需要行业自律。
三、所谓行业协会的惩戒，通常只是行业内通报批评，禁止团体会员一定时间（严重的无期限）不录用失德会员。例如哪位出租车司机敢宰客，经查实任何出租车公司都永久不录用，即宰客一次永远不让你开出租车。又如哪个供货商提供假货，所有超市都抵制进货。可见这样做的社会效果积极有效，充满正气。
四、行业协会的内部通报批评要不要对外公布？取决于公布后会发生什么社会效应？例如一位教师晋升职称时抄袭论文，一位知名演员嫖娼，后者的社会影响大，行业协会向社会公布对其的批评，具有积极意义。
五、张哲瀚事件暴露出中演协在行业自律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自律的条例、流程、权限等等，这就是李学政老师说的程序正义。如果程序中有严格甄别事实一环，就不会发生后来的许多不良影响。协会的事一般无需对外公布，但亿万人民都关心的事中演协必须公开，没有程序的可以建立，先前做错的应该知错就改。例如张哲瀚究竟是不是中演协会员？是，请公布他的会员证；不是，那么中演协程序的第一步就错了。
六、中国有无数个行业协会，张哲瀚事件启示我们，各个协会行业的自律职能不应削弱，而恰恰应该加强。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协会行业的整顿和管理，这里说的管理不应仅限于收回一些职权，相反，要加强职权，使其规范运行，让许许多多的协会行业更好起到政府与行业的桥梁作用。
本人在2021-12-25-11:02发的微博说：
“五、中演协惩治失德艺人没错，错在程序不完备，不问青红皂白，不做调查研究。中演协应撤销相关文件，向张道歉，赔偿损失，藉此机会整改在履行行业协会职责方面暴露的许多问题。”
有位网友留言：
“第五点不太认同，本人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中注协的确可以惩戒违法违规会员，但该权利有国家《会计法》的授权，请问中眼斜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授权吗，请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即使有授权，它又有什么权利去处罚非会员呢！！”
查看《会计法》，未见授权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惩戒违规会计师的字样。
查看《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章程》，第十二条“会员义务”写明“接受本会的监督、管理”。第十三条写明“会员在执业中违反执业准则、职业道德守则和质量控制准则的，可以作出训诫、通报批评、公开谴责等惩戒。”未见惩戒权来自何方？
查看《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章程》第六条有“制订行业自律规范”字样，
由此，我们应该建立以下共识——
一、行业协会是某行业里的个体和团体自发组织的社会团体，会员订出章程共同遵守，承认章程就自我约束，不承认可以不参加协会。这种协会约束力来自协会内部，会员自愿，不存在由谁授权的问题，正如中演协此前说的，不是行政约束力。
二、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特点，其执业准则、职业道德不尽相同。职业道德相对于社会公德更有特性，许多情况下违背职业道德并不违法，例如出租车司机宰客、销售员飞单、医生过度开药、纪实摄影后期加工、论文抄袭……等等，这些够不上法办的都需要行业自律。
三、所谓行业协会的惩戒，通常只是行业内通报批评，禁止团体会员一定时间（严重的无期限）不录用失德会员。例如哪位出租车司机敢宰客，经查实任何出租车公司都永久不录用，即宰客一次永远不让你开出租车。又如哪个供货商提供假货，所有超市都抵制进货。可见这样做的社会效果积极有效，充满正气。
四、行业协会的内部通报批评要不要对外公布？取决于公布后会发生什么社会效应？例如一位教师晋升职称时抄袭论文，一位知名演员嫖娼，后者的社会影响大，行业协会向社会公布对其的批评，具有积极意义。
五、张哲瀚事件暴露出中演协在行业自律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自律的条例、流程、权限等等，这就是李学政老师说的程序正义。如果程序中有严格甄别事实一环，就不会发生后来的许多不良影响。协会的事一般无需对外公布，但亿万人民都关心的事中演协必须公开，没有程序的可以建立，先前做错的应该知错就改。例如张哲瀚究竟是不是中演协会员？是，请公布他的会员证；不是，那么中演协程序的第一步就错了。
六、中国有无数个行业协会，张哲瀚事件启示我们，各个协会行业的自律职能不应削弱，而恰恰应该加强。政府相关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协会行业的整顿和管理，这里说的管理不应仅限于收回一些职权，相反，要加强职权，使其规范运行，让许许多多的协会行业更好起到政府与行业的桥梁作用。
揭穿亿元调解书中的猫腻
➤ 一起标的额近亿元的合同纠纷案，双方迅速达成调解协议。
➤ 前后两份《补充协议》，约定综合费率为何大相径庭？
➤ 诉讼疑点重重，调查层层深入，监督持续推进……
建筑公司将置业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工程款近亿元，双方迅速达成调解协议。检察官审查发现，这份民事调解书有猫腻！启动监督后，再审检察建议却没被采纳。检察机关跟进监督，虚假的民事调解书被撤销，案件也被发回重审。
2021年10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4件民事检察跟进监督典型案例，这起由浙江省浦江县检察院办理的某建筑公司与某置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跟进监督案位列其中。
“目前这起案件发回重审后还在审理中，我们将持续跟进监督到底！”近日，记者对此案进行采访时，参与办案的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金全表示。
大有文章的《七月协议》
2014年4月，浦江某置业公司（下称“置业公司”）因经营不善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在当地搞房地产投资的潘某有意接手该公司开发的楼盘，但未能筹措到资金。后来，潘某经人介绍向某集团公司（下称“集团公司”）借款。集团公司对置业公司资产及楼盘的后期销售前景进行充分评估后，认为该楼盘项目可实现盈利。
经过一番商议，各方最终确定由集团公司全额出资入股置业公司，资金通过某信托公司（下称“信托公司”）投入；确定信托公司为置业公司独资法人，占有100%股权。置业公司聘请潘某为公司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同时由集团公司派驻一名财务人员，监管公司印章及公司账户。
此后不久，经公开招投标，某建筑公司（下称“建筑公司”）中标承建置业公司的楼盘开发项目。潘某作为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建筑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此同时，双方另行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下称《六月合同》），明确了土建工程综合费率、水电安装工程综合费率的取费标准，以及定额人工单价。随后，双方将上述两份合同一并提交给建设部门进行备案。
2017年五六月间，潘某与建筑公司负责人洪某、实际施工经理杜某串通，准备通过提高综合费率的方式，将自己欠洪某、杜某的钱计入工程款中进行结算。于是，潘某在未取得信托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建筑公司又重新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下称《七月合同》）。
为避免被人发现，双方将《七月合同》的签订时间倒签至2014年7月18日。此后，双方以《七月合同》作为审计依据，交给一家造价咨询公司。2017年9月22日，造价咨询公司出具了工程造价审定单，审定金额为2.63亿余元。
同年10月12日，建筑公司依据《七月合同》及工程造价审定单，将置业公司起诉至浦江县法院，要求支付剩余工程款9520万余元。
一个月不到，双方就顺利达成了调解协议，浦江县法院据此作出了民事调解书。
突然冒出个职务侵占案
2018年1月3日，建筑公司以置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浦江县法院申请对置业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同月15日，该院裁定受理置业公司破产清算案，置业公司随即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顺利的话，根据调解协议书规定，建筑公司就能从楼盘折价或者拍卖价款中优先受偿全部工程款。而洪某和杜某，也自然能够不动声色地收回潘某的欠款。可人算不如天算，眼看大功告成之时，潘某“翻车”了。
2018年3月4日，浦江县公安局将一起职务侵占案移送浦江县检察院审查起诉。该案的犯罪嫌疑人正是潘某。
出于职业敏感，公司财务人员整理了置业公司与建筑公司的民事调解书等材料，发现潘某可能存在通过虚假诉讼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于是立即向浦江县检察院申请民事裁判监督。
“这里面很可能有问题！”受理申请后，承办检察官经调查发现，置业公司和建筑公司存在两份《补充协议》，即在建设部门备案的《六月合同》和后来的《七月合同》。
通过仔细比对，检察官发现，双方后来签署的这份《七月合同》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之处，比如，《七月合同》较《六月合同》大幅提高了定额人工单价、土建工程综合费率、水电安装综合费率等，数额均明显不符合建筑市场行情；工程监理、预决算、跟踪审计人员所提供的原始结算基础资料也证实，工程实际是按照《六月合同》履行，置业公司也是按照该合同支付相应阶段工程款。而且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份2014年7月8日签署的《七月合同》上，盖的竟是置业公司在2015年9月28日才启用的印章……
潘某作为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何要签署这份远高于市场价、完全不利于置业公司的《七月合同》？
冲破迷雾揪出虚假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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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人员赴某置业公司取证途中
为尽快查明真相、固定相关证据，浦江县检察院整合内部办案力量组成专班，并立即向金华市检察院汇报案情，请求支持和指导。金华市检察院当即派出民事检察业务骨干参与案件调查。
“虚假调解通常隐蔽性较强，通过单纯的书面审查虽然可以作出初步判断与识别，但这最多能达到合理怀疑诉争案件涉嫌虚假诉讼的程度，对诉争案件是否确实存在虚假诉讼，还需要通过后期的调查取证工作予以认定。”办案人员很快达成充分行使调查核实权提升监督质效的共识。
为此，办案人员重点围绕涉案协议签订的时间、协议内容差异、施工决算情况等关键问题，审查当事人不符常理或者行业惯例的异常行为，固定关键证据。通过对中标合同、建设施工备案合同、工程预决算报告、工程进度款结算、支付情况及竣工结算报告等书证进行全面审查，最终将《七月合同》中的诸多疑点逐个击破。
鉴于该案涉案人员多、人员之间又存在利益关系，一旦串供，很难突破，办案人员认真研判案情后，制定了周密详实的询问提纲和询问策略，通过上下联动，一体化办案，将项目经理、监理、预决算制作人员、跟踪审计人员等相关人员同时通知到位，分组进行询问，避免了当事人之间的串供。
另外，办案人员通过查询银行往来账目，搜索与潘某相关的所有民事判决情况，审查相关的所有裁判文书，查明潘某在2014年3月曾向建筑公司总经理洪某借款1000万元，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5%，而且在2016年分多次通过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已支付给洪某个人利息500万元。
在查明潘某与洪某之间存在上述利益关系后，办案人员顺利找到了潘某参与虚假诉讼的动机。在事实证据面前，潘某如实向检察官供述了参与虚假诉讼情况。同时，针对检察机关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存在刚性措施不足、相关人员不愿配合等现实情况，办案人员还采取上门取证方式，面对面进行释法说理，消除当事人的心理顾虑。在取证过程中，办案人员专门请技术人员配合，通过同步录音录像的方式将证人证言予以固定，以防止证人证言出现反复。
跟进监督撤销调解书
经过全面深入的调查核实，浦江县检察院查明，潘某与建筑公司为自身利益，恶意串通伪造《七月合同》，虚增工程款，骗取民事调解书，并凭借该民事调解书申请置业公司破产，从而达到将自己虚增的部分建筑工程款优先受偿的非法目的。双方的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据此，2019年6月28日，该院依法向浦江县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同年9月25日，浦江县法院复函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民事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采纳再审检察建议。对此，浦江县检察院当即召开检察委员会会议，讨论后续处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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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县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案情
“当事人这种以调解形式达到非法目的或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利用了法院的审判权，从实质上突破了调解各方私益的范畴，所处分和损害的利益已不仅仅是当事人的私益，还妨害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典型的破坏性，检察机关应当加强监督。”
“虚假诉讼损害的是司法秩序等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作为保护‘两益’的重要力量，在此类案件中应当加强跟进监督的能动性。”
“根据虚假诉讼民事检察监督证明标准的‘高度盖然性’原则，本案事实证据足以证实这份民事调解书存在虚假诉讼，侵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针对当事人不法行为，检察机关必须监督到底！”
……
会上，该院检委会委员一致同意启动跟进监督程序，提请金华市检察院抗诉。
金华市检察院受理该案后，强化了对民事抗诉书的说理，果断精准地提出了抗诉。承办检察官在开庭过程中，就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阐述了抗诉理由，最大程度还原了该案的真实情况。
2020年2月20日，金华市中级法院采纳了金华市检察院的抗诉理由，裁定撤销浦江县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并对建筑公司与置业公司的建筑合同纠纷案发回重审。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实现公权监督和私权救济的有机统一
伪造证据虚增工程款是建设工程领域虚假诉讼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司法机关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尤其是能迅速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应保持足够的警惕。
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调解的原则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该案中，建筑公司于2017年10月12日将置业公司起诉至法院，建筑公司和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潘某又迅速达成和解协议。在和解协议中，潘某代表置业公司作出了巨大让步，不但全盘同意了对方的诉请，还同意对方保留对千万余元利息起诉的权利，调整了质保金，从而使得建筑公司规避了诉讼标的超过1亿元需要有上一级法院管辖的规定，迅速获得了全额优先受偿权，这一系列行为殊为异常。
由于虚假诉讼，特别是虚假调解的隐蔽性很强，受到利益侵害的第三人很难收集确实证据证明相关事实，检察机关在发现线索后应依法行使调查核实权取得虚假诉讼的充分证据并予以监督。
本案中，检察机关运用“调查、侦查、审查”三查融合机制，重点围绕《七月合同》和《六月合同》的签订时间、协议内容、施工决算情况进行调查比对，查明了《七月合同》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在扎实的证据面前，潘某不得不承认，其和建筑公司合谋，将其个人欠款计入工程款，从而编造《七月合同》来虚增工程款，以达到通过工程款优先受偿的目的。
虚假诉讼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私权争议，可能涉及到违法犯罪行为，既损害了司法秩序，也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在收集查明虚假诉讼的证据后，应当依法采用适合的方式予以监督。在法院未予纠正的情况下，检察机关采取跟进监督措施，既是落实精准监督理念，也是增强检察监督刚性的重要方式。本案中，检察机关正是通过跟进监督，经抗诉促使上级法院撤销了虚假调解书，维护了司法权威，保护了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了公权监督和私权救济的有机统一。（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 金全）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 一起标的额近亿元的合同纠纷案，双方迅速达成调解协议。
➤ 前后两份《补充协议》，约定综合费率为何大相径庭？
➤ 诉讼疑点重重，调查层层深入，监督持续推进……
建筑公司将置业公司起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工程款近亿元，双方迅速达成调解协议。检察官审查发现，这份民事调解书有猫腻！启动监督后，再审检察建议却没被采纳。检察机关跟进监督，虚假的民事调解书被撤销，案件也被发回重审。
2021年10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4件民事检察跟进监督典型案例，这起由浙江省浦江县检察院办理的某建筑公司与某置业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跟进监督案位列其中。
“目前这起案件发回重审后还在审理中，我们将持续跟进监督到底！”近日，记者对此案进行采访时，参与办案的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金全表示。
大有文章的《七月协议》
2014年4月，浦江某置业公司（下称“置业公司”）因经营不善导致资金周转困难，在当地搞房地产投资的潘某有意接手该公司开发的楼盘，但未能筹措到资金。后来，潘某经人介绍向某集团公司（下称“集团公司”）借款。集团公司对置业公司资产及楼盘的后期销售前景进行充分评估后，认为该楼盘项目可实现盈利。
经过一番商议，各方最终确定由集团公司全额出资入股置业公司，资金通过某信托公司（下称“信托公司”）投入；确定信托公司为置业公司独资法人，占有100%股权。置业公司聘请潘某为公司总经理兼法定代表人，同时由集团公司派驻一名财务人员，监管公司印章及公司账户。
此后不久，经公开招投标，某建筑公司（下称“建筑公司”）中标承建置业公司的楼盘开发项目。潘某作为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与建筑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与此同时，双方另行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下称《六月合同》），明确了土建工程综合费率、水电安装工程综合费率的取费标准，以及定额人工单价。随后，双方将上述两份合同一并提交给建设部门进行备案。
2017年五六月间，潘某与建筑公司负责人洪某、实际施工经理杜某串通，准备通过提高综合费率的方式，将自己欠洪某、杜某的钱计入工程款中进行结算。于是，潘某在未取得信托公司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建筑公司又重新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下称《七月合同》）。
为避免被人发现，双方将《七月合同》的签订时间倒签至2014年7月18日。此后，双方以《七月合同》作为审计依据，交给一家造价咨询公司。2017年9月22日，造价咨询公司出具了工程造价审定单，审定金额为2.63亿余元。
同年10月12日，建筑公司依据《七月合同》及工程造价审定单，将置业公司起诉至浦江县法院，要求支付剩余工程款9520万余元。
一个月不到，双方就顺利达成了调解协议，浦江县法院据此作出了民事调解书。
突然冒出个职务侵占案
2018年1月3日，建筑公司以置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浦江县法院申请对置业公司进行破产清算。同月15日，该院裁定受理置业公司破产清算案，置业公司随即进入破产清算程序。
顺利的话，根据调解协议书规定，建筑公司就能从楼盘折价或者拍卖价款中优先受偿全部工程款。而洪某和杜某，也自然能够不动声色地收回潘某的欠款。可人算不如天算，眼看大功告成之时，潘某“翻车”了。
2018年3月4日，浦江县公安局将一起职务侵占案移送浦江县检察院审查起诉。该案的犯罪嫌疑人正是潘某。
出于职业敏感，公司财务人员整理了置业公司与建筑公司的民事调解书等材料，发现潘某可能存在通过虚假诉讼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于是立即向浦江县检察院申请民事裁判监督。
“这里面很可能有问题！”受理申请后，承办检察官经调查发现，置业公司和建筑公司存在两份《补充协议》，即在建设部门备案的《六月合同》和后来的《七月合同》。
通过仔细比对，检察官发现，双方后来签署的这份《七月合同》存在诸多不合常理之处，比如，《七月合同》较《六月合同》大幅提高了定额人工单价、土建工程综合费率、水电安装综合费率等，数额均明显不符合建筑市场行情；工程监理、预决算、跟踪审计人员所提供的原始结算基础资料也证实，工程实际是按照《六月合同》履行，置业公司也是按照该合同支付相应阶段工程款。而且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份2014年7月8日签署的《七月合同》上，盖的竟是置业公司在2015年9月28日才启用的印章……
潘某作为置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为何要签署这份远高于市场价、完全不利于置业公司的《七月合同》？
冲破迷雾揪出虚假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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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案人员赴某置业公司取证途中
为尽快查明真相、固定相关证据，浦江县检察院整合内部办案力量组成专班，并立即向金华市检察院汇报案情，请求支持和指导。金华市检察院当即派出民事检察业务骨干参与案件调查。
“虚假调解通常隐蔽性较强，通过单纯的书面审查虽然可以作出初步判断与识别，但这最多能达到合理怀疑诉争案件涉嫌虚假诉讼的程度，对诉争案件是否确实存在虚假诉讼，还需要通过后期的调查取证工作予以认定。”办案人员很快达成充分行使调查核实权提升监督质效的共识。
为此，办案人员重点围绕涉案协议签订的时间、协议内容差异、施工决算情况等关键问题，审查当事人不符常理或者行业惯例的异常行为，固定关键证据。通过对中标合同、建设施工备案合同、工程预决算报告、工程进度款结算、支付情况及竣工结算报告等书证进行全面审查，最终将《七月合同》中的诸多疑点逐个击破。
鉴于该案涉案人员多、人员之间又存在利益关系，一旦串供，很难突破，办案人员认真研判案情后，制定了周密详实的询问提纲和询问策略，通过上下联动，一体化办案，将项目经理、监理、预决算制作人员、跟踪审计人员等相关人员同时通知到位，分组进行询问，避免了当事人之间的串供。
另外，办案人员通过查询银行往来账目，搜索与潘某相关的所有民事判决情况，审查相关的所有裁判文书，查明潘某在2014年3月曾向建筑公司总经理洪某借款1000万元，约定借款利息为月利率2.5%，而且在2016年分多次通过支付工程款的方式，已支付给洪某个人利息500万元。
在查明潘某与洪某之间存在上述利益关系后，办案人员顺利找到了潘某参与虚假诉讼的动机。在事实证据面前，潘某如实向检察官供述了参与虚假诉讼情况。同时，针对检察机关在调查取证过程中存在刚性措施不足、相关人员不愿配合等现实情况，办案人员还采取上门取证方式，面对面进行释法说理，消除当事人的心理顾虑。在取证过程中，办案人员专门请技术人员配合，通过同步录音录像的方式将证人证言予以固定，以防止证人证言出现反复。
跟进监督撤销调解书
经过全面深入的调查核实，浦江县检察院查明，潘某与建筑公司为自身利益，恶意串通伪造《七月合同》，虚增工程款，骗取民事调解书，并凭借该民事调解书申请置业公司破产，从而达到将自己虚增的部分建筑工程款优先受偿的非法目的。双方的行为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据此，2019年6月28日，该院依法向浦江县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
同年9月25日，浦江县法院复函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民事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采纳再审检察建议。对此，浦江县检察院当即召开检察委员会会议，讨论后续处理方案。
图片
浦江县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讨论案情
“当事人这种以调解形式达到非法目的或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利用了法院的审判权，从实质上突破了调解各方私益的范畴，所处分和损害的利益已不仅仅是当事人的私益，还妨害了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权威，侵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典型的破坏性，检察机关应当加强监督。”
“虚假诉讼损害的是司法秩序等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作为保护‘两益’的重要力量，在此类案件中应当加强跟进监督的能动性。”
“根据虚假诉讼民事检察监督证明标准的‘高度盖然性’原则，本案事实证据足以证实这份民事调解书存在虚假诉讼，侵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针对当事人不法行为，检察机关必须监督到底！”
……
会上，该院检委会委员一致同意启动跟进监督程序，提请金华市检察院抗诉。
金华市检察院受理该案后，强化了对民事抗诉书的说理，果断精准地提出了抗诉。承办检察官在开庭过程中，就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阐述了抗诉理由，最大程度还原了该案的真实情况。
2020年2月20日，金华市中级法院采纳了金华市检察院的抗诉理由，裁定撤销浦江县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并对建筑公司与置业公司的建筑合同纠纷案发回重审。目前，案件正在审理中。
实现公权监督和私权救济的有机统一
伪造证据虚增工程款是建设工程领域虚假诉讼常见的表现形式之一。司法机关对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尤其是能迅速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应保持足够的警惕。
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调解的原则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该案中，建筑公司于2017年10月12日将置业公司起诉至法院，建筑公司和置业公司法定代表人潘某又迅速达成和解协议。在和解协议中，潘某代表置业公司作出了巨大让步，不但全盘同意了对方的诉请，还同意对方保留对千万余元利息起诉的权利，调整了质保金，从而使得建筑公司规避了诉讼标的超过1亿元需要有上一级法院管辖的规定，迅速获得了全额优先受偿权，这一系列行为殊为异常。
由于虚假诉讼，特别是虚假调解的隐蔽性很强，受到利益侵害的第三人很难收集确实证据证明相关事实，检察机关在发现线索后应依法行使调查核实权取得虚假诉讼的充分证据并予以监督。
本案中，检察机关运用“调查、侦查、审查”三查融合机制，重点围绕《七月合同》和《六月合同》的签订时间、协议内容、施工决算情况进行调查比对，查明了《七月合同》中存在的种种不合理之处。在扎实的证据面前，潘某不得不承认，其和建筑公司合谋，将其个人欠款计入工程款，从而编造《七月合同》来虚增工程款，以达到通过工程款优先受偿的目的。
虚假诉讼并非双方当事人的私权争议，可能涉及到违法犯罪行为，既损害了司法秩序，也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在收集查明虚假诉讼的证据后，应当依法采用适合的方式予以监督。在法院未予纠正的情况下，检察机关采取跟进监督措施，既是落实精准监督理念，也是增强检察监督刚性的重要方式。本案中，检察机关正是通过跟进监督，经抗诉促使上级法院撤销了虚假调解书，维护了司法权威，保护了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了公权监督和私权救济的有机统一。（浙江省金华市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副主任 金全）
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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