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存在400年，为何却挖不到？考古显示：大禹建的不是夏朝】
夏朝之所以称作“朝”（学术界称为夏代），是因为从夏朝开始，我国历史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所以，夏朝被《史记》列为朝代之肇始，并得到了后世所公认。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第一王朝”却困扰了我们多年，不仅仅是因为史书关于夏朝的记载语焉不详、前后矛盾，而是连考古发现都让一众学者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激辩。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上世纪末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起始年定在了约公元前2070年，距今超过了4000年。

但年代久远，并不是造成夏朝事迹模糊的主要原因，因为古史传说中的尧帝，就因陶寺考古的发现和朱书文字“文尧”的出土，而剥离了神话传说，变成了史实。

当然，关于陶寺和尧帝的关系，由于还缺少证据闭环，故而还不能一锤定音，但无论是从时间（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2300年）还是空间（尧都平阳），抑或是出土文物来看（陶寺早期文化特征的高领折肩壶、折腹盆在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中皆有体现），陶寺与尧都可谓齿轮的十个齿槽吻合了九个，对此，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用了相对谨慎的表述：“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

事实上，中国国家文明曙光的出现，可能比我们所认为的夏朝还要更早，距今5000余年的浙江良渚遗址群申遗成功，意味着良渚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认可”。

那么既然比夏朝更早的尧帝时代（距今4300年）甚至更早的良渚时代（距今5300年）都已经被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华夏文明在较早历史阶段已经演进出了国家组织，那么为什么文献记载中存续了400余年的夏朝，却如此难找呢？

目前唯一可以直接和夏文化挂钩的考古学文化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与陶寺遗址情况类似，二里头遗址也是从时间、空间和出土器物上与文献记载中的夏朝高度吻合，证实了在商文化出现之前，中原大地的确存在另一个高度发达的广域王朝。

但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至今都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夏”字这样的自证性文字。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上限，远远达不到夏朝的国祚时长。

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说共划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时二里头只是一个普通聚落，到第二期时才出现了宫殿、手工业作坊以及青铜礼乐器群，遗址规模扩大到300万平方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二里头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才突破了地域限制，出现了跨地域社会整合的迹象。

而所谓的跨地域整合，也就是说此时的华夏已经不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方国林立的新石器时代，而是发展成为按行政区划组织的成熟国家社会。

但，二里头二期的年代上限却只到了公元前1750年，此时距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出现已不足200年。换言之，无论二里头遗址能否出土自证性文字，它都只能算作是夏朝中晚期遗址了。

目前考古专家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定义，也是定性为中晚期都城。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考古发现的“夏朝”只能算半个，另外半个（也就是大禹所建立的政权），至今还没有找到。

那有没有可能是《竹书纪年》等史书记载错误，夏朝原本就只有200年国祚，其始建年代原本就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呢？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假设上推，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是大禹的生存年代出现时间差。文献记载中的大禹是与尧舜同时代的人，大禹正是通过治理洪水，才从舜帝手中获得了部落共主的地位。

而尧舜的生存年代，显然是无法晚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的，事实上，考古已证实陶寺遗址在公元前2000年衰落，在公元前1900年沦为普通聚落。所以，在陶寺和二里头之间，存在近200年时间差。

其次是大洪水证据。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5CKG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显示：公元前1900年左右早期中国出现了以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大灾难，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

根据聚落遗存的洪水冲刷痕迹判定，造成这一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正是史书记载的大洪水。但洪水出现的时间节点距二里头文化兴起，同样有着100多年的时间差。

于是，有学者试图弥补这缺失的一二百年时间，将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砦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又叫王湾三期文化）也算作了夏文化，这样从时间上，就把夏文化的上限拉长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末期。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然性，并非是由河南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

考古显示，二里头遗址中层次较低的日用陶器和小型墓葬葬俗来自河南龙山文化，鬲来自晋南龙山文化，玉器、陶尊上的“臣”字等符号来自良渚文化，不仅如此，豫东、山东、湖北的地方文化因素都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贡献了“遗传因子”。

这也再次印证了，二里头文化是多种不同族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汇聚融合后新创的产物，而这一考古发现，也印证了二里头确实是当时的广域王权的核心都邑，是国家文明的中心所在。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崛起的公元前1750年之前，华夏大地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

根据考古研究可知，在良渚之后、二里头之前，除了晋南的陶寺和陕北的石峁两个“超级聚落”外，华夏大地依然是万邦林立，绝大部分地域组织属于大大小小的酋邦，没有类似二里头文化这样的广域王权政权出现。

著名考古工作者许宏教授在著作中对此定论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大禹通过治理洪水取得了共主地位，奠定了家天下的基础，但他所建立的政权，依然未能超脱酋邦的治理模式。

大禹政权与尧舜时代的“天下”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大禹所建立的也并非是朝代（国家文明），而依然是以夏后氏血缘为纽带的方国，又遑论夏朝。

那么为什么周代以来的文献，会将大禹和启作为夏王朝的开创者呢？

这是因为夏朝处在邦国文明和国家文明的过渡阶段，很难界定其何时是邦国，何时进入了王朝国家。后人在追记夏代世系时，只是从一代著名首领大禹开始往下顺次排列，即便日后考古证实了这个世系是准确的，那也只能表明大禹是夏的一位始祖。

由于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各代首领不同时期的社会组织、政权结构什么样，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此认定大禹和启就是“王”，他们建立的政权就是夏朝。

这种情况和秦朝有点近似，秦朝同样是由邦国演变而来，但如果缺失了关于秦王嬴政灭六国的记载，仅仅凭借后人追记的秦襄公以及秦穆公、秦惠文王、秦王政等世系，我们同样很难判定，究竟哪位君主在位时是秦国，又是哪位君主在位时秦变成了秦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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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生活碎片：

人的一生就是被时间推着走走停停。所以只有当我弄拥有了抗时间的免疫能力，才能够拥有更多的自由。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自己可以在人生的公交车上，可以自由选择停靠的车站，自由选择一起上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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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疫情# #打工人# 《居家办公后，深圳打工人最惦记的还是上班》 文 | 读者：渔歌子

3月11号晚上，一个因为疫情不能回深大的朋友，给我发消息，说想来深圳逛公园了。我说简单，疫情起初，人民群众发明了“云吃火锅”；现在春光明媚，花朵开放，嘤其鸣矣，正是游园的好时候。明天我就去莲花山，你跟着我“云游公园”即可。

然而，12号早上八点，深圳官方发布了11个区疫情防控的通告，一夕之间，莲花山公园便暂停开放，我们只能纯靠意念逛公园了。到了13号晚上七点，深圳发布最新通告：3月14日起，全市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全市公交地铁停运到20号，非城市保障型企业停止运营或居家办公。

这大概是深圳疫情形势最严峻的时刻，但在打工人心里，最惦念的，还是上班。深圳卫健委公众号上转发的这条推送下方留言，点赞第一的内容是“这次应该没有老板看不见了吧”，第二条是“明天上下班是要走路吗”。两条留言，把深圳这座城市的性格展露得明明白白。朋友圈里还有人写段子：听到公交地铁停运，吓得我赶紧下楼扛了一辆共享单车回家，免得明天上班迟到。

通告发布后，公司群里一开始都在聊“抢菜”的事儿，有同事说自家附近超市正在鸣喇叭：“不要逃单！”这个画面想来有些滑稽和魔幻。而我很久不再自己做饭了，就准备去楼下超市买些水果。不曾想，平日里三两人穿梭的超市，今晚，“抢购物资”的人已经把超市围得水泄不通，连降价清货的沃柑也被人一袋袋装走了。

看到这忙里忙慌的阵仗，我好像也被感染了，想着还是屯点儿粮吧。于是打开朴朴，准备在线上下单一些水果和青团等糕面类视商品。结果，水果类目上只剩柿饼和椰青还有库存，其它的显示最快明天到货。这，通告才发布不到一个半小时啊。震惊之外，我也感到疑惑：柿饼也不是水果啊！人家是干果好不好？

没辙。深圳政府的效率之高众所周知，这座率先发展起来的城市，相对来说还是很给人安全感的，但即便如此，疫情防控之下，还是逃不了一阵惊慌。

不多时，行政在公司群里发布了一个PDF文件：《关于加强防疫管理和客户服务的在线通知》，事无巨细地交代了居家办公的要求和注意事项，而最后一条，让我不得不感叹起这座城市雷厉风行的利落——需要办公设备的人员，请将姓名、电话、详细地址发给行政xx，我们今晚会统一安排。家里没有电脑或者对办公设备有特殊要求的员工，公司会同城快送主机和显示屏到各个人家里。

一周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很多互联网公司养了猫，还有浇水水量需求较大的植物，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昨天开始，深圳已经全市禁止堂食，即便到店自取，也要打卡粤康码。而从明天起，小区、城中村都将实行封闭式管理，我不知道接下来的时间应如何度过，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但人好像就是这样强大的适应能力，事情发生了，便发生了，一阵短暂的惊慌过后，似乎一切如常。

我想到2020年初，在北京时，也是这样，我们公司直到5月1号才恢复线下办公，结果没过几天，又通知说因为疫情需要居家办公。那时是怎么过来的呢？现在回想起来，时间好像都被工作填满了。居家办公，意味着办公时间的界限会更加模糊，但对我们这种工作性质的人来说，即便是坐班，也仍旧是要每天高强度地加班。居家办公倒是减少了通勤的负累。其它方面看很看个人了。在家时，我穿着睡衣睡裤就能躺上一整天；但去公司上班时，我总是会把自己拾掇得漂漂亮亮的，耐心搭配好每一天的发型和服饰，至少看起来十足有活力。工作交接上，面对面交谈，效率也高些。

有时，倒真的感谢工作。因为它填满了生活许多缝隙，让人无暇思考其它。而思考太多，总是令人苦恼的。我的美籍前上司对我说过这么一句话：misery is comfortable, happiness takes effort.

无法去逛公园的这个星期天，我睡到下午一点多才起床。洗漱后，我去阳台照看我养的月季花，听到楼下巷子里几个小孩嬉闹，应该是在玩“三个字”的游戏。这个游戏我小时候也常玩。规则是先剪刀石头布，谁输了谁抓人，抓到了谁就互换角色；在被抓到前说出随意三个字（除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可以站立不动，获得一道护身封印，即便对方再抓住自己也是无效了。剩下的“同伙”们可以通过触碰身体来帮助解除封印，让他重获自由。

不多久，一个红衣服小男孩站在一旁，似乎终于忍无可忍，幽怨道：“你怎么总是追她不追我！”是呢，穿白色衣服的小男孩，总是追着穿牛仔裙、系大红蝴蝶结的小女孩跑。我一下觉得很可爱，人家正在上演两小无猜的剧场，一不留神忘了你啦。后来，又加入了几个小朋友，这回我不知道他们在玩什么了，看起来也很有趣。小时候都是这样，和伙伴们玩到天黑，被家长领回家去之前，还要约好明天再一起玩。真好。在小孩子简单的世界里，只有眼前的快乐，和即将到来的、值得期待的快乐。

小孩子们玩耍的阵地，不远处，就是做核酸检测的站点，从今天早上开始鸣喇叭。“各位居民，请先打开健康码......”如果不是醒目的蓝色搭棚和喇叭声，看着这些无忧无虑的小孩子，我会感觉自己还生活在疫情发生之前，就像他们一样如常地快乐。

这段时间，一到下午，我就总是很想哭，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时间过得太快了，黄昏向黑夜坠落得如此迅疾，稍不经意，这世界就陷入到一片昏沉之中。也许，是疫情持续得实在太久。傍晚，换好衣服和鞋子，去村子对面商业街吃饭，在路上，看到不戴口罩的人，感觉到惊愕，随后，又为自己的惊愕而惊愕——出门不戴口罩才是常态啊，在疫情笼罩之下，看起来却是“不正常”的、“不对”的。原来正常的生活，已经离开我这么久了，久到我开始为坚持正常生活的人感到惊愕。

我住在十二楼，站在阳台上，常能看到蝴蝶飞来飞去，有时是鸟儿，有时也飞过一架又一架直升飞机。更多时候，我照看着我的花儿，它们开得很好，温柔沉默。偶尔，像今天，我就无所事事地看一群小孩儿玩耍。我想到李宗盛写的那首《十二楼》：“日子像是道灰墙，骂它也没有回响。”

这时，对面楼的一群人正在天台BBQ，我看到他们搬上去一箱啤酒。烧烤的香气飘飘扬扬过来，天上闪烁着稀稀落落的几颗星子。春光已经辜负，夏天就快来了。

一位自由职业的朋友也被困在家中，她摸出了许久未练的琴，“全城的活动都停了，正好可以在家多练练琴了。去年摸到最后一页却停下的《幽兰》，一年不碰基本都忘了，再从头来吧。常常怀疑《幽兰》就是古人的益智手指操，当然也特别治愈现代人的鼠标手。”而另一位朋友开始做十字绣，说是准备绣个墙面出来……

最近在看“脏老头”布考斯基，他说：“酗酒的时候，世界仍在继续，但酗酒的那一刻它不会迫在眉睫。不要尝试，既不要为了凯迪拉克而尝试，也不要为了创造或为了不朽而尝试。你要等，如果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就再等。”

这几年，我们的谈话常常以这个句子作为开头：“等到疫情结束……”是的，等。等待的姿态很无力，但等待的底色，永远是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