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一小孩从树上摔下来不省人事，小孩父亲请来一老者过阴救回孩子，条件是烧两百千纸钱，哪知孩子苏醒后，孩子父亲却反悔了！
小孩名叫王小山，七八岁年纪，家住一个小山村里，性情调皮好动，经常和伙伴们去野外玩耍。
这天，小山和几个小孩比赛爬树，只见他蹭蹭蹭几下就爬到了树梢，正在高兴，忽然脚下踩空，摔下来昏迷不醒。
孩子们吓得飞奔回家告诉大人，小山的父亲王老幺闻讯赶来，将儿子抱回家放到床上，又去请来郎中，小山的母亲趴在床头哭得肝肠寸断。
郎中诊治一番后，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小山既没外伤，也没有内伤，呼吸均匀，仿佛睡着了似的，可就是醒不过来。
郎中试着给小山扎了几针，但效果并不明显，于是叹息而去。
这时见多识广的刘奶奶说道：“看这孩子的情形，我觉得是丢了魂魄，不如招魂试试。”
王老幺受到提醒，赶紧制作了招魂幡，来到小山摔下来的那棵大树下，敲着锣，大声呼唤着“小山回来，小山回来”。
可呼喊了一个时辰，小山还是没有苏醒，王老幺夫妻禁不住抱头大哭。
忽然一人提醒道：“这种诡异的事情，怎么不去找郑阿公啊，他老人家擅长过阴，孩子走得不远，没准儿他能帮忙找回来！”
王老幺如梦初醒，赶紧跑到邻村郑阿公家里，把情况一说，老人二话不说便跟着来了。
到家后，郑阿公看了看孩子的情形，说道：“这孩子是被过路的阴差带走了，不过走得不远，我去给追回来！”
老人说完，便和孩子躺在一起，闭上眼睛，顷刻间睡了过去。
一家人坐在床边等着，直到掌灯时分，忽然油灯无风自动，小山睁开眼睛，呼的坐起来。
王老幺夫妻大喜，紧紧抱住儿子不松手，问他到底怎么了？小山说道：
“我爬到树梢时，忽然两个长相凶恶的人将我扯下树，然后拖着我走进一个昏暗不明的巷道。”
“正在走时，一个爷爷赶上来，和他俩说了些什么，两人似乎不同意，其中一人还踢了爷爷几脚，三人便争吵起来，后来爷爷便带我回来了！”
话音刚落，床上的郑阿公也苏醒过来，小山说道：“就是这位爷爷。”
郑阿公庆幸道：“好险！这两个阴差见这孩子身手敏捷，想抓回去使唤，我好说歹说，他们才肯放人，不过明天一定要烧够两百千纸钱，这是他们的条件。”
王老幺连连答应，然后送郑阿公回家，临别郑阿公一再强调，千万别忘了烧够纸钱。
王老幺答应得好好的，可到了第二天烧纸时，却心疼起钱来，心里寻思着，反正儿子已经回来了，随便烧一点儿，意思一下也就行了。
于是就在那棵大树下随便烧了点儿纸，应付过去了事儿！
三天后，郑阿公忽然托人让王老幺去家里，到了郑家，奄奄一息的郑阿公对他说道：
“王老幺，你不听我的话，没有烧够两百千纸钱，两个阴差生气又要来带走你的儿子。”
“我想着自己一把年纪，索性恳求他们放过小山，让我顶替，他们答应了，但先前说的纸钱绝不能少，记得一定要尽快烧给他们！”
王老幺惭愧不已，含泪承诺，明天一定烧够两百千纸钱，郑阿公这才瞑目。
可第二天早上烧纸钱时，王老幺依然没有烧够两百千。
因为他觉得既然郑阿公已经替儿子抵命，两个阴差再要钱就没有道理了！思来想去，这纸钱绝不能烧！
其实说白了，王老幺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讲诚信，无非是心疼银子，心存侥幸，所以总给自己找理由。
七天后的一个夜里，睡得好好的小山，忽然坐起来对王老幺说道：
“爹，郑爷爷埋怨你不守承诺，屡次陷他于不义，所以把我带走了！”
说完躺下不省人事，就和上次从树上摔下来一样。
王老幺大惊，捶胸顿足后悔不已，妻子连打带骂道：“都怪你这个铁公鸡不讲信用，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和你拼了！”
第二天一大早，王老幺便跑到集市上买了大量纸钱，远远超过了两百千，来到大树下焚烧，边烧纸边磕头哭道：
“郑阿公不要生气了，请你原谅我，放过我的儿子，我把纸钱烧给你们，以后一定诚实守信！”
烧完纸回家，王老幺发现小山已经苏醒过来，他告诉父亲：
“郑爷爷带走我是吓唬你的，他让我提醒你，做人一定要诚实守信，千万不要骗人，更不要欺骗鬼神，否则必将自食恶果！”
王老幺后怕不已，从此再也不敢违背承诺了！
故事《诚信的代价》中，王老幺屡次三番违背承诺，害死了郑阿公，还差点害死自己的儿子，真是让人气愤不已。
故事不涉及封建迷信，只是告诫世人，人无信不立，不管做事做人，都要言必行，行必果，否则必将自食恶果，后悔终生！ https://t.cn/Rxef1Yn
小孩名叫王小山，七八岁年纪，家住一个小山村里，性情调皮好动，经常和伙伴们去野外玩耍。
这天，小山和几个小孩比赛爬树，只见他蹭蹭蹭几下就爬到了树梢，正在高兴，忽然脚下踩空，摔下来昏迷不醒。
孩子们吓得飞奔回家告诉大人，小山的父亲王老幺闻讯赶来，将儿子抱回家放到床上，又去请来郎中，小山的母亲趴在床头哭得肝肠寸断。
郎中诊治一番后，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小山既没外伤，也没有内伤，呼吸均匀，仿佛睡着了似的，可就是醒不过来。
郎中试着给小山扎了几针，但效果并不明显，于是叹息而去。
这时见多识广的刘奶奶说道：“看这孩子的情形，我觉得是丢了魂魄，不如招魂试试。”
王老幺受到提醒，赶紧制作了招魂幡，来到小山摔下来的那棵大树下，敲着锣，大声呼唤着“小山回来，小山回来”。
可呼喊了一个时辰，小山还是没有苏醒，王老幺夫妻禁不住抱头大哭。
忽然一人提醒道：“这种诡异的事情，怎么不去找郑阿公啊，他老人家擅长过阴，孩子走得不远，没准儿他能帮忙找回来！”
王老幺如梦初醒，赶紧跑到邻村郑阿公家里，把情况一说，老人二话不说便跟着来了。
到家后，郑阿公看了看孩子的情形，说道：“这孩子是被过路的阴差带走了，不过走得不远，我去给追回来！”
老人说完，便和孩子躺在一起，闭上眼睛，顷刻间睡了过去。
一家人坐在床边等着，直到掌灯时分，忽然油灯无风自动，小山睁开眼睛，呼的坐起来。
王老幺夫妻大喜，紧紧抱住儿子不松手，问他到底怎么了？小山说道：
“我爬到树梢时，忽然两个长相凶恶的人将我扯下树，然后拖着我走进一个昏暗不明的巷道。”
“正在走时，一个爷爷赶上来，和他俩说了些什么，两人似乎不同意，其中一人还踢了爷爷几脚，三人便争吵起来，后来爷爷便带我回来了！”
话音刚落，床上的郑阿公也苏醒过来，小山说道：“就是这位爷爷。”
郑阿公庆幸道：“好险！这两个阴差见这孩子身手敏捷，想抓回去使唤，我好说歹说，他们才肯放人，不过明天一定要烧够两百千纸钱，这是他们的条件。”
王老幺连连答应，然后送郑阿公回家，临别郑阿公一再强调，千万别忘了烧够纸钱。
王老幺答应得好好的，可到了第二天烧纸时，却心疼起钱来，心里寻思着，反正儿子已经回来了，随便烧一点儿，意思一下也就行了。
于是就在那棵大树下随便烧了点儿纸，应付过去了事儿！
三天后，郑阿公忽然托人让王老幺去家里，到了郑家，奄奄一息的郑阿公对他说道：
“王老幺，你不听我的话，没有烧够两百千纸钱，两个阴差生气又要来带走你的儿子。”
“我想着自己一把年纪，索性恳求他们放过小山，让我顶替，他们答应了，但先前说的纸钱绝不能少，记得一定要尽快烧给他们！”
王老幺惭愧不已，含泪承诺，明天一定烧够两百千纸钱，郑阿公这才瞑目。
可第二天早上烧纸钱时，王老幺依然没有烧够两百千。
因为他觉得既然郑阿公已经替儿子抵命，两个阴差再要钱就没有道理了！思来想去，这纸钱绝不能烧！
其实说白了，王老幺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讲诚信，无非是心疼银子，心存侥幸，所以总给自己找理由。
七天后的一个夜里，睡得好好的小山，忽然坐起来对王老幺说道：
“爹，郑爷爷埋怨你不守承诺，屡次陷他于不义，所以把我带走了！”
说完躺下不省人事，就和上次从树上摔下来一样。
王老幺大惊，捶胸顿足后悔不已，妻子连打带骂道：“都怪你这个铁公鸡不讲信用，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就和你拼了！”
第二天一大早，王老幺便跑到集市上买了大量纸钱，远远超过了两百千，来到大树下焚烧，边烧纸边磕头哭道：
“郑阿公不要生气了，请你原谅我，放过我的儿子，我把纸钱烧给你们，以后一定诚实守信！”
烧完纸回家，王老幺发现小山已经苏醒过来，他告诉父亲：
“郑爷爷带走我是吓唬你的，他让我提醒你，做人一定要诚实守信，千万不要骗人，更不要欺骗鬼神，否则必将自食恶果！”
王老幺后怕不已，从此再也不敢违背承诺了！
故事《诚信的代价》中，王老幺屡次三番违背承诺，害死了郑阿公，还差点害死自己的儿子，真是让人气愤不已。
故事不涉及封建迷信，只是告诫世人，人无信不立，不管做事做人，都要言必行，行必果，否则必将自食恶果，后悔终生！ https://t.cn/Rxef1Yn
【康有为：《孟子微》序】一王之起，必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为之先后疏附御侮，而后大业成。一教主之起，亦何独不然?必有魁垒雄迈，龙象蹴踏之元夫巨子为之发明布道，而后大教盛。不惟其当时，而多得之于身后。若佛教之有龙树、基督教之有保罗是也。孔子改制创教，传于七十子，其后学散布天下，徒侣六万，于是儒分为八。而战国时，孟、荀尤以巨儒为二大宗。太史公编《孔子世家》、《弟子列传》，继以《孟子荀卿列传》，诚知学派之本末矣。
昔庄生称孔子之道，原天地，本神明，育万物，本末精粗，四通六辟，其运无乎不在，后学各得其一体，寡能见天地之容，故闇而不明，郁而不发，而大道遂为天下裂。嗟夫！盖颜子早殁，而孔子微言大义不能尽传矣! 荀卿传《礼》，孟子传《诗》、《书》及《春秋》。《礼》者防检于外，行于当时，故仅有小康，据乱世之制，而大同以时未可，盖难言之。《春秋》本仁，上本天心，下该人事，故兼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制。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故论人性则主善而本仁，始于孝弟，终于推民物。论修学则养气而知言，始于资深逢源，终于塞天地。论治法则本于不忍之仁，推心于亲亲、仁民、爱物，法乎尧舜之平世。盖有本于内，专重廓充，恃源以往，浩然旁沛潏汗，若决江河，波涛澜汗，传平世大同之仁道，得孔子之本者也。其视礼制之末，防检之严，盖于大道稍轻，故寡言之。盖礼以防制为主，荀子传之，故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故荀子以人性为恶，而待檠括之，传小康、据乱之道，盖得孔子之粗末者也。以传学既殊，不能解蔽，故《非十二子篇》大攻孟子，所谓寡能见天地之容，而大道不能无裂也。
夫天下古今，远暨欧、亚之学，得本者攻末，语粗者忘精。印度哲学之宗.欧土物质之极，盖寡能相兼、鲜能相下者。吾国朱、陆之互攻，汉、宋之争辨，亦其例也。夫本末精粗，平世拨乱，小康大同，皆大道所兼有。若其行之，推其时宜。故曰万物并育而不相背，四时错行，日月并明，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此天地所以为大，而孔子所以为神圣也。苟非其时而妄行之，享钟鼓于爰居，被冕绣于猿揉, 则悲忧眩视，亦未见其可也。故诚当乱世，而以大同平世之道行之，亦徒致乱而已。举佛法之精微以语凡众，亦必眩视茫然，不解所谓也。故佛乘有大小，根器有上下。孔子则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夫制法之本，立义之原，不能告众。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然则精粗本末，皆不可缺，而亦不能相轻也。如东西墙之相反而相须以成屋也，如水火、舟车、冰炭之相反而相资以成用也。故孟、苟并尊，已在战国时，而太史公并传，非谬论也。宋时心学大盛，于是独尊孟子，乃至以上配孔子，称孔孟焉。
夫孟子不传《易》，寡言天道之精微，于孔子天地之全，尚未几焉。虽然，孟子乎真得孔子大道之本者也! 养气知言，故传孔子之道，霹雳而雷声者也。虽荀子非难之，亦齐之于圣孙子思，以为传仲尼、子游之道。今考之《中庸》而义合，本之《礼运》而道同，证之《春秋》、《公》、《榖》而说符。然则孟子乎真传子游、子思之道者也。直指本来，条分脉缕，欲得孔子性道之原，平世大同之义，舍孟子乎莫之求矣，颜子之道不可得传，得见子游、子思之道，斯可矣! 孟子乎，真孔门之龙树、保罗乎! 若夫论者因孟子发“民贵君轻”之义，举子贡过于仲尼，则未知孟子所传道之本末也。孟子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之义，由子游、子思而传自孔子，非孟子所创也。民贵君轻，乃孔子升平之说耳。孔子尚有太平之道，群龙无首，以为天下至治，并君而无之，岂止轻哉?大医王药笼中何药不具？其开方也，但求病廖，非其全体也。病变则方又变矣，无其病又不能授以药也。岂有传独步单方，而可为圣医乎?未知孔子太平大同之道.天地之全，而以一言为轻重去取，是犹人着井而遇灯，乃谓日月不明，不如灯也。其于观圣也，不亦远乎!
夫天地之大，测者难以骤明也。孔子之道之大，博深高远，当时弟子已难尽传，子贡已谓得见宫庙之美、百官之富者寡矣。数千年之后学，而欲知孔子之道，其益难窥万一，不待言也。虽然，天不可知，欲知天者，莫若假器于浑仪。孔子不可知，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于孟子。盖孟子之言孔道，如导水之有支派脉络也，如伐树之有干枝叶卉也，其本末至明，条理至详。通乎孟子，其于孔子之道得门而入，可次第升堂而入室矣。虽未登天囿而人地隧乎，亦庶几见百官之车服礼器焉，至易至简，未有过之。吾以信孟子者知孔子，惜乎数千年注者虽多，未有以发明之。不揣愚谬，探原分条，引而伸之，表其微言大义。不能循七篇之旧，盖以便学者之求道也，非敢乱经也。若有得于此，则七篇具在。学者熟读精思焉，不尤居安而资深乎?
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光绪二十七年冬至日，南海康有为序。
昔庄生称孔子之道，原天地，本神明，育万物，本末精粗，四通六辟，其运无乎不在，后学各得其一体，寡能见天地之容，故闇而不明，郁而不发，而大道遂为天下裂。嗟夫！盖颜子早殁，而孔子微言大义不能尽传矣! 荀卿传《礼》，孟子传《诗》、《书》及《春秋》。《礼》者防检于外，行于当时，故仅有小康，据乱世之制，而大同以时未可，盖难言之。《春秋》本仁，上本天心，下该人事，故兼据乱、升平、太平三世之制。子游受孔子大同之道，传之子思。而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深得孔子《春秋》之学而神明之。故论人性则主善而本仁，始于孝弟，终于推民物。论修学则养气而知言，始于资深逢源，终于塞天地。论治法则本于不忍之仁，推心于亲亲、仁民、爱物，法乎尧舜之平世。盖有本于内，专重廓充，恃源以往，浩然旁沛潏汗，若决江河，波涛澜汗，传平世大同之仁道，得孔子之本者也。其视礼制之末，防检之严，盖于大道稍轻，故寡言之。盖礼以防制为主，荀子传之，故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事为之防，曲为之制。故荀子以人性为恶，而待檠括之，传小康、据乱之道，盖得孔子之粗末者也。以传学既殊，不能解蔽，故《非十二子篇》大攻孟子，所谓寡能见天地之容，而大道不能无裂也。
夫天下古今，远暨欧、亚之学，得本者攻末，语粗者忘精。印度哲学之宗.欧土物质之极，盖寡能相兼、鲜能相下者。吾国朱、陆之互攻，汉、宋之争辨，亦其例也。夫本末精粗，平世拨乱，小康大同，皆大道所兼有。若其行之，推其时宜。故曰万物并育而不相背，四时错行，日月并明，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此天地所以为大，而孔子所以为神圣也。苟非其时而妄行之，享钟鼓于爰居，被冕绣于猿揉, 则悲忧眩视，亦未见其可也。故诚当乱世，而以大同平世之道行之，亦徒致乱而已。举佛法之精微以语凡众，亦必眩视茫然，不解所谓也。故佛乘有大小，根器有上下。孔子则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夫制法之本，立义之原，不能告众。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然则精粗本末，皆不可缺，而亦不能相轻也。如东西墙之相反而相须以成屋也，如水火、舟车、冰炭之相反而相资以成用也。故孟、苟并尊，已在战国时，而太史公并传，非谬论也。宋时心学大盛，于是独尊孟子，乃至以上配孔子，称孔孟焉。
夫孟子不传《易》，寡言天道之精微，于孔子天地之全，尚未几焉。虽然，孟子乎真得孔子大道之本者也! 养气知言，故传孔子之道，霹雳而雷声者也。虽荀子非难之，亦齐之于圣孙子思，以为传仲尼、子游之道。今考之《中庸》而义合，本之《礼运》而道同，证之《春秋》、《公》、《榖》而说符。然则孟子乎真传子游、子思之道者也。直指本来，条分脉缕，欲得孔子性道之原，平世大同之义，舍孟子乎莫之求矣，颜子之道不可得传，得见子游、子思之道，斯可矣! 孟子乎，真孔门之龙树、保罗乎! 若夫论者因孟子发“民贵君轻”之义，举子贡过于仲尼，则未知孟子所传道之本末也。孟子曰：“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之义，由子游、子思而传自孔子，非孟子所创也。民贵君轻，乃孔子升平之说耳。孔子尚有太平之道，群龙无首，以为天下至治，并君而无之，岂止轻哉?大医王药笼中何药不具？其开方也，但求病廖，非其全体也。病变则方又变矣，无其病又不能授以药也。岂有传独步单方，而可为圣医乎?未知孔子太平大同之道.天地之全，而以一言为轻重去取，是犹人着井而遇灯，乃谓日月不明，不如灯也。其于观圣也，不亦远乎!
夫天地之大，测者难以骤明也。孔子之道之大，博深高远，当时弟子已难尽传，子贡已谓得见宫庙之美、百官之富者寡矣。数千年之后学，而欲知孔子之道，其益难窥万一，不待言也。虽然，天不可知，欲知天者，莫若假器于浑仪。孔子不可知，欲知孔子者，莫若假途于孟子。盖孟子之言孔道，如导水之有支派脉络也，如伐树之有干枝叶卉也，其本末至明，条理至详。通乎孟子，其于孔子之道得门而入，可次第升堂而入室矣。虽未登天囿而人地隧乎，亦庶几见百官之车服礼器焉，至易至简，未有过之。吾以信孟子者知孔子，惜乎数千年注者虽多，未有以发明之。不揣愚谬，探原分条，引而伸之，表其微言大义。不能循七篇之旧，盖以便学者之求道也，非敢乱经也。若有得于此，则七篇具在。学者熟读精思焉，不尤居安而资深乎?
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光绪二十七年冬至日，南海康有为序。
【清代文武官员总数有多少？仔细算起来，还不如现在的一个地级市】
御史曾经发过《清代一个省有多少正式编制？以江苏为例，不会超过500人》（统计的是文官）这样一篇文章，当时就有很多读者提出疑问，认为御史胡说八道，一个省的官怎么可能这么少呢？
江苏省正式官员不超过500名，确实是御史自己推算出来的，如果这个数字不足以让各位读者信服。那么，本篇文章将从正史以及清代笔记的记载中，来了解自康熙以后到道光时期，清代官员数量的情况。
关于清代文武官员总数有多种说法，在很多清人笔记中经常见到。根据刘献廷《广阳杂记》（这本书建议大家读一读）记载，康熙年间不包括八旗武职，文武官员的定额是15600员。其中文官正杂大小总计11951人，京城各衙门文官为2546人，各省地方官6404人，学官3001人。
绿营武职官员2651人，当然这里所说的文武职官，仅仅指的是品官，即一品至九品官员的总和。因为《广阳杂记》中没有提到八旗武职的数量，所以不够完整。#这就是中国风##汉文帝霸陵被发现#
在《缙绅录》中，也有相关的记载，但也仅限于绿营武官。雍正四年（1726），全国绿营系统中，把总（最低级武官）以上至提督各官的总数为6813人，其中守备以上1830人；道光四年（1824）把总以上至提督各官总数为7578人，其中守备（中级武官）以上2053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把总以上至提督各官总数9452人，其中守备以上2502人。
《缙绅录》中为何要强调“守备”这个官，原因很简单，因为清代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引见，即官员通过任职考核后，需要皇帝亲自面试，最终决定是否实授。按规定，文官七品以上官员都要引见，而武职最低的就是守备。或可推测，《缙绅录》中的这些数据，可能来源于各朝引见记载。
还有一本笔记为钟琦所著的《皇朝琐屑录》，这本笔记的可信度就很高了，因为钟琦本身就是一个中级官员，他是引用了当时的典章制度。
书中记载道光三十年（1850）全国文武大小各官数量：
“文职京官，自大学士至笔帖式，共2369员。户工差务，共36员。外官自督抚至从末，共8947员。武职京官，自领侍卫内大臣至整仪尉，共832员；都统总管至骁骑校，2795员；佐领1110员。外官自将军至炮手水手官，共2848员；自提督至把总，共7470员。核算京外文武仅22848员。”
根据这一记录，道光三十年时，全国文武官员总计为26408人，其中文官系统11352人（京官2405人，地方官8947人）；武官系统15056人（在京4738人，地方10318人）。什么概念呢？就是清代全国的官员数量，不及现在的一个地级市公务员数量。
此外，不少清史学者也对清代官员总数进行过推算，根据张仲礼先生的统计，认为清末中央和地方文武官员总数约为27000人，其中文官近20000人，武官7000人。这个说法也是引用咸丰五年《大清会典》的记载。
也有不少学者引用《大清会典》官缺进行粗略计算，认为在京和地方文官数量为18000人，绿营武官7000余，文武合计总数在25000人上下，再加上八旗系统武官近3000人，总数则在28000人上下。
如果把笔记、正史以及现代学者的观点结合在一起来看，我们可以笼统地说清代文武官员维持在20000至30000人不等，其中文官总数由清初的1万人增至清末的2万人。武官总数变化不大，八旗系统3000人左右，绿营7000至10000不等。
的确，关于清代官员总数是很难确切统计的，不过从官缺的角度而言，乾隆时期，文官七品以上的职能部门官缺主要有道员94缺、知府188缺、通判168缺、知州154缺、知县1296缺，加上其他地方系统的主要官员，州同以上到按察使、布政使，总数为2463缺，这个数字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再来说江苏一省正式文官的数字500人这个问题，显而易见道光以前地方文官总数不到9000人，以全国十八省计，平均数也就500人。这还不包括东北、新疆、台湾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官。因江苏是个大省，又有一些专职衙门（盐政、漕运、河道、织造等），所以比一般的省份还要多些，有些小省，恐怕连400百人都不到。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清代素有“与胥吏共天下”的说法，胥吏作为编外人员，其实才是各地行政的实际执行者，这部分人数量十分庞大，一个小县胥吏的队伍就有百余人之多，如果这样算下来，清代的“官”恐怕就有几百万了。
御史曾经发过《清代一个省有多少正式编制？以江苏为例，不会超过500人》（统计的是文官）这样一篇文章，当时就有很多读者提出疑问，认为御史胡说八道，一个省的官怎么可能这么少呢？
江苏省正式官员不超过500名，确实是御史自己推算出来的，如果这个数字不足以让各位读者信服。那么，本篇文章将从正史以及清代笔记的记载中，来了解自康熙以后到道光时期，清代官员数量的情况。
关于清代文武官员总数有多种说法，在很多清人笔记中经常见到。根据刘献廷《广阳杂记》（这本书建议大家读一读）记载，康熙年间不包括八旗武职，文武官员的定额是15600员。其中文官正杂大小总计11951人，京城各衙门文官为2546人，各省地方官6404人，学官3001人。
绿营武职官员2651人，当然这里所说的文武职官，仅仅指的是品官，即一品至九品官员的总和。因为《广阳杂记》中没有提到八旗武职的数量，所以不够完整。#这就是中国风##汉文帝霸陵被发现#
在《缙绅录》中，也有相关的记载，但也仅限于绿营武官。雍正四年（1726），全国绿营系统中，把总（最低级武官）以上至提督各官的总数为6813人，其中守备以上1830人；道光四年（1824）把总以上至提督各官总数为7578人，其中守备（中级武官）以上2053人；光绪二十三年（1897）把总以上至提督各官总数9452人，其中守备以上2502人。
《缙绅录》中为何要强调“守备”这个官，原因很简单，因为清代有一个重要的制度——引见，即官员通过任职考核后，需要皇帝亲自面试，最终决定是否实授。按规定，文官七品以上官员都要引见，而武职最低的就是守备。或可推测，《缙绅录》中的这些数据，可能来源于各朝引见记载。
还有一本笔记为钟琦所著的《皇朝琐屑录》，这本笔记的可信度就很高了，因为钟琦本身就是一个中级官员，他是引用了当时的典章制度。
书中记载道光三十年（1850）全国文武大小各官数量：
“文职京官，自大学士至笔帖式，共2369员。户工差务，共36员。外官自督抚至从末，共8947员。武职京官，自领侍卫内大臣至整仪尉，共832员；都统总管至骁骑校，2795员；佐领1110员。外官自将军至炮手水手官，共2848员；自提督至把总，共7470员。核算京外文武仅22848员。”
根据这一记录，道光三十年时，全国文武官员总计为26408人，其中文官系统11352人（京官2405人，地方官8947人）；武官系统15056人（在京4738人，地方10318人）。什么概念呢？就是清代全国的官员数量，不及现在的一个地级市公务员数量。
此外，不少清史学者也对清代官员总数进行过推算，根据张仲礼先生的统计，认为清末中央和地方文武官员总数约为27000人，其中文官近20000人，武官7000人。这个说法也是引用咸丰五年《大清会典》的记载。
也有不少学者引用《大清会典》官缺进行粗略计算，认为在京和地方文官数量为18000人，绿营武官7000余，文武合计总数在25000人上下，再加上八旗系统武官近3000人，总数则在28000人上下。
如果把笔记、正史以及现代学者的观点结合在一起来看，我们可以笼统地说清代文武官员维持在20000至30000人不等，其中文官总数由清初的1万人增至清末的2万人。武官总数变化不大，八旗系统3000人左右，绿营7000至10000不等。
的确，关于清代官员总数是很难确切统计的，不过从官缺的角度而言，乾隆时期，文官七品以上的职能部门官缺主要有道员94缺、知府188缺、通判168缺、知州154缺、知县1296缺，加上其他地方系统的主要官员，州同以上到按察使、布政使，总数为2463缺，这个数字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再来说江苏一省正式文官的数字500人这个问题，显而易见道光以前地方文官总数不到9000人，以全国十八省计，平均数也就500人。这还不包括东北、新疆、台湾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官。因江苏是个大省，又有一些专职衙门（盐政、漕运、河道、织造等），所以比一般的省份还要多些，有些小省，恐怕连400百人都不到。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清代素有“与胥吏共天下”的说法，胥吏作为编外人员，其实才是各地行政的实际执行者，这部分人数量十分庞大，一个小县胥吏的队伍就有百余人之多，如果这样算下来，清代的“官”恐怕就有几百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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