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冷知识# 为何乾隆明知和珅是巨贪，反而却重用他？】
和珅，本名善保，字致斋，满洲正红旗。
如果和珅说自己是清朝第二大贪官，那估计没人敢说第一。和珅不仅是清朝第一大贪官，而且他还是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明目张胆地把银子往自己兜里儿装。
问题就在这里，乾隆皇帝明明知道和珅是个十足的大贪官，但却为什么一直没有处理他呢？
比起贪官，乾隆皇帝更怕清官
历来帝王没有哪一个不忌惮贪官，但相比较之下，他们更加忌惮的是毫无贪念的清官。
明朝有名的清官海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海瑞历任户部主事、兵部主事、两京左右通政等职位。无论官居何位，海瑞都主力严惩贪官污吏，对贪污受贿之事，哪怕是一分一毫亦绝不姑息。
那个时候无论哪个地方的官员，如若听到海瑞调任，都生怕落到自己的一方土地上来。他们都知道，如果海瑞成了自己的上司，自己就要过回原先的“穷苦日子”，进兜里的只能是少得可怜的基本俸禄。
虽然两袖清风的海瑞深得百姓爱戴，被百姓们尊称为“海青天”，但海瑞的仕途之路却率受排挤。
隆庆三年，海瑞被朝中官员称为迂腐滞缓之人，不通施政之法，不应在朝。明穆宗仍嘉奖海瑞，但事后仍被弹劾庇护奸民，被改任下一属。
万历元年，主持国政的张居正同样不喜欢海瑞。尽管中外官员多次举荐海瑞，但张居正忌惮海瑞的铁面无私，拒绝任用。
万历十二年，海瑞官至金都御史，但仍受到朝中官员排挤。虽海瑞官至三品，但因处处受到排挤，使唤不动手下的官员，掌中并无几分实权。
虽然明神宗将海瑞留在自己身边，但多半是为了标榜任人唯贤，经海瑞之手的政务并无几宗，国家社稷大事的商讨，海瑞也插不上嘴。
这就是因为海瑞太过清廉，难得信任，以至于空有官位，却无实权。
其实道理很简单，假设你是清朝的皇帝，你领导的朝堂之上也有办事得力、精明能干的这一个官员，深得你心。
但是时间一长之后，你发现：无论每次功大功小，这个官员都拒绝皇上以及朝廷的赏赐。看着这个官员在朝廷之上如此深得人心，官位越升越高，直至官至一品。
朝廷给予他的赏赐仍不取分毫，只拿基本俸禄，各处乃至朝廷的大小官员都排挤他。你就会想他是不是想要篡权，他是不是在密谋弑君。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未篡时。”如果赏罚对他不起任何作用，这样的人谁还敢用？而这种人恰恰是帝王要防备的人。如此深不可测，难以捉摸的一个人，试问谁能放心的委以重任呢？
但和珅就不一样了，和珅不仅是个贪官，而且是个大贪官。
据《全案档》以及《和珅犯罪全案档》记载，和珅被抄家时，所有的家产包括店铺、地产、玉器等可靠数字大约为1100万两左右，相当于当时清朝国库岁收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
正因为和珅是个大贪官，乾隆皇帝才敢放心地把朝政大权交给他。
假使乾隆皇帝要派重臣去平复边疆叛乱。有一位一品大官什么都没说，就立马出发了。但和珅却提出白银100万两的赏赐作为胜利嘉奖，你更偏向于谁能在此战中尽心尽力、全力以赴呢？
和珅有贪的欲望，这种钱财的欲望对乾隆来说，是他可以控制并且乐于控制的。只要和珅能把事情办的漂亮，乾隆皇帝就不会吝啬钱财上的赏赐，权当给和珅“涨工资了”。乾隆皇帝自己也就少操心一点，何乐而不为呢？
乾隆皇帝吃肉，和珅顺带喝口汤
乾隆皇帝在位后期，一度以“十全武功（十功者，平准噶尔二，定回部一，打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志得意满，几乎完全沉溺在个人的奢侈享受上。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六下江南，一为视察民情，二则是游山玩水。据《南巡记》记载，乾隆皇帝每次南下，开支均十分巨大。
每次南巡时，要花费上三五个月。为了彰显皇家权势，保皇帝安全，每次随驾当差的官兵总计有3000名左右，马匹6000匹左右，各类船只500只左右。除此之外，每次南巡都要征用约几千名役夫，牵马的、开船的还有管杂事的。
每次南巡，最起码的白银花费是上百万银两。一次两次还行，三次四次就撑不住了，但是国库里的钱财又不能轻易取用，这可难住了乾隆皇帝。
这个时候，脑子灵活的和珅就慢慢凑了上来。既然国库的不能取用，又不能强加赋税，那就想办法从民间得来，和珅便开始在盐税上做起了文章。
朝廷把盐税提高了一点点，下面的就跟着提，而且提的比朝廷还多。搞得朝廷没收到多少钱，反而养肥了地方盐帮。这个办法行不通，乾隆皇帝又急了，毕竟南巡这边等着用钱呢。
要不说和珅深得乾隆重用呢，盐税行不通，和珅立马又想出了新点子——议罪银。
议罪银，就是拿钱来减轻或者消除罪行。
此法一出，可乐坏了朝廷上下的大小贪官们。有了此法，贪官们不再担心因为贪污而被朝廷定罪了，万一罪行被发现了，只需要上交一定的银两就可以免罪，各地的贪官们便开始“大展手脚”。
议罪银这一制度可以说是变相加深了贪官们的罪行，而乾隆皇帝的腰包也随着贪官们的迅速发展而鼓了起来，解决了南巡以及乾隆皇帝个人吃喝玩乐的开支难题。
国库安然无恙，官员上下高呼，自己的腰包也鼓了起来。乾隆皇帝的南巡计划也由此得以如期实行，而这一切的“功劳”自然属于和珅。
不但帮自己解决了财政危机，还没有违反朝廷戒律，想出这种“好办法”的和珅乾隆又怎会不爱呢？
乾隆皇帝腰包鼓了起来，大红人和珅的腰包自然瘪不了。和珅本就为朝廷权臣，加之深得乾隆皇帝器重，捞钱这件事自然已经是“正大光明”了。
和珅贪污乾隆不是不知道，相反乾隆皇帝还很清楚。乾隆解决了和珅，也就意味着乾隆皇帝自己的腰包鼓不起来了，南巡、游山玩水等所有的享受都不复存在。
和珅权势独揽乾隆不是不知道，相反乾隆皇帝还很自得。
乾隆后期几乎把一朝之事全权交给了和珅，天下大小的事儿都有和珅帮着打理，而且打理得还很不错。如此一来，乾隆皇帝便有了更多闲暇的时间，何乐而不为呢？
和珅的智慧就在于他知道自己户部侍郎、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镶蓝旗满洲副都统、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的一品朝冠，不是谁都能接任的。
乾隆皇帝也知道没人能够代替和珅，也可能乾隆皇帝并不想其他人出任和珅的职位。
如今，满目之下都是骂和珅贪官的人，但却少有人明白和珅实际上是乾隆皇帝的“自己人”，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好官”。
和珅帮乾隆皇帝鼓起了腰包，也帮乾隆皇帝背下了数千年的骂名。在其它人眼里，和珅的确不是一个好官，但在乾隆眼里，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好臣子。
和珅，本名善保，字致斋，满洲正红旗。
如果和珅说自己是清朝第二大贪官，那估计没人敢说第一。和珅不仅是清朝第一大贪官，而且他还是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子底下，明目张胆地把银子往自己兜里儿装。
问题就在这里，乾隆皇帝明明知道和珅是个十足的大贪官，但却为什么一直没有处理他呢？
比起贪官，乾隆皇帝更怕清官
历来帝王没有哪一个不忌惮贪官，但相比较之下，他们更加忌惮的是毫无贪念的清官。
明朝有名的清官海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海瑞历任户部主事、兵部主事、两京左右通政等职位。无论官居何位，海瑞都主力严惩贪官污吏，对贪污受贿之事，哪怕是一分一毫亦绝不姑息。
那个时候无论哪个地方的官员，如若听到海瑞调任，都生怕落到自己的一方土地上来。他们都知道，如果海瑞成了自己的上司，自己就要过回原先的“穷苦日子”，进兜里的只能是少得可怜的基本俸禄。
虽然两袖清风的海瑞深得百姓爱戴，被百姓们尊称为“海青天”，但海瑞的仕途之路却率受排挤。
隆庆三年，海瑞被朝中官员称为迂腐滞缓之人，不通施政之法，不应在朝。明穆宗仍嘉奖海瑞，但事后仍被弹劾庇护奸民，被改任下一属。
万历元年，主持国政的张居正同样不喜欢海瑞。尽管中外官员多次举荐海瑞，但张居正忌惮海瑞的铁面无私，拒绝任用。
万历十二年，海瑞官至金都御史，但仍受到朝中官员排挤。虽海瑞官至三品，但因处处受到排挤，使唤不动手下的官员，掌中并无几分实权。
虽然明神宗将海瑞留在自己身边，但多半是为了标榜任人唯贤，经海瑞之手的政务并无几宗，国家社稷大事的商讨，海瑞也插不上嘴。
这就是因为海瑞太过清廉，难得信任，以至于空有官位，却无实权。
其实道理很简单，假设你是清朝的皇帝，你领导的朝堂之上也有办事得力、精明能干的这一个官员，深得你心。
但是时间一长之后，你发现：无论每次功大功小，这个官员都拒绝皇上以及朝廷的赏赐。看着这个官员在朝廷之上如此深得人心，官位越升越高，直至官至一品。
朝廷给予他的赏赐仍不取分毫，只拿基本俸禄，各处乃至朝廷的大小官员都排挤他。你就会想他是不是想要篡权，他是不是在密谋弑君。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未篡时。”如果赏罚对他不起任何作用，这样的人谁还敢用？而这种人恰恰是帝王要防备的人。如此深不可测，难以捉摸的一个人，试问谁能放心的委以重任呢？
但和珅就不一样了，和珅不仅是个贪官，而且是个大贪官。
据《全案档》以及《和珅犯罪全案档》记载，和珅被抄家时，所有的家产包括店铺、地产、玉器等可靠数字大约为1100万两左右，相当于当时清朝国库岁收的六分之一到七分之一。
正因为和珅是个大贪官，乾隆皇帝才敢放心地把朝政大权交给他。
假使乾隆皇帝要派重臣去平复边疆叛乱。有一位一品大官什么都没说，就立马出发了。但和珅却提出白银100万两的赏赐作为胜利嘉奖，你更偏向于谁能在此战中尽心尽力、全力以赴呢？
和珅有贪的欲望，这种钱财的欲望对乾隆来说，是他可以控制并且乐于控制的。只要和珅能把事情办的漂亮，乾隆皇帝就不会吝啬钱财上的赏赐，权当给和珅“涨工资了”。乾隆皇帝自己也就少操心一点，何乐而不为呢？
乾隆皇帝吃肉，和珅顺带喝口汤
乾隆皇帝在位后期，一度以“十全武功（十功者，平准噶尔二，定回部一，打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之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志得意满，几乎完全沉溺在个人的奢侈享受上。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六下江南，一为视察民情，二则是游山玩水。据《南巡记》记载，乾隆皇帝每次南下，开支均十分巨大。
每次南巡时，要花费上三五个月。为了彰显皇家权势，保皇帝安全，每次随驾当差的官兵总计有3000名左右，马匹6000匹左右，各类船只500只左右。除此之外，每次南巡都要征用约几千名役夫，牵马的、开船的还有管杂事的。
每次南巡，最起码的白银花费是上百万银两。一次两次还行，三次四次就撑不住了，但是国库里的钱财又不能轻易取用，这可难住了乾隆皇帝。
这个时候，脑子灵活的和珅就慢慢凑了上来。既然国库的不能取用，又不能强加赋税，那就想办法从民间得来，和珅便开始在盐税上做起了文章。
朝廷把盐税提高了一点点，下面的就跟着提，而且提的比朝廷还多。搞得朝廷没收到多少钱，反而养肥了地方盐帮。这个办法行不通，乾隆皇帝又急了，毕竟南巡这边等着用钱呢。
要不说和珅深得乾隆重用呢，盐税行不通，和珅立马又想出了新点子——议罪银。
议罪银，就是拿钱来减轻或者消除罪行。
此法一出，可乐坏了朝廷上下的大小贪官们。有了此法，贪官们不再担心因为贪污而被朝廷定罪了，万一罪行被发现了，只需要上交一定的银两就可以免罪，各地的贪官们便开始“大展手脚”。
议罪银这一制度可以说是变相加深了贪官们的罪行，而乾隆皇帝的腰包也随着贪官们的迅速发展而鼓了起来，解决了南巡以及乾隆皇帝个人吃喝玩乐的开支难题。
国库安然无恙，官员上下高呼，自己的腰包也鼓了起来。乾隆皇帝的南巡计划也由此得以如期实行，而这一切的“功劳”自然属于和珅。
不但帮自己解决了财政危机，还没有违反朝廷戒律，想出这种“好办法”的和珅乾隆又怎会不爱呢？
乾隆皇帝腰包鼓了起来，大红人和珅的腰包自然瘪不了。和珅本就为朝廷权臣，加之深得乾隆皇帝器重，捞钱这件事自然已经是“正大光明”了。
和珅贪污乾隆不是不知道，相反乾隆皇帝还很清楚。乾隆解决了和珅，也就意味着乾隆皇帝自己的腰包鼓不起来了，南巡、游山玩水等所有的享受都不复存在。
和珅权势独揽乾隆不是不知道，相反乾隆皇帝还很自得。
乾隆后期几乎把一朝之事全权交给了和珅，天下大小的事儿都有和珅帮着打理，而且打理得还很不错。如此一来，乾隆皇帝便有了更多闲暇的时间，何乐而不为呢？
和珅的智慧就在于他知道自己户部侍郎、军机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镶蓝旗满洲副都统、总管内务府三旗官兵事务的一品朝冠，不是谁都能接任的。
乾隆皇帝也知道没人能够代替和珅，也可能乾隆皇帝并不想其他人出任和珅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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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坐标山东，24岁，身高170，正常体重（因为平常健身，所以看起来不是纤细的体型，向谷爱凌看齐）金牛座，工作稳定，会做饭，恋爱中比较细心，有点宠妻狂魔（被朋友们冠以的称号）偏向ppl，对哦，平常喜欢运动、给女朋友做饭、听听音乐
想找个山东省内的小朋友宠着，喜欢你可以依赖我，我也会撒娇的哦，小朋友也要哄姐姐～对哦，120斤之内的姐姐都可以公主抱起来的哦
️615980268
#Lesbian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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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批评佛教僧人的这类“持戒”！
宋朝时期著名大文学，同时也是佛门的居士苏东坡先生，在《中和胜相院记》中说到：“
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学之，皆入山林，践荆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脍，燔烧烹煮，以肉饲虎豹鸟乌蚊蚋，无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万亿年而后成。其不能此者，犹弃绝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实，昼日力作，以给薪水粪除，暮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师如生。务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详无数。终身念之，寝食见之，如是，仅可以称沙门比丘。虽名为不耕而食，然其劳苦卑辱，则过于农工远矣。计其利害，非侥幸小民之所乐，今何其弃家、毁服、坏毛发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欤？
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师之所谓戒者，为愚夫未达者设也，若我何用是为？剟其患，专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爱其名，治其荒唐之说，摄衣升坐，问答自若，谓之长老。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见辄反复折困之，度其所从遁，而逆闭其涂，往往面颈发赤。然业已为是道，势不得以恶声相反，则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宝月大师惟简，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为记，岂不谬哉！
然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大师惟度，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传记所不载者，因是与之游，甚熟。惟简则其同门友也。其为人，精敏过人，事佛齐众，谨严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爱，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从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国与其所以将亡而不遂灭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画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称者，故强为记之。
始居此者，京兆人广寂大师希让，传六世至度与简。简姓苏氏，眉山人，吾远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苏东坡指出，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戒律，是为愚夫未通达的人所设的。而出家僧人不应该依文解义，不观自己根机，妄加一味效法。以致于出家之后的生活，过于承受劳苦卑辱，还认为这是在持戒修行。
苏东坡先生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这样做，应该要观察自己的根机，对于有些不合适自己的做法要懂得删除，以免带来过患。而对于古人所传下的持戒修道的方法，应该要专门采取其中有利益于自己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好处。
而对于当时的不少僧人，断绝和家里亲人的关系，穿麻布僧服，吃草木果实，白天努力在寺院干活，做担水砍柴除粪的事情，晚上还要持膏火薰香，奉事他们的出家师父如生身父母一般，搞得出家后一身苦瘠，并且身口意还有各种禁止的言行想法。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是在出家修行，并且还很贪爱这样做所带来的名声。对于这些，苏东坡认为这不过是荒唐之说而已。但这些僧人虽然所做的行为并不恰当，却听不进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苏东坡才感叹佛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
苏东坡先生的见解是相当殊胜的，也正是因为苏东坡见地的过人超胜，所以才被明朝四大高僧的憨山、紫柏、蕅益、莲池四位大师所共同赞叹。
也的确如此，作为佛教徒去持戒律、去放生、造寺院、供养僧人等等行为，不应该想着这样做了之后，对他会有什么好处，也就是所谓的会有什么功德福报。这类贪求功德福报的想法，也就成了自私自利的想法。对这类不正确的自私想法，明朝王阳明先生在他的著作当中对，此有诸多的批评。
实际上这种自私的心态，也是违背佛教高僧们的教诲的。明朝高僧憨山大师在《建长寿庵记》中便说到：“苟施者不着相，则功德如空，应量无际，而果报不可思议。如是则束草滴水，粒米茎菜，皆法界性与虚空等。否则计功思利，虽施七宝满恒河沙，适足以增有为业累。况得无上福田，为菩提种子乎？”
高僧在文章当中说得很清楚，佛教徒本来就不应该贪求所谓的功德和福报。如果佛教信徒喜欢贪求功德和福报，那在寺院中捐再多的钱，造再多的寺院，也不过是增长有为的业障和拖累。更不必谈得到无上福田，成为菩提种子了！
宋朝时期著名大文学，同时也是佛门的居士苏东坡先生，在《中和胜相院记》中说到：“
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学之，皆入山林，践荆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脍，燔烧烹煮，以肉饲虎豹鸟乌蚊蚋，无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万亿年而后成。其不能此者，犹弃绝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实，昼日力作，以给薪水粪除，暮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师如生。务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详无数。终身念之，寝食见之，如是，仅可以称沙门比丘。虽名为不耕而食，然其劳苦卑辱，则过于农工远矣。计其利害，非侥幸小民之所乐，今何其弃家、毁服、坏毛发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欤？
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师之所谓戒者，为愚夫未达者设也，若我何用是为？剟其患，专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爱其名，治其荒唐之说，摄衣升坐，问答自若，谓之长老。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见辄反复折困之，度其所从遁，而逆闭其涂，往往面颈发赤。然业已为是道，势不得以恶声相反，则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宝月大师惟简，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为记，岂不谬哉！
然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大师惟度，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传记所不载者，因是与之游，甚熟。惟简则其同门友也。其为人，精敏过人，事佛齐众，谨严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爱，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从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国与其所以将亡而不遂灭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画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称者，故强为记之。
始居此者，京兆人广寂大师希让，传六世至度与简。简姓苏氏，眉山人，吾远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苏东坡指出，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戒律，是为愚夫未通达的人所设的。而出家僧人不应该依文解义，不观自己根机，妄加一味效法。以致于出家之后的生活，过于承受劳苦卑辱，还认为这是在持戒修行。
苏东坡先生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这样做，应该要观察自己的根机，对于有些不合适自己的做法要懂得删除，以免带来过患。而对于古人所传下的持戒修道的方法，应该要专门采取其中有利益于自己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好处。
而对于当时的不少僧人，断绝和家里亲人的关系，穿麻布僧服，吃草木果实，白天努力在寺院干活，做担水砍柴除粪的事情，晚上还要持膏火薰香，奉事他们的出家师父如生身父母一般，搞得出家后一身苦瘠，并且身口意还有各种禁止的言行想法。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是在出家修行，并且还很贪爱这样做所带来的名声。对于这些，苏东坡认为这不过是荒唐之说而已。但这些僧人虽然所做的行为并不恰当，却听不进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苏东坡才感叹佛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
苏东坡先生的见解是相当殊胜的，也正是因为苏东坡见地的过人超胜，所以才被明朝四大高僧的憨山、紫柏、蕅益、莲池四位大师所共同赞叹。
也的确如此，作为佛教徒去持戒律、去放生、造寺院、供养僧人等等行为，不应该想着这样做了之后，对他会有什么好处，也就是所谓的会有什么功德福报。这类贪求功德福报的想法，也就成了自私自利的想法。对这类不正确的自私想法，明朝王阳明先生在他的著作当中对，此有诸多的批评。
实际上这种自私的心态，也是违背佛教高僧们的教诲的。明朝高僧憨山大师在《建长寿庵记》中便说到：“苟施者不着相，则功德如空，应量无际，而果报不可思议。如是则束草滴水，粒米茎菜，皆法界性与虚空等。否则计功思利，虽施七宝满恒河沙，适足以增有为业累。况得无上福田，为菩提种子乎？”
高僧在文章当中说得很清楚，佛教徒本来就不应该贪求所谓的功德和福报。如果佛教信徒喜欢贪求功德和福报，那在寺院中捐再多的钱，造再多的寺院，也不过是增长有为的业障和拖累。更不必谈得到无上福田，成为菩提种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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