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会博物馆# #文明曙光# 【彩色世界的见证——石砚】
2002-2005年，在半坡遗址保护大厅改建工程中，考古人员在随工清理时发现了一件精致的石研磨器（图1），在发现的所有遗物中，它是最为重要和别致的。石研磨器的质地为砂岩，呈不规则长方形，长51厘米、宽26厘米、厚4. 5-5厘米，周边打制和打磨痕迹明显，正面经过打磨，非常光滑，中部略低。在中部有一个横向的椭圆形臼窝，长12.5、宽7.8、深1.2厘米，该臼窝的底部及边沿处有被长期摩擦并使用过的痕迹；在其一侧还有一个竖向的椭圆形臼窝，长13.5、宽6、深1.2厘米，这个臼窝的边沿完整。刚出土时，在这两个臼窝内及周边，还附着有少量的红色颜料，特别是竖向的臼窝内残留的颜料痕迹更加明显。该石研磨器的背面，也处理的非常光滑，中部明显低于周边。这种造型有别于以往发现的石研磨器，而与以后的砚台形制十分接近，所以发掘者将之称为“砚”。
彩陶上绘画所用的颜料，绝大多数是从天然石头里提取的带有颜色的矿物质，如赤铁矿、朱砂、软锰矿等，将其研磨成颗粒或粉末状，再和以水进行绘画。在提取和使用自然石块中的彩色矿物质时，所用的研磨器具，则是史前彩绘发生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新石器时代最早的研磨器，则发现于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遗存中，上百件研磨盘、研磨石的出土，证明了这一时期彩绘技术的普遍。这些研磨盘与研磨石多是成套出土，研磨盘形状多样，但在磨盘平面上均有一个光滑且凹陷的浅磨坑，有的研磨盘非常精致，磨面青黑光亮，呈规整的圆形；研磨石有圆形、圆锥形、椭圆柱形等，均有一个光滑的研磨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大地湾一期遗存中发现的一些石斧上，常沾有颜料，这或许是由于大地湾先民惯于使用石斧，将颜料矿物砸碎，以便研磨。
20世纪50年代，在半坡遗址的发掘中，共发现了6件保存完整的石研磨器，有的磨盘还带有磨臼，磨臼内尚残留着研磨过颜料的痕迹，发掘者认为这些石研磨器应是当时人们专门用来研磨颜料的工具（图2）。1972年，临潼姜寨遗址也发现了距今约6000多年前的一套绘画工具（图3），出土于一座多人合葬墓中，集中摆放在一个人的脚下，反映出此人很可能是一位专门从事陶器绘画工作的人，这套绘画工具包括石磨臼1件、石研棒1件、红色颜料4块和调和颜料用的陶杯1件。石磨臼的上下两面光平，表面中央部位有圆窝，窝内壁等处留有红色颜料痕迹。石研棒是在石臼圆窝内把成块的颜料研磨成粉末状用的工具，研磨的一面已磨成斜角状，光亮的斜面上留有红色颜料。红色颜料呈黑红色，经鉴定属于赤铁矿性质的三氧化铁，与石磨臼和石研棒上的红色成分相同。
现在我们一般所见到的砚台，主要由砚堂、砚边、砚侧、砚池、砚岗、砚额、砚背及砚面八个部分组成。半坡遗址出土的这方石砚除了砚岗不明显意外，已具备了构成砚台的其余基本要素。从功能上分析，这件石砚也完全具备砚台的基本功能，尤其是石砚中部砚池有长期研磨的痕迹而侧面砚池却无、侧面砚池残留更为明显的红色颜料痕迹的现象，说明中部砚池主要用于研磨颜料，侧面砚池则是用于稀释颜料以及舔笔，已与砚台的使用方式无异。所以在半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时代双臼窝石研磨器，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砚台——也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砚台。它为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先民的艺术活动提供了重要依据，堪称“史前第一砚”。
人类从发展之始，就在想尽办法地描绘自己认识的世界、表达内心的意识形态。他们对颜色的认识，也是在就地取材制作石器工具时，对自然界石块的选择过程中发现的。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山顶洞人，就有安葬死者时在死者身上及周围撒赤铁矿粉末的现象，这是精神文化范畴的原始宗教活动，但这种行为恰恰证明了这时的人们已能将赤铁矿研磨成粉末，已有了研磨技术，只是尚未发现其研磨所用的器具。旧石器时代的彩绘岩画早于雕刻类岩画出现，更是这种颜料研磨技术的直接体现，欧洲早期洞穴彩绘岩画的内容以反映狩猎场景及狩猎巫术为主，是人们用色彩记录真实生活的表达形式。近现代一些少数民族中，有用色彩涂身，达到驱魔、保护自己等目的的现象，也是人们对于色彩力量的认识。而这些色彩的获得，绝大多数要靠研磨矿石颜料。因此，研磨器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与人类的精神追求亦相关，是人类心中的彩色世界的见证。
半坡遗址出土的石砚，是中华文明生命力的佐证之一，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虽几经形制变化，却依然保留初心。它为我们研究砚文化的发展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同时也开创了中国古代特有的砚文化之先河。
2002-2005年，在半坡遗址保护大厅改建工程中，考古人员在随工清理时发现了一件精致的石研磨器（图1），在发现的所有遗物中，它是最为重要和别致的。石研磨器的质地为砂岩，呈不规则长方形，长51厘米、宽26厘米、厚4. 5-5厘米，周边打制和打磨痕迹明显，正面经过打磨，非常光滑，中部略低。在中部有一个横向的椭圆形臼窝，长12.5、宽7.8、深1.2厘米，该臼窝的底部及边沿处有被长期摩擦并使用过的痕迹；在其一侧还有一个竖向的椭圆形臼窝，长13.5、宽6、深1.2厘米，这个臼窝的边沿完整。刚出土时，在这两个臼窝内及周边，还附着有少量的红色颜料，特别是竖向的臼窝内残留的颜料痕迹更加明显。该石研磨器的背面，也处理的非常光滑，中部明显低于周边。这种造型有别于以往发现的石研磨器，而与以后的砚台形制十分接近，所以发掘者将之称为“砚”。
彩陶上绘画所用的颜料，绝大多数是从天然石头里提取的带有颜色的矿物质，如赤铁矿、朱砂、软锰矿等，将其研磨成颗粒或粉末状，再和以水进行绘画。在提取和使用自然石块中的彩色矿物质时，所用的研磨器具，则是史前彩绘发生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新石器时代最早的研磨器，则发现于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遗存中，上百件研磨盘、研磨石的出土，证明了这一时期彩绘技术的普遍。这些研磨盘与研磨石多是成套出土，研磨盘形状多样，但在磨盘平面上均有一个光滑且凹陷的浅磨坑，有的研磨盘非常精致，磨面青黑光亮，呈规整的圆形；研磨石有圆形、圆锥形、椭圆柱形等，均有一个光滑的研磨面。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大地湾一期遗存中发现的一些石斧上，常沾有颜料，这或许是由于大地湾先民惯于使用石斧，将颜料矿物砸碎，以便研磨。
20世纪50年代，在半坡遗址的发掘中，共发现了6件保存完整的石研磨器，有的磨盘还带有磨臼，磨臼内尚残留着研磨过颜料的痕迹，发掘者认为这些石研磨器应是当时人们专门用来研磨颜料的工具（图2）。1972年，临潼姜寨遗址也发现了距今约6000多年前的一套绘画工具（图3），出土于一座多人合葬墓中，集中摆放在一个人的脚下，反映出此人很可能是一位专门从事陶器绘画工作的人，这套绘画工具包括石磨臼1件、石研棒1件、红色颜料4块和调和颜料用的陶杯1件。石磨臼的上下两面光平，表面中央部位有圆窝，窝内壁等处留有红色颜料痕迹。石研棒是在石臼圆窝内把成块的颜料研磨成粉末状用的工具，研磨的一面已磨成斜角状，光亮的斜面上留有红色颜料。红色颜料呈黑红色，经鉴定属于赤铁矿性质的三氧化铁，与石磨臼和石研棒上的红色成分相同。
现在我们一般所见到的砚台，主要由砚堂、砚边、砚侧、砚池、砚岗、砚额、砚背及砚面八个部分组成。半坡遗址出土的这方石砚除了砚岗不明显意外，已具备了构成砚台的其余基本要素。从功能上分析，这件石砚也完全具备砚台的基本功能，尤其是石砚中部砚池有长期研磨的痕迹而侧面砚池却无、侧面砚池残留更为明显的红色颜料痕迹的现象，说明中部砚池主要用于研磨颜料，侧面砚池则是用于稀释颜料以及舔笔，已与砚台的使用方式无异。所以在半坡遗址发现的仰韶时代双臼窝石研磨器，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砚台——也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砚台。它为我们了解新石器时代先民的艺术活动提供了重要依据，堪称“史前第一砚”。
人类从发展之始，就在想尽办法地描绘自己认识的世界、表达内心的意识形态。他们对颜色的认识，也是在就地取材制作石器工具时，对自然界石块的选择过程中发现的。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山顶洞人，就有安葬死者时在死者身上及周围撒赤铁矿粉末的现象，这是精神文化范畴的原始宗教活动，但这种行为恰恰证明了这时的人们已能将赤铁矿研磨成粉末，已有了研磨技术，只是尚未发现其研磨所用的器具。旧石器时代的彩绘岩画早于雕刻类岩画出现，更是这种颜料研磨技术的直接体现，欧洲早期洞穴彩绘岩画的内容以反映狩猎场景及狩猎巫术为主，是人们用色彩记录真实生活的表达形式。近现代一些少数民族中，有用色彩涂身，达到驱魔、保护自己等目的的现象，也是人们对于色彩力量的认识。而这些色彩的获得，绝大多数要靠研磨矿石颜料。因此，研磨器与人类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与人类的精神追求亦相关，是人类心中的彩色世界的见证。
半坡遗址出土的石砚，是中华文明生命力的佐证之一，在我国长达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虽几经形制变化，却依然保留初心。它为我们研究砚文化的发展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同时也开创了中国古代特有的砚文化之先河。
【人努力天帮忙，北京解渴了，地下水复苏了】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曾经泉源遍地、河流纵横，但随着城市发展和人口增加，地下水位因超采、气候等因素呈现加速下降趋势：从1980年的平均埋深7.24米下降到2015年的25.75米，地下水漏斗区面积近1000平方公里。
对很多北方城市而言，地下水是城市用水的重要来源，过去几十年中，地下水在北京城市用水中始终超过半壁江山的分量。地下水的超采，令人揪心的地下水漏斗区，无疑是首都城市安全和饮水安全的极大隐患！
幸运的是，2014年底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全线建成通水，大量“南水”源源不断供给北京市民，也滋润了饥渴的大地，极大地改变了地下水的超采局面。
七八年过去了，“南水”对北京地下水的影响如何？那些干涸的泉眼“复活”了没有？那些断流河道有水了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进行了调查。
来自北京市水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水位连续6年回升，超采区面积比2015年最严重时减少82%。不少曾经干涸的泉眼复涌了，市民家门口的“沉睡的河道”又“活”起来了。
地下水，这个北京的“隐藏资源”正悄悄地恢复生机。
81处泉眼复涌见证地下水“复苏”
自2021年汛期以来，北京市怀柔区琉璃庙镇孙胡沟村的一个小变化让村民老范开心了很久：村里干涸多年小河道复苏了，潺潺流水给村里的风景增添了一份秀丽。
而在几十公里外的怀柔区渤海镇，大榛峪村境内干涸多年的泉眼恢复了生机，汩汩泉水从泉眼喷涌而出，汇入河道，连续十个月水流不断。
“这个泉以前几乎没什么水，也就汛期能稍微多一点。”对于“意外之喜”，大榛峪村村民贾金有格外高兴，复得的水源方便了生活，美化了环境，为村里迎来了写生的学生和民宿客人，“整个村子都热闹起来了！”
根据北京市2021年汛期泉水摸排基本情况，截至2021年9月30日，北京市共有81眼泉水表现出复涌迹象，复涌泉水占摸排总量的11.1%。在怀柔区，36眼复涌的泉水中有14眼至今仍在涌水。
泉水又被称为“地下水的天然露头”，复涌的泉水也折射出北京市地下水资源的动态变化。据北京市水务局局长潘安君介绍，自去年以来，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水位累计回升5.75米，地下水储量增加了29.4亿立方米。
北京市的地下水因何而复苏？据北京市水务局介绍，北京近年来降水条件相对稳定，特别是2021年的“超长汛期”降雨颇丰，为北京市地下水修复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天帮忙”之外，还有“人努力”。北京市水文总站地下水监测评价科科长白国营介绍，2014年底“南水”进京后成为保障北京城市用水需求的主力水源，为地下水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与此同时，在多类外来水的支援下，北京完成了永定河、潮白河等多条流域的生态补水工作，充分利用现有砂石坑、蓄滞洪区、河道水网回补地下水，推进河流沿线地下水水位回升、储备能力提高。
此外，北京市近年来还通过严控地下水开采、强化重点领域节水、做好水源置换等方式，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对地下水回升起到了重要作用。水利部水资源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莹介绍：“北京市地下水开采量已经从2004年的约27亿立方米下降至现在的约13.5亿立方米，减少了一半。”
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位连续6年累计回升9.64米。根据北京市水文总站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北京市3月中旬平原区地下水平均埋深为16.30米。“目前北京市平原区大部分地区地下水水位仍处于近年来同期最高水位。”白国营介绍道。
科学应对地下水“欠账”
人类逐水而居，城市因水而兴。北京历史上水资源极为丰富，泉眼众多，河湖广布，但前些年因超采、气候等因素，地下水一度不断下降：从1980年的平均埋深7.24米下降到2015年的25.75米。
而随着2014年底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全线建成通水，大量“南水”进京，北京的水危机才得到缓解。
“地下水资源除了生产价值外，还有着极高的生态价值和战略储备价值。”陈莹指出，地下水超采会威胁到地表的生态环境安全，造成诸如湿地面积减小、植物资源减少等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地下水过度利用还会削减城市的地下水资源储量，严重制约城市未来的发展，威胁用水安全。
尽管实现了连续多年的地下水水位回升，但在白国营看来，北京的地下水总体上仍处于“还历史欠账”的阶段。
例如，目前北京仍有109眼泉水处于干涸状态，一些山间的小流域仍存在断流状态，难以实现对周围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陈莹认为，地下水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北京的地下水尚未达到采补平衡的状态，地下水储备与北京的战略需求相比仍显不足，因此地下水资源需要进一步涵养与合理开发利用。
“我们既应该补好历史‘欠账’，也得结合城市发展情况科学管控地下水水位。”针对目前北京地下水的情况，不少业内人士与专家提出了看似“矛盾”的建议。
考虑到历史“欠账”，地下水位是否越高越好？答案是否定的。白国营说，在一些地下水丰水区，过度回升的地下水会造成地下空间渗水，甚至建筑失稳的问题。因此在北京市水文总站定期发布的地下水动态情况通报里，总会附上“密切关注地下水动态信息”“做好隐患排查和风险防控”等服务提示。
陈莹介绍，地下水位升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自然降水、地下水补排、开发等因素息息相关。水利部门在进行地下水修复工作时，要结合不同区域的情况，参考多年数据精细化制定地下水恢复目标。“地下水水位过高、过低都会影响到城市的安全，因此合理水位管控工作至关重要。”她说。
让地下水被公众“看得见”
2014年“南水”进入北京以来，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达到150立方米左右，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还是摆在人们面前：作为首都，北京仍是一个特大型缺水城市。
为此，北京市制定了最为严格的用水“红线”。北京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伊锋在近期举行的《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到“十四五”期末，北京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到10立方米以内，生产生活年用水总量控制在30亿立方米以内，地下水年开采量力争降至14亿立方米左右。
可以预见的是，北京地下水修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开源，节流更是当务之急。提升公众对北京水资源特别是地下水资源现状的认识、切实推进节水型社会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家住北京市延庆区的贺玉凤是远近闻名的“环保奶奶”。多年来，她一直坚持在延庆区的母亲河——妫水河边捡拾垃圾，保护河湖环境。在她看来，公众爱水护水的意识正在不断被唤醒。
“以前我捡垃圾，别人总说我‘闲得没事干’，现在不仅没人说了，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队伍，河边也很少看到垃圾了。”谈到游客们河流保护意识的提升，贺玉凤非常欣慰。
区别于地表水，地下水由于深埋地下，公众对其变化缺乏直观感受，因此了解度和关注度相对较低。“使用水井的农村地区还能通过水的深浅感知一下地下水，在更多使用自来水的城市里，很多公众对于地下水是没有概念的。”白国营说。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万金红认为，如同地表水保护，地下水资源的修复与保护中，公众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加强地下水知识科普，让公众理解地下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才能激发公众参与的热情。“就目前而言，我国还缺乏系统的水常识教育，爱水护水的理念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如何提升公众护水意识？陈莹认为应该让地下水从“看不见”的水变为“看得见”的水，让大家从思想与行动上关注地下水、爱护地下水。她建议，以《地下水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抓手，利用各类网站、媒体等加大对于法律法规的解读，积极引导公众形成思想和行动上自觉。
政府部门加大地下水信息公开力度，也是让地下水“看得见”的重要方式之一。据白国营介绍，北京市已有相关部门开展专门的地质科普工作，北京市水文总站也从2020年开始定期在网络上公布地下水监测数据，向公众介绍地下水信息，经过积累逐步形成了一些“粉丝”。
“我们每个月都能接到许多咨询电话，这也从侧面证明，一些人开始注意到这个‘隐形’的水资源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白国营说。（来源：新华社）
对很多北方城市而言，地下水是城市用水的重要来源，过去几十年中，地下水在北京城市用水中始终超过半壁江山的分量。地下水的超采，令人揪心的地下水漏斗区，无疑是首都城市安全和饮水安全的极大隐患！
幸运的是，2014年底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全线建成通水，大量“南水”源源不断供给北京市民，也滋润了饥渴的大地，极大地改变了地下水的超采局面。
七八年过去了，“南水”对北京地下水的影响如何？那些干涸的泉眼“复活”了没有？那些断流河道有水了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进行了调查。
来自北京市水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水位连续6年回升，超采区面积比2015年最严重时减少82%。不少曾经干涸的泉眼复涌了，市民家门口的“沉睡的河道”又“活”起来了。
地下水，这个北京的“隐藏资源”正悄悄地恢复生机。
81处泉眼复涌见证地下水“复苏”
自2021年汛期以来，北京市怀柔区琉璃庙镇孙胡沟村的一个小变化让村民老范开心了很久：村里干涸多年小河道复苏了，潺潺流水给村里的风景增添了一份秀丽。
而在几十公里外的怀柔区渤海镇，大榛峪村境内干涸多年的泉眼恢复了生机，汩汩泉水从泉眼喷涌而出，汇入河道，连续十个月水流不断。
“这个泉以前几乎没什么水，也就汛期能稍微多一点。”对于“意外之喜”，大榛峪村村民贾金有格外高兴，复得的水源方便了生活，美化了环境，为村里迎来了写生的学生和民宿客人，“整个村子都热闹起来了！”
根据北京市2021年汛期泉水摸排基本情况，截至2021年9月30日，北京市共有81眼泉水表现出复涌迹象，复涌泉水占摸排总量的11.1%。在怀柔区，36眼复涌的泉水中有14眼至今仍在涌水。
泉水又被称为“地下水的天然露头”，复涌的泉水也折射出北京市地下水资源的动态变化。据北京市水务局局长潘安君介绍，自去年以来，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水位累计回升5.75米，地下水储量增加了29.4亿立方米。
北京市的地下水因何而复苏？据北京市水务局介绍，北京近年来降水条件相对稳定，特别是2021年的“超长汛期”降雨颇丰，为北京市地下水修复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天帮忙”之外，还有“人努力”。北京市水文总站地下水监测评价科科长白国营介绍，2014年底“南水”进京后成为保障北京城市用水需求的主力水源，为地下水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与此同时，在多类外来水的支援下，北京完成了永定河、潮白河等多条流域的生态补水工作，充分利用现有砂石坑、蓄滞洪区、河道水网回补地下水，推进河流沿线地下水水位回升、储备能力提高。
此外，北京市近年来还通过严控地下水开采、强化重点领域节水、做好水源置换等方式，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对地下水回升起到了重要作用。水利部水资源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莹介绍：“北京市地下水开采量已经从2004年的约27亿立方米下降至现在的约13.5亿立方米，减少了一半。”
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位连续6年累计回升9.64米。根据北京市水文总站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北京市3月中旬平原区地下水平均埋深为16.30米。“目前北京市平原区大部分地区地下水水位仍处于近年来同期最高水位。”白国营介绍道。
科学应对地下水“欠账”
人类逐水而居，城市因水而兴。北京历史上水资源极为丰富，泉眼众多，河湖广布，但前些年因超采、气候等因素，地下水一度不断下降：从1980年的平均埋深7.24米下降到2015年的25.75米。
而随着2014年底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全线建成通水，大量“南水”进京，北京的水危机才得到缓解。
“地下水资源除了生产价值外，还有着极高的生态价值和战略储备价值。”陈莹指出，地下水超采会威胁到地表的生态环境安全，造成诸如湿地面积减小、植物资源减少等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地下水过度利用还会削减城市的地下水资源储量，严重制约城市未来的发展，威胁用水安全。
尽管实现了连续多年的地下水水位回升，但在白国营看来，北京的地下水总体上仍处于“还历史欠账”的阶段。
例如，目前北京仍有109眼泉水处于干涸状态，一些山间的小流域仍存在断流状态，难以实现对周围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陈莹认为，地下水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北京的地下水尚未达到采补平衡的状态，地下水储备与北京的战略需求相比仍显不足，因此地下水资源需要进一步涵养与合理开发利用。
“我们既应该补好历史‘欠账’，也得结合城市发展情况科学管控地下水水位。”针对目前北京地下水的情况，不少业内人士与专家提出了看似“矛盾”的建议。
考虑到历史“欠账”，地下水位是否越高越好？答案是否定的。白国营说，在一些地下水丰水区，过度回升的地下水会造成地下空间渗水，甚至建筑失稳的问题。因此在北京市水文总站定期发布的地下水动态情况通报里，总会附上“密切关注地下水动态信息”“做好隐患排查和风险防控”等服务提示。
陈莹介绍，地下水位升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自然降水、地下水补排、开发等因素息息相关。水利部门在进行地下水修复工作时，要结合不同区域的情况，参考多年数据精细化制定地下水恢复目标。“地下水水位过高、过低都会影响到城市的安全，因此合理水位管控工作至关重要。”她说。
让地下水被公众“看得见”
2014年“南水”进入北京以来，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达到150立方米左右，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还是摆在人们面前：作为首都，北京仍是一个特大型缺水城市。
为此，北京市制定了最为严格的用水“红线”。北京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伊锋在近期举行的《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到“十四五”期末，北京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到10立方米以内，生产生活年用水总量控制在30亿立方米以内，地下水年开采量力争降至14亿立方米左右。
可以预见的是，北京地下水修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开源，节流更是当务之急。提升公众对北京水资源特别是地下水资源现状的认识、切实推进节水型社会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家住北京市延庆区的贺玉凤是远近闻名的“环保奶奶”。多年来，她一直坚持在延庆区的母亲河——妫水河边捡拾垃圾，保护河湖环境。在她看来，公众爱水护水的意识正在不断被唤醒。
“以前我捡垃圾，别人总说我‘闲得没事干’，现在不仅没人说了，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队伍，河边也很少看到垃圾了。”谈到游客们河流保护意识的提升，贺玉凤非常欣慰。
区别于地表水，地下水由于深埋地下，公众对其变化缺乏直观感受，因此了解度和关注度相对较低。“使用水井的农村地区还能通过水的深浅感知一下地下水，在更多使用自来水的城市里，很多公众对于地下水是没有概念的。”白国营说。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万金红认为，如同地表水保护，地下水资源的修复与保护中，公众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加强地下水知识科普，让公众理解地下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才能激发公众参与的热情。“就目前而言，我国还缺乏系统的水常识教育，爱水护水的理念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如何提升公众护水意识？陈莹认为应该让地下水从“看不见”的水变为“看得见”的水，让大家从思想与行动上关注地下水、爱护地下水。她建议，以《地下水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抓手，利用各类网站、媒体等加大对于法律法规的解读，积极引导公众形成思想和行动上自觉。
政府部门加大地下水信息公开力度，也是让地下水“看得见”的重要方式之一。据白国营介绍，北京市已有相关部门开展专门的地质科普工作，北京市水文总站也从2020年开始定期在网络上公布地下水监测数据，向公众介绍地下水信息，经过积累逐步形成了一些“粉丝”。
“我们每个月都能接到许多咨询电话，这也从侧面证明，一些人开始注意到这个‘隐形’的水资源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白国营说。（来源：新华社）
【人努力天帮忙，北京解渴了，地下水复苏了 地下水长期超采局面得到改变，平原区地下水水位连续6年累计回升近10米】
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曾经泉源遍地、河流纵横，但随着城市发展和人口增加，地下水位因超采、气候等因素呈现加速下降趋势：从1980年的平均埋深7.24米下降到2015年的25.75米，地下水漏斗区面积近1000平方公里。
对很多北方城市而言，地下水是城市用水的重要来源，过去几十年中，地下水在北京城市用水中始终超过半壁江山的分量。地下水的超采，令人揪心的地下水漏斗区，无疑是首都城市安全和饮水安全的极大隐患！
幸运的是，2014年底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全线建成通水，大量“南水”源源不断供给北京市民，也滋润了饥渴的大地，极大地改变了地下水的超采局面。
七八年过去了，“南水”对北京地下水的影响如何？那些干涸的泉眼“复活”了没有？那些断流河道有水了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进行了调查。
来自北京市水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水位连续6年回升，超采区面积比2015年最严重时减少82%。不少曾经干涸的泉眼复涌了，市民家门口的“沉睡的河道”又“活”起来了。
地下水，这个北京的“隐藏资源”正悄悄地恢复生机。
81处泉眼复涌见证地下水“复苏”
自2021年汛期以来，北京市怀柔区琉璃庙镇孙胡沟村的一个小变化让村民老范开心了很久：村里干涸多年小河道复苏了，潺潺流水给村里的风景增添了一份秀丽。
而在几十公里外的怀柔区渤海镇，大榛峪村境内干涸多年的泉眼恢复了生机，汩汩泉水从泉眼喷涌而出，汇入河道，连续十个月水流不断。
“这个泉以前几乎没什么水，也就汛期能稍微多一点。”对于“意外之喜”，大榛峪村村民贾金有格外高兴，复得的水源方便了生活，美化了环境，为村里迎来了写生的学生和民宿客人，“整个村子都热闹起来了！”
根据北京市2021年汛期泉水摸排基本情况，截至2021年9月30日，北京市共有81眼泉水表现出复涌迹象，复涌泉水占摸排总量的11.1%。在怀柔区，36眼复涌的泉水中有14眼至今仍在涌水。
泉水又被称为“地下水的天然露头”，复涌的泉水也折射出北京市地下水资源的动态变化。据北京市水务局局长潘安君介绍，自去年以来，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水位累计回升5.75米，地下水储量增加了29.4亿立方米。
北京市的地下水因何而复苏？据北京市水务局介绍，北京近年来降水条件相对稳定，特别是2021年的“超长汛期”降雨颇丰，为北京市地下水修复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天帮忙”之外，还有“人努力”。北京市水文总站地下水监测评价科科长白国营介绍，2014年底“南水”进京后成为保障北京城市用水需求的主力水源，为地下水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与此同时，在多类外来水的支援下，北京完成了永定河、潮白河等多条流域的生态补水工作，充分利用现有砂石坑、蓄滞洪区、河道水网回补地下水，推进河流沿线地下水水位回升、储备能力提高。
此外，北京市近年来还通过严控地下水开采、强化重点领域节水、做好水源置换等方式，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对地下水回升起到了重要作用。水利部水资源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莹介绍：“北京市地下水开采量已经从2004年的约27亿立方米下降至现在的约13.5亿立方米，减少了一半。”
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位连续6年累计回升9.64米。根据北京市水文总站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北京市3月中旬平原区地下水平均埋深为16.30米。“目前北京市平原区大部分地区地下水水位仍处于近年来同期最高水位。”白国营介绍道。
科学应对地下水“欠账”
人类逐水而居，城市因水而兴。北京历史上水资源极为丰富，泉眼众多，河湖广布，但前些年因超采、气候等因素，地下水一度不断下降：从1980年的平均埋深7.24米下降到2015年的25.75米。
而随着2014年底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全线建成通水，大量“南水”进京，北京的水危机才得到缓解。
“地下水资源除了生产价值外，还有着极高的生态价值和战略储备价值。”陈莹指出，地下水超采会威胁到地表的生态环境安全，造成诸如湿地面积减小、植物资源减少等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地下水过度利用还会削减城市的地下水资源储量，严重制约城市未来的发展，威胁用水安全。
尽管实现了连续多年的地下水水位回升，但在白国营看来，北京的地下水总体上仍处于“还历史欠账”的阶段。
例如，目前北京仍有109眼泉水处于干涸状态，一些山间的小流域仍存在断流状态，难以实现对周围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陈莹认为，地下水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北京的地下水尚未达到采补平衡的状态，地下水储备与北京的战略需求相比仍显不足，因此地下水资源需要进一步涵养与合理开发利用。
“我们既应该补好历史‘欠账’，也得结合城市发展情况科学管控地下水水位。”针对目前北京地下水的情况，不少业内人士与专家提出了看似“矛盾”的建议。
考虑到历史“欠账”，地下水位是否越高越好？答案是否定的。白国营说，在一些地下水丰水区，过度回升的地下水会造成地下空间渗水，甚至建筑失稳的问题。因此在北京市水文总站定期发布的地下水动态情况通报里，总会附上“密切关注地下水动态信息”“做好隐患排查和风险防控”等服务提示。
陈莹介绍，地下水位升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自然降水、地下水补排、开发等因素息息相关。水利部门在进行地下水修复工作时，要结合不同区域的情况，参考多年数据精细化制定地下水恢复目标。“地下水水位过高、过低都会影响到城市的安全，因此合理水位管控工作至关重要。”她说。
让地下水被公众“看得见”
2014年“南水”进入北京以来，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达到150立方米左右，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还是摆在人们面前：作为首都，北京仍是一个特大型缺水城市。
为此，北京市制定了最为严格的用水“红线”。北京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伊锋在近期举行的《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到“十四五”期末，北京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到10立方米以内，生产生活年用水总量控制在30亿立方米以内，地下水年开采量力争降至14亿立方米左右。
可以预见的是，北京地下水修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开源，节流更是当务之急。提升公众对北京水资源特别是地下水资源现状的认识、切实推进节水型社会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家住北京市延庆区的贺玉凤是远近闻名的“环保奶奶”。多年来，她一直坚持在延庆区的母亲河——妫水河边捡拾垃圾，保护河湖环境。在她看来，公众爱水护水的意识正在不断被唤醒。
“以前我捡垃圾，别人总说我‘闲得没事干’，现在不仅没人说了，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队伍，河边也很少看到垃圾了。”谈到游客们河流保护意识的提升，贺玉凤非常欣慰。
区别于地表水，地下水由于深埋地下，公众对其变化缺乏直观感受，因此了解度和关注度相对较低。“使用水井的农村地区还能通过水的深浅感知一下地下水，在更多使用自来水的城市里，很多公众对于地下水是没有概念的。”白国营说。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万金红认为，如同地表水保护，地下水资源的修复与保护中，公众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加强地下水知识科普，让公众理解地下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才能激发公众参与的热情。“就目前而言，我国还缺乏系统的水常识教育，爱水护水的理念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如何提升公众护水意识？陈莹认为应该让地下水从“看不见”的水变为“看得见”的水，让大家从思想与行动上关注地下水、爱护地下水。她建议，以《地下水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抓手，利用各类网站、媒体等加大对于法律法规的解读，积极引导公众形成思想和行动上自觉。
政府部门加大地下水信息公开力度，也是让地下水“看得见”的重要方式之一。据白国营介绍，北京市已有相关部门开展专门的地质科普工作，北京市水文总站也从2020年开始定期在网络上公布地下水监测数据，向公众介绍地下水信息，经过积累逐步形成了一些“粉丝”。
“我们每个月都能接到许多咨询电话，这也从侧面证明，一些人开始注意到这个‘隐形’的水资源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白国营说。（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关注·家园）
拥有3000多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曾经泉源遍地、河流纵横，但随着城市发展和人口增加，地下水位因超采、气候等因素呈现加速下降趋势：从1980年的平均埋深7.24米下降到2015年的25.75米，地下水漏斗区面积近1000平方公里。
对很多北方城市而言，地下水是城市用水的重要来源，过去几十年中，地下水在北京城市用水中始终超过半壁江山的分量。地下水的超采，令人揪心的地下水漏斗区，无疑是首都城市安全和饮水安全的极大隐患！
幸运的是，2014年底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全线建成通水，大量“南水”源源不断供给北京市民，也滋润了饥渴的大地，极大地改变了地下水的超采局面。
七八年过去了，“南水”对北京地下水的影响如何？那些干涸的泉眼“复活”了没有？那些断流河道有水了吗？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进行了调查。
来自北京市水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水位连续6年回升，超采区面积比2015年最严重时减少82%。不少曾经干涸的泉眼复涌了，市民家门口的“沉睡的河道”又“活”起来了。
地下水，这个北京的“隐藏资源”正悄悄地恢复生机。
81处泉眼复涌见证地下水“复苏”
自2021年汛期以来，北京市怀柔区琉璃庙镇孙胡沟村的一个小变化让村民老范开心了很久：村里干涸多年小河道复苏了，潺潺流水给村里的风景增添了一份秀丽。
而在几十公里外的怀柔区渤海镇，大榛峪村境内干涸多年的泉眼恢复了生机，汩汩泉水从泉眼喷涌而出，汇入河道，连续十个月水流不断。
“这个泉以前几乎没什么水，也就汛期能稍微多一点。”对于“意外之喜”，大榛峪村村民贾金有格外高兴，复得的水源方便了生活，美化了环境，为村里迎来了写生的学生和民宿客人，“整个村子都热闹起来了！”
根据北京市2021年汛期泉水摸排基本情况，截至2021年9月30日，北京市共有81眼泉水表现出复涌迹象，复涌泉水占摸排总量的11.1%。在怀柔区，36眼复涌的泉水中有14眼至今仍在涌水。
泉水又被称为“地下水的天然露头”，复涌的泉水也折射出北京市地下水资源的动态变化。据北京市水务局局长潘安君介绍，自去年以来，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水位累计回升5.75米，地下水储量增加了29.4亿立方米。
北京市的地下水因何而复苏？据北京市水务局介绍，北京近年来降水条件相对稳定，特别是2021年的“超长汛期”降雨颇丰，为北京市地下水修复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
“天帮忙”之外，还有“人努力”。北京市水文总站地下水监测评价科科长白国营介绍，2014年底“南水”进京后成为保障北京城市用水需求的主力水源，为地下水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与此同时，在多类外来水的支援下，北京完成了永定河、潮白河等多条流域的生态补水工作，充分利用现有砂石坑、蓄滞洪区、河道水网回补地下水，推进河流沿线地下水水位回升、储备能力提高。
此外，北京市近年来还通过严控地下水开采、强化重点领域节水、做好水源置换等方式，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对地下水回升起到了重要作用。水利部水资源管理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莹介绍：“北京市地下水开采量已经从2004年的约27亿立方米下降至现在的约13.5亿立方米，减少了一半。”
截至2021年底，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位连续6年累计回升9.64米。根据北京市水文总站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北京市3月中旬平原区地下水平均埋深为16.30米。“目前北京市平原区大部分地区地下水水位仍处于近年来同期最高水位。”白国营介绍道。
科学应对地下水“欠账”
人类逐水而居，城市因水而兴。北京历史上水资源极为丰富，泉眼众多，河湖广布，但前些年因超采、气候等因素，地下水一度不断下降：从1980年的平均埋深7.24米下降到2015年的25.75米。
而随着2014年底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全线建成通水，大量“南水”进京，北京的水危机才得到缓解。
“地下水资源除了生产价值外，还有着极高的生态价值和战略储备价值。”陈莹指出，地下水超采会威胁到地表的生态环境安全，造成诸如湿地面积减小、植物资源减少等不良影响；另一方面，地下水过度利用还会削减城市的地下水资源储量，严重制约城市未来的发展，威胁用水安全。
尽管实现了连续多年的地下水水位回升，但在白国营看来，北京的地下水总体上仍处于“还历史欠账”的阶段。
例如，目前北京仍有109眼泉水处于干涸状态，一些山间的小流域仍存在断流状态，难以实现对周围生产生活、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陈莹认为，地下水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北京的地下水尚未达到采补平衡的状态，地下水储备与北京的战略需求相比仍显不足，因此地下水资源需要进一步涵养与合理开发利用。
“我们既应该补好历史‘欠账’，也得结合城市发展情况科学管控地下水水位。”针对目前北京地下水的情况，不少业内人士与专家提出了看似“矛盾”的建议。
考虑到历史“欠账”，地下水位是否越高越好？答案是否定的。白国营说，在一些地下水丰水区，过度回升的地下水会造成地下空间渗水，甚至建筑失稳的问题。因此在北京市水文总站定期发布的地下水动态情况通报里，总会附上“密切关注地下水动态信息”“做好隐患排查和风险防控”等服务提示。
陈莹介绍，地下水位升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与自然降水、地下水补排、开发等因素息息相关。水利部门在进行地下水修复工作时，要结合不同区域的情况，参考多年数据精细化制定地下水恢复目标。“地下水水位过高、过低都会影响到城市的安全，因此合理水位管控工作至关重要。”她说。
让地下水被公众“看得见”
2014年“南水”进入北京以来，北京市人均水资源量达到150立方米左右，但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还是摆在人们面前：作为首都，北京仍是一个特大型缺水城市。
为此，北京市制定了最为严格的用水“红线”。北京市水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兼总工程师伊锋在近期举行的《北京市“十四五”时期重大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到“十四五”期末，北京单位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下降到10立方米以内，生产生活年用水总量控制在30亿立方米以内，地下水年开采量力争降至14亿立方米左右。
可以预见的是，北京地下水修复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开源，节流更是当务之急。提升公众对北京水资源特别是地下水资源现状的认识、切实推进节水型社会的建设任重而道远。
家住北京市延庆区的贺玉凤是远近闻名的“环保奶奶”。多年来，她一直坚持在延庆区的母亲河——妫水河边捡拾垃圾，保护河湖环境。在她看来，公众爱水护水的意识正在不断被唤醒。
“以前我捡垃圾，别人总说我‘闲得没事干’，现在不仅没人说了，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个队伍，河边也很少看到垃圾了。”谈到游客们河流保护意识的提升，贺玉凤非常欣慰。
区别于地表水，地下水由于深埋地下，公众对其变化缺乏直观感受，因此了解度和关注度相对较低。“使用水井的农村地区还能通过水的深浅感知一下地下水，在更多使用自来水的城市里，很多公众对于地下水是没有概念的。”白国营说。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万金红认为，如同地表水保护，地下水资源的修复与保护中，公众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只有加强地下水知识科普，让公众理解地下水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才能激发公众参与的热情。“就目前而言，我国还缺乏系统的水常识教育，爱水护水的理念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如何提升公众护水意识？陈莹认为应该让地下水从“看不见”的水变为“看得见”的水，让大家从思想与行动上关注地下水、爱护地下水。她建议，以《地下水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抓手，利用各类网站、媒体等加大对于法律法规的解读，积极引导公众形成思想和行动上自觉。
政府部门加大地下水信息公开力度，也是让地下水“看得见”的重要方式之一。据白国营介绍，北京市已有相关部门开展专门的地质科普工作，北京市水文总站也从2020年开始定期在网络上公布地下水监测数据，向公众介绍地下水信息，经过积累逐步形成了一些“粉丝”。
“我们每个月都能接到许多咨询电话，这也从侧面证明，一些人开始注意到这个‘隐形’的水资源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白国营说。（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关注·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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