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点大字荀子句解》（宋刻本）
荀子之生时大概与孟子之卒时相当，如此，孟子卒后，儒家要经过几十年的沉潜，等待荀子成长，再一次爆发出照彻历史的光芒。冯友兰说：“孟子以后，儒者无杰出之士。至荀卿而儒家壁垒，始又一新。”诚然，荀子在言辞上冲破了孟子“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的论断，标举“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沿着孔子的思想，从孟子抉发的大道上，开辟出另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荀子的另辟蹊径在后世并没有为他赢得应有的理解与尊重，几乎在时间的烟尘里湮没无闻垂千年。直到唐代，《荀子》一书才迎来杨倞为之作注。但它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韩愈《读〈荀子〉》评之为“大醇而小疵”。到宋代，攻之者益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后儒多疵之云。”它的思想价值真正被发掘出来，要到再过一千年之后的清代中晚期，谢墉、汪中、郝懿行、卢文、王念孙、俞樾等人各有阐发，一时间荀学大盛。四库馆臣曰：“后人昧于训诂……哗然掊击，谓卿蔑视礼义，如老庄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书，即《性恶》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读矣。平心而论，卿之学源出于孔门，在诸子之中最为近正，是其所长；主持太甚，词意或至于过当，是其所短。”可谓比较中肯的评价，世人不读书，而荀子又好为异辞，所以造成了长达千年的误解，可悲可叹！
此《音点大字荀子句解》二十卷，宋龚士卨撰，清王念孙跋，清冒广生跋，宋刊本。版框高15.2厘米，宽9.7厘米，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字数同。左右双栏，版心白口，双鱼尾，中缝中标“荀几”，左上栏有书耳记篇目名。避宋讳，玄、县、悬、匡、筐、贞、征、桓、完、慎、敦、廓、崩字缺未笔。卷首有：景定元年蒲节前三日石庐龚士卨序，序后有钟式木记龚氏，又子质，石庐父方木记。“荀子目录”次栏题：“唐大理评事楊倞注，杭川石廬子龔士卨□释。”正文卷端题：“音点大字荀子句解卷之一，劝学篇第一，人不学不知道故以劝学为篇首志在勉当时学正道耳。”卷末有：“道光□年□月二十七日高邮王念孙记十年八十有五”，“庚辰四月如皋冒广生病□书”跋。文内有朱笔圈点。收藏印记有：宋本、朱氏象玄、文石子印、履盦、李宝珍藏、李宝、曾钊之印、面城楼藏书印、山阴沈仲涛珍藏秘籍、鹤亭、冒广生印、涑六楼藏书印。
此本《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下册，页六三八。总目著者、版本旧作“(周) 荀况撰 (唐) 杨倞注”、“宋景定间杭州龚士卨刊本”。不知有何依据？此本“荀子目录”次栏题：“唐大理评事楊倞注，杭川石廬子龔士卨□释。”考《方舆纪要》卷98光泽县：杭川驿“县治西。宋置。熙宁中，迁县治南。明朝洪武六年迁今所”。“杭川”即今福建光泽县北之西溪。《方舆纪要》卷98光泽县：杭川“在县北。俗名大溪。源出县西七十里极高岭，东流合杉关、止马诸水，曰西溪。经雷公滩，以水石相激，滩声若雷也。又经县西八里之搪石滩，怪石攒矗，飞流迅激，每遇水涸，则舟不能进。至县西北，杭溪、徐源诸水流合焉，曰杭川。经城西北一里之黄龙滩，东流南折，有晏公滩。至县东二里，北溪水流汇焉，是为交溪……又东南流，逾龙孔滩，复南流三十里，入邵武县界，为紫云溪之上游”。石廬子龔士卨应是宋代昭武军光泽杭川人，本书版式字体亦与建刻本相类。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音点大字荀子句解》二十卷（存卷一至十，目录缺），宋龚士卨撰，宋刻本，半页十行，行廿字，黑口单阑，版心上方有音释，本字大，音字小，每句加注，句有坐点，字音与字旁加小圈，庙讳加圆圈以别之。前有景定改元蒲节前三月石庐龚士卨序，草书甚精。序后有钟式木记龚氏，又子质，石庐父方木记，（缺目录）。有季沧苇藏印。按是书刻工甚精，纸墨均佳，乃初印本也。按此录原藏江安傅氏双槛楼。
荀子之生时大概与孟子之卒时相当，如此，孟子卒后，儒家要经过几十年的沉潜，等待荀子成长，再一次爆发出照彻历史的光芒。冯友兰说：“孟子以后，儒者无杰出之士。至荀卿而儒家壁垒，始又一新。”诚然，荀子在言辞上冲破了孟子“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的论断，标举“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沿着孔子的思想，从孟子抉发的大道上，开辟出另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荀子的另辟蹊径在后世并没有为他赢得应有的理解与尊重，几乎在时间的烟尘里湮没无闻垂千年。直到唐代，《荀子》一书才迎来杨倞为之作注。但它的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韩愈《读〈荀子〉》评之为“大醇而小疵”。到宋代，攻之者益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说：“其指往往不能醇粹，故后儒多疵之云。”它的思想价值真正被发掘出来，要到再过一千年之后的清代中晚期，谢墉、汪中、郝懿行、卢文、王念孙、俞樾等人各有阐发，一时间荀学大盛。四库馆臣曰：“后人昧于训诂……哗然掊击，谓卿蔑视礼义，如老庄之所言，是非惟未睹其全书，即《性恶》一篇，自篇首二句以外，亦未竟读矣。平心而论，卿之学源出于孔门，在诸子之中最为近正，是其所长；主持太甚，词意或至于过当，是其所短。”可谓比较中肯的评价，世人不读书，而荀子又好为异辞，所以造成了长达千年的误解，可悲可叹！
此《音点大字荀子句解》二十卷，宋龚士卨撰，清王念孙跋，清冒广生跋，宋刊本。版框高15.2厘米，宽9.7厘米，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字数同。左右双栏，版心白口，双鱼尾，中缝中标“荀几”，左上栏有书耳记篇目名。避宋讳，玄、县、悬、匡、筐、贞、征、桓、完、慎、敦、廓、崩字缺未笔。卷首有：景定元年蒲节前三日石庐龚士卨序，序后有钟式木记龚氏，又子质，石庐父方木记。“荀子目录”次栏题：“唐大理评事楊倞注，杭川石廬子龔士卨□释。”正文卷端题：“音点大字荀子句解卷之一，劝学篇第一，人不学不知道故以劝学为篇首志在勉当时学正道耳。”卷末有：“道光□年□月二十七日高邮王念孙记十年八十有五”，“庚辰四月如皋冒广生病□书”跋。文内有朱笔圈点。收藏印记有：宋本、朱氏象玄、文石子印、履盦、李宝珍藏、李宝、曾钊之印、面城楼藏书印、山阴沈仲涛珍藏秘籍、鹤亭、冒广生印、涑六楼藏书印。
此本《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下册，页六三八。总目著者、版本旧作“(周) 荀况撰 (唐) 杨倞注”、“宋景定间杭州龚士卨刊本”。不知有何依据？此本“荀子目录”次栏题：“唐大理评事楊倞注，杭川石廬子龔士卨□释。”考《方舆纪要》卷98光泽县：杭川驿“县治西。宋置。熙宁中，迁县治南。明朝洪武六年迁今所”。“杭川”即今福建光泽县北之西溪。《方舆纪要》卷98光泽县：杭川“在县北。俗名大溪。源出县西七十里极高岭，东流合杉关、止马诸水，曰西溪。经雷公滩，以水石相激，滩声若雷也。又经县西八里之搪石滩，怪石攒矗，飞流迅激，每遇水涸，则舟不能进。至县西北，杭溪、徐源诸水流合焉，曰杭川。经城西北一里之黄龙滩，东流南折，有晏公滩。至县东二里，北溪水流汇焉，是为交溪……又东南流，逾龙孔滩，复南流三十里，入邵武县界，为紫云溪之上游”。石廬子龔士卨应是宋代昭武军光泽杭川人，本书版式字体亦与建刻本相类。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音点大字荀子句解》二十卷（存卷一至十，目录缺），宋龚士卨撰，宋刻本，半页十行，行廿字，黑口单阑，版心上方有音释，本字大，音字小，每句加注，句有坐点，字音与字旁加小圈，庙讳加圆圈以别之。前有景定改元蒲节前三月石庐龚士卨序，草书甚精。序后有钟式木记龚氏，又子质，石庐父方木记，（缺目录）。有季沧苇藏印。按是书刻工甚精，纸墨均佳，乃初印本也。按此录原藏江安傅氏双槛楼。
【#历史冷知识##古人如何预防食物中毒# 】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虽然秋天已至，但“秋老虎”还是时不时会来。高温天气容易使食物腐坏，作为一枚注重食品安全的高质量吃货，在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如何预防食物中毒呢？
餐厨具、双手常洗洗
洗净盛装食物的餐具，是防止病从口入的基础。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涤杯而食，洗爵而饮，浣而后溃，可以养家老。”
此外，处理食物的双手也要保持洁净。清朝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提出“四多”观点：“多磨刀，多换布，多刮板，多洗手，然后治菜”，以保证制作的食物卫生。
食物保洁 从源头隔离做起
秦汉时期，“巾幕”成为百姓保洁食物的常用品。“巾幕”，即用干净的纱布或网罩，将食物覆盖或罩起来。以防灰尘或苍蝇落上，弄脏食物。
安全吃货的修养，从不吃变质腐败食物开始。孔子在《论语·乡党》提出“十不食”的科学饮食观，虽然是出于“礼”的考虑而提出，但部分对预防食物中毒起到积极作用。
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意思是：粮食陈旧变味了、鱼肉腐烂了；食物颜色变了；气味变了；烹调不当；不新鲜的东西等，都不吃。
在商代早期，人们就已懂得将食物、饮品放入深井用以冷藏、保鲜。至周代，出现了冰鉴，又称冰盘，是利用天然冰冷藏食物的容器。
《周礼·凌人》记载:“凌人，掌冰……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凌人”官职，专门掌管采冰、储冰和用冰之事。
为了能大量地保鲜食品，东周时期人们发明了冰窖。《诗经》中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早），献羔祭韭。”周人于腊月采冰，正月往冰窖里存冰，二月用冰镇的羊羔肉和韭菜上供祭神。古人祭神、祭祖仪式十分频繁，献祭的供品要新鲜
胆敢售假 就让法律来制裁
周代：果实未熟，不得买卖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大概可追溯到周代。“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未成熟的五谷和果实，不能拿到市场上贩卖。食品交易门槛的设定，是为了安全起见。
汉代：售卖腐肉，与盗同法
两汉时期，经济有所发展，食品种类变得丰富。食品安全的立法意识强烈，开始制定对违反食品安全的刑罚。
汉朝《二年律令》明确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熟）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赃），与盗同法。”如果因肉类腐坏而发生食品中毒事故，致人死、伤、病后果的，须将变质的食品焚毁。否则，肇事者与相关官员要一起连坐，依据《盗》法论处。
唐代：问题食品致死，责任人处绞刑
大唐时期，食品安全法规更加成熟。唐律吸收汉代《二年律令》有关预防和惩罚毒肉类的立法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尤其对行为人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分情况作了区分。
《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其有害心，故与尊长食，欲令死者，亦准谋杀条论；施于卑贱致死，依故杀法。”
即：如果自己把毒肉拿去食用致死的，依过失杀人罪处置……如果有害人之心，故意给长者食致其死亡，依谋杀尊长罪论处；故意给卑幼奴贱者食用致人死亡的，依故意杀卑贱罪处置。刑法之分明与严厉，可见一斑。
南宋：行会把质量关，入会方可经营
南宋经济繁荣，商品交易频繁。食品掺假牟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宋刑统》继承唐律规定，以刑法严惩销售腐败变质食品者。
宋代政府，还引入行业组织进行自律管理。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按照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得从事经营。行会组织负责品控，行会首领作为担保人，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
食物相克？实为有条件的禁忌
螃蟹和柿子、海鲜和水果、土豆和鸡蛋……提起这些食品组合，至今仍会有人拿“食物相克”说事。这一流传悠久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文化意义上的禁忌、有条件的禁忌。
食物相克与当时的饮食卫生观、五行理论、脏腑学说、食性理论或生活实践有关，也受风俗文化和佛、道、儒学说的影响。如果吃了某几种食物后，身体出现了不适，可以考虑是不是食物不干净、食用方式不当或食物不耐受或过敏等。饮食有节，是高质量吃货的自律品格。
专属试毒 顶流吃货的待遇
在古代，对于饮食卫生质量要求最高的无疑是皇宫御膳房。
皇家膳食，从食材选用到制作都须精挑细选。据《唐律疏议》记载“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徒二年；拣择不精及进御不时，减二等。不品尝者，杖一百。”依此看来，不要说食物不卫生了，就是进奉不及时，都要获罪。
保障食物卫生固然重要，防止人为投毒更是重中之重。比较直接的方法是：皇帝在用膳前，由侍膳太监先尝，即“尝膳”。用银器盛菜，是另一相当灵验的防遭毒杀方法。银器遇毒，如含有硫化物的砒霜，会立刻变黑。因为银碰到硫化物会起化学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银。
如果使用陶瓷类质地的器皿，则会在器皿外挂一个用来验毒的小“银牌”。当着皇帝的面，把银牌放进汤菜里试一下。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证实了这一点，“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
当然，皇帝用来招待臣僚或是外国来使的食物，也不能有质量问题。
以古察今，古人在漫长探索中总结来的食品安全观值得一分为二地借鉴。在美食王国里，安心地大快朵颐，顺带抚慰“内卷”下的倦怠灵魂，无疑是吃货们对抗苦夏的快乐。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虽然秋天已至，但“秋老虎”还是时不时会来。高温天气容易使食物腐坏，作为一枚注重食品安全的高质量吃货，在科技条件相对不发达的古代，如何预防食物中毒呢？
餐厨具、双手常洗洗
洗净盛装食物的餐具，是防止病从口入的基础。刘安在《淮南子》中说：“涤杯而食，洗爵而饮，浣而后溃，可以养家老。”
此外，处理食物的双手也要保持洁净。清朝美食家袁枚曾在《随园食单》提出“四多”观点：“多磨刀，多换布，多刮板，多洗手，然后治菜”，以保证制作的食物卫生。
食物保洁 从源头隔离做起
秦汉时期，“巾幕”成为百姓保洁食物的常用品。“巾幕”，即用干净的纱布或网罩，将食物覆盖或罩起来。以防灰尘或苍蝇落上，弄脏食物。
安全吃货的修养，从不吃变质腐败食物开始。孔子在《论语·乡党》提出“十不食”的科学饮食观，虽然是出于“礼”的考虑而提出，但部分对预防食物中毒起到积极作用。
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意思是：粮食陈旧变味了、鱼肉腐烂了；食物颜色变了；气味变了；烹调不当；不新鲜的东西等，都不吃。
在商代早期，人们就已懂得将食物、饮品放入深井用以冷藏、保鲜。至周代，出现了冰鉴，又称冰盘，是利用天然冰冷藏食物的容器。
《周礼·凌人》记载:“凌人，掌冰……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凌人”官职，专门掌管采冰、储冰和用冰之事。
为了能大量地保鲜食品，东周时期人们发明了冰窖。《诗经》中记载：“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早），献羔祭韭。”周人于腊月采冰，正月往冰窖里存冰，二月用冰镇的羊羔肉和韭菜上供祭神。古人祭神、祭祖仪式十分频繁，献祭的供品要新鲜
胆敢售假 就让法律来制裁
周代：果实未熟，不得买卖
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食品安全管理规定，大概可追溯到周代。“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市。”未成熟的五谷和果实，不能拿到市场上贩卖。食品交易门槛的设定，是为了安全起见。
汉代：售卖腐肉，与盗同法
两汉时期，经济有所发展，食品种类变得丰富。食品安全的立法意识强烈，开始制定对违反食品安全的刑罚。
汉朝《二年律令》明确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熟）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赃），与盗同法。”如果因肉类腐坏而发生食品中毒事故，致人死、伤、病后果的，须将变质的食品焚毁。否则，肇事者与相关官员要一起连坐，依据《盗》法论处。
唐代：问题食品致死，责任人处绞刑
大唐时期，食品安全法规更加成熟。唐律吸收汉代《二年律令》有关预防和惩罚毒肉类的立法经验，并进一步完善，尤其对行为人是主观故意还是过失分情况作了区分。
《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其有害心，故与尊长食，欲令死者，亦准谋杀条论；施于卑贱致死，依故杀法。”
即：如果自己把毒肉拿去食用致死的，依过失杀人罪处置……如果有害人之心，故意给长者食致其死亡，依谋杀尊长罪论处；故意给卑幼奴贱者食用致人死亡的，依故意杀卑贱罪处置。刑法之分明与严厉，可见一斑。
南宋：行会把质量关，入会方可经营
南宋经济繁荣，商品交易频繁。食品掺假牟利的现象屡屡发生。《宋刑统》继承唐律规定，以刑法严惩销售腐败变质食品者。
宋代政府，还引入行业组织进行自律管理。商铺、手工业和其他服务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加入“行会”，并按照行业登记在册，否则不得从事经营。行会组织负责品控，行会首领作为担保人，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
食物相克？实为有条件的禁忌
螃蟹和柿子、海鲜和水果、土豆和鸡蛋……提起这些食品组合，至今仍会有人拿“食物相克”说事。这一流传悠久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是文化意义上的禁忌、有条件的禁忌。
食物相克与当时的饮食卫生观、五行理论、脏腑学说、食性理论或生活实践有关，也受风俗文化和佛、道、儒学说的影响。如果吃了某几种食物后，身体出现了不适，可以考虑是不是食物不干净、食用方式不当或食物不耐受或过敏等。饮食有节，是高质量吃货的自律品格。
专属试毒 顶流吃货的待遇
在古代，对于饮食卫生质量要求最高的无疑是皇宫御膳房。
皇家膳食，从食材选用到制作都须精挑细选。据《唐律疏议》记载“若秽恶之物在食饮中，徒二年；拣择不精及进御不时，减二等。不品尝者，杖一百。”依此看来，不要说食物不卫生了，就是进奉不及时，都要获罪。
保障食物卫生固然重要，防止人为投毒更是重中之重。比较直接的方法是：皇帝在用膳前，由侍膳太监先尝，即“尝膳”。用银器盛菜，是另一相当灵验的防遭毒杀方法。银器遇毒，如含有硫化物的砒霜，会立刻变黑。因为银碰到硫化物会起化学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银。
如果使用陶瓷类质地的器皿，则会在器皿外挂一个用来验毒的小“银牌”。当着皇帝的面，把银牌放进汤菜里试一下。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证实了这一点，“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
当然，皇帝用来招待臣僚或是外国来使的食物，也不能有质量问题。
以古察今，古人在漫长探索中总结来的食品安全观值得一分为二地借鉴。在美食王国里，安心地大快朵颐，顺带抚慰“内卷”下的倦怠灵魂，无疑是吃货们对抗苦夏的快乐。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
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感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 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 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倍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公孙丑上·第二章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 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让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 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曰：「敢问夫子之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 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有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 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矣。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 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何谓知言？」曰：「□辞知其所 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 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 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然则有同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 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夏、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 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拨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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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则吾子与管仲孰贤？』曾西艴然不悦，曰：『尔何曾比予于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尔何曾比予于是！』」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
曰：「以齐王由反手也。」
曰：「若是，则弟子之感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后崩，犹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后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则文王不足法与？」
曰：「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 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 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倍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公孙丑上·第二章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毫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 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让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 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曰：「敢问夫子之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 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者，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有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 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矣。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 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何谓知言？」曰：「□辞知其所 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于辞命，则不能也。』然则夫子既圣矣乎？」曰：「恶，是何言也！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 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夫圣，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窃闻之：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敢问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 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伯夷、伊尹于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然则有同与？」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 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是则同。」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夏、有若，智足以知圣人，污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 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出于其类。拨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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