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国原名叫“燕”,真的吗?考古发现改写认知】
大约3040多年前,周武王灭商之后,考虑到“小邦周”吞并“大邑商”的难度,于是先后分封了70余个诸侯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稳固统治“以屏周室”。其中,周武王最重要的三位大臣,姜子牙封在齐地,周公旦封在鲁地,召公奭封在北燕。
甲骨文中都有“齐国”与“鲁国”,周朝齐鲁是旧地重封,其中齐字是麦穗整齐之意,起源于山东中部偏东,此地是中国小麦最早大规模种植区域,鲁字与鱼入人口、味道鲜美有关,原本大约在如今河南鲁山一带。齐国与鲁国传承都很明确,不存在什么争议,但召公奭却在上世纪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让人质疑周初是不是存在一个燕国。
司马迁列出了夏商两代的帝王世系,却列不出燕国的君主世系,《燕召公世家》中说:“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所谓周朝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距离周武王封召公奭于北燕,大约已有200年。同样糟糕的是,惠侯之后,司马迁虽然列出釐侯、顷侯二位燕君,但也毫无事迹可言,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简而言之,燕国存在200年的空白期,几乎没有留下一点资料,否则司马迁不至于如此一笔带过,惠侯之后燕国史也寥寥无几。
更吊诡的是,长期以来人们还没有见过带“燕”字铭文的西周早期青铜器,而带有齐、鲁等字的青铜器却屡见不鲜。
基于这两个反常现象,很难让人不怀疑燕国真实性,甚至有学者直言周初没有燕国,春秋战国时的燕国,实际上是狄戎所建,为了融入华夏谱系,所以找了召公奭为祖先。类似的情况如春秋吴国,泰伯奔吴建立吴国的说法就不太可信,因为从陕西到吴地相隔几千里,泰伯奔到这里不合逻辑,因此吴国始于泰伯之说,可能是吴国为了融入华夏谱系而编造的一段谎言。
上个世纪,文物市场流出的一件青铜鼎上,铭刻的一段文字让这个问题有了一丝转机。
鼎上铭文:匽侯旨初见事于宗周(镐京),王赏旨贝廿朋,用乍有姒宝尊彝。
匽与燕同音,匽侯是不是就是燕侯,召公奭的后代?但可惜的是,这件文物只知道是出土于北京,具体地点不详,且历史上周朝在北京一带分封了南燕国、北燕国,因此“匽国”与“匽侯”到底什么情况还是不能真相大白。
上个世纪,随着北京琉璃河遗址被发现、挖掘,燕国这个问题才真正被解开。上世纪40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地区发现西周遗址,但当时国家也没有精力挖掘,新中国之后才开始慢慢考古挖掘,1974年时出土了重要证据。
1974年,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M253区,考古出土了一件青铜鼎,上面铭文为:
匽侯令(命)堇饴(颐)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堇贝,用乍(作)大子癸宝 。仲。
匽侯让一个叫“堇”的家臣,送美食到镐京给大保。之后,大保赏赐了“贝壳”,“堇”作鼎记载此事,所以这件青铜器被称之为“堇鼎”。而大保即召公奭,因此从铭文上看,“匽侯”应是“燕侯”。
但堇鼎上信息不够具体,最典型的是匽侯与大保是何关系,铭文上并未明确说明,所以堇鼎并未真正揭开谜团。直到上世纪80年代,琉璃河遗址中又发现了一件青铜器,才让燕国起源问题真相大白。
1986年,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1193号大墓中,考古发现“西周克盉(hé)”,又称“太保盉”(上图)。所谓“盉”,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用水来调和酒味的浓淡。
王曰:“太保(即大保,即召公奭)唯乃明乃心,享于乃辟。余大封乃享,令命克侯于匽。使羌、页、虘、驭、微。与御敞。”克来匽,入纳土,众有司。用乍作宝尊彝。
周王对召公奭说:“你功勋显著,我封你土地,供你享用。命令克去匽地为侯,羌、页、虘等国划给匽国,参与对敞国的统御。”之后,克来到匽地建立国家,后人作此青铜盉纪念。显然,这里的“克”是召公奭的元子,代表父亲在匽地建国,召公奭留在镐京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克盉铭文可与史书记载互相印证,充分表明燕国的确是周初召公奭的封国,只不过在传世青铜器里写作“匽(偃)国”而已。根据后来出土的铭文来看,琉璃河遗址是燕国初都,“克”是第一代匽侯,第二代匽侯叫“旨”。
但问题在于,既然燕国原名是匽(偃)国,那么为何史书却偏偏写成了“燕”呢?
近代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认为,匽与嬴是一转之音,秦始皇灭燕之后,为了避讳而将匽改为了燕。但燕与嬴何尝也不是一转之音?因此避讳之说不太可信。
除了陈梦家之外,还有不少学者提出“燕国是他称,匽国是自称”等解释,但这些解释都很勉强,没有得到公认。
其实,“匽国”之所以叫“燕国”,可能与燕、匽、幽的文字演变有关。
甲骨文中的妟字(上图)有多种写法,但基本都是由“女”与“日”构成,《说文解字》中解释是“妟,安也,从女从日。”整个字形是“母燕喂乳状”,乳燕吃饱了即为“安”。匽字外面所加了的“匚”,代表的是安了一个窝。
甲骨文中的燕字,是十分写实的燕子形象,但粗看之下,却又与妟字字形有些类似,区别在于妟字是左右结构,燕字是上下结构。
成语典故新婚燕尔,也可以写作新婚妟尔,以及新婚宴尔,《诗经》中写作“宴尔新昏,如兄如弟”,即形容夫妻像燕子一样在窝里欢乐恩爱。因此,妟、匽、宴与燕爱某种程度上是互通的,意思上存在重叠之处。
甲骨文中的幽字,古今字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都是“山”与“幺”组成,其中近代学者李玄伯认为“幺”是玄鸟之子,本义也是燕子,“幺与玄似,有头有身无翼,像燕初生之形”。也就是说,幽字是山中藏着两只燕子,《山海经》中说“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诗经》中说“燕曰幽州”,幽山又称燕山,所以后世幽州又指燕地。
值得一提的是,甲骨文卜辞中有武丁封“子宋于宋”,宋地即在今天河北石家庄赵县,“宋”下为“木”——含有桑木之意,桑与商同音,因此“子宋于宋”相当于“子宋于商”,即商人起源地应在北方,而商人崇拜玄鸟——燕子,这就难免让人怀疑,商人真正的祖地可能与燕山(幽山)有关,之后逐步南迁到河北中部、河南北部等,至于商丘可能并非商人祖地。商朝灭亡后,周人之所以让微子启建立宋国,原因是宋与商存在内在联系,不过周朝宋地与商朝宋地不是同一个地方。
从甲骨文来看,燕、匽、幽在商朝时都已出现,无法分辨出谁先出现、谁后出现,但从上述《山海经》只说“幽都之山”,以及《诗经》表述为“燕曰幽州”来看,似乎先有幽山之说,再有燕山之说,幽字比燕字出现得更早一些。由此及彼,“匽”可能也比“燕”更早一些。
事实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由“匽”变为“燕”,可能就是新字和老字的写法不同,但何时发生演变、又为何演变,如今还是一个谜团。
#秦始皇陵陪葬墓新出土大量珍贵文物##文玩#
大约3040多年前,周武王灭商之后,考虑到“小邦周”吞并“大邑商”的难度,于是先后分封了70余个诸侯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他们稳固统治“以屏周室”。其中,周武王最重要的三位大臣,姜子牙封在齐地,周公旦封在鲁地,召公奭封在北燕。
甲骨文中都有“齐国”与“鲁国”,周朝齐鲁是旧地重封,其中齐字是麦穗整齐之意,起源于山东中部偏东,此地是中国小麦最早大规模种植区域,鲁字与鱼入人口、味道鲜美有关,原本大约在如今河南鲁山一带。齐国与鲁国传承都很明确,不存在什么争议,但召公奭却在上世纪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让人质疑周初是不是存在一个燕国。
司马迁列出了夏商两代的帝王世系,却列不出燕国的君主世系,《燕召公世家》中说:“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侯当周厉王奔彘,共和之时。”所谓周朝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距离周武王封召公奭于北燕,大约已有200年。同样糟糕的是,惠侯之后,司马迁虽然列出釐侯、顷侯二位燕君,但也毫无事迹可言,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简而言之,燕国存在200年的空白期,几乎没有留下一点资料,否则司马迁不至于如此一笔带过,惠侯之后燕国史也寥寥无几。
更吊诡的是,长期以来人们还没有见过带“燕”字铭文的西周早期青铜器,而带有齐、鲁等字的青铜器却屡见不鲜。
基于这两个反常现象,很难让人不怀疑燕国真实性,甚至有学者直言周初没有燕国,春秋战国时的燕国,实际上是狄戎所建,为了融入华夏谱系,所以找了召公奭为祖先。类似的情况如春秋吴国,泰伯奔吴建立吴国的说法就不太可信,因为从陕西到吴地相隔几千里,泰伯奔到这里不合逻辑,因此吴国始于泰伯之说,可能是吴国为了融入华夏谱系而编造的一段谎言。
上个世纪,文物市场流出的一件青铜鼎上,铭刻的一段文字让这个问题有了一丝转机。
鼎上铭文:匽侯旨初见事于宗周(镐京),王赏旨贝廿朋,用乍有姒宝尊彝。
匽与燕同音,匽侯是不是就是燕侯,召公奭的后代?但可惜的是,这件文物只知道是出土于北京,具体地点不详,且历史上周朝在北京一带分封了南燕国、北燕国,因此“匽国”与“匽侯”到底什么情况还是不能真相大白。
上个世纪,随着北京琉璃河遗址被发现、挖掘,燕国这个问题才真正被解开。上世纪40年代,在北京房山琉璃河地区发现西周遗址,但当时国家也没有精力挖掘,新中国之后才开始慢慢考古挖掘,1974年时出土了重要证据。
1974年,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M253区,考古出土了一件青铜鼎,上面铭文为:
匽侯令(命)堇饴(颐)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堇贝,用乍(作)大子癸宝 。仲。
匽侯让一个叫“堇”的家臣,送美食到镐京给大保。之后,大保赏赐了“贝壳”,“堇”作鼎记载此事,所以这件青铜器被称之为“堇鼎”。而大保即召公奭,因此从铭文上看,“匽侯”应是“燕侯”。
但堇鼎上信息不够具体,最典型的是匽侯与大保是何关系,铭文上并未明确说明,所以堇鼎并未真正揭开谜团。直到上世纪80年代,琉璃河遗址中又发现了一件青铜器,才让燕国起源问题真相大白。
1986年,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1193号大墓中,考古发现“西周克盉(hé)”,又称“太保盉”(上图)。所谓“盉”,古人调和酒、水的器具,用水来调和酒味的浓淡。
王曰:“太保(即大保,即召公奭)唯乃明乃心,享于乃辟。余大封乃享,令命克侯于匽。使羌、页、虘、驭、微。与御敞。”克来匽,入纳土,众有司。用乍作宝尊彝。
周王对召公奭说:“你功勋显著,我封你土地,供你享用。命令克去匽地为侯,羌、页、虘等国划给匽国,参与对敞国的统御。”之后,克来到匽地建立国家,后人作此青铜盉纪念。显然,这里的“克”是召公奭的元子,代表父亲在匽地建国,召公奭留在镐京协助周王处理政务。
克盉铭文可与史书记载互相印证,充分表明燕国的确是周初召公奭的封国,只不过在传世青铜器里写作“匽(偃)国”而已。根据后来出土的铭文来看,琉璃河遗址是燕国初都,“克”是第一代匽侯,第二代匽侯叫“旨”。
但问题在于,既然燕国原名是匽(偃)国,那么为何史书却偏偏写成了“燕”呢?
近代古文字学家陈梦家认为,匽与嬴是一转之音,秦始皇灭燕之后,为了避讳而将匽改为了燕。但燕与嬴何尝也不是一转之音?因此避讳之说不太可信。
除了陈梦家之外,还有不少学者提出“燕国是他称,匽国是自称”等解释,但这些解释都很勉强,没有得到公认。
其实,“匽国”之所以叫“燕国”,可能与燕、匽、幽的文字演变有关。
甲骨文中的妟字(上图)有多种写法,但基本都是由“女”与“日”构成,《说文解字》中解释是“妟,安也,从女从日。”整个字形是“母燕喂乳状”,乳燕吃饱了即为“安”。匽字外面所加了的“匚”,代表的是安了一个窝。
甲骨文中的燕字,是十分写实的燕子形象,但粗看之下,却又与妟字字形有些类似,区别在于妟字是左右结构,燕字是上下结构。
成语典故新婚燕尔,也可以写作新婚妟尔,以及新婚宴尔,《诗经》中写作“宴尔新昏,如兄如弟”,即形容夫妻像燕子一样在窝里欢乐恩爱。因此,妟、匽、宴与燕爱某种程度上是互通的,意思上存在重叠之处。
甲骨文中的幽字,古今字形没有什么太大变化,都是“山”与“幺”组成,其中近代学者李玄伯认为“幺”是玄鸟之子,本义也是燕子,“幺与玄似,有头有身无翼,像燕初生之形”。也就是说,幽字是山中藏着两只燕子,《山海经》中说“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诗经》中说“燕曰幽州”,幽山又称燕山,所以后世幽州又指燕地。
值得一提的是,甲骨文卜辞中有武丁封“子宋于宋”,宋地即在今天河北石家庄赵县,“宋”下为“木”——含有桑木之意,桑与商同音,因此“子宋于宋”相当于“子宋于商”,即商人起源地应在北方,而商人崇拜玄鸟——燕子,这就难免让人怀疑,商人真正的祖地可能与燕山(幽山)有关,之后逐步南迁到河北中部、河南北部等,至于商丘可能并非商人祖地。商朝灭亡后,周人之所以让微子启建立宋国,原因是宋与商存在内在联系,不过周朝宋地与商朝宋地不是同一个地方。
从甲骨文来看,燕、匽、幽在商朝时都已出现,无法分辨出谁先出现、谁后出现,但从上述《山海经》只说“幽都之山”,以及《诗经》表述为“燕曰幽州”来看,似乎先有幽山之说,再有燕山之说,幽字比燕字出现得更早一些。由此及彼,“匽”可能也比“燕”更早一些。
事实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由“匽”变为“燕”,可能就是新字和老字的写法不同,但何时发生演变、又为何演变,如今还是一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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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为何迁都北京(上)
明太祖朱元璋始建明朝,都城定于南京。后来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把都城迁到了北京。朱棣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实行迁都的,迁都北京具有什么意义呢?
1⃣️ 定都南京的利弊
要说明朱棣迁都北京的原因及其意义,先要了解朱元璋定都南京的背景及其利弊。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朱元璋是以应天(今南京)为基地发展他的势力,并在应天称吴王的。洪武元年(1368)正月,当其北伐军攻下山东,即将攻取元大都(今北京市)之时,他也就在应天即皇帝位,建立起明王朝。但是否把应天定作明朝的都城,他一直犹豫不决。都城的选择,一般都要把军事、经济和地理条件等各种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应天背靠钟山,面临长江,龙蟠虎踞,形势非常险要。它所在的江南地区,又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不仅盛产粮食,而且拥有发达的纺织业、制盐业和繁荣的商业,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丘濬:《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经济条件也很优越。但从军事的角度来考虑,应天的位置偏于江左,距离对元朝作战的北方前线太远,不便于朝廷部署军事和指挥、调动部队。
同时,朱元璋还认为,历史上在此地建都的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六朝都“折数不久”(刘辰:《国初事迹》),这也是不吉利的。因此,大臣们便提出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的建议,朱元璋即于洪武元年三月亲赴汴梁作实地考察。考察后,他觉得汴梁地处中原,位置适中,决心在此建都,但感到这里无险可守,是个“四面受敌之地”(《国初事迹》),又决定把应天也定作都城,实行古已有之的两京制。八月,下诏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天子于春秋往来巡狩。
但是,就在诏书颁发的第二天,北伐军攻克大都,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还要不要在汴梁建都呢?朱元璋“会议群臣”,大臣们鉴于北方蒙古贵族的残余势力尚未消灭,仍主张在中原建都,并提出几种不同的方案:“或言关中(指长安)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漕运方便;又言北平(大都攻克后改名北平府)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
朱元璋认为这些意见都有合理之处,但又都不适应当前形势,说:“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元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洪武实录》卷四五,黄光升:《昭代典则》)他另外提出在南京及其故乡临濠(今安徽凤阳)建都的方案,认为南京“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可作都城,但它“去中原颇远,控制(北方)良难”,而离中原稍近的“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以它作为中都,可补救定都南京的不足(《洪武实录》卷四五、八〇)。尽管刘基一再指出“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明史·刘基传》),但朱元璋的左右大臣都是江淮子弟,留恋乡土,皆一致拥护朱元璋的方案。
从洪武二年(1369)九月起,朱元璋便在临濠大兴土木,营建中都。这项工程持续了六年,终因力役供给都要仰给江南,劳费太甚,民不堪命,发生了工匠的反抗事件,不得不半途停罢。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商议了十年之久的定都问题才算解决了。
在南京定都,可以免去另建新都的大量耗费,又能就近从江南地区取得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这是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远离北方,不便于对付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的侵扰。元朝的统治被推翻之后,元顺帝带着一帮大臣逃出大都,“旋舆大漠,整复故都“,“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明史纪事本末·故元遗兵》)。他们图谋恢复对中原的统治,经常派兵南下骚扰,对明朝构成严重的威胁。
针对这种状况,朱元璋在北方边境沿长城一带,遍置卫所,屯驻军马,加强防御,并在平定辽东后,置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于大宁(今辽宁宁城西),东与辽阳、西与大同相应援,作为北方的三大要塞,重点扼守蒙古骑兵南侵的要道。同时,在分封诸子为藩王时,朱元璋又特地将九个儿子封在长城内外,东自辽阳,西至甘肃,设置辽、宁、燕、谷、代、晋、庆、秦、肃九个封国。他授予这些藩王以雄厚的护卫兵力和军事指挥大权,以此来弥补都城远离前线、朝廷指挥困难的缺陷。
不过,朱元璋尽管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但因都城偏处江左,仍不免有鞭长莫及之虞。在晚年,他还拟迁都长安或洛阳。洪武二十四年(1391),特派皇太子朱标巡视西北、绘制关、洛形势图。不料太子回来即病死,朱元璋只好打消了迁都的念头,伤心地说:“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
—— 待续 —— [good][作揖]#文物代言人##历史那些事##文化##故宫#
明太祖朱元璋始建明朝,都城定于南京。后来明成祖朱棣在位时,把都城迁到了北京。朱棣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实行迁都的,迁都北京具有什么意义呢?
1⃣️ 定都南京的利弊
要说明朱棣迁都北京的原因及其意义,先要了解朱元璋定都南京的背景及其利弊。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朱元璋是以应天(今南京)为基地发展他的势力,并在应天称吴王的。洪武元年(1368)正月,当其北伐军攻下山东,即将攻取元大都(今北京市)之时,他也就在应天即皇帝位,建立起明王朝。但是否把应天定作明朝的都城,他一直犹豫不决。都城的选择,一般都要把军事、经济和地理条件等各种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应天背靠钟山,面临长江,龙蟠虎踞,形势非常险要。它所在的江南地区,又是当时全国的经济重心,不仅盛产粮食,而且拥有发达的纺织业、制盐业和繁荣的商业,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丘濬:《大学衍义补·都邑之建》),经济条件也很优越。但从军事的角度来考虑,应天的位置偏于江左,距离对元朝作战的北方前线太远,不便于朝廷部署军事和指挥、调动部队。
同时,朱元璋还认为,历史上在此地建都的东吴、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六朝都“折数不久”(刘辰:《国初事迹》),这也是不吉利的。因此,大臣们便提出建都汴梁(今河南开封)的建议,朱元璋即于洪武元年三月亲赴汴梁作实地考察。考察后,他觉得汴梁地处中原,位置适中,决心在此建都,但感到这里无险可守,是个“四面受敌之地”(《国初事迹》),又决定把应天也定作都城,实行古已有之的两京制。八月,下诏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天子于春秋往来巡狩。
但是,就在诏书颁发的第二天,北伐军攻克大都,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已发生重大变化,还要不要在汴梁建都呢?朱元璋“会议群臣”,大臣们鉴于北方蒙古贵族的残余势力尚未消灭,仍主张在中原建都,并提出几种不同的方案:“或言关中(指长安)险固金城,天府之国;或言洛阳天地之中,四方朝贡,道里适均,汴梁亦宋之旧京,漕运方便;又言北平(大都攻克后改名北平府)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
朱元璋认为这些意见都有合理之处,但又都不适应当前形势,说:“长安、洛阳、汴京实周、秦、汉、魏、唐、宋所建国,但平定之初,民未苏息,朕若建都于彼,供给力役悉资江南,重劳其民;若就北平,元之宫室不能无更作,亦未易也。”(《洪武实录》卷四五,黄光升:《昭代典则》)他另外提出在南京及其故乡临濠(今安徽凤阳)建都的方案,认为南京“长江天堑,龙蟠虎踞,江南形胜之地,真足以立国”,可作都城,但它“去中原颇远,控制(北方)良难”,而离中原稍近的“临濠则前江后淮,以险可恃,以水可漕”,以它作为中都,可补救定都南京的不足(《洪武实录》卷四五、八〇)。尽管刘基一再指出“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明史·刘基传》),但朱元璋的左右大臣都是江淮子弟,留恋乡土,皆一致拥护朱元璋的方案。
从洪武二年(1369)九月起,朱元璋便在临濠大兴土木,营建中都。这项工程持续了六年,终因力役供给都要仰给江南,劳费太甚,民不堪命,发生了工匠的反抗事件,不得不半途停罢。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商议了十年之久的定都问题才算解决了。
在南京定都,可以免去另建新都的大量耗费,又能就近从江南地区取得粮食和其他物资的供应,这是有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远离北方,不便于对付蒙古贵族残余势力的侵扰。元朝的统治被推翻之后,元顺帝带着一帮大臣逃出大都,“旋舆大漠,整复故都“,“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明史纪事本末·故元遗兵》)。他们图谋恢复对中原的统治,经常派兵南下骚扰,对明朝构成严重的威胁。
针对这种状况,朱元璋在北方边境沿长城一带,遍置卫所,屯驻军马,加强防御,并在平定辽东后,置北平行都指挥使司于大宁(今辽宁宁城西),东与辽阳、西与大同相应援,作为北方的三大要塞,重点扼守蒙古骑兵南侵的要道。同时,在分封诸子为藩王时,朱元璋又特地将九个儿子封在长城内外,东自辽阳,西至甘肃,设置辽、宁、燕、谷、代、晋、庆、秦、肃九个封国。他授予这些藩王以雄厚的护卫兵力和军事指挥大权,以此来弥补都城远离前线、朝廷指挥困难的缺陷。
不过,朱元璋尽管采取了各种补救措施,但因都城偏处江左,仍不免有鞭长莫及之虞。在晚年,他还拟迁都长安或洛阳。洪武二十四年(1391),特派皇太子朱标巡视西北、绘制关、洛形势图。不料太子回来即病死,朱元璋只好打消了迁都的念头,伤心地说:“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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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诗之三四九
秋夜二首 之一
唐 · 韦应物
庭树转萧萧,阴虫还戚戚。
独向高斋眠,夜闻寒雨滴。
微风时动牖,残灯尚留壁。
惆怅平生怀,偏来委今夕。
宋 写生草虫图
绢本设色,纵25.9cm,横26.9cm
故宫博物院藏
画面右侧绘野生花草,狗尾、紫菀莛叶穿插。粉蝶落在花上吸取花蜜,蜻蜓徐徐低飞,蚱蜢跃跃欲跳,3只昆虫呈三角构图和右侧草丛相映成趣。野草和花叶用花青加汁绿勾填,花用没骨法,昆虫兼工带写,形态逼真。 https://t.cn/z8UlVnu
秋夜二首 之一
唐 · 韦应物
庭树转萧萧,阴虫还戚戚。
独向高斋眠,夜闻寒雨滴。
微风时动牖,残灯尚留壁。
惆怅平生怀,偏来委今夕。
宋 写生草虫图
绢本设色,纵25.9cm,横26.9cm
故宫博物院藏
画面右侧绘野生花草,狗尾、紫菀莛叶穿插。粉蝶落在花上吸取花蜜,蜻蜓徐徐低飞,蚱蜢跃跃欲跳,3只昆虫呈三角构图和右侧草丛相映成趣。野草和花叶用花青加汁绿勾填,花用没骨法,昆虫兼工带写,形态逼真。 https://t.cn/z8UlV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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