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霍纳：梅赛德斯宣传机器“瞄准”维斯塔潘】
红牛车队负责人克里斯蒂安·霍纳认为，梅赛德斯车队在整个2021赛季都在试图给马克斯·维斯塔潘增加压力。霍纳称，汉密尔顿的某些言论以及梅赛德斯车队对媒体的影响导致有很多反对维斯塔潘的声音。
“汉密尔顿是七届世界冠军，他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车手，显然在这项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他说的话很有分量。我认为他已经使用了所有可以使用的工具来给维斯塔潘带来压力。他是一个好胜心极强的人，如果你不像他那样争强好胜的话，是无法获得七届世界冠军的。
“在梅赛德斯车队控制的媒体机器下，维斯塔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你们要知道，维斯塔潘是个24岁的年轻人，比赛时充满了勇气、激情、技巧和决心，他只是一个活在梦想中的人。”
“他不仅要面对维斯塔潘，还要面对梅赛德斯-奔驰这样一个巨大机器，但维斯塔潘并没有被压力拖入其中，他只是在做自己的事情，从巴林站到沙特站都没有改变。”
与梅赛德斯-奔驰相比，红牛也是全球知名品牌，但霍纳并不认同两者可以相提并论。
“其实不是，如果你从全球范围来看梅赛德斯的规模，他们肯定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之一。相比之下，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中所发挥的力量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正如刘易斯·汉密尔顿所言，我们只是一家能量饮料公司。”
“我认为梅赛德斯车队在过去的七八年里，在他们的统治时期变成了一台机器，背后有母公司在支持着他们。”
“如果被一家能量饮料公司击败，他们肯定不会感到特别舒服。所以我们从来都不容易。”
“我们有一位非凡的车手，他今年已经竭尽全力，赛道上和赛道外都很紧张。聚光灯，甚至上周（沙特站后）关于「疯狂的马克斯」的报道，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叙事手法。”
#F1# #F1阿布扎比大奖赛# #汉密尔顿与维斯塔潘争冠# https://t.cn/A6xJztOK
红牛车队负责人克里斯蒂安·霍纳认为，梅赛德斯车队在整个2021赛季都在试图给马克斯·维斯塔潘增加压力。霍纳称，汉密尔顿的某些言论以及梅赛德斯车队对媒体的影响导致有很多反对维斯塔潘的声音。
“汉密尔顿是七届世界冠军，他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车手，显然在这项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他说的话很有分量。我认为他已经使用了所有可以使用的工具来给维斯塔潘带来压力。他是一个好胜心极强的人，如果你不像他那样争强好胜的话，是无法获得七届世界冠军的。
“在梅赛德斯车队控制的媒体机器下，维斯塔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你们要知道，维斯塔潘是个24岁的年轻人，比赛时充满了勇气、激情、技巧和决心，他只是一个活在梦想中的人。”
“他不仅要面对维斯塔潘，还要面对梅赛德斯-奔驰这样一个巨大机器，但维斯塔潘并没有被压力拖入其中，他只是在做自己的事情，从巴林站到沙特站都没有改变。”
与梅赛德斯-奔驰相比，红牛也是全球知名品牌，但霍纳并不认同两者可以相提并论。
“其实不是，如果你从全球范围来看梅赛德斯的规模，他们肯定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之一。相比之下，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中所发挥的力量显得有些微不足道。正如刘易斯·汉密尔顿所言，我们只是一家能量饮料公司。”
“我认为梅赛德斯车队在过去的七八年里，在他们的统治时期变成了一台机器，背后有母公司在支持着他们。”
“如果被一家能量饮料公司击败，他们肯定不会感到特别舒服。所以我们从来都不容易。”
“我们有一位非凡的车手，他今年已经竭尽全力，赛道上和赛道外都很紧张。聚光灯，甚至上周（沙特站后）关于「疯狂的马克斯」的报道，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叙事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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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夜读#|王瑞芸：三位老人创造的奇迹
读者
过去的这一年，打动我的是两位老人。他们是陆庆屹的处女作电影《四个春天》中的一对老人，就是陆导的父母。他们住在贵州的一座小城中，生活清贫，在20世纪60年代结婚时连一口锅都买不起。即使是极其寒素的婚礼，所欠下的债，也是到1995年他们才还清的。身处那样的物质状况和社会地位，他们照样把生命活得有声有色，丰满精彩，以至于平时喜欢随手拍拍照片的小儿子陆庆屹“不得不”拿起摄像机去呈现给大家，并告诉我们：“我对我爸妈最崇敬的地方，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我从来没听过爸妈对生活说过一句抱怨的话。我想把这种既强韧又柔软的精神力量呈现出来，让人们做某种参考。”
就是这么一部记录一对老人日常生活的电影，打动了很多人的心。网上有评论：“这部电影所到之处，收获一路泪水，普洒一路温暖。”说真的，我也被感动得一塌糊涂，而且有些困惑，为什么一对普通老人的日常生活会这么深地触动我的心呢？
我定神想了想，觉得可以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这里先容我从另一位老人说起。那是一位美国老人，叫罗迪阿（1879—1965），也是个穷人。罗迪阿连字都不大识，而《四个春天》中的两位老人都是有文化的人——父亲是物理教师，并酷爱音乐，能玩20多种乐器；母亲爱唱歌，是当地的民歌高手。
罗迪阿在14岁时，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一辈子就靠做泥瓦匠糊口。可是这个两手空空，连英文都说不利索的人，从42岁那年起，突发奇想，开始在自家后院建一个他梦想中的“大东西”。他只能用业余的时间去做，唯一去买的建筑材料是最便宜的水泥，其他的所有材料——钢筋、瓷片、玻璃瓶、贝壳——全是他一点点捡来的。结果罗迪阿用了34年时间，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把那个“大东西”建成了。那是一个塔群，其中最高的一座足足有30米。那个五彩斑斓的“大东西”让人看得目瞪口呆，没法相信这是由一个赤手空拳的老人建成的。现如今，他建的那些塔已经成为洛杉矶的一个著名景点，被称为“华兹塔”。
说真的，美国老人罗迪阿独自修建他的塔，是我在洛杉矶这二十几年中听到的最打动我的故事。因为这位美国老人用自己的生命，展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一个人的生命能量是极大的，不需要依靠其他外力，就能做出非常惊人的事。怪不得佛家有句话“人生难得”。对我来说，是在得知罗迪阿的事迹之后，大吃一惊，才真的接受这句话，从而重新审视自己平凡的生命，并且第一次仅仅在单纯的“人”的意义上，让自己获得了很大的自信。
没有想到，《四个春天》中的两位中国老人，让我再一次受到强烈的心灵冲击。我甚至觉得，他们给了我认识人生价值的一个新维度。一开始我因为罗迪阿的例子而以为，一个人的才华与能量，需凝聚为一个物化对象才算是价值得到体现——比如写一本好书，做一件杰作等。可《四个春天》中的那对中国老人却向我呈现，人的价值、生命的能量，并不一定要付之于有形之物或一个具体的承载对象，他们在最普通的衣食住行中，在不引人注目的寻常人生中，一样可以把生命活出水晶般的质地。电影中的那对中国老人，对生活有一种坦然接受的从容和毫无抱怨的知足——包括对人，对自然中的花、草、鸟、鱼，对四季变化。他们以满溢的爱心与不竭的兴致面对世界，纵然日复一日地操持生活中的琐事，仍不以为烦，反而津津有味地享受其中的乐趣和成就。这样的心态，使得这两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依然具备孩子般的天真快乐，他们会对着鸟说话，对着花起舞……那个做母亲的——被儿子看见——即使在劳作，她的脚都在打着拍子，“她嘴里没有唱出来，但是心里有歌”。那个做父亲的，看见燕子飞回房梁上做窝，惊喜而慎重地报告全家：“今年燕子又来了哦！你看嘛，哈哈！”这些内心喜悦的不经意流露，让我们特别惊奇地看到，他们纵然生活在社会底层，身上却没有一点被时代与社会摧折的痕迹，生命中没有任何被污损的俗气的东西！他们真的把最普通的衣食人生活出了诗意，活成了柏拉图所定义的“生活”最高理念的样子。
这对中国老人的生命状态，可以提升到文化学层面上去看。中国文化从来就不在意“着相”，因此有“大象无形”一说，意思是，人的最高成就不一定要落实在可视的物质层面上，“无意”或者“无形”有更辽阔的覆盖面和气度。这个观点使得中国文化一直以来都更重视人心，专在人心的改造上下功夫。就如学者梁漱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西方的文化价值是偏外向求取的，有更多物质性的联系；而东方文化的价值是偏内向的，比较脱离物质层面——“中国文化是要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都是在讲人心的完善，而不太重视外部世界的改变。因此，我们传统的文化审美立场一直是，一个人，心的质地好了，生活的质地必然就好，世界也会变好。《四个春天》中的两位老人恰好把中国文化的这种品性呈现出来：心的质地好了，即使身处山间地头，布衣敝屣，无名无位，他们也能把寻常生活过得充满诗意，活出某种让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品质。因此陆庆屹说，父母“有巨大的感染力。至少对我来说，万一我做错了事，面对他们会感到羞愧，无地自容”。他们用自己的存在提醒我们，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一个生命在任何情况下去充实自己的内心。这对身处小城的父母，其生命的质地，真如同他们的儿子无意间在地下坑道中发现的那块水晶一样，“它们埋藏在山体里，没有人知晓，仍然朝着最纯净的方向生长”。当这块水晶被带出坑道，放在世人眼前时，人们为之惊艳，同时感受到它散发的纯净而柔和的光芒。
陆庆屹说：“父母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温柔。”“他们对人的爱是无理由的、不需要回报的。不管是对陌生人，还是对万物，他们俩都有一种敬畏感……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遇到。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他们的骄傲，但他们是我的骄傲。”
美国老人罗迪阿把他的天赋和能量凝聚在一座塔上，让我们知道，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是可以创造奇迹的。而活在山间地头的两位中国老人，纵然爱音乐，善于吹拉弹唱，却从未想过把自己的天赋落实在一件作品上，但他们依然能够创造奇迹——让自己的内心变为水晶一样的宝物。那件“宝物”散发的光芒折射到普通生活中，一样能照亮千万颗人心，启发千万人觉悟。照我看，这是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创作方式——形而上的，无形的，但绝对不比有形的差。
读者
过去的这一年，打动我的是两位老人。他们是陆庆屹的处女作电影《四个春天》中的一对老人，就是陆导的父母。他们住在贵州的一座小城中，生活清贫，在20世纪60年代结婚时连一口锅都买不起。即使是极其寒素的婚礼，所欠下的债，也是到1995年他们才还清的。身处那样的物质状况和社会地位，他们照样把生命活得有声有色，丰满精彩，以至于平时喜欢随手拍拍照片的小儿子陆庆屹“不得不”拿起摄像机去呈现给大家，并告诉我们：“我对我爸妈最崇敬的地方，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我从来没听过爸妈对生活说过一句抱怨的话。我想把这种既强韧又柔软的精神力量呈现出来，让人们做某种参考。”
就是这么一部记录一对老人日常生活的电影，打动了很多人的心。网上有评论：“这部电影所到之处，收获一路泪水，普洒一路温暖。”说真的，我也被感动得一塌糊涂，而且有些困惑，为什么一对普通老人的日常生活会这么深地触动我的心呢？
我定神想了想，觉得可以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这里先容我从另一位老人说起。那是一位美国老人，叫罗迪阿（1879—1965），也是个穷人。罗迪阿连字都不大识，而《四个春天》中的两位老人都是有文化的人——父亲是物理教师，并酷爱音乐，能玩20多种乐器；母亲爱唱歌，是当地的民歌高手。
罗迪阿在14岁时，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一辈子就靠做泥瓦匠糊口。可是这个两手空空，连英文都说不利索的人，从42岁那年起，突发奇想，开始在自家后院建一个他梦想中的“大东西”。他只能用业余的时间去做，唯一去买的建筑材料是最便宜的水泥，其他的所有材料——钢筋、瓷片、玻璃瓶、贝壳——全是他一点点捡来的。结果罗迪阿用了34年时间，在没有任何机械设备，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把那个“大东西”建成了。那是一个塔群，其中最高的一座足足有30米。那个五彩斑斓的“大东西”让人看得目瞪口呆，没法相信这是由一个赤手空拳的老人建成的。现如今，他建的那些塔已经成为洛杉矶的一个著名景点，被称为“华兹塔”。
说真的，美国老人罗迪阿独自修建他的塔，是我在洛杉矶这二十几年中听到的最打动我的故事。因为这位美国老人用自己的生命，展示了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一个人的生命能量是极大的，不需要依靠其他外力，就能做出非常惊人的事。怪不得佛家有句话“人生难得”。对我来说，是在得知罗迪阿的事迹之后，大吃一惊，才真的接受这句话，从而重新审视自己平凡的生命，并且第一次仅仅在单纯的“人”的意义上，让自己获得了很大的自信。
没有想到，《四个春天》中的两位中国老人，让我再一次受到强烈的心灵冲击。我甚至觉得，他们给了我认识人生价值的一个新维度。一开始我因为罗迪阿的例子而以为，一个人的才华与能量，需凝聚为一个物化对象才算是价值得到体现——比如写一本好书，做一件杰作等。可《四个春天》中的那对中国老人却向我呈现，人的价值、生命的能量，并不一定要付之于有形之物或一个具体的承载对象，他们在最普通的衣食住行中，在不引人注目的寻常人生中，一样可以把生命活出水晶般的质地。电影中的那对中国老人，对生活有一种坦然接受的从容和毫无抱怨的知足——包括对人，对自然中的花、草、鸟、鱼，对四季变化。他们以满溢的爱心与不竭的兴致面对世界，纵然日复一日地操持生活中的琐事，仍不以为烦，反而津津有味地享受其中的乐趣和成就。这样的心态，使得这两位上了年纪的老人，依然具备孩子般的天真快乐，他们会对着鸟说话，对着花起舞……那个做母亲的——被儿子看见——即使在劳作，她的脚都在打着拍子，“她嘴里没有唱出来，但是心里有歌”。那个做父亲的，看见燕子飞回房梁上做窝，惊喜而慎重地报告全家：“今年燕子又来了哦！你看嘛，哈哈！”这些内心喜悦的不经意流露，让我们特别惊奇地看到，他们纵然生活在社会底层，身上却没有一点被时代与社会摧折的痕迹，生命中没有任何被污损的俗气的东西！他们真的把最普通的衣食人生活出了诗意，活成了柏拉图所定义的“生活”最高理念的样子。
这对中国老人的生命状态，可以提升到文化学层面上去看。中国文化从来就不在意“着相”，因此有“大象无形”一说，意思是，人的最高成就不一定要落实在可视的物质层面上，“无意”或者“无形”有更辽阔的覆盖面和气度。这个观点使得中国文化一直以来都更重视人心，专在人心的改造上下功夫。就如学者梁漱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西方的文化价值是偏外向求取的，有更多物质性的联系；而东方文化的价值是偏内向的，比较脱离物质层面——“中国文化是要使生命成为智慧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都是在讲人心的完善，而不太重视外部世界的改变。因此，我们传统的文化审美立场一直是，一个人，心的质地好了，生活的质地必然就好，世界也会变好。《四个春天》中的两位老人恰好把中国文化的这种品性呈现出来：心的质地好了，即使身处山间地头，布衣敝屣，无名无位，他们也能把寻常生活过得充满诗意，活出某种让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品质。因此陆庆屹说，父母“有巨大的感染力。至少对我来说，万一我做错了事，面对他们会感到羞愧，无地自容”。他们用自己的存在提醒我们，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一个生命在任何情况下去充实自己的内心。这对身处小城的父母，其生命的质地，真如同他们的儿子无意间在地下坑道中发现的那块水晶一样，“它们埋藏在山体里，没有人知晓，仍然朝着最纯净的方向生长”。当这块水晶被带出坑道，放在世人眼前时，人们为之惊艳，同时感受到它散发的纯净而柔和的光芒。
陆庆屹说：“父母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温柔。”“他们对人的爱是无理由的、不需要回报的。不管是对陌生人，还是对万物，他们俩都有一种敬畏感……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遇到。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他们的骄傲，但他们是我的骄傲。”
美国老人罗迪阿把他的天赋和能量凝聚在一座塔上，让我们知道，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是可以创造奇迹的。而活在山间地头的两位中国老人，纵然爱音乐，善于吹拉弹唱，却从未想过把自己的天赋落实在一件作品上，但他们依然能够创造奇迹——让自己的内心变为水晶一样的宝物。那件“宝物”散发的光芒折射到普通生活中，一样能照亮千万颗人心，启发千万人觉悟。照我看，这是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创作方式——形而上的，无形的，但绝对不比有形的差。
#悼念# 9月30日，树木希林的葬礼在东京光林寺举行。树木希林多年的合作伙伴是枝裕和代表众多好友起草悼词，该悼词也通过《朝日新闻》刊载。悼词全文如下：(中文版转载自《财新网》博主夏冰的译文)
根据辞典，悼词是哀悼逝者的文字，告别式按字面的理解是与逝者道别的场所。希林女士罹患绝症，我已经对这一天有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想到这一天会如此突然地到来，无法立刻接受这样的事实。多年前我失去了母亲，现在我陷入第二次丧母的悲痛深渊之中难以自拔。对我来说，您就像我的另一位母亲一样。
我和希林女士第一次见面是2007年的事，和她的交往时间，不过十年有余。所以，我能够谈及的希林女士的，仅仅是她漫长艺术职业生涯的最后篇章。我一直不敢认为自己有致悼词的资格，踌躇再三，还是决定接受这个任务。
现在代替我诵读悼词的桥爪功先生，和希林女士是文学座剧团研究所的同窗，是以“桥爪君”“chaki”互称的老朋友。我曾经邀请二位在我的作品里扮演一对夫妻，拍摄过程中，我们一同在鹿儿岛共进晚餐，并排坐在餐馆的柜台前边吃天妇罗，边听你们像说对口相声一样斗嘴，你们谈到离婚赔偿费和整容(希林女士喜欢的话题)引来笑声，间或谈到表演的课题，谈锋甚健。我从交谈中可以体会到你们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积淀出的对彼此人格和艺术的相互尊敬，感到无比羡慕，暗想哪天我也能和你们以这样平等的关系互动。这样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因而我请桥爪先生代为诵读这篇悼词，这样我能借此产生一种参与了你们亲切对话的错觉。
希林女士与我有将近20岁的年龄差，不揣冒昧地说，我们确实是气味相投。我们的相遇是机缘巧合，2007年，我准备拍摄以家母为原型的电影《步履不停》，在前一年，希林女士失去了事业上的盟友久世光彦。有时我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如果久世先生还健在的话，希林女士还会以一个作品主创人员的身份选择我，并且给我许多指导么？想到您在久世先生曾经希望拍成电视剧的《东京塔》电影版中扮演母亲，不由得感到您在继续一个未竟的梦想。当然，我从未觉得希林女士把我当作另一个久世先生，而是认为，我继承了您和久世先生之间一度中断的缘分。(译者注：东京电视台著名导演久世光彦，是树木希林早期的贵人和合作伙伴，由于树木希林不顾文艺界潜规则，公开揭露久世与一名新人女演员的不伦之恋，两人翻脸，到晚年才和解)。
我不太清楚希林女士对我青眼相加的理由，或许理由之一是：我从拍摄电视片起家，在电影界没有可以仰仗的师父和前辈，您同情我这个形单影只的年轻人，对我特别关照。所以每次电影公映时，您不给我而是给制片人打电话，询问上座率，得到回答后说“那下次又可以拍新戏了，太棒了！太棒了！”然后才放下悬着的心。一直到我最新的影片，希林女士每次必打这样的电话，仿佛是慈母牵挂着不成器的儿子。您经常带我外出用餐，享受各种各样的佳肴。一进店，您就对主厨说：“想吃套餐的每道菜，但是量要减半，”在寿司店，则跟师傅出难题：“什么都可以，凑数的菜码就不要了，好吃的样数只要给我一半。”说起森繁久弥、渥美清、久世光彦，您会熟练地模仿着他们的动作和说话口吻。有幸独享这些秘闻，我只顾点头称是。和您离开餐馆后，您笑着故意捉弄我“你猜刚才多少钱？”“很便宜对吧？所以咱们白天去，晚上就贵喽！”你流露的平民本色，也充满魅力。
我和您一起度过的时光，实在是非常快乐。作为一个儿子，未能在人生中和生母相处更久，也许是我试图将那种悔恨、想重新生活一遍的渴望、未能实现的心愿，通过和希林女士的相处得到补偿。我从未说出这样的想法，但是善解人意的希林女士一定早就察觉了。通过请希林女士扮演我的电影中的母亲角色，和希林女士一同进餐、谈天，我渐渐平复了丧母之痛。而就在这个时候，我失去了另一位母亲，又要平复另一层丧母之痛。
刚才我冒昧地说过，我与希林女士气味相投。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我和她的价值观完全一致。一次，谈论起我喜欢的剧作家，当我提到向田邦子的名字时，您很罕见地露出严肃的表情，从正面盯着我的脸，问：“你认为她好在哪里？”希林女士追问：“嗯？好在哪里？”“嗯？为什么？”的时候，能不能拿出有说服力的论据，决定着希林女士对那个人的评价。我一边流着冷汗，一边谈到向田剧本的魅力，您说：“那是她不与我们合作以后的作品呢。”这句话里同时有着释然和寂寞两种情绪的奇妙交响。希林女士虽然不喜欢向田的风格，还是为和久世先生一起在电视的世界创造辉煌感到自豪。我也可以想象，患病后的向田女士转向写作严肃的电视剧和文章以后，您对她是怎样的看法。哪怕电视和广告播放之后就会消失殆尽，也要追求品味，和您不拘一格潇洒的人生哲学，肯定是有共鸣的。2005年您患了和向田女士一样的病以后，将工作的重心转到能流传后世的电影，从扮演小角色给人留下独特印象，转变到担任决定作品成败的主角。我从未向您询问过为何有这样的改变。但是我却像配合着您的改变一样请你拍片。有时我也会担心，因为遇到我和我的作品，您的风格改变了，曾经是您魅力一部分的轻松愉悦感是不是会流逝了？这些都被证明是多余的担忧。您一边说，拍电视连续剧体力跟不上，一边连续出现在午后综艺节目和焰火大会的直播节目里，问你原因，您说，想测试自己作为一个艺人，在今天的时代有多少意义和价值。您的行动力、勇于尝试的精神，在电视出身的我眼里，充满了魅力。因此，当听到报道您的讣告，各色人等称你“女明星”“超级女星”的时候，感到一丝不快。甚至我感觉这是对您的捧杀。希林女士在天之灵也一定有同感吧？作为演员，您常说的自我评价是“我这个人不中用”“我没什么本事”，尤其是拒绝片约时，经常这样说。拍摄《比海更深》的时候，您拿着已经接受了的剧本来到我的事务所，对一再坚持己见的我反复说着这句话：“做不来”“不管怎样”“做不来”。我们在桌边花了一个小时争论，将剧本推来推去。但是开拍后这样的纠结仿佛烟消云散，您为了演好角色全力以赴。在更衣室换好服装，端坐在住宅区的窗边，认真地熟背台词，就像一个出道不久的新人一样勤勤恳恳的背影，我至今难以忘怀。
去年春天我请您出演《小偷家族》的时候，尽管剧本还没写好，您爽快地接受了邀请。我做好了您半途拒绝的思想准备，同时对您的态度感到欣慰又有些不可思议。杀青的3月30日你来到事务所，给我看了您的全身扫描片，显示癌症转移的小黑点，布满了全身的骨骼。医生已经告诉您，还剩下不到一年的寿命，您告诉我：“这是我最后一次参演你的电影。”我知道您来日无多，但是那一天还是这样快就到了，我不知该如何表述自己的心情。我后悔让您演了一个死在电影中的角色，但这也许是天意，要我与您相遇、与您合作、虽有些轻率，却在电影里先让我与你道别。希林女士莫非也是因为如此才接受了这个角色？去年十二月，拍摄刚刚开始的时候，希林女士就对来采访的记者说：“这是最后一次与是枝导演合作。”
影片拍竣，六月八日上映，希林女士大约是希望我和她的关系到此为止吧。您抓着我的手臂，拄着拐杖走到台上，那天道别的时候，您对我说：
“你就把老婆子的事忘了吧！你要把你的时间，用在年轻人身上！我就不再和你见面了。”
您说到做到，从第二天起无论我怎么邀请您喝茶，您都坚决地拒绝。我感到困惑，是因为我没有像您那样做好思想准备。您骨折住院时我知道无法见到您，就写了一封信投进府上的邮箱。信上写着没有能当面说出的对您的感激，我对自己一路来的自我中心，感到万分惭愧。以后，没过多久接到了您驾鹤西去的消息。
接到讣告后，我来到您灵前守夜。时隔三个月见到的您，依然那么美，美得端庄而大气。看到您的那一刻，我终于悟出，您不愿与我相会，是一种体谅，想要减轻我失去您的悲伤。我就像《小偷家族》当中您那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女所做的那样，用指尖触摸了您的头发和前额，然后把您在电影中所说的话，又说给了灵柩中的您。
我总觉得人往生之后，会存在于万物。我失去母亲之后，反而觉得母亲存在在周遭的一切事物中，会在街头擦肩而过，会在陌生人中忽然发现她的身影。这样想着，就慢慢超越了悲痛。现在，您的家人失去了妻子、母亲、姐姐、祖母，遗属的哀痛是无法估量的。但是今天的别离，意味着您将超越肉体，活在世间万物之中。希望总有一天，活着的人会接受这样的现实。
请允许我说一点个人的私事。希林女士，您逝世的9月15日，也是我母亲过世的日子。和母亲永别之日，竟然也是与另一个像母亲一样的人永别的日子，这样的巧合使我悲痛欲绝，难以释怀。也许我不应该把失去母亲与后来与您相遇联系起来，但是千真万确的是因为失去母亲，想把这一切写入作品的时候，刚好遇到希林女士。您挽救了天涯孤独的我，关爱着我，因此，我作为活着的人，要像当年一样，将这样的悲痛升华成作品。我曾与您一起走过人生的某一阶段，这是我的责任，是我对您恩情的回报。
就像我追逐着您远去的背影一样，我向着灵柩中的您再一次重复我道别的话，以此结束我的悼词。
希林女士，遇见您，真是太感谢了。再见。
根据辞典，悼词是哀悼逝者的文字，告别式按字面的理解是与逝者道别的场所。希林女士罹患绝症，我已经对这一天有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没想到这一天会如此突然地到来，无法立刻接受这样的事实。多年前我失去了母亲，现在我陷入第二次丧母的悲痛深渊之中难以自拔。对我来说，您就像我的另一位母亲一样。
我和希林女士第一次见面是2007年的事，和她的交往时间，不过十年有余。所以，我能够谈及的希林女士的，仅仅是她漫长艺术职业生涯的最后篇章。我一直不敢认为自己有致悼词的资格，踌躇再三，还是决定接受这个任务。
现在代替我诵读悼词的桥爪功先生，和希林女士是文学座剧团研究所的同窗，是以“桥爪君”“chaki”互称的老朋友。我曾经邀请二位在我的作品里扮演一对夫妻，拍摄过程中，我们一同在鹿儿岛共进晚餐，并排坐在餐馆的柜台前边吃天妇罗，边听你们像说对口相声一样斗嘴，你们谈到离婚赔偿费和整容(希林女士喜欢的话题)引来笑声，间或谈到表演的课题，谈锋甚健。我从交谈中可以体会到你们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岁月里积淀出的对彼此人格和艺术的相互尊敬，感到无比羡慕，暗想哪天我也能和你们以这样平等的关系互动。这样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因而我请桥爪先生代为诵读这篇悼词，这样我能借此产生一种参与了你们亲切对话的错觉。
希林女士与我有将近20岁的年龄差，不揣冒昧地说，我们确实是气味相投。我们的相遇是机缘巧合，2007年，我准备拍摄以家母为原型的电影《步履不停》，在前一年，希林女士失去了事业上的盟友久世光彦。有时我会产生这样的念头：如果久世先生还健在的话，希林女士还会以一个作品主创人员的身份选择我，并且给我许多指导么？想到您在久世先生曾经希望拍成电视剧的《东京塔》电影版中扮演母亲，不由得感到您在继续一个未竟的梦想。当然，我从未觉得希林女士把我当作另一个久世先生，而是认为，我继承了您和久世先生之间一度中断的缘分。(译者注：东京电视台著名导演久世光彦，是树木希林早期的贵人和合作伙伴，由于树木希林不顾文艺界潜规则，公开揭露久世与一名新人女演员的不伦之恋，两人翻脸，到晚年才和解)。
我不太清楚希林女士对我青眼相加的理由，或许理由之一是：我从拍摄电视片起家，在电影界没有可以仰仗的师父和前辈，您同情我这个形单影只的年轻人，对我特别关照。所以每次电影公映时，您不给我而是给制片人打电话，询问上座率，得到回答后说“那下次又可以拍新戏了，太棒了！太棒了！”然后才放下悬着的心。一直到我最新的影片，希林女士每次必打这样的电话，仿佛是慈母牵挂着不成器的儿子。您经常带我外出用餐，享受各种各样的佳肴。一进店，您就对主厨说：“想吃套餐的每道菜，但是量要减半，”在寿司店，则跟师傅出难题：“什么都可以，凑数的菜码就不要了，好吃的样数只要给我一半。”说起森繁久弥、渥美清、久世光彦，您会熟练地模仿着他们的动作和说话口吻。有幸独享这些秘闻，我只顾点头称是。和您离开餐馆后，您笑着故意捉弄我“你猜刚才多少钱？”“很便宜对吧？所以咱们白天去，晚上就贵喽！”你流露的平民本色，也充满魅力。
我和您一起度过的时光，实在是非常快乐。作为一个儿子，未能在人生中和生母相处更久，也许是我试图将那种悔恨、想重新生活一遍的渴望、未能实现的心愿，通过和希林女士的相处得到补偿。我从未说出这样的想法，但是善解人意的希林女士一定早就察觉了。通过请希林女士扮演我的电影中的母亲角色，和希林女士一同进餐、谈天，我渐渐平复了丧母之痛。而就在这个时候，我失去了另一位母亲，又要平复另一层丧母之痛。
刚才我冒昧地说过，我与希林女士气味相投。当然这也不意味着我和她的价值观完全一致。一次，谈论起我喜欢的剧作家，当我提到向田邦子的名字时，您很罕见地露出严肃的表情，从正面盯着我的脸，问：“你认为她好在哪里？”希林女士追问：“嗯？好在哪里？”“嗯？为什么？”的时候，能不能拿出有说服力的论据，决定着希林女士对那个人的评价。我一边流着冷汗，一边谈到向田剧本的魅力，您说：“那是她不与我们合作以后的作品呢。”这句话里同时有着释然和寂寞两种情绪的奇妙交响。希林女士虽然不喜欢向田的风格，还是为和久世先生一起在电视的世界创造辉煌感到自豪。我也可以想象，患病后的向田女士转向写作严肃的电视剧和文章以后，您对她是怎样的看法。哪怕电视和广告播放之后就会消失殆尽，也要追求品味，和您不拘一格潇洒的人生哲学，肯定是有共鸣的。2005年您患了和向田女士一样的病以后，将工作的重心转到能流传后世的电影，从扮演小角色给人留下独特印象，转变到担任决定作品成败的主角。我从未向您询问过为何有这样的改变。但是我却像配合着您的改变一样请你拍片。有时我也会担心，因为遇到我和我的作品，您的风格改变了，曾经是您魅力一部分的轻松愉悦感是不是会流逝了？这些都被证明是多余的担忧。您一边说，拍电视连续剧体力跟不上，一边连续出现在午后综艺节目和焰火大会的直播节目里，问你原因，您说，想测试自己作为一个艺人，在今天的时代有多少意义和价值。您的行动力、勇于尝试的精神，在电视出身的我眼里，充满了魅力。因此，当听到报道您的讣告，各色人等称你“女明星”“超级女星”的时候，感到一丝不快。甚至我感觉这是对您的捧杀。希林女士在天之灵也一定有同感吧？作为演员，您常说的自我评价是“我这个人不中用”“我没什么本事”，尤其是拒绝片约时，经常这样说。拍摄《比海更深》的时候，您拿着已经接受了的剧本来到我的事务所，对一再坚持己见的我反复说着这句话：“做不来”“不管怎样”“做不来”。我们在桌边花了一个小时争论，将剧本推来推去。但是开拍后这样的纠结仿佛烟消云散，您为了演好角色全力以赴。在更衣室换好服装，端坐在住宅区的窗边，认真地熟背台词，就像一个出道不久的新人一样勤勤恳恳的背影，我至今难以忘怀。
去年春天我请您出演《小偷家族》的时候，尽管剧本还没写好，您爽快地接受了邀请。我做好了您半途拒绝的思想准备，同时对您的态度感到欣慰又有些不可思议。杀青的3月30日你来到事务所，给我看了您的全身扫描片，显示癌症转移的小黑点，布满了全身的骨骼。医生已经告诉您，还剩下不到一年的寿命，您告诉我：“这是我最后一次参演你的电影。”我知道您来日无多，但是那一天还是这样快就到了，我不知该如何表述自己的心情。我后悔让您演了一个死在电影中的角色，但这也许是天意，要我与您相遇、与您合作、虽有些轻率，却在电影里先让我与你道别。希林女士莫非也是因为如此才接受了这个角色？去年十二月，拍摄刚刚开始的时候，希林女士就对来采访的记者说：“这是最后一次与是枝导演合作。”
影片拍竣，六月八日上映，希林女士大约是希望我和她的关系到此为止吧。您抓着我的手臂，拄着拐杖走到台上，那天道别的时候，您对我说：
“你就把老婆子的事忘了吧！你要把你的时间，用在年轻人身上！我就不再和你见面了。”
您说到做到，从第二天起无论我怎么邀请您喝茶，您都坚决地拒绝。我感到困惑，是因为我没有像您那样做好思想准备。您骨折住院时我知道无法见到您，就写了一封信投进府上的邮箱。信上写着没有能当面说出的对您的感激，我对自己一路来的自我中心，感到万分惭愧。以后，没过多久接到了您驾鹤西去的消息。
接到讣告后，我来到您灵前守夜。时隔三个月见到的您，依然那么美，美得端庄而大气。看到您的那一刻，我终于悟出，您不愿与我相会，是一种体谅，想要减轻我失去您的悲伤。我就像《小偷家族》当中您那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女所做的那样，用指尖触摸了您的头发和前额，然后把您在电影中所说的话，又说给了灵柩中的您。
我总觉得人往生之后，会存在于万物。我失去母亲之后，反而觉得母亲存在在周遭的一切事物中，会在街头擦肩而过，会在陌生人中忽然发现她的身影。这样想着，就慢慢超越了悲痛。现在，您的家人失去了妻子、母亲、姐姐、祖母，遗属的哀痛是无法估量的。但是今天的别离，意味着您将超越肉体，活在世间万物之中。希望总有一天，活着的人会接受这样的现实。
请允许我说一点个人的私事。希林女士，您逝世的9月15日，也是我母亲过世的日子。和母亲永别之日，竟然也是与另一个像母亲一样的人永别的日子，这样的巧合使我悲痛欲绝，难以释怀。也许我不应该把失去母亲与后来与您相遇联系起来，但是千真万确的是因为失去母亲，想把这一切写入作品的时候，刚好遇到希林女士。您挽救了天涯孤独的我，关爱着我，因此，我作为活着的人，要像当年一样，将这样的悲痛升华成作品。我曾与您一起走过人生的某一阶段，这是我的责任，是我对您恩情的回报。
就像我追逐着您远去的背影一样，我向着灵柩中的您再一次重复我道别的话，以此结束我的悼词。
希林女士，遇见您，真是太感谢了。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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