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有话说# 在民族文化宫主楼东二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之“民族瑰宝——民族文化宫馆藏文物精品展”中，展出了一部形制特殊的《龙藏》，此部是乾隆三年首次印刷的100部之一。
一、 汉文大藏经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数量日益增多，最后汇集、编纂成“藏”，卷帙浩繁。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也互不相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书写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清代官刻的汉文版大藏经。自宋朝开始，即开始出现官刻版大藏经。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始刻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全部刻成。因始刻于北宋开宝时，后世遂称为《开宝藏》。这一版因为刻在益州（四川成都），所以也通称为“蜀版”。又因它是朝廷所刻，也称做“北宋官版”，是后续宋代闽浙私刻和辽刻、金刻以及高丽所刻各版大藏共同依据的祖本，《开宝藏》被称为汉文大藏经的祖本。《开宝藏》首创了以“千字文”为顺序的目录体系，之后我国数种大型类书的编目都沿用了这个目录体系。
二、 何谓之《龙藏》
《龙藏》亦称《清藏》或《乾隆大藏经》，为清代最后一部官刻汉文大藏经。更难能可贵的是，《龙藏》经版至今保存，成为我国唯一一部刷印经版尚存的大藏经。有关《龙藏》名称的来历说法不一，主要有三：一是该汉文大藏经由皇帝敕令雕刻，所以称之《龙藏》；二是认为该经页边栏饰以龙纹而称之《龙藏》；三是认为它是《乾隆大藏经》的简称，因《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刊刻完成并印刷，而“隆”、“龙”谐音，乾隆皇帝乃真龙天子，所以僧俗尊称为《龙藏》。
三、为何要雕刻《龙藏》
清初帝王，笃信佛教，大清定鼎中原，汉满蒙藏民众皆信奉佛教，四体同文，方显国力之盛，《大藏经》成为各民族和平共处、维护社会稳定、巩固阶级统治的最好媒介之一。在已有各版本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及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之后，雍正帝仍敕修此部大藏经，其初衷是为了弘扬佛法，以此加强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凝聚力，增进各民族团结，让社会更稳定。同时想要纠正前朝大藏经之错讹，让这部汉文大藏经成为中国历代大藏经中的权威。
《龙藏》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年），是我国历代官刻大藏经极为重要的一部。全藏共计5600多万字，共收录经、律、论、杂著等1669部，7168卷。该藏是在明朝《永乐北藏》基础上编校而成的，全藏共分正藏和续藏两类，以千字文编号，正藏从“天”至“漆”，续藏从“书”至“机”。
四、《龙藏》到底有多珍贵
《龙藏》卷帙浩繁，是一部规模空前的佛典巨著，其编刊工程浩大，旷日持久。雍正帝敕命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主持编修，负责其事的官员、学者、高僧等达60余人，监造人员80余人，还募集刻字、刷印和装帧等优秀工匠860余人，其中仅刻字工匠即向全国征用了近700人。
因当时北京城中刻字匠人严重不足，庄亲王上奏乾隆帝，建议：集全国良匠赴京，刊刻《龙藏》。此重任交给江南三大织造在南方招揽大量精工良匠赴京，这才让人力亏空问题得以解决。这部大藏经乃是举全国之力，集各族工匠智慧于一体的产物，其特别珍贵，在刊刻过程中，南北方的工匠技艺和文化有了很好的交流与促进。
《龙藏》全藏字体秀丽，镌刻精湛，如出一人；佛像等图版以白描手法绘刻，庄严而不失生动，历时近6年方才完成。为了传承久远，《龙藏》在经版选材上非常考究，也极为耗时耗力和耗财。经版要求选取梨木，选取的梨木又必须是整块优质梨木板，《龙藏》经板近8万块，数量巨大，虽然当时直隶、山东等地产梨木，但如此精挑细选，时近一年才采得1万块。近8万块经版，仅采办经版和雕刻经版就花费白银8万多两。经版重约400吨，这些经版相连可达120华里（60公里），能绕北京二环路两圈半。《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首次刷印了100部，颁赐给全国各地的各大寺院。从乾隆四年(1739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将近200年一共印了不过137部，加上各地请印的总数不超过150部。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所藏《龙藏》从它未装订的特质来看，应该是乾隆三年首次刷印的100部之一。经过200多年的历史，这100部《龙藏》现在所剩无几，无论是装订的和未装订的都已属罕见，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这部《龙藏》尤显珍贵。
现在图书馆珍藏有《龙藏》两部，一部为经折装的《龙藏》，另一部就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珍稀的、装帧形式特殊的《龙藏》。《龙藏》存世量稀少，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龙藏》为幸存的珍贵版本。其按千字文排序，用特制黄缎锦盒保存，现存637盒6060卷。著名佛经研究专家李际宁在他所著《佛经版本》一书中写到：“《龙藏》国内外都有收藏，以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一部为罕见。一般单位的收藏品都装帧成经折装式，而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按卷次卷成一卷，没有经过装潢，所有印张按照次序卷起来，外面用经签封口。这是因为当初印刷以后，为了便于运输，故未装帧成册。由此可以知道，印刷经卷与装帧经卷是在不同地方进行的”。
结束语
民族文化宫图书馆馆藏《龙藏》体量巨大，保存相对完好，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版本鉴赏价值。不论是前期筹备，还是采办经版、经版雕刻、刷印藏经、经版保存等，《龙藏》都凝聚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不仅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伟大历史巨著，更是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一、 汉文大藏经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数量日益增多，最后汇集、编纂成“藏”，卷帙浩繁。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也互不相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书写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清代官刻的汉文版大藏经。自宋朝开始，即开始出现官刻版大藏经。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始刻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全部刻成。因始刻于北宋开宝时，后世遂称为《开宝藏》。这一版因为刻在益州（四川成都），所以也通称为“蜀版”。又因它是朝廷所刻，也称做“北宋官版”，是后续宋代闽浙私刻和辽刻、金刻以及高丽所刻各版大藏共同依据的祖本，《开宝藏》被称为汉文大藏经的祖本。《开宝藏》首创了以“千字文”为顺序的目录体系，之后我国数种大型类书的编目都沿用了这个目录体系。
二、 何谓之《龙藏》
《龙藏》亦称《清藏》或《乾隆大藏经》，为清代最后一部官刻汉文大藏经。更难能可贵的是，《龙藏》经版至今保存，成为我国唯一一部刷印经版尚存的大藏经。有关《龙藏》名称的来历说法不一，主要有三：一是该汉文大藏经由皇帝敕令雕刻，所以称之《龙藏》；二是认为该经页边栏饰以龙纹而称之《龙藏》；三是认为它是《乾隆大藏经》的简称，因《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刊刻完成并印刷，而“隆”、“龙”谐音，乾隆皇帝乃真龙天子，所以僧俗尊称为《龙藏》。
三、为何要雕刻《龙藏》
清初帝王，笃信佛教，大清定鼎中原，汉满蒙藏民众皆信奉佛教，四体同文，方显国力之盛，《大藏经》成为各民族和平共处、维护社会稳定、巩固阶级统治的最好媒介之一。在已有各版本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及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之后，雍正帝仍敕修此部大藏经，其初衷是为了弘扬佛法，以此加强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凝聚力，增进各民族团结，让社会更稳定。同时想要纠正前朝大藏经之错讹，让这部汉文大藏经成为中国历代大藏经中的权威。
《龙藏》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年），是我国历代官刻大藏经极为重要的一部。全藏共计5600多万字，共收录经、律、论、杂著等1669部，7168卷。该藏是在明朝《永乐北藏》基础上编校而成的，全藏共分正藏和续藏两类，以千字文编号，正藏从“天”至“漆”，续藏从“书”至“机”。
四、《龙藏》到底有多珍贵
《龙藏》卷帙浩繁，是一部规模空前的佛典巨著，其编刊工程浩大，旷日持久。雍正帝敕命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主持编修，负责其事的官员、学者、高僧等达60余人，监造人员80余人，还募集刻字、刷印和装帧等优秀工匠860余人，其中仅刻字工匠即向全国征用了近700人。
因当时北京城中刻字匠人严重不足，庄亲王上奏乾隆帝，建议：集全国良匠赴京，刊刻《龙藏》。此重任交给江南三大织造在南方招揽大量精工良匠赴京，这才让人力亏空问题得以解决。这部大藏经乃是举全国之力，集各族工匠智慧于一体的产物，其特别珍贵，在刊刻过程中，南北方的工匠技艺和文化有了很好的交流与促进。
《龙藏》全藏字体秀丽，镌刻精湛，如出一人；佛像等图版以白描手法绘刻，庄严而不失生动，历时近6年方才完成。为了传承久远，《龙藏》在经版选材上非常考究，也极为耗时耗力和耗财。经版要求选取梨木，选取的梨木又必须是整块优质梨木板，《龙藏》经板近8万块，数量巨大，虽然当时直隶、山东等地产梨木，但如此精挑细选，时近一年才采得1万块。近8万块经版，仅采办经版和雕刻经版就花费白银8万多两。经版重约400吨，这些经版相连可达120华里（60公里），能绕北京二环路两圈半。《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首次刷印了100部，颁赐给全国各地的各大寺院。从乾隆四年(1739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将近200年一共印了不过137部，加上各地请印的总数不超过150部。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所藏《龙藏》从它未装订的特质来看，应该是乾隆三年首次刷印的100部之一。经过200多年的历史，这100部《龙藏》现在所剩无几，无论是装订的和未装订的都已属罕见，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这部《龙藏》尤显珍贵。
现在图书馆珍藏有《龙藏》两部，一部为经折装的《龙藏》，另一部就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珍稀的、装帧形式特殊的《龙藏》。《龙藏》存世量稀少，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龙藏》为幸存的珍贵版本。其按千字文排序，用特制黄缎锦盒保存，现存637盒6060卷。著名佛经研究专家李际宁在他所著《佛经版本》一书中写到：“《龙藏》国内外都有收藏，以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一部为罕见。一般单位的收藏品都装帧成经折装式，而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按卷次卷成一卷，没有经过装潢，所有印张按照次序卷起来，外面用经签封口。这是因为当初印刷以后，为了便于运输，故未装帧成册。由此可以知道，印刷经卷与装帧经卷是在不同地方进行的”。
结束语
民族文化宫图书馆馆藏《龙藏》体量巨大，保存相对完好，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版本鉴赏价值。不论是前期筹备，还是采办经版、经版雕刻、刷印藏经、经版保存等，《龙藏》都凝聚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不仅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伟大历史巨著，更是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渡湘江
杜审言〔唐代〕
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
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
译文
悲叹昔日还在园林里游玩的情景，今年春天花开鸟鸣更引发我在边疆的哀愁。
独自怜惜从京城里出来的人往南逃，真羡慕湘江的水呀，你却往北流去！
注释
迟日：春日。《诗经·七月》：“春日迟迟，采繁祁祁。”
悲昔游：作者旧游之地，因放逐再次经过感到悲伤。
边愁：流放边远地区产生的愁绪。
京国：指长安。
鉴赏
诗的首句“迟日园林悲昔游”，是因眼前的春光回忆起往昔的春游。当年，春日迟迟，园林如绣，游目骋怀，该是心旷神怡的。而这里追叙“昔游”时却用了一个“悲”字。这个悲，是今天的悲，是从今天的悲追溯昔日的乐；而反过来，也可以说，正因为想起当时的游乐，就更觉得当前处境之可悲。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这一句诗是用现在的情移过去的境，为昔日的欢乐景物注入了此时的悲伤心情。
诗的第二句“今春花鸟作边愁”，是从昔游的回忆写到今春的边愁。一般说来，鸟语花香是令人欢乐的景物；可是，这些景物却使诗人更想起自己正在流放去边疆的途中。鸟语也好，花香也好，在诗人心目中只构成了远去边疆的哀愁。这一句诗是以心中的情移眼前的境。诗人缘情写景，因而景随情迁。如果就艺术手法来说，以“花鸟”与“边愁”形成对比，是从反面来衬托边愁。与杜审言的这句诗有些近似的有杜甫《春望》诗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联，司马光的《续诗话》评这一联诗说：“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这里，以花鸟可娱之物来写“感时”、“恨别”之情，采用的也是反衬法。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对杜甫有直接影响。“花溅泪”、“鸟惊心”一联，可能就是从“花鸟作边愁”这一句化出的。
诗的第三句“独怜京国人南窜”，是整首诗的中心，起承上启下作用。上两句，忆昔游而悲，见花鸟成愁，以及下一句为江水北流而感叹，都因为诗人远离京国，正在南窜途中。上下三句都是围绕着这一句，从这一句生发的。但这一句还没有点到《渡湘江》这个题目。最后一句“不似湘江水北流”，才提到湘江，点破诗题，而以“水北流”来烘托“人南窜”，也是用反衬手法来加强诗的中心内容。
杜审言渡湘江时，正值春光明媚，绿水映青山，秀丽的异乡风光撩人意绪，使被贬迁异地的诗人缅怀过去，遐想未来，心中怅惘、失落。因此诗的起句感情深沉地直诉：“迟日园林悲昔游”。他触景生情，回忆起从前在这春光晴丽的大好时光里，尽情游赏园林景色的乐趣，间或还有朋友与他一同饮酒赋诗，赏春惜春，好不痛快。如今只身南迁，心中之悲不难想象。“迟日园林”与“昔游”之间加一“悲”字，使句意曲折而丰富，语势跌宕而劲健。对句：“今春花鸟作边愁”。“今春”指出渡江的时间。“花鸟”概括春景，虽没有直接描绘声色，而鸟语花香的境界已在眼前。“作边愁”，是说今春的花和鸟不同往年，它们也含愁带恨。这里用了移情入景的手法，以比兴表达诗人的愁思。一个“作”字，语意双关。既象说花鸟，又是说人，亦可理解为人与花鸟同说，婉曲而有机趣。
这句诗色彩清淡，情意浓挚，七个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远游伤春的情怀。“独怜京国人南窜”，是这首诗的中心所在，从前两句的忆春、伤春转入叙事抒情，感慨自己从京都流贬到荒僻的南地。“独”字下得有力，使全句生神，激活全篇。“不似湘江水北流”，紧承第三句点题作结，出语自然。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说：“初唐七绝，味在酸咸之外，‘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 ’，读之初似常语，久而自知其妙。”所谓“味在酸咸之外”，即指诗中蕴含的情感复杂丰富余味无穷。这些诗句的妙处，不仅在于融情于景，而且还通过时间、空间、景物的不同对比，形成一种杳邈迷茫的意境，仿佛有万般的游丝争惹人的离愁，读者细细体味就能感受其巨大的感染力。“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初读似常语，并无警策之处，仔细品味，就可看到诗人怅惘的形象。他独立舟头，思悠悠，无限离愁，正如一江春水向北流。杜审言性格爽朗轩豁，喜直抒胸臆，这自是其诗的特色之一。《载酒园诗话》说他“即作磊砢语，亦犹苏子瞻坐桄榔树下食芋饮水，略无攒眉蹙额之态。”这段形象的评语，可帮助我们从多方面去感受欣赏杜审言诗的风格。
胡应麟对这首诗的评价很高，他说：“唐初五言绝，子安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变梁陈，音律未谐，韵度尚乏。惟杜审言《渡湘江》、《赠苏绾》二首，结皆作对，而工致天然，风味可掬。”这首诗以押韵对起，又以对作结，俱有整齐美、和谐美以及反复咏叹的韵味。初唐时期是七绝初创的阶段，杜审言这首《渡湘江》是有相当影响的，说它“具有开启诗坛新风的作用”，也不为过誉。
创作背景
杜审言曾有两次贬官的经历，在唐中宗时曾被贬到南方极为偏远的峰州。这首诗当是他在流放途中写的。他在渡湘江南下时，正值春临大地，花鸟迎人，看到江水滔滔，朝着与他行进相反的方向流去，不禁对照自己的遭遇，追思昔游，怀念京国，悲思愁绪，一触而发。
作者简介
杜审言（约645-708），字必简，汉族，中国唐朝襄州襄阳人，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唐高宗咸亨进士，唐中宗时，因与张易之兄弟交往，被流放峰州（今越南越池东南）。曾任隰城尉、洛阳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馆直学士，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称“文章四友”，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作品多朴素自然。其五言律诗，格律谨严。► 41篇诗文 ► 61条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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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审言〔唐代〕
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
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
译文
悲叹昔日还在园林里游玩的情景，今年春天花开鸟鸣更引发我在边疆的哀愁。
独自怜惜从京城里出来的人往南逃，真羡慕湘江的水呀，你却往北流去！
注释
迟日：春日。《诗经·七月》：“春日迟迟，采繁祁祁。”
悲昔游：作者旧游之地，因放逐再次经过感到悲伤。
边愁：流放边远地区产生的愁绪。
京国：指长安。
鉴赏
诗的首句“迟日园林悲昔游”，是因眼前的春光回忆起往昔的春游。当年，春日迟迟，园林如绣，游目骋怀，该是心旷神怡的。而这里追叙“昔游”时却用了一个“悲”字。这个悲，是今天的悲，是从今天的悲追溯昔日的乐；而反过来，也可以说，正因为想起当时的游乐，就更觉得当前处境之可悲。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这一句诗是用现在的情移过去的境，为昔日的欢乐景物注入了此时的悲伤心情。
诗的第二句“今春花鸟作边愁”，是从昔游的回忆写到今春的边愁。一般说来，鸟语花香是令人欢乐的景物；可是，这些景物却使诗人更想起自己正在流放去边疆的途中。鸟语也好，花香也好，在诗人心目中只构成了远去边疆的哀愁。这一句诗是以心中的情移眼前的境。诗人缘情写景，因而景随情迁。如果就艺术手法来说，以“花鸟”与“边愁”形成对比，是从反面来衬托边愁。与杜审言的这句诗有些近似的有杜甫《春望》诗中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联，司马光的《续诗话》评这一联诗说：“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悲，则时可知矣。”这里，以花鸟可娱之物来写“感时”、“恨别”之情，采用的也是反衬法。杜审言是杜甫的祖父，对杜甫有直接影响。“花溅泪”、“鸟惊心”一联，可能就是从“花鸟作边愁”这一句化出的。
诗的第三句“独怜京国人南窜”，是整首诗的中心，起承上启下作用。上两句，忆昔游而悲，见花鸟成愁，以及下一句为江水北流而感叹，都因为诗人远离京国，正在南窜途中。上下三句都是围绕着这一句，从这一句生发的。但这一句还没有点到《渡湘江》这个题目。最后一句“不似湘江水北流”，才提到湘江，点破诗题，而以“水北流”来烘托“人南窜”，也是用反衬手法来加强诗的中心内容。
杜审言渡湘江时，正值春光明媚，绿水映青山，秀丽的异乡风光撩人意绪，使被贬迁异地的诗人缅怀过去，遐想未来，心中怅惘、失落。因此诗的起句感情深沉地直诉：“迟日园林悲昔游”。他触景生情，回忆起从前在这春光晴丽的大好时光里，尽情游赏园林景色的乐趣，间或还有朋友与他一同饮酒赋诗，赏春惜春，好不痛快。如今只身南迁，心中之悲不难想象。“迟日园林”与“昔游”之间加一“悲”字，使句意曲折而丰富，语势跌宕而劲健。对句：“今春花鸟作边愁”。“今春”指出渡江的时间。“花鸟”概括春景，虽没有直接描绘声色，而鸟语花香的境界已在眼前。“作边愁”，是说今春的花和鸟不同往年，它们也含愁带恨。这里用了移情入景的手法，以比兴表达诗人的愁思。一个“作”字，语意双关。既象说花鸟，又是说人，亦可理解为人与花鸟同说，婉曲而有机趣。
这句诗色彩清淡，情意浓挚，七个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远游伤春的情怀。“独怜京国人南窜”，是这首诗的中心所在，从前两句的忆春、伤春转入叙事抒情，感慨自己从京都流贬到荒僻的南地。“独”字下得有力，使全句生神，激活全篇。“不似湘江水北流”，紧承第三句点题作结，出语自然。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说：“初唐七绝，味在酸咸之外，‘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北地来 ’，‘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即今河畔冰开日，正是长安花落时 ’，读之初似常语，久而自知其妙。”所谓“味在酸咸之外”，即指诗中蕴含的情感复杂丰富余味无穷。这些诗句的妙处，不仅在于融情于景，而且还通过时间、空间、景物的不同对比，形成一种杳邈迷茫的意境，仿佛有万般的游丝争惹人的离愁，读者细细体味就能感受其巨大的感染力。“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初读似常语，并无警策之处，仔细品味，就可看到诗人怅惘的形象。他独立舟头，思悠悠，无限离愁，正如一江春水向北流。杜审言性格爽朗轩豁，喜直抒胸臆，这自是其诗的特色之一。《载酒园诗话》说他“即作磊砢语，亦犹苏子瞻坐桄榔树下食芋饮水，略无攒眉蹙额之态。”这段形象的评语，可帮助我们从多方面去感受欣赏杜审言诗的风格。
胡应麟对这首诗的评价很高，他说：“唐初五言绝，子安诸作已入妙境。七言初变梁陈，音律未谐，韵度尚乏。惟杜审言《渡湘江》、《赠苏绾》二首，结皆作对，而工致天然，风味可掬。”这首诗以押韵对起，又以对作结，俱有整齐美、和谐美以及反复咏叹的韵味。初唐时期是七绝初创的阶段，杜审言这首《渡湘江》是有相当影响的，说它“具有开启诗坛新风的作用”，也不为过誉。
创作背景
杜审言曾有两次贬官的经历，在唐中宗时曾被贬到南方极为偏远的峰州。这首诗当是他在流放途中写的。他在渡湘江南下时，正值春临大地，花鸟迎人，看到江水滔滔，朝着与他行进相反的方向流去，不禁对照自己的遭遇，追思昔游，怀念京国，悲思愁绪，一触而发。
作者简介
杜审言（约645-708），字必简，汉族，中国唐朝襄州襄阳人，是大诗人杜甫的祖父。唐高宗咸亨进士，唐中宗时，因与张易之兄弟交往，被流放峰州（今越南越池东南）。曾任隰城尉、洛阳丞等小官，累官修文馆直学士，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齐名，称“文章四友”，是唐代“近体诗”的奠基人之一，作品多朴素自然。其五言律诗，格律谨严。► 41篇诗文 ► 61条名句
——来自古诗文网
#文物有话说# 在民族文化宫主楼东二厅“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展”之“民族瑰宝——民族文化宫馆藏文物精品展”中，展出了一部形制特殊的《龙藏》，此部是乾隆三年首次印刷的100部之一。
一、 汉文大藏经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数量日益增多，最后汇集、编纂成“藏”，卷帙浩繁。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也互不相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书写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清代官刻的汉文版大藏经。自宋朝开始，即开始出现官刻版大藏经。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始刻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全部刻成。因始刻于北宋开宝时，后世遂称为《开宝藏》。这一版因为刻在益州（四川成都），所以也通称为“蜀版”。又因它是朝廷所刻，也称做“北宋官版”，是后续宋代闽浙私刻和辽刻、金刻以及高丽所刻各版大藏共同依据的祖本，《开宝藏》被称为汉文大藏经的祖本。《开宝藏》首创了以“千字文”为顺序的目录体系，之后我国数种大型类书的编目都沿用了这个目录体系。
二、 何谓之《龙藏》
《龙藏》亦称《清藏》或《乾隆大藏经》，为清代最后一部官刻汉文大藏经。更难能可贵的是，《龙藏》经版至今保存，成为我国唯一一部刷印经版尚存的大藏经。有关《龙藏》名称的来历说法不一，主要有三：一是该汉文大藏经由皇帝敕令雕刻，所以称之《龙藏》；二是认为该经页边栏饰以龙纹而称之《龙藏》；三是认为它是《乾隆大藏经》的简称，因《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刊刻完成并印刷，而“隆”、“龙”谐音，乾隆皇帝乃真龙天子，所以僧俗尊称为《龙藏》。
三、为何要雕刻《龙藏》
清初帝王，笃信佛教，大清定鼎中原，汉满蒙藏民众皆信奉佛教，四体同文，方显国力之盛，《大藏经》成为各民族和平共处、维护社会稳定、巩固阶级统治的最好媒介之一。在已有各版本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及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之后，雍正帝仍敕修此部大藏经，其初衷是为了弘扬佛法，以此加强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凝聚力，增进各民族团结，让社会更稳定。同时想要纠正前朝大藏经之错讹，让这部汉文大藏经成为中国历代大藏经中的权威。
《龙藏》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年），是我国历代官刻大藏经极为重要的一部。全藏共计5600多万字，共收录经、律、论、杂著等1669部，7168卷。该藏是在明朝《永乐北藏》基础上编校而成的，全藏共分正藏和续藏两类，以千字文编号，正藏从“天”至“漆”，续藏从“书”至“机”。
四、《龙藏》到底有多珍贵
《龙藏》卷帙浩繁，是一部规模空前的佛典巨著，其编刊工程浩大，旷日持久。雍正帝敕命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主持编修，负责其事的官员、学者、高僧等达60余人，监造人员80余人，还募集刻字、刷印和装帧等优秀工匠860余人，其中仅刻字工匠即向全国征用了近700人。
因当时北京城中刻字匠人严重不足，庄亲王上奏乾隆帝，建议：集全国良匠赴京，刊刻《龙藏》。此重任交给江南三大织造在南方招揽大量精工良匠赴京，这才让人力亏空问题得以解决。这部大藏经乃是举全国之力，集各族工匠智慧于一体的产物，其特别珍贵，在刊刻过程中，南北方的工匠技艺和文化有了很好的交流与促进。
《龙藏》全藏字体秀丽，镌刻精湛，如出一人；佛像等图版以白描手法绘刻，庄严而不失生动，历时近6年方才完成。为了传承久远，《龙藏》在经版选材上非常考究，也极为耗时耗力和耗财。经版要求选取梨木，选取的梨木又必须是整块优质梨木板，《龙藏》经板近8万块，数量巨大，虽然当时直隶、山东等地产梨木，但如此精挑细选，时近一年才采得1万块。近8万块经版，仅采办经版和雕刻经版就花费白银8万多两。经版重约400吨，这些经版相连可达120华里（60公里），能绕北京二环路两圈半。《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首次刷印了100部，颁赐给全国各地的各大寺院。从乾隆四年(1739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将近200年一共印了不过137部，加上各地请印的总数不超过150部。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所藏《龙藏》从它未装订的特质来看，应该是乾隆三年首次刷印的100部之一。经过200多年的历史，这100部《龙藏》现在所剩无几，无论是装订的和未装订的都已属罕见，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这部《龙藏》尤显珍贵。
现在图书馆珍藏有《龙藏》两部，一部为经折装的《龙藏》，另一部就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珍稀的、装帧形式特殊的《龙藏》。《龙藏》存世量稀少，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龙藏》为幸存的珍贵版本。其按千字文排序，用特制黄缎锦盒保存，现存637盒6060卷。著名佛经研究专家李际宁在他所著《佛经版本》一书中写到：“《龙藏》国内外都有收藏，以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一部为罕见。一般单位的收藏品都装帧成经折装式，而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按卷次卷成一卷，没有经过装潢，所有印张按照次序卷起来，外面用经签封口。这是因为当初印刷以后，为了便于运输，故未装帧成册。由此可以知道，印刷经卷与装帧经卷是在不同地方进行的”。
结束语
民族文化宫图书馆馆藏《龙藏》体量巨大，保存相对完好，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版本鉴赏价值。不论是前期筹备，还是采办经版、经版雕刻、刷印藏经、经版保存等，《龙藏》都凝聚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不仅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伟大历史巨著，更是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一、 汉文大藏经
佛教传入中国后，其经典经过历代的翻译、流通，数量日益增多，最后汇集、编纂成“藏”，卷帙浩繁。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也互不相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书写本。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清代官刻的汉文版大藏经。自宋朝开始，即开始出现官刻版大藏经。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始刻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全部刻成。因始刻于北宋开宝时，后世遂称为《开宝藏》。这一版因为刻在益州（四川成都），所以也通称为“蜀版”。又因它是朝廷所刻，也称做“北宋官版”，是后续宋代闽浙私刻和辽刻、金刻以及高丽所刻各版大藏共同依据的祖本，《开宝藏》被称为汉文大藏经的祖本。《开宝藏》首创了以“千字文”为顺序的目录体系，之后我国数种大型类书的编目都沿用了这个目录体系。
二、 何谓之《龙藏》
《龙藏》亦称《清藏》或《乾隆大藏经》，为清代最后一部官刻汉文大藏经。更难能可贵的是，《龙藏》经版至今保存，成为我国唯一一部刷印经版尚存的大藏经。有关《龙藏》名称的来历说法不一，主要有三：一是该汉文大藏经由皇帝敕令雕刻，所以称之《龙藏》；二是认为该经页边栏饰以龙纹而称之《龙藏》；三是认为它是《乾隆大藏经》的简称，因《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刊刻完成并印刷，而“隆”、“龙”谐音，乾隆皇帝乃真龙天子，所以僧俗尊称为《龙藏》。
三、为何要雕刻《龙藏》
清初帝王，笃信佛教，大清定鼎中原，汉满蒙藏民众皆信奉佛教，四体同文，方显国力之盛，《大藏经》成为各民族和平共处、维护社会稳定、巩固阶级统治的最好媒介之一。在已有各版本汉文大藏经、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及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之后，雍正帝仍敕修此部大藏经，其初衷是为了弘扬佛法，以此加强一个多民族帝国的凝聚力，增进各民族团结，让社会更稳定。同时想要纠正前朝大藏经之错讹，让这部汉文大藏经成为中国历代大藏经中的权威。
《龙藏》始刻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完成于乾隆三年（1738年），是我国历代官刻大藏经极为重要的一部。全藏共计5600多万字，共收录经、律、论、杂著等1669部，7168卷。该藏是在明朝《永乐北藏》基础上编校而成的，全藏共分正藏和续藏两类，以千字文编号，正藏从“天”至“漆”，续藏从“书”至“机”。
四、《龙藏》到底有多珍贵
《龙藏》卷帙浩繁，是一部规模空前的佛典巨著，其编刊工程浩大，旷日持久。雍正帝敕命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和亲王弘昼主持编修，负责其事的官员、学者、高僧等达60余人，监造人员80余人，还募集刻字、刷印和装帧等优秀工匠860余人，其中仅刻字工匠即向全国征用了近700人。
因当时北京城中刻字匠人严重不足，庄亲王上奏乾隆帝，建议：集全国良匠赴京，刊刻《龙藏》。此重任交给江南三大织造在南方招揽大量精工良匠赴京，这才让人力亏空问题得以解决。这部大藏经乃是举全国之力，集各族工匠智慧于一体的产物，其特别珍贵，在刊刻过程中，南北方的工匠技艺和文化有了很好的交流与促进。
《龙藏》全藏字体秀丽，镌刻精湛，如出一人；佛像等图版以白描手法绘刻，庄严而不失生动，历时近6年方才完成。为了传承久远，《龙藏》在经版选材上非常考究，也极为耗时耗力和耗财。经版要求选取梨木，选取的梨木又必须是整块优质梨木板，《龙藏》经板近8万块，数量巨大，虽然当时直隶、山东等地产梨木，但如此精挑细选，时近一年才采得1万块。近8万块经版，仅采办经版和雕刻经版就花费白银8万多两。经版重约400吨，这些经版相连可达120华里（60公里），能绕北京二环路两圈半。《龙藏》于乾隆三年（1738年）首次刷印了100部，颁赐给全国各地的各大寺院。从乾隆四年(1739年)至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将近200年一共印了不过137部，加上各地请印的总数不超过150部。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所藏《龙藏》从它未装订的特质来看，应该是乾隆三年首次刷印的100部之一。经过200多年的历史，这100部《龙藏》现在所剩无几，无论是装订的和未装订的都已属罕见，在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这部《龙藏》尤显珍贵。
现在图书馆珍藏有《龙藏》两部，一部为经折装的《龙藏》，另一部就是本文重点关注的、珍稀的、装帧形式特殊的《龙藏》。《龙藏》存世量稀少，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龙藏》为幸存的珍贵版本。其按千字文排序，用特制黄缎锦盒保存，现存637盒6060卷。著名佛经研究专家李际宁在他所著《佛经版本》一书中写到：“《龙藏》国内外都有收藏，以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一部为罕见。一般单位的收藏品都装帧成经折装式，而民族文化宫图书馆收藏的是按卷次卷成一卷，没有经过装潢，所有印张按照次序卷起来，外面用经签封口。这是因为当初印刷以后，为了便于运输，故未装帧成册。由此可以知道，印刷经卷与装帧经卷是在不同地方进行的”。
结束语
民族文化宫图书馆馆藏《龙藏》体量巨大，保存相对完好，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版本鉴赏价值。不论是前期筹备，还是采办经版、经版雕刻、刷印藏经、经版保存等，《龙藏》都凝聚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智慧和心血，不仅是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伟大历史巨著，更是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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