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嗑真人cp，也是第一次嗑ydy，没想到直接就嗑到美帝。
救命啊，一个月了，还没有下头，关键是正主嘎嘎往嘴里炫饭，按头逼我吃啊，这谁能忍？
我们造谣起家，不忘初心，坚信谣言终会成真，可曾想现实远比谣言精彩，终究是我们保守了。
就是说，最近的快乐源泉，嘴角上扬的动力，请正主持续赏饭吃好吗？
我有罪，但象宝宝是无辜的。
（图源网络，侵删）
救命啊，一个月了，还没有下头，关键是正主嘎嘎往嘴里炫饭，按头逼我吃啊，这谁能忍？
我们造谣起家，不忘初心，坚信谣言终会成真，可曾想现实远比谣言精彩，终究是我们保守了。
就是说，最近的快乐源泉，嘴角上扬的动力，请正主持续赏饭吃好吗？
我有罪，但象宝宝是无辜的。
（图源网络，侵删）
#关注2022全国两会# 【专访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网暴本身不是立法可解决的问题#， 更应该从道德规范去约束】网络暴力依旧凶猛，“按键伤人”的现象时有发生。
从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到网红“罗小猫猫子”直播中喝农药自杀悲剧，再到近期的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
近期，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联律师事务所重庆办公室执行合伙人韩德云。
北青报：目前，对网络暴力的界定是怎样的？
韩德云：网络暴力是一个通俗的说法，通常指人们在网上使用非正常的、可能涉及人身伤害的侮辱性语言，对他人进行人格攻击的行为。
所有网络暴力事件的背后其实是不同价值观、不同人生经历、方方面各不相同的个人，对同一件事发表的不同看法。如果这些不同看法在言语表达上超出了正常探讨、发表意见的平和限度，使用了不礼貌，甚至侮辱性、攻击性的言语，就会上升为“暴力”行为。
“网络暴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用语。从法律上讲，网络暴力不过是一种集中了一堆难听、粗俗、肮脏言辞的群体骂人行为，受害人被侵害的是自己的人格权，涉及民法典的“人格权保护”条款。现实生活中，网络暴力给很多人造成的伤害后果可能很严重，比如我们看到了不少因不堪忍受网暴而自杀的人如刘学州，但是法律上对网暴进行惩罚的力度其实是比较轻的。就像两个人当街骂架，如果一方或多方使用了不好听的、甚至侮辱人格的语言，在民法典规定的范围内，就构成了人身受辱为主要内容的人身权侵害事件，法律会要求侵权人主要承担民事责任，民事责任不外乎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有时还涉及经济补偿性的赔偿责任，但基本不触及刑事责任。所以我们也很少见到因为谁骂谁构成了“犯罪”。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比如说，对英雄烈士进行的侮辱性表达，就可能容易构成了犯罪。但对一般人的人身权侵害来讲，很少会产生构成“犯罪”的后果。
北青报：有代表建议，网络暴力事件应该可公诉、或者专门立法，您怎么看待这个建议？
韩德云：这不是法律立法可以解决的问题。现行法律本身是有规定的，比如宪法，尤其是民法典等，都是有规定而且规定得很清楚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网上骂和在线下骂，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不过，线上骂的话，因为互联网传播的开放性，很容易引起暴风骤雨般的激烈效果，造成的人格伤害也就非同小可。
我认为，除了针对英雄烈士等特定个体引发的网暴，可能构成犯罪并提起公诉之外，网暴本身不是立法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网暴”这种现象，以及该从哪里去制止、制约网络暴力现象的产生，这才是比较重要的话题。
北青报：您觉得如果法律规定已经有了，还要靠哪些行为才能制约网暴呢？道德吗？道德本身肯定很重要的。
韩德云：是的。网络暴力总体是一个被网络放大了的语言暴力，不是现实中扔石头、打耳光这样直接的人身侵害。这种情况下如何去制约？我认为更多还是要从道德上去规范、去引领，只有当我们整个社会更多人变得更文明，网暴才会减少。
现实中一些受到网络暴力的人，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人身伤害，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可以去追究相关人的民事责任。如果觉得媒体对他造成了伤害，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追究媒体的责任。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类似不少这样的案例。在现实生活中，比如平台公司、传媒，对有些名人传播谣言构成人身侵害，基本是一告一个准，这种案例各地都有。
北青报：我们注意到，最近很多个案都与网络暴力有关，比如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比如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您怎么看这些事件？
韩德云：第一，我们的社会因为互联网正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件事的评价，只有一种声音。如果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去发表言论，不管是评价别人的行为，还是把自己的行为或观点曝光给整个社会知晓，从而寻求社会的理解、同情或支持，就一定要意识到这个社会是多元的，从来就不会只有一种声音，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或观点可以得到一边倒的赞美和肯定。这个社会愈来愈复杂，同一件事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管这些看法是真的假的，但一定是不同的。
所以，一个人如果要通过互联网表达观点，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接受不同情你、不理解你，甚至还要批评你、攻击你的这么一种观点的表述。
第二，在互联网媒介愈来愈发达的公共社会，一定要注意不要轻易把自己的隐私暴露给社会公众。社会公众对个人隐私有天生的探究、评说爱好，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发表观点，而是自己把隐私暴露给社会，就要有强大的心理能力去接受一个多元的社会对你隐私的追踪和评价。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奉劝大家不要轻易在互联网上讲自己的故事。珍惜个人隐私，比什么都重要，这个社会有多少流量、有多少荣誉、有多少金钱，是值得你用隐私去换取的。
第三，即使有涉世不深的人，不管因什么原因暴露了自己的隐私，希望得到社会的同情和理解，在面对整个社会有不同看法的情况下，我们的媒体媒介平台一定要用正确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去为舆论引航导向。不应该把某个人的隐私去刻意曝光，更不应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推波助澜。
最后，我们利用互联网来表达对他人的看法，对他人的经历、观点进行评判，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接受他人对我们的经历观点的不理解、不同情，甚至指责与批驳，面对一个网络让人轻易就可表达观点的世界，我们都要有一个更加独立的人格，更为平常的心态。
当然，不同观点的交汇交锋，都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表，这样这个社会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而这除了要靠法律，更多的还要靠道德规范。你能让法律去追究每一个不同情刘学州的人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北青报：很多人觉得，在网络虚拟空间骂别人一句，对方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韩德云：现在的网络社会，虚拟已经是一个表象。自从IP地址实名化之后，所有的网上言论都是实名的，都是可溯的。君不见，所有的谣言为何很快就公开了造谣者的身份。今天你要告谁，你都能查得到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不管你在网上取什么名字，今天的后台，所有人的IP地址都是可循的。
北青报：平台没有责任吗？
韩德云：平台不是说没有责任。比如，对于极端侮辱性的言语、字句，平台理论上是应该删掉的。
但平台更多的是提供了平台而已，如果我们要把所有发表言论的责任包括不当言论的责任归咎于平台，我估计任何一个平台经营者都会感到很困难，也许我们就再也没有平台了。
我们必须看到平台本身的中立性，很多时候平台也不能关掉一种声音，只允许另外一种声音存在。
北青报：网络暴力产生之后，是不是只能事后救济？这是不是助长了“网络喷子”“网络水军”“键盘侠”的气焰？
韩德云：怎么去事前救济呢？事前救济就很容易导致不准说、不准评价、不准发言。表达自由，评价、发言是每个人的宪法权利。
所以，我认为制约网暴的核心不是法律的问题，法律已经提供了救济渠道，任何人受到伤害，该告的就要告，该要侵权人赔的就让他们赔。但是，构建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们更需要伦理规范的约束。法律只是对伦理当中最必需的、最基本的规范进行了强制性要求，大量的社会规则还是需要用伦理规范去解决的，虽然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互联网社会提供了非常开放的、各自表达意见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从来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任何人要介入这个场合的话，不仅应该想到这一点，而且也应该首先学会适应这一点。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从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到网红“罗小猫猫子”直播中喝农药自杀悲剧，再到近期的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
近期，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联律师事务所重庆办公室执行合伙人韩德云。
北青报：目前，对网络暴力的界定是怎样的？
韩德云：网络暴力是一个通俗的说法，通常指人们在网上使用非正常的、可能涉及人身伤害的侮辱性语言，对他人进行人格攻击的行为。
所有网络暴力事件的背后其实是不同价值观、不同人生经历、方方面各不相同的个人，对同一件事发表的不同看法。如果这些不同看法在言语表达上超出了正常探讨、发表意见的平和限度，使用了不礼貌，甚至侮辱性、攻击性的言语，就会上升为“暴力”行为。
“网络暴力”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用语。从法律上讲，网络暴力不过是一种集中了一堆难听、粗俗、肮脏言辞的群体骂人行为，受害人被侵害的是自己的人格权，涉及民法典的“人格权保护”条款。现实生活中，网络暴力给很多人造成的伤害后果可能很严重，比如我们看到了不少因不堪忍受网暴而自杀的人如刘学州，但是法律上对网暴进行惩罚的力度其实是比较轻的。就像两个人当街骂架，如果一方或多方使用了不好听的、甚至侮辱人格的语言，在民法典规定的范围内，就构成了人身受辱为主要内容的人身权侵害事件，法律会要求侵权人主要承担民事责任，民事责任不外乎赔礼道歉、消除不良影响，有时还涉及经济补偿性的赔偿责任，但基本不触及刑事责任。所以我们也很少见到因为谁骂谁构成了“犯罪”。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下，比如说，对英雄烈士进行的侮辱性表达，就可能容易构成了犯罪。但对一般人的人身权侵害来讲，很少会产生构成“犯罪”的后果。
北青报：有代表建议，网络暴力事件应该可公诉、或者专门立法，您怎么看待这个建议？
韩德云：这不是法律立法可以解决的问题。现行法律本身是有规定的，比如宪法，尤其是民法典等，都是有规定而且规定得很清楚的。一个人或一群人在网上骂和在线下骂，其实没什么太大区别。不过，线上骂的话，因为互联网传播的开放性，很容易引起暴风骤雨般的激烈效果，造成的人格伤害也就非同小可。
我认为，除了针对英雄烈士等特定个体引发的网暴，可能构成犯罪并提起公诉之外，网暴本身不是立法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网暴”这种现象，以及该从哪里去制止、制约网络暴力现象的产生，这才是比较重要的话题。
北青报：您觉得如果法律规定已经有了，还要靠哪些行为才能制约网暴呢？道德吗？道德本身肯定很重要的。
韩德云：是的。网络暴力总体是一个被网络放大了的语言暴力，不是现实中扔石头、打耳光这样直接的人身侵害。这种情况下如何去制约？我认为更多还是要从道德上去规范、去引领，只有当我们整个社会更多人变得更文明，网暴才会减少。
现实中一些受到网络暴力的人，如果认为自己受到了人身伤害，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可以去追究相关人的民事责任。如果觉得媒体对他造成了伤害，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去追究媒体的责任。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类似不少这样的案例。在现实生活中，比如平台公司、传媒，对有些名人传播谣言构成人身侵害，基本是一告一个准，这种案例各地都有。
北青报：我们注意到，最近很多个案都与网络暴力有关，比如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比如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网络暴力一次次露出狰狞的面孔，让人防不胜防。您怎么看这些事件？
韩德云：第一，我们的社会因为互联网正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件事的评价，只有一种声音。如果我们希望通过互联网去发表言论，不管是评价别人的行为，还是把自己的行为或观点曝光给整个社会知晓，从而寻求社会的理解、同情或支持，就一定要意识到这个社会是多元的，从来就不会只有一种声音，没有任何一种行为或观点可以得到一边倒的赞美和肯定。这个社会愈来愈复杂，同一件事一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不管这些看法是真的假的，但一定是不同的。
所以，一个人如果要通过互联网表达观点，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接受不同情你、不理解你，甚至还要批评你、攻击你的这么一种观点的表述。
第二，在互联网媒介愈来愈发达的公共社会，一定要注意不要轻易把自己的隐私暴露给社会公众。社会公众对个人隐私有天生的探究、评说爱好，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任何一个人如果不是发表观点，而是自己把隐私暴露给社会，就要有强大的心理能力去接受一个多元的社会对你隐私的追踪和评价。如果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奉劝大家不要轻易在互联网上讲自己的故事。珍惜个人隐私，比什么都重要，这个社会有多少流量、有多少荣誉、有多少金钱，是值得你用隐私去换取的。
第三，即使有涉世不深的人，不管因什么原因暴露了自己的隐私，希望得到社会的同情和理解，在面对整个社会有不同看法的情况下，我们的媒体媒介平台一定要用正确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去为舆论引航导向。不应该把某个人的隐私去刻意曝光，更不应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推波助澜。
最后，我们利用互联网来表达对他人的看法，对他人的经历、观点进行评判，同时我们也要学会接受他人对我们的经历观点的不理解、不同情，甚至指责与批驳，面对一个网络让人轻易就可表达观点的世界，我们都要有一个更加独立的人格，更为平常的心态。
当然，不同观点的交汇交锋，都应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表，这样这个社会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而这除了要靠法律，更多的还要靠道德规范。你能让法律去追究每一个不同情刘学州的人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北青报：很多人觉得，在网络虚拟空间骂别人一句，对方也不知道自己是谁。
韩德云：现在的网络社会，虚拟已经是一个表象。自从IP地址实名化之后，所有的网上言论都是实名的，都是可溯的。君不见，所有的谣言为何很快就公开了造谣者的身份。今天你要告谁，你都能查得到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不管你在网上取什么名字，今天的后台，所有人的IP地址都是可循的。
北青报：平台没有责任吗？
韩德云：平台不是说没有责任。比如，对于极端侮辱性的言语、字句，平台理论上是应该删掉的。
但平台更多的是提供了平台而已，如果我们要把所有发表言论的责任包括不当言论的责任归咎于平台，我估计任何一个平台经营者都会感到很困难，也许我们就再也没有平台了。
我们必须看到平台本身的中立性，很多时候平台也不能关掉一种声音，只允许另外一种声音存在。
北青报：网络暴力产生之后，是不是只能事后救济？这是不是助长了“网络喷子”“网络水军”“键盘侠”的气焰？
韩德云：怎么去事前救济呢？事前救济就很容易导致不准说、不准评价、不准发言。表达自由，评价、发言是每个人的宪法权利。
所以，我认为制约网暴的核心不是法律的问题，法律已经提供了救济渠道，任何人受到伤害，该告的就要告，该要侵权人赔的就让他们赔。但是，构建一个文明的社会，我们更需要伦理规范的约束。法律只是对伦理当中最必需的、最基本的规范进行了强制性要求，大量的社会规则还是需要用伦理规范去解决的，虽然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互联网社会提供了非常开放的、各自表达意见的场合，在这种场合从来不会只有一种声音，任何人要介入这个场合的话，不仅应该想到这一点，而且也应该首先学会适应这一点。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孟亚旭
【最新！香港新增55353例确诊病例】
香港第五波疫情形势严峻，香港卫生署及医管局今天（2日）下午，在疫情记者会公布，截至今日零时香港新增55353例确诊病例，再创疫情以来单日新高。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目前可从水、陆两路方面从内地获得物资，呼吁市民以平静的心态对抗疫情，不要误信谣言，出现恐慌或抢购日用品。
针对各界关注的全民核酸检测，林郑月娥表示，相信特区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在短时间内多次进行全民检测，以达到“清零”的效果。有地方全城禁足或封城，但香港一定不会采取有关做法。全民检测并不会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运作。不过，她认为全民检测前，必须先仔细规划，让整个检测可彻底、快速、有序及有效地进行。
1、确诊病例数为何激增？
香港城市大学传染病及公共卫生系助理教授明伟杰表示，当前确诊病例激增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确诊程序简化。根据特区政府规定，初步确诊病例原需经过复检阳性才被视为确诊病例，过程需要3至4天。但日前特区政府简化确认程序，无须复检即可认定确诊。其次，确诊条件简化，自我快速检测的结果也受到特区政府承认。例如，民众使用核酸检测试剂盒进行自我检测，阳性结果可直接被视为确诊个案。
“现在确诊病例数激增，也跟之前病例数未得到完全反映有关。未简化确诊条件前，由于只能赴医疗机构进行检测，很多无症状和轻症患者未能进行检测。他们的案例没有反映在统计数据中。”明伟杰说。
但他也表示，简化确诊程序与条件的做法也存在假阳性和假阴性风险。这些确诊病例是否全是真实的阳性病例仍存有一定疑问，最后需要通过专业检测才能确定。
2、第五波疫情为何传播较快？
对于第五波疫情传播较快、加速上升的原因，香港立法会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玄表示，首先，香港的人口密度大，大部分民众居住空间较小，尤其是住在公共房屋和分租房屋里的民众，人际距离很近，容易互相传染。其次，部分房屋有大量改装，例如对排污和通风管道的改动；空气流通差，房间内成为病毒传播的温床。
第三，医学追踪方法比较原始，没有充分运用大数据手段进行追踪。在前四波疫情中，由于病毒传播相对较慢，医疗防疫人员通过人工手段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寻找传播链条，效率较低。但奥密克戎病毒迭代较快，传播迅速，当大规模暴发之后，确诊病例在几日内便翻一番，现有人手根本无法追踪。
林哲玄表示，疫苗接种率较低是造成较多老年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截至今年2月初，香港80岁以上长者的疫苗接种率仅约20%。据特区政府卫生防护中心统计，在近日死亡的新冠病人中，高达91%的死者未完成接种疫苗，80岁以上未完成接种疫苗长者的死亡率比完成接种者高16倍。
3、特区政府将如何应对疫情？
由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带队的第三批中央援港防控专家组，于28日下午抵达香港开展工作。专家组将与特区政府有关官员和专家充分交流经验，提出指导意见，全力帮助香港稳控疫情，并把减少人群感染、重症救治、降低死亡率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
3月1日下午，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专家与中央援港防控专家组进行座谈。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特区政府近日因应风险评估及善用资源而调整了相关防控措施，包括更广泛采用快速抗原测试、持续针对风险更高的楼宇进行“围封强检”行动、因应病人状况及其他因素加强分层治疗等。
专家也讨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例如如何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以及更好利用医疗资源，务求争分夺秒，尽快控制疫情，截断传播链。
对于当前疫情，明伟杰表示，预期3月中下旬将成为第五波疫情的高峰期，特区政府需要提前将患者所需的医疗设施准备好，包括重症患者所需床位。预计几天后，香港单日新增确诊数可能超过10万例，建议特区政府抓紧设立院前分流中心，做好患者分流工作。
3月1日晚7时，中央援建的青衣方舱医院正式交由香港特区政府营运，并接收首批无症状及轻症患者。该医院自2月22日开工，在中央全力支持下，建设者们争分夺秒，仅用7天时间便建成，全部投入使用后可提供约3900个隔离床位。
林哲玄表示，尽管疫情严峻，但也要看到香港抗疫的有利条件。首先，在完善选举制度后，特区政府的行政立法机构互相配合，关系更加和谐。其次，随着疫情发展，社会气氛有所转变。原先有部分市民对全民强检等存在抵触情绪，现在持这种负面观点的市民少多了。第三，市民疫苗接种率不断上升，尤其是老年人与儿童，这对减少重症病例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4、中央援港专家提出了哪些建议？
梁万年3月1日下午对记者表示，经过与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专家一天的座谈和讨论后，对香港抗疫的组织架构体系和公共卫生、社会干预、临床救治措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他表示，从总体上看，香港疫情比较严峻复杂，给医疗救治系统和其他有关部门带来严峻考验。在信息系统方面，如何能把公共卫生信息、临床救治信息和其他防控信息进行有效整合，做出进一步的研判？如何促使现有的各种防控体系协同高效运行，实现互相配合运行？这些都是内地专家与香港方面讨论的重要议题。双方也对下一步防控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
“我想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在香港特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运用科学手段，大家团结一致，一定能够战胜这次疫情。”梁万年说。
香港第五波疫情形势严峻，香港卫生署及医管局今天（2日）下午，在疫情记者会公布，截至今日零时香港新增55353例确诊病例，再创疫情以来单日新高。
林郑月娥表示，香港目前可从水、陆两路方面从内地获得物资，呼吁市民以平静的心态对抗疫情，不要误信谣言，出现恐慌或抢购日用品。
针对各界关注的全民核酸检测，林郑月娥表示，相信特区政府有足够的能力，在短时间内多次进行全民检测，以达到“清零”的效果。有地方全城禁足或封城，但香港一定不会采取有关做法。全民检测并不会影响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运作。不过，她认为全民检测前，必须先仔细规划，让整个检测可彻底、快速、有序及有效地进行。
1、确诊病例数为何激增？
香港城市大学传染病及公共卫生系助理教授明伟杰表示，当前确诊病例激增主要有两方面原因：首先，确诊程序简化。根据特区政府规定，初步确诊病例原需经过复检阳性才被视为确诊病例，过程需要3至4天。但日前特区政府简化确认程序，无须复检即可认定确诊。其次，确诊条件简化，自我快速检测的结果也受到特区政府承认。例如，民众使用核酸检测试剂盒进行自我检测，阳性结果可直接被视为确诊个案。
“现在确诊病例数激增，也跟之前病例数未得到完全反映有关。未简化确诊条件前，由于只能赴医疗机构进行检测，很多无症状和轻症患者未能进行检测。他们的案例没有反映在统计数据中。”明伟杰说。
但他也表示，简化确诊程序与条件的做法也存在假阳性和假阴性风险。这些确诊病例是否全是真实的阳性病例仍存有一定疑问，最后需要通过专业检测才能确定。
2、第五波疫情为何传播较快？
对于第五波疫情传播较快、加速上升的原因，香港立法会医疗卫生界议员林哲玄表示，首先，香港的人口密度大，大部分民众居住空间较小，尤其是住在公共房屋和分租房屋里的民众，人际距离很近，容易互相传染。其次，部分房屋有大量改装，例如对排污和通风管道的改动；空气流通差，房间内成为病毒传播的温床。
第三，医学追踪方法比较原始，没有充分运用大数据手段进行追踪。在前四波疫情中，由于病毒传播相对较慢，医疗防疫人员通过人工手段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寻找传播链条，效率较低。但奥密克戎病毒迭代较快，传播迅速，当大规模暴发之后，确诊病例在几日内便翻一番，现有人手根本无法追踪。
林哲玄表示，疫苗接种率较低是造成较多老年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截至今年2月初，香港80岁以上长者的疫苗接种率仅约20%。据特区政府卫生防护中心统计，在近日死亡的新冠病人中，高达91%的死者未完成接种疫苗，80岁以上未完成接种疫苗长者的死亡率比完成接种者高16倍。
3、特区政府将如何应对疫情？
由国家卫健委新冠肺炎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带队的第三批中央援港防控专家组，于28日下午抵达香港开展工作。专家组将与特区政府有关官员和专家充分交流经验，提出指导意见，全力帮助香港稳控疫情，并把减少人群感染、重症救治、降低死亡率作为当前工作的重点。
3月1日下午，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专家与中央援港防控专家组进行座谈。特区政府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表示，特区政府近日因应风险评估及善用资源而调整了相关防控措施，包括更广泛采用快速抗原测试、持续针对风险更高的楼宇进行“围封强检”行动、因应病人状况及其他因素加强分层治疗等。
专家也讨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例如如何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以及更好利用医疗资源，务求争分夺秒，尽快控制疫情，截断传播链。
对于当前疫情，明伟杰表示，预期3月中下旬将成为第五波疫情的高峰期，特区政府需要提前将患者所需的医疗设施准备好，包括重症患者所需床位。预计几天后，香港单日新增确诊数可能超过10万例，建议特区政府抓紧设立院前分流中心，做好患者分流工作。
3月1日晚7时，中央援建的青衣方舱医院正式交由香港特区政府营运，并接收首批无症状及轻症患者。该医院自2月22日开工，在中央全力支持下，建设者们争分夺秒，仅用7天时间便建成，全部投入使用后可提供约3900个隔离床位。
林哲玄表示，尽管疫情严峻，但也要看到香港抗疫的有利条件。首先，在完善选举制度后，特区政府的行政立法机构互相配合，关系更加和谐。其次，随着疫情发展，社会气氛有所转变。原先有部分市民对全民强检等存在抵触情绪，现在持这种负面观点的市民少多了。第三，市民疫苗接种率不断上升，尤其是老年人与儿童，这对减少重症病例也将起到积极作用。
4、中央援港专家提出了哪些建议？
梁万年3月1日下午对记者表示，经过与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专家一天的座谈和讨论后，对香港抗疫的组织架构体系和公共卫生、社会干预、临床救治措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他表示，从总体上看，香港疫情比较严峻复杂，给医疗救治系统和其他有关部门带来严峻考验。在信息系统方面，如何能把公共卫生信息、临床救治信息和其他防控信息进行有效整合，做出进一步的研判？如何促使现有的各种防控体系协同高效运行，实现互相配合运行？这些都是内地专家与香港方面讨论的重要议题。双方也对下一步防控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
“我想我们还是有信心的。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在香港特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运用科学手段，大家团结一致，一定能够战胜这次疫情。”梁万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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