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节又申明贪利之害。以世人好利心重。故不惮词之重而言之复也。太上婆心。反覆叮咛。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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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节又申明贪利之害。以世人好利心重。故不惮词之重而言之复也。太上婆心。反覆叮咛。至矣尽矣。人世淫杀凶逆等罪。其事不易为。其人不多见。惟取财一道。千变万化。不可穷诘。天下无不用财之日。则天下无不取财之人。天下无不取财之人。则其取之也。义者少。而不义者多。不问可知矣。何谓义。曰。情理而已矣。取之而人乐与我。是之谓近情。是之谓义。不乐与我。则不近情而非义。取之而我可告人。是之谓合理。是之谓义。不可告人。则不合理而非义。不论多寡也。使取非其义。而可以安然受用。则亦何妨顺人心之所便。而听其施为。而太上谆谆若此训戒。知世有非义取财之人。即有非义失财之人。一人快意。一人伤心。或一人快意。而十人伤心。百人伤心。千万人伤心。天道好还。何厚于快意者。而薄于伤心者。然则冥冥中之不平。而思直其事者。必皆攘臂而起矣。太上知其故。而正言戒人曰。勿取。人不从。婉言晓人曰。不可得。人不信。即危言劝人曰。得之者不祥。人亦且图目前。不暇远虑。莫如唤醒曰。得与不得同。则人之贪也。庶少杀乎。故以漏脯鸩酒譬之。漏脯鸩酒。入口立毙者也。人虽狂愚。未有知其为漏脯鸩酒。而贪饕饮食。举筯衔杯者。知非义之财。为漏脯鸩酒。则虽万千入手。亦将举阿堵而不用矣。非得与不得同乎。夫得之而不用。天下无益之弃物也。坏尽心术。使尽机谋。以求天下。无益之弃物。夫何为乎。然漏脯之馨香。等于脍炙。鸩酒之甘美。不亚醍醐。人见其馨香甘美。又将起一幸心曰。未必果然有毒。其不引满大嚼者无几矣。迨吐之不可。下之不能。断肠裂肤。死不旋踵。而后叹见之不早也。不可为矣。菜羹麦饭。村酒山蔬。入口虽无甚味。而陶然半酣。恬然一饱。扪腹自得。其苦乐相去何如哉。证案散见上文。详明且尽。兹不再附。
【译文】这一节又申明贪图利益的危害，由于世人喜好利益的心很重，所以太上不怕用词过重，言语反复。可见太上的苦口婆心，反复叮咛，已经到了极处。其实人世间的奸淫残杀，凶恶叛逆等罪恶，并不是容易做得出来的，这种人也并不多见。只是取财的方法，千变万化，不可穷尽。天下没有不用钱的日子，而天下没有不贪取钱财的人。天下没有不贪取钱财的人，那么他获取钱财的方法，合乎义理的就少，而不合乎义理的就多，这不用问就可以知道了。什么是“义”呢？就是说：“合乎情理而已。”若是获取的时候，别人也乐意给我，这就是“合乎情理”，也就是“义”。若是获取时，别人不乐意给我，这就是“不合乎情理”，也就是 “非义”。若是获取时，我可以告诉别人，这就是“合乎义理”，也就是“义”；若是不可以告诉别人，那就是“不合义理”，就是“非义”。获取钱财不论多少，若是取得的手段不合乎义理，也可以心安理得的受用，好像也不妨碍人心和别人方便，从而就可以任其自然的去做吗？然而，太上却是这样地谆谆训诫，这是因为他知道，世上有不以义理来获取钱财的人，就会有不合义理而失去钱财的人。一个人因为获取钱财而高兴，就会有另一个人因为失去钱财而伤心；或者一个人高兴，却有十个人伤心、百个人伤心，甚至于会有千万人伤心。然而，天道是很快就会有报应的，又怎么可能单独厚待那些高兴的人，而薄待伤心的人呢？所以在冥冥之中，有人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想让这些事情公平的神明，必定会积极的去处理。太上知道其中的道理，所以才用正直的言辞来告戒世人说：“不要贪取。”但是，世人并不听从。于是，又再以委婉的言辞来告知世人说：“不可贪得。”世人还是不相信。然后，就赶紧用警惕的言辞来劝戒人说：“贪得的人会不吉祥。”世人还是只贪图眼前的利益，没有空闲的时间去往远处思考，不如唤醒世人说：“得与不得的结果都是一样。”这样世人的贪念或许会稍微减少一些，所以就用有毒的肉和毒酒来做比喻。毒肉毒酒一进到口里，人立刻就会死亡。人即使再疯狂愚昧，也不会明知它是毒肉毒酒，还要贪图饮食，举起筷子去夹起毒肉来食用，拿着杯子去装毒酒来饮用吧！知道非义之财，就是毒肉毒酒，那么即使有万千的钱财到手，也会将它看成无用之物而不敢用，这不就是得与不得都是一样了吗？至于获得而不用，那就像天下没有用处的废弃物一样。若是使尽心机、用尽计谋，来求取天下没用的废弃物，这又何苦呢？然而，毒肉的香味，等同于烧烤的细肉；毒酒的甘美，不亚于醍醐。世人看到毒肉毒酒馨香甘美，就会生起一种侥幸的心理说：“这未必一定就有毒吧！”所以，就没有几个人不斟满毒酒，不大块吃毒肉的。等到吃下去以后，吐也吐不出来，拉也拉不下去，肠断皮裂，等到快要死亡时，才感叹不能早些知道这样的结果，现在已经无法挽救了！唉！菜羹麦饭，村酒山蔬，吃在嘴里虽然没有什么味道，然而却也能高兴得喝个半醉，安然地吃饱，摸摸肚子而怡然自得，这其中地苦乐又相差有多远呢？这些案例已经分散记录在上文里，非常的明白而且详尽，在这里就不再附上案例了。

苏东坡批评佛教僧人的这类“持戒”！

宋朝时期著名大文学，同时也是佛门的居士苏东坡先生，在《中和胜相院记》中说到：“

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学之，皆入山林，践荆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脍，燔烧烹煮，以肉饲虎豹鸟乌蚊蚋，无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万亿年而后成。其不能此者，犹弃绝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实，昼日力作，以给薪水粪除，暮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师如生。务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详无数。终身念之，寝食见之，如是，仅可以称沙门比丘。虽名为不耕而食，然其劳苦卑辱，则过于农工远矣。计其利害，非侥幸小民之所乐，今何其弃家、毁服、坏毛发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欤？

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师之所谓戒者，为愚夫未达者设也，若我何用是为？剟其患，专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爱其名，治其荒唐之说，摄衣升坐，问答自若，谓之长老。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见辄反复折困之，度其所从遁，而逆闭其涂，往往面颈发赤。然业已为是道，势不得以恶声相反，则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宝月大师惟简，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为记，岂不谬哉！

然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大师惟度，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传记所不载者，因是与之游，甚熟。惟简则其同门友也。其为人，精敏过人，事佛齐众，谨严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爱，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从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国与其所以将亡而不遂灭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画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称者，故强为记之。

始居此者，京兆人广寂大师希让，传六世至度与简。简姓苏氏，眉山人，吾远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苏东坡指出，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戒律，是为愚夫未通达的人所设的。而出家僧人不应该依文解义，不观自己根机，妄加一味效法。以致于出家之后的生活，过于承受劳苦卑辱，还认为这是在持戒修行。

苏东坡先生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这样做，应该要观察自己的根机，对于有些不合适自己的做法要懂得删除，以免带来过患。而对于古人所传下的持戒修道的方法，应该要专门采取其中有利益于自己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好处。

而对于当时的不少僧人，断绝和家里亲人的关系，穿麻布僧服，吃草木果实，白天努力在寺院干活，做担水砍柴除粪的事情，晚上还要持膏火薰香，奉事他们的出家师父如生身父母一般，搞得出家后一身苦瘠，并且身口意还有各种禁止的言行想法。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是在出家修行，并且还很贪爱这样做所带来的名声。对于这些，苏东坡认为这不过是荒唐之说而已。但这些僧人虽然所做的行为并不恰当，却听不进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苏东坡才感叹佛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

苏东坡先生的见解是相当殊胜的，也正是因为苏东坡见地的过人超胜，所以才被明朝四大高僧的憨山、紫柏、蕅益、莲池四位大师所共同赞叹。

也的确如此，作为佛教徒去持戒律、去放生、造寺院、供养僧人等等行为，不应该想着这样做了之后，对他会有什么好处，也就是所谓的会有什么功德福报。这类贪求功德福报的想法，也就成了自私自利的想法。对这类不正确的自私想法，明朝王阳明先生在他的著作当中对，此有诸多的批评。

实际上这种自私的心态，也是违背佛教高僧们的教诲的。明朝高僧憨山大师在《建长寿庵记》中便说到：“苟施者不着相，则功德如空，应量无际，而果报不可思议。如是则束草滴水，粒米茎菜，皆法界性与虚空等。否则计功思利，虽施七宝满恒河沙，适足以增有为业累。况得无上福田，为菩提种子乎？”

高僧在文章当中说得很清楚，佛教徒本来就不应该贪求所谓的功德和福报。如果佛教信徒喜欢贪求功德和福报，那在寺院中捐再多的钱，造再多的寺院，也不过是增长有为的业障和拖累。更不必谈得到无上福田，成为菩提种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