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微播报##一错再错行政执法“任性”到何时？# 2018年12月16日,本报头版《方圆传真》栏目曾以《裁撤无常 行政处罚书岂能成儿戏》为题,报道了辽宁大连高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在办理辖区内云川园58-3号业主擅自凿拆楼板违法安装电梯和楼梯一案中,存在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情况,在社会上引起不小反响。（此前报道：法学教授举报邻居违法装修的一波三折）
时隔半年,《法制日报》记者再次接到举报称:此事经媒体曝光后,高新区执法局不仅“法外”执法未收手,反而继续“任性”。在“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被法院以处罚内容不明确而不受理后,不但没有依法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申请执行,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千方百计让执行了结。这样,一起因违建而产生的邻里间纠纷案,被执法局的不执法系上死结。
举报情况是否属实?有错不改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了解事实真相,记者再次前往大连进行调查。
漫画：高岳
法院不受理执行谁之错
2018年4月,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利民对其联排邻居58-3号业主在与其一墙之隔的非楼梯口部位擅自凿拆楼板安装楼梯和电梯,向高新区执法局实名举报。对这一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高新区执法局在执法中,裁撤无常,不仅先后四次更改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而且在下达的文书中多次出现不应有的错误,使对该业主违法行为的处理一直朝着不处理的方向发展。
此前的报道中记者曾提到,执法局自2018年曾先后下达一份《限期拆除决定书》和三份《行政处罚决定书》。《限期拆除决定书》中明确的拆除对象是“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而该决定书被撤销后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则是“责令改正违法行为”。正是这一变化,最终使“责令改正”的处罚决定成为了一个不能执行和不用执法的决定。
2019年7月8日,高新区执法局对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向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7月12日,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理由是:“本案中,申请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的内容为‘改正违法行为’,但从其提交的现有证据看,无法明确违法行为应如何改正及改正到何种状态,故本案的执行标的并不明确。”
“我向执法局投诉的请求就是‘责令拆除违法改造的楼梯和电梯等违法设施,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执法局最初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也是针对这一诉求。”王利民对记者说,自己当时就向执法局一再强调:“‘限期拆除’就是责令改正的一种,拆除是改正的当然之意。所以,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没有错误,不用撤销。”对此,他以给执法人员的微信内容予以证实,并说:“自‘限期拆除’的决定被撤销后,执法局的执法就一直在朝着如何不执法的方向发展。今天的结果,是执法局内部早有的安排。”
对此,高新区执法局法制处处长李静解释称:“我们行政机关在作行政处罚决定时,就是常规性表述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一般没有具体到一定要改正到什么程度,不光是我们这样表述,可以说现在国内的行政执法机构,特别是集中相对处罚权的行政执法机构都是这样表述的。”
辽宁省法学会宪法行政法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卢政峰博士则认为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具有可执行内容,如果因决定内容不明确而不被法院受理执行,就是存在行政作为不足和不作为,不能用所谓‘常规性表述’,相反,特定案件都应当具体表述。执法局在法院作出不受理执行的裁定后,应当根据法院裁定要求,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补充处罚决定内容及证据,明确具体执行标的,包括拆除在凿拆楼板位置安装的楼梯和电梯、恢复楼梯与楼板原状等。”
后补意见能否成执法依据
采访中,高新区执法局除了向记者出示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书外,还提供了由大连某咨询公司出具的《设计施工图审查意见告知书》和由大连某检测公司出具的《建筑工程鉴定报告》,时间分别为2019年1月和5月,委托人均为被处罚人管某某。
高新区执法局向记者提供这两份材料旨在证明被处罚人的凿拆楼板行为在事后补充了设计并经鉴定符合安全标准,是自行改正了违法,所以据此拿出了对被处罚人违法行为不再执行的意见。对此,执法局法律顾问称,被处罚人提供这两份材料,该局认为已经改正违法,但改得是否到位执法局把握得不是十分明确,所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想通过法院来审查是否已经“改正违法行为”,但是被法院驳回。
为全面核实案情,记者电话采访58-3号业主谢某某(被处罚人管某某的丈夫,管某某未联系上),就上述两份材料是他们自主向执法局提供的还是根据执法局的要求提供的、执法局的上述执法意见是否已经向他们告知等问题,请求答复。但谢某某以无法核实记者身份为由拒绝回答,当记者请求互加微信以视频方式采访并出示记者证件时,亦遭拒绝。随后记者又将上述两个提问以短信方式发至谢某某手机,但截至发稿前,未收到回音。
对凿拆楼板行为没作任何物理改动,仅以事后补充设计和鉴定的方式作为“改正”的做法,长期从事行政法学研究的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弘认为:
“根据法律,业主可以凿拆楼板的唯一法定原因是事先取得规定的设计文件并经规划部门批准备案。对于这一法律明令禁止行为的违法性认定与处罚,不以是否存在安全问题为条件,即使鉴定没有安全问题,也不能改变此行为违法和应当受到处罚的性质。”
上海汉盛(沈阳)律师事务所主任、资深律师王湘辉指出:
“这是一个违法事实和法律根据都非常清楚的案件。事后补充‘法外’材料,本来是一种对抗行政执法的违法行为,但是在高新区执法局那里,却变成了可以否定自己作出的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对自己的决定可以不予执行的理由。一个‘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在没有改正擅自凿拆楼板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就这样以没有改正的方式‘改正’了,无法无天!”
执法局法制办说法不一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新区执法局还推出高新区法制办为其不执法行为的“背书”。执法局法律顾问说:“高新区法制办代表高新区管委会,我们一起进行的研究,并形成了会议纪要,认为被举报人管某某的行为,在法院不予受理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应该联合对其作出一个结论,我们共同认为可以视为其改正了违法行为。因为没有解决的办法了,让他拆掉(电梯楼梯)不可能,法律没有授权。”
李静补充称,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前,执法局和法制办一直沟通。申请被法院驳回后,执法局和法制办一起研究的会议纪要因法制办领导在外地就医没有签字盖章,但双方已经达成一致性意见。
对这一说法,记者向高新区法制办电话求证,电话回应称:执法局针对此案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前来函咨询过法制办一次,但是在强制执行申请被法院驳回后,法制办还在一直研究这个案子且没有向执法局回函,双方从来没有开过会,没有结论性意见,更谈不上什么会议纪要。
对本案暴露出的行政执法乱象,本报将继续关注。来源：法制日报·社区版编辑：席锋宇 朱婵婵
时隔半年,《法制日报》记者再次接到举报称:此事经媒体曝光后,高新区执法局不仅“法外”执法未收手,反而继续“任性”。在“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被法院以处罚内容不明确而不受理后,不但没有依法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申请执行,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千方百计让执行了结。这样,一起因违建而产生的邻里间纠纷案,被执法局的不执法系上死结。
举报情况是否属实?有错不改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了解事实真相,记者再次前往大连进行调查。
漫画：高岳
法院不受理执行谁之错
2018年4月,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利民对其联排邻居58-3号业主在与其一墙之隔的非楼梯口部位擅自凿拆楼板安装楼梯和电梯,向高新区执法局实名举报。对这一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明令禁止的违法行为,高新区执法局在执法中,裁撤无常,不仅先后四次更改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而且在下达的文书中多次出现不应有的错误,使对该业主违法行为的处理一直朝着不处理的方向发展。
此前的报道中记者曾提到,执法局自2018年曾先后下达一份《限期拆除决定书》和三份《行政处罚决定书》。《限期拆除决定书》中明确的拆除对象是“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而该决定书被撤销后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则是“责令改正违法行为”。正是这一变化,最终使“责令改正”的处罚决定成为了一个不能执行和不用执法的决定。
2019年7月8日,高新区执法局对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向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7月12日,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理由是:“本案中,申请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的内容为‘改正违法行为’,但从其提交的现有证据看,无法明确违法行为应如何改正及改正到何种状态,故本案的执行标的并不明确。”
“我向执法局投诉的请求就是‘责令拆除违法改造的楼梯和电梯等违法设施,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执法局最初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也是针对这一诉求。”王利民对记者说,自己当时就向执法局一再强调:“‘限期拆除’就是责令改正的一种,拆除是改正的当然之意。所以,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没有错误,不用撤销。”对此,他以给执法人员的微信内容予以证实,并说:“自‘限期拆除’的决定被撤销后,执法局的执法就一直在朝着如何不执法的方向发展。今天的结果,是执法局内部早有的安排。”
对此,高新区执法局法制处处长李静解释称:“我们行政机关在作行政处罚决定时,就是常规性表述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一般没有具体到一定要改正到什么程度,不光是我们这样表述,可以说现在国内的行政执法机构,特别是集中相对处罚权的行政执法机构都是这样表述的。”
辽宁省法学会宪法行政法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卢政峰博士则认为
“行政处罚决定,应当具有可执行内容,如果因决定内容不明确而不被法院受理执行,就是存在行政作为不足和不作为,不能用所谓‘常规性表述’,相反,特定案件都应当具体表述。执法局在法院作出不受理执行的裁定后,应当根据法院裁定要求,重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补充处罚决定内容及证据,明确具体执行标的,包括拆除在凿拆楼板位置安装的楼梯和电梯、恢复楼梯与楼板原状等。”
后补意见能否成执法依据
采访中,高新区执法局除了向记者出示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书外,还提供了由大连某咨询公司出具的《设计施工图审查意见告知书》和由大连某检测公司出具的《建筑工程鉴定报告》,时间分别为2019年1月和5月,委托人均为被处罚人管某某。
高新区执法局向记者提供这两份材料旨在证明被处罚人的凿拆楼板行为在事后补充了设计并经鉴定符合安全标准,是自行改正了违法,所以据此拿出了对被处罚人违法行为不再执行的意见。对此,执法局法律顾问称,被处罚人提供这两份材料,该局认为已经改正违法,但改得是否到位执法局把握得不是十分明确,所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想通过法院来审查是否已经“改正违法行为”,但是被法院驳回。
为全面核实案情,记者电话采访58-3号业主谢某某(被处罚人管某某的丈夫,管某某未联系上),就上述两份材料是他们自主向执法局提供的还是根据执法局的要求提供的、执法局的上述执法意见是否已经向他们告知等问题,请求答复。但谢某某以无法核实记者身份为由拒绝回答,当记者请求互加微信以视频方式采访并出示记者证件时,亦遭拒绝。随后记者又将上述两个提问以短信方式发至谢某某手机,但截至发稿前,未收到回音。
对凿拆楼板行为没作任何物理改动,仅以事后补充设计和鉴定的方式作为“改正”的做法,长期从事行政法学研究的辽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弘认为:
“根据法律,业主可以凿拆楼板的唯一法定原因是事先取得规定的设计文件并经规划部门批准备案。对于这一法律明令禁止行为的违法性认定与处罚,不以是否存在安全问题为条件,即使鉴定没有安全问题,也不能改变此行为违法和应当受到处罚的性质。”
上海汉盛(沈阳)律师事务所主任、资深律师王湘辉指出:
“这是一个违法事实和法律根据都非常清楚的案件。事后补充‘法外’材料,本来是一种对抗行政执法的违法行为,但是在高新区执法局那里,却变成了可以否定自己作出的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对自己的决定可以不予执行的理由。一个‘责令改正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在没有改正擅自凿拆楼板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就这样以没有改正的方式‘改正’了,无法无天!”
执法局法制办说法不一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高新区执法局还推出高新区法制办为其不执法行为的“背书”。执法局法律顾问说:“高新区法制办代表高新区管委会,我们一起进行的研究,并形成了会议纪要,认为被举报人管某某的行为,在法院不予受理的情况下,行政机关应该联合对其作出一个结论,我们共同认为可以视为其改正了违法行为。因为没有解决的办法了,让他拆掉(电梯楼梯)不可能,法律没有授权。”
李静补充称,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前,执法局和法制办一直沟通。申请被法院驳回后,执法局和法制办一起研究的会议纪要因法制办领导在外地就医没有签字盖章,但双方已经达成一致性意见。
对这一说法,记者向高新区法制办电话求证,电话回应称:执法局针对此案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前来函咨询过法制办一次,但是在强制执行申请被法院驳回后,法制办还在一直研究这个案子且没有向执法局回函,双方从来没有开过会,没有结论性意见,更谈不上什么会议纪要。
对本案暴露出的行政执法乱象,本报将继续关注。来源：法制日报·社区版编辑：席锋宇 朱婵婵
【诺奖得主穆利斯去世 他将生物学划分为两个时代[蜡烛][蜡烛][蜡烛]】当地时间8月7日，1993年化学诺贝尔奖得主、PCR发明者、美国生物化学家穆利斯（Kary Banks Mullis）因肺炎去世，享年74岁。
穆利斯于1944年12月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上世纪50年代，穆利斯即对化学萌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还是一名高中生时就学会了如何用化学方法合成和制造用于火箭推进的固体燃料。因此，他在大学时期理所当然选择了化学专业，1966年毕业于佐治亚理工学院化学系。
1972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其研究工作集中于如何合成蛋白质、研究蛋白质的结构。
在经历两年博士后工作后，穆利斯随后前往生物技术公司Cetus任职。穆利斯在Cetus做了7年的DNA化学家，正是在那里，也就是1983年，穆利斯发明了PCR技术。
所谓的PCR，即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是一种用于放大扩增特定的DNA片段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正因为该技术的发明，人类毛发、皮肤、血液中分离出的微量DNA就能展出一张完整的“身份证”。
1993年，因为发明PCR技术，穆利斯和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分享了诺贝尔化学奖，同年还获得日本国际奖。获得诺奖后，穆利斯说，他是在从伯克利开车去门多西诺的途中想到这一突破，在一条黑暗的路上，他“灵光一闪解决了DNA化学中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可以说，没有PCR技术的发明，就没有现代分子生物学，也彻底改变了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医学、法医学等多学科。《纽约时报》曾评价穆利斯的成就，“高度创新，非常重要，将生物学划分为了两个时代：PCR前时代和PCR后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穆利斯并非只专注于生物化学领域。博士期间，穆利斯还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天体物理学的论文，论文的作者仅其一人。博士毕业后，穆利斯还曾一度写过科幻小说。
在获得诺奖成名之后，穆利斯还创立了几家生物科技公司，也为一些生物科技公司提供咨询服务。1998年，穆利斯还写了一本幽默的自传《Dancing Naked in the Mind Field》，在这本自传中，他质疑HIV病毒导致艾滋病，认为并无足够的科学根据，还公开表示他对占星术的支持。穆利斯的这些言论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穆利斯于1944年12月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上世纪50年代，穆利斯即对化学萌生了浓厚的兴趣，当他还是一名高中生时就学会了如何用化学方法合成和制造用于火箭推进的固体燃料。因此，他在大学时期理所当然选择了化学专业，1966年毕业于佐治亚理工学院化学系。
1972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其研究工作集中于如何合成蛋白质、研究蛋白质的结构。
在经历两年博士后工作后，穆利斯随后前往生物技术公司Cetus任职。穆利斯在Cetus做了7年的DNA化学家，正是在那里，也就是1983年，穆利斯发明了PCR技术。
所谓的PCR，即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是一种用于放大扩增特定的DNA片段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正因为该技术的发明，人类毛发、皮肤、血液中分离出的微量DNA就能展出一张完整的“身份证”。
1993年，因为发明PCR技术，穆利斯和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分享了诺贝尔化学奖，同年还获得日本国际奖。获得诺奖后，穆利斯说，他是在从伯克利开车去门多西诺的途中想到这一突破，在一条黑暗的路上，他“灵光一闪解决了DNA化学中最令人头疼的问题”。
可以说，没有PCR技术的发明，就没有现代分子生物学，也彻底改变了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医学、法医学等多学科。《纽约时报》曾评价穆利斯的成就，“高度创新，非常重要，将生物学划分为了两个时代：PCR前时代和PCR后时代。”
值得一提的是，穆利斯并非只专注于生物化学领域。博士期间，穆利斯还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天体物理学的论文，论文的作者仅其一人。博士毕业后，穆利斯还曾一度写过科幻小说。
在获得诺奖成名之后，穆利斯还创立了几家生物科技公司，也为一些生物科技公司提供咨询服务。1998年，穆利斯还写了一本幽默的自传《Dancing Naked in the Mind Field》，在这本自传中，他质疑HIV病毒导致艾滋病，认为并无足够的科学根据，还公开表示他对占星术的支持。穆利斯的这些言论也引发了诸多争议。
【“扶贫车间”建在家门口】8月8日，双峰县井字镇莲花山集中安置点的贫困户在住处附近的娄底市博洋包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装订包装箱。为了使享受易地集中安置的贫困户能“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双峰县落实后续帮扶措施，在集中安置点建立“扶贫车间”，解决搬迁户就业问题。今日女报/凤网讯（通讯员谢展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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