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民基[超话]##金智媛[超话]##孙锡久[超话]##李艾儿[超话]# 主演JTBC新金土剧#我的解放日志[超话]# 公开主海报。
该剧讲述关于想要逃离无语人生的昌锡，基正，美正三兄妹以及一个神秘外地人之间的温情故事。 是一部讲述了人生到达了界限，即使没有对策下猛药也想要脱离“现在”的他们的解放期温暖共鸣故事。
由《朝鲜名侦探》《耀眼》金锡允导演负责执导，《我的大叔》《又是吴海英》朴惠英编剧执笔 ，4月9日首播
该剧讲述关于想要逃离无语人生的昌锡，基正，美正三兄妹以及一个神秘外地人之间的温情故事。 是一部讲述了人生到达了界限，即使没有对策下猛药也想要脱离“现在”的他们的解放期温暖共鸣故事。
由《朝鲜名侦探》《耀眼》金锡允导演负责执导，《我的大叔》《又是吴海英》朴惠英编剧执笔 ，4月9日首播
【#环时深度# ：“蜜月”70年，#印俄情谊有多深# 】在眼下的俄乌危机中，印度的“中立”和模糊策略颇引人关注。联合国安理会日前就俄乌危机问题举行投票时，印度投了弃权票。外界普遍分析认为，印度政府之所以没有在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明确“选边站队”，离不开印俄两国特殊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关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印度对俄罗斯的依赖更为严重。正如印度外长苏杰生所说，“没有俄罗斯的备件，我们的飞机飞不起来，我们的轮船无法航行”。
“蜜月期”始于上世纪50年代
印俄间联系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当时有少量俄罗斯商人和探险家辗转到达印度，成为两国互动的开端。俄罗斯行商阿法纳西·尼吉丁，在游历波斯、印度、奥斯曼帝国之后，将这段经历写成《超越三海之旅》。但受制于“山高水长”，两国实际上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生直接关联。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与沙俄为争夺中亚控制权而进入跌宕的“大博弈”时代，英属印度与沙俄的“外交关系”才在一片浓厚的猜忌氛围和战争论调下缓缓拉开帷幕。从1893年开始，英国陆续与阿富汗、沙俄签署边界协议，沙俄获准在印开设办事机构，双方才算得上真正建立了关系。及至“大博弈”时代于1907年结束、1922年苏联在“十月革命”中诞生、1947年印度独立，双方的关系也始终没有表现出太多热络。
在苏联成立早期至1954年，由于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所坚持的“不结盟政策”，印俄关系其实是在一种矛盾中曲折前行的。直到1954年2月，美国政府决定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才开始让尼赫鲁反思此前一定程度上偏西方（主要是与英国的殖民情结）的外交政策是否对路。这也间接促成尼赫鲁1955年6月对苏联的访问，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很快于当年秋天回访印度。双方领导人互访标志着印俄关系正式步入“蜜月期”。也正是在那次访问中，赫鲁晓夫作出了一个颇富争议的表态，即苏联支持印度对克什米尔地区和彼时为葡萄牙所控制的果阿邦的主权立场。虽然苏联在中印1962年边境冲突中保持“中立”，但当年却向印度转让了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的米格-21喷气式飞机的核心技术，成为两国防务领域合作的开端。
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苏印签署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第九条规定，“任何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武装冲突时”，双方均不得向该第三国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当时的尼克松政府甚至一度将该条约解读为“印度与苏联建立了非正式的同盟”。印度外交部一位前副部长去年在《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纪念该条约签署50周年，并将其形容为“印度独立后在外交和战略方面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苏联解体前，苏联一直位于印度外交政策的优先层级。英吉拉·甘地被暗杀后，接替她出任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延续了对苏友好政策，上任后的首次外访就选择莫斯科。
在苏联出兵阿富汗等问题上，印度在国际场合要么表示支持，要么态度暧昧。直到苏联解体前，苏联给予印度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有学者统计称“苏联对印度援助额超过对华援助”。
基于历史渊源和政治意愿的“包办婚姻”
苏联解体后，俄印依然保持友好关系。1993年叶利钦访印并续签《俄印友好合作条约》，普京上任后于2000年10月首次访印，双方签订《战略伙伴关系宣言》。2012年，普京在《印度教徒报》刊文称：“对俄来说，深化与印度的友谊是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印度时任国大党籍总理曼莫汉·辛格回应称：“普京总统是印度最重要的朋友，也是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缔造者”。普京与历任印度领导人均保持较为良好的关系，其中与莫迪互动不少。2017年5月31日，莫迪访俄前夕，普京专门在《印度时报》上发表题为《70年相伴：俄罗斯与印度》的署名文章纪念俄印建交70周年，谈到“俄印在政治、经济以及对外政策方面具有互动的基础，而所有的一切都基于两国的历史情谊”。
去年12月，普京访印并与莫迪会晤，这是俄领导人在疫情期间的第二次出访，可见普京对印度的重视程度。2019年4月，普京还签署行政令，授予莫迪俄罗斯最高国家勋章。
在双方的政治关系中，印对俄的诉求较多。印度一直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俄方曾明确表示支持。印度在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克什米尔两大关键问题上也需要得到俄方支持。俄官方曾表示，“印度从未扩散过核技术，我们愿意支持印方”。尽管俄现在不大可能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公开支持印度，但2019年印度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自治地位并遭到大多数国家批评时，俄表示这是“印度的内政”。分析认为，除上述现实需要外，印度密切与俄罗斯的合作也有其战略牵制和调动大国关系的考量。印度只有与俄不断靠近，才能让其在处理与美、欧、中关系时更加主动，为印度赢得更大外交周旋空间。
从俄罗斯的视角看，对印度的政治诉求主要是希望印支持普京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印度是其中的重要伙伴之一。在金砖组织、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方面，俄印也互有需求。
2018年，《环球时报》记者曾应邀在印度参加过一次印俄关系为主题的研讨会。谈到印度与美国走近时，有印度专家解释说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但俄方学者并不认同，他们非常不喜欢“印太”这个词，认为这个词是美国为维护其在该地区主导地位而发明的，并且有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嫌疑。俄方学者还告诉印度同行，俄犯了战略性错误，就是允许北约一次又一次东扩且不断超越俄对其所划定的地缘政治红线。俄学者表示，在对美关系中俄罗斯需要得到印度支持。
俄印计划双边贸易额2025年底达到300亿美元。近年来，俄印贸易额只维持在100亿美元左右，2019年高峰时也仅有111.6亿美元。而2019年中俄贸易额超过1100亿美元。
军事合作是俄印关系中的一个亮点，苏联/俄罗斯一直是印度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主要进口国。目前俄对印出口的军事装备总金额约占其近年军事出口总额的1/3以上，从1950年开始的数十年间，印度所有进口武器和军备中有2/3来自苏联/俄罗斯，只是最近一些年逐渐降至49%。记得在2018年的那次研讨会上，有俄智库专家说：“如果印度从俄罗斯的军购订单数量持续减少，那么俄将向巴基斯坦出售军事装备，包括战机和直升机。”对此，有与会印度学者一针见血地说：“印俄之间最根本的问题是只有军购一个双边关系支柱，而其他领域融入还非常不够。两国关系就像是基于历史渊源和政治意愿的‘包办婚姻’。”
印俄之间比较有代表性的军事项目是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 超音速巡航导弹。印度卖给菲律宾和日前“意外”发射到巴基斯坦境内的导弹都是这个型号。据报道，中印边境对峙期间，印度也多次用其向中国“秀肌肉”。
“印度不会背叛俄罗斯人”
俄媒非常关注印度政府此次在俄乌危机中所持的立场。“自由媒体”网13日发表题为“印度不会背叛俄罗斯人”的文章，并引用《印度时报》《印度教徒报》等多家媒体的观点称，“撇开政治色彩，所有印度专家都同意俄已为打造新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该秩序将不会被美欧单独主宰”。俄《专家》杂志网站认为，“新德里不想与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争吵，因为两国关系源远流长，而且前者正密切关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不想因此把莫斯科进一步推入北京的怀抱”。文章还表示，莫迪和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反对派都没有批评莫斯科。《生意人报》还提到，由于有印度在乌留学生在哈尔科夫死亡，目前莫迪政府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鉴于与西方日益增长的合作以及与俄罗斯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新德里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的声明中必须拼命寻求平衡。
民间层面，印度与俄罗斯的往来远没有中俄之间那样密切。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在俄工作的印度人通常都拖家带口。记者所住小区的布告栏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出售印度特产的广告，有时还有印度明星来莫斯科开演唱会的海报。莫斯科有不少印度餐馆，服务员基本都是印度人。印度1989年在莫斯科成立尼赫鲁文化中心，教授印地语、民族舞蹈和瑜伽等课程，并在俄各地开展印度文化推广活动。据圣彼得堡大学统计，目前俄罗斯教授印地语的教育机构只有十几家，其中很多是研究古代印度文化的，而开设汉语课程的俄高校有180多所。印度在俄留学生只有约1.5万人。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其中绝大多数是冲着俄低廉学费而去学医的学生。由于语言、宗教等原因，印俄通婚的比例也不算多。
从推特等社交媒体看，大多数活跃的印度网民支持莫迪政府在俄乌冲突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名叫杰伊·科塔克的网民谈到苏联1971年对印度的支持时说，“这是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挺身而出的故事”。很多印度网民还提及印度1998年进行核试验时，乌克兰方面曾表示反对。与此同时，印度多地也有民众集会呼吁世界和平，希望俄方尽快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3月15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希望印度想清楚自己在历史上的站位”。当美西方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印度对俄立场软弱时，很多印度网民也表达了不同看法。名叫斯利达·温布的网民说：“反观你们（美欧）在阿富汗和乌克兰政策上的失败，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印度？”还有印度网民称：“你们（美国）的国务院让乌克兰人相信可以信任美国，却在关键时刻让他们失望，现在为什么要来批评印度？”还有印度外交部前官员说：“美国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采取伤害印度的政策，你们向巴基斯坦提供武装并帮其成为拥核国，你们不负责任地推动北约东扩……为什么现在责怪印度？反省吧！”（《环球时报》3月17日7版文章，作者胡博峰 玉山禾）
“蜜月期”始于上世纪50年代
印俄间联系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当时有少量俄罗斯商人和探险家辗转到达印度，成为两国互动的开端。俄罗斯行商阿法纳西·尼吉丁，在游历波斯、印度、奥斯曼帝国之后，将这段经历写成《超越三海之旅》。但受制于“山高水长”，两国实际上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生直接关联。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与沙俄为争夺中亚控制权而进入跌宕的“大博弈”时代，英属印度与沙俄的“外交关系”才在一片浓厚的猜忌氛围和战争论调下缓缓拉开帷幕。从1893年开始，英国陆续与阿富汗、沙俄签署边界协议，沙俄获准在印开设办事机构，双方才算得上真正建立了关系。及至“大博弈”时代于1907年结束、1922年苏联在“十月革命”中诞生、1947年印度独立，双方的关系也始终没有表现出太多热络。
在苏联成立早期至1954年，由于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所坚持的“不结盟政策”，印俄关系其实是在一种矛盾中曲折前行的。直到1954年2月，美国政府决定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才开始让尼赫鲁反思此前一定程度上偏西方（主要是与英国的殖民情结）的外交政策是否对路。这也间接促成尼赫鲁1955年6月对苏联的访问，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很快于当年秋天回访印度。双方领导人互访标志着印俄关系正式步入“蜜月期”。也正是在那次访问中，赫鲁晓夫作出了一个颇富争议的表态，即苏联支持印度对克什米尔地区和彼时为葡萄牙所控制的果阿邦的主权立场。虽然苏联在中印1962年边境冲突中保持“中立”，但当年却向印度转让了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的米格-21喷气式飞机的核心技术，成为两国防务领域合作的开端。
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苏印签署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第九条规定，“任何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武装冲突时”，双方均不得向该第三国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当时的尼克松政府甚至一度将该条约解读为“印度与苏联建立了非正式的同盟”。印度外交部一位前副部长去年在《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纪念该条约签署50周年，并将其形容为“印度独立后在外交和战略方面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苏联解体前，苏联一直位于印度外交政策的优先层级。英吉拉·甘地被暗杀后，接替她出任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延续了对苏友好政策，上任后的首次外访就选择莫斯科。
在苏联出兵阿富汗等问题上，印度在国际场合要么表示支持，要么态度暧昧。直到苏联解体前，苏联给予印度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有学者统计称“苏联对印度援助额超过对华援助”。
基于历史渊源和政治意愿的“包办婚姻”
苏联解体后，俄印依然保持友好关系。1993年叶利钦访印并续签《俄印友好合作条约》，普京上任后于2000年10月首次访印，双方签订《战略伙伴关系宣言》。2012年，普京在《印度教徒报》刊文称：“对俄来说，深化与印度的友谊是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印度时任国大党籍总理曼莫汉·辛格回应称：“普京总统是印度最重要的朋友，也是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缔造者”。普京与历任印度领导人均保持较为良好的关系，其中与莫迪互动不少。2017年5月31日，莫迪访俄前夕，普京专门在《印度时报》上发表题为《70年相伴：俄罗斯与印度》的署名文章纪念俄印建交70周年，谈到“俄印在政治、经济以及对外政策方面具有互动的基础，而所有的一切都基于两国的历史情谊”。
去年12月，普京访印并与莫迪会晤，这是俄领导人在疫情期间的第二次出访，可见普京对印度的重视程度。2019年4月，普京还签署行政令，授予莫迪俄罗斯最高国家勋章。
在双方的政治关系中，印对俄的诉求较多。印度一直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俄方曾明确表示支持。印度在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克什米尔两大关键问题上也需要得到俄方支持。俄官方曾表示，“印度从未扩散过核技术，我们愿意支持印方”。尽管俄现在不大可能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公开支持印度，但2019年印度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自治地位并遭到大多数国家批评时，俄表示这是“印度的内政”。分析认为，除上述现实需要外，印度密切与俄罗斯的合作也有其战略牵制和调动大国关系的考量。印度只有与俄不断靠近，才能让其在处理与美、欧、中关系时更加主动，为印度赢得更大外交周旋空间。
从俄罗斯的视角看，对印度的政治诉求主要是希望印支持普京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印度是其中的重要伙伴之一。在金砖组织、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方面，俄印也互有需求。
2018年，《环球时报》记者曾应邀在印度参加过一次印俄关系为主题的研讨会。谈到印度与美国走近时，有印度专家解释说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但俄方学者并不认同，他们非常不喜欢“印太”这个词，认为这个词是美国为维护其在该地区主导地位而发明的，并且有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嫌疑。俄方学者还告诉印度同行，俄犯了战略性错误，就是允许北约一次又一次东扩且不断超越俄对其所划定的地缘政治红线。俄学者表示，在对美关系中俄罗斯需要得到印度支持。
俄印计划双边贸易额2025年底达到300亿美元。近年来，俄印贸易额只维持在100亿美元左右，2019年高峰时也仅有111.6亿美元。而2019年中俄贸易额超过1100亿美元。
军事合作是俄印关系中的一个亮点，苏联/俄罗斯一直是印度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主要进口国。目前俄对印出口的军事装备总金额约占其近年军事出口总额的1/3以上，从1950年开始的数十年间，印度所有进口武器和军备中有2/3来自苏联/俄罗斯，只是最近一些年逐渐降至49%。记得在2018年的那次研讨会上，有俄智库专家说：“如果印度从俄罗斯的军购订单数量持续减少，那么俄将向巴基斯坦出售军事装备，包括战机和直升机。”对此，有与会印度学者一针见血地说：“印俄之间最根本的问题是只有军购一个双边关系支柱，而其他领域融入还非常不够。两国关系就像是基于历史渊源和政治意愿的‘包办婚姻’。”
印俄之间比较有代表性的军事项目是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 超音速巡航导弹。印度卖给菲律宾和日前“意外”发射到巴基斯坦境内的导弹都是这个型号。据报道，中印边境对峙期间，印度也多次用其向中国“秀肌肉”。
“印度不会背叛俄罗斯人”
俄媒非常关注印度政府此次在俄乌危机中所持的立场。“自由媒体”网13日发表题为“印度不会背叛俄罗斯人”的文章，并引用《印度时报》《印度教徒报》等多家媒体的观点称，“撇开政治色彩，所有印度专家都同意俄已为打造新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该秩序将不会被美欧单独主宰”。俄《专家》杂志网站认为，“新德里不想与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争吵，因为两国关系源远流长，而且前者正密切关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不想因此把莫斯科进一步推入北京的怀抱”。文章还表示，莫迪和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反对派都没有批评莫斯科。《生意人报》还提到，由于有印度在乌留学生在哈尔科夫死亡，目前莫迪政府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鉴于与西方日益增长的合作以及与俄罗斯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新德里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的声明中必须拼命寻求平衡。
民间层面，印度与俄罗斯的往来远没有中俄之间那样密切。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在俄工作的印度人通常都拖家带口。记者所住小区的布告栏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出售印度特产的广告，有时还有印度明星来莫斯科开演唱会的海报。莫斯科有不少印度餐馆，服务员基本都是印度人。印度1989年在莫斯科成立尼赫鲁文化中心，教授印地语、民族舞蹈和瑜伽等课程，并在俄各地开展印度文化推广活动。据圣彼得堡大学统计，目前俄罗斯教授印地语的教育机构只有十几家，其中很多是研究古代印度文化的，而开设汉语课程的俄高校有180多所。印度在俄留学生只有约1.5万人。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其中绝大多数是冲着俄低廉学费而去学医的学生。由于语言、宗教等原因，印俄通婚的比例也不算多。
从推特等社交媒体看，大多数活跃的印度网民支持莫迪政府在俄乌冲突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名叫杰伊·科塔克的网民谈到苏联1971年对印度的支持时说，“这是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挺身而出的故事”。很多印度网民还提及印度1998年进行核试验时，乌克兰方面曾表示反对。与此同时，印度多地也有民众集会呼吁世界和平，希望俄方尽快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3月15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希望印度想清楚自己在历史上的站位”。当美西方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印度对俄立场软弱时，很多印度网民也表达了不同看法。名叫斯利达·温布的网民说：“反观你们（美欧）在阿富汗和乌克兰政策上的失败，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印度？”还有印度网民称：“你们（美国）的国务院让乌克兰人相信可以信任美国，却在关键时刻让他们失望，现在为什么要来批评印度？”还有印度外交部前官员说：“美国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采取伤害印度的政策，你们向巴基斯坦提供武装并帮其成为拥核国，你们不负责任地推动北约东扩……为什么现在责怪印度？反省吧！”（《环球时报》3月17日7版文章，作者胡博峰 玉山禾）
#三联读书# #怎么解释无聊# 第一个公开演说“无聊”的是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他在《论生命之短暂》中将无聊视作人类短促一生中的必修之课，只有通过无聊，人才能将目光从旁人处收回，重新审视自己。他的无聊也与他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克劳狄王朝被三朝元首排挤的身世有关。无聊是他出世的一种方式，他必须显得无所事事才能躲过迫害。但是他也受惠于无聊，仕途上的无所为让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创作悲剧上。
塞涅卡的无聊到了康德那里，因为与人的经验有关而得到限制。康德便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建构了经验，以“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来改写“无聊”，让审美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静观。亦因于此，无聊就跟我们如何看待美有了直接的关联，不仅“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鉴赏本身也变成“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
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和尼采将“无聊”与人的欲望连接到了一起。叔本华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源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陷入无聊，这让人的短暂一生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反复摇摆。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谈的是权力意志。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无聊与人的感官并置起来，他在《反基督》一书中就以讽喻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恶心和痛恨；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要挑战的对象。在无聊与恶心背后，藏着尼采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文明”假意保障人的自由，实际却在限制人，它通过让人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而令其意识到“欲望无边却无法满足，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
“无聊”进入现代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跟“有闲”这个词的普及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有闲阶级通常指的是贵族和祭司阶级以及他们的大量侍从。“有闲阶级”真正开始流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需要，“有闲”成为了区分职业贵贱的首要标准。一个人在19世纪初有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出身高贵，因为他无需通过劳动来谋生。而在“有闲”内部还设有另一个隐性标准——消费，凡勃伦观察到有闲阶级通常聚集在城市，这些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会选择一种略微超支的“炫耀性消费”。他分析称，这不是说农村人口缺乏对体面的追求，而是有闲的城市人口天生渴望消费为其带来的自我满足。“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副作用是体面的标准被提高了，激发出更有钱的人想要更加体面的欲望。
“有闲”自这时起开始与“无聊”的本意分离，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有闲”彻底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那一端。有趣的是，为了对抗有闲阶级的这一转向，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反对人的异化，呼吁人应当退回到他的内心，去发掘那个不被消费所侵染的“自我”。这让萨特以《恶心》为题再论“恶心”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根本的恶心之感来自他对存在本身无意义的恶心。存在主义者的矛盾在于，他们意识到存在是无聊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同时察觉到这种意识本身也是无聊的。
另一个系统论及无聊的存在主义者是海德格尔。比萨特略早一点，海德格尔在1929年至1930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讲座中区分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一、被某事搞得无聊；二、在某事中感到无聊；三、深度的无聊。这三种形式的无聊都经由主体筹划自身的活动处境而得到展示。海德格尔对前两种无聊都给出了明确的例子，却在面对第三种“深度无聊”时驻足不前。
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为无聊本身而感到无聊（Esisteinemlangweilig）。德语的“es”在这里是一个不定代词，可以用在“（它）下雨”这样的句子中。然而如果有人用“es”来问你究竟“什么下雨”，你就会被他的话问住，因为“es”这个词本身不具体、不可捕捉、无所不在，又从不显形。对于这种最彻底的、无法言明的无聊，海德格尔没有给出任何例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深度无聊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无聊中，有意义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价值，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坍塌，随后暴露出一个空虚的总体。人的“此在”（Dasein）被掷回到自身，迫使其不得不关注驱动这无意义状态的真正动力——虚无。正因为深度无聊对应着“此在的一种本质性逼迫的缺席”，这就让海德格尔通过无聊来把握虚无有了可能。
最后，就在“有闲”背叛了“无聊”之时，无聊开始成为文学创作中一项不言自明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文学中的这种无聊，不代表懒散，而是指向了古希腊人常说的“余暇”（Otium）。正是因为拥有余暇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木匠之子于连（《红与黑》）才能暂时静下心来，不再忙于投机与算计。无聊自身是对旧有阶级的一种反叛，它让于连和法布里斯可以将身份悬置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劳作之人与享乐之人，他们都拥有无聊的权利。司汤达笔下的“余暇”颇有康德无目的、非功利美学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后半部写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经历，亦能瞥见席勒“人的游戏冲动”的影子。尽管司汤达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带有阶级条件的公民平等，他的《红与黑》却在处理“无聊”这一方面与卢梭的《忏悔录》有着诸多契合——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跟着加蕾小姐去摘樱桃，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大胆的挑逗；于连最后鼓足勇气握住了雷纳尔夫人的手，卢梭在夏日黄昏徐徐降临之前，轻吻了加蕾小姐的手……这些段落无不发生在余暇时光。
无聊在爱情发生的那一刻，折射出的是现代个体生存深处的绝望投影。恰是因为这倏然而过的“无聊”，于连在结尾的一败涂地才会带出悲剧的落差。原本由“无聊”而始的故事，在经历了不同人物的得失之后，又以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不重要的状态悄然落幕。“无聊”落下后激起的尘埃，具有一种静默而巨大的力量，就像福克纳援引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无聊小史》文 | 周婉京
塞涅卡的无聊到了康德那里，因为与人的经验有关而得到限制。康德便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建构了经验，以“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来改写“无聊”，让审美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静观。亦因于此，无聊就跟我们如何看待美有了直接的关联，不仅“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鉴赏本身也变成“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
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和尼采将“无聊”与人的欲望连接到了一起。叔本华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源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陷入无聊，这让人的短暂一生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反复摇摆。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谈的是权力意志。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无聊与人的感官并置起来，他在《反基督》一书中就以讽喻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恶心和痛恨；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要挑战的对象。在无聊与恶心背后，藏着尼采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文明”假意保障人的自由，实际却在限制人，它通过让人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而令其意识到“欲望无边却无法满足，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
“无聊”进入现代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跟“有闲”这个词的普及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有闲阶级通常指的是贵族和祭司阶级以及他们的大量侍从。“有闲阶级”真正开始流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需要，“有闲”成为了区分职业贵贱的首要标准。一个人在19世纪初有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出身高贵，因为他无需通过劳动来谋生。而在“有闲”内部还设有另一个隐性标准——消费，凡勃伦观察到有闲阶级通常聚集在城市，这些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会选择一种略微超支的“炫耀性消费”。他分析称，这不是说农村人口缺乏对体面的追求，而是有闲的城市人口天生渴望消费为其带来的自我满足。“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副作用是体面的标准被提高了，激发出更有钱的人想要更加体面的欲望。
“有闲”自这时起开始与“无聊”的本意分离，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有闲”彻底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那一端。有趣的是，为了对抗有闲阶级的这一转向，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反对人的异化，呼吁人应当退回到他的内心，去发掘那个不被消费所侵染的“自我”。这让萨特以《恶心》为题再论“恶心”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根本的恶心之感来自他对存在本身无意义的恶心。存在主义者的矛盾在于，他们意识到存在是无聊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同时察觉到这种意识本身也是无聊的。
另一个系统论及无聊的存在主义者是海德格尔。比萨特略早一点，海德格尔在1929年至1930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讲座中区分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一、被某事搞得无聊；二、在某事中感到无聊；三、深度的无聊。这三种形式的无聊都经由主体筹划自身的活动处境而得到展示。海德格尔对前两种无聊都给出了明确的例子，却在面对第三种“深度无聊”时驻足不前。
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为无聊本身而感到无聊（Esisteinemlangweilig）。德语的“es”在这里是一个不定代词，可以用在“（它）下雨”这样的句子中。然而如果有人用“es”来问你究竟“什么下雨”，你就会被他的话问住，因为“es”这个词本身不具体、不可捕捉、无所不在，又从不显形。对于这种最彻底的、无法言明的无聊，海德格尔没有给出任何例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深度无聊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无聊中，有意义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价值，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坍塌，随后暴露出一个空虚的总体。人的“此在”（Dasein）被掷回到自身，迫使其不得不关注驱动这无意义状态的真正动力——虚无。正因为深度无聊对应着“此在的一种本质性逼迫的缺席”，这就让海德格尔通过无聊来把握虚无有了可能。
最后，就在“有闲”背叛了“无聊”之时，无聊开始成为文学创作中一项不言自明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文学中的这种无聊，不代表懒散，而是指向了古希腊人常说的“余暇”（Otium）。正是因为拥有余暇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木匠之子于连（《红与黑》）才能暂时静下心来，不再忙于投机与算计。无聊自身是对旧有阶级的一种反叛，它让于连和法布里斯可以将身份悬置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劳作之人与享乐之人，他们都拥有无聊的权利。司汤达笔下的“余暇”颇有康德无目的、非功利美学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后半部写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经历，亦能瞥见席勒“人的游戏冲动”的影子。尽管司汤达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带有阶级条件的公民平等，他的《红与黑》却在处理“无聊”这一方面与卢梭的《忏悔录》有着诸多契合——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跟着加蕾小姐去摘樱桃，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大胆的挑逗；于连最后鼓足勇气握住了雷纳尔夫人的手，卢梭在夏日黄昏徐徐降临之前，轻吻了加蕾小姐的手……这些段落无不发生在余暇时光。
无聊在爱情发生的那一刻，折射出的是现代个体生存深处的绝望投影。恰是因为这倏然而过的“无聊”，于连在结尾的一败涂地才会带出悲剧的落差。原本由“无聊”而始的故事，在经历了不同人物的得失之后，又以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不重要的状态悄然落幕。“无聊”落下后激起的尘埃，具有一种静默而巨大的力量，就像福克纳援引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无聊小史》文 | 周婉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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