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全国两会聚焦#【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成为近年来政策层面一大热词，2021年，浙江省被选定建设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团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实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城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他认为，需要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谈共同富裕：
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北青报：高层多次提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但目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您对此怎么看？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成因是什么？
蔡继明：农民相对收入低，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相对低。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占GDP的7.7%，但农业从业人员则占了全国从业人员的23.6%，二者之比为0.28，而在1952年，二者的比值为0.60，这表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在逐年扩大。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2左右，而我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5。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技术成因是户均土地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财产性收入差距高达11.65倍，其中主要原因是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不同权，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没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这就堵塞了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和融资贷款的渠道。
北青报：“三农问题”成为老生常谈，乡村振兴被提上日程，如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强城乡融合发展？
蔡继明：走出三农困境，历史上曾尝试过不同的路径选择，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随着乡镇企业衰落，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这条路已经半途而废；二是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由此导致数以千万计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这条半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可持续；三是就“三农”论“三农”的新农村建设，除了村容整洁，在缓解人地矛盾等方面收效甚微。
由此看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不能就农民谈农民、就农村论农村，只有跳出“三农”的范围，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三农”问题。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城镇化。城镇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镇化包括农村居民的市民化，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并安于“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的半城市化的生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只有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即农村从业人员的减少，使农村户均土地达到50亩以上规模经营水平，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与进城务工的收入大体持平，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北青报：还有哪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蔡继明：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的人口流动会愈加频繁，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应该是开放型的。农地制度的安排应该顺应这一城乡关系变革和农村传统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而不能成为阻碍这场变革的桎梏。
因此，建议在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前提下，既要允许原有的成员进城落户之后通过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成员权等方式放弃其成员权，也要允许外来的人口通过接入承包权等方式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在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同时，也要敞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大门，参照城市允许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制定外来务农者（包括市民）进村的条款，允许他们购买当地农民的自建住房或租用宅基地建房，在土地承包转包（包括租金和期限）、惠农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农民同等的待遇，推进外来务农者本地化和村民化。
谈农民进城：
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
北青报：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阻碍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蔡继明：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受到务工所在城市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制约，造成无法在长期务工城市安居。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购买住房的仅有17.4%，享受保障性住房（包括租赁公租房和购买保障性住房的）的仅有2.9%。此外，当前我国城市住房保障制度还将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排除在外，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住房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普遍存在人均面积小 、配套设施不齐全、居住环境较差、容易形成家庭成员居住隔离甚至住房贫困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品质，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
所以，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只有首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才能保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有所教”，也才能有助于随迁老人实现“老有所养”。
谈土地制度改革：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
北青报：您提出的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具体怎么理解？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政策方面需要有哪些突破？
蔡继明：长期以来，我国土地资源一直实行的是计划和行政配置，即使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土地资源配置例外的主张仍然在某些部门占主导地位，以至于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居然鲜见“市场”二字，而无论是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还是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物权编》，都对农村集体的宅基地和城市国有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做了不同的规定，农村宅基地并不具有与城市宅基地同等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此，同步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实现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基本制度保障。
为此，建议从根本上改革土地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变行政配置为市场配置，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缩小城乡居民过高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同时为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城市各类人才下乡参与乡村振兴、城市居民下乡休闲养老，提供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和生活居住条件。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农村大量闲置的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通过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降低地价进而降低房价，最终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门槛。
（北京青年报）
谈共同富裕：
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北青报：高层多次提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但目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您对此怎么看？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成因是什么？
蔡继明：农民相对收入低，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相对低。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占GDP的7.7%，但农业从业人员则占了全国从业人员的23.6%，二者之比为0.28，而在1952年，二者的比值为0.60，这表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在逐年扩大。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2左右，而我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5。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技术成因是户均土地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财产性收入差距高达11.65倍，其中主要原因是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不同权，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没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这就堵塞了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和融资贷款的渠道。
北青报：“三农问题”成为老生常谈，乡村振兴被提上日程，如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强城乡融合发展？
蔡继明：走出三农困境，历史上曾尝试过不同的路径选择，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随着乡镇企业衰落，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这条路已经半途而废；二是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由此导致数以千万计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这条半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可持续；三是就“三农”论“三农”的新农村建设，除了村容整洁，在缓解人地矛盾等方面收效甚微。
由此看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不能就农民谈农民、就农村论农村，只有跳出“三农”的范围，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三农”问题。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城镇化。城镇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镇化包括农村居民的市民化，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并安于“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的半城市化的生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只有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即农村从业人员的减少，使农村户均土地达到50亩以上规模经营水平，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与进城务工的收入大体持平，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北青报：还有哪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蔡继明：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的人口流动会愈加频繁，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应该是开放型的。农地制度的安排应该顺应这一城乡关系变革和农村传统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而不能成为阻碍这场变革的桎梏。
因此，建议在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前提下，既要允许原有的成员进城落户之后通过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成员权等方式放弃其成员权，也要允许外来的人口通过接入承包权等方式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在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同时，也要敞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大门，参照城市允许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制定外来务农者（包括市民）进村的条款，允许他们购买当地农民的自建住房或租用宅基地建房，在土地承包转包（包括租金和期限）、惠农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农民同等的待遇，推进外来务农者本地化和村民化。
谈农民进城：
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
北青报：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阻碍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蔡继明：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受到务工所在城市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制约，造成无法在长期务工城市安居。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购买住房的仅有17.4%，享受保障性住房（包括租赁公租房和购买保障性住房的）的仅有2.9%。此外，当前我国城市住房保障制度还将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排除在外，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住房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普遍存在人均面积小 、配套设施不齐全、居住环境较差、容易形成家庭成员居住隔离甚至住房贫困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品质，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
所以，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只有首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才能保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有所教”，也才能有助于随迁老人实现“老有所养”。
谈土地制度改革：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
北青报：您提出的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具体怎么理解？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政策方面需要有哪些突破？
蔡继明：长期以来，我国土地资源一直实行的是计划和行政配置，即使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土地资源配置例外的主张仍然在某些部门占主导地位，以至于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居然鲜见“市场”二字，而无论是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还是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物权编》，都对农村集体的宅基地和城市国有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做了不同的规定，农村宅基地并不具有与城市宅基地同等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此，同步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实现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基本制度保障。
为此，建议从根本上改革土地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变行政配置为市场配置，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缩小城乡居民过高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同时为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城市各类人才下乡参与乡村振兴、城市居民下乡休闲养老，提供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和生活居住条件。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农村大量闲置的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通过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降低地价进而降低房价，最终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门槛。
（北京青年报）
【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成为近年来政策层面一大热词，2021年，浙江省被选定建设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团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实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城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他认为，需要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谈共同富裕：
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北青报：高层多次提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但目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您对此怎么看？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成因是什么？
蔡继明：农民相对收入低，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相对低。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占GDP的7.7%，但农业从业人员则占了全国从业人员的23.6%，二者之比为0.28，而在1952年，二者的比值为0.60，这表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在逐年扩大。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2左右，而我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5。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技术成因是户均土地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财产性收入差距高达11.65倍，其中主要原因是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不同权，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没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这就堵塞了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和融资贷款的渠道。
北青报：“三农问题”成为老生常谈，乡村振兴被提上日程，如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强城乡融合发展？
蔡继明：走出三农困境，历史上曾尝试过不同的路径选择，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随着乡镇企业衰落，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这条路已经半途而废；二是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由此导致数以千万计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这条半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可持续；三是就“三农”论“三农”的新农村建设，除了村容整洁，在缓解人地矛盾等方面收效甚微。
由此看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不能就农民谈农民、就农村论农村，只有跳出“三农”的范围，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三农”问题。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城镇化。城镇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镇化包括农村居民的市民化，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并安于“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的半城市化的生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只有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即农村从业人员的减少，使农村户均土地达到50亩以上规模经营水平，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与进城务工的收入大体持平，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北青报：还有哪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蔡继明：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的人口流动会愈加频繁，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应该是开放型的。农地制度的安排应该顺应这一城乡关系变革和农村传统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而不能成为阻碍这场变革的桎梏。
因此，建议在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前提下，既要允许原有的成员进城落户之后通过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成员权等方式放弃其成员权，也要允许外来的人口通过接入承包权等方式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在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同时，也要敞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大门，参照城市允许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制定外来务农者（包括市民）进村的条款，允许他们购买当地农民的自建住房或租用宅基地建房，在土地承包转包（包括租金和期限）、惠农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农民同等的待遇，推进外来务农者本地化和村民化。
谈农民进城：
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
北青报：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阻碍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蔡继明：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受到务工所在城市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制约，造成无法在长期务工城市安居。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购买住房的仅有17.4%，享受保障性住房（包括租赁公租房和购买保障性住房的）的仅有2.9%。此外，当前我国城市住房保障制度还将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排除在外，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住房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普遍存在人均面积小 、配套设施不齐全、居住环境较差、容易形成家庭成员居住隔离甚至住房贫困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品质，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
所以，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只有首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才能保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有所教”，也才能有助于随迁老人实现“老有所养”。
谈土地制度改革：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
北青报：您提出的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具体怎么理解？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政策方面需要有哪些突破？
蔡继明：长期以来，我国土地资源一直实行的是计划和行政配置，即使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土地资源配置例外的主张仍然在某些部门占主导地位，以至于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居然鲜见“市场”二字，而无论是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还是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物权编》，都对农村集体的宅基地和城市国有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做了不同的规定，农村宅基地并不具有与城市宅基地同等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此，同步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实现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基本制度保障。
为此，建议从根本上改革土地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变行政配置为市场配置，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缩小城乡居民过高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同时为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城市各类人才下乡参与乡村振兴、城市居民下乡休闲养老，提供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和生活居住条件。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农村大量闲置的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通过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降低地价进而降低房价，最终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门槛。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泽伟
谈共同富裕：
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北青报：高层多次提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但目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您对此怎么看？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成因是什么？
蔡继明：农民相对收入低，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相对低。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占GDP的7.7%，但农业从业人员则占了全国从业人员的23.6%，二者之比为0.28，而在1952年，二者的比值为0.60，这表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在逐年扩大。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2左右，而我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5。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技术成因是户均土地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财产性收入差距高达11.65倍，其中主要原因是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不同权，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没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这就堵塞了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和融资贷款的渠道。
北青报：“三农问题”成为老生常谈，乡村振兴被提上日程，如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强城乡融合发展？
蔡继明：走出三农困境，历史上曾尝试过不同的路径选择，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随着乡镇企业衰落，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这条路已经半途而废；二是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由此导致数以千万计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这条半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可持续；三是就“三农”论“三农”的新农村建设，除了村容整洁，在缓解人地矛盾等方面收效甚微。
由此看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不能就农民谈农民、就农村论农村，只有跳出“三农”的范围，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三农”问题。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城镇化。城镇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镇化包括农村居民的市民化，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并安于“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的半城市化的生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只有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即农村从业人员的减少，使农村户均土地达到50亩以上规模经营水平，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与进城务工的收入大体持平，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北青报：还有哪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蔡继明：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的人口流动会愈加频繁，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应该是开放型的。农地制度的安排应该顺应这一城乡关系变革和农村传统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而不能成为阻碍这场变革的桎梏。
因此，建议在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前提下，既要允许原有的成员进城落户之后通过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成员权等方式放弃其成员权，也要允许外来的人口通过接入承包权等方式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在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同时，也要敞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大门，参照城市允许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制定外来务农者（包括市民）进村的条款，允许他们购买当地农民的自建住房或租用宅基地建房，在土地承包转包（包括租金和期限）、惠农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农民同等的待遇，推进外来务农者本地化和村民化。
谈农民进城：
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
北青报：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阻碍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蔡继明：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受到务工所在城市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制约，造成无法在长期务工城市安居。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购买住房的仅有17.4%，享受保障性住房（包括租赁公租房和购买保障性住房的）的仅有2.9%。此外，当前我国城市住房保障制度还将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排除在外，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住房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普遍存在人均面积小 、配套设施不齐全、居住环境较差、容易形成家庭成员居住隔离甚至住房贫困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品质，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
所以，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只有首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才能保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有所教”，也才能有助于随迁老人实现“老有所养”。
谈土地制度改革：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
北青报：您提出的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具体怎么理解？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政策方面需要有哪些突破？
蔡继明：长期以来，我国土地资源一直实行的是计划和行政配置，即使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土地资源配置例外的主张仍然在某些部门占主导地位，以至于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居然鲜见“市场”二字，而无论是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还是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物权编》，都对农村集体的宅基地和城市国有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做了不同的规定，农村宅基地并不具有与城市宅基地同等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此，同步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实现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基本制度保障。
为此，建议从根本上改革土地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变行政配置为市场配置，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缩小城乡居民过高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同时为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城市各类人才下乡参与乡村振兴、城市居民下乡休闲养老，提供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和生活居住条件。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农村大量闲置的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通过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降低地价进而降低房价，最终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门槛。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李泽伟
回流农村：年货节背后的甘肃永昌年轻人
季节轮回变幻，牧草渐渐风干，太阳下，金色的草原一片连着一片。这是冬天的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草原就像大自然的调色板，成群的牛羊在金色的草原上悠闲地散步；牧场旁边搭建的拼多多直播间里，主播说得起劲，用户买得火热；溪源肉联厂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在流水线上忙碌地各司其职，宰杀、切割、包装、发运；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回乡的年轻人在电脑前轻点鼠标，与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零距离沟通……电子商务，连起了“小农户”与“大市场”，让“食百草、行千里”的永昌散养羔羊走出大山，“跑”进全国消费者的春节“菜篮子”。
一碗羊肉汤，温暖中国年。
你的羊，我来帮你卖
诗仙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脍炙人口，但有一个年轻人却选择了逆向奔袭，从扬州来到了大西北。他叫周峰。
回流农村：年货节背后的甘肃永昌年轻人
▲牧场旁边搭建的直播间里，主播说得起劲，用户买得火热。小龙｜摄
2013年，周峰随同岳父来到金昌市永昌县，开启了“创二代”的生活。
2018年夏天，周峰和朋友去山里旅游，遭遇倾盆大雨，山间道路泥泞，车辆无法行驶。雨雾中，他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户农家，只好弃车步行去避雨。刚一进门，就闻到满屋子的羊肉香味。朴实的牧民不但接纳了陌生人避雨，还端上了刚煮好的羊肉。
“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羊肉。”周峰说，在南方吃羊肉，大多会红烧，要放很多大料；但在永昌，不放任何大料，就是清水煮熟，撒一把盐，肉质鲜嫩、肥而不腻、香而不膻。
他问农民，这么好吃的羊肉是不是卖得很贵？农民说不贵，因为山区的信息闭塞、运输困难，自己拉出去又没有销售渠道，只能坐等商贩来收。小贩子收购后再转给大贩子，大多数农民还有贷款，一旦家里有人生病、孩子要上学，只能四处找人收购，价格商贩说了算，农民的利润更低。
周峰当即就跟牧民说，“以后你的羊，我来帮你卖。”从此，周峰踏入电商领域，开始通过拼多多等电商平台销售永昌的牛羊肉。2021年，销售额达1.5亿元。
电商连起“小农户”与“大市场”
永昌县地处河西走廊东部、祁连山北麓、阿拉善台地南缘。地势高寒、气候冷凉、光照充足、天然草场富饶，生产的高原牦牛肉、羊肉产品品质好、产量高、无公害。
永昌县红山窑镇毛卜喇村的张宏，正是周峰旅游时遇到的牧民。目前，张宏家里养着700多只羊，20几头牛。每天早上，他把羊群赶到距离家2公里多的东山去放养，下午4点多，头羊领着羊群回到羊圈。“冬天草原上太冷，所以要归圈。夏天，我们连家都会搬到东山花草滩。”这位出生于1982年的牧民说，永昌是古罗马军队归顺汉朝后的牧羝之处，有着悠久的养羊历史和深厚的肉羊产业发展底蕴。毛卜喇，蒙语意为“苦涩的泉水”，这样的水配以自然生长的碱草，产出了味道鲜美、不膻不腻的独特羊肉。
回流农村：年货节背后的甘肃永昌年轻人
▲甘肃永昌县红山窑镇毛卜喇村张宏家的羊群回家。小龙｜摄
毛卜喇村位于永昌县城西20公里，几年前还是自然条件较差、贫困程度较深的15个省级建档立卡的贫困村之一。2016年，该村被确定为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和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各级政府以“功能配套、业兴民富、生态优良、乡风文明”为建设目标，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培育富民产业为支撑，以环境卫生整治为突破口，着力打造环境美、产业美、生活美、人文美的新农村。
“永昌是甘肃省十二个半农半牧县之一，畜牧业发展历史悠久。”永昌县畜牧兽医站站长梁尚海介绍，近年来，永昌全力打造金昌市菜草畜高品质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实现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以羊产业为主的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2020年全县畜禽饲养量达到193.23万头只，其中羊130万只、牛7.15万头。2015年“永昌羊肉”认证为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2019年，永昌县溪源肉联加工有限公司“祁连天宝”牌羊肉获得由农业农村部主办的中国名优农产品暨农业产业化交易会金奖。
如何让“小农户”和“大市场”有效衔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2016年6月，永昌县积极申报，被列为国家第三批、甘肃省第二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2020年5月，永昌县政府通过招投标，与企业合作运营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目前已入驻20多家企业，为企业搭建发展和交流平台的同时，为电商企业赋能，提供培训指导、拓宽销路、店铺引流、创业孵化等一系列服务。
据永昌县电商发展中心主任曹学军介绍，目前，永昌县运营良好的电商企业共有44家，县域内网销农特产品共13类183款，主要以藜麦、大麦茶、牛羊肉、蔬菜水果、面粉、杂粮、铸铁锅壶为主，主要通过拼多多、京东等电商平台销售。2021年网上销售额1.62亿元，同比增长168%；网上交易额4.3亿元，电子商务在全县第三产业中的占比达到9.3%左右（2021年第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预计46.4亿元）。
返乡青年在永昌拿到一线城市的工资
两年前，李彩霞是一名北漂，2013年从陕西科技大学毕业后，她和同学们一样，优先选择了北上广，从事电商行业。“月工资10000元，租房2000元、吃饭2000元、交通费2000元，装到口袋里的钱也就三四千。”2020年8月，她看到周峰的甘肃丝路之光食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招聘信息后，果断返乡。现在，她是公司美工组的组长，负责产品上架、页面设计、新店铺装修等工作。
回流农村：年货节背后的甘肃永昌年轻人
▲溪源肉联厂的车间里，工人们在流水线上忙碌，周峰（右一）正在现场检查。干得好的工人，拿到了一线城市的待遇。小龙｜摄
该公司旗下有祁连天宝、西牛优选两个品牌，2019年进军电商平台，在拼多多、京东等网站开设旗舰店，致力于带给消费者健康绿色的牛羊肉，整合资源全力打造全国牛羊肉知名品牌。但刚开始由于缺乏专业人才，委托北京一家公司代运营，第一年亏损300多万元。
2020年，公司调整思路，打造自己的团队，新组建美工、运营、客服、新媒体、直播等多个部门，线上运营团队吸纳从事电商5-7年的专业人才。一大批年轻人和李彩霞一样，回乡加入到这个年轻的团队。
今年26岁的张致敬曾在专业剧组拍摄剧照，现在是公司视频组的组长，他拍的一张产品主图，周峰说50万都不卖。因为拍摄这张图先后花了半个多月，用了不计其数的新鲜羊肉摆放造型，终于在上万张照片中找到了最为满意的一张。
“我们要让当地的年轻人在五六线城市拿到一线城市的工资待遇。”在公司的年会上，周峰放出豪言。
“我们管吃管住拿七八千工资，有的甚至过万元，确实享受到了一线城市的待遇。”几个年轻人说。据公开数据，2020年，永昌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785元。周峰团队的年人均收入达到6万元。
“复购20次”：百亿补贴助推“草原羊肉共享”
1月6日，拼多多联手逾百万品质商家及上千个农副产品品牌，共同启动“年货节”。期间，拼多多全平台将以最高60%的“百亿补贴”力度，助力全国消费者一站式购齐品质、品牌年货，并开启“好年货不用多等”的24小时急速发货通道。
祁连天宝、西牛优选两个品牌都入选了百亿补贴优质年货，每天订单应接不暇。5斤装羊蝎子，百亿补贴优惠38元，消费者实际支付121元，每斤全国包邮售价仅24.2元。
近年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广大乡村的年货消费，都已从零散的线下采购向集中的线上网购转变，电商平台的“年货节”越办越红火，覆盖的年货范围也越来越广。年货供应不再只是为各家各户寻找“妈妈的味道”“故乡的味道”，也要为忙碌了一年的人们找寻“各地乃至全球的好味道”。
回流农村：年货节背后的甘肃永昌年轻人
▲色香味俱全的永昌烤羊羔子，成为一道妥妥的硬菜。小龙｜摄
曹学军说，永昌肉羊产业曾长期面临数量大但规模小，品质好却没品牌、卖不出好价钱的尴尬。近几年，肉羊上行的堵点逐渐被电商疏通。随着手机变身“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当地新农人在广阔的牧场上搭起直播间，玻璃幕墙外，羊儿漫山奔跑；幕墙内，主播说得起劲，用户买得火热。
借助“直播+拼购+产地直发”的高速通路，客单价稳定在10斤300多元的永昌羊肉成为拼多多平台最受欢迎的爆款羊肉。春节，炖一锅羊汤、煎几块羊排备受江浙沪消费者欢迎。网店后台数据显示，店铺的客户群体年龄在31-50岁之间，主要购买人群地域为浙江、广东、江苏、山东、上海。最铁的客户是广东的一位男性，一年重复购买20次以上。
“以前，牧民们养羊，大部分都卖给了羊贩子，由他们再卖给更大的经销商。利润层层摊薄后，牧民收入微乎其微。这两年，通过拼多多等电商平台直连生产与消费后，牧民不必再贱卖羊只，与我们合作的100多户养殖户基本上每年都能增收10%以上。”周峰说，没有产业链的延伸，不足以吸引年轻人返乡，今年公司将加大研发，推出丝路之光牛肉干等深加工产品，同时建设一个千亩肉羊养殖厂，形成养殖、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助推乡村振兴。2022年，通过增加店铺、增加品类，预期实现销售额4亿元。
来源：燕赵都市报
季节轮回变幻，牧草渐渐风干，太阳下，金色的草原一片连着一片。这是冬天的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草原就像大自然的调色板，成群的牛羊在金色的草原上悠闲地散步；牧场旁边搭建的拼多多直播间里，主播说得起劲，用户买得火热；溪源肉联厂的车间里，工人们正在流水线上忙碌地各司其职，宰杀、切割、包装、发运；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回乡的年轻人在电脑前轻点鼠标，与全国各地的消费者零距离沟通……电子商务，连起了“小农户”与“大市场”，让“食百草、行千里”的永昌散养羔羊走出大山，“跑”进全国消费者的春节“菜篮子”。
一碗羊肉汤，温暖中国年。
你的羊，我来帮你卖
诗仙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脍炙人口，但有一个年轻人却选择了逆向奔袭，从扬州来到了大西北。他叫周峰。
回流农村：年货节背后的甘肃永昌年轻人
▲牧场旁边搭建的直播间里，主播说得起劲，用户买得火热。小龙｜摄
2013年，周峰随同岳父来到金昌市永昌县，开启了“创二代”的生活。
2018年夏天，周峰和朋友去山里旅游，遭遇倾盆大雨，山间道路泥泞，车辆无法行驶。雨雾中，他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户农家，只好弃车步行去避雨。刚一进门，就闻到满屋子的羊肉香味。朴实的牧民不但接纳了陌生人避雨，还端上了刚煮好的羊肉。
“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羊肉。”周峰说，在南方吃羊肉，大多会红烧，要放很多大料；但在永昌，不放任何大料，就是清水煮熟，撒一把盐，肉质鲜嫩、肥而不腻、香而不膻。
他问农民，这么好吃的羊肉是不是卖得很贵？农民说不贵，因为山区的信息闭塞、运输困难，自己拉出去又没有销售渠道，只能坐等商贩来收。小贩子收购后再转给大贩子，大多数农民还有贷款，一旦家里有人生病、孩子要上学，只能四处找人收购，价格商贩说了算，农民的利润更低。
周峰当即就跟牧民说，“以后你的羊，我来帮你卖。”从此，周峰踏入电商领域，开始通过拼多多等电商平台销售永昌的牛羊肉。2021年，销售额达1.5亿元。
电商连起“小农户”与“大市场”
永昌县地处河西走廊东部、祁连山北麓、阿拉善台地南缘。地势高寒、气候冷凉、光照充足、天然草场富饶，生产的高原牦牛肉、羊肉产品品质好、产量高、无公害。
永昌县红山窑镇毛卜喇村的张宏，正是周峰旅游时遇到的牧民。目前，张宏家里养着700多只羊，20几头牛。每天早上，他把羊群赶到距离家2公里多的东山去放养，下午4点多，头羊领着羊群回到羊圈。“冬天草原上太冷，所以要归圈。夏天，我们连家都会搬到东山花草滩。”这位出生于1982年的牧民说，永昌是古罗马军队归顺汉朝后的牧羝之处，有着悠久的养羊历史和深厚的肉羊产业发展底蕴。毛卜喇，蒙语意为“苦涩的泉水”，这样的水配以自然生长的碱草，产出了味道鲜美、不膻不腻的独特羊肉。
回流农村：年货节背后的甘肃永昌年轻人
▲甘肃永昌县红山窑镇毛卜喇村张宏家的羊群回家。小龙｜摄
毛卜喇村位于永昌县城西20公里，几年前还是自然条件较差、贫困程度较深的15个省级建档立卡的贫困村之一。2016年，该村被确定为省级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和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各级政府以“功能配套、业兴民富、生态优良、乡风文明”为建设目标，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以培育富民产业为支撑，以环境卫生整治为突破口，着力打造环境美、产业美、生活美、人文美的新农村。
“永昌是甘肃省十二个半农半牧县之一，畜牧业发展历史悠久。”永昌县畜牧兽医站站长梁尚海介绍，近年来，永昌全力打造金昌市菜草畜高品质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实现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以羊产业为主的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2020年全县畜禽饲养量达到193.23万头只，其中羊130万只、牛7.15万头。2015年“永昌羊肉”认证为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2019年，永昌县溪源肉联加工有限公司“祁连天宝”牌羊肉获得由农业农村部主办的中国名优农产品暨农业产业化交易会金奖。
如何让“小农户”和“大市场”有效衔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2016年6月，永昌县积极申报，被列为国家第三批、甘肃省第二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2020年5月，永昌县政府通过招投标，与企业合作运营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目前已入驻20多家企业，为企业搭建发展和交流平台的同时，为电商企业赋能，提供培训指导、拓宽销路、店铺引流、创业孵化等一系列服务。
据永昌县电商发展中心主任曹学军介绍，目前，永昌县运营良好的电商企业共有44家，县域内网销农特产品共13类183款，主要以藜麦、大麦茶、牛羊肉、蔬菜水果、面粉、杂粮、铸铁锅壶为主，主要通过拼多多、京东等电商平台销售。2021年网上销售额1.62亿元，同比增长168%；网上交易额4.3亿元，电子商务在全县第三产业中的占比达到9.3%左右（2021年第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预计46.4亿元）。
返乡青年在永昌拿到一线城市的工资
两年前，李彩霞是一名北漂，2013年从陕西科技大学毕业后，她和同学们一样，优先选择了北上广，从事电商行业。“月工资10000元，租房2000元、吃饭2000元、交通费2000元，装到口袋里的钱也就三四千。”2020年8月，她看到周峰的甘肃丝路之光食品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的招聘信息后，果断返乡。现在，她是公司美工组的组长，负责产品上架、页面设计、新店铺装修等工作。
回流农村：年货节背后的甘肃永昌年轻人
▲溪源肉联厂的车间里，工人们在流水线上忙碌，周峰（右一）正在现场检查。干得好的工人，拿到了一线城市的待遇。小龙｜摄
该公司旗下有祁连天宝、西牛优选两个品牌，2019年进军电商平台，在拼多多、京东等网站开设旗舰店，致力于带给消费者健康绿色的牛羊肉，整合资源全力打造全国牛羊肉知名品牌。但刚开始由于缺乏专业人才，委托北京一家公司代运营，第一年亏损300多万元。
2020年，公司调整思路，打造自己的团队，新组建美工、运营、客服、新媒体、直播等多个部门，线上运营团队吸纳从事电商5-7年的专业人才。一大批年轻人和李彩霞一样，回乡加入到这个年轻的团队。
今年26岁的张致敬曾在专业剧组拍摄剧照，现在是公司视频组的组长，他拍的一张产品主图，周峰说50万都不卖。因为拍摄这张图先后花了半个多月，用了不计其数的新鲜羊肉摆放造型，终于在上万张照片中找到了最为满意的一张。
“我们要让当地的年轻人在五六线城市拿到一线城市的工资待遇。”在公司的年会上，周峰放出豪言。
“我们管吃管住拿七八千工资，有的甚至过万元，确实享受到了一线城市的待遇。”几个年轻人说。据公开数据，2020年，永昌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785元。周峰团队的年人均收入达到6万元。
“复购20次”：百亿补贴助推“草原羊肉共享”
1月6日，拼多多联手逾百万品质商家及上千个农副产品品牌，共同启动“年货节”。期间，拼多多全平台将以最高60%的“百亿补贴”力度，助力全国消费者一站式购齐品质、品牌年货，并开启“好年货不用多等”的24小时急速发货通道。
祁连天宝、西牛优选两个品牌都入选了百亿补贴优质年货，每天订单应接不暇。5斤装羊蝎子，百亿补贴优惠38元，消费者实际支付121元，每斤全国包邮售价仅24.2元。
近年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和广大乡村的年货消费，都已从零散的线下采购向集中的线上网购转变，电商平台的“年货节”越办越红火，覆盖的年货范围也越来越广。年货供应不再只是为各家各户寻找“妈妈的味道”“故乡的味道”，也要为忙碌了一年的人们找寻“各地乃至全球的好味道”。
回流农村：年货节背后的甘肃永昌年轻人
▲色香味俱全的永昌烤羊羔子，成为一道妥妥的硬菜。小龙｜摄
曹学军说，永昌肉羊产业曾长期面临数量大但规模小，品质好却没品牌、卖不出好价钱的尴尬。近几年，肉羊上行的堵点逐渐被电商疏通。随着手机变身“新农具”、直播成为“新农活”，当地新农人在广阔的牧场上搭起直播间，玻璃幕墙外，羊儿漫山奔跑；幕墙内，主播说得起劲，用户买得火热。
借助“直播+拼购+产地直发”的高速通路，客单价稳定在10斤300多元的永昌羊肉成为拼多多平台最受欢迎的爆款羊肉。春节，炖一锅羊汤、煎几块羊排备受江浙沪消费者欢迎。网店后台数据显示，店铺的客户群体年龄在31-50岁之间，主要购买人群地域为浙江、广东、江苏、山东、上海。最铁的客户是广东的一位男性，一年重复购买20次以上。
“以前，牧民们养羊，大部分都卖给了羊贩子，由他们再卖给更大的经销商。利润层层摊薄后，牧民收入微乎其微。这两年，通过拼多多等电商平台直连生产与消费后，牧民不必再贱卖羊只，与我们合作的100多户养殖户基本上每年都能增收10%以上。”周峰说，没有产业链的延伸，不足以吸引年轻人返乡，今年公司将加大研发，推出丝路之光牛肉干等深加工产品，同时建设一个千亩肉羊养殖厂，形成养殖、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吸引更多年轻人返乡，助推乡村振兴。2022年，通过增加店铺、增加品类，预期实现销售额4亿元。
来源：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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