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新成果 世界发展红利】
新冠疫情延宕反复，气候变化压力紧迫，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人类面临着全球性的发展挑战。
如何带动新一轮发展？向科技创新要答案。近年来，中国科研创新持续取得成果和进展，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中国科技发展成果向其他国家传播，也为世界发展增添红利。
抗疫科技：解“燃眉之急”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的两年对于香蕉行业来说很艰难。我们的种植基地、仓储物流都受到巨大影响，但中国疫苗的到来是一场‘及时雨’。”厄瓜多尔香蕉出口企业太平洋香蕉王公司执行总裁比森特·王日前在厄瓜多尔瓜亚基尔市接受新华社记者视频采访时说。
应对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是当前很多国家保障人民健康安全的燃眉之急。中国抗疫中的“硬核”科技力量，帮助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凸显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进步与实力。
分离鉴定病毒毒株、检测技术和产品、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和生产……一批新技术新成果在战“疫”中成长、成熟，不仅为中国的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更通过各个平台与世界共享。
迄今，中国已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供应超过21亿剂新冠疫苗，全球使用的疫苗有一半是“中国制造”；中国最早支持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率先同发展中国家开展联合生产，目前已形成10亿剂疫苗年产能；中国在15个国家已经或正在建设疫苗原液灌装基地，打造当地疫苗生产中心，并向有疫苗合作需求的国家提供相应技术支持。
作为规模化、标准化的核酸检测平台，中国的“火眼”实验室模式不断落地海外。据华大基因国际公共事务总监曹威介绍，公司在海外运营“火眼”实验室超过90个，分布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实验室不仅输出检测技术和设备，还为当地实验室人员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等服务。
中国抗疫中应用的“黑科技”也在多国疫情防控一线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泰国曼谷，诗里拉吉医院通过与华为合作的人工智能技术，将每例病例的CT扫描诊断时间从15分钟缩减为25秒，准确率提升至97%；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大疆无人机在空中消杀，还可搭载3D打印盒并运输血液、咽拭子等样本和物资；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由中企提供、配备热感摄像头的人脸识别技术设备在城中最大的交通枢纽“大展身手”……
数字经济：为复苏赋能
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全球经济发展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加。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发展“新动能”不断显现，并呈现开放包容特征，助力全球共同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
2021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达2.79万亿元，同比增长14.2%，研发投入强度增长到2.44%，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世界第12位。
随着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普及应用，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开展全球合作，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已与多个国家签署加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文件。
近年来，数字经济合作成为中非合作重点方向，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数字化转型，到物联网、移动金融等新技术应用，全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国企业参与了多条连接非洲和欧、亚、美洲大陆海缆工程；与非洲主流运营商合作基本实现非洲电信服务全覆盖；建设了非洲一半以上无线站点及高速移动宽带网络，累计铺设超过20万公里光纤，帮助600万家庭实现宽带上网，服务超过9亿非洲人民。
中国还将为非洲援助实施数字经济项目，建设中非卫星遥感应用合作中心，支持建设中非联合实验室、伙伴研究所、科技创新合作基地，携手拓展“丝路电商”合作，切实帮助非洲国家缩小“数字鸿沟”，赶上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步伐。
数字经济合作也成为推动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增长的新动力。从阿里云协助打造智能化“榴莲云平台”为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种植业者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到中国-东盟智能跨境物流平台提供一站式智能跨境物流服务，再到电商网红主播“在线吆喝”……数字经济促进了双边经贸合作的提质升级，为当地产业升级及民生改善发挥重要作用。2020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东盟与中国贸易仍保持繁荣。
绿色创新：促国富民丰
在中国清洁低碳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同时，中国的相关技术和经验也在助力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为当地发展注入持久的绿色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中方注重“依国开方”，因地制宜帮助当地经济朝着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由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企业合资建设的扎纳塔斯风电项目是中外清洁能源合作的一个缩影。扎纳塔斯是哈萨克斯坦南部的一座城市。在哈萨克语中，“扎纳塔斯”是新石头的意思，这座城市因磷矿石而兴，又因矿产工业没落而衰。如今，风电赋予扎纳塔斯新的生命力。
距离市区不到10公里的这一中亚最大风电项目每年可发电约3.5亿千瓦时，能满足100万个家庭的日常用电需求，大大缓解哈南部地区缺电现状。相比同等容量的火力发电，风电场预计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1万吨，并减少大量温室气体和灰渣排放。
“扎纳塔斯是幸运的。这个仅有约2万人的丝路沿线小城，如今赶上新能源发展的浪潮，居民有了新工作，财政有了新税收，城市也就有了新生命。”扎纳塔斯风电项目哈方投资方维索尔投资公司管理合伙人阿尔马斯·丘金说。
肯尼亚东北部加里萨郡地处干旱炎热的沙漠地带，中企在这里承建了一座光伏发电站，年均发电量超过7600万千瓦时，可满足约7万户家庭38万人用电需求，不仅让当地居民摆脱了缺电困扰，还极大促进了当地工商业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如今在肯尼亚，不仅是光伏发电，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灯、太阳能热水器等产品也深得当地居民喜爱。肯尼亚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希尔认为，得益于中国推动的资本流动、技术和知识转移，非洲大陆实现碳中和的进程正在加快。
在20多个欧洲国家，比亚迪纯电动客车累计已为当地减少7万多吨二氧化碳排放。
在东盟、南亚、西亚、东欧、非洲等地区，基于北斗系统的土地测绘、精准农业、数字施工、智慧港口等已成功实施。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月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申请人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达6.95万件，同比增长0.9%，连续第三年位居申请量排行榜首位。共有13家中国企业进入了全球PCT国际专利申请人排行榜前50位。
璀璨星河中，“天问”探火、“羲和”探日、“神舟”与“天和”对接；广袤大海里，“海斗一号”成功实现万米下潜和科考应用；杳杳冥冥间，“祖冲之二号”和“九章二号”实现量子优越性……中国科技在多个领域不断探索前行。
寰球同凉热，人类共命运。“创新中国”将与全球分享更多的新“宝藏”，给更多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新动能。 来源：新华社每日电讯
新冠疫情延宕反复，气候变化压力紧迫，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人类面临着全球性的发展挑战。
如何带动新一轮发展？向科技创新要答案。近年来，中国科研创新持续取得成果和进展，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不竭动力。中国科技发展成果向其他国家传播，也为世界发展增添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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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冲击之下，全球经济发展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加。近年来，中国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发展“新动能”不断显现，并呈现开放包容特征，助力全球共同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
2021年，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达2.79万亿元，同比增长14.2%，研发投入强度增长到2.44%，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上升至世界第12位。
随着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普及应用，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开展全球合作，尤其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已与多个国家签署加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文件。
近年来，数字经济合作成为中非合作重点方向，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数字化转型，到物联网、移动金融等新技术应用，全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国企业参与了多条连接非洲和欧、亚、美洲大陆海缆工程；与非洲主流运营商合作基本实现非洲电信服务全覆盖；建设了非洲一半以上无线站点及高速移动宽带网络，累计铺设超过20万公里光纤，帮助600万家庭实现宽带上网，服务超过9亿非洲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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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合作也成为推动中国-东盟双边贸易增长的新动力。从阿里云协助打造智能化“榴莲云平台”为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种植业者提供数字化解决方案，到中国-东盟智能跨境物流平台提供一站式智能跨境物流服务，再到电商网红主播“在线吆喝”……数字经济促进了双边经贸合作的提质升级，为当地产业升级及民生改善发挥重要作用。2020年，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东盟与中国贸易仍保持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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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清洁低碳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同时，中国的相关技术和经验也在助力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清洁能源产业，为当地发展注入持久的绿色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中方注重“依国开方”，因地制宜帮助当地经济朝着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由哈萨克斯坦和中国企业合资建设的扎纳塔斯风电项目是中外清洁能源合作的一个缩影。扎纳塔斯是哈萨克斯坦南部的一座城市。在哈萨克语中，“扎纳塔斯”是新石头的意思，这座城市因磷矿石而兴，又因矿产工业没落而衰。如今，风电赋予扎纳塔斯新的生命力。
距离市区不到10公里的这一中亚最大风电项目每年可发电约3.5亿千瓦时，能满足100万个家庭的日常用电需求，大大缓解哈南部地区缺电现状。相比同等容量的火力发电，风电场预计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11万吨，并减少大量温室气体和灰渣排放。
“扎纳塔斯是幸运的。这个仅有约2万人的丝路沿线小城，如今赶上新能源发展的浪潮，居民有了新工作，财政有了新税收，城市也就有了新生命。”扎纳塔斯风电项目哈方投资方维索尔投资公司管理合伙人阿尔马斯·丘金说。
肯尼亚东北部加里萨郡地处干旱炎热的沙漠地带，中企在这里承建了一座光伏发电站，年均发电量超过7600万千瓦时，可满足约7万户家庭38万人用电需求，不仅让当地居民摆脱了缺电困扰，还极大促进了当地工商业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如今在肯尼亚，不仅是光伏发电，中国制造的太阳能灯、太阳能热水器等产品也深得当地居民喜爱。肯尼亚国际关系问题专家卡文斯·阿德希尔认为，得益于中国推动的资本流动、技术和知识转移，非洲大陆实现碳中和的进程正在加快。
在20多个欧洲国家，比亚迪纯电动客车累计已为当地减少7万多吨二氧化碳排放。
在东盟、南亚、西亚、东欧、非洲等地区，基于北斗系统的土地测绘、精准农业、数字施工、智慧港口等已成功实施。
……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月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申请人通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达6.95万件，同比增长0.9%，连续第三年位居申请量排行榜首位。共有13家中国企业进入了全球PCT国际专利申请人排行榜前50位。
璀璨星河中，“天问”探火、“羲和”探日、“神舟”与“天和”对接；广袤大海里，“海斗一号”成功实现万米下潜和科考应用；杳杳冥冥间，“祖冲之二号”和“九章二号”实现量子优越性……中国科技在多个领域不断探索前行。
寰球同凉热，人类共命运。“创新中国”将与全球分享更多的新“宝藏”，给更多国家带来共同发展的新动能。 来源：新华社每日电讯
【夏朝存在400年，为何却挖不到？考古显示：大禹建的不是夏朝】
夏朝之所以称作“朝”（学术界称为夏代），是因为从夏朝开始，我国历史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所以，夏朝被《史记》列为朝代之肇始，并得到了后世所公认。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第一王朝”却困扰了我们多年，不仅仅是因为史书关于夏朝的记载语焉不详、前后矛盾，而是连考古发现都让一众学者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激辩。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上世纪末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起始年定在了约公元前2070年，距今超过了4000年。
但年代久远，并不是造成夏朝事迹模糊的主要原因，因为古史传说中的尧帝，就因陶寺考古的发现和朱书文字“文尧”的出土，而剥离了神话传说，变成了史实。
当然，关于陶寺和尧帝的关系，由于还缺少证据闭环，故而还不能一锤定音，但无论是从时间（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2300年）还是空间（尧都平阳），抑或是出土文物来看（陶寺早期文化特征的高领折肩壶、折腹盆在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中皆有体现），陶寺与尧都可谓齿轮的十个齿槽吻合了九个，对此，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用了相对谨慎的表述：“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
事实上，中国国家文明曙光的出现，可能比我们所认为的夏朝还要更早，距今5000余年的浙江良渚遗址群申遗成功，意味着良渚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认可”。
那么既然比夏朝更早的尧帝时代（距今4300年）甚至更早的良渚时代（距今5300年）都已经被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华夏文明在较早历史阶段已经演进出了国家组织，那么为什么文献记载中存续了400余年的夏朝，却如此难找呢？
目前唯一可以直接和夏文化挂钩的考古学文化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与陶寺遗址情况类似，二里头遗址也是从时间、空间和出土器物上与文献记载中的夏朝高度吻合，证实了在商文化出现之前，中原大地的确存在另一个高度发达的广域王朝。
但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至今都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夏”字这样的自证性文字。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上限，远远达不到夏朝的国祚时长。
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说共划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时二里头只是一个普通聚落，到第二期时才出现了宫殿、手工业作坊以及青铜礼乐器群，遗址规模扩大到300万平方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二里头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才突破了地域限制，出现了跨地域社会整合的迹象。
而所谓的跨地域整合，也就是说此时的华夏已经不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方国林立的新石器时代，而是发展成为按行政区划组织的成熟国家社会。
但，二里头二期的年代上限却只到了公元前1750年，此时距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出现已不足200年。换言之，无论二里头遗址能否出土自证性文字，它都只能算作是夏朝中晚期遗址了。
目前考古专家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定义，也是定性为中晚期都城。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考古发现的“夏朝”只能算半个，另外半个（也就是大禹所建立的政权），至今还没有找到。
那有没有可能是《竹书纪年》等史书记载错误，夏朝原本就只有200年国祚，其始建年代原本就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呢？
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假设上推，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是大禹的生存年代出现时间差。文献记载中的大禹是与尧舜同时代的人，大禹正是通过治理洪水，才从舜帝手中获得了部落共主的地位。
而尧舜的生存年代，显然是无法晚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的，事实上，考古已证实陶寺遗址在公元前2000年衰落，在公元前1900年沦为普通聚落。所以，在陶寺和二里头之间，存在近200年时间差。
其次是大洪水证据。根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号15CKG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显示：公元前1900年左右早期中国出现了以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大灾难，从龙山时代到二里头时代，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
根据聚落遗存的洪水冲刷痕迹判定，造成这一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正是史书记载的大洪水。但洪水出现的时间节点距二里头文化兴起，同样有着100多年的时间差。
于是，有学者试图弥补这缺失的一二百年时间，将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砦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又叫王湾三期文化）也算作了夏文化，这样从时间上，就把夏文化的上限拉长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末期。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然性，并非是由河南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
考古显示，二里头遗址中层次较低的日用陶器和小型墓葬葬俗来自河南龙山文化，鬲来自晋南龙山文化，玉器、陶尊上的“臣”字等符号来自良渚文化，不仅如此，豫东、山东、湖北的地方文化因素都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贡献了“遗传因子”。
这也再次印证了，二里头文化是多种不同族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汇聚融合后新创的产物，而这一考古发现，也印证了二里头确实是当时的广域王权的核心都邑，是国家文明的中心所在。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崛起的公元前1750年之前，华夏大地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
根据考古研究可知，在良渚之后、二里头之前，除了晋南的陶寺和陕北的石峁两个“超级聚落”外，华夏大地依然是万邦林立，绝大部分地域组织属于大大小小的酋邦，没有类似二里头文化这样的广域王权政权出现。
著名考古工作者许宏教授在著作中对此定论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大禹通过治理洪水取得了共主地位，奠定了家天下的基础，但他所建立的政权，依然未能超脱酋邦的治理模式。
大禹政权与尧舜时代的“天下”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大禹所建立的也并非是朝代（国家文明），而依然是以夏后氏血缘为纽带的方国，又遑论夏朝。
那么为什么周代以来的文献，会将大禹和启作为夏王朝的开创者呢？
这是因为夏朝处在邦国文明和国家文明的过渡阶段，很难界定其何时是邦国，何时进入了王朝国家。后人在追记夏代世系时，只是从一代著名首领大禹开始往下顺次排列，即便日后考古证实了这个世系是准确的，那也只能表明大禹是夏的一位始祖。
由于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各代首领不同时期的社会组织、政权结构什么样，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此认定大禹和启就是“王”，他们建立的政权就是夏朝。
这种情况和秦朝有点近似，秦朝同样是由邦国演变而来，但如果缺失了关于秦王嬴政灭六国的记载，仅仅凭借后人追记的秦襄公以及秦穆公、秦惠文王、秦王政等世系，我们同样很难判定，究竟哪位君主在位时是秦国，又是哪位君主在位时秦变成了秦王朝。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夏朝之所以称作“朝”（学术界称为夏代），是因为从夏朝开始，我国历史进入了国家文明阶段。所以，夏朝被《史记》列为朝代之肇始，并得到了后世所公认。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中国第一王朝”却困扰了我们多年，不仅仅是因为史书关于夏朝的记载语焉不详、前后矛盾，而是连考古发现都让一众学者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激辩。
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上世纪末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的起始年定在了约公元前2070年，距今超过了4000年。
但年代久远，并不是造成夏朝事迹模糊的主要原因，因为古史传说中的尧帝，就因陶寺考古的发现和朱书文字“文尧”的出土，而剥离了神话传说，变成了史实。
当然，关于陶寺和尧帝的关系，由于还缺少证据闭环，故而还不能一锤定音，但无论是从时间（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2300年）还是空间（尧都平阳），抑或是出土文物来看（陶寺早期文化特征的高领折肩壶、折腹盆在山东日照尧王城遗址中皆有体现），陶寺与尧都可谓齿轮的十个齿槽吻合了九个，对此，陶寺遗址考古队领队何努用了相对谨慎的表述：“陶寺遗址是尧都平阳的可能性最大”。
事实上，中国国家文明曙光的出现，可能比我们所认为的夏朝还要更早，距今5000余年的浙江良渚遗址群申遗成功，意味着良渚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认可”。
那么既然比夏朝更早的尧帝时代（距今4300年）甚至更早的良渚时代（距今5300年）都已经被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华夏文明在较早历史阶段已经演进出了国家组织，那么为什么文献记载中存续了400余年的夏朝，却如此难找呢？
目前唯一可以直接和夏文化挂钩的考古学文化是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与陶寺遗址情况类似，二里头遗址也是从时间、空间和出土器物上与文献记载中的夏朝高度吻合，证实了在商文化出现之前，中原大地的确存在另一个高度发达的广域王朝。
但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至今都没有发现哪怕是一个“夏”字这样的自证性文字。
而更大的问题在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上限，远远达不到夏朝的国祚时长。
二里头文化从年代上说共划分为四期，其中第一期时二里头只是一个普通聚落，到第二期时才出现了宫殿、手工业作坊以及青铜礼乐器群，遗址规模扩大到300万平方米。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二里头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才突破了地域限制，出现了跨地域社会整合的迹象。
而所谓的跨地域整合，也就是说此时的华夏已经不再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方国林立的新石器时代，而是发展成为按行政区划组织的成熟国家社会。
但，二里头二期的年代上限却只到了公元前1750年，此时距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出现已不足200年。换言之，无论二里头遗址能否出土自证性文字，它都只能算作是夏朝中晚期遗址了。
目前考古专家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定义，也是定性为中晚期都城。
这也就意味着，目前考古发现的“夏朝”只能算半个，另外半个（也就是大禹所建立的政权），至今还没有找到。
那有没有可能是《竹书纪年》等史书记载错误，夏朝原本就只有200年国祚，其始建年代原本就在公元前1750年左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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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大禹的生存年代出现时间差。文献记载中的大禹是与尧舜同时代的人，大禹正是通过治理洪水，才从舜帝手中获得了部落共主的地位。
而尧舜的生存年代，显然是无法晚到公元前1750年左右的，事实上，考古已证实陶寺遗址在公元前2000年衰落，在公元前1900年沦为普通聚落。所以，在陶寺和二里头之间，存在近200年时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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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学者试图弥补这缺失的一二百年时间，将二里头文化之前的新砦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又叫王湾三期文化）也算作了夏文化，这样从时间上，就把夏文化的上限拉长到了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末期。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里头文化在洛阳盆地的出现具有突然性，并非是由河南龙山文化直接发展而来。
考古显示，二里头遗址中层次较低的日用陶器和小型墓葬葬俗来自河南龙山文化，鬲来自晋南龙山文化，玉器、陶尊上的“臣”字等符号来自良渚文化，不仅如此，豫东、山东、湖北的地方文化因素都为二里头文化的形成贡献了“遗传因子”。
这也再次印证了，二里头文化是多种不同族群创造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汇聚融合后新创的产物，而这一考古发现，也印证了二里头确实是当时的广域王权的核心都邑，是国家文明的中心所在。
那么在二里头文化崛起的公元前1750年之前，华夏大地是怎样的一幅场景呢？
根据考古研究可知，在良渚之后、二里头之前，除了晋南的陶寺和陕北的石峁两个“超级聚落”外，华夏大地依然是万邦林立，绝大部分地域组织属于大大小小的酋邦，没有类似二里头文化这样的广域王权政权出现。
著名考古工作者许宏教授在著作中对此定论道：“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时间里，也就是文献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发现的中原地区各类群体间互不统属，战乱频仍，考古学上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大禹通过治理洪水取得了共主地位，奠定了家天下的基础，但他所建立的政权，依然未能超脱酋邦的治理模式。
大禹政权与尧舜时代的“天下”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大禹所建立的也并非是朝代（国家文明），而依然是以夏后氏血缘为纽带的方国，又遑论夏朝。
那么为什么周代以来的文献，会将大禹和启作为夏王朝的开创者呢？
这是因为夏朝处在邦国文明和国家文明的过渡阶段，很难界定其何时是邦国，何时进入了王朝国家。后人在追记夏代世系时，只是从一代著名首领大禹开始往下顺次排列，即便日后考古证实了这个世系是准确的，那也只能表明大禹是夏的一位始祖。
由于史书没有详细记载各代首领不同时期的社会组织、政权结构什么样，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此认定大禹和启就是“王”，他们建立的政权就是夏朝。
这种情况和秦朝有点近似，秦朝同样是由邦国演变而来，但如果缺失了关于秦王嬴政灭六国的记载，仅仅凭借后人追记的秦襄公以及秦穆公、秦惠文王、秦王政等世系，我们同样很难判定，究竟哪位君主在位时是秦国，又是哪位君主在位时秦变成了秦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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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冷知识# 古代有钱人究竟有多豪横？ 】
现代人会通过名表、大牌服饰来彰显自己的成功与财富，其实古人尤甚。并且相比之下，古人的穿金戴银可比现代人豪横太多了！
早在古代，人们会通过头饰，穿戴来炫耀自己的高贵身份。甚至连衣服的颜色都有高低等级之分，在唐代之后，黄色就只能是皇亲国戚的专属色，大臣和平民都明令禁止穿这种颜色的衣服。
今天小编就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古代都有哪些奢华的穿戴！
凤冠
“冠”是是一种戴于头顶的饰物，也是古人对于头上装饰的总称。
在古人眼里，冠不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的帽子，它更像是一种身份标志。所以在古代，只要戴着冠，就算个体面人了。
在古时，冠的种类样式很多，根据不同等级，不同性别，不同用处分为冕冠、长冠、委貌冠、凤冠等，其中凤冠最为奢华精致
很多人误以为凤冠在古代是独属于皇后的头饰。其实这并不对。凤冠是历朝女子头饰中品级最高的一种，多在隆重场合佩戴。明清时期，普通女子出嫁时也会佩戴凤冠。
凤冠是由凤钗、凤凰爵等凤形首饰发展演变而来，历史悠久，据考证汉代时期就出现了凤冠。凤冠至唐朝发展鼎盛，吉祥的“凤冠”，寓意自由权势，是富贵之势，之后的五代十国与宋朝进一步强化“风冠”的自由、稳定、动荡之势和高大时尚感，终于在明代又迎来新的巅峰。
明代的“风冠”珍贵典雅，其珠宝之大成，雍容华贵，清代在此基础上加重了“凤冠”的地位和身份，在金银、宝石上雕刻着中华文化的百鸟之王，戴在女子发髻之上，更能彰显出女性的美丽、高贵、吉祥。
凤冠上装饰纹样十分考究，主要以龙凤花纹为主，龙用金丝堆累工艺焊接，呈镂空状，富有立体感；凤用翠鸟毛粘贴，色彩经久艳丽。
凤冠对于颜色上的选取也颇为考究，用的是色彩构成中的三原色——红黄蓝为主色，其中蓝色为底色，所占面积最大，黄色次之，红色仅为点缀。
凤冠的材质主要有宝石、水晶石、金、珍珠、羽毛等等。每个凤冠上所饰珍珠、宝石及重量各不相等，最多的一顶凤冠上有宝石128块，珍珠5,449颗。冠上嵌饰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及博鬓，这些部件都是先单独制成，然后插嵌在冠上的插管内，组合成一顶凤冠。
凤冠造型庄重，制作精美，其工艺有花丝、镶嵌、錾雕、点翠、穿系等。最后的组装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序，各饰件的放置，几千颗珍珠的穿系，几百颗宝石的镶嵌，诸多饰物于一冠，安排合理，式样精美。
金镶玉带勾
古时候，人们的衣服宽松，多需要用腰带勒紧腰身。
古人腰带分为大带、革带两种，大带以布帛制作用于束腰紧身，革带多以生革为之，主要用于系佩组绶、印章、囊、刀剑等物。因革带硬而厚实，无法同大带一样系结，使用时多借助于带钩扣联。带钩其实相当于现代人使用的皮带扣。
带钩起源较早，在战国中晚期的使用相当普遍，出土及传世的数量都不少，许多带钩制作考究，镶金嵌玉，雕刻铭文，美不胜收。
明代时期的带钩最为鼎盛，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带钩开始颇受到文人雅士的欢迎，成为服饰中常用配件
在古代，佩钩是件大事，它反映着佩用者的身份地位，代表着那一时期的摩登和时尚。可以说，各种最奢华的材料、最先进的工艺、最时壁的设计，都用在了带钩的制作上，争奇斗艳，以彰显其身份地位的高贵。
《淮南子》中在谈及带钩时，用了这样的话：“满堂之座，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意思是说，放眼看去，宾客满堂的腰间环带上，都露出奢华的钩饰，没有相同的。而正是在这个“视钩各异”间，人们的身份、地位都表露无遗，王侯之钩、官宦之钩、百姓之钩，分得清清楚楚。
带钩的质地有金、银、铜、铁、玉、石等多种，玉质带钩是其中较为珍贵的一类。主要以和田白玉、青白玉为主。王公贵族一般会用金镶玉带钩，美轮美奂，颇显身份气质。
带钩在造型、图案设计上，有花草、动物的浮雕和立雕，钩首多为龙头形，以龙螭纹相组合的龙带钩最为精美。
在古代，衣服的作用不仅仅是蔽体，更是一种身份象征。以服饰体现等级，在古代是一种尤为重要的手段，所以，古人们对衣服的材质、颜色、图案，甚至图案大小都十分有讲究。
为了让衣服看起来更华丽，古代纺织行业诞生了一种丝织物——织金，顾名思义，就是把黄金织进衣服里。
很多人肯定会疑惑，黄金的硬度不高，但起码它还是金属吧，古人是如何将黄金化成柔软的丝线织进布里？
这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古代匠人却驾轻就熟。他们先将金块打成薄片，再由两位金箔工人各自举着7斤重的锤子，轮流用力锤打，至少要锤打25000多下，方能锤打成"厚薄均匀、薄如蝉翼、软似绸缎、轻如鸿毛"的金箔。
再将锻制好的金箔贴在薄皮或者皮纸上，裁割成很细很长的细线，这种细线是不超过0.5毫米的窄条，被称为扁金线，还有一种圆金线是将扁金线螺旋地裹于棉纱或丝线外。
这些金线能代替一般的纺线来织花纹、织金锦。
用金丝制作出来的衣服，色彩艳丽，金光闪烁。
虽然古代科技不发达，但是古时有钱人仍旧十分讲究，大到住房建筑，小到服装佩饰，处处都精美考究。
现代人会通过名表、大牌服饰来彰显自己的成功与财富，其实古人尤甚。并且相比之下，古人的穿金戴银可比现代人豪横太多了！
早在古代，人们会通过头饰，穿戴来炫耀自己的高贵身份。甚至连衣服的颜色都有高低等级之分，在唐代之后，黄色就只能是皇亲国戚的专属色，大臣和平民都明令禁止穿这种颜色的衣服。
今天小编就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古代都有哪些奢华的穿戴！
凤冠
“冠”是是一种戴于头顶的饰物，也是古人对于头上装饰的总称。
在古人眼里，冠不完全等同于我们今天的帽子，它更像是一种身份标志。所以在古代，只要戴着冠，就算个体面人了。
在古时，冠的种类样式很多，根据不同等级，不同性别，不同用处分为冕冠、长冠、委貌冠、凤冠等，其中凤冠最为奢华精致
很多人误以为凤冠在古代是独属于皇后的头饰。其实这并不对。凤冠是历朝女子头饰中品级最高的一种，多在隆重场合佩戴。明清时期，普通女子出嫁时也会佩戴凤冠。
凤冠是由凤钗、凤凰爵等凤形首饰发展演变而来，历史悠久，据考证汉代时期就出现了凤冠。凤冠至唐朝发展鼎盛，吉祥的“凤冠”，寓意自由权势，是富贵之势，之后的五代十国与宋朝进一步强化“风冠”的自由、稳定、动荡之势和高大时尚感，终于在明代又迎来新的巅峰。
明代的“风冠”珍贵典雅，其珠宝之大成，雍容华贵，清代在此基础上加重了“凤冠”的地位和身份，在金银、宝石上雕刻着中华文化的百鸟之王，戴在女子发髻之上，更能彰显出女性的美丽、高贵、吉祥。
凤冠上装饰纹样十分考究，主要以龙凤花纹为主，龙用金丝堆累工艺焊接，呈镂空状，富有立体感；凤用翠鸟毛粘贴，色彩经久艳丽。
凤冠对于颜色上的选取也颇为考究，用的是色彩构成中的三原色——红黄蓝为主色，其中蓝色为底色，所占面积最大，黄色次之，红色仅为点缀。
凤冠的材质主要有宝石、水晶石、金、珍珠、羽毛等等。每个凤冠上所饰珍珠、宝石及重量各不相等，最多的一顶凤冠上有宝石128块，珍珠5,449颗。冠上嵌饰龙、凤、珠宝花、翠云、翠叶及博鬓，这些部件都是先单独制成，然后插嵌在冠上的插管内，组合成一顶凤冠。
凤冠造型庄重，制作精美，其工艺有花丝、镶嵌、錾雕、点翠、穿系等。最后的组装更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序，各饰件的放置，几千颗珍珠的穿系，几百颗宝石的镶嵌，诸多饰物于一冠，安排合理，式样精美。
金镶玉带勾
古时候，人们的衣服宽松，多需要用腰带勒紧腰身。
古人腰带分为大带、革带两种，大带以布帛制作用于束腰紧身，革带多以生革为之，主要用于系佩组绶、印章、囊、刀剑等物。因革带硬而厚实，无法同大带一样系结，使用时多借助于带钩扣联。带钩其实相当于现代人使用的皮带扣。
带钩起源较早，在战国中晚期的使用相当普遍，出土及传世的数量都不少，许多带钩制作考究，镶金嵌玉，雕刻铭文，美不胜收。
明代时期的带钩最为鼎盛，到了清朝乾隆时期，带钩开始颇受到文人雅士的欢迎，成为服饰中常用配件
在古代，佩钩是件大事，它反映着佩用者的身份地位，代表着那一时期的摩登和时尚。可以说，各种最奢华的材料、最先进的工艺、最时壁的设计，都用在了带钩的制作上，争奇斗艳，以彰显其身份地位的高贵。
《淮南子》中在谈及带钩时，用了这样的话：“满堂之座，视钩各异，于环、带一也。”意思是说，放眼看去，宾客满堂的腰间环带上，都露出奢华的钩饰，没有相同的。而正是在这个“视钩各异”间，人们的身份、地位都表露无遗，王侯之钩、官宦之钩、百姓之钩，分得清清楚楚。
带钩的质地有金、银、铜、铁、玉、石等多种，玉质带钩是其中较为珍贵的一类。主要以和田白玉、青白玉为主。王公贵族一般会用金镶玉带钩，美轮美奂，颇显身份气质。
带钩在造型、图案设计上，有花草、动物的浮雕和立雕，钩首多为龙头形，以龙螭纹相组合的龙带钩最为精美。
在古代，衣服的作用不仅仅是蔽体，更是一种身份象征。以服饰体现等级，在古代是一种尤为重要的手段，所以，古人们对衣服的材质、颜色、图案，甚至图案大小都十分有讲究。
为了让衣服看起来更华丽，古代纺织行业诞生了一种丝织物——织金，顾名思义，就是把黄金织进衣服里。
很多人肯定会疑惑，黄金的硬度不高，但起码它还是金属吧，古人是如何将黄金化成柔软的丝线织进布里？
这在我们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古代匠人却驾轻就熟。他们先将金块打成薄片，再由两位金箔工人各自举着7斤重的锤子，轮流用力锤打，至少要锤打25000多下，方能锤打成"厚薄均匀、薄如蝉翼、软似绸缎、轻如鸿毛"的金箔。
再将锻制好的金箔贴在薄皮或者皮纸上，裁割成很细很长的细线，这种细线是不超过0.5毫米的窄条，被称为扁金线，还有一种圆金线是将扁金线螺旋地裹于棉纱或丝线外。
这些金线能代替一般的纺线来织花纹、织金锦。
用金丝制作出来的衣服，色彩艳丽，金光闪烁。
虽然古代科技不发达，但是古时有钱人仍旧十分讲究，大到住房建筑，小到服装佩饰，处处都精美考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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