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推进城市更新 张沛 车志晖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如何扩大内需、释放城市发展空间成为关键。政策新风口的背后是大中城市面临的迫切更新需求。通过城市更新，可以进一步优化重塑产业结构，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未来五年主要任务和今年九个方面重点工作，其中都对城市更新工作进行了强调：在“大力增强综合承载功能，全面提高城市能级品质”这一任务中强调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在“狠抓城市建设管理服务水平提升”这项重点工作中强调要“有序推进城市更新”。
当前，西安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阶段，城市更新在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管理城市增长边界、丰富城市发展内涵、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空间品质的目标诉求下日益受到关注。但在现阶段的城市更新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体参与不充分、利益分配格局不均、公共资源界定不明等原因，致使许多以空间物质环境改造技术为基础的更新方式演化成为以房地产为驱动的“空间增值”过程，忽视了被更新地区生动鲜活的社会生活和亲密稳定的社会关系，削弱了物质资本在城市更新中的亲和力，损害了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实际上，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物质空间环境的更新是短暂的，而由物质空间变化所引发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社会空间方面的变化却是长期、深远的。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更新历程，每一阶段以物质空间改善为导向的城市更新运动，都会对更新地区甚至城市整体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现阶段，国内城市更新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区参与”模式。政府作为城市更新的发起者、决策者、推动者，从前期的更新政策制定、规划编制到后续配套建设、项目开发等，均承担了主导性角色。如：有着广州更新整治“第一村”之称的猎德村以及西安大兴新区的综合改造等，均属于该类模式。但就具体实践效果来看，政府主导的更新模式容易形成大规模推倒重建式运动，比较注重于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忽视了城市更新是一项涉及面广、处理矛盾多的复杂性社会工程，因此导致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社区参与”模式。市场主体模式的核心是政府通过制定相应引导性政策，将部分权利和利益让渡给市场，吸引市场力量参与城市更新工作，进而利用市场的开发运营能力和资金来推动城市更新。以市场为主体的更新模式能充分发挥市场的能动性，有效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和负担。但由于政府对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认识不足及干预制度不完善，致使地方文化脉络不续、公众利益无法保障，社会负面效应比较多。
——“政府、市场、社区多元协商治理”模式。综合考虑公共、市场、原住民等多方诉求下，政府通过更新治理政策，明确规定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城市更新工作的权利，形成“政府、市场、社区多元协商治理”的更新模式。从具体实践来看，政府角色的“弱化”和公共参与的加强，使得城市更新一方面更加关注公共利益、居民利益、产业发展等目标，赢得社会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注重市场活力释放，促进空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改善了更新地区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如：佛山联滘地区的更新，通过牺牲一定比例政府土地收益，换取了城市形象改善、推动更新地区产业升级、提升了公共服务质量，并建立“原业主—市场—政府”之间的信任体系。但在多元共治城市更新模式中，如果制度设计不完善、社会经济环境不匹配，容易导致城市更新效率的降低，既定的目标难以实现。
城市更新是一个长期过程，切不可急功近利，需要进行综合研究和长远规划，最大限度地减少更新实践中的缺憾与利益损失；城市更新也绝不仅仅是对改造对象本身的更新，而是关系到城市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要以城市发展的效益改善与效率提升为目标。因此，为了积极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大力增强综合承载功能，全面提高城市能级品质，西安未来五年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
首先，要从注重规模和速度向更加强调更新过程和实效转变。针对过往城市更新因短时间内推进规模大、速度快而暴露出的诸多问题，要从最迫切的需要入手，因时、因地制定更新方案、细分改造类型，在更新过程中要增加社区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工作实效。
其次，城市更新应植入生态规划方法，推动生态城市建设。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建筑、绿地等功能要素将在空间上进行重组和改变，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生态因素的增减和破坏，所有这些既是城市更新的实质内容，也是城市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在城市更新中加入生态学的规划方法与技术，借此推动生态城市、海绵城市建设，这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尤为必要。
再次，应避免过度市场化，坚持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无论是历史文化街区、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还是设施更新、环境整治等，在相当程度上都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过度强调市场机制的参与容易导致公共目标的扭曲和偏离。
第四，要充分尊重各方利益诉求，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城市更新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性工程，涉及利益主体众多，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如利益协商机制和受理仲裁机制），可有效地避免矛盾激化、避免因利益分配而导致的社会问题。
第五，要兼顾城市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特色等多方效益，走综合更新之路。城市更新一方面要重视基础设施的更新、景观环境质量的提升、建筑风貌整治、旧城肌理的延续等物质环境的内容；另一方面更要着眼于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和产业发展的培育，走整体综合更新之路。
第六，在推进城市更新过程中，探索建立系统性政策框架。在城市更新实践过程中应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建立系统性的政策框架，包括兼顾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管理机制，保障改造目标、任务、效果的问责机制，以及科学公正、层次清晰、目标明确的政策体系等，进而使城市更新拥有长效的管理制度。
（作者张沛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如何扩大内需、释放城市发展空间成为关键。政策新风口的背后是大中城市面临的迫切更新需求。通过城市更新，可以进一步优化重塑产业结构，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对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提出未来五年主要任务和今年九个方面重点工作，其中都对城市更新工作进行了强调：在“大力增强综合承载功能，全面提高城市能级品质”这一任务中强调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在“狠抓城市建设管理服务水平提升”这项重点工作中强调要“有序推进城市更新”。
当前，西安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加速阶段，城市更新在优化城市空间结构、管理城市增长边界、丰富城市发展内涵、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空间品质的目标诉求下日益受到关注。但在现阶段的城市更新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体参与不充分、利益分配格局不均、公共资源界定不明等原因，致使许多以空间物质环境改造技术为基础的更新方式演化成为以房地产为驱动的“空间增值”过程，忽视了被更新地区生动鲜活的社会生活和亲密稳定的社会关系，削弱了物质资本在城市更新中的亲和力，损害了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实际上，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物质空间环境的更新是短暂的，而由物质空间变化所引发社会关系、社会网络、社会空间方面的变化却是长期、深远的。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更新历程，每一阶段以物质空间改善为导向的城市更新运动，都会对更新地区甚至城市整体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
现阶段，国内城市更新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区参与”模式。政府作为城市更新的发起者、决策者、推动者，从前期的更新政策制定、规划编制到后续配套建设、项目开发等，均承担了主导性角色。如：有着广州更新整治“第一村”之称的猎德村以及西安大兴新区的综合改造等，均属于该类模式。但就具体实践效果来看，政府主导的更新模式容易形成大规模推倒重建式运动，比较注重于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忽视了城市更新是一项涉及面广、处理矛盾多的复杂性社会工程，因此导致社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社区参与”模式。市场主体模式的核心是政府通过制定相应引导性政策，将部分权利和利益让渡给市场，吸引市场力量参与城市更新工作，进而利用市场的开发运营能力和资金来推动城市更新。以市场为主体的更新模式能充分发挥市场的能动性，有效降低政府债务风险和负担。但由于政府对市场机制存在的缺陷认识不足及干预制度不完善，致使地方文化脉络不续、公众利益无法保障，社会负面效应比较多。
——“政府、市场、社区多元协商治理”模式。综合考虑公共、市场、原住民等多方诉求下，政府通过更新治理政策，明确规定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城市更新工作的权利，形成“政府、市场、社区多元协商治理”的更新模式。从具体实践来看，政府角色的“弱化”和公共参与的加强，使得城市更新一方面更加关注公共利益、居民利益、产业发展等目标，赢得社会的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注重市场活力释放，促进空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改善了更新地区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如：佛山联滘地区的更新，通过牺牲一定比例政府土地收益，换取了城市形象改善、推动更新地区产业升级、提升了公共服务质量，并建立“原业主—市场—政府”之间的信任体系。但在多元共治城市更新模式中，如果制度设计不完善、社会经济环境不匹配，容易导致城市更新效率的降低，既定的目标难以实现。
城市更新是一个长期过程，切不可急功近利，需要进行综合研究和长远规划，最大限度地减少更新实践中的缺憾与利益损失；城市更新也绝不仅仅是对改造对象本身的更新，而是关系到城市发展的一系列问题，要以城市发展的效益改善与效率提升为目标。因此，为了积极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大力增强综合承载功能，全面提高城市能级品质，西安未来五年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
首先，要从注重规模和速度向更加强调更新过程和实效转变。针对过往城市更新因短时间内推进规模大、速度快而暴露出的诸多问题，要从最迫切的需要入手，因时、因地制定更新方案、细分改造类型，在更新过程中要增加社区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工作实效。
其次，城市更新应植入生态规划方法，推动生态城市建设。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建筑、绿地等功能要素将在空间上进行重组和改变，而与此相对应的是生态因素的增减和破坏，所有这些既是城市更新的实质内容，也是城市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因此，有必要在城市更新中加入生态学的规划方法与技术，借此推动生态城市、海绵城市建设，这对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也尤为必要。
再次，应避免过度市场化，坚持公共利益优先的原则。无论是历史文化街区、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还是设施更新、环境整治等，在相当程度上都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过度强调市场机制的参与容易导致公共目标的扭曲和偏离。
第四，要充分尊重各方利益诉求，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城市更新是一项复杂的社会性工程，涉及利益主体众多，建立有效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如利益协商机制和受理仲裁机制），可有效地避免矛盾激化、避免因利益分配而导致的社会问题。
第五，要兼顾城市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特色等多方效益，走综合更新之路。城市更新一方面要重视基础设施的更新、景观环境质量的提升、建筑风貌整治、旧城肌理的延续等物质环境的内容；另一方面更要着眼于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和产业发展的培育，走整体综合更新之路。
第六，在推进城市更新过程中，探索建立系统性政策框架。在城市更新实践过程中应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建立系统性的政策框架，包括兼顾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管理机制，保障改造目标、任务、效果的问责机制，以及科学公正、层次清晰、目标明确的政策体系等，进而使城市更新拥有长效的管理制度。
（作者张沛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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