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宫“尚食”的几个事 #尚食# #尚食[超话]#
本文首发于《扬子晚报》，作者胡丹（皇帝不称朕）
尚者，上也（如尚方宝剑又名上方宝剑），尚又有掌管之义（如尚书），则“尚食”既指上方之食、御食，也可以是掌领上食之机构。总归“尚食”不是民间能用的词，它是皇家的专属；说白了，尚食就是管皇帝一家子吃饭的。
一、明宫确曾有过“尚食”
“尚食”是明代内廷机构，这在《明太祖实录》里有明确记载：1365年七月，当时还是吴王的朱元璋宫里，“置尚食、尚醴二局，设大使、副使各一人”。顾名思义，尚食管饭，尚醴管酒，有酒有饭，就可以饱醉了，看起来吴王的日子很有些好过了！
开设专门的“尚食局”埋锅造饭，这是朱家王朝兴旺发达的一个微小信息；不到三年，朱元璋果然登基坐殿，当上了大明皇帝。而这个开国前设立的尚食局，很可能是明宫最早的宦官衙门。
明朝首次“定内侍诸司官制”，是在洪武二年（1369），这时尚食局不见了，而在近侍内臣60人中，有“执膳”4人，专管皇上吃饭——《皇明祖训录》记：“执膳奉御，掌监造御膳供进。”
老朱家的生活越过越好，尤其是建国后，添丁加口的速度加快，朱元璋大小老婆四十多位，皇子公主合起来也有四十多，一旦开起家宴来，坐满十桌不止，光靠4个内臣执膳，肯定兜不住。不知后宫是搭伙吃饭，一齐吃集体食堂，还是各宫自开小灶，各顾各的？
洪武五年（1372），内廷始设“六局一司”，尚食局又来了！但它作为“六尚女官”之一，由宦官衙门变成了“女官之职”。朱元璋对设立女官这事儿很重视，专门派了两名宦官前往苏、杭二州，在民间选择能写会算、愿意入宫的妇女，一共44位，送到南京，其中14人授职任事，其他人因未满二十，赐银遣送回家。尚食局既然由妇女管理，理应专门照顾妃嫔和幼年皇子女的饮食。
皇明的后宫，规模不断扩大，尚食局也随之扩编，到洪武末年，尚食局的女官首领“尚食”增为二人，正五品，下设司膳司，“掌割烹煎和之事”，而且，“凡进食先尝之”——由这个情节来看，司膳司也供办御膳。但尚食局管的事，已不止主家的饮食，它下面还设司酝、司乐、司饎三司，分掌舆辇伞扇、园苑蔬果和灯烛膏火之事，相当于宫廷的总务科，而不止“膳食科”了。同时内官衙门里增设了四品尚膳监，掌管御膳与宫中筵宴及食用之物。
明朝的内廷，从主上到大小宫奴，总在两万人上下，一到饭点儿，这么多人一起突突地开火造饭，顿时炊烟四起，可不称盛景乎？大概京人都会指皇城说，万岁爷开饭了！
皇家的后厨，如上所言，包括尚食局与尚膳监两大系统，各自服务于不同的对象。吃饭的人太多，对宫廷后勤，是很大的考验。
在这些人中，自然皇帝的吃饭问题，最为重要。而皇帝对“饭口”的重视，不妨从朱元璋对厨子的特别态度说起——
二、朱元璋父子与厨子
洪武十一年，诸皇子中，前面几个儿郎已长成大小伙子，朱元璋迫不及待地打发他们到各自的封国去，好亲自掌领他老朱家的军马。几个王子上路了，忽一日，朱元璋接到密报，说第二子秦王朱樉，在到西安就藩的路上，因为一点小不如意，鞭打了厨子。而另一路到山西太原就藩的三王子晋王朱棡，也因小事笞辱了膳夫。
厨子、膳夫，打不得！
朱元璋竟然大起惶恐，立马点灯铺纸，亲笔写了一份敕谕，令人急送至儿前，谆谆告诫小子们，侮辱“造膳者”，有多危险！
他说：“膳，立命也，非操膳其事者不得其精”。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朱元璋却上升到“立命”的高度。他告诫秦王：你的吃食，掌于厨子之手，你不把厨子当人，“将操膳者视以寻常，是不可也”。为何不可？不是怕他勺子一颠，饭菜分量不够，而是“（你）若频加棰楚，不测之祸，恐生于此”！直白说，就是你把他打狠了，他在你食物中下毒，你小命不保！
在给晋王的教训里，朱元璋还拿自己现身说法，他说：
“你老父我率领群雄平定祸乱，对人从未姑息过。唯独厨子徐兴祖，事我二十三年，我从未折辱过他。”
这位以屠戮功臣著名的开国皇帝，一生杀人无数，独独对一介“膳夫”坚持“群众路线”，紧密团结，不愿结怨。“怨不在大，小子识之！”他是这么总结的。
朱元璋对这些“小人”可真是好，不单常赐以白金、宝钞，还送大官给他们做。朱元璋的厨子徐兴祖、井泉，都做到光禄寺卿；剃头匠杜安道、洪尚观，做到太常寺卿，都是从三品的皇皇京卿（参见拙著《大明王朝家里事儿》）。
明初时，宫廷制度初建，宫里有一些外臣服务皇帝的饮食，是特例。后来内外隔绝，规矩大发了，就不大有外人能入宫操膳，皇家的炊事员，都是内臣。
三、大太监魏忠贤靠“办膳”起家
在《尚食》这部戏，似乎宫廷女子包揽了后宫美食。其实，做饭辛苦，对体力是不小的考验，在家里，多是妈妈下厨，女主人管起一家子吃喝。但是在以做饭为工作的岗位上，还是男子才能胜任，所以历代名厨，多为须眉。
在我所能记忆的明代史料里，反映宫女与宫廷饮食关系的材料极少，很难展开了讲，或许只有这样，才给艺术创作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吧。看美女颠勺，总强似看那太监！然而，事实上，在明宫把勺的，却都是阉宦。
宫闱深远讳密，是外人难以知悉宫廷生活的主要原因。明末太监刘若愚写了一部《酌中志》，专记宫廷之事，提供了不少珍稀材料。他在记载“圣驾御前”近侍机构时，记有御药房、御茶房，还有尚冠、尚衣、尚履、管净（出恭之事）等诸色内臣，却偏偏没有一个管皇帝吃饭的“御膳房”；倒是有一个“大庖厨”，虽然也名列“近侍”（即亲近内臣），却怎么听也像一个大厨房，可能管着皇上身边近侍的饮食，而非万岁爷的御膳。
关于御膳的情况，刘若愚也有宝贵的记载，他说：
“天启以前，凡圣驾每日所进之膳，俱司礼监掌印、秉笔、掌东厂者二、三人轮流办之。”
就是说，在熹宗天启年以前，万岁爷用膳，都是由名位最为尊显的几个大太监，即司礼监的掌印、秉笔太监和掌东厂太监轮流操办。
为万岁爷办膳，是身份的象征，虽说皇帝就一张嘴，他能吃多少？可到底是准备“天馔御食”，场面不得不大。刘若愚记道，天启年间，司礼太监王体乾、魏忠贤、李永贞连同皇帝乳母客氏四家轮流办膳，每家管事官数十员、造办酒醋酱料厨役数百人，这还是紫禁城之外的；皇上吃饭了，在乾清宫里领膳、请膳和管果酒的近侍，每家也在四、五十员以上。
皇上一顿饭，宫里宫外大几百人忙活，可见这一口饭的排场和铺张。
而皇帝是不出伙食钱的，所需费用全由办膳的大太监承担，说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也算是荣宠之累吧！崇祯帝即位后，革除前朝弊政，改由尚膳监负责御前饮食——“亦节省意”。替谁节省呢？其实受益的是那几个大老太监，他们开脱了。但据刘若愚说，崇祯十四年后，复令司礼监掌印、掌厂、秉笔太监“照先年例挨月轮流办膳，仍遵祖制也”。为什么突然又要“遵祖制”了呢？这时候明朝不行了，尤其是经费左支右绌，皇帝也穷啊！崇祯帝也在想辙开源节流，于是下令将老规矩恢复起来，让那几个大太监挨着月份，轮流办膳，管皇上吃喝，实际上是借着“遵祖制”，把饭钱甩锅给了太监，他自己倒省下啦！崇祯帝也够鸡贼的。但皇上把腰包捂紧了，可办膳太监不会自己白白往外掏钱，皇上的饭钱，归了拢齐还是要从公家抠出来。
大家都知道，厨房管事是个肥差，因为做饭先得买菜，菜钱就是出油水的地方。刘若愚就记说，魏忠贤在给熹宗的妈王才人“办膳时，便渐充裕”。熹宗的爹，当了二十多年太子，不遭待见，自然“青宫凉薄”。熹宗他妈，又不遭太子爷待见，更是阔绰不起来，直到生下熹宗，才有专人办膳，魏忠贤就是抓住机会，夤缘入宫，为王才人母子办膳，以后才靠着这层关系发达起来。想当初，主子不富裕，魏忠贤都能“充裕”起来，说明宫廷菜钱里，油水还真是不少。据说崇祯帝一次想吃城里某家糕点铺的点心，派太监去买，普通人一两银子能吃饱，太监一经手，一百两银子不止，油水全被太监揩了。太监们还常以办膳为名，宫里宫外勒索食材，也是一宗发财之路。
从《酌中志》所记几个太监的“办膳处”来看，都比较分散。这就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去紫禁城参观，见明朝皇帝住的乾清宫，四下里似乎没一个厨房，宫里全是木头宫殿，防火关节重大，也不可随便搭灶开火。为皇上办膳的太监们各自找地方为皇上做饭，饭做得了，不可能打电话请皇上移驾过来吃，还得用笼屉装好了送去，路上一经风，菜凉了，还能好吃？说实话，我感觉皇帝在吃这一口上，未必是满意的，最大的不足，应该是没法像普通人那样，家里吃腻歪了，可以随时下馆子。
皇上家有庞大的班子造办御膳，想来真是人间珍馐，可是这就跟吃食堂一样，纵然花样很多，久之必然生厌。皇上念的不是龙肉凤胆，而是变个口味，吃点花样。我曾见一本明代笔记上说，成化年间，一个很有才名的翰林老先生，不仅一手文章铺排得好，还调得一手好羹肴，他有一道菜，皇帝特别喜欢吃，太监想学了来，方便做给皇帝吃，可是向翰林老先生讨教，他却死活不肯教。原来老先生是拿这道菜当作“勾引”皇帝的饵呢！皇帝想他的菜，必然想他这个做菜之人。这个事例说明，皇帝想尝鲜儿的欲望是很强烈的。主要还是宫里规矩太大，御厨做饭有板有眼，不容许自由创新，所以菜色虽然十分丰富，可皇帝每天吃着吃着，就把胃口吃败伤了。
本文首发于《扬子晚报》，作者胡丹（皇帝不称朕）
尚者，上也（如尚方宝剑又名上方宝剑），尚又有掌管之义（如尚书），则“尚食”既指上方之食、御食，也可以是掌领上食之机构。总归“尚食”不是民间能用的词，它是皇家的专属；说白了，尚食就是管皇帝一家子吃饭的。
一、明宫确曾有过“尚食”
“尚食”是明代内廷机构，这在《明太祖实录》里有明确记载：1365年七月，当时还是吴王的朱元璋宫里，“置尚食、尚醴二局，设大使、副使各一人”。顾名思义，尚食管饭，尚醴管酒，有酒有饭，就可以饱醉了，看起来吴王的日子很有些好过了！
开设专门的“尚食局”埋锅造饭，这是朱家王朝兴旺发达的一个微小信息；不到三年，朱元璋果然登基坐殿，当上了大明皇帝。而这个开国前设立的尚食局，很可能是明宫最早的宦官衙门。
明朝首次“定内侍诸司官制”，是在洪武二年（1369），这时尚食局不见了，而在近侍内臣60人中，有“执膳”4人，专管皇上吃饭——《皇明祖训录》记：“执膳奉御，掌监造御膳供进。”
老朱家的生活越过越好，尤其是建国后，添丁加口的速度加快，朱元璋大小老婆四十多位，皇子公主合起来也有四十多，一旦开起家宴来，坐满十桌不止，光靠4个内臣执膳，肯定兜不住。不知后宫是搭伙吃饭，一齐吃集体食堂，还是各宫自开小灶，各顾各的？
洪武五年（1372），内廷始设“六局一司”，尚食局又来了！但它作为“六尚女官”之一，由宦官衙门变成了“女官之职”。朱元璋对设立女官这事儿很重视，专门派了两名宦官前往苏、杭二州，在民间选择能写会算、愿意入宫的妇女，一共44位，送到南京，其中14人授职任事，其他人因未满二十，赐银遣送回家。尚食局既然由妇女管理，理应专门照顾妃嫔和幼年皇子女的饮食。
皇明的后宫，规模不断扩大，尚食局也随之扩编，到洪武末年，尚食局的女官首领“尚食”增为二人，正五品，下设司膳司，“掌割烹煎和之事”，而且，“凡进食先尝之”——由这个情节来看，司膳司也供办御膳。但尚食局管的事，已不止主家的饮食，它下面还设司酝、司乐、司饎三司，分掌舆辇伞扇、园苑蔬果和灯烛膏火之事，相当于宫廷的总务科，而不止“膳食科”了。同时内官衙门里增设了四品尚膳监，掌管御膳与宫中筵宴及食用之物。
明朝的内廷，从主上到大小宫奴，总在两万人上下，一到饭点儿，这么多人一起突突地开火造饭，顿时炊烟四起，可不称盛景乎？大概京人都会指皇城说，万岁爷开饭了！
皇家的后厨，如上所言，包括尚食局与尚膳监两大系统，各自服务于不同的对象。吃饭的人太多，对宫廷后勤，是很大的考验。
在这些人中，自然皇帝的吃饭问题，最为重要。而皇帝对“饭口”的重视，不妨从朱元璋对厨子的特别态度说起——
二、朱元璋父子与厨子
洪武十一年，诸皇子中，前面几个儿郎已长成大小伙子，朱元璋迫不及待地打发他们到各自的封国去，好亲自掌领他老朱家的军马。几个王子上路了，忽一日，朱元璋接到密报，说第二子秦王朱樉，在到西安就藩的路上，因为一点小不如意，鞭打了厨子。而另一路到山西太原就藩的三王子晋王朱棡，也因小事笞辱了膳夫。
厨子、膳夫，打不得！
朱元璋竟然大起惶恐，立马点灯铺纸，亲笔写了一份敕谕，令人急送至儿前，谆谆告诫小子们，侮辱“造膳者”，有多危险！
他说：“膳，立命也，非操膳其事者不得其精”。人们常说，民以食为天，朱元璋却上升到“立命”的高度。他告诫秦王：你的吃食，掌于厨子之手，你不把厨子当人，“将操膳者视以寻常，是不可也”。为何不可？不是怕他勺子一颠，饭菜分量不够，而是“（你）若频加棰楚，不测之祸，恐生于此”！直白说，就是你把他打狠了，他在你食物中下毒，你小命不保！
在给晋王的教训里，朱元璋还拿自己现身说法，他说：
“你老父我率领群雄平定祸乱，对人从未姑息过。唯独厨子徐兴祖，事我二十三年，我从未折辱过他。”
这位以屠戮功臣著名的开国皇帝，一生杀人无数，独独对一介“膳夫”坚持“群众路线”，紧密团结，不愿结怨。“怨不在大，小子识之！”他是这么总结的。
朱元璋对这些“小人”可真是好，不单常赐以白金、宝钞，还送大官给他们做。朱元璋的厨子徐兴祖、井泉，都做到光禄寺卿；剃头匠杜安道、洪尚观，做到太常寺卿，都是从三品的皇皇京卿（参见拙著《大明王朝家里事儿》）。
明初时，宫廷制度初建，宫里有一些外臣服务皇帝的饮食，是特例。后来内外隔绝，规矩大发了，就不大有外人能入宫操膳，皇家的炊事员，都是内臣。
三、大太监魏忠贤靠“办膳”起家
在《尚食》这部戏，似乎宫廷女子包揽了后宫美食。其实，做饭辛苦，对体力是不小的考验，在家里，多是妈妈下厨，女主人管起一家子吃喝。但是在以做饭为工作的岗位上，还是男子才能胜任，所以历代名厨，多为须眉。
在我所能记忆的明代史料里，反映宫女与宫廷饮食关系的材料极少，很难展开了讲，或许只有这样，才给艺术创作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吧。看美女颠勺，总强似看那太监！然而，事实上，在明宫把勺的，却都是阉宦。
宫闱深远讳密，是外人难以知悉宫廷生活的主要原因。明末太监刘若愚写了一部《酌中志》，专记宫廷之事，提供了不少珍稀材料。他在记载“圣驾御前”近侍机构时，记有御药房、御茶房，还有尚冠、尚衣、尚履、管净（出恭之事）等诸色内臣，却偏偏没有一个管皇帝吃饭的“御膳房”；倒是有一个“大庖厨”，虽然也名列“近侍”（即亲近内臣），却怎么听也像一个大厨房，可能管着皇上身边近侍的饮食，而非万岁爷的御膳。
关于御膳的情况，刘若愚也有宝贵的记载，他说：
“天启以前，凡圣驾每日所进之膳，俱司礼监掌印、秉笔、掌东厂者二、三人轮流办之。”
就是说，在熹宗天启年以前，万岁爷用膳，都是由名位最为尊显的几个大太监，即司礼监的掌印、秉笔太监和掌东厂太监轮流操办。
为万岁爷办膳，是身份的象征，虽说皇帝就一张嘴，他能吃多少？可到底是准备“天馔御食”，场面不得不大。刘若愚记道，天启年间，司礼太监王体乾、魏忠贤、李永贞连同皇帝乳母客氏四家轮流办膳，每家管事官数十员、造办酒醋酱料厨役数百人，这还是紫禁城之外的；皇上吃饭了，在乾清宫里领膳、请膳和管果酒的近侍，每家也在四、五十员以上。
皇上一顿饭，宫里宫外大几百人忙活，可见这一口饭的排场和铺张。
而皇帝是不出伙食钱的，所需费用全由办膳的大太监承担，说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也算是荣宠之累吧！崇祯帝即位后，革除前朝弊政，改由尚膳监负责御前饮食——“亦节省意”。替谁节省呢？其实受益的是那几个大老太监，他们开脱了。但据刘若愚说，崇祯十四年后，复令司礼监掌印、掌厂、秉笔太监“照先年例挨月轮流办膳，仍遵祖制也”。为什么突然又要“遵祖制”了呢？这时候明朝不行了，尤其是经费左支右绌，皇帝也穷啊！崇祯帝也在想辙开源节流，于是下令将老规矩恢复起来，让那几个大太监挨着月份，轮流办膳，管皇上吃喝，实际上是借着“遵祖制”，把饭钱甩锅给了太监，他自己倒省下啦！崇祯帝也够鸡贼的。但皇上把腰包捂紧了，可办膳太监不会自己白白往外掏钱，皇上的饭钱，归了拢齐还是要从公家抠出来。
大家都知道，厨房管事是个肥差，因为做饭先得买菜，菜钱就是出油水的地方。刘若愚就记说，魏忠贤在给熹宗的妈王才人“办膳时，便渐充裕”。熹宗的爹，当了二十多年太子，不遭待见，自然“青宫凉薄”。熹宗他妈，又不遭太子爷待见，更是阔绰不起来，直到生下熹宗，才有专人办膳，魏忠贤就是抓住机会，夤缘入宫，为王才人母子办膳，以后才靠着这层关系发达起来。想当初，主子不富裕，魏忠贤都能“充裕”起来，说明宫廷菜钱里，油水还真是不少。据说崇祯帝一次想吃城里某家糕点铺的点心，派太监去买，普通人一两银子能吃饱，太监一经手，一百两银子不止，油水全被太监揩了。太监们还常以办膳为名，宫里宫外勒索食材，也是一宗发财之路。
从《酌中志》所记几个太监的“办膳处”来看，都比较分散。这就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去紫禁城参观，见明朝皇帝住的乾清宫，四下里似乎没一个厨房，宫里全是木头宫殿，防火关节重大，也不可随便搭灶开火。为皇上办膳的太监们各自找地方为皇上做饭，饭做得了，不可能打电话请皇上移驾过来吃，还得用笼屉装好了送去，路上一经风，菜凉了，还能好吃？说实话，我感觉皇帝在吃这一口上，未必是满意的，最大的不足，应该是没法像普通人那样，家里吃腻歪了，可以随时下馆子。
皇上家有庞大的班子造办御膳，想来真是人间珍馐，可是这就跟吃食堂一样，纵然花样很多，久之必然生厌。皇上念的不是龙肉凤胆，而是变个口味，吃点花样。我曾见一本明代笔记上说，成化年间，一个很有才名的翰林老先生，不仅一手文章铺排得好，还调得一手好羹肴，他有一道菜，皇帝特别喜欢吃，太监想学了来，方便做给皇帝吃，可是向翰林老先生讨教，他却死活不肯教。原来老先生是拿这道菜当作“勾引”皇帝的饵呢！皇帝想他的菜，必然想他这个做菜之人。这个事例说明，皇帝想尝鲜儿的欲望是很强烈的。主要还是宫里规矩太大，御厨做饭有板有眼，不容许自由创新，所以菜色虽然十分丰富，可皇帝每天吃着吃着，就把胃口吃败伤了。
#北京交友[超话]#【1734】94年，独生子，身高180，体重170，有点胖，本科毕业，京户非京籍，老家河北，目前住在首都机场这边，已在城里购房。公务员，工作稳定。平时上班是倒班，没有固定的节假日。父母都在老家，有工作。
性格比较内向，感情专一，但是熟了之后会大大咧咧，比较开朗，平时有点不拘小节。
希望她：身高160以上，性格开朗，北方人，最好北京人（不是也没关系啦），有稳定工作，未来可以长期在北京定居在北京发展的。价值观合得来才最重要。
性格比较内向，感情专一，但是熟了之后会大大咧咧，比较开朗，平时有点不拘小节。
希望她：身高160以上，性格开朗，北方人，最好北京人（不是也没关系啦），有稳定工作，未来可以长期在北京定居在北京发展的。价值观合得来才最重要。
老北京人的 火筷子、通条、支炉和“汆”
老北京人在北京城的活法，全部都是北京人自己的方式，有自己的一套。我为什么要强调在北京城呢？因为，这套活法非北京人不成。外省人想不出、做不到也消受不了。这一套活法都是与北京人的性格密切联系的。比如，家里做饭取暖用的火炉子，全北京城人家用的基本都一个模样。炉子有三种，一种是普通人家用的，制作简单，也就是说，炉子外面包裹着的是白口铁皮，四条腿除了在炉底支柱外，四面还要用四根铁棍固定。夏天经常看到一些放在院子里的炉子，因为使用时间长了，四个腿颤颤巍巍的，似乎随时都会散架。炉子里面是用黄土和煤灰和成泥把炉膛搪好，炉底是个箅子，可以在炉底推拉，以便于把烧尽的炉灰倒出。第二种是铸铁铸出来的，个头比那种白口铁炉子高一些，也结实多了，规格也正规点，炉膛阔绰些，采暖面积也大一些。这种炉子生产得比较晚，大概是在上个世纪50 年代后，基本上是家庭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市民阶层用。再一种是大户人家用的，号称洋炉子。炉膛大，里面煤球盛得多，个头很高，大约有一米左右高，炉子是用铸铁铸出来的，炉子外周围和炉面上都铸有各种花型，很洋气，采暖面积更大，更省事的是它不用“搪炉膛”。北京的三九天里，像四合院的正北正西上房有一个这样的炉子，屋里就暖洋洋让人出汗。
为什么要嘚啵嘚啵说那么多关于火炉子的事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这些火炉子早就随着北京城许多平房的消失而退出视野。再一个最主要的是，我们要说的那几样东西都跟老北京人用的这些火炉子有关。
第一个是火筷子。火筷子，顾名思义就是火炉子用于夹煤球的。火筷子，像我们吃饭的筷子，不过是铁的。用一个细铁链子在筷子头上连起来，使用的时候两只筷子协调、好用，不用的时候也好挂在火炉旁的铁丝挂钩上，随时可用。火筷子不长，大概跟餐馆厨师们用来炸货的筷子长短差不多，夹起煤球来顺手，也不至于因为火旺而烫手。当年，火筷子使用很普遍，凡是生火取暖做饭的家庭都有。
但火通条就不是哪家都有的了。别看它非常简单好做，随便用一根直径一厘米左右的铁棍儿，把前面磨出稍微有点尖头就可。北京人一般不称呼它火通条，直接就叫通条。因为约定俗成，这样叫简单上口，省事。
北京人的生活和性格里，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凡事都愿意简单化，直来直去，省事儿。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怎么省事怎么来。不愿意也不喜欢肉了吧唧磨磨叽叽的人和事由。这个特点可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和各种事、各色人头里感受到，这也许就是北京人活得潇脱痛快好交往的原因之一。
通条长约半米，它就是来伺候那种大火炉子的。当添煤封火和调旺火苗的时候，通条就显出本事了，从火炉上面只需上下擞几下，立马就可以完活。20 世纪60 年代以后，北京城里开始推广蜂窝煤，通条又有了新的任务，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擞”了，通条就必须按照蜂窝煤的火眼，一个一个火眼地杵动，而拢火和封火也不再上下地“擞”，只能用适应蜂窝煤取装的火夹子。通条虽然简单，但它的作用可不小。在寒冬腊月，一旦哪个院子的自来水管子冻了，并且冻瓷实了，开水浇不开。那就得拧下地面上的水管，直接用烧红的通条往下杵，直到管子里冒出水来为止。下水道堵了，通条也是主要的疏通工具。有时候做煤礓儿，就得用它“吧唧吧唧”地摔打煤泥。反正，通条虽小又简单，但它在北京人生活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北京人，爱吃饼。甭管普通的家常饼、千层饼还是发面饼，烙饼总是不能少的。烙饼用饼铛，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北京人烙发面饼用的可不是饼铛，他们发明了一种可以把发面饼烙出花点的工具，这个工具叫支炉。
支炉跟砂锅一样，是用陶土和沙子烧制而成。有发青的颜色，也有浅土色的。它的形状是圆形，直径大约20 厘米左右，高有10 厘米左右。上面稍有些弧度，烙饼的时候，就直接把支炉放在火炉上，把发面揉好和好碱，擀成支炉大小的面饼放在支炉上烘烤。这样烙出的发面饼，成熟快，火眼均匀，貌似比饼铛烙的饼要香要脆。支炉不仅仅可以烙饼，还可以烤馒头片或窝头片。那个时代，生活条件困苦，孩子们早晨上学，家长一般都会早早起来，把窝头馒头切成薄片，放支炉上烘烤。用支炉烤，不仅快而且烤出来的食物焦黄香脆，还有些甜。
但因为是类似砂锅的材料，支炉有点娇嫩，容易碎。平时稍有不慎碰在什么地方或者用劲大一点放，可能就会出裂纹。所以，经常看到一些家庭的支炉的腰都被粗细不一的铁丝捆绑着，延续着它的寿命。
北京人的语言丰富，其词典里有无数非常有趣的“京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字就是“汆”，这个字有许多的意思和代表物。比如，汆丸子的汆，浇面用“羊肉汆”的“汆”，这个人急了“汆了”，还有就是我们要说的“汆”。“汆”准确地说应该叫“水汆”，顾名思义，就是放水的物件。老北京人爱喝茶，喝“高碎”，也叫“高末”，茉莉花茶的一种。每天早晨起来，火炉上都会坐上一个“水汆”，把水烧开好沏上一壶高末，坐在八仙桌旁喝茶。一般家庭都有水壶，为什么偏要用水汆烧水呢？当然是水汆烧水开得快呀。
“汆”，都是用洋铁打出来的，打“汆”跟打烟囱的方法一样，剪出一块长方形的白口铁，围在木楦子上敲出圆形，两边窝出相咬的口，然后把它们咬合砸死。汆的底也是照此办理，剪一块圆形白口铁与汆的底四周边咬合上，敲瓷实了。这样，一个可以在火炉上烧水的“水汆”就做好了。
因为汆是铁皮做的，它的底和四周很薄，受热快，用不了三两分钟就能烧开一汆水。而水壶则不成，水壶的底要相对厚，再加上用的时间长，水壶底会有很厚的水碱，用旺火烧一壶开水，至少得十多分钟，供不上北京茶婆们早晨喝的。“水汆”在老北京人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物件，简单好使且用途广泛。
北京人聪明，尤其爱琢磨点新鲜事。这也与北京人的性格相关，因为他们生来就有一些优越感，干的营生，把玩的玩意儿，干活用的家什都得有点意思才行，都得讲究，都得比别人高一头心里才消停。这点讲究遍于他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点点滴滴的事由里。就拿火炉子这点事说，它的家什还不仅仅是这几样东西。除了通条、火筷子、支炉、“汆”外，专门伺候火炉子的就有十几种，有煤铲、火钩子、火夹子、煤夹子、拔火罐、火炉围子、小通条、火炉箅子、挡火、烟囱，等等。就跟老北京掏耳朵工具似的，那么小的家什居然可以各式各样一串一串的。
老北京的生活方式跟老北京人的性格和活法有关，也跟他们的为人处事有关。举一例说明。过去，穷苦的北京人爱捡煤核。为什么呢？一个是家境贫困，买不起煤球，煤核可以做煤球用；一个是大户人家烧煤一般都不把煤球烧透。有人说，因为有钱。其实不是。据老人们说，不烧透就是为了济贫，让捡煤核的穷人捡去继续用。从这一小事看，乐善好施，也是北京人的传统之一。
老北京人的火筷子、通条、支炉和“汆”以及那些火炉子的家什，都只是老北京人活法的侧面，但这些小的琐事仍不失为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剪影。
老北京人在北京城的活法，全部都是北京人自己的方式，有自己的一套。我为什么要强调在北京城呢？因为，这套活法非北京人不成。外省人想不出、做不到也消受不了。这一套活法都是与北京人的性格密切联系的。比如，家里做饭取暖用的火炉子，全北京城人家用的基本都一个模样。炉子有三种，一种是普通人家用的，制作简单，也就是说，炉子外面包裹着的是白口铁皮，四条腿除了在炉底支柱外，四面还要用四根铁棍固定。夏天经常看到一些放在院子里的炉子，因为使用时间长了，四个腿颤颤巍巍的，似乎随时都会散架。炉子里面是用黄土和煤灰和成泥把炉膛搪好，炉底是个箅子，可以在炉底推拉，以便于把烧尽的炉灰倒出。第二种是铸铁铸出来的，个头比那种白口铁炉子高一些，也结实多了，规格也正规点，炉膛阔绰些，采暖面积也大一些。这种炉子生产得比较晚，大概是在上个世纪50 年代后，基本上是家庭条件比较好一点的市民阶层用。再一种是大户人家用的，号称洋炉子。炉膛大，里面煤球盛得多，个头很高，大约有一米左右高，炉子是用铸铁铸出来的，炉子外周围和炉面上都铸有各种花型，很洋气，采暖面积更大，更省事的是它不用“搪炉膛”。北京的三九天里，像四合院的正北正西上房有一个这样的炉子，屋里就暖洋洋让人出汗。
为什么要嘚啵嘚啵说那么多关于火炉子的事呢。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这些火炉子早就随着北京城许多平房的消失而退出视野。再一个最主要的是，我们要说的那几样东西都跟老北京人用的这些火炉子有关。
第一个是火筷子。火筷子，顾名思义就是火炉子用于夹煤球的。火筷子，像我们吃饭的筷子，不过是铁的。用一个细铁链子在筷子头上连起来，使用的时候两只筷子协调、好用，不用的时候也好挂在火炉旁的铁丝挂钩上，随时可用。火筷子不长，大概跟餐馆厨师们用来炸货的筷子长短差不多，夹起煤球来顺手，也不至于因为火旺而烫手。当年，火筷子使用很普遍，凡是生火取暖做饭的家庭都有。
但火通条就不是哪家都有的了。别看它非常简单好做，随便用一根直径一厘米左右的铁棍儿，把前面磨出稍微有点尖头就可。北京人一般不称呼它火通条，直接就叫通条。因为约定俗成，这样叫简单上口，省事。
北京人的生活和性格里，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凡事都愿意简单化，直来直去，省事儿。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怎么省事怎么来。不愿意也不喜欢肉了吧唧磨磨叽叽的人和事由。这个特点可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和各种事、各色人头里感受到，这也许就是北京人活得潇脱痛快好交往的原因之一。
通条长约半米，它就是来伺候那种大火炉子的。当添煤封火和调旺火苗的时候，通条就显出本事了，从火炉上面只需上下擞几下，立马就可以完活。20 世纪60 年代以后，北京城里开始推广蜂窝煤，通条又有了新的任务，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擞”了，通条就必须按照蜂窝煤的火眼，一个一个火眼地杵动，而拢火和封火也不再上下地“擞”，只能用适应蜂窝煤取装的火夹子。通条虽然简单，但它的作用可不小。在寒冬腊月，一旦哪个院子的自来水管子冻了，并且冻瓷实了，开水浇不开。那就得拧下地面上的水管，直接用烧红的通条往下杵，直到管子里冒出水来为止。下水道堵了，通条也是主要的疏通工具。有时候做煤礓儿，就得用它“吧唧吧唧”地摔打煤泥。反正，通条虽小又简单，但它在北京人生活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北京人，爱吃饼。甭管普通的家常饼、千层饼还是发面饼，烙饼总是不能少的。烙饼用饼铛，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北京人烙发面饼用的可不是饼铛，他们发明了一种可以把发面饼烙出花点的工具，这个工具叫支炉。
支炉跟砂锅一样，是用陶土和沙子烧制而成。有发青的颜色，也有浅土色的。它的形状是圆形，直径大约20 厘米左右，高有10 厘米左右。上面稍有些弧度，烙饼的时候，就直接把支炉放在火炉上，把发面揉好和好碱，擀成支炉大小的面饼放在支炉上烘烤。这样烙出的发面饼，成熟快，火眼均匀，貌似比饼铛烙的饼要香要脆。支炉不仅仅可以烙饼，还可以烤馒头片或窝头片。那个时代，生活条件困苦，孩子们早晨上学，家长一般都会早早起来，把窝头馒头切成薄片，放支炉上烘烤。用支炉烤，不仅快而且烤出来的食物焦黄香脆，还有些甜。
但因为是类似砂锅的材料，支炉有点娇嫩，容易碎。平时稍有不慎碰在什么地方或者用劲大一点放，可能就会出裂纹。所以，经常看到一些家庭的支炉的腰都被粗细不一的铁丝捆绑着，延续着它的寿命。
北京人的语言丰富，其词典里有无数非常有趣的“京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字就是“汆”，这个字有许多的意思和代表物。比如，汆丸子的汆，浇面用“羊肉汆”的“汆”，这个人急了“汆了”，还有就是我们要说的“汆”。“汆”准确地说应该叫“水汆”，顾名思义，就是放水的物件。老北京人爱喝茶，喝“高碎”，也叫“高末”，茉莉花茶的一种。每天早晨起来，火炉上都会坐上一个“水汆”，把水烧开好沏上一壶高末，坐在八仙桌旁喝茶。一般家庭都有水壶，为什么偏要用水汆烧水呢？当然是水汆烧水开得快呀。
“汆”，都是用洋铁打出来的，打“汆”跟打烟囱的方法一样，剪出一块长方形的白口铁，围在木楦子上敲出圆形，两边窝出相咬的口，然后把它们咬合砸死。汆的底也是照此办理，剪一块圆形白口铁与汆的底四周边咬合上，敲瓷实了。这样，一个可以在火炉上烧水的“水汆”就做好了。
因为汆是铁皮做的，它的底和四周很薄，受热快，用不了三两分钟就能烧开一汆水。而水壶则不成，水壶的底要相对厚，再加上用的时间长，水壶底会有很厚的水碱，用旺火烧一壶开水，至少得十多分钟，供不上北京茶婆们早晨喝的。“水汆”在老北京人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物件，简单好使且用途广泛。
北京人聪明，尤其爱琢磨点新鲜事。这也与北京人的性格相关，因为他们生来就有一些优越感，干的营生，把玩的玩意儿，干活用的家什都得有点意思才行，都得讲究，都得比别人高一头心里才消停。这点讲究遍于他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和点点滴滴的事由里。就拿火炉子这点事说，它的家什还不仅仅是这几样东西。除了通条、火筷子、支炉、“汆”外，专门伺候火炉子的就有十几种，有煤铲、火钩子、火夹子、煤夹子、拔火罐、火炉围子、小通条、火炉箅子、挡火、烟囱，等等。就跟老北京掏耳朵工具似的，那么小的家什居然可以各式各样一串一串的。
老北京的生活方式跟老北京人的性格和活法有关，也跟他们的为人处事有关。举一例说明。过去，穷苦的北京人爱捡煤核。为什么呢？一个是家境贫困，买不起煤球，煤核可以做煤球用；一个是大户人家烧煤一般都不把煤球烧透。有人说，因为有钱。其实不是。据老人们说，不烧透就是为了济贫，让捡煤核的穷人捡去继续用。从这一小事看，乐善好施，也是北京人的传统之一。
老北京人的火筷子、通条、支炉和“汆”以及那些火炉子的家什，都只是老北京人活法的侧面，但这些小的琐事仍不失为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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