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妻在萨拉热窝被刺杀。事件的连锁反应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导致4000万人伤亡，欧洲经济迎来浩劫，人们遭受了难以想象的苦难。刺杀事件发生时，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正在皇家邮轮“霍亨索伦号”上。他喜欢在夏天乘这艘船短途出海，或是到更遥远的挪威度假。得知朋友斐迪南大公遇刺身亡的消息后，威廉二世立刻赶回柏林处理后续事务。他表示“必须把塞尔维亚人彻底收拾一顿，越早越好”，并承诺为奥匈帝国提供军事支持。威廉二世的军事顾问们，预见到了萨拉热窝事件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的冲突。但他们选择接受这一风险，甚至还有人积极地推动事态升级。总参谋长小毛奇（赫尔穆特·冯·毛奇）便认为1914年的事变正是自己登上历史舞台的良机。他向威廉二世警告，假如俄国介入，俄军的“压路机”全面开动，将会释放出压倒性的兵力，德国到那时再行动便为时已晚。长期以来，德国军界精英集团一直相信欧洲大战终将爆发，问题不在“是否会爆发”，而是“何时爆发”。小毛奇对法俄军队的实力感到不安。他认为，在战争将至时，德国如果留给法俄任何快速反应的机会，法军就能通过强力抵抗耗尽德军宝贵的时间，让俄军及时从东线发起攻势。在军方决策者看来，对法国展开先发制人的打击固然极具风险，却是德国赢得欧洲大战的唯一合理选项。7月28日，结束了海上假期的威廉二世得知奥匈帝国已对塞尔维亚宣战。欧洲各国都根据战争爆发时的常规流程做出了回应。英国政府向贝特曼-霍尔维格（德意志帝国总理）表示，英国最终很可能出于义务支持法国与俄国，难以在此事中保持中立。随着俄国在7月30日下达总动员令，小毛奇多年以来的预言似乎正成为现实——德国必须分秒必争，不给法俄留下任何余地，以免陷入凶多吉少的两线作战困局。只有对法国展开先发打击，才能突破困境。于是，德国在8月1日对俄国宣战，又在两天后对与巴尔干冲突全无直接关联的法国宣战。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此爆发。♦ 1915年的欧洲局势，协约国标为绿色、同盟国标为红色，中立国标为黄色
德意志帝国海军内阁总长格奥尔格·亚历山大·冯·穆勒曾在日记里写道：“情绪热烈。政府出色地把我国塑造成了被攻击的一方。”
这段话充分表明了军方高层对德国官方口径中所谓“防御性战争”的真实态度，也准确地描述了当时的公众舆论。贝特曼—霍尔维格让大部分帝国议会议员与德国国民相信，德国才是这场战争中的受害方。柏林和德国其他城镇都爆发了大规模和平游行，但示威者主要指责他国蓄意挑起战争。官方为德国塑造的被攻击方形象激起了抗争性的爱国情绪，很多人更愿意相信，这场战争是被强加于德国的试炼，是祖国证明自身实力的良机。防御性战争的幻象在政治上意义重大，必须尽一切努力予以维持。为战争流血牺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农民们担心自家马匹被征用，妇女们担心儿子和丈夫应征参战，城市居民害怕粮食供给中断。为了鼓舞国民甘于牺牲的精神，当局必须维持一种国家正在进行防御战争，甚至正在遭受多方围攻的印象。1870年的俾斯麦在挑起普法战争时就明白这一点，1914年8月德国政府的大部分当权者也是如此。通过营造这种幻象，政府得以克服内部分歧，再次用铁与血把全体国民团结起来。1914年8月6日，威廉二世在一场呼吁国民联合抗击外敌侵犯的演说中声称，德意志祖国正在遭受“遍布世界的敌人”暗算，眼下的斗争直接关系到“帝国的存亡”。皇帝的这类演说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当时的一名评论者说：“你总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假如皇帝能避免战争爆发，他一定已经尽力阻止了。’”很多德国人被同胞之情、民族归属感和防御性民族主义热情所触动。可以说，威廉二世和他的政府在开战时，得到了几乎百分之百的支持，所有议会党派都对政府发行战争公债的提议表示支持。皇帝与国民的关系，也在战争面前变得更加紧密了。政府起初甚至不想推行强制兵役——仅仅是应对潮水般涌来的志愿参军者，征兵处已不堪重负。1914年8月开战后的最初12天里，德国陆军的总兵力从80万猛增至350万，征兵工作在此期间没有引发任何不满。开战之初，德国社会的短暂和平局面，曾被称为“城堡和平”（Burgfrieden），德意志作为被围困的“城堡”形象，是德国政府拼命试图维持的公众印象。
无论“城堡”的居民之间有多少分歧、隔阂，他们终将在民族存亡的斗争中放下所有矛盾。帝国议会因此通过了一份《授权法》，自愿放弃一切权力。选举和竞选活动宣告中止，议会议事也无限延期。工会承诺在战争期间停止一切罢工活动，国家日常财政事务也交由各皇家委员会管理。政界的善意妥协，使军方得以将权力触手伸向中央及地方政府事务的各个角落。利用帝国宪法第68条规定，军方夺取了行政权。军区长官成为其所在军区的政务首脑，只对皇帝直接负责。这意味着军队在完全合法的情况下彻底排除了帝国议会、宰相、各政府部门和其他宪法架构的约束，控制着包括警察、安保、新闻审查、食品供给、教育、运输在内的所有行政职权。德国公众对前线的认识长期受到极大歪曲。德国公众之所以支持战争，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场战争不但是防御性的，而且很快就会结束。军方通过不断发布的新闻稿，营造出德国军队节节胜利的印象。关于个人英雄的报道，盖过了对伤亡数字的统计，就连威廉二世本人也受到蒙蔽。在柏林大本营的高墙后，他曾天真地吹嘘着“一位中士用45发子弹打死了27个法国人”，“尸体堆了6英尺高”。军方的这种做法直到1916年都未引起外界质疑。威廉二世本人的地位在这一时期也逐渐被边缘化。在制度上，皇帝作为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理应负责宏观战略目标的决策，主持协调陆军与海军的行动，但威廉二世知道自己毫无战略才能，因此自愿将军事决策权先后交给毛奇与法金汉。出于对皇帝在战时精神状况的顾虑，这两位总参谋长在向他汇报战况时，多少都有所隐瞒。在东线的坦能堡大捷（1914年8月26-30日，德军击溃了俄罗斯第二集团军）之后，保罗·冯·兴登堡成为德国公认的战争英雄。他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甚至超过了皇帝本人。身高6英尺5英寸（约1.95米）的兴登堡身材魁梧，面容棱角分明，极具辨识度，德国留下了大量纪念他的绘画、雕塑和纪念碑。当兴登堡于1916年成为德国最高统帅部的实际领导者，主持德国战争事务时，他的个人形象可以轻易地被用作进一步侵蚀公民权利的旗帜。兴登堡与副手鲁登道夫一起攫取了广泛的政治权力，几可无视皇帝、宰相、帝国议会及其他任何势力的意见行事。1916年9月启动的所谓“兴登堡计划”，在事实上建立了一套指令经济体系。其目的只是为了满足所谓“总体战”对资源的无限需求。一方面，由于无法打破英国的海上封锁，德国内部食品及其他必要产品的供应在1916年前已面临严重短缺。现在，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征用物资的力度，令平民陷于饥饿。另一方面，德国在1916年的战事中蒙受了惨重的人员损失，近百万人伤亡，信息管控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伤残军人出现在后方，无法阻止越来越多的战死军人的妻儿收到致哀信，无法阻止越来越多从前线寄来的充斥着士兵绝望情绪的明信片。公众的情绪逐渐逼近临界点，团结“城堡”即将分崩离析。当1917年4月美国正式对德开战时，很多人知道，德国已没有任何胜算。为了应对美国的参战，德国军方进一步收紧了物资配给份额，试图与美国为协约国带来的充沛后勤物资相抗衡，结果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强烈不满。工人组织大规模罢工，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政府通过谈判，在不占领任何土地的情况下缔结和平。敢于直言的政客兼记者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于1917年7月6日在帝国议会上慷慨陈词，极为缜密地陈述了德国当前的绝望处境。他指出，德国唯一的出路是与协约国议和，如有必要则应做出妥协。两个星期后，他正式将这一主张作为《和平决议》提交帝国议会讨论，最终于7月19日以212票对126票的多数通过。然而，兴登堡、鲁登道夫与皇帝的长子威廉皇储无视了民选议员的意见。♦ 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因为主张和平妥协，他在1921年遭德国右翼刺杀身亡帝国财政大臣卡尔·赫尔菲里希（Karl Helfferich）曾对帝国议会说：“只要缔结了和平，我们就能让敌国为这场战争买单。”
德国从一开始就打算用贷款和债券而非税收来填补战争开支。政府在1914年8月4日提出的战争公债完全是以速战速决为前提的，其偿付主要依靠预想中战争结束后战败国的赔款。起初，军方及其政界代言者都宣称战争所需的财政供给不成问题。毕竟，当时的德国还有著名的“国家战争金库”（Reichskreigschatz），源于德国在普法战争中获得的赔款。这笔资金以货真价实的金币形式储藏在1200只木箱里。“国家战争金库”成为官方战争宣传的绝佳材料，可以安抚帝国议会和对财政问题抱有疑虑的民众，让他们相信战争是有财政保障的。然而，在1914年，这些金币的实际价值仅为1.2亿马克，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平均每天的直接成本高达1亿马克。“战争金库”虽然看似资金丰厚，却只能勉强维持2天的战事支出。截至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德国带来近1600亿马克的直接支出，其中只有16%由税金支付，其余开支都来自贷款和战争公债。最终，政府在战争期间先后增发货币13次，导致纸币发生严重通货膨胀，马克价值暴跌。1913年，美元对马克的汇率仍为1比4.2，到1920年2月，一个人要用32.9马克才能兑换1美元。我们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16年后，即便大多数德国人都希望不惜一切代价达成和平，德国军方仍对“胜利和平”的空想越发执着——德国必须在战争中打败某个敌人，取得一些好处，才能偿付战争的开支。一场没有收获的和平，只会给德国带来经济上的灾难。人为制造的大量金钱，主要是为了满足德国的两个基本需要。第一是消耗战对物力、人力和基础设施的空前需求；其次是前线军人和后方民众的基本食物与产品供应需求，至少不能让物资配给短缺的问题影响士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持续时间与规模，意味着这两项需求根本无法得到满足。战前德国经济近一半的原材料依赖海外进口，这一来源在开战后不久便被海上封锁切断了。受制于“远海封锁”，德国损失了近一半的进口产品供应，其中既包括战争物资所需的原材料，也包括食品、咖啡和肥皂等日用品，给德国战时经济的两大基本需求带来了致命缺口。德国只能利用现有资源尽力而为：珍贵的物资供应必须尽可能节省，无法获取的货物只能用本土或盟国可获得的物品代替。战时的困难，骤然对德国经济的统合能力提出了异常严苛的要求，迫使政府采取空前程度的干预措施，强制征用和物资配给不可避免地开始了。地方政府四处征用物资，征用清单甚至包括内裤、床单、门把手和屋瓦，连教堂的大钟和铜管乐器也被熔化，私人拥有的珍贵金银珠宝被毫不留情地收走。行动过于极端却收效不佳，彻底暴露了德国在这场消耗战中的颓势。当保罗·冯·兴登堡于1914年8月接过最高军事指挥权，组建第三届最高统帅部时，德国正同时面临着凡尔登、索姆河与东线布鲁西洛夫三场恶战，无论在人力还是经济上都深陷泥沼。以兴登堡名义发起的“兴登堡计划”试图将德国带入总体战。兴登堡要求国民经济为战争牺牲一切。德国的民间经济全然不在他考虑范围之内：由于战事的庞大需要，绝大部分煤炭都要转作军用，这导致德国工业能源紧缺，发电厂、供水厂彻底停摆，大片地区的生活状态退回中世纪水平。蒸汽机车得不到足够的燃煤供应，本就缺乏的物资甚至无法送抵目的地。军方高层在1916年到1918年拼命试图从战争中取得回报的想法，为德国招致有史以来最惨痛的经济危机。1918年10月，随着奥匈帝国崩溃，对罗马尼亚的占领失败，工业化战争必不可少的燃油资源供应被彻底切断，替代骡马和人力的机械无法发动，德国的战时经济终于穷途末路。虽然燃油储备还能坚持几个月，但当时德国民间已充斥着厌战情绪，前线战局扭转无望，国内政局也临近沸点。11月，威廉二世被迫退位，德意志帝国解体。威廉二世向荷兰寻求庇护，发誓不再参与政治，最终得以避居多伦庄园，以伐木了却余生——到1919年11月19日，已创下伐倒12000棵树的骄人纪录。1941年3月，他在伐木场里发病倒地，不久后离开了人世。1914年，德国曾是一个骄傲的经济与军事强国，拥有世界顶尖的发明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以及优越的国民生活水平。但德国民众漠然放任国家滑向军事独裁；在危急关头，德国人更期待强有力的元首人物登场，而非仰仗现行政治体制的应对能力。结果是：开战4年后，德国的经济、军事与国家声誉都变得面目全非。德国的人口大幅减少，不少人即便侥幸存活，也只能与伤残、饥饿和耻辱为伴。德意志帝国的崩溃造成了极为深刻的破坏，一切牺牲、忍耐与丧失都变得毫无意义。战后的巴黎和会，让德国失去了650万人口和2.7万平方英里土地，相当于其战前10%的人口与13%的国土面积。由此催生的强烈不满，给诞生于战火余烬的民主政治埋下了巨大隐患——德意志帝国解体时，德国的人口结构仍以年轻人为主，他们在德意志民族国家的统治下出生、成长，从小歌颂统一战争，把俾斯麦奉为国父。他们都曾服过2年或3年兵役，都为本国的殖民事业感到骄傲，都为本国造船业、机械制造业与科研事业的成就叫好。1918年至1919年间的绝望与耻辱，带给这些年轻人强烈的抵触与怒火。在深陷战败深渊的德国人眼里，俾斯麦和威廉一世缔造的帝国，仿佛是德意志的黄金时代。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代理皇帝”兴登堡在战后非但没有受到大多数德国的厌弃，反而于1925年当选共和制德国的总统。帝国时期在时人心中成为经济繁荣、国威高扬和军力强盛的代名词，战后的魏玛共和国则与饥荒、耻辱和战败联系在一起。这场战争非但没有击垮俾斯麦与威廉一世着力培育的防御性民族主义，反使其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