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小林经验：降糖、降脂、降压、降尿酸！
仝小林院士是我国著名中医内科专家，擅长中医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代谢综合征（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等）、内分泌疾病等。仝小林院士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对治“四高”推荐几个经验方：
一、降糖方
2015年，刊登在中国中医药报上的《仝小林：从黄连降糖谈开去》文章介绍，黄连苦寒，可清热燥湿，泻火解毒，因其主要成分小檗碱降糖功效显著，故在临床上多用于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此外，仝小林院士也曾经在其主编的《脾瘅新论》书籍中分享过他的降糖方法。
1. 黄连、生姜/干姜
黄连苦寒，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生姜/干姜辛热，温中散寒。姜可制约黄连苦寒伤胃，二药合用，共奏辛开苦降、寒热并调之功，为降血糖之经验药对。
根据糖化血红蛋白、血糖、病程、年龄、体重的不同，黄连用量随之变化。
用黄连调理脾胃，多在1.5～6g；而降糖，15～45g为常用量。比如空腹血糖小于7mmol/L，黄连剂量为9～15g；空腹血糖7～10mmol/L，黄连剂量为30g；空腹血糖大于10mmol/L，黄连剂量为30～45g；糖尿病酮症最大应用至120g。
使用黄连须配伍生姜或干姜，以防苦寒伤胃。脾胃正常者，黄连：干姜为6：1；脾胃虚弱者，黄连：干姜为3：1或1：1。
如此配伍，可存其降糖之用，去其苦寒之性。一般治疗糖尿病本病，黄连使用剂量大；治疗糖尿病并发症，黄连使用剂量偏小。
2. 黄连、知母
黄连苦寒，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知母甘寒，滋肾润燥，上润肺燥、泻肺火，中清胃火、除烦渴，下滋肾阴、润肾燥而退骨蒸。二者相须为用，为降血糖之经验药对。
此方为清热生津润燥之效方。二药合用，主要针对糖尿病之“热”态与“燥”态。黄连、知母在现代药理学上均具有好的降糖功效，实为降糖之“靶”药。在2型糖尿病早中期，药对应用较广。
临床多用黄连15～45g，知母15～30g。
3. 黄连、乌梅
黄连苦寒清热；乌梅生津止渴、酸涩敛阴。二药合用，取“苦酸制甜”之意，是具有较好疗效的降糖药对。
糖尿病为一“甜病”，故苦酸可以制甜。此方黄连清胃火，乌梅生胃津，苦酸制甜以降糖。
4. 黄连、赤芍
黄连泻气热，赤芍清营热，二药合用，治疗糖尿病气营蕴热证。症状一般为口干渴，面赤，手足心热，汗多等。
如口干、口渴明显，可加知母30g、天花粉30g、西洋参6g；如汗出较多，可加山茱萸敛汗。
临床本药对可独立降糖，合用西药注意减量。
二、降脂方
此外，仝小林院士主编的《脾瘅新论》一书不仅有降糖方，还有降脂方。
1. 红曲、山楂、荷叶
红曲、山楂、荷叶三者为消膏降浊之“靶药”，常配伍使用，治疗血脂异常、肥胖者。
红曲中含有多种他汀类成分，可降低血脂和血糖。山楂消食积、入血分化瘀滞，其消膏降脂作用强。荷叶味苦涩而性平，能清暑化湿，升清阳而凉血热。三者是消膏降浊之常用药物。
山楂的常用量为30g，红曲的常用量为6～12g，荷叶的常用量为9～15g。
2. 荷叶、苍术
荷叶具有利湿、健脾升阳之功；苍术辛温燥烈，功擅祛风除湿，健脾止泻。二药合用，具有化湿祛浊之功，现代药理学上具有降血脂的作用。
舌苔厚腻为二药应用指征。
可使用大剂量苍术15～30g，荷叶一般应用至15～30g。
临床若以湿为重，化湿可配伍藿香，渗湿当用云茯苓、薏苡仁，利水用车前草、竹叶。
3. 陈皮、大腹皮
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大腹皮可行气宽中，行水消肿。二药合用，为行气运脾之要药。
4. 茵陈、红曲、生大黄
茵陈、红曲、生大黄三药合用，具有消膏调脂、通腑降浊之功。此药对适用于腹型肥胖、中重度脂肪肝患者。
临床常用剂量：茵陈15～30g，红曲3～9g，生大黄3～6g。
若腹部膨满胀大，则合用厚朴三物汤；虚胖，则配伍党参、炒白术、荷叶；肝损害，配伍赤芍、五味子、虎杖。
三、降压方
1. 夏枯草、黄芩、钩藤
2020年在中医药学术期刊《吉林中医药》刊登的《夏枯草、黄芩、钩藤治疗肝热型高血压病经验——仝小林三味小方撷萃》中介绍，仝小林院士将高血压病分为“三期六态”，指出肝热证具有“四红二干”的临床表现，“四红”指面 (目) 红、唇红、舌红、掌红，“二干”指便干、口干。
常处以靶方夏枯草、黄芩、钩藤清肝降压。该小方治疗肝热型高血压病时，降压效果显著，并可以明显减轻头晕、头痛、目赤等症状，临床疗效良好，但需注意不可长期大剂量使用。
一般用量为夏枯草30～60 g，黄芩15~30 g，钩藤15~30 g，根据兼证配合使用清热、降火、散火、行气、利湿之品。③
2. 怀牛膝、炒杜仲、桑寄生
2019年，一篇在吉林中医药刊登的《牛膝、杜仲、桑寄生治疗“肾虚态”高血压病——仝小林三味小方撷萃》文章中，仝小林院士指出，“肾虚态”为高血压病常见态势之一，此类高血压病多见于老年或久病体虚之人，常见脉压差较大，并伴有脑转耳鸣，腰部酸痛、空虚，足跟疼痛等症状。
高血压病见肾虚态者，用怀牛膝、炒杜仲、桑寄生组方补益肝肾以降压，临床可以取得良好的降压疗效。
三者常用剂量均为16～60g，其中牛膝为治疗脉压差大的靶药，最多可用至120g。
灵活配伍这3味药，可以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
3. 茺蔚子、茯苓、车前子
2020年，吉林中医药杂志刊登的一篇仝小林院士的《茺蔚子、茯苓、车前子治疗水态高血压病经验——仝小林三味小方撷萃》文章中指出，水液代谢异常是导致水态高血压的直接原因，临床表现主要为舒张压升高，脉压差减小。该病致病因素中，水湿尤为重要，常见体胖、下肢水肿等症状。
针对病因及辨证予以靶方茺蔚子、茯苓、车前子利水降压，可根据临床高血压分级及下肢水肿程度调整用量。
一般以茺蔚子15～45g，茯苓30～90g，车前子15～30g靶向降压，同时减轻水肿，共奏活血、渗湿、利水之效，必要时配合益母草、泽泻等药。
该小方降压效果显著，可明显降低舒张压、减小脉压差，有效治疗水肿，针对水态高血压患者临床疗效稳定，安全性良好。⑤
4. 石决明、珍珠母
仝小林院士在其《脾瘅新论》中分享的降压方指出，石决明平肝清热；珍珠母平肝潜阳，清肝明目，镇惊安神。二药合用，为安神降压之靶药。
治疗高血压合并眠差的患者，石决明15～30g，珍珠母9～15g。②
四、降尿酸方
仝小林院士认为，血尿酸升高是由膏人中满，气血运行不畅，积聚成浊，或进一步流注经络而成，治疗重心在脾与胃肠，利湿去浊是治疗高尿酸血症基本治法。
1. 上中下通用痛风汤
2010年，刊登在中医杂志上的《仝小林治疗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经验》指出，上中下通用痛风方为元代医家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创立，由苍术、黄柏、威灵仙、羌活、白芷、桂枝、防己、天南星、桃仁、红花、川芎、龙胆、神曲组成，有清热利湿、化痰祛瘀、通络消肿止痛的功效。
方中黄柏用量为30g，苍术15～30g，威灵仙15～30g，桂枝15～30g，配伍性捷走血分之鸡血藤30g，二药温经和血、舒筋通络。
防己、羌活祛风除湿、止痛利关节；天南星燥湿化痰、祛风；桃仁、红花、川芎活血化瘀、行气止痛；龙胆清利湿热。
方中可配伍清热解毒，主风寒湿痹之秦皮30g，具有显著止痹痛、降低尿酸的作用。
2. 当归拈痛汤
2017年一篇《仝小林院士辨治痛风经验》的文章指出，当归拈痛汤源于《医学启源》，由金元医家张元素所创，被称为治疗“湿热疼痛之圣方”。
全方由羌活、防风、升麻、葛根、苍术、白术、当归、人参、苦参、黄芩、知母、茵陈、猪苓、泽泻、甘草组成，具有通络止痛、调和气血、疏风清热利湿的作用。
仝小林院士的当归拈痛汤加减治疗痛风急性发作，可有效缓解患者临床症状，降低血尿酸水平。
当归9g，羌活9g，防风6g，天麻6g，猪苓30g，泽泻30g，茵陈15g，黄芩9g，葛根15g，苦参9g，生白术15g，炙甘草15g，威灵仙30g，秦皮15g，秦艽15g，土茯苓30g，萆薢15g，黄芪30g，生姜9g，大枣9g。
仝小林院士是我国著名中医内科专家，擅长中医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代谢综合征（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等）、内分泌疾病等。仝小林院士根据多年临床经验，对治“四高”推荐几个经验方：
一、降糖方
2015年，刊登在中国中医药报上的《仝小林：从黄连降糖谈开去》文章介绍，黄连苦寒，可清热燥湿，泻火解毒，因其主要成分小檗碱降糖功效显著，故在临床上多用于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此外，仝小林院士也曾经在其主编的《脾瘅新论》书籍中分享过他的降糖方法。
1. 黄连、生姜/干姜
黄连苦寒，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生姜/干姜辛热，温中散寒。姜可制约黄连苦寒伤胃，二药合用，共奏辛开苦降、寒热并调之功，为降血糖之经验药对。
根据糖化血红蛋白、血糖、病程、年龄、体重的不同，黄连用量随之变化。
用黄连调理脾胃，多在1.5～6g；而降糖，15～45g为常用量。比如空腹血糖小于7mmol/L，黄连剂量为9～15g；空腹血糖7～10mmol/L，黄连剂量为30g；空腹血糖大于10mmol/L，黄连剂量为30～45g；糖尿病酮症最大应用至120g。
使用黄连须配伍生姜或干姜，以防苦寒伤胃。脾胃正常者，黄连：干姜为6：1；脾胃虚弱者，黄连：干姜为3：1或1：1。
如此配伍，可存其降糖之用，去其苦寒之性。一般治疗糖尿病本病，黄连使用剂量大；治疗糖尿病并发症，黄连使用剂量偏小。
2. 黄连、知母
黄连苦寒，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知母甘寒，滋肾润燥，上润肺燥、泻肺火，中清胃火、除烦渴，下滋肾阴、润肾燥而退骨蒸。二者相须为用，为降血糖之经验药对。
此方为清热生津润燥之效方。二药合用，主要针对糖尿病之“热”态与“燥”态。黄连、知母在现代药理学上均具有好的降糖功效，实为降糖之“靶”药。在2型糖尿病早中期，药对应用较广。
临床多用黄连15～45g，知母15～30g。
3. 黄连、乌梅
黄连苦寒清热；乌梅生津止渴、酸涩敛阴。二药合用，取“苦酸制甜”之意，是具有较好疗效的降糖药对。
糖尿病为一“甜病”，故苦酸可以制甜。此方黄连清胃火，乌梅生胃津，苦酸制甜以降糖。
4. 黄连、赤芍
黄连泻气热，赤芍清营热，二药合用，治疗糖尿病气营蕴热证。症状一般为口干渴，面赤，手足心热，汗多等。
如口干、口渴明显，可加知母30g、天花粉30g、西洋参6g；如汗出较多，可加山茱萸敛汗。
临床本药对可独立降糖，合用西药注意减量。
二、降脂方
此外，仝小林院士主编的《脾瘅新论》一书不仅有降糖方，还有降脂方。
1. 红曲、山楂、荷叶
红曲、山楂、荷叶三者为消膏降浊之“靶药”，常配伍使用，治疗血脂异常、肥胖者。
红曲中含有多种他汀类成分，可降低血脂和血糖。山楂消食积、入血分化瘀滞，其消膏降脂作用强。荷叶味苦涩而性平，能清暑化湿，升清阳而凉血热。三者是消膏降浊之常用药物。
山楂的常用量为30g，红曲的常用量为6～12g，荷叶的常用量为9～15g。
2. 荷叶、苍术
荷叶具有利湿、健脾升阳之功；苍术辛温燥烈，功擅祛风除湿，健脾止泻。二药合用，具有化湿祛浊之功，现代药理学上具有降血脂的作用。
舌苔厚腻为二药应用指征。
可使用大剂量苍术15～30g，荷叶一般应用至15～30g。
临床若以湿为重，化湿可配伍藿香，渗湿当用云茯苓、薏苡仁，利水用车前草、竹叶。
3. 陈皮、大腹皮
陈皮可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大腹皮可行气宽中，行水消肿。二药合用，为行气运脾之要药。
4. 茵陈、红曲、生大黄
茵陈、红曲、生大黄三药合用，具有消膏调脂、通腑降浊之功。此药对适用于腹型肥胖、中重度脂肪肝患者。
临床常用剂量：茵陈15～30g，红曲3～9g，生大黄3～6g。
若腹部膨满胀大，则合用厚朴三物汤；虚胖，则配伍党参、炒白术、荷叶；肝损害，配伍赤芍、五味子、虎杖。
三、降压方
1. 夏枯草、黄芩、钩藤
2020年在中医药学术期刊《吉林中医药》刊登的《夏枯草、黄芩、钩藤治疗肝热型高血压病经验——仝小林三味小方撷萃》中介绍，仝小林院士将高血压病分为“三期六态”，指出肝热证具有“四红二干”的临床表现，“四红”指面 (目) 红、唇红、舌红、掌红，“二干”指便干、口干。
常处以靶方夏枯草、黄芩、钩藤清肝降压。该小方治疗肝热型高血压病时，降压效果显著，并可以明显减轻头晕、头痛、目赤等症状，临床疗效良好，但需注意不可长期大剂量使用。
一般用量为夏枯草30～60 g，黄芩15~30 g，钩藤15~30 g，根据兼证配合使用清热、降火、散火、行气、利湿之品。③
2. 怀牛膝、炒杜仲、桑寄生
2019年，一篇在吉林中医药刊登的《牛膝、杜仲、桑寄生治疗“肾虚态”高血压病——仝小林三味小方撷萃》文章中，仝小林院士指出，“肾虚态”为高血压病常见态势之一，此类高血压病多见于老年或久病体虚之人，常见脉压差较大，并伴有脑转耳鸣，腰部酸痛、空虚，足跟疼痛等症状。
高血压病见肾虚态者，用怀牛膝、炒杜仲、桑寄生组方补益肝肾以降压，临床可以取得良好的降压疗效。
三者常用剂量均为16～60g，其中牛膝为治疗脉压差大的靶药，最多可用至120g。
灵活配伍这3味药，可以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
3. 茺蔚子、茯苓、车前子
2020年，吉林中医药杂志刊登的一篇仝小林院士的《茺蔚子、茯苓、车前子治疗水态高血压病经验——仝小林三味小方撷萃》文章中指出，水液代谢异常是导致水态高血压的直接原因，临床表现主要为舒张压升高，脉压差减小。该病致病因素中，水湿尤为重要，常见体胖、下肢水肿等症状。
针对病因及辨证予以靶方茺蔚子、茯苓、车前子利水降压，可根据临床高血压分级及下肢水肿程度调整用量。
一般以茺蔚子15～45g，茯苓30～90g，车前子15～30g靶向降压，同时减轻水肿，共奏活血、渗湿、利水之效，必要时配合益母草、泽泻等药。
该小方降压效果显著，可明显降低舒张压、减小脉压差，有效治疗水肿，针对水态高血压患者临床疗效稳定，安全性良好。⑤
4. 石决明、珍珠母
仝小林院士在其《脾瘅新论》中分享的降压方指出，石决明平肝清热；珍珠母平肝潜阳，清肝明目，镇惊安神。二药合用，为安神降压之靶药。
治疗高血压合并眠差的患者，石决明15～30g，珍珠母9～15g。②
四、降尿酸方
仝小林院士认为，血尿酸升高是由膏人中满，气血运行不畅，积聚成浊，或进一步流注经络而成，治疗重心在脾与胃肠，利湿去浊是治疗高尿酸血症基本治法。
1. 上中下通用痛风汤
2010年，刊登在中医杂志上的《仝小林治疗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经验》指出，上中下通用痛风方为元代医家朱丹溪在《丹溪心法》中创立，由苍术、黄柏、威灵仙、羌活、白芷、桂枝、防己、天南星、桃仁、红花、川芎、龙胆、神曲组成，有清热利湿、化痰祛瘀、通络消肿止痛的功效。
方中黄柏用量为30g，苍术15～30g，威灵仙15～30g，桂枝15～30g，配伍性捷走血分之鸡血藤30g，二药温经和血、舒筋通络。
防己、羌活祛风除湿、止痛利关节；天南星燥湿化痰、祛风；桃仁、红花、川芎活血化瘀、行气止痛；龙胆清利湿热。
方中可配伍清热解毒，主风寒湿痹之秦皮30g，具有显著止痹痛、降低尿酸的作用。
2. 当归拈痛汤
2017年一篇《仝小林院士辨治痛风经验》的文章指出，当归拈痛汤源于《医学启源》，由金元医家张元素所创，被称为治疗“湿热疼痛之圣方”。
全方由羌活、防风、升麻、葛根、苍术、白术、当归、人参、苦参、黄芩、知母、茵陈、猪苓、泽泻、甘草组成，具有通络止痛、调和气血、疏风清热利湿的作用。
仝小林院士的当归拈痛汤加减治疗痛风急性发作，可有效缓解患者临床症状，降低血尿酸水平。
当归9g，羌活9g，防风6g，天麻6g，猪苓30g，泽泻30g，茵陈15g，黄芩9g，葛根15g，苦参9g，生白术15g，炙甘草15g，威灵仙30g，秦皮15g，秦艽15g，土茯苓30g，萆薢15g，黄芪30g，生姜9g，大枣9g。
【诗画德兴】话说德兴银山银矿遗址的价值#德兴# 话说德兴银山银矿遗址的价值
银山银矿遗址，位于德兴市银城街道天门山居委会南山坞至马脑坞一带。遗址总面积约2.14平方公里。采矿区有矿洞、巷道194处，另有大型露采坑、槽坑和大量废石堆积，地下开采深度达侵蚀基准面100米以下。国内外矿冶考古专家认为，银山采矿盛期为唐宋，它是目前中国开采时间最早、矿山规模最大、采冶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处大型银矿遗址。采矿区保护范围：东至银城与苗圃山脊分水岭，南至南山坞正湾南面山脊，西至银山矿区北面山脚，北至马脑坞山脚。建设控制地带：遗址保护范围周围外延50米。2008年12月银山银矿遗址载入国家文物局编纂的文物普查专辑《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银山银矿遗址列入。
图片
银山银矿遗址点多面广，矿井形式丰富。有横井、竖井、斜井、盲井等，采矿区与冶炼区齐全，矿渣堆积丰富。保存的矿冶遗迹宏伟壮观，地形地貌原始古朴。银山银矿遗址对研究我国银矿的开采与冶炼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
01
历史价值
银山古银矿是唐宋时期的一座大型银矿山，是唐宋时期中国白银生产的重要基地。银山古银矿在此期间的白银产量史书记载颇多。《文献通考》卷十八记载：“贞观初，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太平寰宇记》卷一○七记载：“总章二年（609），邑人邓远上列取银之利。上元二年（675）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其场即以邓公为名。”夏湘蓉、李仲钧、王根元编写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一书中评述：“岁产量就有十余万两之多。银山银矿的税率，有百分之七和百分之二十两种不同的记载。如按百分之七计算，元和初岁产银应为十七万两。又如包括德兴银山的十余万两在内，那么，饶州银山的年产量约占当时全国银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太平广记》卷104《银山老人条》引《报应记》云：“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712年）火发，万室皆尽。”据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考证，《太平广记》中的“银山老人”乃饶州银山老人，即德兴一带。这里是唐代银产量最大的银矿区，民间的开采者竟达万户以上，足见当时民间采矿的兴盛和开采大势。《唐六典》卷20记：右藏署，“掌握邦国宝货之事”。列举唐产银地“饶、道、宜、永、安南、邕等州”，以饶州为首，则饶州首推银山。北宋至道三年（997），邓公场课银14.5万两。天禧五年（1021），以银山为主要产地的德兴县产银达88.3万两，为全国之首。北宋初期至天禧五年，银场有三监、三务、五十一场，饶州德兴邓公场位列诸矿之冠。正因为德兴采银业如此兴旺，到太平兴国元年特在德兴设市银院。综上所述，从唐代中期至北宋早期银山银矿一直是中国第一大银矿，引领风骚长达三百余年。
02
科学价值
唐宋时期的德兴银山银矿遗存表明，这是一座大型矿山，其规模和采矿冶炼技术均代表当时国内先进水平，在中国矿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银山银矿具有当时的先进采冶水平，矿山开拓规模大，地下开拓系统乃至矿山整体布局科学合理。所谓开拓范围大，包括矿山规模大、露采规模大、地下井深大三个方面。
矿山规模大：《太平广记》载：“饶州银山，采户逾万”，矿山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元和郡县图志》言，银山每岁出银十余万两，收税山银千两。据历史数据统计，银山矿产出的白银相当元和时全国银产量的59%，宣宗时总额的28%。由此可见，银山矿作为唐王朝第一大银矿，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举足轻重。
露采规模大：民国27年，江西省地质调查所地质学者夏湘蓉、刘辉泗来德兴调查地质和矿产资源，并依据调查所得编撰《德兴县矿产志》（载《江西地质调查所地质汇刊第3号》）。该志载述：“银山山高约130-150公尺，峰岗错出。其间古时之废井，虽历千年仍有遗迹可考，而废石沿山坡堆积，延长约二里，高达百公尺，犹可藉以推想昔日工程之伟大。银井位于县城东约半里，井旁为古时冶银处（昔称邓公场），炼渣堆积如山，遥望之一片黑色，面积约计达一方里以上。”银山采掘之历史，亘四百余年，产量之丰，可以想见。矿产志介绍了古银山银矿的露天开采情况：“银山在西南里许山坝上，有一狭长深沟，沿山坡直上，走向约为东西，因无路可通，未至近前观察，但其为古人沿矿脉露头作露天开掘之遗迹。”夏、刘两位地质学者认为，“银山之银矿，就矿山遗迹及历史记载考之，其藏量丰富，殊无足疑，第因采掘历史悠久，地面易采部分，殊已告罄。”卢本珊在《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一书中述及上世纪70年代所见银山古银矿遗存：“江西德兴银山高约130-150米，矿床为低温热液，矿体多呈扁豆体，薄者2米，厚达20米，充填于千枚岩中并交代变质古火山岩，规模大，含银量特富，矿体上部出露地表，因而被古人充分进行露天开采。露采位于银山西南山坡上，沿矿脉由低向高向山坡直上，开凿一狭长的凹陷露天采场，走向为东西。”近年，市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银山古银矿遗存进行考察调查。考察调查所见，遗存在南山坞的1、2号塌陷区，其上部应是古代二大露采坑，其底部则是古代地下采场，由于地下被采空，故形成大塌陷坑。全封闭的露采坑大多呈椭圆形，长径约500米、短径约300米，这种露采坑矿体处于山脊中部。还有一种是矿体处于山坡，往往形成单壁壑沟式山坡露天矿。在仙人架板、十八脚均有这种垫堑沟式露采探槽，长120-100米，宽9-12米，深5-13米。
地下井深大：银山古银矿的地下开采距地表深达30-40米，采用竖井和平巷、斜巷联合开拓。井巷采场位于矿体内部，采掘方向沿矿体走向。当井巷开拓到纵深处时，往往形成地下主采场，高度一般都有3-8米，采场面积有的达50平方米以上。井巷和采场设计施工都在矿体内。采空区的布局方法采用宝塔形，即几个叠压的采空区，上面比下面大，在平面投影上，由西北往东南方向错位布置，避免完全重叠，形成下层采场的围岩成为上层采场的矿柱，其布局反映了唐宋工匠对于地下管理的认识处于一个很高水平。这样设计，有利于地下开拓规模进一步扩大，使地下回采工艺达到了新的水平。竖井有大中小型之别，大井筒直径达3米，深度达30-40米不等，井底两对壁有巷道延伸至地下深部采矿。
科学布局的地下开拓系统是古银山矿先进技术水平的体现。古银山矿的地下开拓方法灵活多样，适应了矿体地质构造，符合安全开采的要求。地下开拓系统主要是平巷、斜巷沿矿体走向开拓，常常在巷道的尽头开拓采场。为追踪富矿，往往根据矿脉走向，采用树枝状不规则矿洞挖取富矿，扩大采掘面。还有一种方法是当平巷或斜巷向前掘进一段后，开掘大的地下采场，采取留柱空场法，即房柱法采矿，以此最大限度地开采富矿带，并保证采空区的稳定性。
银山矿的布局及其设计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矿山的平面布置结合了地形、地质条件和生产工艺要求，做到有利生产。古代矿山工业场地包括井架、井口棚、筛分场、选矿场、贮矿场、废石场以及工具制造场。当时矿工使用的瓷陶器有罐、壶、碗、灯等，主要是饮食器，大多在矿洞前废石堆内发现。同时还发现兽骨，竹火签头、木炭等，说明当时矿工大多数时间在作业区野外露餐。另外，从采集到的唐代青瓷器残件和宋代青白瓷残件的分布点判断，似乎可以看到唐宋时期矿区分布规律：唐代采区主要在银城洎水河沿的低山处，即南山坞一带；宋代矿区主要分布在路途更远的山腰中段以上。露采坑，唐代选择围岩含砂石土的封闭式椭圆形大坑。宋代则改为剥离比更少，含富矿的全裸露坚硬岩石矿，多采用长达百余米的探槽法。
银井
古代冶银场集中于矿山西北角的铁石山，冶炼场一带分布有水井群。宋太平兴国元年（976）设立的市银院即官府收购银矿石或银锭，核收银山税的专门机构也设于此。从《德兴县志》有关银城的古代城廓图看，旧时的官署机构，以及书院、寺庙、塔等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在铁石山冶炼场一带。虽是明清建筑，但仍是历史传承地。后人为纪念邓公场创办者邓远而兴建的邓公祠在铁石山，北宋江南名楼聚远楼旧址亦在这一带。银山古银矿的开发，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德兴县城以银城为名就是最好的诠释。
03
社会价值
银山古银矿遗存是中国迄今所见保存矿山历史风貌和矿业遗迹最为丰富、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银矿业遗存。银山古银矿规模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现存的银矿山中也是少见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古银山矿及其遗存与欧州、亚州的著名古银矿及其遗存作一比较，看看银山古银矿及其遗存在世界银采冶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银山矿的始采年代约公元616年，时值盛唐时代。以采矿、冶炼为主，采用民采官收，官方监管制度。矿冶技术为露采和地下开采相结合，灰吹法炼银。生产环境与城镇关联，人文传说丰富，传说有神鹿。银山古银矿为唐代至北宋前期中国最大的银矿。值得一提的是，银山银矿至今还在正常生产。银山银采冶遗址是当今国内历史风貌和采冶遗迹最为丰富完整，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古银采业遗存。德国的格拉斯拉尔银矿，始采于德意志王公时代（约公元968年），为御用矿山。今银矿周边存有古城和古今采银遗迹，环境与古城关联，传说有神马。格拉斯拉尔银矿遗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亚州的日本石见银矿，始采于江户时代（约公元1564年），遗存有古城和开采冶炼遗迹。使用灰吹法炼银，矿山属海岛矿山。石见银矿遗址近年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内其它古银矿遗址，大多为明代遗存，少数为宋代遗存，规模和历史风貌的丰富和完整等方面均不及银山古银矿遗址。综上所述，银山古银矿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已知的开采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银矿之一；银山古银矿遗址是国内外罕见的古银采业遗存，是人类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银山银矿遗址，位于德兴市银城街道天门山居委会南山坞至马脑坞一带。遗址总面积约2.14平方公里。采矿区有矿洞、巷道194处，另有大型露采坑、槽坑和大量废石堆积，地下开采深度达侵蚀基准面100米以下。国内外矿冶考古专家认为，银山采矿盛期为唐宋，它是目前中国开采时间最早、矿山规模最大、采冶技术最为先进的一处大型银矿遗址。采矿区保护范围：东至银城与苗圃山脊分水岭，南至南山坞正湾南面山脊，西至银山矿区北面山脚，北至马脑坞山脚。建设控制地带：遗址保护范围周围外延50米。2008年12月银山银矿遗址载入国家文物局编纂的文物普查专辑《2008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重要新发现》。2013年5月3日，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银山银矿遗址列入。
图片
银山银矿遗址点多面广，矿井形式丰富。有横井、竖井、斜井、盲井等，采矿区与冶炼区齐全，矿渣堆积丰富。保存的矿冶遗迹宏伟壮观，地形地貌原始古朴。银山银矿遗址对研究我国银矿的开采与冶炼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
01
历史价值
银山古银矿是唐宋时期的一座大型银矿山，是唐宋时期中国白银生产的重要基地。银山古银矿在此期间的白银产量史书记载颇多。《文献通考》卷十八记载：“贞观初，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太平寰宇记》卷一○七记载：“总章二年（609），邑人邓远上列取银之利。上元二年（675）因置场监，令百姓任便采取，官司什二税之，其场即以邓公为名。”夏湘蓉、李仲钧、王根元编写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一书中评述：“岁产量就有十余万两之多。银山银矿的税率，有百分之七和百分之二十两种不同的记载。如按百分之七计算，元和初岁产银应为十七万两。又如包括德兴银山的十余万两在内，那么，饶州银山的年产量约占当时全国银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九。”《太平广记》卷104《银山老人条》引《报应记》云：“采户逾万，并是草屋，延和中（712年）火发，万室皆尽。”据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考证，《太平广记》中的“银山老人”乃饶州银山老人，即德兴一带。这里是唐代银产量最大的银矿区，民间的开采者竟达万户以上，足见当时民间采矿的兴盛和开采大势。《唐六典》卷20记：右藏署，“掌握邦国宝货之事”。列举唐产银地“饶、道、宜、永、安南、邕等州”，以饶州为首，则饶州首推银山。北宋至道三年（997），邓公场课银14.5万两。天禧五年（1021），以银山为主要产地的德兴县产银达88.3万两，为全国之首。北宋初期至天禧五年，银场有三监、三务、五十一场，饶州德兴邓公场位列诸矿之冠。正因为德兴采银业如此兴旺，到太平兴国元年特在德兴设市银院。综上所述，从唐代中期至北宋早期银山银矿一直是中国第一大银矿，引领风骚长达三百余年。
02
科学价值
唐宋时期的德兴银山银矿遗存表明，这是一座大型矿山，其规模和采矿冶炼技术均代表当时国内先进水平，在中国矿冶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银山银矿具有当时的先进采冶水平，矿山开拓规模大，地下开拓系统乃至矿山整体布局科学合理。所谓开拓范围大，包括矿山规模大、露采规模大、地下井深大三个方面。
矿山规模大：《太平广记》载：“饶州银山，采户逾万”，矿山规模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元和郡县图志》言，银山每岁出银十余万两，收税山银千两。据历史数据统计，银山矿产出的白银相当元和时全国银产量的59%，宣宗时总额的28%。由此可见，银山矿作为唐王朝第一大银矿，其经济和政治地位举足轻重。
露采规模大：民国27年，江西省地质调查所地质学者夏湘蓉、刘辉泗来德兴调查地质和矿产资源，并依据调查所得编撰《德兴县矿产志》（载《江西地质调查所地质汇刊第3号》）。该志载述：“银山山高约130-150公尺，峰岗错出。其间古时之废井，虽历千年仍有遗迹可考，而废石沿山坡堆积，延长约二里，高达百公尺，犹可藉以推想昔日工程之伟大。银井位于县城东约半里，井旁为古时冶银处（昔称邓公场），炼渣堆积如山，遥望之一片黑色，面积约计达一方里以上。”银山采掘之历史，亘四百余年，产量之丰，可以想见。矿产志介绍了古银山银矿的露天开采情况：“银山在西南里许山坝上，有一狭长深沟，沿山坡直上，走向约为东西，因无路可通，未至近前观察，但其为古人沿矿脉露头作露天开掘之遗迹。”夏、刘两位地质学者认为，“银山之银矿，就矿山遗迹及历史记载考之，其藏量丰富，殊无足疑，第因采掘历史悠久，地面易采部分，殊已告罄。”卢本珊在《中国古代金属矿和煤矿开采工程技术史》一书中述及上世纪70年代所见银山古银矿遗存：“江西德兴银山高约130-150米，矿床为低温热液，矿体多呈扁豆体，薄者2米，厚达20米，充填于千枚岩中并交代变质古火山岩，规模大，含银量特富，矿体上部出露地表，因而被古人充分进行露天开采。露采位于银山西南山坡上，沿矿脉由低向高向山坡直上，开凿一狭长的凹陷露天采场，走向为东西。”近年，市组织有关专家学者对银山古银矿遗存进行考察调查。考察调查所见，遗存在南山坞的1、2号塌陷区，其上部应是古代二大露采坑，其底部则是古代地下采场，由于地下被采空，故形成大塌陷坑。全封闭的露采坑大多呈椭圆形，长径约500米、短径约300米，这种露采坑矿体处于山脊中部。还有一种是矿体处于山坡，往往形成单壁壑沟式山坡露天矿。在仙人架板、十八脚均有这种垫堑沟式露采探槽，长120-100米，宽9-12米，深5-13米。
地下井深大：银山古银矿的地下开采距地表深达30-40米，采用竖井和平巷、斜巷联合开拓。井巷采场位于矿体内部，采掘方向沿矿体走向。当井巷开拓到纵深处时，往往形成地下主采场，高度一般都有3-8米，采场面积有的达50平方米以上。井巷和采场设计施工都在矿体内。采空区的布局方法采用宝塔形，即几个叠压的采空区，上面比下面大，在平面投影上，由西北往东南方向错位布置，避免完全重叠，形成下层采场的围岩成为上层采场的矿柱，其布局反映了唐宋工匠对于地下管理的认识处于一个很高水平。这样设计，有利于地下开拓规模进一步扩大，使地下回采工艺达到了新的水平。竖井有大中小型之别，大井筒直径达3米，深度达30-40米不等，井底两对壁有巷道延伸至地下深部采矿。
科学布局的地下开拓系统是古银山矿先进技术水平的体现。古银山矿的地下开拓方法灵活多样，适应了矿体地质构造，符合安全开采的要求。地下开拓系统主要是平巷、斜巷沿矿体走向开拓，常常在巷道的尽头开拓采场。为追踪富矿，往往根据矿脉走向，采用树枝状不规则矿洞挖取富矿，扩大采掘面。还有一种方法是当平巷或斜巷向前掘进一段后，开掘大的地下采场，采取留柱空场法，即房柱法采矿，以此最大限度地开采富矿带，并保证采空区的稳定性。
银山矿的布局及其设计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矿山的平面布置结合了地形、地质条件和生产工艺要求，做到有利生产。古代矿山工业场地包括井架、井口棚、筛分场、选矿场、贮矿场、废石场以及工具制造场。当时矿工使用的瓷陶器有罐、壶、碗、灯等，主要是饮食器，大多在矿洞前废石堆内发现。同时还发现兽骨，竹火签头、木炭等，说明当时矿工大多数时间在作业区野外露餐。另外，从采集到的唐代青瓷器残件和宋代青白瓷残件的分布点判断，似乎可以看到唐宋时期矿区分布规律：唐代采区主要在银城洎水河沿的低山处，即南山坞一带；宋代矿区主要分布在路途更远的山腰中段以上。露采坑，唐代选择围岩含砂石土的封闭式椭圆形大坑。宋代则改为剥离比更少，含富矿的全裸露坚硬岩石矿，多采用长达百余米的探槽法。
银井
古代冶银场集中于矿山西北角的铁石山，冶炼场一带分布有水井群。宋太平兴国元年（976）设立的市银院即官府收购银矿石或银锭，核收银山税的专门机构也设于此。从《德兴县志》有关银城的古代城廓图看，旧时的官署机构，以及书院、寺庙、塔等城市地标性的建筑都在铁石山冶炼场一带。虽是明清建筑，但仍是历史传承地。后人为纪念邓公场创办者邓远而兴建的邓公祠在铁石山，北宋江南名楼聚远楼旧址亦在这一带。银山古银矿的开发，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德兴县城以银城为名就是最好的诠释。
03
社会价值
银山古银矿遗存是中国迄今所见保存矿山历史风貌和矿业遗迹最为丰富、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银矿业遗存。银山古银矿规模不仅在国内首屈一指，在世界现存的银矿山中也是少见的。
在此，我们不妨将古银山矿及其遗存与欧州、亚州的著名古银矿及其遗存作一比较，看看银山古银矿及其遗存在世界银采冶业中的历史地位和价值。银山矿的始采年代约公元616年，时值盛唐时代。以采矿、冶炼为主，采用民采官收，官方监管制度。矿冶技术为露采和地下开采相结合，灰吹法炼银。生产环境与城镇关联，人文传说丰富，传说有神鹿。银山古银矿为唐代至北宋前期中国最大的银矿。值得一提的是，银山银矿至今还在正常生产。银山银采冶遗址是当今国内历史风貌和采冶遗迹最为丰富完整，规模最大、年代最为久远的古银采业遗存。德国的格拉斯拉尔银矿，始采于德意志王公时代（约公元968年），为御用矿山。今银矿周边存有古城和古今采银遗迹，环境与古城关联，传说有神马。格拉斯拉尔银矿遗址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亚州的日本石见银矿，始采于江户时代（约公元1564年），遗存有古城和开采冶炼遗迹。使用灰吹法炼银，矿山属海岛矿山。石见银矿遗址近年亦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国内其它古银矿遗址，大多为明代遗存，少数为宋代遗存，规模和历史风貌的丰富和完整等方面均不及银山古银矿遗址。综上所述，银山古银矿是目前国内，乃至世界上已知的开采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银矿之一；银山古银矿遗址是国内外罕见的古银采业遗存，是人类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遗产。
合于神明
何怕之有
很多人
怕走夜路
怕黑房间
通俗点说
就是怕鬼
这个情况
古已有之
王阳明的
学生陆澄
问王阳明：
人怕夜鬼
夜里怕鬼
阳明是：
只是平日
不能"集义"
心有所慊
故怕
若是素行
合于神明
何怕之有
日常行为
符合神明
神明：
阳明先生
所处明朝
仍很多人
相信鬼神
一代大儒
的王阳明
对于鬼神即
“敬而远之”
而此处的神明
联系阳明先生
一贯所倡导的
“存天理灭人欲”
其实就是说
完善的道德
其实平日里所说的：
“举头三尺有神明”
也是指的这个意思
人心的道德
或者说标准
会对自己
所行恶事
有所察觉
以及厌恶
阳明认为：
怕的心理
首先就是
心术不正
的表现了
已被鬼迷：
好色，即已被，色鬼迷
贪财，即已被，财鬼迷
不该发怒而发
是已被怒鬼迷；
不该害怕而怕
是已经被鬼迷
平生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亏心事：
不外乎
得了不该得的财，怕被人发现
受了不该受的色，怕老婆知道
害了不该害的人，怕别人谴责
其实皆是
欲望作祟
酒色财气而已
没有守住本心
阳明认为：
心外无物
凡是受到外界事物影响
皆本心不正
被欲望牵绊
外面的敌人并不可怕
最难对付的是自己
是自己的本心
不断
提升自己心灵
提升道德素质
方可抵御
外界诱惑
本心光大坦荡
自然无物可侵
炼心：君子慎独
“神”与“神明”
究竟系何物
医学界对“谁主神明”
的争论，由来已久
李时珍的“脑为元神之府”
王清任的“记性在脑不在心”
就是其例
自西方医学传入中国
思维意识活动
在脑不在心
尽人皆知
“心主神明”就成了西方医学
否定中医科学性的第一靶点
所以，求证
中医学上的
“神”与“神明”
究竟系何物
成为中医学
能否顺利“突围”西方医学
否定中医学科学性的关键
“心藏神”、
“心主神明”
源于《内经》
然《内经》
文简、
意博、
理奥
复经
斗转星移，岁月淹流，
文字语义，变化层叠
加之汉字
一字多义现象比比皆是
后人训解难免有所谬误
历代众多
医家误将
“心藏神”、
“心主神明”
之说
作为大脑
第二信号系统
思维意识活动
归属于心的著名论点
即是此种谬误之体现
此谬误
袭以成弊
使《内经》
原本井然的
大脑理论
处于混乱
即便现代
高等中医院校教材
也未摆脱此种混乱
这是中医学术上
至今未予澄清的
一大概念误区
穷本溯源
导致这一
学术性的
概念误区
原因有三：
一是
对“神”与“神明”
的概念认识失真；
二是
将《八正神明论》
所启迪的，对于神的
认识方法和认识过程
错误理解为神之本身；
三是将《灵枢·本神》
“任物者谓之心”中的
心字误释为脏象之心
由于以上三者的关联
于是“心”
就被误认为
大脑第二信号
系统功能之主体
本文
兹就上述的
概念失真和
经文误释的
问题澄清如下
还其本来面目：
（一）、
《内经》的“神”与“神明”
无一是指思维意识活动
《内经》论神
每与形联在一起
《八正神明论》：
养神知形之肥瘦
荣卫血气之盛衰
然夫子言形与神
何谓形，何谓神
《灵枢·决气篇》：
两神相搏，合而成形
《上古天真》：
古人知道
形与神俱
尽终天年
《淮南子》
对神解释云：
精神者
所以原本
人所由生
而晓悟其
形骸九窍
取象于天
合同其气血与雷霆风雨
比类其喜怒与昼宵寒暑
《广雅》：
与，如也
此古文通借字
《淮南子》
扼要点明，精神是一种
“晓悟其形骸九窍”的“象”
生动形象地描述了
血气之相从“如雷霆风雨”
喜怒之相反“如昼宵寒暑”
之“神之变”的动态特征
故中医学上的“神”
是相对于形而言
的“形神兼备”之神
生命活力通过
不同生理形态
而体现的一种
由内而外的
精神气蕴
是
精神、神气、
神志、神彩
等同类概念
的统称
它存在于诸如：
脉搏、色泽、声音、
视听、感知、意识、
思维、语言、动作
等系列生理形态的过程之中
但却决不是这些过程之本身
“神明”
是神的概念
的动态延伸
试比照
《灵枢》
《素问》
对心与神
心与神明
的论述
其义自明
《灵枢·邪客》：
心者
脏腑之大主
精神之所舍
《灵兰秘典论》：
心者
君主之官
神明出焉
“腑腑之大主”与“君主之官”义同
然
一“舍”一“出”，一静一动，
“神”与“神明”，昭然各判
静者象也，“精神”也；
动者态也，“神明”也
所以“神明”者，精神之状态也
泛指生命表现之正常精神状态
“神明”与“精明”
系《内经》
表达生命状态
的两个特定用语
明者
日月之光辉
阴阳之有序
明亮清晰之谓
彰明显示之义
“神明”一词，在
《阴阳应象》和
《移精变气》中
都有精确的阐述
都与“变化”联系
在一起
《阴阳应象》：
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
治病必求本
“神明”指的是
生命运动变化
（即状态）
之规律
所以强调其
“治病必求于本”
《移精变气论》更是
进一步提出
使生命运动，如何处于
正常状态的，具体治法
——“理色脉而通神明”
文章提出：
“得神者昌
失神者亡”
的科学论断
该经文
要旨是：
“理色脉”
而使之
色脉相应
即是“合于神明”
就可“远死近生”
《内经》，
虽篇章众多，内容浩瀚，
但逻辑严谨，互为呼应
我们不妨以《内经》的其它篇章
来去印证该经文对“神明”的论述
《脉要精微》：
精明五色
气之华也；
《灵枢·本神》：
两精相搏为之神；
《六节脏象》：
心者，生之本，神之变；
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
《易系辞》：
精义入神
以致用也
“精明”者
精的神异
活性功能
彰明显示
泛指
正常生理
功能状态
综合上述：
色为精之明
亦乃神之华；
神为精所搏
亦乃脉所舍
故色脉者
神之所凭
所以视其色脉之变
也即知其“神之变”
神之变者动态也，“神明”也
此即“理色脉而通神明”之义
反之
神失其常度
即“神明之乱”
《灵枢·天年》：
神有余，则笑不休
神不足，则悲
《脉要精微论》：
衣被不敛，言语善恶
不避亲疏，神明之乱
“乱”者，精神状态之乱
“理色脉而通神明”治之
智虑自可
还其本来
临床常见
由此足以表明：
《内经》所论
“神”与“神明”
无一是指
第二信号系统的
思维意识活动
（二）、
《八正神明论》
“何谓神”之理解
应重在领会
其文义基点
《八正神明论》
在答复了“何谓形”之后
对“何谓神”作了
启迪性答复
原文是：
请言神，
神乎神，
耳不闻
目明心开而志先
慧然独悟，
口弗能言，
俱视独见
适若昏，昭然独明：
若风吹云，故曰神
对该经文的理解
首先要肯定其文义基点是
启迪读者如何去认识“神”
因为“神”
这东西
既听不见
又不能用
语言表达
所以
作者只能用引导的方式
启迪读者如何去认识它
“目明心开而志先”
是指导其认识方法；
“独悟”、“独见”、“独明”
是运用
这一方法对神认知的
由浅入深的必然过程
最后“独明”其旨：
神是一种
“若风吹云”
而不断变动
的精神气蕴
“神乎神”
是一种句式
并不是强调
其神的神奇
有的注释本，
就是因为，没有明确
文义基点而望文生义
误将对神的
认知方法和过程
喻其为神之功能
以至
延伸为思维意识
不谛南辕北辙
（三）、
“任物者谓之心”的“心”字
是感知力
并非脏象
脏腑之心
《灵枢·本神第八》是
《内经》
对大脑第二信号
系统功能论述
最为详尽的章节
但最易令人错误领会的是：
“任物者为之心”的“心”字
历代注家都将此字
误释为脏腑之“心”
由此导致了
思维意识活动
源自心的误区
此正是
西方医学否定其
中医大脑理论
科学性的
主要依据
评释该
“心”字涵义
从原文着手
该节原文为：
黄帝：
凡刺之法
先本于神
血、脉、营、
气、精、神，
五藏之所藏
至其淫溢离藏
则精失
魂魄飞扬，
志意恍乱，
智虑去身者，
何因而然乎？
天之罪与？
人之过乎？
何谓德气生
精、神、魂、魄、心、
意、志、思、智、虑
岐伯答曰：
天之在我者德也，
地之在我者气也，
德流气薄
而生者也
故生之来，谓之精，
两精相搏，谓之神，
随神往来，谓之魂，
并精出入，谓之魄，
所以：
任物者，谓之心，
心有所忆谓之意，
意之所存谓之志，
因志存变谓之思，
因思远慕谓之虑，
因虑处物谓之智
中国文字
一字多义是
普遍现象，
该文的
“心”字义，
我们不妨
从古文文法
和语法角度
来加以评释：
对古文理解，
必须要重视
全篇文义贯穿，
否则文义不伦
该经文
从“故生之来谓之精”
至“因虑而处物谓之智”
这一层次
是对前问答句：
“精、神、魂、
魄、心、意、
志、思、智、虑”
概念的具体阐述
“任物者谓之心”的心字，
与前问答句中的“心”
前呼后应
一脉相承
属于同一词义
试观问答句：
何谓德气生
精、神、魂、
魄、心、意、
志、思、智、虑？
请问其故
岐伯答曰：
天之在我者德也，
地之在我者气也，
德流气薄
而生者也
前为提问句，
后为陈述句
“德流气薄
而生者也”，
是承提问句
所作的答复
“者”为指示代词，
代指人或事物，
这里是代指
提问句中的：
“精、神、魂、
魄、心、意、
志、思、智、虑”
“者”作为指示代词
必须附在形容词、动词
或动词性词组的后面
这里的“生”
不是形容词
而是动词
“生者也”是动宾结构
“也”，表示肯定语气
那么
“者”所代指的
“精、神、魂、
魄、心、意、
志、思、智、
虑 ”
是一气呵成
的并列宾语
这种
并列宾语的内涵
必须是同一属性
既然
“精、神、魂、
魄、意、志、
思、智、虑”
均为精神意识
范畴的抽象概念
唯独“心”是腑象脏腑
之具体概念可乎？
此
文义不属
文法结构，所不许也
古人不做，此等文章
再释其
“任物者谓之心”的后续经文
对精神意识活动的递进性表述：
心有所忆，谓之意
意之所存，谓之志
因志存变，谓之思
因思远慕，谓之虑
因虑处物，谓之智
其修辞特点是
前后句与句首句尾之间
内容层层相因，层层递进，
每一句的，首尾词性相同
倘独一“心”字为脏腑
则“心有所忆谓之意”
一句因首尾词性不同
而变得不伦不类矣
全篇
经文之华美
被毁之贻尽
故该节经文之“心”字
非脏象脏腑之心
当与
“精、神、魂、
魄、意、志、
思、智、虑”
为同一内涵
与现代汉语的
“心不在焉”、
“小心火车”、
“心驰神往”
等心字其义类同
是包括
感觉、知觉、
情感，注意
等在内的
对客观事物
的感知力
通过上述疑问之澄清
证明中医学上的“神”
是相对于形而言的
“形神兼备”之神
是生命活力
在生理病理
形态上
的体现
“神明”指的
是生命表现
的精神状态
它们都
不是思维意识活动
更非智力智商之谓
“心主神明”
是中医学用以
表达心的功能
与生命状态之间
生理病理关系的
经典名言
立足于
西医学者
未谙“神明”
之科学内涵
却从解剖学的
思维意识角度
提出“脑主神明”
以期取代
“心主神明”
得失大矣
何怕之有
很多人
怕走夜路
怕黑房间
通俗点说
就是怕鬼
这个情况
古已有之
王阳明的
学生陆澄
问王阳明：
人怕夜鬼
夜里怕鬼
阳明是：
只是平日
不能"集义"
心有所慊
故怕
若是素行
合于神明
何怕之有
日常行为
符合神明
神明：
阳明先生
所处明朝
仍很多人
相信鬼神
一代大儒
的王阳明
对于鬼神即
“敬而远之”
而此处的神明
联系阳明先生
一贯所倡导的
“存天理灭人欲”
其实就是说
完善的道德
其实平日里所说的：
“举头三尺有神明”
也是指的这个意思
人心的道德
或者说标准
会对自己
所行恶事
有所察觉
以及厌恶
阳明认为：
怕的心理
首先就是
心术不正
的表现了
已被鬼迷：
好色，即已被，色鬼迷
贪财，即已被，财鬼迷
不该发怒而发
是已被怒鬼迷；
不该害怕而怕
是已经被鬼迷
平生不做，亏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门
亏心事：
不外乎
得了不该得的财，怕被人发现
受了不该受的色，怕老婆知道
害了不该害的人，怕别人谴责
其实皆是
欲望作祟
酒色财气而已
没有守住本心
阳明认为：
心外无物
凡是受到外界事物影响
皆本心不正
被欲望牵绊
外面的敌人并不可怕
最难对付的是自己
是自己的本心
不断
提升自己心灵
提升道德素质
方可抵御
外界诱惑
本心光大坦荡
自然无物可侵
炼心：君子慎独
“神”与“神明”
究竟系何物
医学界对“谁主神明”
的争论，由来已久
李时珍的“脑为元神之府”
王清任的“记性在脑不在心”
就是其例
自西方医学传入中国
思维意识活动
在脑不在心
尽人皆知
“心主神明”就成了西方医学
否定中医科学性的第一靶点
所以，求证
中医学上的
“神”与“神明”
究竟系何物
成为中医学
能否顺利“突围”西方医学
否定中医学科学性的关键
“心藏神”、
“心主神明”
源于《内经》
然《内经》
文简、
意博、
理奥
复经
斗转星移，岁月淹流，
文字语义，变化层叠
加之汉字
一字多义现象比比皆是
后人训解难免有所谬误
历代众多
医家误将
“心藏神”、
“心主神明”
之说
作为大脑
第二信号系统
思维意识活动
归属于心的著名论点
即是此种谬误之体现
此谬误
袭以成弊
使《内经》
原本井然的
大脑理论
处于混乱
即便现代
高等中医院校教材
也未摆脱此种混乱
这是中医学术上
至今未予澄清的
一大概念误区
穷本溯源
导致这一
学术性的
概念误区
原因有三：
一是
对“神”与“神明”
的概念认识失真；
二是
将《八正神明论》
所启迪的，对于神的
认识方法和认识过程
错误理解为神之本身；
三是将《灵枢·本神》
“任物者谓之心”中的
心字误释为脏象之心
由于以上三者的关联
于是“心”
就被误认为
大脑第二信号
系统功能之主体
本文
兹就上述的
概念失真和
经文误释的
问题澄清如下
还其本来面目：
（一）、
《内经》的“神”与“神明”
无一是指思维意识活动
《内经》论神
每与形联在一起
《八正神明论》：
养神知形之肥瘦
荣卫血气之盛衰
然夫子言形与神
何谓形，何谓神
《灵枢·决气篇》：
两神相搏，合而成形
《上古天真》：
古人知道
形与神俱
尽终天年
《淮南子》
对神解释云：
精神者
所以原本
人所由生
而晓悟其
形骸九窍
取象于天
合同其气血与雷霆风雨
比类其喜怒与昼宵寒暑
《广雅》：
与，如也
此古文通借字
《淮南子》
扼要点明，精神是一种
“晓悟其形骸九窍”的“象”
生动形象地描述了
血气之相从“如雷霆风雨”
喜怒之相反“如昼宵寒暑”
之“神之变”的动态特征
故中医学上的“神”
是相对于形而言
的“形神兼备”之神
生命活力通过
不同生理形态
而体现的一种
由内而外的
精神气蕴
是
精神、神气、
神志、神彩
等同类概念
的统称
它存在于诸如：
脉搏、色泽、声音、
视听、感知、意识、
思维、语言、动作
等系列生理形态的过程之中
但却决不是这些过程之本身
“神明”
是神的概念
的动态延伸
试比照
《灵枢》
《素问》
对心与神
心与神明
的论述
其义自明
《灵枢·邪客》：
心者
脏腑之大主
精神之所舍
《灵兰秘典论》：
心者
君主之官
神明出焉
“腑腑之大主”与“君主之官”义同
然
一“舍”一“出”，一静一动，
“神”与“神明”，昭然各判
静者象也，“精神”也；
动者态也，“神明”也
所以“神明”者，精神之状态也
泛指生命表现之正常精神状态
“神明”与“精明”
系《内经》
表达生命状态
的两个特定用语
明者
日月之光辉
阴阳之有序
明亮清晰之谓
彰明显示之义
“神明”一词，在
《阴阳应象》和
《移精变气》中
都有精确的阐述
都与“变化”联系
在一起
《阴阳应象》：
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
治病必求本
“神明”指的是
生命运动变化
（即状态）
之规律
所以强调其
“治病必求于本”
《移精变气论》更是
进一步提出
使生命运动，如何处于
正常状态的，具体治法
——“理色脉而通神明”
文章提出：
“得神者昌
失神者亡”
的科学论断
该经文
要旨是：
“理色脉”
而使之
色脉相应
即是“合于神明”
就可“远死近生”
《内经》，
虽篇章众多，内容浩瀚，
但逻辑严谨，互为呼应
我们不妨以《内经》的其它篇章
来去印证该经文对“神明”的论述
《脉要精微》：
精明五色
气之华也；
《灵枢·本神》：
两精相搏为之神；
《六节脏象》：
心者，生之本，神之变；
其华在面，其充在血脉
《易系辞》：
精义入神
以致用也
“精明”者
精的神异
活性功能
彰明显示
泛指
正常生理
功能状态
综合上述：
色为精之明
亦乃神之华；
神为精所搏
亦乃脉所舍
故色脉者
神之所凭
所以视其色脉之变
也即知其“神之变”
神之变者动态也，“神明”也
此即“理色脉而通神明”之义
反之
神失其常度
即“神明之乱”
《灵枢·天年》：
神有余，则笑不休
神不足，则悲
《脉要精微论》：
衣被不敛，言语善恶
不避亲疏，神明之乱
“乱”者，精神状态之乱
“理色脉而通神明”治之
智虑自可
还其本来
临床常见
由此足以表明：
《内经》所论
“神”与“神明”
无一是指
第二信号系统的
思维意识活动
（二）、
《八正神明论》
“何谓神”之理解
应重在领会
其文义基点
《八正神明论》
在答复了“何谓形”之后
对“何谓神”作了
启迪性答复
原文是：
请言神，
神乎神，
耳不闻
目明心开而志先
慧然独悟，
口弗能言，
俱视独见
适若昏，昭然独明：
若风吹云，故曰神
对该经文的理解
首先要肯定其文义基点是
启迪读者如何去认识“神”
因为“神”
这东西
既听不见
又不能用
语言表达
所以
作者只能用引导的方式
启迪读者如何去认识它
“目明心开而志先”
是指导其认识方法；
“独悟”、“独见”、“独明”
是运用
这一方法对神认知的
由浅入深的必然过程
最后“独明”其旨：
神是一种
“若风吹云”
而不断变动
的精神气蕴
“神乎神”
是一种句式
并不是强调
其神的神奇
有的注释本，
就是因为，没有明确
文义基点而望文生义
误将对神的
认知方法和过程
喻其为神之功能
以至
延伸为思维意识
不谛南辕北辙
（三）、
“任物者谓之心”的“心”字
是感知力
并非脏象
脏腑之心
《灵枢·本神第八》是
《内经》
对大脑第二信号
系统功能论述
最为详尽的章节
但最易令人错误领会的是：
“任物者为之心”的“心”字
历代注家都将此字
误释为脏腑之“心”
由此导致了
思维意识活动
源自心的误区
此正是
西方医学否定其
中医大脑理论
科学性的
主要依据
评释该
“心”字涵义
从原文着手
该节原文为：
黄帝：
凡刺之法
先本于神
血、脉、营、
气、精、神，
五藏之所藏
至其淫溢离藏
则精失
魂魄飞扬，
志意恍乱，
智虑去身者，
何因而然乎？
天之罪与？
人之过乎？
何谓德气生
精、神、魂、魄、心、
意、志、思、智、虑
岐伯答曰：
天之在我者德也，
地之在我者气也，
德流气薄
而生者也
故生之来，谓之精，
两精相搏，谓之神，
随神往来，谓之魂，
并精出入，谓之魄，
所以：
任物者，谓之心，
心有所忆谓之意，
意之所存谓之志，
因志存变谓之思，
因思远慕谓之虑，
因虑处物谓之智
中国文字
一字多义是
普遍现象，
该文的
“心”字义，
我们不妨
从古文文法
和语法角度
来加以评释：
对古文理解，
必须要重视
全篇文义贯穿，
否则文义不伦
该经文
从“故生之来谓之精”
至“因虑而处物谓之智”
这一层次
是对前问答句：
“精、神、魂、
魄、心、意、
志、思、智、虑”
概念的具体阐述
“任物者谓之心”的心字，
与前问答句中的“心”
前呼后应
一脉相承
属于同一词义
试观问答句：
何谓德气生
精、神、魂、
魄、心、意、
志、思、智、虑？
请问其故
岐伯答曰：
天之在我者德也，
地之在我者气也，
德流气薄
而生者也
前为提问句，
后为陈述句
“德流气薄
而生者也”，
是承提问句
所作的答复
“者”为指示代词，
代指人或事物，
这里是代指
提问句中的：
“精、神、魂、
魄、心、意、
志、思、智、虑”
“者”作为指示代词
必须附在形容词、动词
或动词性词组的后面
这里的“生”
不是形容词
而是动词
“生者也”是动宾结构
“也”，表示肯定语气
那么
“者”所代指的
“精、神、魂、
魄、心、意、
志、思、智、
虑 ”
是一气呵成
的并列宾语
这种
并列宾语的内涵
必须是同一属性
既然
“精、神、魂、
魄、意、志、
思、智、虑”
均为精神意识
范畴的抽象概念
唯独“心”是腑象脏腑
之具体概念可乎？
此
文义不属
文法结构，所不许也
古人不做，此等文章
再释其
“任物者谓之心”的后续经文
对精神意识活动的递进性表述：
心有所忆，谓之意
意之所存，谓之志
因志存变，谓之思
因思远慕，谓之虑
因虑处物，谓之智
其修辞特点是
前后句与句首句尾之间
内容层层相因，层层递进，
每一句的，首尾词性相同
倘独一“心”字为脏腑
则“心有所忆谓之意”
一句因首尾词性不同
而变得不伦不类矣
全篇
经文之华美
被毁之贻尽
故该节经文之“心”字
非脏象脏腑之心
当与
“精、神、魂、
魄、意、志、
思、智、虑”
为同一内涵
与现代汉语的
“心不在焉”、
“小心火车”、
“心驰神往”
等心字其义类同
是包括
感觉、知觉、
情感，注意
等在内的
对客观事物
的感知力
通过上述疑问之澄清
证明中医学上的“神”
是相对于形而言的
“形神兼备”之神
是生命活力
在生理病理
形态上
的体现
“神明”指的
是生命表现
的精神状态
它们都
不是思维意识活动
更非智力智商之谓
“心主神明”
是中医学用以
表达心的功能
与生命状态之间
生理病理关系的
经典名言
立足于
西医学者
未谙“神明”
之科学内涵
却从解剖学的
思维意识角度
提出“脑主神明”
以期取代
“心主神明”
得失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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