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蒙引》（明刻本）
关于《周易》一书的性质，历史上有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周易》是一部卜筮之书，还是一部哲学著作。由于《易》并非成于一人一时，因而有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周公之《易》，孔子之《易》，对此，朱熹认为应以历史的眼光，注意《周易》成书各个阶段上的区别与联系，“须将《易》各自看……必欲牵合作一意看不得”。尽管四圣之《易》表达形式和内容有所区别，但朱熹以为“四圣一心”，即伏羲、文王、周公、孔子都将《易》看作是卜筮之书。在朱熹看来，伏羲之《易》没有许多文字，只是用八卦之画与八卦之象，教人知晓如何趋吉避凶，其“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文王、周公之《易》虽有卦爻辞上所揭示的一般道理，但还是从“占处”说吉凶祸福；孔子之《易》所言进退存亡的许多道理，犹是就卜筮上发出的。因此，朱熹认定《周易》是一部卜筮之书，他把《周易》的卦爻辞分为象辞与占辞两大部分，并常用“其占如此”、“其象占如此”、“戒占者亦如是”等语。
蔡清乃明代著名学者、经学家、易学家，被明清两代学者公推为明代朱子学者第一人。蔡清的《易经蒙引》在祖述程朱学说的同时，敢于有所非议，并能有所发明，形成了自身的易学思想体系，对易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蔡清认为，《易》是以道义配祸福的经书，不同于术数之书，这是对朱熹以《易》为卜筮之书观点的进一步阐发与深化，实属创新之论。蔡氏认为，四圣作《易》，因时代差异，内容并不相同。学《易》者应虚心探求之，力求学有所得。四圣作《易》，皆阐发了各自的道理，这些道理互不冲突，而是并行而不悖的。而朱子作《本义》，是为了探求《周易》的本义，并不完全拘泥于孔子《易传》对于经部分的解说。对于朱熹《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蔡清表示认同且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了“以道义配祸福”的观点。他说：“《易》虽主卜筮，然以道义配祸福，与他术数书不同，所以为经也。”在蔡清看来，《易》虽为卜筮之书，但内容并非只论吉凶祸福，是以道义明吉凶祸福的经书。因为圣人之经与术数家之技不同，所以不应把《易》当作谶纬术数之书看待。蔡清说：“《易》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者，寻常看《易》只见得是吉凶悔吝之辞而已，安得有性命在？其实《易》中无一句一字不在性命上来。”这就是说，圣人作《易》，是为了穷极奥理，尽究万物的性质，通晓自然命运的变化规律。虽然寻常看《易》只见得是吉凶悔吝等象占之说，但《易》中没有一句一字不是在探究万物的性质和自然命运变化的规律。明代薛宗铠在《跋易经蒙引》中云：“易岂易言哉？《传》言其理，《本义》言其占，备矣!”因此，蔡清认为，虽然《周易》最初是因卜筮而作，但却是一部蕴藏着深邃哲理的经书。综上所述，朱熹“《易》为卜筮而作”命题的提出确有超越前人之处，他恢复了《易》之本来面貌，还原了《易》之“本真”。而蔡清的“道义配祸福说”则是对朱熹“卜筮之说”的补充与深化，进一步阐明了《易》之性质和功能，纠正了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之“偏”，实属创新之论。
此《易经蒙引》十二卷，明蔡清撰。明万历刻本。九册。半页十行二十四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书口下有刻工。框高21.1厘米，宽14.3厘米。题“南京国子监祭酒蔡清著，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敖鲲重订”。前有林希元序。是书卷一至四为上经、卷五至八为下经、卷九至十为繫辞上传、卷十一至十二为繫辞下传。以发明朱子本义为主，其体例以本义与经文并书，但与本义每条之首加圈以示区别。《四库全书总目》入易类，于此并评价颇高，云：“朱子不全从程传，而能发明程传者，莫若朱子；清不全从《本义》，而能发明《本义》者，莫若清。醇儒心得之学，所由与争门户者异欤。”
林希元序云：“虚斋蔡子，以理学名成化、弘治间，《易说》若干卷，坊间有旧刻，顾荒缺弗理，人有遗恨，三子存微、存远、存警，雅嗣先志，各出家本以增校。予属禄仕，分心未之及也。退居暇日，始克承事，书成将刻之，庸书数言以告学者。”此为万历刻本，为巡按福建御史敖鲲取林希元本重订。敖鲲，字化甫，新喻人，隆庆二年进士。其按闽应在万历十年前，正张居正当国时。按是书有十二卷本及二十四卷本之别。十二卷本最早应有嘉靖间建阳县刻本，但今已不传。今存世者除此本外，又有万历三十八年刻本。另有明末刻本，题《重订蔡虚斋先生易经蒙引》（宋兆禴重订）。二十四卷本，一为明末敦古斋刻本；二为明末刻本，题《蔡虚斋先生易经蒙引》（葛寅亮评）。
介绍参考：刘建萍《论蔡清的“以道义配祸福”说》《闽江学院学报》2013年1月第34卷第1期
关于《周易》一书的性质，历史上有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周易》是一部卜筮之书，还是一部哲学著作。由于《易》并非成于一人一时，因而有伏羲之《易》，文王之《易》，周公之《易》，孔子之《易》，对此，朱熹认为应以历史的眼光，注意《周易》成书各个阶段上的区别与联系，“须将《易》各自看……必欲牵合作一意看不得”。尽管四圣之《易》表达形式和内容有所区别，但朱熹以为“四圣一心”，即伏羲、文王、周公、孔子都将《易》看作是卜筮之书。在朱熹看来，伏羲之《易》没有许多文字，只是用八卦之画与八卦之象，教人知晓如何趋吉避凶，其“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文王、周公之《易》虽有卦爻辞上所揭示的一般道理，但还是从“占处”说吉凶祸福；孔子之《易》所言进退存亡的许多道理，犹是就卜筮上发出的。因此，朱熹认定《周易》是一部卜筮之书，他把《周易》的卦爻辞分为象辞与占辞两大部分，并常用“其占如此”、“其象占如此”、“戒占者亦如是”等语。
蔡清乃明代著名学者、经学家、易学家，被明清两代学者公推为明代朱子学者第一人。蔡清的《易经蒙引》在祖述程朱学说的同时，敢于有所非议，并能有所发明，形成了自身的易学思想体系，对易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蔡清认为，《易》是以道义配祸福的经书，不同于术数之书，这是对朱熹以《易》为卜筮之书观点的进一步阐发与深化，实属创新之论。蔡氏认为，四圣作《易》，因时代差异，内容并不相同。学《易》者应虚心探求之，力求学有所得。四圣作《易》，皆阐发了各自的道理，这些道理互不冲突，而是并行而不悖的。而朱子作《本义》，是为了探求《周易》的本义，并不完全拘泥于孔子《易传》对于经部分的解说。对于朱熹《易》为卜筮而作的观点，蔡清表示认同且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提出了“以道义配祸福”的观点。他说：“《易》虽主卜筮，然以道义配祸福，与他术数书不同，所以为经也。”在蔡清看来，《易》虽为卜筮之书，但内容并非只论吉凶祸福，是以道义明吉凶祸福的经书。因为圣人之经与术数家之技不同，所以不应把《易》当作谶纬术数之书看待。蔡清说：“《易》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者，寻常看《易》只见得是吉凶悔吝之辞而已，安得有性命在？其实《易》中无一句一字不在性命上来。”这就是说，圣人作《易》，是为了穷极奥理，尽究万物的性质，通晓自然命运的变化规律。虽然寻常看《易》只见得是吉凶悔吝等象占之说，但《易》中没有一句一字不是在探究万物的性质和自然命运变化的规律。明代薛宗铠在《跋易经蒙引》中云：“易岂易言哉？《传》言其理，《本义》言其占，备矣!”因此，蔡清认为，虽然《周易》最初是因卜筮而作，但却是一部蕴藏着深邃哲理的经书。综上所述，朱熹“《易》为卜筮而作”命题的提出确有超越前人之处，他恢复了《易》之本来面貌，还原了《易》之“本真”。而蔡清的“道义配祸福说”则是对朱熹“卜筮之说”的补充与深化，进一步阐明了《易》之性质和功能，纠正了象数学派和义理学派之“偏”，实属创新之论。
此《易经蒙引》十二卷，明蔡清撰。明万历刻本。九册。半页十行二十四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鱼尾，书口下有刻工。框高21.1厘米，宽14.3厘米。题“南京国子监祭酒蔡清著，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敖鲲重订”。前有林希元序。是书卷一至四为上经、卷五至八为下经、卷九至十为繫辞上传、卷十一至十二为繫辞下传。以发明朱子本义为主，其体例以本义与经文并书，但与本义每条之首加圈以示区别。《四库全书总目》入易类，于此并评价颇高，云：“朱子不全从程传，而能发明程传者，莫若朱子；清不全从《本义》，而能发明《本义》者，莫若清。醇儒心得之学，所由与争门户者异欤。”
林希元序云：“虚斋蔡子，以理学名成化、弘治间，《易说》若干卷，坊间有旧刻，顾荒缺弗理，人有遗恨，三子存微、存远、存警，雅嗣先志，各出家本以增校。予属禄仕，分心未之及也。退居暇日，始克承事，书成将刻之，庸书数言以告学者。”此为万历刻本，为巡按福建御史敖鲲取林希元本重订。敖鲲，字化甫，新喻人，隆庆二年进士。其按闽应在万历十年前，正张居正当国时。按是书有十二卷本及二十四卷本之别。十二卷本最早应有嘉靖间建阳县刻本，但今已不传。今存世者除此本外，又有万历三十八年刻本。另有明末刻本，题《重订蔡虚斋先生易经蒙引》（宋兆禴重订）。二十四卷本，一为明末敦古斋刻本；二为明末刻本，题《蔡虚斋先生易经蒙引》（葛寅亮评）。
介绍参考：刘建萍《论蔡清的“以道义配祸福”说》《闽江学院学报》2013年1月第34卷第1期
#京城探展#【国博中国古代书画展上午开幕】 近10米长宋人《辋川图卷》及任仁发《饮饲图卷》等宋元真迹首次开卷展出，文天祥存世3件墨宝之一《草书谢昌元座右辞卷》亮真容，宋高宗赵构《草书七言绝句团扇面》露脸儿……今天，52幅中国古代书画亮相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书画展”，以时间为线，较全面地展示出宋元以来近千年中国古代书画的发展脉络。展厅里，观众不仅可以品鉴精妙的书画，还可以从中窥探一些有趣的历史，其中不乏皇家往事。
闻罡为你朗读丨斯雄《杏花村记》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每到春节从北京回湖北老家过年，我都会花钱买瓶好酒孝敬父母。
记忆中，买得最多的是老“八大名酒”之一的杏花村汾酒。酒瓶呈琵琶型，白瓷质地，饰以花纹并彩画，画中题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我也因此很自然地认为，杜牧《清明》诗的发生地，是在山西。
直到有一次到安徽池州出差，当地人建议我去看一下杏花村。
“哪个杏花村？”
“就是杜牧《清明》诗中所指的杏花村呀。”
“那个杏花村不是在山西吗？”我有些愕然。
“不，是在我们池州市，贵池区城西秀山门外。”当地人很肯定地说。
我还是将信将疑。
从北村口一路走下来，杏花流泉、问酒驿、白浦荷风、唐茶村落、窥园、百杏园……唐风唐韵令人仿佛有穿越之感。杏花村文化旅游区据称以史载杏花村旧址为基础复建。村里新建有牧之楼，“牧之”二字取自杜牧存世的唯一书法作品《张好好诗》。楼内展示有《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池州府志〉》，志中记载：“杏花村，在城西里许。杜牧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陈列的史料文献还有许多，可谓旁征博引。
自古为村立志者，颇为罕见。然清康熙年间贵池人郎溪编撰有《杏花村志》十二卷，以浙江巡抚采进本收入《钦定四库全书》，为唯一入选《四库全书》的村志。至清末民初，池州人胡子正编纂有《杏花村志续集》传世。1979年版《辞海》说得更明确：“杏花村，在安徽贵池市西。向以产酒著名。《江南通志》载：唐诗人杜牧任池州刺史时，有‘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诗，即指此。”
如此看来，说杜牧笔下的杏花村在池州，也算是有据可考。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贵池便着手复建杏花村，先后建有两个杏花村文化公园。2012年开始，池州市政府开始大规模建设杏花村文化旅游区，计划建成一个集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为一体的大型民俗休闲度假区，意在恢复“十里烟村一色红”的壮观景象，将杏花村复建成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诗村”。
除了池州杏花村，全国叫杏花村、号称是杜牧《清明》诗发生地的，有不下20个。其中包括广为知晓的山西汾阳，还有湖北麻城。杜牧任池州刺史前，在黄州任刺史，麻城时为黄州辖县。而江西玉山县也有个杏花村，因杜牧曾赴江西任观察使幕……这些杏花村，多少都能找出一些史料、文献为之佐证。
考察史料可知，天下杏花村未必只一家。
村，本为乡下聚居的处所，至唐代方成为管理单元。村落的命名，或按姓氏，或据山形地貌，或取自典籍，或得自盛产之动植物，不一而足。叫杏花村，本不稀奇。但要认定哪个杏花村一定是杜牧《清明》诗的发生地，确实有难度，毕竟杜牧没有明说过。
蹊跷的是，一直到南宋前，都没有明确《清明》诗是杜牧的诗作。同时代人，杜牧的外甥裴延翰为杜牧所编纂的《樊川文集》中未收录此诗，北宋年间所编《樊川别集》乃至《樊川外集》也没有，只是在南宋年间所编《樊川续别集》里才第一次出现。清康熙年间编校的《全唐诗》，“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所收杜牧诗作，仍未见《清明》诗。明中后叶始，个别方志中才谈及杜牧与《清明》诗、杏花村的关系。难怪陈寅恪在其《元白诗笺证稿·附校补记》中说，“此诗收入明代《千家诗》节本，乃三家村课蒙之教科书，数百年来是唐诗最流行之一首。若就其出处，殊为可疑”。
更糟糕的是，《清明》诗从一开始出现，就没有明确是在何时、何地所写。历代不少学者认为，杏花是典型的唐代意象，“杏花意象”在唐时不外乎“春天的象征”“村野”“成仙”及与科举功名有关的“杏园”等寓意，至宋以后，才渐渐与“村野酒家”产生关联。
如此看来，《清明》诗中的“杏花村”，或许只是一个文学意象，并非专指某一具体村落。
《四库全书》收录《杏花村志》时，加有按语点评：“杜牧之为池阳守，清明日出游，诗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盖从言风景之词，犹之‘杨柳’‘芦荻洲’耳，必指一村以实之，则活句反为滞相矣。然流俗相沿，多喜附会古迹以夸饰土风……”读罢让人面红耳热，汗颜不已。
这倒让我一下子想到一句网络戏谑之言：“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四海为家，诸葛到处显灵，女娲遍地开花……”
可不是吗？近些年来，鉴于年代久远，又无法准确考证，类似“杏花村”这样争抢名人故里、古代名址的事屡见不鲜。甚至不管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过的人物、遗址，乃至神话、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居然也被无休止地争来夺去。
而对“杏花村”而言，其商标被一分为二，“酒”在山西，“玩”在安徽，算是各得其所了。现实点讲，如今再围绕杜牧、《清明》诗与杏花村之间的关系去作无谓的争论，既无意义也无趣。如真能借此打造既有历史又有文化的旅游胜地，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经济，倒不失为美谈。（文／斯雄） https://t.cn/AiB3zInw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每到春节从北京回湖北老家过年，我都会花钱买瓶好酒孝敬父母。
记忆中，买得最多的是老“八大名酒”之一的杏花村汾酒。酒瓶呈琵琶型，白瓷质地，饰以花纹并彩画，画中题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我也因此很自然地认为，杜牧《清明》诗的发生地，是在山西。
直到有一次到安徽池州出差，当地人建议我去看一下杏花村。
“哪个杏花村？”
“就是杜牧《清明》诗中所指的杏花村呀。”
“那个杏花村不是在山西吗？”我有些愕然。
“不，是在我们池州市，贵池区城西秀山门外。”当地人很肯定地说。
我还是将信将疑。
从北村口一路走下来，杏花流泉、问酒驿、白浦荷风、唐茶村落、窥园、百杏园……唐风唐韵令人仿佛有穿越之感。杏花村文化旅游区据称以史载杏花村旧址为基础复建。村里新建有牧之楼，“牧之”二字取自杜牧存世的唯一书法作品《张好好诗》。楼内展示有《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池州府志〉》，志中记载：“杏花村，在城西里许。杜牧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陈列的史料文献还有许多，可谓旁征博引。
自古为村立志者，颇为罕见。然清康熙年间贵池人郎溪编撰有《杏花村志》十二卷，以浙江巡抚采进本收入《钦定四库全书》，为唯一入选《四库全书》的村志。至清末民初，池州人胡子正编纂有《杏花村志续集》传世。1979年版《辞海》说得更明确：“杏花村，在安徽贵池市西。向以产酒著名。《江南通志》载：唐诗人杜牧任池州刺史时，有‘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诗，即指此。”
如此看来，说杜牧笔下的杏花村在池州，也算是有据可考。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贵池便着手复建杏花村，先后建有两个杏花村文化公园。2012年开始，池州市政府开始大规模建设杏花村文化旅游区，计划建成一个集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为一体的大型民俗休闲度假区，意在恢复“十里烟村一色红”的壮观景象，将杏花村复建成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诗村”。
除了池州杏花村，全国叫杏花村、号称是杜牧《清明》诗发生地的，有不下20个。其中包括广为知晓的山西汾阳，还有湖北麻城。杜牧任池州刺史前，在黄州任刺史，麻城时为黄州辖县。而江西玉山县也有个杏花村，因杜牧曾赴江西任观察使幕……这些杏花村，多少都能找出一些史料、文献为之佐证。
考察史料可知，天下杏花村未必只一家。
村，本为乡下聚居的处所，至唐代方成为管理单元。村落的命名，或按姓氏，或据山形地貌，或取自典籍，或得自盛产之动植物，不一而足。叫杏花村，本不稀奇。但要认定哪个杏花村一定是杜牧《清明》诗的发生地，确实有难度，毕竟杜牧没有明说过。
蹊跷的是，一直到南宋前，都没有明确《清明》诗是杜牧的诗作。同时代人，杜牧的外甥裴延翰为杜牧所编纂的《樊川文集》中未收录此诗，北宋年间所编《樊川别集》乃至《樊川外集》也没有，只是在南宋年间所编《樊川续别集》里才第一次出现。清康熙年间编校的《全唐诗》，“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所收杜牧诗作，仍未见《清明》诗。明中后叶始，个别方志中才谈及杜牧与《清明》诗、杏花村的关系。难怪陈寅恪在其《元白诗笺证稿·附校补记》中说，“此诗收入明代《千家诗》节本，乃三家村课蒙之教科书，数百年来是唐诗最流行之一首。若就其出处，殊为可疑”。
更糟糕的是，《清明》诗从一开始出现，就没有明确是在何时、何地所写。历代不少学者认为，杏花是典型的唐代意象，“杏花意象”在唐时不外乎“春天的象征”“村野”“成仙”及与科举功名有关的“杏园”等寓意，至宋以后，才渐渐与“村野酒家”产生关联。
如此看来，《清明》诗中的“杏花村”，或许只是一个文学意象，并非专指某一具体村落。
《四库全书》收录《杏花村志》时，加有按语点评：“杜牧之为池阳守，清明日出游，诗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盖从言风景之词，犹之‘杨柳’‘芦荻洲’耳，必指一村以实之，则活句反为滞相矣。然流俗相沿，多喜附会古迹以夸饰土风……”读罢让人面红耳热，汗颜不已。
这倒让我一下子想到一句网络戏谑之言：“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四海为家，诸葛到处显灵，女娲遍地开花……”
可不是吗？近些年来，鉴于年代久远，又无法准确考证，类似“杏花村”这样争抢名人故里、古代名址的事屡见不鲜。甚至不管历史上是否真实存在过的人物、遗址，乃至神话、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居然也被无休止地争来夺去。
而对“杏花村”而言，其商标被一分为二，“酒”在山西，“玩”在安徽，算是各得其所了。现实点讲，如今再围绕杜牧、《清明》诗与杏花村之间的关系去作无谓的争论，既无意义也无趣。如真能借此打造既有历史又有文化的旅游胜地，助力乡村振兴，发展经济，倒不失为美谈。（文／斯雄） https://t.cn/AiB3zI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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