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追诉人隐私权法律保护的三重维度
人民法院报 2021-01-28
孔德伦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关注的被追诉人权利主要停留在人身权、财产权及自由权等方面，相关侦查程序规制也主要是针对上述权利的保护，对被追诉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尚显不足。刑事诉讼法中即使有个别规定，也只是要求侦查人员对其所获悉的个人隐私保密，并未从侦查行为可能侵犯被追诉人隐私权的角度进行规制。
我国民法典独具特色地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并下设专章明确规定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其中明确：“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同时将个人信息中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从而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健康信息以及行踪信息等拟制为适用隐私权的规定。
民法典中关于隐私权的分类，被追诉人隐私权理应包含其中。据此，刑事诉讼法应该对接民法典，从构建实体审查标准、程序控权机制及证据审查规则等三重维度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规制，以保护被追诉人隐私权免受侵犯，从而更好平衡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构建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的实体审查标准
首先，在立法上要确立比例原则。比例原则作为一项公法原则，是正当程序所要求的基本原则之一。依照丹宁勋爵的观点，“法律的正当程序”是通过强制性措施的适当采用、调查的公正进行、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各个细节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比例原则贯穿始终，侦查环节尤甚。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就侦查阶段而言，比例原则应体现如下：侦查机关进行侦查时，对影响公民权利的侦查措施的适用，应考虑涉嫌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侦查情形的紧急与否、侦查措施对公民权利大小的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全面权衡所采取措施的必要性，仅有在侦查行为对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秩序所起积极作用与其干预公民权利的负面影响相比，前者价值体现显著时，才可以采取相关侦查措施。
其次，从立法上明确被追诉人隐私权的具体保护边界。隐私权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私人生活领域观念的增强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扩张而扩张。确立侦查措施与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的边界，需要从隐私权内容及案件严重程度的二元维度上进行考量，具体把握时应遵循两方面的标准。一方面，针对一般隐私，不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多严重，被追诉人的人身危险性多大，如果采取普通侦查措施即能达到破获案件的目的，就不应采取特殊侦查措施；如果采取不侵犯其隐私权的侦查措施即能达到破获案件的目的，就不应采取侵犯其隐私权的侦查措施；如果采取侵犯其一般隐私权的侦查措施即能达到破获案件的目的，就不应采取侵犯其核心隐私权的侦查措施。
另一方面，针对核心隐私，只有在采取前述措施难以达到破案目的，且犯罪社会危害性严重且被追诉人人身危险性大，综合权衡特殊侦查措施所侵犯的核心隐私权所代表的权益与侦破案件所维护的公共利益合乎比例的相称时，才可以采取侵犯核心隐私权的特殊侦查措施。
再次，从立法上确立隐私期待适当性的审查判断标准，用以判断个人是否具有合理隐私期待，即：其一，个人主观上具有合理隐私期待；其二，个人主观上的合理隐私期待在客观上是合理的。
一般认为，美国在Katz案中赋予了被追诉人隐私权支配性地位，将“合理隐私期待”作为衡量侦查行为是否合法的主要标准，用以保护被追诉人隐私权。在我国，为了侦查犯罪的一般需要，除了一般隐私以外，侦查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侦查活动，须满足程序正当性的要求。但是，当公民个人的隐私期待利益趋于弱化，特别是被追诉人的隐私期待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甚至受到侵犯时，侦查机关基于调查犯罪的一般需要而进行的侦查行为对程序正当性的“限缩”就具有实体正当性。
最后，从立法上明确技术侦查等特殊侦查措施适用中的“特别需要”审查判断标准。侦查机关依照法律相关规定而实施侦查行为，其对特殊侦查措施必要性须满足“特别需要”原则，才具有实体正当性。故特殊侦查措施的适用应坚持最后适用原则，在采取其他侦查措施难以获得犯罪证据的情况下才予适用。换言之，国家在维护重大且紧迫的公共利益——侦查犯罪时，其适用特殊侦查措施对被追诉人隐私权的损害，在实体正当性上要依照权衡原则进行处理。
二、构建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的程序控权机制
第一，要确立事前审批原则。在刑事审前程序中，刑事诉讼法要求所有的强制性侦查措施都必须依据有权机关签发的文件实施。但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强制性侦查所签发的文件通常由侦查机关自己决定并执行，没有第三方审查。域外采取令状主义的国家，对于令状由谁签发，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的是“法官令状许可制度”，少数国家和地区采取“侦查中检察官审查许可、审判中法官审查许可”的二元模式。
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适用由谁批准做何设计，方案或许是构建近期、中期和远期的“阶层式”正当程序控权机制。详言之，鉴于目前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可能性不大，故司法实践中应依照现有规定严格侦查措施内部审批程序；待将来刑事诉讼法修订时，可以考虑构造一种侦查措施由检察院审查批准的程序设计，这也符合检察机关系我国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定位；从长远看，我国应当建立侦查措施由人民法院批准许可的制度。
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的时间节点可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保持一致。
第二，要确立事后救济原则。按照“有权利就有救济”的古老法彦，涉及公民权利的程序或制度，无论制定得如何精细，倘若没有制定相应的较为完善的权利救济体系，其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侦查机关迫不得已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对犯罪行为进行侦查时，应设计强制性侦查措施的事后审查救济机制。具体有以下两种措施：
一是确立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告知义务是指在侦查行为实施完毕以后，执行机关应当向被追诉人明确告知所采取的具体侦查措施以及据此收集的证据材料情况等，以便于被追诉人及时知晓，保障其知情权。
二是明确被追诉人的异议申请权。被追诉人享有知情权是为了有针对性地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及相关证据材料提出审查异议。这种异议申请既是对被追诉人刑事诉讼主体地位的尊重，也是对被追诉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故而，有必要完善司法监督体系，赋予被追诉人救济权利，允许被追诉人对侦查机关采取的侵害其隐私权的侦查行为提出异议申请，以保护其隐私权。
三、构建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的证据审查规则
关于侦查行为对被追诉人隐私权侵犯的情形，域外法治国家普遍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证据排除法则的主要目的在于吓阻警察将来的违法行为，以实现宪法第四修正案对人民的保障”。在德国，如果个人隐私权受到侵害，那么受害人可以将法定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救济手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但对于收集程序不符合法的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予以排除。侦查机关在取证过程中，面临着侦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采取侦查措施从而侵害被追诉人隐私权的情况。鉴此，应当参照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上述一般规定，区分不同情形予以规制。
其一，对于存在未经审批、“空白”审批或概括性审批而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从而收集的证据材料，侵犯被追诉人隐私权的，该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其二，对于审批程序存在瑕疵，未严重侵犯被追诉人隐私权的，可以容许侦查机关采取一定补救措施，以修复证据能力；补救不能的，该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亦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金燕)
人民法院报 2021-01-28
孔德伦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关注的被追诉人权利主要停留在人身权、财产权及自由权等方面，相关侦查程序规制也主要是针对上述权利的保护，对被追诉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尚显不足。刑事诉讼法中即使有个别规定，也只是要求侦查人员对其所获悉的个人隐私保密，并未从侦查行为可能侵犯被追诉人隐私权的角度进行规制。
我国民法典独具特色地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并下设专章明确规定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其中明确：“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同时将个人信息中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从而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健康信息以及行踪信息等拟制为适用隐私权的规定。
民法典中关于隐私权的分类，被追诉人隐私权理应包含其中。据此，刑事诉讼法应该对接民法典，从构建实体审查标准、程序控权机制及证据审查规则等三重维度对公权力的行使进行规制，以保护被追诉人隐私权免受侵犯，从而更好平衡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构建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的实体审查标准
首先，在立法上要确立比例原则。比例原则作为一项公法原则，是正当程序所要求的基本原则之一。依照丹宁勋爵的观点，“法律的正当程序”是通过强制性措施的适当采用、调查的公正进行、消除不必要的延误等各个细节来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比例原则贯穿始终，侦查环节尤甚。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就侦查阶段而言，比例原则应体现如下：侦查机关进行侦查时，对影响公民权利的侦查措施的适用，应考虑涉嫌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大小、侦查情形的紧急与否、侦查措施对公民权利大小的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全面权衡所采取措施的必要性，仅有在侦查行为对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秩序所起积极作用与其干预公民权利的负面影响相比，前者价值体现显著时，才可以采取相关侦查措施。
其次，从立法上明确被追诉人隐私权的具体保护边界。隐私权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私人生活领域观念的增强以及公民权利意识的扩张而扩张。确立侦查措施与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的边界，需要从隐私权内容及案件严重程度的二元维度上进行考量，具体把握时应遵循两方面的标准。一方面，针对一般隐私，不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多严重，被追诉人的人身危险性多大，如果采取普通侦查措施即能达到破获案件的目的，就不应采取特殊侦查措施；如果采取不侵犯其隐私权的侦查措施即能达到破获案件的目的，就不应采取侵犯其隐私权的侦查措施；如果采取侵犯其一般隐私权的侦查措施即能达到破获案件的目的，就不应采取侵犯其核心隐私权的侦查措施。
另一方面，针对核心隐私，只有在采取前述措施难以达到破案目的，且犯罪社会危害性严重且被追诉人人身危险性大，综合权衡特殊侦查措施所侵犯的核心隐私权所代表的权益与侦破案件所维护的公共利益合乎比例的相称时，才可以采取侵犯核心隐私权的特殊侦查措施。
再次，从立法上确立隐私期待适当性的审查判断标准，用以判断个人是否具有合理隐私期待，即：其一，个人主观上具有合理隐私期待；其二，个人主观上的合理隐私期待在客观上是合理的。
一般认为，美国在Katz案中赋予了被追诉人隐私权支配性地位，将“合理隐私期待”作为衡量侦查行为是否合法的主要标准，用以保护被追诉人隐私权。在我国，为了侦查犯罪的一般需要，除了一般隐私以外，侦查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侦查活动，须满足程序正当性的要求。但是，当公民个人的隐私期待利益趋于弱化，特别是被追诉人的隐私期待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甚至受到侵犯时，侦查机关基于调查犯罪的一般需要而进行的侦查行为对程序正当性的“限缩”就具有实体正当性。
最后，从立法上明确技术侦查等特殊侦查措施适用中的“特别需要”审查判断标准。侦查机关依照法律相关规定而实施侦查行为，其对特殊侦查措施必要性须满足“特别需要”原则，才具有实体正当性。故特殊侦查措施的适用应坚持最后适用原则，在采取其他侦查措施难以获得犯罪证据的情况下才予适用。换言之，国家在维护重大且紧迫的公共利益——侦查犯罪时，其适用特殊侦查措施对被追诉人隐私权的损害，在实体正当性上要依照权衡原则进行处理。
二、构建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的程序控权机制
第一，要确立事前审批原则。在刑事审前程序中，刑事诉讼法要求所有的强制性侦查措施都必须依据有权机关签发的文件实施。但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强制性侦查所签发的文件通常由侦查机关自己决定并执行，没有第三方审查。域外采取令状主义的国家，对于令状由谁签发，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普遍采取的是“法官令状许可制度”，少数国家和地区采取“侦查中检察官审查许可、审判中法官审查许可”的二元模式。
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强制性侦查措施的适用由谁批准做何设计，方案或许是构建近期、中期和远期的“阶层式”正当程序控权机制。详言之，鉴于目前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可能性不大，故司法实践中应依照现有规定严格侦查措施内部审批程序；待将来刑事诉讼法修订时，可以考虑构造一种侦查措施由检察院审查批准的程序设计，这也符合检察机关系我国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定位；从长远看，我国应当建立侦查措施由人民法院批准许可的制度。
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的时间节点可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保持一致。
第二，要确立事后救济原则。按照“有权利就有救济”的古老法彦，涉及公民权利的程序或制度，无论制定得如何精细，倘若没有制定相应的较为完善的权利救济体系，其就只能是纸上谈兵。侦查机关迫不得已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对犯罪行为进行侦查时，应设计强制性侦查措施的事后审查救济机制。具体有以下两种措施：
一是确立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告知义务是指在侦查行为实施完毕以后，执行机关应当向被追诉人明确告知所采取的具体侦查措施以及据此收集的证据材料情况等，以便于被追诉人及时知晓，保障其知情权。
二是明确被追诉人的异议申请权。被追诉人享有知情权是为了有针对性地对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及相关证据材料提出审查异议。这种异议申请既是对被追诉人刑事诉讼主体地位的尊重，也是对被追诉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故而，有必要完善司法监督体系，赋予被追诉人救济权利，允许被追诉人对侦查机关采取的侵害其隐私权的侦查行为提出异议申请，以保护其隐私权。
三、构建被追诉人隐私权保护的证据审查规则
关于侦查行为对被追诉人隐私权侵犯的情形，域外法治国家普遍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证据排除法则的主要目的在于吓阻警察将来的违法行为，以实现宪法第四修正案对人民的保障”。在德国，如果个人隐私权受到侵害，那么受害人可以将法定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种救济手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非法收集的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但对于收集程序不符合法的物证、书证，可能严重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应当予以排除。侦查机关在取证过程中，面临着侦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采取侦查措施从而侵害被追诉人隐私权的情况。鉴此，应当参照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的上述一般规定，区分不同情形予以规制。
其一，对于存在未经审批、“空白”审批或概括性审批而采取强制性侦查措施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从而收集的证据材料，侵犯被追诉人隐私权的，该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其二，对于审批程序存在瑕疵，未严重侵犯被追诉人隐私权的，可以容许侦查机关采取一定补救措施，以修复证据能力；补救不能的，该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亦不得作为定案根据。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责任编辑：金燕)
【权威疫苗专家邵一鸣接受《环球时报》专访：#中国八成人接种疫苗才能群体免疫# 】在全球新冠确诊病例突破1亿背景下，疫苗成为全球最受关注的话题。27日上午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截至26日，我国已接种新冠疫苗2276.7万剂次。针对疫苗接种、研制等话题，《环球时报》记者专访了一直参加中国新冠疫苗技术评审的世卫组织疫苗研发委员会顾问、中国疾控中心艾滋病首席专家邵一鸣。
国产疫苗如何应对毒株变异？
环球时报：最近，英国、南非、巴西相继出现新的突变毒株。据您了解，我国新冠疫苗对于这些突变毒株是否还有保护效果？
邵一鸣：一代疫苗肯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病毒变异是个永恒的主题。一般来说，疫苗针对同源（homologous）毒株（strain）——也就是与疫苗研发基于的毒株或与之极为相似的病毒——保护效果是最好的，而对于与之变异大的异源（heterologous）毒株，保护效果可能出现一定下降，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根据我国疫苗企业和实验室的研究显示，我国新冠疫苗对于去年上半年早期出现的一些变异毒株，中和抗体效力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最近在英国流行的突变毒株，中和抗体效力变化也不大；对于近期在南非流行的突变毒株，抗体滴度滴度稍有下降。
不过，这种中和抗体效力的变化，并不直接对应疫苗的“有效”和“无效”，只是一种百分比上的变化。只要中和抗体效力还在有效保护范围内，疫苗就都可以说还是有效的。以我们熟悉的流感病毒为例，只有流感疫苗的中和滴度下降到原来的1/2以下时，才会影响疫苗的保护率，再审视突变株感染总人群比率后，可考虑更换新一代的疫苗。
而突变毒株对疫苗保护力的影响到底有多少，还是要看人群实际使用的情况才能确定，因为实验室只能测试体外的情况，与体内效果是不同的。比如在两个分别主要流行原始毒株和变异毒株的区域，观察同一款疫苗对疫情控制情况是否有区别，来判断变异毒株对疫苗保护力产生的影响效果。
环球时报：如果出现疫苗对变异毒株失效的情况，我国国产疫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升级更新？
邵一鸣：在应对变异毒株方面，两条反应最快的技术路线分别是mRNA疫苗和灭活疫苗，而其他像病毒载体和重组蛋白的技术路线则要很多。
对于国内灭活疫苗来说，企业在拿到变异毒株后，只需要更换病毒培养罐中的种子病毒，其他工序无需做任何调整。而对于mRNA疫苗来说，相当于只需要在化学合成图谱上更改几处，由机器合成和修饰后即成为更新的疫苗。
我国的灭活疫苗完成应对新突变毒株的疫苗升级更新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mRNA疫苗大概只需要几周。由于mRNA是化学合成技术，灭活疫苗是生物技术，后者需要时间来培育细胞，在规模生产方面灭活疫苗需质控因素较多，比mRNA疫苗的化学工程要慢一些，但前后差距应不会超过1个月。
环球时报：升级后的疫苗是否还需要把一、二、三期临床试验和所有审批手续重走一遍？
邵一鸣：这取决于药品管理部门。作为一种新的生物制品，不经测试就大规模使用肯定不合适。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大大加快的，各期临床试验都可以加速走，不必像第一次申报新药那样反复地报资料、反复地审，毕竟只是极小的改动，绝大部分生产工序都一样，而且灭活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
环球时报：未来新冠疫苗是否会升级成多价疫苗，以应对不同种类的毒株？
邵一鸣：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某个区域到底会流行哪种优势株，而且有优势株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类型毒株。以后很可能是像流感或宫颈癌(HPV)疫苗那样，用多价针对同时流行的不同类型的，或新出现的变异毒株。
未来需要两三年就打一次？
环球时报：现在看来，未来新冠疫苗会不会像流感疫苗那样，每两三年就需要更新并重新接种一遍？
邵一鸣：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未来新冠不会像流感那样猖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类从未花如此大的力气去对付流感，基本只是以常规状态去应对，流感疫苗也是可打可不打。而由于新冠肺炎的危害远高于流感，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规模人群检测、高强度病例治疗、隔离、追踪、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禁足乃至封城等措施，全力应对新冠。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可能会把它压制到很低的程度，可能偶尔有局部散发，就好像埃博拉，每年在中非都会冒出来一些，但规模都不大。新冠像“非典”那样完全被消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也没机会形成像流感那样季节性大规模流行。
环球时报：近日，科兴疫苗在巴西三期试验的保护率公布：该疫苗对需要医疗救治的轻症保护效力为77.96%，总体保护效力为50.4%。您曾表示，科兴疫苗在巴西试验中总体保护效力较低的原因是受试人群都是医护人员，环境暴露风险较大。但也有声音认为，环境风险只会加快试验到达终点的时间，而不会影响保护率数字，因为安慰剂组也处在同样的风险下。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邵一鸣：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建筑公司按抗6级抗震标准盖的楼（疫苗组）在6级地震中完全不倒，与当地倒了楼（对照组）比较，保护率很好。但此楼移到8级震区，一遇大震就损毁了，保护率下降，并不是建筑有问题，而是场景变化、风险提高了。疫苗高风险场景下的保护率下降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是灭活疫苗3期临床试验，科兴疫苗要保护巴西高风险医护人员（23.26每百人年）不出现新冠症状是难度，较中生集团疫苗保护阿联酋普通人群（5.82每百人年）的更大。这就是中生集团疫苗的保护率（79.4%—86%）明显高于科兴疫苗的主要原因（50.4%）。
再举一个哈佛大学猴子疫苗试验为例：两组各12只猴子分别打疫苗和安慰剂后，用同样的病毒攻击，第一轮病毒攻击时，安慰剂组10只感染，疫苗组4只感染，疫苗的保护率是60%；第三轮病毒攻击后，，安慰剂组12只全部感染，疫苗组有7只被感染，疫苗保护率就降到42%；第6轮病毒攻击后，疫苗组只有1没感染，疫苗保护率只有8%。而在新冠病人超800万的巴西医护人员，较新冠病人只有十几万的阿联酋普通人群，受病毒攻击频率高出很多，疫苗保护率也就会降低了。
环球时报：根据我国疫苗的保护率数据，大概需要多少比例的人口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邵一鸣：从理论上来说，群体免疫屏障的水平Y可根据公式：（1-1/R0）x 100% 来计算。其中R0为一个感染者平均把病毒传给几个人的能力，新冠病毒的R0为3，Y为66%。由于疫苗保护率低于100%，加之疫苗运输、使用中的损耗，我国大概需要80%以上的人群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两年左右。
不过，现实中我们还需要考虑更复杂的因素：我们一般说的免疫屏障，是指阻断病毒的传播，但现在无论是国产疫苗还是西方疫苗，测定的都是制止发病，而不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
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3期临床试验中抽取一部分人进行核酸普测，发现尽管该疫苗对新冠发病的保护率为70.4%，但对无症状感染的保护率只有27.3%。所以，使用当前的国内外新冠疫苗，是难以建立起阻断病毒传播的免疫屏障的。
环球时报：如果如您所说，疫苗也难以防止无症状感染，那您认为未来我们有必要调整对无症状感染的认知和防控措施吗？
邵一鸣：防控策略肯定会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优化和调整的。新冠病毒防治的两难状态在于，它是一种介于“非典”和流感之间的病毒：“非典”病死率高，但传播能力相对较弱，我们有可能把它一次扑灭；流感病死率低，但传播能力很强，我们从未想过能把它扑灭。
接下来的防控策略，可能还是要看疫情会更向流感那个方向发展，还是更向着“非典”的方向发展。不过，鉴于新冠病毒对生命的伤害程度，还是有必要采取比对付普通流感更强的手段，以对经济和社会正常生活影响更小的方式，即更低成本更高效益的新防控模式来应对它的。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并行推进传统防控措施和疫苗接种的方法，一方面挽救生命，一方面大幅降低病毒的传播。当前通过接种疫苗建立这样的免疫屏障，即显著减少发病、大幅度降低重症和死亡，保障医疗体系的正常运转，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80岁老人接种疫苗安全吗？
环球时报：不久前，挪威发现23例与美国辉瑞公司新冠疫苗相关的老年人死亡病例，已对其中13例死亡病例进行评估，认为死亡原因可能与疫苗引发的发热、恶心等不良反应有关。鉴于这种情况，您建议国内80岁以上的老人接种新冠疫苗吗？
邵一鸣：鉴于中国目前严格的防控措施，国内大部分地区的中国老百姓面临病毒感染风险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比较好的接种策略是：先扩大疫苗紧急使用人群的接种，尽快全面覆盖保护防治一线医护和疾控人员、保守国门的安全人员、接触进口货物的工作人员，交通运输部门人员，必须前往境外疫区或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员。即优先保护国内尚有感染风险的人群，而对于风险较低的人群来说，可以先等一等，再根据国家的部署，有序地接种疫苗。
具体到老年人群体，辉瑞和Moderna公司的mRNA疫苗不良风险发生的比例和不确定性确实比较高，但在欧美疫情大暴发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确是高风险人群，尤其感染病毒后病死率非常高。所以他们的科学家在平衡风险与收益后，仍然做出让超过8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决定，我是可以理解的。
而对国内外所有使用的疫苗来说，尽管当前疫苗较大规模人群应用的时间都在半年左右，对新冠疫苗的中长期风险的把握，还缺乏数据的支持，但由于我国的灭活疫苗是成熟技术，在人类已有上百年的应用历史，其不可预测性较首次用于人类的mRNA疫苗低很多。所以，我国健康的老年人接种灭活疫苗应该是可以的，风险是可控的。但鉴于我国疫情已被基本控制，不存在欧美那样老年人也必须马上接种的必要性，8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可以更保守一些，等一等未来将会有的保护率和安全性都更高的疫苗，也可以先给老年人周围的人员接种疫苗，如家人、保姆和养老院工作人员，为老年人增加一道防护屏障。
我国应该在第一代疫苗取得成功后，继续加大对后继疫苗的支持力度，促使我国研制的不仅预防发病、还能阻断病毒感染和传播的疫苗早日出现。到那时，将有可能使用疫苗建立我们想建立的最理想的群体免疫屏障
中美疫苗合作前景如何？
环球时报：西方许多舆论质疑中国疫苗的透明度。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邵一鸣：我国各疫苗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合作，是在全球最早开展新冠疫苗的1、2期临床试验，也是最早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新冠疫苗1、2期临床试验是数据的国家。由于我国疫情控制得好，以至于国内没有足够的新发病例，无法开展3期临床试验。当我国疫苗在境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时，试验的负责单位是外方机构，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公布临床试验数据，必须由外方机构决定，中方没有决策权。
以科兴在巴西的三期试验为例，该试验的推进全权由巴西合作方进行，科兴只提供疫苗，不插手对方试验工作的进展。而巴西方面的试验也是采用国际化的团队，他们聘用了一个美国的监理公司，监督试验的总体运转。试验产生的数据还要交给另一个欧洲数据分析公司，开展第三方的独立数据分析，撰写最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报告。巴西方面何时公布、公布多少和什么数据都是由巴西决定。所以，说中国疫苗的透明度存在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中美在抗疫和疫苗合作上的前景？中国和美国的疫苗是竞争关系吗？
邵一鸣：我认为疫情这场“大火”仍然是有希望扑灭的，但前提是中美必须要携手合作。地球就好像是一个村子，村里平时各家有互相吵架、打架的情况，但现在村里着火了，火势还蔓延很快，就不能村长和书记先吵起来了，而是要搁置一切争议和矛盾，带领全村齐心协力去救火，否则全村就有在大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
我还记得在美国疫情刚暴发的时候，福奇医生一开始建议老百姓不要戴口罩，后来也受到特朗普的甩锅。他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口罩存量严重不足，他们卫生部门希望把更多口罩优先供给风险更高的医护人员。但其实中国当时的口罩产能已经大幅上升，我个人也曾经帮助美国的合作大学和州市协调了若干批口罩和防护服。大学和好几个州一开始很高兴，但后来由于联邦政府从中干预，不允许他们接收。结果不仅医护人员口罩、防护服没有大的缓解，老百姓就更不够了！由此可见一斑，缺乏国际和国内合作，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之一。
国产疫苗如何应对毒株变异？
环球时报：最近，英国、南非、巴西相继出现新的突变毒株。据您了解，我国新冠疫苗对于这些突变毒株是否还有保护效果？
邵一鸣：一代疫苗肯定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因为病毒变异是个永恒的主题。一般来说，疫苗针对同源（homologous）毒株（strain）——也就是与疫苗研发基于的毒株或与之极为相似的病毒——保护效果是最好的，而对于与之变异大的异源（heterologous）毒株，保护效果可能出现一定下降，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根据我国疫苗企业和实验室的研究显示，我国新冠疫苗对于去年上半年早期出现的一些变异毒株，中和抗体效力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对于最近在英国流行的突变毒株，中和抗体效力变化也不大；对于近期在南非流行的突变毒株，抗体滴度滴度稍有下降。
不过，这种中和抗体效力的变化，并不直接对应疫苗的“有效”和“无效”，只是一种百分比上的变化。只要中和抗体效力还在有效保护范围内，疫苗就都可以说还是有效的。以我们熟悉的流感病毒为例，只有流感疫苗的中和滴度下降到原来的1/2以下时，才会影响疫苗的保护率，再审视突变株感染总人群比率后，可考虑更换新一代的疫苗。
而突变毒株对疫苗保护力的影响到底有多少，还是要看人群实际使用的情况才能确定，因为实验室只能测试体外的情况，与体内效果是不同的。比如在两个分别主要流行原始毒株和变异毒株的区域，观察同一款疫苗对疫情控制情况是否有区别，来判断变异毒株对疫苗保护力产生的影响效果。
环球时报：如果出现疫苗对变异毒株失效的情况，我国国产疫苗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完成升级更新？
邵一鸣：在应对变异毒株方面，两条反应最快的技术路线分别是mRNA疫苗和灭活疫苗，而其他像病毒载体和重组蛋白的技术路线则要很多。
对于国内灭活疫苗来说，企业在拿到变异毒株后，只需要更换病毒培养罐中的种子病毒，其他工序无需做任何调整。而对于mRNA疫苗来说，相当于只需要在化学合成图谱上更改几处，由机器合成和修饰后即成为更新的疫苗。
我国的灭活疫苗完成应对新突变毒株的疫苗升级更新大概需要2个月左右，mRNA疫苗大概只需要几周。由于mRNA是化学合成技术，灭活疫苗是生物技术，后者需要时间来培育细胞，在规模生产方面灭活疫苗需质控因素较多，比mRNA疫苗的化学工程要慢一些，但前后差距应不会超过1个月。
环球时报：升级后的疫苗是否还需要把一、二、三期临床试验和所有审批手续重走一遍？
邵一鸣：这取决于药品管理部门。作为一种新的生物制品，不经测试就大规模使用肯定不合适。但是，我认为这个过程是可以大大加快的，各期临床试验都可以加速走，不必像第一次申报新药那样反复地报资料、反复地审，毕竟只是极小的改动，绝大部分生产工序都一样，而且灭活技术也已经非常成熟。
环球时报：未来新冠疫苗是否会升级成多价疫苗，以应对不同种类的毒株？
邵一鸣：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未来某个区域到底会流行哪种优势株，而且有优势株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其他类型毒株。以后很可能是像流感或宫颈癌(HPV)疫苗那样，用多价针对同时流行的不同类型的，或新出现的变异毒株。
未来需要两三年就打一次？
环球时报：现在看来，未来新冠疫苗会不会像流感疫苗那样，每两三年就需要更新并重新接种一遍？
邵一鸣：存在这样的可能性，但我认为未来新冠不会像流感那样猖獗。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人类从未花如此大的力气去对付流感，基本只是以常规状态去应对，流感疫苗也是可打可不打。而由于新冠肺炎的危害远高于流感，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大规模人群检测、高强度病例治疗、隔离、追踪、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禁足乃至封城等措施，全力应对新冠。
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新冠病毒，但可能会把它压制到很低的程度，可能偶尔有局部散发，就好像埃博拉，每年在中非都会冒出来一些，但规模都不大。新冠像“非典”那样完全被消灭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也没机会形成像流感那样季节性大规模流行。
环球时报：近日，科兴疫苗在巴西三期试验的保护率公布：该疫苗对需要医疗救治的轻症保护效力为77.96%，总体保护效力为50.4%。您曾表示，科兴疫苗在巴西试验中总体保护效力较低的原因是受试人群都是医护人员，环境暴露风险较大。但也有声音认为，环境风险只会加快试验到达终点的时间，而不会影响保护率数字，因为安慰剂组也处在同样的风险下。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邵一鸣：我举一个例子，一个建筑公司按抗6级抗震标准盖的楼（疫苗组）在6级地震中完全不倒，与当地倒了楼（对照组）比较，保护率很好。但此楼移到8级震区，一遇大震就损毁了，保护率下降，并不是建筑有问题，而是场景变化、风险提高了。疫苗高风险场景下的保护率下降也是同样的道理。
同样是灭活疫苗3期临床试验，科兴疫苗要保护巴西高风险医护人员（23.26每百人年）不出现新冠症状是难度，较中生集团疫苗保护阿联酋普通人群（5.82每百人年）的更大。这就是中生集团疫苗的保护率（79.4%—86%）明显高于科兴疫苗的主要原因（50.4%）。
再举一个哈佛大学猴子疫苗试验为例：两组各12只猴子分别打疫苗和安慰剂后，用同样的病毒攻击，第一轮病毒攻击时，安慰剂组10只感染，疫苗组4只感染，疫苗的保护率是60%；第三轮病毒攻击后，，安慰剂组12只全部感染，疫苗组有7只被感染，疫苗保护率就降到42%；第6轮病毒攻击后，疫苗组只有1没感染，疫苗保护率只有8%。而在新冠病人超800万的巴西医护人员，较新冠病人只有十几万的阿联酋普通人群，受病毒攻击频率高出很多，疫苗保护率也就会降低了。
环球时报：根据我国疫苗的保护率数据，大概需要多少比例的人口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邵一鸣：从理论上来说，群体免疫屏障的水平Y可根据公式：（1-1/R0）x 100% 来计算。其中R0为一个感染者平均把病毒传给几个人的能力，新冠病毒的R0为3，Y为66%。由于疫苗保护率低于100%，加之疫苗运输、使用中的损耗，我国大概需要80%以上的人群接种才能建立起群体免疫屏障，这大概需要两年左右。
不过，现实中我们还需要考虑更复杂的因素：我们一般说的免疫屏障，是指阻断病毒的传播，但现在无论是国产疫苗还是西方疫苗，测定的都是制止发病，而不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
英国阿斯利康疫苗 3期临床试验中抽取一部分人进行核酸普测，发现尽管该疫苗对新冠发病的保护率为70.4%，但对无症状感染的保护率只有27.3%。所以，使用当前的国内外新冠疫苗，是难以建立起阻断病毒传播的免疫屏障的。
环球时报：如果如您所说，疫苗也难以防止无症状感染，那您认为未来我们有必要调整对无症状感染的认知和防控措施吗？
邵一鸣：防控策略肯定会根据疫情防控的不同阶段，不断进行优化和调整的。新冠病毒防治的两难状态在于，它是一种介于“非典”和流感之间的病毒：“非典”病死率高，但传播能力相对较弱，我们有可能把它一次扑灭；流感病死率低，但传播能力很强，我们从未想过能把它扑灭。
接下来的防控策略，可能还是要看疫情会更向流感那个方向发展，还是更向着“非典”的方向发展。不过，鉴于新冠病毒对生命的伤害程度，还是有必要采取比对付普通流感更强的手段，以对经济和社会正常生活影响更小的方式，即更低成本更高效益的新防控模式来应对它的。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并行推进传统防控措施和疫苗接种的方法，一方面挽救生命，一方面大幅降低病毒的传播。当前通过接种疫苗建立这样的免疫屏障，即显著减少发病、大幅度降低重症和死亡，保障医疗体系的正常运转，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80岁老人接种疫苗安全吗？
环球时报：不久前，挪威发现23例与美国辉瑞公司新冠疫苗相关的老年人死亡病例，已对其中13例死亡病例进行评估，认为死亡原因可能与疫苗引发的发热、恶心等不良反应有关。鉴于这种情况，您建议国内80岁以上的老人接种新冠疫苗吗？
邵一鸣：鉴于中国目前严格的防控措施，国内大部分地区的中国老百姓面临病毒感染风险并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比较好的接种策略是：先扩大疫苗紧急使用人群的接种，尽快全面覆盖保护防治一线医护和疾控人员、保守国门的安全人员、接触进口货物的工作人员，交通运输部门人员，必须前往境外疫区或高风险地区工作的人员。即优先保护国内尚有感染风险的人群，而对于风险较低的人群来说，可以先等一等，再根据国家的部署，有序地接种疫苗。
具体到老年人群体，辉瑞和Moderna公司的mRNA疫苗不良风险发生的比例和不确定性确实比较高，但在欧美疫情大暴发的背景下，老年人的确是高风险人群，尤其感染病毒后病死率非常高。所以他们的科学家在平衡风险与收益后，仍然做出让超过8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的决定，我是可以理解的。
而对国内外所有使用的疫苗来说，尽管当前疫苗较大规模人群应用的时间都在半年左右，对新冠疫苗的中长期风险的把握，还缺乏数据的支持，但由于我国的灭活疫苗是成熟技术，在人类已有上百年的应用历史，其不可预测性较首次用于人类的mRNA疫苗低很多。所以，我国健康的老年人接种灭活疫苗应该是可以的，风险是可控的。但鉴于我国疫情已被基本控制，不存在欧美那样老年人也必须马上接种的必要性，80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可以更保守一些，等一等未来将会有的保护率和安全性都更高的疫苗，也可以先给老年人周围的人员接种疫苗，如家人、保姆和养老院工作人员，为老年人增加一道防护屏障。
我国应该在第一代疫苗取得成功后，继续加大对后继疫苗的支持力度，促使我国研制的不仅预防发病、还能阻断病毒感染和传播的疫苗早日出现。到那时，将有可能使用疫苗建立我们想建立的最理想的群体免疫屏障
中美疫苗合作前景如何？
环球时报：西方许多舆论质疑中国疫苗的透明度。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邵一鸣：我国各疫苗研发机构和生产企业合作，是在全球最早开展新冠疫苗的1、2期临床试验，也是最早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新冠疫苗1、2期临床试验是数据的国家。由于我国疫情控制得好，以至于国内没有足够的新发病例，无法开展3期临床试验。当我国疫苗在境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时，试验的负责单位是外方机构，是否、何时、以及如何公布临床试验数据，必须由外方机构决定，中方没有决策权。
以科兴在巴西的三期试验为例，该试验的推进全权由巴西合作方进行，科兴只提供疫苗，不插手对方试验工作的进展。而巴西方面的试验也是采用国际化的团队，他们聘用了一个美国的监理公司，监督试验的总体运转。试验产生的数据还要交给另一个欧洲数据分析公司，开展第三方的独立数据分析，撰写最终的有效率和安全性报告。巴西方面何时公布、公布多少和什么数据都是由巴西决定。所以，说中国疫苗的透明度存在问题是没有根据的。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中美在抗疫和疫苗合作上的前景？中国和美国的疫苗是竞争关系吗？
邵一鸣：我认为疫情这场“大火”仍然是有希望扑灭的，但前提是中美必须要携手合作。地球就好像是一个村子，村里平时各家有互相吵架、打架的情况，但现在村里着火了，火势还蔓延很快，就不能村长和书记先吵起来了，而是要搁置一切争议和矛盾，带领全村齐心协力去救火，否则全村就有在大火中毁于一旦的危险。
我还记得在美国疫情刚暴发的时候，福奇医生一开始建议老百姓不要戴口罩，后来也受到特朗普的甩锅。他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口罩存量严重不足，他们卫生部门希望把更多口罩优先供给风险更高的医护人员。但其实中国当时的口罩产能已经大幅上升，我个人也曾经帮助美国的合作大学和州市协调了若干批口罩和防护服。大学和好几个州一开始很高兴，但后来由于联邦政府从中干预，不允许他们接收。结果不仅医护人员口罩、防护服没有大的缓解，老百姓就更不够了！由此可见一斑，缺乏国际和国内合作，是导致美国抗疫不力的原因之一。
【堵住环评造假暗门】《瞭望》新闻周刊@瞭望
“深圳湾航道疏浚工程是落实湛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体现。”这是今年3月，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在其官方网站公布的《深圳湾航道疏浚工程（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稿）》中的一句话。
深圳市工程的环评文件35次出现“湛江”，不可谓不魔幻。
环评是约束项目和园区准入的法制保障，是在发展中守住绿水青山的第一道防线。而环评质量是环评制度效力的生命线。近年来，从“红顶中介”到独立法人，再到取消资质许可，环评机制正在经历改革阵痛，环评乱象不时发生。
给现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换个地名和部分表述，摇身一变成为一份新的环评文件；业主单位出钱、环评机构“消灾”，一些环评文件中建设项目关键数据或信息缺失；有的环评师几个月编制数百本环评报告等环评文件弄虚作假、粗制滥造问题持续引发公众关注。
受访基层干部和业内人士认为，环评文件编制质量不高，表面上看是环评编制单位能力不足、不负责任，深层原因是一些建设单位环评主体责任意识淡薄。须落实法律责任，加强信用管理，产生联合惩戒的强大威慑力并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29日的座谈会16日“被召开”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环评事件之后，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加大了监管力度。生态环境部办公厅4月印发《关于加强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质量监管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切实扭转环评文件编制质量不高的被动局面。”
然而，记者通过梳理相关数据及通报发现，环评文件粗制滥造、弄虚作假情况不容乐观。
今年7月，生态环境部通报2020年一季度环评文件常态化复核发现的问题，涉及24个省（区、市）各级审批部门审批的101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8份存在质量问题。
中部某省生态环境厅近期抽查省内外12家环评编制单位，发现其中4家不规范。
西部某市技术复核近一年环评文件157份，其中不合格环评文件16份、环评审批问题2个、审批系统填报问题100余条。
环评文件编制质量不高，一方面表现为粗制滥造，技术性差错较多，如遗漏评价因子、污染源核算方法或结果错误、所提环境保护措施及其可行性论证不符合相关规定、环境要素或者环境风险预测与评价内容不全等。
另一方面存在抄袭编造、弄虚作假问题。长期关注环评问题的民间环保组织广州绿网环境保护中心干事丁文章介绍，环评文件中的公众参与造假比较突出。如今年7月16日，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公开的一份环评报告书写到“2020年7月29日广宗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组织召开了本规划环评的座谈会”。
29日的座谈会，16日“被召开”，其真实性不言而喻。
资料不全想象凑
记者采访获悉，编制一份环评报告书或报告表，环境监测一般用时1个月，公众参与需多花1个月，编制、报审等环节也需要1个月，所以完成时间一般不低于3个月。编制大型复杂建设项目的环评报告用时更长，可能要一两年以上。
“我们当地某环评企业的一个环评师，8个月编制环评报告书5本、环评报告表234本，明显不合常理。”西部某市生态环境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
这位干部坦言，当地注册登记的环评单位有130多家，注册环评师近400名，还有在当地开展环评的外地企事业单位，数量较多。但实际上，有的单位只有一名环评师，工作量大，因而出现没有环评师资格的枪手代劳编制环评，再由环评师签字的情况，甚至冒名顶替等违法违规行为。
近期，广东省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发函对佛山市科正飞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及环评工程师吴玉勇进行通报批评，该环评师2019年12月13日至今年8月10日共在信用平台上传环评报告书13份、报告表564本，并在主管部门审核发现问题后，拒绝约谈、拒接电话。
另一方面，一份高质量的环评文件，既需要环评编制单位技术能力过关、态度负责，也需要项目建设单位认真履行环评主体责任。但当前，一些项目建设甲方以走形式的态度对待环评。
“我们是乙方，有时候很无奈。”安徽某大型环评编制单位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说。
无奈体现在三处：首先，低价是很多甲方在选择环评编制单位时的第一选择。环评编制单位难以覆盖成本，要么放弃，要么转包或粗制滥造。其次，甲方为让项目尽快落地，往往要求环评在短时间内赶完进度。再者，编制环评需要有据可依，然而一些甲方没有或不提供建设、设计等基础资料，环评师只能硬凑甚至凭空编造。
在丁文章看来，环评委托关系是环评文件出现质量问题的重要原因，“环评机构收了业主单位的钱就要为他们服务，很多业主单位会分几次付款，有的还要环评文件通过了再付，从而影响环评的客观中立。”
一天审批三份环评文件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环评处副处长徐献文等业内人士认为，环评市场化后，与之配套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仍在建设完善中。近年环评数量激增也给监管带来更大挑战。
以浙江为例，环评单位原先注册的有40多家，取消资质许可后增加到近250家。2019年有环评登记表5万余份、报告表16000余份、报告书1000多份。按现有基层环保部门环评审查力量计算，县市区审批人员每年要看上千份环评文件，平均每天要审批三份以上。
提高环评质量、补齐监管短板，受访人士建议，首先应稳步建设以质量为核心、以信用为主线的环评文件编制事中事后监管机制。
当前，生态环境部依托全国统一的信用平台，建立“一处失信、全国公开”和“多处失信、全国受限”的跨地区环评失信惩戒机制。平台仍在运行初期，发挥作用需时间积累。
“当前监管针对环评师有规定，但对相关企业缺乏约束。有的环评公司受了处罚，但实际控制人又重新注册一个公司，依然可以开展环评业务。”一位基层环保干部建议，强化法律责任，落实单位及相关负责人“双罚制”。
其次，简化优化环评编制导则。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评估中心工程师陈琦建议针对不同地区情况，突出环评重点，有针对性地提出要求。“具体项目落地时，在已经对区域环境风险进行管控的前提下，酌情简化环评流程。”
此外，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第三方机构审核环评文件，弥补基层监管力量不足现状；并加大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力度，公开环评文件专家审批、公众举报、查处情况等。
“深圳湾航道疏浚工程是落实湛江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体现。”这是今年3月，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在其官方网站公布的《深圳湾航道疏浚工程（一期）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稿）》中的一句话。
深圳市工程的环评文件35次出现“湛江”，不可谓不魔幻。
环评是约束项目和园区准入的法制保障，是在发展中守住绿水青山的第一道防线。而环评质量是环评制度效力的生命线。近年来，从“红顶中介”到独立法人，再到取消资质许可，环评机制正在经历改革阵痛，环评乱象不时发生。
给现成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换个地名和部分表述，摇身一变成为一份新的环评文件；业主单位出钱、环评机构“消灾”，一些环评文件中建设项目关键数据或信息缺失；有的环评师几个月编制数百本环评报告等环评文件弄虚作假、粗制滥造问题持续引发公众关注。
受访基层干部和业内人士认为，环评文件编制质量不高，表面上看是环评编制单位能力不足、不负责任，深层原因是一些建设单位环评主体责任意识淡薄。须落实法律责任，加强信用管理，产生联合惩戒的强大威慑力并进一步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29日的座谈会16日“被召开”
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环评事件之后，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加大了监管力度。生态环境部办公厅4月印发《关于加强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质量监管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切实扭转环评文件编制质量不高的被动局面。”
然而，记者通过梳理相关数据及通报发现，环评文件粗制滥造、弄虚作假情况不容乐观。
今年7月，生态环境部通报2020年一季度环评文件常态化复核发现的问题，涉及24个省（区、市）各级审批部门审批的101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8份存在质量问题。
中部某省生态环境厅近期抽查省内外12家环评编制单位，发现其中4家不规范。
西部某市技术复核近一年环评文件157份，其中不合格环评文件16份、环评审批问题2个、审批系统填报问题100余条。
环评文件编制质量不高，一方面表现为粗制滥造，技术性差错较多，如遗漏评价因子、污染源核算方法或结果错误、所提环境保护措施及其可行性论证不符合相关规定、环境要素或者环境风险预测与评价内容不全等。
另一方面存在抄袭编造、弄虚作假问题。长期关注环评问题的民间环保组织广州绿网环境保护中心干事丁文章介绍，环评文件中的公众参与造假比较突出。如今年7月16日，河北省邢台市广宗县公开的一份环评报告书写到“2020年7月29日广宗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组织召开了本规划环评的座谈会”。
29日的座谈会，16日“被召开”，其真实性不言而喻。
资料不全想象凑
记者采访获悉，编制一份环评报告书或报告表，环境监测一般用时1个月，公众参与需多花1个月，编制、报审等环节也需要1个月，所以完成时间一般不低于3个月。编制大型复杂建设项目的环评报告用时更长，可能要一两年以上。
“我们当地某环评企业的一个环评师，8个月编制环评报告书5本、环评报告表234本，明显不合常理。”西部某市生态环境局一位干部告诉记者。
这位干部坦言，当地注册登记的环评单位有130多家，注册环评师近400名，还有在当地开展环评的外地企事业单位，数量较多。但实际上，有的单位只有一名环评师，工作量大，因而出现没有环评师资格的枪手代劳编制环评，再由环评师签字的情况，甚至冒名顶替等违法违规行为。
近期，广东省佛山市生态环境局发函对佛山市科正飞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及环评工程师吴玉勇进行通报批评，该环评师2019年12月13日至今年8月10日共在信用平台上传环评报告书13份、报告表564本，并在主管部门审核发现问题后，拒绝约谈、拒接电话。
另一方面，一份高质量的环评文件，既需要环评编制单位技术能力过关、态度负责，也需要项目建设单位认真履行环评主体责任。但当前，一些项目建设甲方以走形式的态度对待环评。
“我们是乙方，有时候很无奈。”安徽某大型环评编制单位一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说。
无奈体现在三处：首先，低价是很多甲方在选择环评编制单位时的第一选择。环评编制单位难以覆盖成本，要么放弃，要么转包或粗制滥造。其次，甲方为让项目尽快落地，往往要求环评在短时间内赶完进度。再者，编制环评需要有据可依，然而一些甲方没有或不提供建设、设计等基础资料，环评师只能硬凑甚至凭空编造。
在丁文章看来，环评委托关系是环评文件出现质量问题的重要原因，“环评机构收了业主单位的钱就要为他们服务，很多业主单位会分几次付款，有的还要环评文件通过了再付，从而影响环评的客观中立。”
一天审批三份环评文件
浙江省生态环境厅环评处副处长徐献文等业内人士认为，环评市场化后，与之配套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仍在建设完善中。近年环评数量激增也给监管带来更大挑战。
以浙江为例，环评单位原先注册的有40多家，取消资质许可后增加到近250家。2019年有环评登记表5万余份、报告表16000余份、报告书1000多份。按现有基层环保部门环评审查力量计算，县市区审批人员每年要看上千份环评文件，平均每天要审批三份以上。
提高环评质量、补齐监管短板，受访人士建议，首先应稳步建设以质量为核心、以信用为主线的环评文件编制事中事后监管机制。
当前，生态环境部依托全国统一的信用平台，建立“一处失信、全国公开”和“多处失信、全国受限”的跨地区环评失信惩戒机制。平台仍在运行初期，发挥作用需时间积累。
“当前监管针对环评师有规定，但对相关企业缺乏约束。有的环评公司受了处罚，但实际控制人又重新注册一个公司，依然可以开展环评业务。”一位基层环保干部建议，强化法律责任，落实单位及相关负责人“双罚制”。
其次，简化优化环评编制导则。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设计研究院评估中心工程师陈琦建议针对不同地区情况，突出环评重点，有针对性地提出要求。“具体项目落地时，在已经对区域环境风险进行管控的前提下，酌情简化环评流程。”
此外，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聘请第三方机构审核环评文件，弥补基层监管力量不足现状；并加大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力度，公开环评文件专家审批、公众举报、查处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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