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新加坡的创始人李光耀说过：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
​李光耀这话，很多人不会相信。然而从事实上来说，却是大实话，因为如果以儒治理能成功的话，日本不用搞明治维新了，满清也不用退出历史舞台了。
​儒学，农耕时代家天下的产物，如果搁在私人领域，用之于个人道德修身，或许还有一定价值。然而在社会上及公共领域，还得靠契约精神和法治建设，因为现在是工商业文明社会了，上层建筑得和经济基础匹配。
​事实上，不信的人们，并不是真对儒学有研究、感兴趣，他们也不会对其它任何学说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这人这么说，一定是别有目的。

大家有什么看法

新加坡的创始人李光耀说过：新加坡成功的关键，是英国人留下的法治制度，而不是什么儒家文化。
​李光耀这话，很多人不会相信。然而从事实上来说，却是大实话，因为如果以儒治理能成功的话，日本不用搞明治维新了，满清也不用退出历史舞台了。
​儒学，农耕时代家天下的产物，如果搁在私人领域，用之于个人道德修身，或许还有一定价值。然而在社会上及公共领域，还得靠契约精神和法治建设，因为现在是工商业文明社会了，上层建筑得和经济基础匹配。
​事实上，不信的人们，并不是真对儒学有研究、感兴趣，他们也不会对其它任何学说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这人这么说，一定是别有目的。

#如何让《浮士德·第二部》不再难读？# 为使《浮士德·第二部》更容易读懂，译著者古裕每场幕前置简要“说明”，是为题解，及对成文史、情节、诗歌戏剧形式的简要说明。大多场幕后置“简评”，摘要该场幕所涉问题，追加评述。原剧中舞台提示用仿宋体给出；边注用小号字；边注容不下，或对名词、概念的解释，均置入脚注。

本注释有意矫正几个误识。其一针对歌德的德国性，突出歌德是德国的，更是欧洲的，处于欧洲文学文化传统。若抱着其德意志性不放，则无法面对和把握《浮士德》的格局。毋庸说歌德时代，现代德意志国家尚未形成，其作品所涉中世纪及近代史，亦尽属欧洲框架，更何况其间充盈的欧洲文学程式、与欧洲古今文学的对话。

其二，德国某些现代学人，惯爱以启蒙之后的视角，审视启蒙时节、启蒙之前的事物，造成解释上的错位。就《浮士德》第二部来讲，即是典型的巴洛克遭遇了启蒙：呈现大千世界、人生百态，遇到了玄想和思辨；公共领域、政治生活，遇到了私人领域、个体情感。其结果，必是以牺牲《浮士德》剧的公共性、多样性，并阉割其中诙谐幽默的“玩笑”（歌德自言）为代价。直至一部剧，成为无趣解释者生发空洞思辨的机缘。吾人又图省事，不分青红皂白，照单收之，将错就错。殊不知，读《浮士德》，盖如读《红楼梦》，实不在于概括什么、提取什么，而在于进入那个世界，体味细节中的诗文之美、布局之精妙、人生之意趣、人类处理公共事务的愚昧或智慧。

其三，歌德固富思辨，但绝不囿于思辨。其思辨与其时唯心主义哲学不同，皆建立在磅礴的事实、史实、现实、知识之上。割舍剧作对后者的呈现，无异于沙漠鸵鸟，得《浮士德》十不及一。譬如，《浮士德》中的海伦剧，过去一度称之为“美的悲剧”，实则三场分别贯穿古代特洛伊战争、中世纪十字军东征、19 世纪上半叶希腊反抗土耳其之解放战争。歌德自称其浓缩了三千年历史。所谓“美的理念”则只字未提。若仅专注于理念，则不读《浮士德》、不观看其演出也罢，不如径直去读理论。再者，遇有阐释分歧，则简列某说要义。至于生发辨析，本见仁见智之事，故留待学人读者自行深究。而阐释分歧，就《浮士德》第二部而言，确不在少数。盖因第二部，涉及当时代重大政治历史事件，或许迫于时局，或为避笔墨官司，又或畏遭激进者诟病，如针对革命与复辟、进步与保守、新与旧等敏感问题，作者显然在迂回，遮掩立场，多取隐微写作。这便造成意象模糊。加之，值新旧交替之时，个人面对时代、面对自我，在抉择取舍间徘徊犹豫，乃人之常情，老年歌德似亦概莫能免。凡此，均为基于不同立场的阐释，留下充足空间。

然若欲会心歌德本意，则需通本考量，反复琢磨；需启动基本语文学方法，遍历各手稿、补遗、版本，同时辅之与自评、书信、谈话乃至其他作品间的互证；需沿歌德的知识储量，钩沉致远；需透析时代格局；需以当时代思想潮流反观。无论进入哪一项，都仿佛跃入一个深不见底的无底洞。故而，《浮士德》的移译、注释，需要代代学人，薪火相传，非某一人之为可以担当。
——本书译者：谷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