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防安全 百日攻坚
为深入贯彻落实稳定的社会面消防安全环境，落实区安全生产工作精神，我中心开展消防安全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工作会，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层层压实责任，完善内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管理机制，针对地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等高风险场所以及“两个通道”治理、电动自行车等重点部位加强安全隐患排查，规范用火、用电、用气行为，持续抓好各项火灾防控措施落实，全力维护社会面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曹保京副主任指出3月份以来全区已发生多起火灾，垃圾杂草及废弃物、电动自行车、电气线路故障等引发的火灾。我中心高度重视，禁止出现乱拉乱接、“两个通道”堵塞、可燃杂物堆放、电动自行车室内停放充电及蓄电池充电等动态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违规行为。
下一步工作重点，清醒认识当前形势，清明假期临近，发生火灾诱因多，找准风险点，薄弱点，克服麻痹大意，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定期严格做好日常巡查检查和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及时消除风险问题，全力确保消防安全。
最后乔喜庆书记指出中心要全员发动、压实责任，全面唱响“落实、落实、再落实”的主旋律。要加强科室组织领导，层层部署抓落实。要加强宣传造势，创新宣传方式，突出特色亮点，形成党员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共谋发展、聚力攻坚的大好局面。要加强督导考核，及时掌握攻坚进度，对存在的问题要持续跟进，促进安全工作高效落实。
为深入贯彻落实稳定的社会面消防安全环境，落实区安全生产工作精神，我中心开展消防安全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工作会，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层层压实责任，完善内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健全管理机制，针对地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等高风险场所以及“两个通道”治理、电动自行车等重点部位加强安全隐患排查，规范用火、用电、用气行为，持续抓好各项火灾防控措施落实，全力维护社会面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
曹保京副主任指出3月份以来全区已发生多起火灾，垃圾杂草及废弃物、电动自行车、电气线路故障等引发的火灾。我中心高度重视，禁止出现乱拉乱接、“两个通道”堵塞、可燃杂物堆放、电动自行车室内停放充电及蓄电池充电等动态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违规行为。
下一步工作重点，清醒认识当前形势，清明假期临近，发生火灾诱因多，找准风险点，薄弱点，克服麻痹大意，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定期严格做好日常巡查检查和消防设施维护保养，及时消除风险问题，全力确保消防安全。
最后乔喜庆书记指出中心要全员发动、压实责任，全面唱响“落实、落实、再落实”的主旋律。要加强科室组织领导，层层部署抓落实。要加强宣传造势，创新宣传方式，突出特色亮点，形成党员干部群众团结一心、共谋发展、聚力攻坚的大好局面。要加强督导考核，及时掌握攻坚进度，对存在的问题要持续跟进，促进安全工作高效落实。
中国古桥专家孔庆普先生关于赵州桥（安济桥）修缮前后的回忆文章。从修缮方式的讨论上，可以看出各方处于不同考虑，希望采取的修缮方式也不同，特别是何为“整旧如旧”“修旧如旧”的讨论，到现在依然是辨不清楚的一件事，原文摘于《中国古桥结构考察》第六章《古代桥梁结构考察》：
安济桥位于河北省赵县大石桥村，俗称赵州大石桥，跨于洨河上。建于隋代大业年间（605-616)，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跨度最大的一座圆弧形敞肩式石拱桥。1953年5月上旬，李尚德、王文俊和我去参加安济桥基础探査作业。此次探查，在河床中发现许多旧石件。因为没有施工机械，全靠人工作业，施工很困难，挖掘面未达到计划挖掘范围，找到旧石件数十件，包括桥栏杆望柱、栏板、拱碹石等。还发现一个地基钻探用的工具，北京称“勺钻”，钻头长22公分，上端有木钻杆儿（折断）。钻探工作尚未按计划完成，汛期过后继续挖掘。
1954年6月，北京代表组（李尚德、王文俊、孔庆普、李卓屏）列席参加安济桥大修工程技术研讨会（在赵县县城）。又见到郭瑞恒和朱士文。据介绍，1952年年底，河北省公路局正式向省交通厅报告，建议安济桥进行大修。省长办公会对保护安济桥的事情很重视，时值解放初期，当前需要做的工程很多，省财政较紧，近期尚难安排安济桥大修工程资金，可以先安排一部分资金，先行实施一部分准备工作，嗣后可分期安排。省政府要求公路局先进行安济桥勘测及制订修理方案，做出工程概算。
河北省公路局又与省文化局商量，由文化局给文化部社会文化管理局打报告说明安济桥是一座1000多年的文物古桥，年久失修，拱碹已损坏局部，应该进行大修。省财政当前有困难，社会文化局可否资助？社会文化局遂派人调查安济桥，认为安济桥确实应该进行大修，于是向文化部提出资助大修安济桥的建议。
1953年4月，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的助手罗英来河北省公路局了解安济桥及河北省的古桥情况。得知河北省公路局正为安济桥大修工程费用发愁，罗英看过安济桥以后，将安济桥的现状和河北省公路局正为安济桥大修工程费用发愁的事向茅以升先生报告。茅以升先生于是给交通部部长章伯钩写信，汇报安济桥的现状，说明大修的必要性，希望交通部对河北省给予支持。不久，交通部通知河北省交通厅，安济桥大修工程投资将列人1954年计划。1954年，交通部和文化部先后拨专款给河北省，安济桥得以实施大修工程。
郭瑞恒和朱士文拿出安济桥的技术资料介绍。安济桥又名赵州桥，俗称大石桥，或赵州大石桥。据史料记载，该桥建于隋代大业（隋炀帝杨广）年间（605一616)，是一座单跨圆弧形敞肩式石拱桥，主拱碹是圆弧形并列式结构，由28道拱碹石并列构成，净跨径37公尺多（东西两边稍有出人），矢高7.23公尺，拱圈半径为27.30-27.70公尺（拱圈整体有变形），属于坦型拱。桥梁全长50.83公尺，全宽约9公尺（局部损坏）。拱碹厚11.15公尺（拱背的上面不平），有效厚度1公尺。拱上两端各有2个小孔洞（通称复拱），也是圆弧形并列式结构，南端的1个小孔拱碹是27道拱碹石，其余3个小孔拱碹均为28道拱碹石。外侧小孔的净跨径是3.80公尺，内侧小孔的净跨径是2.85公尺，拱碹厚65公分。桥台基础属于石砌实体浅基础，拱脚以下有5层石板，其厚（高）度约1.60公尺，宽度约5.80公尺，长约9.60公尺。基础表面未发现裂缝，两头的高程差很小，基本上处于水平状态。经探查，桥台下面未发现木桩，桥台直接落在天然土基上。
安济桥大修工程方案，几经讨论，安济桥大修的原则与基本做法得以确定：一，上部结构全部拆卸，桥台和基础原样利用。二，桥梁主体，原则上按照原结构、原形式修复，内部构造方面可以使用新型材料，初步计划在拱背上浇注一层钢筋混凝土。三，凡是可利用的旧石件，原则上按原件原位安装。四，需要添配的石件，选择同种类优质石料，按照同种石件的形式和规格雕作，一律不进行“作旧处理”。五，桥栏杆的形式暂时不定，待进一步发掘完成以后，再行设定。六，石件拆卸时，必须逐件编号登记，按顺序码放。检査旧石件中必须更换的石年．做特别记号，测量其尺寸，详细登记。七，拆卸时间，计划在今年（1954）下汛以后，修复时间安排在明年（1955）汛期以前。
后两次研讨会主要是研究具体技术问题，提出以下八个主要问题：一，现有的拱圈整体有些变形，是千年来逐渐形成的状况，修复时要不要调正？如果调正，必将有几道拱圈的长度产生变化，而且其变量极具微小，如何解决？是更换部分拱碹石？还是在接缝中加人高强度结合材料？加入什么材科为最好？二，主拱圈中每块拱碹石的对接缝两侧各有一对银锭形铁锔子，拱背上拱圈的拼缝上也有铁锔子，拱碹石均为受压件，联结铁件（铁鍋子）开不起作用，是保留还是取消？三，拱背上浇注钢筋混凝土层，算不算改变古桥的原结构？四，拱背上的横向联结铁杠，浇注拱背混凝土时，铁杠是全部保留，还是取消中段，保留端部（勾头）？五，拱背混凝土的上面要不要加铺防水层？六，东侧的局部拱碹已经损坏，必须配制新拱碹，而西面外边的拱碹完整，是保持原样，还是将旧件表面加工见新？七，旧仰天石（金边线）和地伏石损坏数量较多，是将旧石件用于同一边，另一边配制新件？还是全部更新？或新旧件混合使用？如果全部更新，则失夫古桥原貌，如果将旧石件全部利用，不足部分添配新石件，必将出现新旧不一致现象。八，拱架的设计是按照原拱圈的实有情况，还是按照平衡状态设计？为落架所设的支撑点，是采用千斤顶，还是使用抄手楔或沙箱？等等。
1954年6月下旬，召开安济桥大修工程技术研究扩大会议，北京市出席会议的代表组成员有王文俊、李尚德、孔庆普。文化部出席会议的代表组成员有俞同魁、祁英涛、陈继宗。
关于安济桥大修的原则问题，又有人提出应该按照梁思成先生的“整旧如旧”原则修复，大修古桥应该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施工，应该将添配的新石件进行“特殊技术处理”，使得古桥大修以后依然像是一座千年古桥。
文化部代表和北京代表，以及省里的几位工程技术人员坚决反对。有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说，梁思成先生的确讲过，在古建修缮工程中应该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施工。梁先生对“整旧如旧”有解释，他说，“整旧如旧”的意思是，古代建筑在修理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古建的原结构、原形式。“整旧如旧”并非“修旧如旧”。
主持安济桥大修工程施工的一位工程师说，我们这里有几位老石匠，他们部有“修旧如旧”的经验。就是把新石件加工完成以后，经过“作旧处理”，使新但件变得如同旧石件一样，这是造假的一种技术手法。在古桥修理工程中，万万不可“修旧如旧”。
俞同魁提出，古代建筑修缮工程，讲究历史的纪实性和可读性，在古代桥梁修理工程中也应该遵循这个精神。
河北省公路局的一位负责同志说，安济桥难得一次大修机会，从长远考虑，可换可不换的旧石件尽量更换，所有新石件一律不进行“作旧处理”，但是，总体上要保持古桥的原样。
北京的代表和文整会的代表认为，旧桥面石板应该全部利用，如此可以记录古桥的原貌。缺点是桥面高低不平，游人行走不便。
最后确定的大修工程设计，桥面上的旧石板全部更新，在桥面上人工磨出一道“车辙沟”和一个“驴蹄印”。1000多年的桥面石板被废弃。
1955年，安济桥大修工程施工期间，在朱士文的帮助下，看到研究安济桥大修工程的一些文件。
(1）安济桥的建成年代是隋代，距今已有1300多年。据《水经注》记载，晋朝太康三年（282）建成石拱桥——“旅人桥”，这是史书记载中国最早的石拱桥，根据安济桥结构状况，从晋朝太康三年（282）到隋代大业（605-616）才300多年的历史，由小跨径的半圆形拱桥发展到大跨径的圆弧形拱桥，而且是坦拱敞肩结构、其进步过程至少应该经过500年以上的历史，也就是说，拱形结构在中国桥梁上的应用应该在西汉或东汉时期已经实现。
(2）安济桥为什么不采用木桩基础？一个可能是当时尚未学会打桩技术，另一个可能是认为洨河水较为平缓，河床土质比较坚硬。
(3）如此坦拱敞肩的圆弧拱，其水平推力相当大，桥台后背的长度和宽度，按照现代力学理论计算尚有潜力，当初是如何确定的？难道曾有计算？如果是凭经验所定，在此以前必然还曾做过此类结构的石拱桥。
(4）中国古代北方石拱桥的主拱圈结构，以纵联式为最多，纵联式拱碹基本属于整体性构造，稳定性好。并列式拱圈属于多道独立的拱碹构成整体拱圈，稳定性不如纵联式结构。李春竟然敢大胆地采用此种并列式做法，此人必然对桥梁结构具有相当多的经验，可谓一位了不起的桥梁专家。
(5）每道拱碹石接缝的两侧嵌有1对银锭铁，建桥者是想用这些银锭铁加强拱圈的纵向整体性。根据力学分析，主拱圈的受力主要是压力，因此银锭铁不起作用。
(6）拱圈的整体自下而上向内稍有收分，拱顶的宽度比拱脚处的宽度小约60公分，由于总收分很小，每道碹石的厚度差难以测出，当初可能也是出于从拱圈整体的稳定性考虑而采取此种做法。实际上此种措施对拱圈整体的稳定性并
不起作用。但是，此举对拱碹石的加工制作增加很大难度。
(7）每块拱碹石的端面加工非常平，而且端面均垂直于拱圈的中心线，这一点古代匠人做得非常好，完全符合结构力学原理。
(8）安济桥全桥所用的石料均为石灰岩，石灰岩的抗压和抗腐蚀性能远不面如花岗岩。据调查，赵县的西边，临城、赞、元氏、获鹿等县的山上都是石灰岩，可能是为就近取材而采用石灰岩。从桥梁内外石料的风化程度来看，虽然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石料的风化腐蚀程度并非多么严重。可能与赵县的气候、面河水的水质有关。
(9）安济桥主拱圈的厚度，按照现代结构力学理论计算，其厚度偏大，可以理解。主拱圈上面两端的小孔洞，其跨径的设计基本合理，也就是说，两跨小孔之间的墩墙位置正确，使得拱圈内的受力拱轴线全部在拱圈断面三分点以里。@文物医院 @新水令 @看碟听雨 @蘸盐
安济桥位于河北省赵县大石桥村，俗称赵州大石桥，跨于洨河上。建于隋代大业年间（605-616)，是全世界现存最古老、跨度最大的一座圆弧形敞肩式石拱桥。1953年5月上旬，李尚德、王文俊和我去参加安济桥基础探査作业。此次探查，在河床中发现许多旧石件。因为没有施工机械，全靠人工作业，施工很困难，挖掘面未达到计划挖掘范围，找到旧石件数十件，包括桥栏杆望柱、栏板、拱碹石等。还发现一个地基钻探用的工具，北京称“勺钻”，钻头长22公分，上端有木钻杆儿（折断）。钻探工作尚未按计划完成，汛期过后继续挖掘。
1954年6月，北京代表组（李尚德、王文俊、孔庆普、李卓屏）列席参加安济桥大修工程技术研讨会（在赵县县城）。又见到郭瑞恒和朱士文。据介绍，1952年年底，河北省公路局正式向省交通厅报告，建议安济桥进行大修。省长办公会对保护安济桥的事情很重视，时值解放初期，当前需要做的工程很多，省财政较紧，近期尚难安排安济桥大修工程资金，可以先安排一部分资金，先行实施一部分准备工作，嗣后可分期安排。省政府要求公路局先进行安济桥勘测及制订修理方案，做出工程概算。
河北省公路局又与省文化局商量，由文化局给文化部社会文化管理局打报告说明安济桥是一座1000多年的文物古桥，年久失修，拱碹已损坏局部，应该进行大修。省财政当前有困难，社会文化局可否资助？社会文化局遂派人调查安济桥，认为安济桥确实应该进行大修，于是向文化部提出资助大修安济桥的建议。
1953年4月，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的助手罗英来河北省公路局了解安济桥及河北省的古桥情况。得知河北省公路局正为安济桥大修工程费用发愁，罗英看过安济桥以后，将安济桥的现状和河北省公路局正为安济桥大修工程费用发愁的事向茅以升先生报告。茅以升先生于是给交通部部长章伯钩写信，汇报安济桥的现状，说明大修的必要性，希望交通部对河北省给予支持。不久，交通部通知河北省交通厅，安济桥大修工程投资将列人1954年计划。1954年，交通部和文化部先后拨专款给河北省，安济桥得以实施大修工程。
郭瑞恒和朱士文拿出安济桥的技术资料介绍。安济桥又名赵州桥，俗称大石桥，或赵州大石桥。据史料记载，该桥建于隋代大业（隋炀帝杨广）年间（605一616)，是一座单跨圆弧形敞肩式石拱桥，主拱碹是圆弧形并列式结构，由28道拱碹石并列构成，净跨径37公尺多（东西两边稍有出人），矢高7.23公尺，拱圈半径为27.30-27.70公尺（拱圈整体有变形），属于坦型拱。桥梁全长50.83公尺，全宽约9公尺（局部损坏）。拱碹厚11.15公尺（拱背的上面不平），有效厚度1公尺。拱上两端各有2个小孔洞（通称复拱），也是圆弧形并列式结构，南端的1个小孔拱碹是27道拱碹石，其余3个小孔拱碹均为28道拱碹石。外侧小孔的净跨径是3.80公尺，内侧小孔的净跨径是2.85公尺，拱碹厚65公分。桥台基础属于石砌实体浅基础，拱脚以下有5层石板，其厚（高）度约1.60公尺，宽度约5.80公尺，长约9.60公尺。基础表面未发现裂缝，两头的高程差很小，基本上处于水平状态。经探查，桥台下面未发现木桩，桥台直接落在天然土基上。
安济桥大修工程方案，几经讨论，安济桥大修的原则与基本做法得以确定：一，上部结构全部拆卸，桥台和基础原样利用。二，桥梁主体，原则上按照原结构、原形式修复，内部构造方面可以使用新型材料，初步计划在拱背上浇注一层钢筋混凝土。三，凡是可利用的旧石件，原则上按原件原位安装。四，需要添配的石件，选择同种类优质石料，按照同种石件的形式和规格雕作，一律不进行“作旧处理”。五，桥栏杆的形式暂时不定，待进一步发掘完成以后，再行设定。六，石件拆卸时，必须逐件编号登记，按顺序码放。检査旧石件中必须更换的石年．做特别记号，测量其尺寸，详细登记。七，拆卸时间，计划在今年（1954）下汛以后，修复时间安排在明年（1955）汛期以前。
后两次研讨会主要是研究具体技术问题，提出以下八个主要问题：一，现有的拱圈整体有些变形，是千年来逐渐形成的状况，修复时要不要调正？如果调正，必将有几道拱圈的长度产生变化，而且其变量极具微小，如何解决？是更换部分拱碹石？还是在接缝中加人高强度结合材料？加入什么材科为最好？二，主拱圈中每块拱碹石的对接缝两侧各有一对银锭形铁锔子，拱背上拱圈的拼缝上也有铁锔子，拱碹石均为受压件，联结铁件（铁鍋子）开不起作用，是保留还是取消？三，拱背上浇注钢筋混凝土层，算不算改变古桥的原结构？四，拱背上的横向联结铁杠，浇注拱背混凝土时，铁杠是全部保留，还是取消中段，保留端部（勾头）？五，拱背混凝土的上面要不要加铺防水层？六，东侧的局部拱碹已经损坏，必须配制新拱碹，而西面外边的拱碹完整，是保持原样，还是将旧件表面加工见新？七，旧仰天石（金边线）和地伏石损坏数量较多，是将旧石件用于同一边，另一边配制新件？还是全部更新？或新旧件混合使用？如果全部更新，则失夫古桥原貌，如果将旧石件全部利用，不足部分添配新石件，必将出现新旧不一致现象。八，拱架的设计是按照原拱圈的实有情况，还是按照平衡状态设计？为落架所设的支撑点，是采用千斤顶，还是使用抄手楔或沙箱？等等。
1954年6月下旬，召开安济桥大修工程技术研究扩大会议，北京市出席会议的代表组成员有王文俊、李尚德、孔庆普。文化部出席会议的代表组成员有俞同魁、祁英涛、陈继宗。
关于安济桥大修的原则问题，又有人提出应该按照梁思成先生的“整旧如旧”原则修复，大修古桥应该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施工，应该将添配的新石件进行“特殊技术处理”，使得古桥大修以后依然像是一座千年古桥。
文化部代表和北京代表，以及省里的几位工程技术人员坚决反对。有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说，梁思成先生的确讲过，在古建修缮工程中应该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施工。梁先生对“整旧如旧”有解释，他说，“整旧如旧”的意思是，古代建筑在修理过程中一定要保持古建的原结构、原形式。“整旧如旧”并非“修旧如旧”。
主持安济桥大修工程施工的一位工程师说，我们这里有几位老石匠，他们部有“修旧如旧”的经验。就是把新石件加工完成以后，经过“作旧处理”，使新但件变得如同旧石件一样，这是造假的一种技术手法。在古桥修理工程中，万万不可“修旧如旧”。
俞同魁提出，古代建筑修缮工程，讲究历史的纪实性和可读性，在古代桥梁修理工程中也应该遵循这个精神。
河北省公路局的一位负责同志说，安济桥难得一次大修机会，从长远考虑，可换可不换的旧石件尽量更换，所有新石件一律不进行“作旧处理”，但是，总体上要保持古桥的原样。
北京的代表和文整会的代表认为，旧桥面石板应该全部利用，如此可以记录古桥的原貌。缺点是桥面高低不平，游人行走不便。
最后确定的大修工程设计，桥面上的旧石板全部更新，在桥面上人工磨出一道“车辙沟”和一个“驴蹄印”。1000多年的桥面石板被废弃。
1955年，安济桥大修工程施工期间，在朱士文的帮助下，看到研究安济桥大修工程的一些文件。
(1）安济桥的建成年代是隋代，距今已有1300多年。据《水经注》记载，晋朝太康三年（282）建成石拱桥——“旅人桥”，这是史书记载中国最早的石拱桥，根据安济桥结构状况，从晋朝太康三年（282）到隋代大业（605-616）才300多年的历史，由小跨径的半圆形拱桥发展到大跨径的圆弧形拱桥，而且是坦拱敞肩结构、其进步过程至少应该经过500年以上的历史，也就是说，拱形结构在中国桥梁上的应用应该在西汉或东汉时期已经实现。
(2）安济桥为什么不采用木桩基础？一个可能是当时尚未学会打桩技术，另一个可能是认为洨河水较为平缓，河床土质比较坚硬。
(3）如此坦拱敞肩的圆弧拱，其水平推力相当大，桥台后背的长度和宽度，按照现代力学理论计算尚有潜力，当初是如何确定的？难道曾有计算？如果是凭经验所定，在此以前必然还曾做过此类结构的石拱桥。
(4）中国古代北方石拱桥的主拱圈结构，以纵联式为最多，纵联式拱碹基本属于整体性构造，稳定性好。并列式拱圈属于多道独立的拱碹构成整体拱圈，稳定性不如纵联式结构。李春竟然敢大胆地采用此种并列式做法，此人必然对桥梁结构具有相当多的经验，可谓一位了不起的桥梁专家。
(5）每道拱碹石接缝的两侧嵌有1对银锭铁，建桥者是想用这些银锭铁加强拱圈的纵向整体性。根据力学分析，主拱圈的受力主要是压力，因此银锭铁不起作用。
(6）拱圈的整体自下而上向内稍有收分，拱顶的宽度比拱脚处的宽度小约60公分，由于总收分很小，每道碹石的厚度差难以测出，当初可能也是出于从拱圈整体的稳定性考虑而采取此种做法。实际上此种措施对拱圈整体的稳定性并
不起作用。但是，此举对拱碹石的加工制作增加很大难度。
(7）每块拱碹石的端面加工非常平，而且端面均垂直于拱圈的中心线，这一点古代匠人做得非常好，完全符合结构力学原理。
(8）安济桥全桥所用的石料均为石灰岩，石灰岩的抗压和抗腐蚀性能远不面如花岗岩。据调查，赵县的西边，临城、赞、元氏、获鹿等县的山上都是石灰岩，可能是为就近取材而采用石灰岩。从桥梁内外石料的风化程度来看，虽然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石料的风化腐蚀程度并非多么严重。可能与赵县的气候、面河水的水质有关。
(9）安济桥主拱圈的厚度，按照现代结构力学理论计算，其厚度偏大，可以理解。主拱圈上面两端的小孔洞，其跨径的设计基本合理，也就是说，两跨小孔之间的墩墙位置正确，使得拱圈内的受力拱轴线全部在拱圈断面三分点以里。@文物医院 @新水令 @看碟听雨 @蘸盐
【致敬英雄】文圣常院士：用一生回应海浪召唤的“点灯人”
一个人，一件夹克衫，一个公文包，从青年到壮年，直至老年，总是一边思索一边行走在通往实验室的小路上……这个场景，是中国海洋大学几代人的记忆。
这位老人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海洋学家，我国海浪研究的“点灯人”——文圣常。他是中国海洋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位院士，也是该校第一位博士生导师。这条小路，被称为“院士小路”，是海大人的精神符号之一。
2022年3月20日下午，文圣常院士在青岛逝世，享年101岁。带着他耕海踏浪，在浩瀚海洋不懈求索的开拓者精神，给海大、给青岛、给中国海洋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一段印记。
一、灵光一现，他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
现代意义上的海浪研究应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战役——诺曼底登陆。1942年，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所长H.U.斯韦尔德鲁普和W.H.蒙克博士发明了利用天气图预报波浪的方法，并提出关于风、波浪、涌浪和岸浪的预报理论。从1944年6月6日，到盟军取得诺曼底登陆的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包括了运用新兴的海浪预报理论。
距此一年多之后，1946年2月，25岁的文圣常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航船。已经从武汉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毕业的文圣常，以飞机修理厂工作人员的身份，赴美国航空机械学校进修。第一次出海的他感受到了海浪的威力，“一万多吨的船在海上就像一片树叶一样漂浮……如果能把这些能量利用起来，一定是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从天空到大海，从工科到理科，文圣常一个“荒唐”的念头，让他的人生出现了“大拐弯”。
还在美国进修期间，文圣常一边查阅海洋资料，一边结合机械工程学科所长，在心中勾勒出一种开发利用波浪能的简易装置。回国后，他到重庆任教。教书育人之余，他将心中设计了无数遍的海浪动力装置付诸实施——利用海浪的垂直运动获得电力输出，从而让海上灯塔夜里也能发光，为海上船只导航。据了解，当时建在陆地的灯塔上装有航标灯，依靠陆地电力供给，而海上灯塔因为陆电送不上去，是没有航标灯的。文圣常设计制造的波浪发电装置，为海上安装航标灯创造了条件，这项发明不仅在当时，即使现在依然具有应用价值。
然而，嘉陵江边的风浪比起海浪还是太小了，已经不能承载他的海浪装置试验。文圣常进一步尝试通过浮子来驱动小水泵发电，但嘉陵江上的试验效果却并不理想。到大海去，成了文圣常心中放不下的念想。
为了有机会试验，文圣常只要有机会到沿海城市出差开会，都会带上他的“浮子”。“浮子的外壳是白铁皮包的，局部涂有红漆。”手提“怪物”的文圣常，曾在北京车站引起了警卫人员的注意，一番盘查、解释，确认不是炸弹，才得以放行。那一次到北京出差，文圣常去了北戴河，海上试验验证了他之前的想法，收获了一些成果。
1952年，文圣常和青岛相遇，在青岛，他见到了我国物理海洋学奠基人之一赫崇本。当时，赫崇本正在为山东大学海洋学科（海大的前身）的发展广招人才。在双方努力下，1953年，文圣常进入了山东大学。从此，文圣常犹如鱼儿入海，在这所因海而生的校园里耕海踏浪，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开创性的海浪科研成果。
二、耕海踏浪，他为中国海浪学术奠基
1947年，山东大学设立海洋研究所，任命童第周为海洋研究所所长、曾呈奎为副所长。二人皆从事生物学研究，因此，直到1949年，物理海洋学博士赫崇本受聘山东大学后，物理海洋科教事业才开始起步。1953年来到山东大学的文圣常，面临的挑战，是从工科领域的机械工程，向理科领域的海洋科学转型。他给自己制订了庞大的基础理论学习计划，在那段过渡时期，他读书甚至比大学期间还要努力。
1953年，他发表的《利用海洋动力的一个建议》，成为我国学者最早探讨海浪能量利用的学术文章。“海洋中波浪具有类似天文数字的能量，可供开发的约有1亿千瓦，是很诱人的。许多国家在研究，但技术上的困难，使得有效的工业利用可能还是遥远的事。”伴随着知识的拓展和试验的推进，文圣常越来越感到，波浪能的开发利用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于是，他调整了研究方向，由研究海浪能量的开发利用，转向了理论研究。
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存在两种比较盛行的海浪研究方法——“能量平衡法”和“谱法”。这两种方法明显的不足在于推测和假设成分较多，其理论建立在特殊状态下。文圣常结合主流计算方法，导出了可以描述波浪成长过程中的、更一般的、更普遍的风浪谱。1960年发表的《普遍风浪谱及其应用》记录了这一成果。同时，在涌浪的波高和周期计算中，基于对传统观念的质疑，文圣常给出了新的计算方法，撰写了《涌浪谱》一文。这两篇文章中的创新成果在有关国际海洋科学进展中被评为重大研究成果。“普遍风浪谱”在业内被称为“文氏风浪谱”。
20世纪80年代，文圣常在原有基础上，引入新的参量，推导出“理论风浪频谱”。该谱既适用于深海，也适用于浅水。根据他提出的风浪谱计算结果，不仅与中国各海区的观测结果十分吻合，也与国际上观测资料和风浪谱结果相当接近。
20世纪90年代，文圣常计算出方向谱，并在1991年第20届国际大地测量学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国际海洋物理科学协会学术会议上，得到与会学者高度评价。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建设的加快，资源开采、航运贸易活动与海洋的联系更加紧密。提供准确、及时的海洋环境预报，以保证海上作业的安全和效益，显得十分迫切。1986年，我国启动了“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第76项）“海洋环境数值预报”。文圣常承担了该项目的重中之重--“海浪数值预报方法研究”。5年后，文圣常带领团队研发的“新型混合型海浪数值模式”，不仅有效克服了当时我国计算机运行水平较低的困难，而且使我国的海浪预报模式从传统的经验预报，迈向了数值预报，很快便在国家和地区性海洋预报中心投入业务化应用。验收专家组评价：成果达到国际水平，部分内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成果被国家科委列为重大科技成果。
20世纪最后十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国际减灾十年”的号召。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灾害性海洋环境数值预报及近海环境关键技术研究”中，也设置了核心课题“灾害性海洋环境数值预报模式研究及业务化”。文圣常主持承担了这一核心课题的第一专题“灾害性海浪客观分析、四维同化和数值预报产品的研制”。1996年前后，他继续承担新的科研项目--“近岸带灾害性动力环境的数值模拟技术和优化评估技术研究”，发表了多篇涉及深、浅水风浪方向谱的学术论文，提出了“浅水风浪谱”“基于选定风浪方向谱的海浪模拟方法”等系列创新性理论。
三、教学相长，他照亮学子成长之路
1993年，文圣常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圣常深知，探究海浪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团队，培养海洋人才要从师资力量抓起。
中科院院士冯士筰与文圣常共事已近一个甲子。1962年大学毕业后，冯士筰到山东海洋学院工作，在海洋水文气象学系动力海洋学教研室从教。当时，文圣常是系主任。系里师资力量薄弱，一门普通海洋学课程需要多名老师共同讲授，戏称“八仙过海”。
“先生为我们教研室的年轻教师制订了一整套学习计划。”冯士筰回忆，“先生亲自为我们主讲计算数学和高级英语等基础课程；邀请教研室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们为年轻教师主讲复变函数论、数理方程。到了期末，对我们像对学生一样考试打分、严加考核……先生为我们能有牢固的数理基础，真是煞费苦心了！”
像教学生一样培养年轻教师，而对学生，文圣常也是有教无类。自1989年起跟随文圣常攻读博士研究生的管长龙，依然记得自己给文圣常“讲课”的情景。管长龙读博士前学的是理论物理，攻读物理海洋，他需要爬一座“隔行”的山。文圣常知道他之前有过担任教师的工作经历，就想出了一个新颖的授课方式--师生换位。为了在讨论环节不被导师问倒，管长龙做足了功课，一年下来，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业内人。
2000年9月23日，何梁何利基金授予文圣常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奖金20万元港币。文圣常将其中一半捐献给家乡河南省光山县砖桥镇初级中学；一半捐给海大，设立了“文苑奖学金”。21年来，已有63名学生获得奖励。
院士小路、文苑楼、文苑奖学金……在海大校园六十多年，才华横溢的文圣常与海大有着深厚的感情。中国海洋大学宣传部部长陈鷟曾在文章中记录了一则院士趣事：在某一年的新春团拜会上，文圣常即兴发言，对海大的校训“海纳百川，取则行远”进行了拆分解读：“海大有容、纳贤礼士、百舸扬帆、川流不息，取经求法、则明理析、行云流水、远无不及。”经他一拆解，充满了哲理与韵味。
进入新世纪，文圣常在科研上退居二线，但学报的编辑工作仍由他负责。特别是在他的努力下，2002年4月《青岛海洋大学学报（英文版）》创刊号面世。同年10月，随着学校的更名，学报也改为《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英文版）》。
寒来暑往，文圣常伏案审读着各地投来的稿件，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文圣常不大喜欢过春节，他曾说：“我真是希望一天都不休的。但考虑到如果有人看见我在春节的前三天还来工作，一定会认为我有精神病，我还是忍耐三天吧。”大年初四，他会准时坐在办公室。
刚退居二线那会儿，文圣常坚持步行上下班，上午、下午、晚上，“三班”下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后来在学校领导和周围同事的劝说下，“三班”改成了“两班”。再后来，文圣常接受了脚踝部手术，走路、上下楼变得更加吃力，被迫由“两班”改为“一班”。再再后来，由于健康状况进一步下降，只好在家工作。他每周都会按时把学报送来的稿子修改好，从未耽误出版工作。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王宣民记得，文先生给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一位青年学生在院士下班的路上跟着他，非要院士回答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兢兢业业、勤奋工作的。“作为一个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别在于有精神上的追求，物质不否定它，但精神上的追求更重要、更有价值。一个人生下来，就得到前人知识的恩惠，是负了前人债的。就是从普通人的狭义上讲，也应该有还债的意识、回报社会的意识。何况我们作为科研工作者，应该有更高一层的境界，不仅有负债、还债的责任感，还应该像居里夫人那样，无私地奉献自己，献身于科学。”这就是文圣常的回答。
（来源：青岛日报、观海新闻）
一个人，一件夹克衫，一个公文包，从青年到壮年，直至老年，总是一边思索一边行走在通往实验室的小路上……这个场景，是中国海洋大学几代人的记忆。
这位老人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海洋学家，我国海浪研究的“点灯人”——文圣常。他是中国海洋大学历史上的第一位院士，也是该校第一位博士生导师。这条小路，被称为“院士小路”，是海大人的精神符号之一。
2022年3月20日下午，文圣常院士在青岛逝世，享年101岁。带着他耕海踏浪，在浩瀚海洋不懈求索的开拓者精神，给海大、给青岛、给中国海洋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一段印记。
一、灵光一现，他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
现代意义上的海浪研究应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著名战役——诺曼底登陆。1942年，美国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所长H.U.斯韦尔德鲁普和W.H.蒙克博士发明了利用天气图预报波浪的方法，并提出关于风、波浪、涌浪和岸浪的预报理论。从1944年6月6日，到盟军取得诺曼底登陆的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包括了运用新兴的海浪预报理论。
距此一年多之后，1946年2月，25岁的文圣常登上了开往美国的航船。已经从武汉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毕业的文圣常，以飞机修理厂工作人员的身份，赴美国航空机械学校进修。第一次出海的他感受到了海浪的威力，“一万多吨的船在海上就像一片树叶一样漂浮……如果能把这些能量利用起来，一定是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从天空到大海，从工科到理科，文圣常一个“荒唐”的念头，让他的人生出现了“大拐弯”。
还在美国进修期间，文圣常一边查阅海洋资料，一边结合机械工程学科所长，在心中勾勒出一种开发利用波浪能的简易装置。回国后，他到重庆任教。教书育人之余，他将心中设计了无数遍的海浪动力装置付诸实施——利用海浪的垂直运动获得电力输出，从而让海上灯塔夜里也能发光，为海上船只导航。据了解，当时建在陆地的灯塔上装有航标灯，依靠陆地电力供给，而海上灯塔因为陆电送不上去，是没有航标灯的。文圣常设计制造的波浪发电装置，为海上安装航标灯创造了条件，这项发明不仅在当时，即使现在依然具有应用价值。
然而，嘉陵江边的风浪比起海浪还是太小了，已经不能承载他的海浪装置试验。文圣常进一步尝试通过浮子来驱动小水泵发电，但嘉陵江上的试验效果却并不理想。到大海去，成了文圣常心中放不下的念想。
为了有机会试验，文圣常只要有机会到沿海城市出差开会，都会带上他的“浮子”。“浮子的外壳是白铁皮包的，局部涂有红漆。”手提“怪物”的文圣常，曾在北京车站引起了警卫人员的注意，一番盘查、解释，确认不是炸弹，才得以放行。那一次到北京出差，文圣常去了北戴河，海上试验验证了他之前的想法，收获了一些成果。
1952年，文圣常和青岛相遇，在青岛，他见到了我国物理海洋学奠基人之一赫崇本。当时，赫崇本正在为山东大学海洋学科（海大的前身）的发展广招人才。在双方努力下，1953年，文圣常进入了山东大学。从此，文圣常犹如鱼儿入海，在这所因海而生的校园里耕海踏浪，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开创性的海浪科研成果。
二、耕海踏浪，他为中国海浪学术奠基
1947年，山东大学设立海洋研究所，任命童第周为海洋研究所所长、曾呈奎为副所长。二人皆从事生物学研究，因此，直到1949年，物理海洋学博士赫崇本受聘山东大学后，物理海洋科教事业才开始起步。1953年来到山东大学的文圣常，面临的挑战，是从工科领域的机械工程，向理科领域的海洋科学转型。他给自己制订了庞大的基础理论学习计划，在那段过渡时期，他读书甚至比大学期间还要努力。
1953年，他发表的《利用海洋动力的一个建议》，成为我国学者最早探讨海浪能量利用的学术文章。“海洋中波浪具有类似天文数字的能量，可供开发的约有1亿千瓦，是很诱人的。许多国家在研究，但技术上的困难，使得有效的工业利用可能还是遥远的事。”伴随着知识的拓展和试验的推进，文圣常越来越感到，波浪能的开发利用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于是，他调整了研究方向，由研究海浪能量的开发利用，转向了理论研究。
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上存在两种比较盛行的海浪研究方法——“能量平衡法”和“谱法”。这两种方法明显的不足在于推测和假设成分较多，其理论建立在特殊状态下。文圣常结合主流计算方法，导出了可以描述波浪成长过程中的、更一般的、更普遍的风浪谱。1960年发表的《普遍风浪谱及其应用》记录了这一成果。同时，在涌浪的波高和周期计算中，基于对传统观念的质疑，文圣常给出了新的计算方法，撰写了《涌浪谱》一文。这两篇文章中的创新成果在有关国际海洋科学进展中被评为重大研究成果。“普遍风浪谱”在业内被称为“文氏风浪谱”。
20世纪80年代，文圣常在原有基础上，引入新的参量，推导出“理论风浪频谱”。该谱既适用于深海，也适用于浅水。根据他提出的风浪谱计算结果，不仅与中国各海区的观测结果十分吻合，也与国际上观测资料和风浪谱结果相当接近。
20世纪90年代，文圣常计算出方向谱，并在1991年第20届国际大地测量学与地球物理学联合会国际海洋物理科学协会学术会议上，得到与会学者高度评价。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建设的加快，资源开采、航运贸易活动与海洋的联系更加紧密。提供准确、及时的海洋环境预报，以保证海上作业的安全和效益，显得十分迫切。1986年，我国启动了“七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第76项）“海洋环境数值预报”。文圣常承担了该项目的重中之重--“海浪数值预报方法研究”。5年后，文圣常带领团队研发的“新型混合型海浪数值模式”，不仅有效克服了当时我国计算机运行水平较低的困难，而且使我国的海浪预报模式从传统的经验预报，迈向了数值预报，很快便在国家和地区性海洋预报中心投入业务化应用。验收专家组评价：成果达到国际水平，部分内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成果被国家科委列为重大科技成果。
20世纪最后十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国际减灾十年”的号召。国家“八五”科技攻关项目“灾害性海洋环境数值预报及近海环境关键技术研究”中，也设置了核心课题“灾害性海洋环境数值预报模式研究及业务化”。文圣常主持承担了这一核心课题的第一专题“灾害性海浪客观分析、四维同化和数值预报产品的研制”。1996年前后，他继续承担新的科研项目--“近岸带灾害性动力环境的数值模拟技术和优化评估技术研究”，发表了多篇涉及深、浅水风浪方向谱的学术论文，提出了“浅水风浪谱”“基于选定风浪方向谱的海浪模拟方法”等系列创新性理论。
三、教学相长，他照亮学子成长之路
1993年，文圣常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圣常深知，探究海浪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团队，培养海洋人才要从师资力量抓起。
中科院院士冯士筰与文圣常共事已近一个甲子。1962年大学毕业后，冯士筰到山东海洋学院工作，在海洋水文气象学系动力海洋学教研室从教。当时，文圣常是系主任。系里师资力量薄弱，一门普通海洋学课程需要多名老师共同讲授，戏称“八仙过海”。
“先生为我们教研室的年轻教师制订了一整套学习计划。”冯士筰回忆，“先生亲自为我们主讲计算数学和高级英语等基础课程；邀请教研室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师们为年轻教师主讲复变函数论、数理方程。到了期末，对我们像对学生一样考试打分、严加考核……先生为我们能有牢固的数理基础，真是煞费苦心了！”
像教学生一样培养年轻教师，而对学生，文圣常也是有教无类。自1989年起跟随文圣常攻读博士研究生的管长龙，依然记得自己给文圣常“讲课”的情景。管长龙读博士前学的是理论物理，攻读物理海洋，他需要爬一座“隔行”的山。文圣常知道他之前有过担任教师的工作经历，就想出了一个新颖的授课方式--师生换位。为了在讨论环节不被导师问倒，管长龙做足了功课，一年下来，从一个门外汉变成了业内人。
2000年9月23日，何梁何利基金授予文圣常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奖金20万元港币。文圣常将其中一半捐献给家乡河南省光山县砖桥镇初级中学；一半捐给海大，设立了“文苑奖学金”。21年来，已有63名学生获得奖励。
院士小路、文苑楼、文苑奖学金……在海大校园六十多年，才华横溢的文圣常与海大有着深厚的感情。中国海洋大学宣传部部长陈鷟曾在文章中记录了一则院士趣事：在某一年的新春团拜会上，文圣常即兴发言，对海大的校训“海纳百川，取则行远”进行了拆分解读：“海大有容、纳贤礼士、百舸扬帆、川流不息，取经求法、则明理析、行云流水、远无不及。”经他一拆解，充满了哲理与韵味。
进入新世纪，文圣常在科研上退居二线，但学报的编辑工作仍由他负责。特别是在他的努力下，2002年4月《青岛海洋大学学报（英文版）》创刊号面世。同年10月，随着学校的更名，学报也改为《中国海洋大学学报（英文版）》。
寒来暑往，文圣常伏案审读着各地投来的稿件，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文圣常不大喜欢过春节，他曾说：“我真是希望一天都不休的。但考虑到如果有人看见我在春节的前三天还来工作，一定会认为我有精神病，我还是忍耐三天吧。”大年初四，他会准时坐在办公室。
刚退居二线那会儿，文圣常坚持步行上下班，上午、下午、晚上，“三班”下来，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后来在学校领导和周围同事的劝说下，“三班”改成了“两班”。再后来，文圣常接受了脚踝部手术，走路、上下楼变得更加吃力，被迫由“两班”改为“一班”。再再后来，由于健康状况进一步下降，只好在家工作。他每周都会按时把学报送来的稿子修改好，从未耽误出版工作。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王宣民记得，文先生给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一位青年学生在院士下班的路上跟着他，非要院士回答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兢兢业业、勤奋工作的。“作为一个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别在于有精神上的追求，物质不否定它，但精神上的追求更重要、更有价值。一个人生下来，就得到前人知识的恩惠，是负了前人债的。就是从普通人的狭义上讲，也应该有还债的意识、回报社会的意识。何况我们作为科研工作者，应该有更高一层的境界，不仅有负债、还债的责任感，还应该像居里夫人那样，无私地奉献自己，献身于科学。”这就是文圣常的回答。
（来源：青岛日报、观海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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