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很快乐，也没有不快乐
好像不该这样，但也只能这样
成长也许如此，行于奔溃边缘又慢慢自愈吧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差
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
有时可能微弱的一句话就泪流满面
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牙走了很长的路
一天好像最开心的时间段，也就那么短
6:25，11:55，18:38，21:45
好像也只有这些时间
未来一个礼拜，我的快乐没有了 https://t.cn/R2Wx665
好像不该这样，但也只能这样
成长也许如此，行于奔溃边缘又慢慢自愈吧
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差
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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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牙走了很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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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冷知识##古人如何预防食物中毒# 】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虽然秋天已至，但“秋老虎”还是时不时会来。高温天气容易使食物腐坏，作为一枚注重食品安全的高质量吃货，在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如何预防食物中毒呢？
餐厨具、双手常洗洗
洗净盛装食物的餐具，是防止病从口入的基础。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涤杯而食，洗爵而饮，浣而后溃，可以养家老。”
此外，处理食物的双手也要保持洁净。清朝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提出“四多”观点：“多磨刀，多换布，多刮板，多洗手，然后治菜”，以保证制作的食物卫生。
食物保洁 从源头隔离做起
秦汉时期，“巾幕”成为百姓保洁食物的常用品。“巾幕”，即用干净的纱布或网罩，将食物覆盖或罩起来。以防灰尘或苍蝇落上，弄脏食物。
安全吃货的修养，从不吃变质腐败食物开始。孔子在《论语·乡党》提出“十不食”的科学饮食观，虽然是出于“礼”的考虑而提出，但部分对预防食物中毒起到积极作用。
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意思是：粮食陈旧变味了、鱼肉腐烂了；食物颜色变了；气味变了；烹调不当；不新鲜的东西等，都不吃。
在商代早期，人们就已懂得将食物、饮品放入深井用以冷藏、保鲜。至周代，出现了冰鉴，又称冰盘，是利用天然冰冷藏食物的容器。
《周礼·凌人》记载:“凌人，掌冰……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凌人”官职，专门掌管采冰、储冰和用冰之事。
为了能大量地保鲜食品，东周时期人们发明了冰窖。《诗经》中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早），献羔祭韭。”周人于腊月采冰，正月往冰窖里存冰，二月用冰镇的羊羔肉和韭菜上供祭神。古人祭神、祭祖仪式十分频繁，献祭的供品要新鲜
胆敢售假 就让法律来制裁
周代：果实未熟，不得买卖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大概可追溯到周代。“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未成熟的五谷和果实，不能拿到市场上贩卖。食品交易门槛的设定，是为了安全起见。
汉代：售卖腐肉，与盗同法
两汉时期，经济有所发展，食品种类变得丰富。食品安全的立法意识强烈，开始制定对违反食品安全的刑罚。
汉朝《二年律令》明确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熟）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赃），与盗同法。”如果因肉类腐坏而发生食品中毒事故，致人死、伤、病后果的，须将变质的食品焚毁。否则，肇事者与相关官员要一起连坐，依据《盗》法论处。
唐代：问题食品致死，责任人处绞刑
大唐时期，食品安全法规更加成熟。唐律吸收汉代《二年律令》有关预防和惩罚毒肉类的立法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尤其对行为人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分情况作了区分。
《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其有害心，故与尊长食，欲令死者，亦准谋杀条论；施于卑贱致死，依故杀法。”
即：如果自己把毒肉拿去食用致死的，依过失杀人罪处置……如果有害人之心，故意给长者食致其死亡，依谋杀尊长罪论处；故意给卑幼奴贱者食用致人死亡的，依故意杀卑贱罪处置。刑法之分明与严厉，可见一斑。
南宋：行会把质量关，入会方可经营
南宋经济繁荣，商品交易频繁。食品掺假牟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宋刑统》继承唐律规定，以刑法严惩销售腐败变质食品者。
宋代政府，还引入行业组织进行自律管理。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按照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得从事经营。行会组织负责品控，行会首领作为担保人，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
食物相克？实为有条件的禁忌
螃蟹和柿子、海鲜和水果、土豆和鸡蛋……提起这些食品组合，至今仍会有人拿“食物相克”说事。这一流传悠久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文化意义上的禁忌、有条件的禁忌。
食物相克与当时的饮食卫生观、五行理论、脏腑学说、食性理论或生活实践有关，也受风俗文化和佛、道、儒学说的影响。如果吃了某几种食物后，身体出现了不适，可以考虑是不是食物不干净、食用方式不当或食物不耐受或过敏等。饮食有节，是高质量吃货的自律品格。
专属试毒 顶流吃货的待遇
在古代，对于饮食卫生质量要求最高的无疑是皇宫御膳房。
皇家膳食，从食材选用到制作都须精挑细选。据《唐律疏议》记载“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徒二年；拣择不精及进御不时，减二等。不品尝者，杖一百。”依此看来，不要说食物不卫生了，就是进奉不及时，都要获罪。
保障食物卫生固然重要，防止人为投毒更是重中之重。比较直接的方法是：皇帝在用膳前，由侍膳太监先尝，即“尝膳”。用银器盛菜，是另一相当灵验的防遭毒杀方法。银器遇毒，如含有硫化物的砒霜，会立刻变黑。因为银碰到硫化物会起化学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银。
如果使用陶瓷类质地的器皿，则会在器皿外挂一个用来验毒的小“银牌”。当着皇帝的面，把银牌放进汤菜里试一下。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证实了这一点，“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
当然，皇帝用来招待臣僚或是外国来使的食物，也不能有质量问题。
以古察今，古人在漫长探索中总结来的食品安全观值得一分为二地借鉴。在美食王国里，安心地大快朵颐，顺带抚慰“内卷”下的倦怠灵魂，无疑是吃货们对抗苦夏的快乐。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虽然秋天已至，但“秋老虎”还是时不时会来。高温天气容易使食物腐坏，作为一枚注重食品安全的高质量吃货，在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如何预防食物中毒呢？
餐厨具、双手常洗洗
洗净盛装食物的餐具，是防止病从口入的基础。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涤杯而食，洗爵而饮，浣而后溃，可以养家老。”
此外，处理食物的双手也要保持洁净。清朝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提出“四多”观点：“多磨刀，多换布，多刮板，多洗手，然后治菜”，以保证制作的食物卫生。
食物保洁 从源头隔离做起
秦汉时期，“巾幕”成为百姓保洁食物的常用品。“巾幕”，即用干净的纱布或网罩，将食物覆盖或罩起来。以防灰尘或苍蝇落上，弄脏食物。
安全吃货的修养，从不吃变质腐败食物开始。孔子在《论语·乡党》提出“十不食”的科学饮食观，虽然是出于“礼”的考虑而提出，但部分对预防食物中毒起到积极作用。
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意思是：粮食陈旧变味了、鱼肉腐烂了；食物颜色变了；气味变了；烹调不当；不新鲜的东西等，都不吃。
在商代早期，人们就已懂得将食物、饮品放入深井用以冷藏、保鲜。至周代，出现了冰鉴，又称冰盘，是利用天然冰冷藏食物的容器。
《周礼·凌人》记载:“凌人，掌冰……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凌人”官职，专门掌管采冰、储冰和用冰之事。
为了能大量地保鲜食品，东周时期人们发明了冰窖。《诗经》中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早），献羔祭韭。”周人于腊月采冰，正月往冰窖里存冰，二月用冰镇的羊羔肉和韭菜上供祭神。古人祭神、祭祖仪式十分频繁，献祭的供品要新鲜
胆敢售假 就让法律来制裁
周代：果实未熟，不得买卖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大概可追溯到周代。“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未成熟的五谷和果实，不能拿到市场上贩卖。食品交易门槛的设定，是为了安全起见。
汉代：售卖腐肉，与盗同法
两汉时期，经济有所发展，食品种类变得丰富。食品安全的立法意识强烈，开始制定对违反食品安全的刑罚。
汉朝《二年律令》明确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熟）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赃），与盗同法。”如果因肉类腐坏而发生食品中毒事故，致人死、伤、病后果的，须将变质的食品焚毁。否则，肇事者与相关官员要一起连坐，依据《盗》法论处。
唐代：问题食品致死，责任人处绞刑
大唐时期，食品安全法规更加成熟。唐律吸收汉代《二年律令》有关预防和惩罚毒肉类的立法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尤其对行为人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分情况作了区分。
《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其有害心，故与尊长食，欲令死者，亦准谋杀条论；施于卑贱致死，依故杀法。”
即：如果自己把毒肉拿去食用致死的，依过失杀人罪处置……如果有害人之心，故意给长者食致其死亡，依谋杀尊长罪论处；故意给卑幼奴贱者食用致人死亡的，依故意杀卑贱罪处置。刑法之分明与严厉，可见一斑。
南宋：行会把质量关，入会方可经营
南宋经济繁荣，商品交易频繁。食品掺假牟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宋刑统》继承唐律规定，以刑法严惩销售腐败变质食品者。
宋代政府，还引入行业组织进行自律管理。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按照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得从事经营。行会组织负责品控，行会首领作为担保人，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
食物相克？实为有条件的禁忌
螃蟹和柿子、海鲜和水果、土豆和鸡蛋……提起这些食品组合，至今仍会有人拿“食物相克”说事。这一流传悠久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文化意义上的禁忌、有条件的禁忌。
食物相克与当时的饮食卫生观、五行理论、脏腑学说、食性理论或生活实践有关，也受风俗文化和佛、道、儒学说的影响。如果吃了某几种食物后，身体出现了不适，可以考虑是不是食物不干净、食用方式不当或食物不耐受或过敏等。饮食有节，是高质量吃货的自律品格。
专属试毒 顶流吃货的待遇
在古代，对于饮食卫生质量要求最高的无疑是皇宫御膳房。
皇家膳食，从食材选用到制作都须精挑细选。据《唐律疏议》记载“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徒二年；拣择不精及进御不时，减二等。不品尝者，杖一百。”依此看来，不要说食物不卫生了，就是进奉不及时，都要获罪。
保障食物卫生固然重要，防止人为投毒更是重中之重。比较直接的方法是：皇帝在用膳前，由侍膳太监先尝，即“尝膳”。用银器盛菜，是另一相当灵验的防遭毒杀方法。银器遇毒，如含有硫化物的砒霜，会立刻变黑。因为银碰到硫化物会起化学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银。
如果使用陶瓷类质地的器皿，则会在器皿外挂一个用来验毒的小“银牌”。当着皇帝的面，把银牌放进汤菜里试一下。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证实了这一点，“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
当然，皇帝用来招待臣僚或是外国来使的食物，也不能有质量问题。
以古察今，古人在漫长探索中总结来的食品安全观值得一分为二地借鉴。在美食王国里，安心地大快朵颐，顺带抚慰“内卷”下的倦怠灵魂，无疑是吃货们对抗苦夏的快乐。
闲着无聊乱煮庄子
《至乐》乱弹
至乐——人生终极的大快乐，谁不想长久拥有呢？庄子也一样，但他认为，要想得到大快乐，首先要明白应该以何为乐。在他看来，“以何为乐”比“何以为乐”更重要。因为在追寻快乐的过程中，如果目标发生了偏差，那么越是努力就越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大快乐，甚至还会因为追求所谓的“快乐”得到大痛苦，甚至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人到底应该以何为乐呢？庄子并没有直接阐明，他《至乐》篇中先对世人普遍认同的所谓“四乐”——富、贵、寿、善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财富、地位、长寿、美誉，哪个不是凡间俗子所汲汲追求的？不必样样拥有，哪怕只要这四项中有一项加诸己身，谁又能不感到快乐呢？
庄子却不这样看。他认为以追求“富、贵、寿、善”这四样东西为大快乐，最终给人带来的只能是极大的痛苦。
原因很简单。首先，如果你以 “富、贵、寿、善”为追求人生大快乐的目标，结果无非有二——得到和得不到。得到了，你可能会很快乐；得不到，甚至得到了它们的反面——“贫、贱、夭、恶”呢？内心只能如庄子所说“大忧以惧”。任何稍具社会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富贵寿善”，还是“贫贱夭恶”，这些人生境遇的降临如天空中云聚云散一般，偶然性极大。庄子认为，以这种如镜花水月一样不确定性极大的境遇为自己的人生追求目标，得之大喜，失之大悲，悲悲喜喜，喜喜悲悲，自己的心境如过山车似的大起大落，这实在是人生最大之痛苦。
那么，一个人从世俗的角度看很幸运，果真得到了所谓的“富贵寿善”，就会快乐吗？庄子论述完“富、贵、寿、善”之不足追后，接着就集中笔墨谈了得到“富、贵、寿、善”之苦：富有者辛辛苦苦集聚了万贯家财，但寿命有限，财富无尽，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万贯家财还在，富有者自己却一命呜呼了，何苦来哉；居高位者，高处不胜“忧”，如何保住既有的位子，如何再得到更高的位子，日日忧，时时忧，殚精竭虑，何苦来哉；自古人生多忧苦，活得愈长，忧苦愈巨，长寿如彭祖，忧苦八百岁，何苦来哉！
庄子在简要分析了人世间“富、贵、寿”这三样看似至乐实是至苦的东西后，重点分析了“善”——美誉之苦。庄子为什么要重点分析美誉之苦呢？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古人胡文英有一条注解对此有极为见地的说明：“四项中何以于‘善’字独致其辞，盖战国时侠烈成风，殉名者众，故以此救之。”战国多烈士，最为典型的恐怕要属介之推了吧！为救人主，割股煮羹，落得忠名；为避赏赐，葬身火场，落得清名。庄子对介之推这样的为“善”之士感情是复杂的，他没有像对待追求“富、贵、寿”之士一样一味地否定，态度有点模棱两可：烈士如此为“善”，一味否定吧，民众却可能会从烈士求“善”中受益；一味肯定吧，烈士自己在求“善”中无法保全性命。到底该如何看待呢——“诚有善无有哉？”庄子似乎将皮球踢给了读者，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但我认为，庄子觉得如此为“善”定然不好，因为他是一个独善其身者，保全性命、安享天年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庄子多活几百年，了解了诸葛亮的所作所为，他肯定会对这位绝大多数国人尊崇喜爱的人物的行为大摇其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诸葛亮是将追求“善名”的行为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地。他为了所谓的“忠名”，全心全意辅佐昏庸的阿斗，不计后果地六出祁山伐魏。结果怎样？他确实得到了彪炳史册的“忠”名，但代价巨大——他本人鞠躬尽瘁，油枯灯干；蜀国国力大减，为日后覆灭埋下隐患。
所以，什么是大快乐？“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在庄子看来，所谓大快乐就是要超越世俗意义上的种种快乐，尤其是世俗意义上的所谓好名誉。这样才能回归到生命的本真境界——好好地活着，唯有如此，才是大快乐。
略显枯燥的说理结束后，庄子连讲了五个小故事。
第一个是最有名的“庄子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庄子借这个故事发表了自己对死亡的看法。对于死亡，孔子的态度是逃避——“未知生，焉知死。”庄子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坦然面对。妻子死了，鼓盆而歌，庄子有这样在惠子看来荒诞不经的行为，不是因为他薄情寡义，而是因为他对死亡的独特认识。妻子刚死的时候，庄子不是不想哭，可转念一想，哭只能说明自己并没有通晓天命，于是才鼓盆而歌。
在庄子看来，生命是道无意为之的结果，极具偶然性，而且生命的过程只是天地万物纷纷繁繁的各种循环中的一环。妻子生命的终结是大道循环另一个环节的开始，即所谓“合则成体，散则成始”。
如何认识死亡，是《庄子》一书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反复出现在不同的篇章里。其中最集中的阐释出现在《大宗师》一文中。“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死与生，不是人能决定的，就像昼夜轮替一样。无可奈何之下，明智的态度是“安之若命”。《大宗师》的后面还讲了子桑户死了，他的两个知己孟子反和子琴张“临尸而歌”的故事。这个故事中庄子借孔子之口所谈的对于生死的认识，和“庄子妻死鼓盆而歌”故事中所谈的可以说同出一辙：
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
孟子反和子琴张认为，人活着就像赘瘤一样多余，而死亡是毒痈化脓后的溃破。未完待续…
《至乐》乱弹
至乐——人生终极的大快乐，谁不想长久拥有呢？庄子也一样，但他认为，要想得到大快乐，首先要明白应该以何为乐。在他看来，“以何为乐”比“何以为乐”更重要。因为在追寻快乐的过程中，如果目标发生了偏差，那么越是努力就越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大快乐，甚至还会因为追求所谓的“快乐”得到大痛苦，甚至会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人到底应该以何为乐呢？庄子并没有直接阐明，他《至乐》篇中先对世人普遍认同的所谓“四乐”——富、贵、寿、善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财富、地位、长寿、美誉，哪个不是凡间俗子所汲汲追求的？不必样样拥有，哪怕只要这四项中有一项加诸己身，谁又能不感到快乐呢？
庄子却不这样看。他认为以追求“富、贵、寿、善”这四样东西为大快乐，最终给人带来的只能是极大的痛苦。
原因很简单。首先，如果你以 “富、贵、寿、善”为追求人生大快乐的目标，结果无非有二——得到和得不到。得到了，你可能会很快乐；得不到，甚至得到了它们的反面——“贫、贱、夭、恶”呢？内心只能如庄子所说“大忧以惧”。任何稍具社会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富贵寿善”，还是“贫贱夭恶”，这些人生境遇的降临如天空中云聚云散一般，偶然性极大。庄子认为，以这种如镜花水月一样不确定性极大的境遇为自己的人生追求目标，得之大喜，失之大悲，悲悲喜喜，喜喜悲悲，自己的心境如过山车似的大起大落，这实在是人生最大之痛苦。
那么，一个人从世俗的角度看很幸运，果真得到了所谓的“富贵寿善”，就会快乐吗？庄子论述完“富、贵、寿、善”之不足追后，接着就集中笔墨谈了得到“富、贵、寿、善”之苦：富有者辛辛苦苦集聚了万贯家财，但寿命有限，财富无尽，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万贯家财还在，富有者自己却一命呜呼了，何苦来哉；居高位者，高处不胜“忧”，如何保住既有的位子，如何再得到更高的位子，日日忧，时时忧，殚精竭虑，何苦来哉；自古人生多忧苦，活得愈长，忧苦愈巨，长寿如彭祖，忧苦八百岁，何苦来哉！
庄子在简要分析了人世间“富、贵、寿”这三样看似至乐实是至苦的东西后，重点分析了“善”——美誉之苦。庄子为什么要重点分析美誉之苦呢？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古人胡文英有一条注解对此有极为见地的说明：“四项中何以于‘善’字独致其辞，盖战国时侠烈成风，殉名者众，故以此救之。”战国多烈士，最为典型的恐怕要属介之推了吧！为救人主，割股煮羹，落得忠名；为避赏赐，葬身火场，落得清名。庄子对介之推这样的为“善”之士感情是复杂的，他没有像对待追求“富、贵、寿”之士一样一味地否定，态度有点模棱两可：烈士如此为“善”，一味否定吧，民众却可能会从烈士求“善”中受益；一味肯定吧，烈士自己在求“善”中无法保全性命。到底该如何看待呢——“诚有善无有哉？”庄子似乎将皮球踢给了读者，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但我认为，庄子觉得如此为“善”定然不好，因为他是一个独善其身者，保全性命、安享天年比什么都重要。
如果庄子多活几百年，了解了诸葛亮的所作所为，他肯定会对这位绝大多数国人尊崇喜爱的人物的行为大摇其头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诸葛亮是将追求“善名”的行为做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地。他为了所谓的“忠名”，全心全意辅佐昏庸的阿斗，不计后果地六出祁山伐魏。结果怎样？他确实得到了彪炳史册的“忠”名，但代价巨大——他本人鞠躬尽瘁，油枯灯干；蜀国国力大减，为日后覆灭埋下隐患。
所以，什么是大快乐？“至乐无乐，至誉无誉”。在庄子看来，所谓大快乐就是要超越世俗意义上的种种快乐，尤其是世俗意义上的所谓好名誉。这样才能回归到生命的本真境界——好好地活着，唯有如此，才是大快乐。
略显枯燥的说理结束后，庄子连讲了五个小故事。
第一个是最有名的“庄子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庄子借这个故事发表了自己对死亡的看法。对于死亡，孔子的态度是逃避——“未知生，焉知死。”庄子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坦然面对。妻子死了，鼓盆而歌，庄子有这样在惠子看来荒诞不经的行为，不是因为他薄情寡义，而是因为他对死亡的独特认识。妻子刚死的时候，庄子不是不想哭，可转念一想，哭只能说明自己并没有通晓天命，于是才鼓盆而歌。
在庄子看来，生命是道无意为之的结果，极具偶然性，而且生命的过程只是天地万物纷纷繁繁的各种循环中的一环。妻子生命的终结是大道循环另一个环节的开始，即所谓“合则成体，散则成始”。
如何认识死亡，是《庄子》一书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反复出现在不同的篇章里。其中最集中的阐释出现在《大宗师》一文中。“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死与生，不是人能决定的，就像昼夜轮替一样。无可奈何之下，明智的态度是“安之若命”。《大宗师》的后面还讲了子桑户死了，他的两个知己孟子反和子琴张“临尸而歌”的故事。这个故事中庄子借孔子之口所谈的对于生死的认识，和“庄子妻死鼓盆而歌”故事中所谈的可以说同出一辙：
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
孟子反和子琴张认为，人活着就像赘瘤一样多余，而死亡是毒痈化脓后的溃破。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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