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道教没有劝善书？原来我们曾耳闻目染的那些人与事都源于此！
人心不古，其不但不趋善，反更推崇害人利己的事情。圣人之教不得延续，文明之命脉也必将受到压制。基于此，以倡导人们从善抑恶为母题的劝善书才需流传于世，希望世人读后可以真正迷途觉醒。
大道初始，阴阳首判，人世间的善恶本是相互依存。先圣老子曾经给我们描述过一个有道之世界，但随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紧接着以是非、荣辱为典型代表的贪念和欲望开始侵占人们的思想。
一旦缺失了道与德的约束，人类社会不复三代之清明，整个社会状况开始急转直下，以致于社会难以清明，人心不再澄静。
劝善书：倡导人们从善抑恶
人心不古，其不但不趋善，反更推崇害人利己的事情。圣人之教不得延续，文明之命脉也必将受到压制。基于此，以倡导人们从善抑恶为母题的劝善书才需流传于世，希望世人读后可以真正迷途觉醒。
劝善，顾名思义是要教人行善，首先要明辨究竟什么是善。以《关圣帝君觉世宝训》为例，文中共提到了38善、46恶事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参考对照。经中曰：“凡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无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心是善之源、恶之根，人们为善为恶都源于一个心字。不论有没有行善恶之事，但凡起心动念便
道教早期的劝善书《赤松子中诫经》的序言中曾记录了一则故事，说的是当初宋国大夫薛瑷曾有十子，其中六人瘸跛，一人狱死，三人盲聋生疮毒。有一人名曰子皋与薛瑷相熟，见其家境如此，便问薛瑷，究竟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才招致了今日的罪状。薛瑷痛心疾首，如实回答说，自己贵为一国宰相，在位之时不曾为国家举荐贤才，这是不尽责；路上见人遗失财物自己却心中暗喜，这是不为德。人生天地之间，唯德是立身之本，唯善是处事之道，薛瑷在这两点上都没有尽到为人的根本，所以才招致如此人祸。
子皋闻言不禁大惊，对薛瑷说，按照天道之法，他这样的作为必定是要背诛灭全族的，甚至还要殃及子孙。但“天虽高而察其下”，只要懂得“改往修来，转败为成，不患晚矣”。于是子皋把自己当初所得一卷劝人行善之书传给薛瑷，叮嘱其日日行之。薛瑷跪捧而受。
数年后，子皋又见薛瑷，发现他的几个儿子的病全好了。子皋惊问缘由，薛瑷回答说，并未曾请过医生看病，只因日日按照善书上的训诫行事，见人危难便与之方便，奉行如同己处，没想竟得此大果报。子皋叹曰：“天之报善也，过于响应声、影应形。”并大呼两遍“速哉”。
经文所记载的事例恰恰说明了“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的圣言。为善，必有善果；为恶，必有恶报。倘若能放下昔日之恶而从今行善，更是无上功德。
《无上玉皇心印妙经》中又言：“诵持万遍，妙理自明。”劝善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教人要明辨善恶，更要让每一个人能亲身去行善事，要把经文上的文字变成生活中具体的事，把涤恶扬善之心用行动表达出来，最终才能达到圣人对世人的期许。
日常生活中怎么做？
那么，凡是有心悔过向善之人，以及愿意恭敬诵持之徒，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做呢？
1诵经礼忏
首要一点，欲有修持，先要诵经礼忏，以明圣人之意。以圣人的言行教训为指路明灯，才可以使人生之舟稳渡迷津
诵经必当虔诚，不可起怀疑诽谤之心。以清净身心读诵经文，不但是在求得神灵护佑，更是通过此方式来涤除自己心中的恶念。时时以经文之中的善意做导引，才更可以明辨自我之迷津。凡是向善之人，必定先要对自己的恶进行忏悔。对外，需要静室明堂；对内，则要内观清净。这是道教自古以来便有的传统。陆修静先师便曾要求道民家中设立靖室、清静别居，不与杂物混淆，只用作礼拜神明或因病因事做忏悔。
道教修行本讲求清净，早晚功课经的第一篇经文便是《清静经》。内心清静，是却恶为善的第一法则。要达到内心清静的途径有很多，除了以静坐内参等修行方式外，最便易行持的方式是诵经礼忏。欲求善果之人，平时可多读诵如《觉世宝训》、《赤松子中诫经》、《太上感应篇》等具有导引作用的善书真经，亦可《清静经》、《救苦经》、《三官经》等太上经典作为修持法门。凡是经文密语，悟一字便可得一字之功，尚需日日持诵，寒暑不殆，时缘即到必证其妙果。
2行持
其二，读诵之后，行持才是把善心转化为善事的最直接方式。把为善之念行持于日常生活，才是圣人教训的本意。
圣人有垂训，世人依所行。把圣人书于经书自上的训诫依条奉行于日常生活之中，先莫起求功求德之念。为善应出于每个人的本心，而不是以行善的方式为自己求得福禄果报。如果以这样的心念去行善，从源头上便已经是错了。如果水在源头已经被污染，下游的江河也必定不会清澈如许。
圣人朱熹曾作诗曰：“问君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善应该是出于自我的随手功德，是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和私利的，是属于率真而为的。经云：日行一善，三年得其果。每日按照圣人训诫去做事，不苛求，也不强求，善缘到时自然有天曹记录功德果报。
又有人说，虽然圣人教训鲜明，自己也有心为善，无奈总是被俗事缠身，或者在善恶之辨上会产生迷惘。如有此疑问，不妨用“功过格”来作为自己日行善恶的记录。每日记录自己所行善恶之事，然后再三省己身，由此才能得以日日精进，不负祖师宏愿。
据传，“功过格”乃许真君为了解除信徒苦难，托梦传万寿宫又玄子这一纪录善恶之行的方式，并由此传世。仙经《太微仙君功过格》中详细记载了功过格的作用和使用方式，其要求人们把《功过格》放置在床头，每天睡前记录自己当天积功累行的过程，并且一定要保持记录的真实有效。凡是对功德进行夸大、对罪恶进行隐瞒的行为不但不会获得上天的福报，还会因为这种行为而获得罪过。经中倡导人们要有“旦夕朝礼，为国为众焚修”、“为国为民，或尊亲先亡，或无主孤魂，诵大经”等弘扬大善的行为，一人为善，便要利益十类众生。足可见行善本身便是一件大功德事。
又有人自我约束的能力欠缺，此时更彰显出道德、风俗甚至于法律的重要性。人能为善，不仅可以证得自己功德，更可以福荫子孙后代和亲戚朋友。若是为恶，在自我遭殃的同时，还会祸及旁人。由此来讲，劝善的意义已经超脱了单纯监督万民成为一个好人、善人的概念，而是以道德来约束民众，反之又以民众的言行为他人和后人树立起更高的道德标杆。
在人生历程中，后来者总是需要前人的榜样力量做指引的。正如生前以自己的亲身行为验证着忠孝节义的关圣帝君已成为世人效法的楷模一般，每个人在自我为善的同时，其实更能够激励亲朋子孙，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有成为善之榜样。当世人都知善、行善，于自己可得内心澄净，于社会可得政治清明。人人如此，便可证得道祖所谓无为而治的大道之景。这岂不才是民心所归？
人心不古，其不但不趋善，反更推崇害人利己的事情。圣人之教不得延续，文明之命脉也必将受到压制。基于此，以倡导人们从善抑恶为母题的劝善书才需流传于世，希望世人读后可以真正迷途觉醒。
大道初始，阴阳首判，人世间的善恶本是相互依存。先圣老子曾经给我们描述过一个有道之世界，但随着“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紧接着以是非、荣辱为典型代表的贪念和欲望开始侵占人们的思想。
一旦缺失了道与德的约束，人类社会不复三代之清明，整个社会状况开始急转直下，以致于社会难以清明，人心不再澄静。
劝善书：倡导人们从善抑恶
人心不古，其不但不趋善，反更推崇害人利己的事情。圣人之教不得延续，文明之命脉也必将受到压制。基于此，以倡导人们从善抑恶为母题的劝善书才需流传于世，希望世人读后可以真正迷途觉醒。
劝善，顾名思义是要教人行善，首先要明辨究竟什么是善。以《关圣帝君觉世宝训》为例，文中共提到了38善、46恶事供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参考对照。经中曰：“凡人心即神，神即心，无愧心，无愧神。若是欺心，便是欺神。”心是善之源、恶之根，人们为善为恶都源于一个心字。不论有没有行善恶之事，但凡起心动念便
道教早期的劝善书《赤松子中诫经》的序言中曾记录了一则故事，说的是当初宋国大夫薛瑷曾有十子，其中六人瘸跛，一人狱死，三人盲聋生疮毒。有一人名曰子皋与薛瑷相熟，见其家境如此，便问薛瑷，究竟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才招致了今日的罪状。薛瑷痛心疾首，如实回答说，自己贵为一国宰相，在位之时不曾为国家举荐贤才，这是不尽责；路上见人遗失财物自己却心中暗喜，这是不为德。人生天地之间，唯德是立身之本，唯善是处事之道，薛瑷在这两点上都没有尽到为人的根本，所以才招致如此人祸。
子皋闻言不禁大惊，对薛瑷说，按照天道之法，他这样的作为必定是要背诛灭全族的，甚至还要殃及子孙。但“天虽高而察其下”，只要懂得“改往修来，转败为成，不患晚矣”。于是子皋把自己当初所得一卷劝人行善之书传给薛瑷，叮嘱其日日行之。薛瑷跪捧而受。
数年后，子皋又见薛瑷，发现他的几个儿子的病全好了。子皋惊问缘由，薛瑷回答说，并未曾请过医生看病，只因日日按照善书上的训诫行事，见人危难便与之方便，奉行如同己处，没想竟得此大果报。子皋叹曰：“天之报善也，过于响应声、影应形。”并大呼两遍“速哉”。
经文所记载的事例恰恰说明了“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的圣言。为善，必有善果；为恶，必有恶报。倘若能放下昔日之恶而从今行善，更是无上功德。
《无上玉皇心印妙经》中又言：“诵持万遍，妙理自明。”劝善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教人要明辨善恶，更要让每一个人能亲身去行善事，要把经文上的文字变成生活中具体的事，把涤恶扬善之心用行动表达出来，最终才能达到圣人对世人的期许。
日常生活中怎么做？
那么，凡是有心悔过向善之人，以及愿意恭敬诵持之徒，日常生活中应该怎么做呢？
1诵经礼忏
首要一点，欲有修持，先要诵经礼忏，以明圣人之意。以圣人的言行教训为指路明灯，才可以使人生之舟稳渡迷津
诵经必当虔诚，不可起怀疑诽谤之心。以清净身心读诵经文，不但是在求得神灵护佑，更是通过此方式来涤除自己心中的恶念。时时以经文之中的善意做导引，才更可以明辨自我之迷津。凡是向善之人，必定先要对自己的恶进行忏悔。对外，需要静室明堂；对内，则要内观清净。这是道教自古以来便有的传统。陆修静先师便曾要求道民家中设立靖室、清静别居，不与杂物混淆，只用作礼拜神明或因病因事做忏悔。
道教修行本讲求清净，早晚功课经的第一篇经文便是《清静经》。内心清静，是却恶为善的第一法则。要达到内心清静的途径有很多，除了以静坐内参等修行方式外，最便易行持的方式是诵经礼忏。欲求善果之人，平时可多读诵如《觉世宝训》、《赤松子中诫经》、《太上感应篇》等具有导引作用的善书真经，亦可《清静经》、《救苦经》、《三官经》等太上经典作为修持法门。凡是经文密语，悟一字便可得一字之功，尚需日日持诵，寒暑不殆，时缘即到必证其妙果。
2行持
其二，读诵之后，行持才是把善心转化为善事的最直接方式。把为善之念行持于日常生活，才是圣人教训的本意。
圣人有垂训，世人依所行。把圣人书于经书自上的训诫依条奉行于日常生活之中，先莫起求功求德之念。为善应出于每个人的本心，而不是以行善的方式为自己求得福禄果报。如果以这样的心念去行善，从源头上便已经是错了。如果水在源头已经被污染，下游的江河也必定不会清澈如许。
圣人朱熹曾作诗曰：“问君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善应该是出于自我的随手功德，是不掺杂任何个人情感和私利的，是属于率真而为的。经云：日行一善，三年得其果。每日按照圣人训诫去做事，不苛求，也不强求，善缘到时自然有天曹记录功德果报。
又有人说，虽然圣人教训鲜明，自己也有心为善，无奈总是被俗事缠身，或者在善恶之辨上会产生迷惘。如有此疑问，不妨用“功过格”来作为自己日行善恶的记录。每日记录自己所行善恶之事，然后再三省己身，由此才能得以日日精进，不负祖师宏愿。
据传，“功过格”乃许真君为了解除信徒苦难，托梦传万寿宫又玄子这一纪录善恶之行的方式，并由此传世。仙经《太微仙君功过格》中详细记载了功过格的作用和使用方式，其要求人们把《功过格》放置在床头，每天睡前记录自己当天积功累行的过程，并且一定要保持记录的真实有效。凡是对功德进行夸大、对罪恶进行隐瞒的行为不但不会获得上天的福报，还会因为这种行为而获得罪过。经中倡导人们要有“旦夕朝礼，为国为众焚修”、“为国为民，或尊亲先亡，或无主孤魂，诵大经”等弘扬大善的行为，一人为善，便要利益十类众生。足可见行善本身便是一件大功德事。
又有人自我约束的能力欠缺，此时更彰显出道德、风俗甚至于法律的重要性。人能为善，不仅可以证得自己功德，更可以福荫子孙后代和亲戚朋友。若是为恶，在自我遭殃的同时，还会祸及旁人。由此来讲，劝善的意义已经超脱了单纯监督万民成为一个好人、善人的概念，而是以道德来约束民众，反之又以民众的言行为他人和后人树立起更高的道德标杆。
在人生历程中，后来者总是需要前人的榜样力量做指引的。正如生前以自己的亲身行为验证着忠孝节义的关圣帝君已成为世人效法的楷模一般，每个人在自我为善的同时，其实更能够激励亲朋子孙，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有成为善之榜样。当世人都知善、行善，于自己可得内心澄净，于社会可得政治清明。人人如此，便可证得道祖所谓无为而治的大道之景。这岂不才是民心所归？
生活的真谛就是抱怨，抱怨自己。称赞别人，那不过是表象，而实质就是在对方的抱怨中，寻求自己的平衡，心里窃喜，自己在哪个方面比别人强。表面上是被生活教化得自谦，内心里其实是被生活培养得安于现状，但在这样不正常的人格上，还要与人攀比，才能让生活的苦难变成无味的谈资。——卡生《撕毁》 #此时心情记录#
1938年4月，湖南宁乡县黄材镇的姜景舒三兄弟在地里种红薯，“砰”的一声响，姜家兄弟只觉虎口一震，好像挖到了硬物，姜景舒伸长脖子一看，只见地里冒出一个闪着绿光的东西来。
三兄弟兴奋地将土刨开，一个四四方方，生着几个羊头的金属器皿露了出来，兄弟仨围着那器皿敲敲打打好一阵，一个不小心竟将器皿的口沿敲了一块下来。
回家后，姜景舒给器皿称了下重量，大约64斤，17岁的姜景舒虽然并不清楚宝贝到底有何价值，但其不凡的外形和古旧的色泽，让他很是兴奋。
很快，姜家挖到宝物的消息就传开了，没几天，黄材镇的山货号老板张万利便上门而来，在仔细察看器皿上的花纹后，张万利开价400大洋，姜景舒一听那是喜上眉梢，400大洋对他们家来说，不亚于天文数字。
姜景舒家是一个有10多口人的大家庭，全家就靠爷爷做豆腐、父亲做短工的微薄收入度日，听说这件东西能卖400大洋，他当即拍板成交！姜景舒哪想得到，这件器皿竟是3000年前的国宝“四羊方尊”！
他更想不到，自己的名字也会因此被记录在册。不过悲哀是，据说姜景舒卖宝的400大洋，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最后仅剩248块。
话说张万利买得宝物四羊方尊后，立马找到古董商人赵佑湘，赵佑湘看到四羊方尊后两眼放出金光，张万利见状趁势开价8000，这一下赵佑湘心里凉了半截，因为他手头只有5000大洋，怎么办！
正发愁时，以杨克昌为首的三人找到了赵佑湘，三人开门见山的说：想与他联手拿下那四羊方尊…当4人拿钱赶到张万利家时，心思活络的张万利眼珠一转，立马坐地起价，嚷嚷着非10000大洋不卖。
四人气得吹胡子瞪眼，但到手的宝物怎能让它飞了，于是四人赶紧回去凑足了钱…买下四羊方尊后，他们将宝物存放到长沙县靖港镇的一家商号里。看着这尊稀世珍宝，四人又犯起了难，这东西要是偷偷卖给洋人，少说也值20万大洋，只是派谁去联系了！
都说财帛动人心，原本四人就是临时搭凑的“赚钱班子”，各自心怀鬼胎，互不信任，都害怕自己前脚刚出门找买家，后脚就被同伙甩了，于是4人商量决定采用最公平的办法：抓阄。
谁先抓到阄，就由谁去联系买家，杨克昌首先抓到阄，当他走出商号大门时，越想越不对劲，于是他悄悄地潜回商号偷听同伙对话，这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原来屋内三人正在密谋转移宝物甩掉自己。
愤怒的杨克昌立马跑到政府告发了三人，长沙县政府得知后，派出警员将三人抓获讯问，赵佑湘等人可谓竹篮打水一场空。
四羊方尊没收充公后，被送至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案前，张治中虽然知道这是个宝物，但不知道宝物价值，竟把四羊方尊充作笔筒，放在几案长达3个月之久。
1938年11月，岳阳陷落，长沙危在旦夕，国民政府决定撤出长沙，为了不让物资落入日军之手，国民党决定放火将长沙城烧毁，实施“焦土政策”。
11月13日凌晨，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突然起火，不知真相的放火人员见城外浓烟滚滚，以为是信号，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扔了出去，大火在长沙城烧了几天几夜，城内90%的建筑毁于此火，四羊方尊也在这场动乱中神秘消失。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总理的特别关照下，寻找国宝四羊方尊的调查小组成立，调查小组顺着线索查找，终于找到了四羊方尊的下落。
原来，张治中将军在“文夕大火”前，将四羊方尊送到湖南省银行保管，银行在大火前迁往沅陵，途中车队遭到日机轰炸，运载四羊方尊的车辆不幸中弹，四羊方尊被炸成了20多块碎片，文物专家蔡季襄在银行仓库中找了几天，才在一个角落里找到支离破碎的四羊方尊。
找到国宝四羊方尊，蔡季襄等人既高兴又难过，高兴是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难过的是它成了一堆碎片，蔡季襄将四羊方尊的情况上报，总理批示尽快修复。
这下可难倒了蔡季襄等人，要知道，四羊方尊代表了商周青铜器的最高工艺，修复难度很大，当时国内能修复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不过他还是将碎片进行了简单拼接。
1954年，简单拼接的四羊方尊到了文物修复专家张欣如手中，接到修复任务后，张欣如感到责任重大，每天他都把30多公斤的方尊放在腿上作业，丝毫不敢分心，2个月后，四羊方尊再次散发出悠悠千年的光芒。
奇怪的是，方尊尊口缺失了一块，文物专家们找遍整个库房，也没找到那块残片，大家都以为是被炮弹炸碎了，四羊方尊就这么带着缺憾，静静地伫立在了博物馆。
直至1976年，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高至喜偶然听到，当年刚挖出四羊方尊时，姜家兄弟敲下来一块残片…于是他千方百计找到姜家兄弟，当姜景舒拿出那块带着云雷纹的残片时，高至喜惊喜地发现，该残片正是四羊方尊缺失的那块。
四羊方尊的前世今生，见证了一个民族的苦难与辉煌，如今，四羊方尊已成为我国特级文物，静静伫立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中，它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早期的辉煌文明，更诉说着一代代中国人，为保护璀璨文明的默默付出！
三兄弟兴奋地将土刨开，一个四四方方，生着几个羊头的金属器皿露了出来，兄弟仨围着那器皿敲敲打打好一阵，一个不小心竟将器皿的口沿敲了一块下来。
回家后，姜景舒给器皿称了下重量，大约64斤，17岁的姜景舒虽然并不清楚宝贝到底有何价值，但其不凡的外形和古旧的色泽，让他很是兴奋。
很快，姜家挖到宝物的消息就传开了，没几天，黄材镇的山货号老板张万利便上门而来，在仔细察看器皿上的花纹后，张万利开价400大洋，姜景舒一听那是喜上眉梢，400大洋对他们家来说，不亚于天文数字。
姜景舒家是一个有10多口人的大家庭，全家就靠爷爷做豆腐、父亲做短工的微薄收入度日，听说这件东西能卖400大洋，他当即拍板成交！姜景舒哪想得到，这件器皿竟是3000年前的国宝“四羊方尊”！
他更想不到，自己的名字也会因此被记录在册。不过悲哀是，据说姜景舒卖宝的400大洋，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最后仅剩248块。
话说张万利买得宝物四羊方尊后，立马找到古董商人赵佑湘，赵佑湘看到四羊方尊后两眼放出金光，张万利见状趁势开价8000，这一下赵佑湘心里凉了半截，因为他手头只有5000大洋，怎么办！
正发愁时，以杨克昌为首的三人找到了赵佑湘，三人开门见山的说：想与他联手拿下那四羊方尊…当4人拿钱赶到张万利家时，心思活络的张万利眼珠一转，立马坐地起价，嚷嚷着非10000大洋不卖。
四人气得吹胡子瞪眼，但到手的宝物怎能让它飞了，于是四人赶紧回去凑足了钱…买下四羊方尊后，他们将宝物存放到长沙县靖港镇的一家商号里。看着这尊稀世珍宝，四人又犯起了难，这东西要是偷偷卖给洋人，少说也值20万大洋，只是派谁去联系了！
都说财帛动人心，原本四人就是临时搭凑的“赚钱班子”，各自心怀鬼胎，互不信任，都害怕自己前脚刚出门找买家，后脚就被同伙甩了，于是4人商量决定采用最公平的办法：抓阄。
谁先抓到阄，就由谁去联系买家，杨克昌首先抓到阄，当他走出商号大门时，越想越不对劲，于是他悄悄地潜回商号偷听同伙对话，这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原来屋内三人正在密谋转移宝物甩掉自己。
愤怒的杨克昌立马跑到政府告发了三人，长沙县政府得知后，派出警员将三人抓获讯问，赵佑湘等人可谓竹篮打水一场空。
四羊方尊没收充公后，被送至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案前，张治中虽然知道这是个宝物，但不知道宝物价值，竟把四羊方尊充作笔筒，放在几案长达3个月之久。
1938年11月，岳阳陷落，长沙危在旦夕，国民政府决定撤出长沙，为了不让物资落入日军之手，国民党决定放火将长沙城烧毁，实施“焦土政策”。
11月13日凌晨，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突然起火，不知真相的放火人员见城外浓烟滚滚，以为是信号，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扔了出去，大火在长沙城烧了几天几夜，城内90%的建筑毁于此火，四羊方尊也在这场动乱中神秘消失。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在总理的特别关照下，寻找国宝四羊方尊的调查小组成立，调查小组顺着线索查找，终于找到了四羊方尊的下落。
原来，张治中将军在“文夕大火”前，将四羊方尊送到湖南省银行保管，银行在大火前迁往沅陵，途中车队遭到日机轰炸，运载四羊方尊的车辆不幸中弹，四羊方尊被炸成了20多块碎片，文物专家蔡季襄在银行仓库中找了几天，才在一个角落里找到支离破碎的四羊方尊。
找到国宝四羊方尊，蔡季襄等人既高兴又难过，高兴是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难过的是它成了一堆碎片，蔡季襄将四羊方尊的情况上报，总理批示尽快修复。
这下可难倒了蔡季襄等人，要知道，四羊方尊代表了商周青铜器的最高工艺，修复难度很大，当时国内能修复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不过他还是将碎片进行了简单拼接。
1954年，简单拼接的四羊方尊到了文物修复专家张欣如手中，接到修复任务后，张欣如感到责任重大，每天他都把30多公斤的方尊放在腿上作业，丝毫不敢分心，2个月后，四羊方尊再次散发出悠悠千年的光芒。
奇怪的是，方尊尊口缺失了一块，文物专家们找遍整个库房，也没找到那块残片，大家都以为是被炮弹炸碎了，四羊方尊就这么带着缺憾，静静地伫立在了博物馆。
直至1976年，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高至喜偶然听到，当年刚挖出四羊方尊时，姜家兄弟敲下来一块残片…于是他千方百计找到姜家兄弟，当姜景舒拿出那块带着云雷纹的残片时，高至喜惊喜地发现，该残片正是四羊方尊缺失的那块。
四羊方尊的前世今生，见证了一个民族的苦难与辉煌，如今，四羊方尊已成为我国特级文物，静静伫立在国家博物馆的展厅中，它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早期的辉煌文明，更诉说着一代代中国人，为保护璀璨文明的默默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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