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峰立向张艺兴道歉#
2019年10月16日、2020年8月31日，张艺兴先生将名誉权案赔偿金共10万元全额捐赠传媒大学教育基金会，并命名为“星权•张艺兴奖教助学金”，用于中传法律系举办传媒娱乐法相关学术会议以及奖教助学，助力有关娱乐方面的法律问题研究。
从源抓起，以正确武器保护自己，他是真正有智慧有思想的人，而不局限于互联网粉黑之地。一方面不仅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也从深层次帮助解决行业实际问题、改善行业环境，身体力行传播正能量。
不管什么看都要再感慨张艺兴的眼界与思想高度@努力努力再努力x
#张艺兴工作室声明# 张艺兴 zyx ljj lay rp 莲
2019年10月16日、2020年8月31日，张艺兴先生将名誉权案赔偿金共10万元全额捐赠传媒大学教育基金会，并命名为“星权•张艺兴奖教助学金”，用于中传法律系举办传媒娱乐法相关学术会议以及奖教助学，助力有关娱乐方面的法律问题研究。
从源抓起，以正确武器保护自己，他是真正有智慧有思想的人，而不局限于互联网粉黑之地。一方面不仅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另一方面也从深层次帮助解决行业实际问题、改善行业环境，身体力行传播正能量。
不管什么看都要再感慨张艺兴的眼界与思想高度@努力努力再努力x
#张艺兴工作室声明# 张艺兴 zyx ljj lay rp 莲
#九一八爆发90周年# 【人类正义的胜利——#探访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77号，一幢古式斜檐闷顶二层小楼，金色琉璃瓦的屋顶，四根红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这次审判创造了世界审判法西斯战犯的纪录。”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副主任宋苗说，每一个日本战犯都认罪服法，甚至跪倒在地请求严惩自己。这是二战战犯审判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新中国是如何做到的？这曾经是海内外历史学者心中的一个谜团。
在宋苗看来，背后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人道主义对待战犯、感化战犯；二是通过耐心反复的改造教育，这些曾被日本军国主义洗脑的战犯们，从思想根源上认识到侵略之罪。
有一件事令权德源终生难忘。“战犯们回国路上，在沈阳开往天津的火车上，他们想到不久就能见到离别多年的妻子儿女，有说有笑。”
但列车过锦州不久，有一个日本战犯望着窗外低头流泪，权德源问他：“大家都高兴，你怎么哭了？”
他说：“前边那座小山底下，原来有一个村子。20多年前，我们日本军人进村杀了不少无辜百姓。他们死去回不来了，可是杀人的战犯还能活着回家。想起他们我心里很难受，我的泪是流给他们谢罪的泪。”
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大部分成为推动日中友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积极分子。
如今，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陈列馆里，一张晶莹欲滴的牵牛花照片，讲述着一段特别的故事。
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2007年9月17日，中日民间友好团体日本抚顺奇迹继承会到访中国。在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由关西支部事务长野津加代子，把这幅后来取名为“和平之花”的照片送给了曾任抚顺战犯管理所护士长的赵毓英。
“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65年前，这幢小楼曾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作为特别军事法庭公开审理了36名日本战犯。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将会如何处理这批日本战犯？
65年后，参考消息记者辗转采访到三位亲历者，讲述历史轮廓背后的细节故事。#九一八事变九十周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
1956年4月，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中国政府成立特别军事法庭，于当年6至7月分别在辽宁省的沈阳市和山西省的太原市两地开庭，对45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沈阳是这次审判的主审地。包括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36名战犯均在沈阳受审。1956年6月9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首次开庭。
“这是二战结束后最后一次对战犯罪行的法律清算，也是东京审判的延续。”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教授王建学说，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满7年，全世界都在关注一个新生的中国会如何处置这批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
89岁的权德源是亲历者之一，作为法庭的书记员亲历了审判全程。1954年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的权德源，被分配到地处沈阳的中央政法干校东北分校当一名普通教员。
“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还懂一些日语。”权德源觉得这些条件是他最终被选为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员的原因。
庭审人员当时的着装让权德源至今印象深刻。法官一律穿当时的法官服，公诉人穿着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服，律师穿着深色西服佩戴领带，穿黑皮鞋，提黑色皮包。
“这是正义的审判，也是非常严肃的审判，要从每个细节做起。”他说。
末代皇帝溥仪曾出庭作证。在审判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时候，“溥仪从法庭西南门进入法庭，全场的目光和摄影师的镜头都集中到他的身上。他细高的个子、长脖子，穿一套深蓝色衣服……”时隔65年，法庭上的场景对权德源来说仍历历在目。
这些日本战犯都是苏联政府移交给新中国的，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1956年，特别军事法庭经审判，对其中职务较高、罪行较重的45名战犯分别判处8年至20年有期徒刑，对其他战犯全部免予起诉，遣返回国。
中方为战犯提供辩护律师
89岁的廉希圣退休前是中国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65年前，他是藤原广之进、小林喜一和西永彰治三名日本战犯的辩护律师。
“中国人怎么能为日本战犯辩护？想不通！”廉希圣说，“开展这项工作时压力不小，国内有很多反对、不理解的声音，说我们律师团是‘吃中国人饭，不干中国人事’。但是，如果审判过程中没有律师辩护这一环节，审判就不完整了，程序就欠缺了。”
这次审判参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内的审判程序，为充分保障被告人权利，法庭为45名被告指定了辩护律师。
面对这些双手沾满了中国人鲜血、犯罪事实确凿的日本战犯，辩护词应该怎么写？
90岁的韩凤路离休前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副教授。65年前，他担任为731部队支队长榊原秀夫辩护的律师，参与了审判。
65年过去了，韩凤路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榊原秀夫时的情景：他话很少，但逻辑很缜密。他没想到中国能派一名律师给他辩护，悔罪的态度也比较真诚。
“我的罪行蹂躏了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神圣的国际公法，完全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我愿在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深致歉意。”榊原秀夫在庭审上说。
据榊原秀夫在法庭上交代，他在制造细菌武器的过程中，向4名中国百姓注射霍乱菌等细菌并致4人死亡。在1945年，他的支队生产了870支试管的霍乱菌、伤寒菌等细菌，并捕获繁殖了大量老鼠和跳蚤，准备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战。
韩凤路说，战犯们犯下的罪行，人证、物证俱全，为战犯们的罪行辩护绝无可能，律师团从认罪态度方面入手进行辩护。
与国际社会对法西斯战犯审判有显著区别的是，沈阳审判中所有战犯对罪行供认不讳，甚至有人哭倒在地要求对自己处以死刑。
在特别军事法庭上，侵华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供述了自己下令杀害大量俘虏和把士兵作为“活靶”杀掉的罪行。
他在法庭上忏悔说：“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认罪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牢牢记住被害者们诉自心里的话……侵略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再度发生，也不能让后一代人再走这一条错误的道路。”
整个审判过程严格遵循法律规定、原则和程序，重证据、重事实、重程序。
例如，对28名伪满战犯的犯罪事实，法庭就审查了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控诉书642件，证人的书证407件，有关档案、书刊等物证315件，有48人出庭作证。
对于这些受审战犯，每一项犯罪事实必须有五个方面共同佐证：一是审讯笔录，二是战犯的罪行交代材料，三是经过确认的证人材料，四是档案材料，五是同案犯的检举揭发。
韩凤路说，这五个方面缺一不可，就是要让这些受审战犯的罪行板上钉钉，记入历史。
曾担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的梅汝璈表示，这次审判对日本战争罪犯十分宽大，但做出的这些判决却是十分郑重的，它们都是经过缜密侦查、公正审讯的。不但人证物证俱全，而且被告人都有充分辩护的机会。这样的审判程序是完全符合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准则的。
战犯跪倒在地请求严惩
昔日的特别军事法庭，今天已经成为一家历史陈列馆。正厅上方的大屏幕播放着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古海忠之的镜头。
他在法庭上低着头，表情凝重，深深鞠了一躬，说道：“我认识到自己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自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要求迅速判决我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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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犯副岛进回国前，管教人员给了他一把牵牛花种子，对他说：“下次再来中国，不要带着武器来，要带着鲜花来。”
宋苗说，回到日本的副岛进把牵牛花种子种在自家院子里，每当看到盛开的牵牛花就会想到中国，想到在中国得到的人道主义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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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岛进将牵牛花拍照保存下来，希望‘和平之花’永远盛开在中日人民心间。”宋苗说。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王建学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它向世人昭示，无论侵略者有多么凶残和强大，最终的宿命是接受历史与人民的审判。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法庭旧址，距离当年日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不到3公里。“这不仅是历史的巧合，更是历史的必然。”王建学说，侵略者的宿命是失败，人类正义是不可战胜的。https://t.cn/A6M7nQSi
医院5万个号源被浪费：黄牛不止，爽约助推！
预约诊疗为患者提供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个「怪象」：一边是患者抢不到号而高价找黄牛；另一边是医院因患者爽约，造成大量号源、医疗资源的浪费。
究其原因，除了患者个人缺乏契约精神外，网络黄牛技术外挂抢号后，却无法将号源及时转手卖出，造成号源的浪费，这同样脱不了干系。
此外，爽约成本之低、医院黑名单制度在法律上的不合规，让遏制爽约的些许举措稍显疲软。
面对不断进行技术突围的网络黄牛、实施预约诊疗后仍无法挂到号的患者，医院信息科正加足马力、斗智斗勇、开展「围剿反围剿」行动。
医院候诊室里，前来看病的患者有序坐成一排。
早晨7点半，挂号员按坐位顺序，给每人发了一张出诊登记单、一张预约单。初诊登记单上，需要填写病人的姓名、年龄等关键信息。
7点45分，挂号者将挂号费、以及刚刚填写好的初诊登记单和预约条交给挂号员。挂号员在兼作收据用的预约条上，盖上图章后返还给挂号者，就算挂上号了
这是1953年《北京日报》发表的《同仁医院实行「流动挂号法」》一文中，对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预约挂号场景的描述。
据记载，当时采用「流动挂号法」后，80个号用时20分钟，平均1分钟挂4个号，相较于最原始的挂号方式——1分钟挂1个号，挂号速度已经有所提升。
半个多世纪后，微信成为最常用的预约挂号方式，这得益于技术发展的同时，也体现预约诊疗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预约挂号是预约诊疗中的一环，但从目前来看，预约挂号成为预约服务中使用较多、且较为首要的环节。
预约挂号经历了，从「流动挂号法」到单位预约、患者携带通知单就诊；电话预约、电脑挂号、再到移动挂号、人脸识别挂号等的一系列改变与完善。
「排队几小时，看病1分钟」的处境曾一度让患者心理失衡。「为什么我掏了钱，排队之久，医生1分钟就给我打发了」患者经常就此抱怨。
为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改善患者就医体验，2009年原卫生部颁布了《关于在公立医院进行预约诊疗服务工作的意见》，决定在公立医院率先施行预约诊疗服务工作。
11年时间，预约诊疗日渐成熟。据《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截至2020年底，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中，51.2%开展了预约诊疗。
值得注意的是，预约诊疗为百姓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一些「怪象」。
一边是病人挂不到号求助「网络黄牛」，另一边是一家医院每年因患者爽约而造成5万号源被浪费。
健康界研究院发布的《预约诊疗建设要点与举措研究》一文中提到，预约挂号仍是目前预约诊疗中占比最多的预约服务类型，与此同时，业界对患者爽约关注度最高。
所谓爽约，即在约定时间内，患者迟到或未报到，放了医生「鸽子」。
「我放过医生的鸽子，医生还专门打电话，扬言要把我拉入他们医院黑名单。」一位曾爽约的患者告诉健康界。
5万号源被浪费背后
医院信息科与「网络黄牛」斗智斗勇
南京儿童医院病人服务部主任郭岚峰曾向媒体表示，2019年，南京儿童医院一年5万号源预约未报到，也就是说每个月基本上4千个号源被浪费。
「按初步的估算，患者爽约率大概在2～3%，这么计算下来，一年差不多也有那么多号源被浪费。」重庆市中医院信息科主任彭梦晶告诉健康界。
一家医院一年浪费5万号源，这与多数病人挂不到号却要高价找黄牛，表面看来，似乎有些「格格不入」甚至荒诞。
上万号源被浪费，除了挂号者个人无契约精神外，同样与「网络黄牛」批量挂号，最终导致号源无法及时转出去，脱不了干系。
实际上，多数人并不知晓的是，批量号源被浪费的背后，医院信息科在与「网络黄牛」的斗智斗勇，开展一些列「反围剿」行动。
重庆市中医院信息科主任彭梦晶今年已经不止一次接到投诉邮件，患者抢不到号源，向市长热线投诉医院面对「网络黄牛」的不作为。
去年，重庆市中医院开始使用人脸识别挂号，照常理，实名制下的人脸识别对「网络黄牛」是个打击，但从今年彭梦晶多次接到投诉邮件来看，人脸识别系统或已「破防」。
「我了解到的是，我们医院的几个老中医，基本每个老中医，都有对应的黄牛，且黄牛有自己的技术团队，有的是几个黄牛用一个技术团队，有的是独用一个。」彭梦晶无奈地说。
对彭梦晶来说，这段时间如履薄冰，一边是病人挂不到号找市长投诉，另一边是抓到「网络黄牛」，即使有聊天截图、录音等证据也无法做出相应的惩戒措施。
「黄牛」组建的社群内，病人按照「眨眨眼、摇摇头」等一系列人脸识别流程录好视频，「黄牛」们利用技术，上传视频，用增替补的方式瞬间抢号。
彭梦晶坦言，目前正探讨，准备从技术上修补增项，增加现场更多互动环节，给「网络黄牛」设置技术障碍，减少因黄牛一键抢号无法及时转手而造成的号源浪费。
人脸识别挂号系统相对其他普通挂号系统而言安全程度较高，但大多已实施预约诊疗的医院，还未建立。
就在7月16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优化医保领域便民服务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指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推广运用人脸识别技术，实现参保人「刷脸」就医住院，杜绝「假病人」；医师「刷脸+定位」双重认证，杜绝「假医生」。
爽约患者纳入黑名单
「不痛不痒不合规」
挽回浪费的号源，专治爽约，各大医院早已行动。
健康界研究院就收录的181个已实施预约诊疗的医院样本进行分析显示，针对患者爽约，样本医院采取的应对措施普遍是建立信用制度、黑名单制度，对多次爽约的患者在预约权限上进行限制。
也就是说，患者如果半年内三次网络预约挂号不来就诊，将被纳入黑名单系统，并从最后一次违约时间开始，一年内取消患者网络上各种途径的预约挂号资格，患者只能当天在人工窗口挂号。
各医院有差异，但也只是在取消网络预约挂号资格，时间上的差别。
「对经常爽约的患者，我们医院只能对其当月在线挂号行为进行约束。」约束时间不能太久，这其实对患者的爽约行为并没有太大威慑力和约束力，彭梦晶坦言。
对爽约患者只设置一个月的挂号限制，这一做法，其实是有所顾虑，彭梦晶就爽约患者纳入医院黑名单还专门咨询过医院的法律顾问。「我们医院的法律顾问叫我不要做这个事情。」
从法律法规角度，目前对医院黑名单制度并没有相应的文件支撑，这也让「黑名单」制度在实施起来似乎不那么「动真格」。
此外，病人到医院看病有其特殊性，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认为，患者到医院看病，涉及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所以「黑名单」制度不宜作为一种对患者违约的惩戒方式。
王岳表示，虽然不宜将爽约患者纳入医院黑名单，但可以通过财产上的一系列惩罚措施，来规范患者预约门诊的挂号行为。比如，对有爽约记录的患者收取违约金，如果第二次不再爽约，爽约金可以不扣除，从而减少爽约次数、规范预约门诊行为。
收回部分号源「返璞归真」
是否能有效遏制爽约行为？
长期以来，患者盲目追求专家号，普通挂号费相对较低，且一键挂号不用排队，这些预约行为上的便利性，让爽约成本越来越低。
2018年，某妇产医院普通门诊的爽约率（26.1%）高于专家/特需门诊（20.39%）。
拿北京举例，三甲医院普通门诊费用50，医保报销40，等于患者只需要自掏腰包10块，就如同某网络教育课程9.9元，买了即使不学也不觉得心疼。
医院黑名单制度如果对患者多次爽约威慑力还不够，那么收回部分号源，减少网络黄牛使用外挂机抢号，将部分号源释放至现场、门诊大厅临时滚动放号，这虽会增加一定的时间成本，但用来缓解部分爽约现象，也未尝不可。
所谓预约服务，为的是提升患者就医体验，而打击爽约也正是为了让号源能被有效利用，将号放给真正有就医需求的人，做到号有所用。
「目前我们在逐步收回号源，以前我们把一些专家全部挂上互联网，后来就导致很大一部分病人看不了病。现在我们被迫又从互联网慢慢走回来，反而现场的人工『黄牛』比较好治理。」彭梦晶说。
除此之外，不断变换抢号时间，出现多余号源不在网络上放开，在现场直接滚动放号，给现场真正有就医需求的人。
人是跑不过技术的，出现技术层面的「爽约」，很难制止。
从医院功能角度来看，将患者人数保持在一定数量上，理所当然，但要实施良好的诊疗，除了有优秀的医师，发挥强大诊疗阵容吸引患者外，良好的医疗设备、让每位患者有一定的诊疗时间，至关重要。
预约诊疗是提升医疗服务的一环，而挂号尤为关键，要让号，有所用。
来源：健康界
作者：罗春昊
预约诊疗为患者提供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个「怪象」：一边是患者抢不到号而高价找黄牛；另一边是医院因患者爽约，造成大量号源、医疗资源的浪费。
究其原因，除了患者个人缺乏契约精神外，网络黄牛技术外挂抢号后，却无法将号源及时转手卖出，造成号源的浪费，这同样脱不了干系。
此外，爽约成本之低、医院黑名单制度在法律上的不合规，让遏制爽约的些许举措稍显疲软。
面对不断进行技术突围的网络黄牛、实施预约诊疗后仍无法挂到号的患者，医院信息科正加足马力、斗智斗勇、开展「围剿反围剿」行动。
医院候诊室里，前来看病的患者有序坐成一排。
早晨7点半，挂号员按坐位顺序，给每人发了一张出诊登记单、一张预约单。初诊登记单上，需要填写病人的姓名、年龄等关键信息。
7点45分，挂号者将挂号费、以及刚刚填写好的初诊登记单和预约条交给挂号员。挂号员在兼作收据用的预约条上，盖上图章后返还给挂号者，就算挂上号了
这是1953年《北京日报》发表的《同仁医院实行「流动挂号法」》一文中，对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预约挂号场景的描述。
据记载，当时采用「流动挂号法」后，80个号用时20分钟，平均1分钟挂4个号，相较于最原始的挂号方式——1分钟挂1个号，挂号速度已经有所提升。
半个多世纪后，微信成为最常用的预约挂号方式，这得益于技术发展的同时，也体现预约诊疗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预约挂号是预约诊疗中的一环，但从目前来看，预约挂号成为预约服务中使用较多、且较为首要的环节。
预约挂号经历了，从「流动挂号法」到单位预约、患者携带通知单就诊；电话预约、电脑挂号、再到移动挂号、人脸识别挂号等的一系列改变与完善。
「排队几小时，看病1分钟」的处境曾一度让患者心理失衡。「为什么我掏了钱，排队之久，医生1分钟就给我打发了」患者经常就此抱怨。
为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改善患者就医体验，2009年原卫生部颁布了《关于在公立医院进行预约诊疗服务工作的意见》，决定在公立医院率先施行预约诊疗服务工作。
11年时间，预约诊疗日渐成熟。据《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截至2020年底，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中，51.2%开展了预约诊疗。
值得注意的是，预约诊疗为百姓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一些「怪象」。
一边是病人挂不到号求助「网络黄牛」，另一边是一家医院每年因患者爽约而造成5万号源被浪费。
健康界研究院发布的《预约诊疗建设要点与举措研究》一文中提到，预约挂号仍是目前预约诊疗中占比最多的预约服务类型，与此同时，业界对患者爽约关注度最高。
所谓爽约，即在约定时间内，患者迟到或未报到，放了医生「鸽子」。
「我放过医生的鸽子，医生还专门打电话，扬言要把我拉入他们医院黑名单。」一位曾爽约的患者告诉健康界。
5万号源被浪费背后
医院信息科与「网络黄牛」斗智斗勇
南京儿童医院病人服务部主任郭岚峰曾向媒体表示，2019年，南京儿童医院一年5万号源预约未报到，也就是说每个月基本上4千个号源被浪费。
「按初步的估算，患者爽约率大概在2～3%，这么计算下来，一年差不多也有那么多号源被浪费。」重庆市中医院信息科主任彭梦晶告诉健康界。
一家医院一年浪费5万号源，这与多数病人挂不到号却要高价找黄牛，表面看来，似乎有些「格格不入」甚至荒诞。
上万号源被浪费，除了挂号者个人无契约精神外，同样与「网络黄牛」批量挂号，最终导致号源无法及时转出去，脱不了干系。
实际上，多数人并不知晓的是，批量号源被浪费的背后，医院信息科在与「网络黄牛」的斗智斗勇，开展一些列「反围剿」行动。
重庆市中医院信息科主任彭梦晶今年已经不止一次接到投诉邮件，患者抢不到号源，向市长热线投诉医院面对「网络黄牛」的不作为。
去年，重庆市中医院开始使用人脸识别挂号，照常理，实名制下的人脸识别对「网络黄牛」是个打击，但从今年彭梦晶多次接到投诉邮件来看，人脸识别系统或已「破防」。
「我了解到的是，我们医院的几个老中医，基本每个老中医，都有对应的黄牛，且黄牛有自己的技术团队，有的是几个黄牛用一个技术团队，有的是独用一个。」彭梦晶无奈地说。
对彭梦晶来说，这段时间如履薄冰，一边是病人挂不到号找市长投诉，另一边是抓到「网络黄牛」，即使有聊天截图、录音等证据也无法做出相应的惩戒措施。
「黄牛」组建的社群内，病人按照「眨眨眼、摇摇头」等一系列人脸识别流程录好视频，「黄牛」们利用技术，上传视频，用增替补的方式瞬间抢号。
彭梦晶坦言，目前正探讨，准备从技术上修补增项，增加现场更多互动环节，给「网络黄牛」设置技术障碍，减少因黄牛一键抢号无法及时转手而造成的号源浪费。
人脸识别挂号系统相对其他普通挂号系统而言安全程度较高，但大多已实施预约诊疗的医院，还未建立。
就在7月16日，国家医疗保障局发布《关于优化医保领域便民服务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指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推广运用人脸识别技术，实现参保人「刷脸」就医住院，杜绝「假病人」；医师「刷脸+定位」双重认证，杜绝「假医生」。
爽约患者纳入黑名单
「不痛不痒不合规」
挽回浪费的号源，专治爽约，各大医院早已行动。
健康界研究院就收录的181个已实施预约诊疗的医院样本进行分析显示，针对患者爽约，样本医院采取的应对措施普遍是建立信用制度、黑名单制度，对多次爽约的患者在预约权限上进行限制。
也就是说，患者如果半年内三次网络预约挂号不来就诊，将被纳入黑名单系统，并从最后一次违约时间开始，一年内取消患者网络上各种途径的预约挂号资格，患者只能当天在人工窗口挂号。
各医院有差异，但也只是在取消网络预约挂号资格，时间上的差别。
「对经常爽约的患者，我们医院只能对其当月在线挂号行为进行约束。」约束时间不能太久，这其实对患者的爽约行为并没有太大威慑力和约束力，彭梦晶坦言。
对爽约患者只设置一个月的挂号限制，这一做法，其实是有所顾虑，彭梦晶就爽约患者纳入医院黑名单还专门咨询过医院的法律顾问。「我们医院的法律顾问叫我不要做这个事情。」
从法律法规角度，目前对医院黑名单制度并没有相应的文件支撑，这也让「黑名单」制度在实施起来似乎不那么「动真格」。
此外，病人到医院看病有其特殊性，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医学伦理与法律系教授王岳认为，患者到医院看病，涉及一个基本的人权问题，所以「黑名单」制度不宜作为一种对患者违约的惩戒方式。
王岳表示，虽然不宜将爽约患者纳入医院黑名单，但可以通过财产上的一系列惩罚措施，来规范患者预约门诊的挂号行为。比如，对有爽约记录的患者收取违约金，如果第二次不再爽约，爽约金可以不扣除，从而减少爽约次数、规范预约门诊行为。
收回部分号源「返璞归真」
是否能有效遏制爽约行为？
长期以来，患者盲目追求专家号，普通挂号费相对较低，且一键挂号不用排队，这些预约行为上的便利性，让爽约成本越来越低。
2018年，某妇产医院普通门诊的爽约率（26.1%）高于专家/特需门诊（20.39%）。
拿北京举例，三甲医院普通门诊费用50，医保报销40，等于患者只需要自掏腰包10块，就如同某网络教育课程9.9元，买了即使不学也不觉得心疼。
医院黑名单制度如果对患者多次爽约威慑力还不够，那么收回部分号源，减少网络黄牛使用外挂机抢号，将部分号源释放至现场、门诊大厅临时滚动放号，这虽会增加一定的时间成本，但用来缓解部分爽约现象，也未尝不可。
所谓预约服务，为的是提升患者就医体验，而打击爽约也正是为了让号源能被有效利用，将号放给真正有就医需求的人，做到号有所用。
「目前我们在逐步收回号源，以前我们把一些专家全部挂上互联网，后来就导致很大一部分病人看不了病。现在我们被迫又从互联网慢慢走回来，反而现场的人工『黄牛』比较好治理。」彭梦晶说。
除此之外，不断变换抢号时间，出现多余号源不在网络上放开，在现场直接滚动放号，给现场真正有就医需求的人。
人是跑不过技术的，出现技术层面的「爽约」，很难制止。
从医院功能角度来看，将患者人数保持在一定数量上，理所当然，但要实施良好的诊疗，除了有优秀的医师，发挥强大诊疗阵容吸引患者外，良好的医疗设备、让每位患者有一定的诊疗时间，至关重要。
预约诊疗是提升医疗服务的一环，而挂号尤为关键，要让号，有所用。
来源：健康界
作者：罗春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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