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最新一期节目,邀请了康辉做嘉宾。

节目里,董卿拿出一张康辉和母亲的合照,下面注有一行小字:

“因为没有近期和妈妈的合影,我自己拼了一张。”

看到照片,康辉难掩悲伤,叹了口气,讲述了一个藏在照片背后的故事。

2018年,康辉的母亲去世了,母亲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康辉并没有陪在身边,而是在机场候机。

他等候的也并不是要回家的航班,而是飞往国外的。

当时,康辉接到任务,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政报道,错过了与母亲的最后一面。

登上飞机,在昏暗的客舱里,康辉一边流泪,一边写下了文章《写给妈妈,不是祭文的祭文》。

“人到中年,像这样的意外本不属意外,但无论做了怎样的心理准备,那一刻,仍然有着太多的痛,太多的不舍与遗憾。”

后来,康辉试图从手机里翻出一张跟母亲的合影。

他换过很多手机,每部手机里都有无数张照片,唯独没有跟母亲的合影。

他总以为来日方长,有的是机会合影,却忘了世事无常。

处理完工作回到家,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康辉特意保留了一件母亲的毛衣,想母亲的时候,他就把毛衣披在身上,仿佛是母亲在拥抱他。

讲到这里的时候,康辉眼里噙着泪,几度哽咽。

康辉的故事让我想起了另外两个央视主持人,一个是撒贝宁,另一个是朱迅。

撒贝宁在双胞胎孩子出生后,他把第一条微信发给了自己的母亲。

“妈妈,你的两个小孙子出生了,你要当奶奶了。”

但这条消息就像是石子掷进大海,注定得不到任何回响。

因为他的母亲已经去世了。

母亲去世后,撒贝宁打开和母亲的聊天记录,想再听听母亲的声音,竟找不到一条语音。

回忆起母亲去世那个晚上,他突然发现一直以来,自己都做错了一件事:

“我一直以为,让我妈妈以我为傲,是送给她最大的礼物,可是后来才发现,我最大礼物还没来得及给——那就是当她还在我身边的时候,多和她待一待。”

父母想要的其实并不多,不过是子女一点点的陪伴。

朱迅在提到自己父亲的时候,更是控制不住情绪失声痛哭。

朱迅的父亲去世时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家,可那个时候他身上插满了管子,根本没有办法拔,结果第三天父亲就走了。

这件事后来也成了朱迅一生最大的遗憾,她说如果知道父亲走得那么快,当时无论如何都会满足父亲最后的心愿。

毕淑敏在《孝心无价》中写道:

“我相信每个赤城忠厚的孩子,都曾在心底向父母许下孝的宏愿,相信来日方长,自己可以从容尽孝。

可惜人们忘了,忘了时间的残酷,忘了人生的短暂,忘了世上有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

我们总想着来日方长,想等到事业成功了,再去陪伴父母享受天伦之乐。

唯独忘记了岁月残酷,时光从来不等人。

你永远不知道,你不在家时,父母是什么样子。

你也永远不知道,你离开家时,父母是什么心情。

之前看到网友发布的一段监控视频,莫名泪目。

网友在探亲结束后,离家返工,母亲在院门口目送孩子的车子远去,迟迟不肯回去。

车子走远后,情绪低落的母亲,一步三回头地往回走。

可走进院里没几步,母亲又折返回去,沿着儿子远去的方向追了出去。

直到确认看不见儿子的车尾后,母亲才彻底死了心。

这世上有一种爱,叫车已走远,父母还在目送。

我们只顾着埋头赶路,从没想过停下脚步朝身后看一眼。

如果你回头,就会看到一双孤独落寞的身影,一直在原地注视着你。

她(他)们的脊背从挺拔到佝偻,头发从乌黑到花白。

她(他)目送着儿子越长越大,越走越远,最终成为他乡的一个“故人”。

坦白讲,这些年忙于工作,疲于奔波,我回家的时间屈指可数。

可每次回家,都会明显感觉到父母又矮了一截,又苍老了许多。

是啊,我们在奋力奔跑时,父母也在慢慢变老。

有句话说:“这世间所有的爱都指向团聚,唯有父母的爱指向别离。”

所谓父母子女,不过是一场美丽的遇见,一场盛大的离别。

董卿曾说过:“亲情是一场倒计时的爱,我们能做的,就是珍惜有限的时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对父母不留遗憾。”

世间遗憾千万种,但从没有哪一种,可以超越与父母的分别。

不知道你有没有计算过,我们这一生还有多少时间能够陪伴父母?

曾经有一个亲情计算公式广泛流传:

按照父母50岁计算,假设父母再活30年,我们平均每年回家1次。

每次待满5天,减去同学聚会、吃饭、睡觉的时间,真正能陪在父母身边的时间大概只有24小时。

那么,在剩余的30年中,我们能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1个月。

电影《后会无期》中有句经典台词:

“每一次告别,用力一点;多说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

人生很长,却也很短,短到我们来不及好好陪陪父母,来不及再认真看他们一眼。

我们都曾抱怨工作忙、压力大,陪伴父母的时间就像已经挤过水的海绵。

总在等有时间、等以后,可等来等去最后只剩下遗憾。

父母在,我们就永远有一个可以停下来休息的家。

父母不在了,在没有父母的老屋,我们都只是故乡的客人。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有些事,错过了,就是一辈子;有些人,一转身,就成了永远。

山西晋中,母亲已经去世,但生前做的番茄酱还没有吃完。

男子在看到母亲做的番茄酱后,瞬间崩溃,哭得像个孩子。

父母走了以后,孩子才会真正明白什么叫思念。

男子在外出吃饭时,遇到长相和去世母亲一样的阿姨。

阿姨在离开之际,男子上前抱着阿姨,跪地痛哭。

世界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喊一声“爸妈”有人应。

父母,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会撒谎的人。

他们报喜不报忧,总告诉你说,他们过得很好,让你安心工作,不要担心。

你傻傻地相信了,从来没有想过,上了年纪的人,身体怎么可能一直硬朗。

山西太原,父母一直不让儿子回家,告诉儿子说,他们很好,让他放心。

可儿子放心不下,偷偷跑回了家,回到家才发现,父亲中风歪了嘴,母亲干活闪了腰。

为人子女,总是要等到长大以后才明白,其实自己的父母,都是“骗子”。

贾平凹在《怀念母亲》中写道:

“当母亲与我们告别、与这个世界告别,那种疼痛是锥心刺骨的。”

岁月无情,时光已老,才知道有爸妈管的孩子,最幸福。

《成长,衰老》里有过这样的话:

小时候,我们不会说话,父母不厌其烦地教;

父母老了,想学微信,我们说学不来就不要玩。

小时候,我们想出去玩,父母背着、抱着去;

父母老了,我们很难推着轮椅带他们去玩。

小时候,我们生病,父母倾家荡产都要把我们治好;

父母老了,我们即便倾家荡产给他们治病,又能挽回几年……

为人父母,哪一个不是为了家、为了孩子,奔波了一辈子,辛劳了一辈子。

对子女来说,最心酸的是,小时候从父母那里得到了一切,长大后能给予父母的却太少太少。

人这一生,只欠父母。

趁时光未老,父母健在,好好去爱他们,去陪伴他们。

不要等到失去,只能在时光中悔恨和追思。

愿时间走慢一点,让我们的父母慢慢变老。

当你回去,脚还没踏进家门前,可以大喊一声:

“爸,妈,我回来了!”​​​

人大教授发声:农村没有李子柒,却是无数孤单老人的家园。
注:以下皆来自教授刘守英文章。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01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02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03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04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人大教授刘守英:农村没有李子柒,有的是无数孤单老人的家园!】
(转自公众号思想潮 |作者:刘守英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我已经有好几年没回(“注:湖北洪湖市的老家)去了。一般家里有事我肯定回去,没事很少回。因为,回去会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老家的很多事,包括市里的一些难处、镇上的难处、村里的难处、周边老乡的难处,他们自己找不到解法,指望我去解决,实际上很多我也解决不了。县以下的很多问题,乡村本身解决不了。

我这次回去,一个很直观的感觉是,农民的整个状态,主要是物质状况,比想象的好。
 
我八十年代初离开我们村的时候,挺悲观的,农民的辛劳程度太高,面朝黄土背朝天。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就是这个状况。那个时候,农民的问题,一是辛苦,二是收入来源少,穷。

现在,第一,老百姓平均寿命变长了。我这次回去看到,老人活到七八十岁很正常。八九十年代,一个村,人能够活到70岁以上,都很稀罕了。老年人的面容也比原来要好,脸上有光,不像原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种劳累对生命的打击、受压。能看出来,劳累程度降低了。
 
第二,农民的收入跟原来有很大变化。原来没有现金收入来源、没有活钱,极端的贫困;现在收入还是过得去、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家里有人在外面做工,稍微勤快一点,怎么都能挣到一些收入。
 
养老是很大的一件事,但对老人,现在也不是钱的事——他的儿子、儿媳妇或者姑娘出去打工,一年怎么都得给他留一点钱;他自己的养老金(一个月几百块)基本不会给子女,都在自己的账户上,一年去取几次(我问过他们)。老人手上有自己可以拽着的钱,他在家就不会那么受歧视。
 
第三,农民的住房改善明显。这些年,农民出去打工(包括有一些在乡村干活的),他整个资本积累、经济改善的状况基本都体现在他的房子上。八十年代,农村住房很差,你进到一个村,是破败的;现在,一个村一整条路两边都是农民盖的房子。
 
第四,农村的公共设施比原来明显进步。从县城到我们村,路挺畅通的,而且两边的景观也挺漂亮,显示出乡村摆脱贫困以后的景象。我离开村里的时候,都是土路;现在,大的路都畅通了。村内的路,取决于这个地方的慈善状况——有出去做公务员的,找一些钱,有一些小老板挣钱后捐一些。
 
第五,乡村的分化很严重。村里大部分农户的状况,无非是好一点差一点——有的可能出去干的不错、已经能做企业;出去打工中比较勤快的,尽管比第一类差一点,也还不错。但确实有极少部分农户,状况很不好,有的是因为生病、家庭遇到不测,还有一些是家庭能力问题。
 
这是我从外表上看到的乡村变化的状况。
 
所有这些变化,实际上都是农民出村带来的。他的收入来源是出村带来的,住房是出村挣的收入带来的。收入改善导致的农民精神状态变化,也是因为出村带来的。
 
当然,农民的这些变化,也配合有一定的公共服务——路、用水、养老。
 
总之,农民出村带来的变化是本质性的,而政府公共政策、公共品的提供,总体来讲是到位的,对于改变过去乡村没着没落的状况,还是有贡献。
 
农民出村是一件大事。如果没有农民的出村,乡村的状况跟我八十年代走的时候,应该是差不多的。

我们看到了乡村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就是收入增加了、钱的来路增加了。那么,问题在哪儿?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哪儿?

对现在的乡村来讲,令人担忧的是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

乡村的老人是“人”的最大的问题。最代表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是40、50和60后,这拨人是真正搞农业的,爱土地,乡土情结很重,而且也不会离开村庄——他们也有出去的,但回来了,有在外面干的,也会回来。他们是以乡村为归依的,以土地作为主要生活来源,以农业作为主要职业。这批人现在的问题是绝望。这种绝望,不是因为他没钱,而是整个社会大变革带来的。传统的中国乡村,是一家一户、一代一代在一起;现在,老人身边常年没人。

以前,家里年轻一辈出去打工,孩子还留在农村,最起码老人还给孙子、孙女做饭,他还有存在感;现在这拨出去打工的年轻父母,小孩小的时候就带在身边,到小孩上初中时,有一个人回来陪读,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这样基本把老人跟传统的血缘关系、情感联系切断了。这些切断以后,老人不是穷,而是极其孤单。

我问过我们村的老人,他们到这个年纪,也没有什么农活。这些人一辈子干农活,当农活停掉以后,依托就没了。他的存在感、价值就没了,他就非常绝望。比如我们村,老人要么是打麻将,要么就是聚在一起,到村部听碟子。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是一家人其乐融融,现在一下子没人了,传统的代际情感纽带断了。所以,他们主要是精神的、心灵的孤单。

我们村十几个老人,我问他们,平常讨论最多的问题是什么。他们说,讨论最多的是怎么死。生病的,一是没人管、没人照顾,二是大笔开销,他怕给后人留麻烦,也没有那么大开销的能力。他们觉得自己没用了,对儿女也没什么用了。一些老人,当他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还会采取一些极端的手段。至于心理的疾病,就更没人知道了。

40、50、60后这些人,基本以乡村为归依。未来,他们的养老会成为非常大的问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年轻人一年就回来几天,怎么可能养儿防老?

接着是70、80后。假设他们也跟之前的人一样,归宿也还是回到乡村,但他们没怎么从事过农业,至少参与不多,这些人未来回到村里,他不从事农业,他做什么?

很有可能,这些人回来以后,就在镇上或县城买个房子,买个门面,开个小卖店——回乡,但不落村,也不落业。为什么这几年县城的房地产那么活跃,是跟这个相关。这样的话,70、80后,会跟乡村、乡土更加疏离或断根,甚至处于一种阻断的状态——阻断的状态就麻烦了。

还有一类人:小孩。上一代人出去打工,孩子丢在家里,老人看着。但这一代人出去打工,是把孩子带在身边,但他不可能有精力管孩子。所以,农二代的孩子,在城市事故率极高。

再就是孩子的心灵。原来是留守的孤独,但现在他从小在城市看到、接触的是城市对他们的不平等,从而带来心理问题——越是农村的孩子,越在意穿着、收入、是否被人家欺负。

所以,看上去是把孩子带在身边,实际上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小孩上初中,家长最起码得有一个人回来陪读。现在很多农二代,实际是被孩子的教育拖回来的。这实际上阻断了这个家庭进入城市的进程,教育本身阻断了他们城市化的进程。

▍第二个问题:“业”、产业。

整个乡村,年轻人只会出,不会进。大量的人走了以后,整个乡村就没有什么人了,“业”就起不来。人都走空了,谁来做“业”?乡村振兴,怎么振兴?

现在整个农村,你看到的是产业的凋敝。原来农民都在农村,当他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在农村,他会在乡村找很多办法:怎么样把农业搞得更精细一些、产量更高一点、卖的钱更多一点;多养几头猪、多养几头牛,增加一点副业收入;再不行,去做点买卖,把这个地方的东西倒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我帮你做点事,你帮我做点事⋯⋯农村是靠这些。但这些东西的寄托,是人在乡村。现在,大家的收入主要是在城市挣来的,已经不指望在农村搞收入。

在农村,找不到“业”的发展出路,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业”就变的越来越单一。家里年轻人出去了,土地就交给年老的人——农民还是不轻易把地荒废掉;隔壁的几家人再走,走到家里老人都没了,这些地就交给邻居、亲戚来种⋯⋯基本整个农村的“业”,就只是一个以土地为生的农业了。

这是当前农业的第一个问题:乡村的经济活动更加单一化。

这个“业”的问题在哪儿?当少数人从事的农业扩大规模以后,尽管有机械辅助,但这些人的劳累程度非常之高——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规模扩大以后,规模效益没有出来。比如,规模可能扩大到50亩,但这个农民为了使他经营的土地一年能够多留一些收入,他尽量少雇工、少用机械。这个“业”实际上成了留在农村的这些农民的内卷。他更密集地使用自己的劳动,更辛勤地去从事耕作、从事农业经营活动,以使一年下来留在自己口袋里的现金收入多一点。

最后就变成,土地是规模了,农业是机械化了,但留下来的这些农村人因为农业收入低,他付出的辛劳程度更多。二三十亩地,一年收入也就几万块钱,如果全部雇工、机械化,就剩不下来什么钱,所以他就把很多环节自己去辛苦。

现在有些人说,扩大规模,一家经营扩大到200亩,就可以增加多少收入。但是扩到200亩,农业要素组合的匹配度要求更高,产前、产中、产后,机械化的耕种,各个环节成本的节约,需要更好的要素匹配来实现,一般农民做不到。做不到的话,规模越大,成本越高,农民为了节约成本,就更辛劳,也不可能做更大的经营规模。

所以,农业的第二个问题是:这个产业本身在不断内卷,变成少部分人靠更辛劳的经济活动留下更多现金收入,而不是想象的更加现代化、机械化、规模化。很多时候,不到农村,就容易想当然。

农业的第三个问题是:期望乡村的产业更加多样化——比如三产融合、乡村旅游等,来支撑乡村更活、更复杂的业态,但问题是,需求在哪儿?

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通过城乡互动来实现产业多样化。我们不能把极少数村庄由城乡互动带来的变化,想当然地拓展为大多数农区都能实现这样的。

大多数传统农区乡村产业的多样化,是农工互补、农副互补,是农民靠着农业做点生计,靠一些副业、手工活动,来增加收入,跟现在很多人讲的城乡互动带来的乡村产业的多样化、产业融合,完全是两个概念。大多数村庄是实现不了城乡互动的产业多样化的。

▍第三个问题:住。

住房基本反映了农民经济状况的变化,我们确实看到了农民住房状况的改善——进到乡村以后,农民相互之间比来比去,张家盖了两层楼,李家一定要想办法盖得比他高一点。

住房条件的改善,是改革以来乡村面貌最大的改变。包产到户的时候,农民有钱就盖房子,后来农民出去打工,有钱了,回来还是盖房子。这是农民基本的行为模式。它的好处是,带来整个乡村面貌的改变。问题是,乡村盖的这些房子,利用率极低。

我这次回去,是晚上十点多进的村,整个100多户的村,差不多就只有五六户亮着灯。老人不在的,年轻人出去了,这家就锁着门,常年是黑的。

这意味着,整个城市化以来,农民积累的大量资本,不是用于进一步扩大城市的资本形成,而是积累在他未来落叶归根的这些村落——回到乡村盖房、装修,不断添加房子里的东西,目的是备着他以后回来。但这些资本的利用率非常之低,几近闲置。

▍第四个问题:占地。

现在农民盖房子,已经不在原来村落里盖,都盖在公路边。农民的住房从传统村落到路边,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村落改变。传统村落,是依水、依地而形成的,是为了农业经济活动的方便。现在农民为什么整体往公路边盖?这是一个人口迁移社会的表现:交通出行方便。从原来农耕社会村落的布局、空间形态,转变为迁移社会的形态。

现在,我们把去农村看到的景象整个构图起来,你看到的乡村是:第一,人——老人的绝望,农二代的归属不定,留守儿童心灵创伤;第二,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单一、农业越来越内卷;第三,农民的住房明显改善,但占了大量农民在城市积累的资本,没有进一步在城市形成更大的资本积累,而变成在乡村闲置的要素;第四,大量耕地的占用——住房的占用。

这样看来,乡村振兴,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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