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
一部简明政治史
[美] 约瑟夫·诺思著
张德旭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2021年10月出版
380页，68.00元
2018年1月4日，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举办的年会在纽约六十年不遇的暴雪中如期举行。当我准时来到容纳百人的最大分会场，里面已经座无虚席了。研讨对象是耶鲁大学助理教授约瑟夫·诺思的《文学批评：一部简明政治史》（2017年哈佛大学出版社）。现场讨论异常热烈，大家似乎全然忘记了窗外正在扑簌下落的大暴雪。
除了爆满的会场，我随后在其他几个机构场所也见识了该书获得的广泛关注：各大期刊杂志的书评、美国高校的博士生读书会、研究生课程大纲上的必读书目。这部著作勾勒了一百年来文学研究的主要范式，指出了这门学科在当下存在的问题，并且对学科的未来做出规划。可想而知，本书的话题性自然能引起学界的广泛兴趣。从更深层次上看，该书所激发的巨大关注，折射了文学研究在当下面临的学科危机：它变得过分专业化，以致失去了原有的生命力和现实感，与普通人的关切渐行渐远。或许正是对这门学科在当下缺乏合法性的焦虑，人们捧起诺思的书、走进他的讨论会场，以求弄清文学研究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以及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局，为文学研究在经费短缺的新自由主义高校体系中的合理存在寻觅理据。
在诺思看来，文学研究这门学科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培养感受力和介入社会方面的实际效用，然而目前该学科很大程度上已沦落为空泛的文化分析，变得无实际用处。学科失效的主要原因是，它抛弃了1920年代其成立之初的文学“批评”模式——即用审美教育来培养人的感受力，进而引发大规模的社会改良这一学科初心。《文学批评》旨在重启失落的文学批评，从而激活文学研究的政治潜能，让这门关于人的学科再次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重建文学与人生的真正关联，这也正是标题中“政治”一词的终极所指。透过“政治”视角，诺思重写的文学批评史，不仅揭示了错综复杂的学科百年发展脉络，也让我们得以反思当前的文学研究与教学实践，藉此构想一个有助于实现良好生活的学科未来。
两种范式：
文学批评与文学学术
诺思重写文学批评史的动力，源于他对当下研究范式的去政治性的不满。在他看来，英美两国几十年来的文学研究，主要基于知识生产这一学术目的，从特定的历史语境入手分析作品在怎样的文化形态里被书写和阅读。自1970年代末以来的文学研究，譬如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酷儿理论等，无不出于这种以文化分析为己任的文学学术范式，或“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此主导范式的代表人物多为左翼自由主义者，其政治主张听来颇具激进色彩，且取代的是利维斯主义和新批评等重视形式和审美的保守批评模式，故而让人觉得它在政治上必然是进步的、可取的。然而诺思认为，此范式恰恰是去政治的。一方面，这一范式下开展的研究不再抱有培育主体性、介入现实的雄心，而是退守至“做出更好的文化分析”这样的保守目标，呈现出鲜明的“右翼属性”（17页）。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从1980年代以来“毫无争议地确立了自己的全球霸权地位，在每个领域都把左派打得溃不成军”，文学研究自然不能独善其身，必然受到历史潮流的影响（13页）。所以，在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现行范式虽然不乏对历史语境和物质性的投入，以及对普世主义和本质主义的批判，却因缺失“系统性地改造世界”的政治实践而走不远（27页）。
这门学科要想走得远、变得有用，需要学科人士的积极规划，使之与人们当下的日常生活相关，释放其政治潜能。诺思把目光转向瑞恰慈等人在二十世纪初开创的文学“批评”，从中汲取思想资源。他指出，文学研究自1920年代在英国成立至今的一百年间，这门学科大体出现两种范式：一种是由剑桥大学的瑞恰慈等人创建的“批评”（critical）范式：作为“审美教育的一种制度体系”，文学批评“把文学作品当做手段，借以直观地培养新的感受力、新的主体性和新的体验能力，从而实现丰富文化的教育宗旨”（第9页）；另一种是上文提及的学术（scholarly）范式，这种可被量化的文化知识生产范式颇能适应当下新自由主义高校的考核要求。基于这两种范式，诺思修正了两段论的学科史（通常以“1945年”“1968年”或“后现代主义”为界将二十世纪分为前后两段），将其重新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20年代至1950年代，以传统的“批评”范式为主导；第二阶段从1960年代至1970年代，“批评”范式与“学术”范式共存；第三阶段从1970年代末至今，以“学术”范式为主导。诺思这里提出一个重要论断：文学研究史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大致保持叠合，前者的三个阶段分别对应后者的自由主义阶段、福利国家阶段、新自由主义阶段。于是，文学研究史的褶皱被抻开，其与政治的动态关系被推至前景。在政治视域下观照，当今“学术”范式一家独大的现象，与新自由主义制度对人文学科的规约密切相关。的确，我们如今很难读到那种与人的日常经验和个人情感相呼应的文本细读了，更常见的是符合学术规范的历史化研究，文本细读反倒成了点缀其间、为了佐证学术论点的装饰物。
在诺思看来，这一转变固然与新自由主义式高校的就业市场的要求有关，但也源于人们对文学“批评”观念的误解，误以为它就是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所指向的文化保守主义观念，或是新批评的文本自洽、审美自律观念。诺思把文学批评的源头追溯至瑞恰慈，后者在《实用批评》和《文学批评原理》中阐发的唯物主义美学，为文学研究这门现代学科的创建奠定了哲学美学基础。然而，经由利维斯的发挥，文学批评在英国逐渐演变为对经典文学作品的等级排序；漂洋过海到了北美，文学批评则被兰瑟姆和他来自美国南方的学生加以改造，成为我们现在熟知的新批评。无论是利维斯，还是新批评，都是对瑞恰慈的文学批评观念的误读，他们无一例外地忽视了瑞恰慈的美学观念中的唯物主义元素，退回到康德的唯心主义美学观，从而导致了文本与世界的相剥离。对瑞恰慈来说，文学作品的“审美潜能”是文学批评的关键。换言之，美育对我们实用能力的培养应是文学批评的重心。提到“审美潜能”，后来的唯心主义美学家往往理解为作品本身的形式之美，而忘记了瑞恰慈的唯物主义美学观，即文学作品能被用来培养我们的实际技能、改善我们的思维。瑞恰慈的学说致力于打通文本与现实的关联，增进人类的有效交际，最大程度地发挥了文学的公共性，因此有助于抵抗新自由主义对文学研究，乃至对整个人文学科的钳制。经过一番深刻的调整和动员，这门学科在资本当道的今天，甚至具备改善人们生活方式的潜能。
展望学科未来：
“批评无意识”
在全书篇幅最长的第四章，诺思对这门学科的未来进行了展望和动员。从本章的标题《批评无意识》中可以看出，他显然是在影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如果说詹姆逊作为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的代表人物，他的“政治无意识”观念致力于一种深度的阐释实践，旨在从文本的罅隙中挖掘隐蔽的政治意涵，那么诺思的“批评无意识”则正好相反：他要借鉴瑞恰慈等人开创的文学批评及其唯物主义美学根基，发展出一个能产生政治效果的文学研究范式，借此取代当下主导该学科的怀疑阐释学。
诺思把二十一世纪以来涌现的对现行学术范式不满的新趋势，归结为“钟摆”（Pendulums）、“暗示”（Intimations）和“扩张”（Expansions）三大类。“钟摆”趋势呼吁审美和形式的回归，其代表是英国女权主义学者阿姆斯特朗·伊莎贝尔的新审美主义；“暗示”所包含的新趋势表达了文学体验中的私人情感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代表人物是美国酷儿理论和情感理论的研究者伊芙·塞奇威克、D. A. 米勒和劳伦·贝兰特；“扩张”趋势要求大幅度延展文学研究的时空框架，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宋惠慈和帕特丽夏·耶格尔。这些大大小小的创新，闪烁着瑞恰慈的批评之光，整体上构成了抵抗学术范式的逆势。当时机成熟，它们有望“凝聚成一个全新的范式”（269页）。诺思所畅想的新范式具体有如下特征：
它密切地关注审美和形式；对感觉和情感体察入微，将其视为认知的方式，并把两者看作是个体和集体的变化乃至历史变迁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一方法的牵涉面较广，横跨不同的时期、地域和文化；它愿意将文学用作伦理教育的工具；它不单纯地强调文学的诊断作用，也强调文学的治疗作用；它还以一种深刻、严谨，却仍十分直接的方式发挥公共职能。（271页）
此处，诺思是在进行学科动员。他呼吁学科中人有意识地对这些“批评无意识”加以整合。趁当下新自由主义再次陷入危机之时，文学研究者需要审时度势，开启一种面对普罗大众的、能影响现实世界的新型批评范式，使这门学科重新焕发生机。说到底，诺思倡导的文学批评贯注于文学作品自身的形式和审美，并敏于捕捉阅读中牵涉的情感、认知、时空、历史、伦理等多重维度，力图培育一种具有物质根基的新型感受力，从而介入现实。在这方面，诺思的《文学批评》与塞奇威克的《动人的感觉：情动、教育法和操演性》（2003）、阿特里奇的《文学的独特性》（2004）、菲尔斯基的《文学之用》（2008）和《批判与后批判》（2015）等作品一道，构成了二十一世纪以来学院派人士对学科范式改革的集体呼吁。
风格印象
就西方学术的风格而言，粗线条的历史性论述方式，似乎更容易被国内读者辨识和理解，这类著作中遍布的警句往往能引起普遍共鸣。与之相比，《文学批评》虽然也算是一部史作，但为了细致入微地揭示问题的复杂性，该书充满各种转折和限制条件，因果关系一波三折，于是有些地方的论证逻辑显得不够一目了然。另外，作者的论述语言并非客观中立，而是夹杂着讽刺、戏仿、操演，如宾大的一位教授在我们私下聊天时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里的语气常常是有态度的，有感情色彩的。这种风格无疑增加了理解和翻译的难度。诺思在书中倡导的是由瑞恰慈开创的、当下几近消失了的文学批评模式，批驳的是如今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范式或历史主义/语境主义范式，因此他在论述的时候，也尽量避免全盘历史化、语境化，而是采取一种探索启发式（heuristic）的论述风格，力求在风格上靠近其所呼吁的文学批评。这样的论述风格，在评价前辈学人的学术成果时，体现在他频繁采用的语意解析上：从最具影响力的学术作品中摘引关键段落，对其中的论点、措辞、情感、态度、风格等方面进行阐释，指出其中明显的语意含混，以及上下文的逻辑矛盾，最后利用后见之明评判作品的利弊得失。读及此处，我们虽然会对他不留情面地驳斥的资深教授心生同情，但也隐隐感受到一种复仇的快乐。确实，做外国文学研究的人，无论初学者还是熟练工，都要直面这门学科的不精确性和（有时不必要的）繁复性，这也是“消极能力”（济慈语）对学科中人尤为重要的原因。概因缺少客观的评价标准，文学研究时常将读者卷入语意的漩涡——别人讲得天花乱坠，我们读得云里雾里。所以，当本书作者这样的学术新人出现，他不惜得罪权威人物，对经典学术作品中的核心段落进行文本细读，并抽丝剥茧地解构原作观点，读者宛如在嘈嘈切切的话语喧嚣中获得了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心安之感。即便书中不乏轻率之论，此书也能在读者中唤起一种快意恩仇的认同感。这种不惜冒犯学术大佬的论辩风格，不仅需要可与之媲美的智识水平，更需要舍身求法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