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阿德勒有一个重要观点，说出烦恼的根源，令人醍醐灌顶——
他认为一切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引发人际关系矛盾的原因，源自于对别人的课题（事情）的干涉，或自己的课题（事情）被别人妄加干涉。
也就是说，若想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就要专注自己的事，不干涉别人的事。同时，自己的事也不被他人插手。
拥有清晰的自我心理边界，表现为不侵犯他人“地盘”，也不被他人侵犯。
只做“关你屁事”（自己的事）的事，不做“关我屁事”（别人的事）的事，关系才能清爽。
有人说：“任何关系走到最后，不过相识一场，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负遇见，不谈亏欠。”
做一个边界清晰的人，可能就不会被关系所累，不被无谓的人消耗。
做好自己，因为“我是一切的根源”，才能遇见相互滋养的关系，为人生助力。
他认为一切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引发人际关系矛盾的原因，源自于对别人的课题（事情）的干涉，或自己的课题（事情）被别人妄加干涉。
也就是说，若想建立良好人际关系，就要专注自己的事，不干涉别人的事。同时，自己的事也不被他人插手。
拥有清晰的自我心理边界，表现为不侵犯他人“地盘”，也不被他人侵犯。
只做“关你屁事”（自己的事）的事，不做“关我屁事”（别人的事）的事，关系才能清爽。
有人说：“任何关系走到最后，不过相识一场，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情出自愿，事过无悔，不负遇见，不谈亏欠。”
做一个边界清晰的人，可能就不会被关系所累，不被无谓的人消耗。
做好自己，因为“我是一切的根源”，才能遇见相互滋养的关系，为人生助力。
【夏朝存在400年，为何却挖不到？考古显示：大禹建的不是夏朝】
夏朝之所以称作“朝”（学术界称为夏代），是因为从夏朝开始，我国历史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所以，夏朝被《史记》列为朝代之肇始，并得到了后世所公认。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第一王朝”却困扰了我们多年，不仅仅是因为史书关于夏朝的记载语焉不详、前后矛盾，而是连考古发现都让一众学者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激辩。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上世纪末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起始年定在了约公元前2070年，距今超过了4000年。
但年代久远，并不是造成夏朝事迹模糊的主要原因，因为古史传说中的尧帝，就因陶寺考古的发现和朱书文字“文尧”的出土，而剥离了神话传说，变成了史实。
当然，关于陶寺和尧帝的关系，由于还缺少证据闭环，故而还不能一锤定音，但无论是从时间（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2300年）还是空间（尧都平阳），抑或是出土文物来看（陶寺早期文化特征的高领折肩壶、折腹盆在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中皆有体现），陶寺与尧都可谓齿轮的十个齿槽吻合了九个，对此，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用了相对谨慎的表述：“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
事实上，中国国家文明曙光的出现，可能比我们所认为的夏朝还要更早，距今5000余年的浙江良渚遗址群申遗成功，意味着良渚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认可”。
那么既然比夏朝更早的尧帝时代（距今4300年）甚至更早的良渚时代（距今5300年）都已经被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华夏文明在较早历史阶段已经演进出了国家组织，那么为什么文献记载中存续了400余年的夏朝，却如此难找呢？
目前唯一可以直接和夏文化挂钩的考古学文化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与陶寺遗址情况类似，二里头遗址也是从时间、空间和出土器物上与文献记载中的夏朝高度吻合，证实了在商文化出现之前，中原大地的确存在另一个高度发达的广域王朝。
但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至今都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夏”字这样的自证性文字。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上限，远远达不到夏朝的国祚时长。
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说共划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时二里头只是一个普通聚落，到第二期时才出现了宫殿、手工业作坊以及青铜礼乐器群，遗址规模扩大到300万平方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二里头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才突破了地域限制，出现了跨地域社会整合的迹象。
而所谓的跨地域整合，也就是说此时的华夏已经不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方国林立的新石器时代，而是发展成为按行政区划组织的成熟国家社会。
但，二里头二期的年代上限却只到了公元前1750年，此时距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出现已不足200年。换言之，无论二里头遗址能否出土自证性文字，它都只能算作是夏朝中晚期遗址了。
目前考古专家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定义，也是定性为中晚期都城。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考古发现的“夏朝”只能算半个，另外半个（也就是大禹所建立的政权），至今还没有找到。
那有没有可能是《竹书纪年》等史书记载错误，夏朝原本就只有200年国祚，其始建年代原本就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呢？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假设上推，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是大禹的生存年代出现时间差。文献记载中的大禹是与尧舜同时代的人，大禹正是通过治理洪水，才从舜帝手中获得了部落共主的地位。
而尧舜的生存年代，显然是无法晚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的，事实上，考古已证实陶寺遗址在公元前2000年衰落，在公元前1900年沦为普通聚落。所以，在陶寺和二里头之间，存在近200年时间差。
其次是大洪水证据。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5CKG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显示：公元前1900年左右早期中国出现了以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大灾难，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
根据聚落遗存的洪水冲刷痕迹判定，造成这一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正是史书记载的大洪水。但洪水出现的时间节点距二里头文化兴起，同样有着100多年的时间差。
于是，有学者试图弥补这缺失的一二百年时间，将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砦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又叫王湾三期文化）也算作了夏文化，这样从时间上，就把夏文化的上限拉长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末期。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然性，并非是由河南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
考古显示，二里头遗址中层次较低的日用陶器和小型墓葬葬俗来自河南龙山文化，鬲来自晋南龙山文化，玉器、陶尊上的“臣”字等符号来自良渚文化，不仅如此，豫东、山东、湖北的地方文化因素都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贡献了“遗传因子”。
这也再次印证了，二里头文化是多种不同族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汇聚融合后新创的产物，而这一考古发现，也印证了二里头确实是当时的广域王权的核心都邑，是国家文明的中心所在。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崛起的公元前1750年之前，华夏大地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
根据考古研究可知，在良渚之后、二里头之前，除了晋南的陶寺和陕北的石峁两个“超级聚落”外，华夏大地依然是万邦林立，绝大部分地域组织属于大大小小的酋邦，没有类似二里头文化这样的广域王权政权出现。
著名考古工作者许宏教授在著作中对此定论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大禹通过治理洪水取得了共主地位，奠定了家天下的基础，但他所建立的政权，依然未能超脱酋邦的治理模式。
大禹政权与尧舜时代的“天下”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大禹所建立的也并非是朝代（国家文明），而依然是以夏后氏血缘为纽带的方国，又遑论夏朝。
那么为什么周代以来的文献，会将大禹和启作为夏王朝的开创者呢？
这是因为夏朝处在邦国文明和国家文明的过渡阶段，很难界定其何时是邦国，何时进入了王朝国家。后人在追记夏代世系时，只是从一代著名首领大禹开始往下顺次排列，即便日后考古证实了这个世系是准确的，那也只能表明大禹是夏的一位始祖。
由于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各代首领不同时期的社会组织、政权结构什么样，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此认定大禹和启就是“王”，他们建立的政权就是夏朝。
这种情况和秦朝有点近似，秦朝同样是由邦国演变而来，但如果缺失了关于秦王嬴政灭六国的记载，仅仅凭借后人追记的秦襄公以及秦穆公、秦惠文王、秦王政等世系，我们同样很难判定，究竟哪位君主在位时是秦国，又是哪位君主在位时秦变成了秦王朝。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夏朝之所以称作“朝”（学术界称为夏代），是因为从夏朝开始，我国历史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所以，夏朝被《史记》列为朝代之肇始，并得到了后世所公认。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第一王朝”却困扰了我们多年，不仅仅是因为史书关于夏朝的记载语焉不详、前后矛盾，而是连考古发现都让一众学者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激辩。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上世纪末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起始年定在了约公元前2070年，距今超过了4000年。
但年代久远，并不是造成夏朝事迹模糊的主要原因，因为古史传说中的尧帝，就因陶寺考古的发现和朱书文字“文尧”的出土，而剥离了神话传说，变成了史实。
当然，关于陶寺和尧帝的关系，由于还缺少证据闭环，故而还不能一锤定音，但无论是从时间（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2300年）还是空间（尧都平阳），抑或是出土文物来看（陶寺早期文化特征的高领折肩壶、折腹盆在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中皆有体现），陶寺与尧都可谓齿轮的十个齿槽吻合了九个，对此，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用了相对谨慎的表述：“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
事实上，中国国家文明曙光的出现，可能比我们所认为的夏朝还要更早，距今5000余年的浙江良渚遗址群申遗成功，意味着良渚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认可”。
那么既然比夏朝更早的尧帝时代（距今4300年）甚至更早的良渚时代（距今5300年）都已经被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华夏文明在较早历史阶段已经演进出了国家组织，那么为什么文献记载中存续了400余年的夏朝，却如此难找呢？
目前唯一可以直接和夏文化挂钩的考古学文化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与陶寺遗址情况类似，二里头遗址也是从时间、空间和出土器物上与文献记载中的夏朝高度吻合，证实了在商文化出现之前，中原大地的确存在另一个高度发达的广域王朝。
但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至今都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夏”字这样的自证性文字。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上限，远远达不到夏朝的国祚时长。
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说共划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时二里头只是一个普通聚落，到第二期时才出现了宫殿、手工业作坊以及青铜礼乐器群，遗址规模扩大到300万平方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二里头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才突破了地域限制，出现了跨地域社会整合的迹象。
而所谓的跨地域整合，也就是说此时的华夏已经不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方国林立的新石器时代，而是发展成为按行政区划组织的成熟国家社会。
但，二里头二期的年代上限却只到了公元前1750年，此时距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出现已不足200年。换言之，无论二里头遗址能否出土自证性文字，它都只能算作是夏朝中晚期遗址了。
目前考古专家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定义，也是定性为中晚期都城。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考古发现的“夏朝”只能算半个，另外半个（也就是大禹所建立的政权），至今还没有找到。
那有没有可能是《竹书纪年》等史书记载错误，夏朝原本就只有200年国祚，其始建年代原本就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呢？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假设上推，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是大禹的生存年代出现时间差。文献记载中的大禹是与尧舜同时代的人，大禹正是通过治理洪水，才从舜帝手中获得了部落共主的地位。
而尧舜的生存年代，显然是无法晚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的，事实上，考古已证实陶寺遗址在公元前2000年衰落，在公元前1900年沦为普通聚落。所以，在陶寺和二里头之间，存在近200年时间差。
其次是大洪水证据。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5CKG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显示：公元前1900年左右早期中国出现了以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大灾难，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
根据聚落遗存的洪水冲刷痕迹判定，造成这一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正是史书记载的大洪水。但洪水出现的时间节点距二里头文化兴起，同样有着100多年的时间差。
于是，有学者试图弥补这缺失的一二百年时间，将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砦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又叫王湾三期文化）也算作了夏文化，这样从时间上，就把夏文化的上限拉长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末期。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然性，并非是由河南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
考古显示，二里头遗址中层次较低的日用陶器和小型墓葬葬俗来自河南龙山文化，鬲来自晋南龙山文化，玉器、陶尊上的“臣”字等符号来自良渚文化，不仅如此，豫东、山东、湖北的地方文化因素都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贡献了“遗传因子”。
这也再次印证了，二里头文化是多种不同族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汇聚融合后新创的产物，而这一考古发现，也印证了二里头确实是当时的广域王权的核心都邑，是国家文明的中心所在。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崛起的公元前1750年之前，华夏大地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
根据考古研究可知，在良渚之后、二里头之前，除了晋南的陶寺和陕北的石峁两个“超级聚落”外，华夏大地依然是万邦林立，绝大部分地域组织属于大大小小的酋邦，没有类似二里头文化这样的广域王权政权出现。
著名考古工作者许宏教授在著作中对此定论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大禹通过治理洪水取得了共主地位，奠定了家天下的基础，但他所建立的政权，依然未能超脱酋邦的治理模式。
大禹政权与尧舜时代的“天下”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大禹所建立的也并非是朝代（国家文明），而依然是以夏后氏血缘为纽带的方国，又遑论夏朝。
那么为什么周代以来的文献，会将大禹和启作为夏王朝的开创者呢？
这是因为夏朝处在邦国文明和国家文明的过渡阶段，很难界定其何时是邦国，何时进入了王朝国家。后人在追记夏代世系时，只是从一代著名首领大禹开始往下顺次排列，即便日后考古证实了这个世系是准确的，那也只能表明大禹是夏的一位始祖。
由于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各代首领不同时期的社会组织、政权结构什么样，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此认定大禹和启就是“王”，他们建立的政权就是夏朝。
这种情况和秦朝有点近似，秦朝同样是由邦国演变而来，但如果缺失了关于秦王嬴政灭六国的记载，仅仅凭借后人追记的秦襄公以及秦穆公、秦惠文王、秦王政等世系，我们同样很难判定，究竟哪位君主在位时是秦国，又是哪位君主在位时秦变成了秦王朝。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环时深度# ：“蜜月”70年，#印俄情谊有多深# 】在眼下的俄乌危机中，印度的“中立”和模糊策略颇引人关注。联合国安理会日前就俄乌危机问题举行投票时，印度投了弃权票。外界普遍分析认为，印度政府之所以没有在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明确“选边站队”，离不开印俄两国特殊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关系。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印度对俄罗斯的依赖更为严重。正如印度外长苏杰生所说，“没有俄罗斯的备件，我们的飞机飞不起来，我们的轮船无法航行”。
“蜜月期”始于上世纪50年代
印俄间联系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当时有少量俄罗斯商人和探险家辗转到达印度，成为两国互动的开端。俄罗斯行商阿法纳西·尼吉丁，在游历波斯、印度、奥斯曼帝国之后，将这段经历写成《超越三海之旅》。但受制于“山高水长”，两国实际上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生直接关联。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与沙俄为争夺中亚控制权而进入跌宕的“大博弈”时代，英属印度与沙俄的“外交关系”才在一片浓厚的猜忌氛围和战争论调下缓缓拉开帷幕。从1893年开始，英国陆续与阿富汗、沙俄签署边界协议，沙俄获准在印开设办事机构，双方才算得上真正建立了关系。及至“大博弈”时代于1907年结束、1922年苏联在“十月革命”中诞生、1947年印度独立，双方的关系也始终没有表现出太多热络。
在苏联成立早期至1954年，由于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所坚持的“不结盟政策”，印俄关系其实是在一种矛盾中曲折前行的。直到1954年2月，美国政府决定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才开始让尼赫鲁反思此前一定程度上偏西方（主要是与英国的殖民情结）的外交政策是否对路。这也间接促成尼赫鲁1955年6月对苏联的访问，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很快于当年秋天回访印度。双方领导人互访标志着印俄关系正式步入“蜜月期”。也正是在那次访问中，赫鲁晓夫作出了一个颇富争议的表态，即苏联支持印度对克什米尔地区和彼时为葡萄牙所控制的果阿邦的主权立场。虽然苏联在中印1962年边境冲突中保持“中立”，但当年却向印度转让了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的米格-21喷气式飞机的核心技术，成为两国防务领域合作的开端。
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苏印签署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第九条规定，“任何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武装冲突时”，双方均不得向该第三国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当时的尼克松政府甚至一度将该条约解读为“印度与苏联建立了非正式的同盟”。印度外交部一位前副部长去年在《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纪念该条约签署50周年，并将其形容为“印度独立后在外交和战略方面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苏联解体前，苏联一直位于印度外交政策的优先层级。英吉拉·甘地被暗杀后，接替她出任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延续了对苏友好政策，上任后的首次外访就选择莫斯科。
在苏联出兵阿富汗等问题上，印度在国际场合要么表示支持，要么态度暧昧。直到苏联解体前，苏联给予印度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有学者统计称“苏联对印度援助额超过对华援助”。
基于历史渊源和政治意愿的“包办婚姻”
苏联解体后，俄印依然保持友好关系。1993年叶利钦访印并续签《俄印友好合作条约》，普京上任后于2000年10月首次访印，双方签订《战略伙伴关系宣言》。2012年，普京在《印度教徒报》刊文称：“对俄来说，深化与印度的友谊是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印度时任国大党籍总理曼莫汉·辛格回应称：“普京总统是印度最重要的朋友，也是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缔造者”。普京与历任印度领导人均保持较为良好的关系，其中与莫迪互动不少。2017年5月31日，莫迪访俄前夕，普京专门在《印度时报》上发表题为《70年相伴：俄罗斯与印度》的署名文章纪念俄印建交70周年，谈到“俄印在政治、经济以及对外政策方面具有互动的基础，而所有的一切都基于两国的历史情谊”。
去年12月，普京访印并与莫迪会晤，这是俄领导人在疫情期间的第二次出访，可见普京对印度的重视程度。2019年4月，普京还签署行政令，授予莫迪俄罗斯最高国家勋章。
在双方的政治关系中，印对俄的诉求较多。印度一直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俄方曾明确表示支持。印度在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克什米尔两大关键问题上也需要得到俄方支持。俄官方曾表示，“印度从未扩散过核技术，我们愿意支持印方”。尽管俄现在不大可能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公开支持印度，但2019年印度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自治地位并遭到大多数国家批评时，俄表示这是“印度的内政”。分析认为，除上述现实需要外，印度密切与俄罗斯的合作也有其战略牵制和调动大国关系的考量。印度只有与俄不断靠近，才能让其在处理与美、欧、中关系时更加主动，为印度赢得更大外交周旋空间。
从俄罗斯的视角看，对印度的政治诉求主要是希望印支持普京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印度是其中的重要伙伴之一。在金砖组织、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方面，俄印也互有需求。
2018年，《环球时报》记者曾应邀在印度参加过一次印俄关系为主题的研讨会。谈到印度与美国走近时，有印度专家解释说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但俄方学者并不认同，他们非常不喜欢“印太”这个词，认为这个词是美国为维护其在该地区主导地位而发明的，并且有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嫌疑。俄方学者还告诉印度同行，俄犯了战略性错误，就是允许北约一次又一次东扩且不断超越俄对其所划定的地缘政治红线。俄学者表示，在对美关系中俄罗斯需要得到印度支持。
俄印计划双边贸易额2025年底达到300亿美元。近年来，俄印贸易额只维持在100亿美元左右，2019年高峰时也仅有111.6亿美元。而2019年中俄贸易额超过1100亿美元。
军事合作是俄印关系中的一个亮点，苏联/俄罗斯一直是印度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主要进口国。目前俄对印出口的军事装备总金额约占其近年军事出口总额的1/3以上，从1950年开始的数十年间，印度所有进口武器和军备中有2/3来自苏联/俄罗斯，只是最近一些年逐渐降至49%。记得在2018年的那次研讨会上，有俄智库专家说：“如果印度从俄罗斯的军购订单数量持续减少，那么俄将向巴基斯坦出售军事装备，包括战机和直升机。”对此，有与会印度学者一针见血地说：“印俄之间最根本的问题是只有军购一个双边关系支柱，而其他领域融入还非常不够。两国关系就像是基于历史渊源和政治意愿的‘包办婚姻’。”
印俄之间比较有代表性的军事项目是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 超音速巡航导弹。印度卖给菲律宾和日前“意外”发射到巴基斯坦境内的导弹都是这个型号。据报道，中印边境对峙期间，印度也多次用其向中国“秀肌肉”。
“印度不会背叛俄罗斯人”
俄媒非常关注印度政府此次在俄乌危机中所持的立场。“自由媒体”网13日发表题为“印度不会背叛俄罗斯人”的文章，并引用《印度时报》《印度教徒报》等多家媒体的观点称，“撇开政治色彩，所有印度专家都同意俄已为打造新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该秩序将不会被美欧单独主宰”。俄《专家》杂志网站认为，“新德里不想与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争吵，因为两国关系源远流长，而且前者正密切关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不想因此把莫斯科进一步推入北京的怀抱”。文章还表示，莫迪和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反对派都没有批评莫斯科。《生意人报》还提到，由于有印度在乌留学生在哈尔科夫死亡，目前莫迪政府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鉴于与西方日益增长的合作以及与俄罗斯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新德里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的声明中必须拼命寻求平衡。
民间层面，印度与俄罗斯的往来远没有中俄之间那样密切。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在俄工作的印度人通常都拖家带口。记者所住小区的布告栏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出售印度特产的广告，有时还有印度明星来莫斯科开演唱会的海报。莫斯科有不少印度餐馆，服务员基本都是印度人。印度1989年在莫斯科成立尼赫鲁文化中心，教授印地语、民族舞蹈和瑜伽等课程，并在俄各地开展印度文化推广活动。据圣彼得堡大学统计，目前俄罗斯教授印地语的教育机构只有十几家，其中很多是研究古代印度文化的，而开设汉语课程的俄高校有180多所。印度在俄留学生只有约1.5万人。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其中绝大多数是冲着俄低廉学费而去学医的学生。由于语言、宗教等原因，印俄通婚的比例也不算多。
从推特等社交媒体看，大多数活跃的印度网民支持莫迪政府在俄乌冲突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名叫杰伊·科塔克的网民谈到苏联1971年对印度的支持时说，“这是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挺身而出的故事”。很多印度网民还提及印度1998年进行核试验时，乌克兰方面曾表示反对。与此同时，印度多地也有民众集会呼吁世界和平，希望俄方尽快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3月15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希望印度想清楚自己在历史上的站位”。当美西方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印度对俄立场软弱时，很多印度网民也表达了不同看法。名叫斯利达·温布的网民说：“反观你们（美欧）在阿富汗和乌克兰政策上的失败，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印度？”还有印度网民称：“你们（美国）的国务院让乌克兰人相信可以信任美国，却在关键时刻让他们失望，现在为什么要来批评印度？”还有印度外交部前官员说：“美国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采取伤害印度的政策，你们向巴基斯坦提供武装并帮其成为拥核国，你们不负责任地推动北约东扩……为什么现在责怪印度？反省吧！”（《环球时报》3月17日7版文章，作者胡博峰 玉山禾）
“蜜月期”始于上世纪50年代
印俄间联系最早可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当时有少量俄罗斯商人和探险家辗转到达印度，成为两国互动的开端。俄罗斯行商阿法纳西·尼吉丁，在游历波斯、印度、奥斯曼帝国之后，将这段经历写成《超越三海之旅》。但受制于“山高水长”，两国实际上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发生直接关联。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与沙俄为争夺中亚控制权而进入跌宕的“大博弈”时代，英属印度与沙俄的“外交关系”才在一片浓厚的猜忌氛围和战争论调下缓缓拉开帷幕。从1893年开始，英国陆续与阿富汗、沙俄签署边界协议，沙俄获准在印开设办事机构，双方才算得上真正建立了关系。及至“大博弈”时代于1907年结束、1922年苏联在“十月革命”中诞生、1947年印度独立，双方的关系也始终没有表现出太多热络。
在苏联成立早期至1954年，由于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所坚持的“不结盟政策”，印俄关系其实是在一种矛盾中曲折前行的。直到1954年2月，美国政府决定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才开始让尼赫鲁反思此前一定程度上偏西方（主要是与英国的殖民情结）的外交政策是否对路。这也间接促成尼赫鲁1955年6月对苏联的访问，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很快于当年秋天回访印度。双方领导人互访标志着印俄关系正式步入“蜜月期”。也正是在那次访问中，赫鲁晓夫作出了一个颇富争议的表态，即苏联支持印度对克什米尔地区和彼时为葡萄牙所控制的果阿邦的主权立场。虽然苏联在中印1962年边境冲突中保持“中立”，但当年却向印度转让了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的米格-21喷气式飞机的核心技术，成为两国防务领域合作的开端。
在1971年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苏印签署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第九条规定，“任何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武装冲突时”，双方均不得向该第三国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当时的尼克松政府甚至一度将该条约解读为“印度与苏联建立了非正式的同盟”。印度外交部一位前副部长去年在《论坛报》上发表文章纪念该条约签署50周年，并将其形容为“印度独立后在外交和战略方面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苏联解体前，苏联一直位于印度外交政策的优先层级。英吉拉·甘地被暗杀后，接替她出任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延续了对苏友好政策，上任后的首次外访就选择莫斯科。
在苏联出兵阿富汗等问题上，印度在国际场合要么表示支持，要么态度暧昧。直到苏联解体前，苏联给予印度大量经济与军事援助，有学者统计称“苏联对印度援助额超过对华援助”。
基于历史渊源和政治意愿的“包办婚姻”
苏联解体后，俄印依然保持友好关系。1993年叶利钦访印并续签《俄印友好合作条约》，普京上任后于2000年10月首次访印，双方签订《战略伙伴关系宣言》。2012年，普京在《印度教徒报》刊文称：“对俄来说，深化与印度的友谊是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印度时任国大党籍总理曼莫汉·辛格回应称：“普京总统是印度最重要的朋友，也是印俄战略伙伴关系的缔造者”。普京与历任印度领导人均保持较为良好的关系，其中与莫迪互动不少。2017年5月31日，莫迪访俄前夕，普京专门在《印度时报》上发表题为《70年相伴：俄罗斯与印度》的署名文章纪念俄印建交70周年，谈到“俄印在政治、经济以及对外政策方面具有互动的基础，而所有的一切都基于两国的历史情谊”。
去年12月，普京访印并与莫迪会晤，这是俄领导人在疫情期间的第二次出访，可见普京对印度的重视程度。2019年4月，普京还签署行政令，授予莫迪俄罗斯最高国家勋章。
在双方的政治关系中，印对俄的诉求较多。印度一直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俄方曾明确表示支持。印度在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克什米尔两大关键问题上也需要得到俄方支持。俄官方曾表示，“印度从未扩散过核技术，我们愿意支持印方”。尽管俄现在不大可能像上世纪60年代那样在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公开支持印度，但2019年印度取消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自治地位并遭到大多数国家批评时，俄表示这是“印度的内政”。分析认为，除上述现实需要外，印度密切与俄罗斯的合作也有其战略牵制和调动大国关系的考量。印度只有与俄不断靠近，才能让其在处理与美、欧、中关系时更加主动，为印度赢得更大外交周旋空间。
从俄罗斯的视角看，对印度的政治诉求主要是希望印支持普京提出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印度是其中的重要伙伴之一。在金砖组织、上合组织等多边机制方面，俄印也互有需求。
2018年，《环球时报》记者曾应邀在印度参加过一次印俄关系为主题的研讨会。谈到印度与美国走近时，有印度专家解释说是“为了应对中国崛起”，但俄方学者并不认同，他们非常不喜欢“印太”这个词，认为这个词是美国为维护其在该地区主导地位而发明的，并且有将俄罗斯排除在外的嫌疑。俄方学者还告诉印度同行，俄犯了战略性错误，就是允许北约一次又一次东扩且不断超越俄对其所划定的地缘政治红线。俄学者表示，在对美关系中俄罗斯需要得到印度支持。
俄印计划双边贸易额2025年底达到300亿美元。近年来，俄印贸易额只维持在100亿美元左右，2019年高峰时也仅有111.6亿美元。而2019年中俄贸易额超过1100亿美元。
军事合作是俄印关系中的一个亮点，苏联/俄罗斯一直是印度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主要进口国。目前俄对印出口的军事装备总金额约占其近年军事出口总额的1/3以上，从1950年开始的数十年间，印度所有进口武器和军备中有2/3来自苏联/俄罗斯，只是最近一些年逐渐降至49%。记得在2018年的那次研讨会上，有俄智库专家说：“如果印度从俄罗斯的军购订单数量持续减少，那么俄将向巴基斯坦出售军事装备，包括战机和直升机。”对此，有与会印度学者一针见血地说：“印俄之间最根本的问题是只有军购一个双边关系支柱，而其他领域融入还非常不够。两国关系就像是基于历史渊源和政治意愿的‘包办婚姻’。”
印俄之间比较有代表性的军事项目是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 超音速巡航导弹。印度卖给菲律宾和日前“意外”发射到巴基斯坦境内的导弹都是这个型号。据报道，中印边境对峙期间，印度也多次用其向中国“秀肌肉”。
“印度不会背叛俄罗斯人”
俄媒非常关注印度政府此次在俄乌危机中所持的立场。“自由媒体”网13日发表题为“印度不会背叛俄罗斯人”的文章，并引用《印度时报》《印度教徒报》等多家媒体的观点称，“撇开政治色彩，所有印度专家都同意俄已为打造新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该秩序将不会被美欧单独主宰”。俄《专家》杂志网站认为，“新德里不想与莫斯科在乌克兰问题上争吵，因为两国关系源远流长，而且前者正密切关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关系，不想因此把莫斯科进一步推入北京的怀抱”。文章还表示，莫迪和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反对派都没有批评莫斯科。《生意人报》还提到，由于有印度在乌留学生在哈尔科夫死亡，目前莫迪政府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鉴于与西方日益增长的合作以及与俄罗斯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新德里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的声明中必须拼命寻求平衡。
民间层面，印度与俄罗斯的往来远没有中俄之间那样密切。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在俄工作的印度人通常都拖家带口。记者所住小区的布告栏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出售印度特产的广告，有时还有印度明星来莫斯科开演唱会的海报。莫斯科有不少印度餐馆，服务员基本都是印度人。印度1989年在莫斯科成立尼赫鲁文化中心，教授印地语、民族舞蹈和瑜伽等课程，并在俄各地开展印度文化推广活动。据圣彼得堡大学统计，目前俄罗斯教授印地语的教育机构只有十几家，其中很多是研究古代印度文化的，而开设汉语课程的俄高校有180多所。印度在俄留学生只有约1.5万人。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其中绝大多数是冲着俄低廉学费而去学医的学生。由于语言、宗教等原因，印俄通婚的比例也不算多。
从推特等社交媒体看，大多数活跃的印度网民支持莫迪政府在俄乌冲突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名叫杰伊·科塔克的网民谈到苏联1971年对印度的支持时说，“这是一个朋友对另一个朋友挺身而出的故事”。很多印度网民还提及印度1998年进行核试验时，乌克兰方面曾表示反对。与此同时，印度多地也有民众集会呼吁世界和平，希望俄方尽快停止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
3月15日，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希望印度想清楚自己在历史上的站位”。当美西方在社交媒体上批评印度对俄立场软弱时，很多印度网民也表达了不同看法。名叫斯利达·温布的网民说：“反观你们（美欧）在阿富汗和乌克兰政策上的失败，你们有什么资格批评印度？”还有印度网民称：“你们（美国）的国务院让乌克兰人相信可以信任美国，却在关键时刻让他们失望，现在为什么要来批评印度？”还有印度外交部前官员说：“美国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采取伤害印度的政策，你们向巴基斯坦提供武装并帮其成为拥核国，你们不负责任地推动北约东扩……为什么现在责怪印度？反省吧！”（《环球时报》3月17日7版文章，作者胡博峰 玉山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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