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回了趟乡下，抽空村里村外逛了一圈。
走在环村的带着绿道的崭新的柏油路上，只觉得天宽地阔，阳光明媚风儿微微。白墙黛瓦的中式和院别有韵味，溪上的石拱桥玲珑可爱，远处碧绿的麦苗和油菜茁壮蓬勃。
这几年，随着村里古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的深入，迷你的小景点已随处可见，有文化有故事有看头，即便是前些年已废弃的“亭子”，如今也已焕然一新。
在中国的文化里，建筑文化举足轻重，人类的健康长寿与建筑给人带来的安全和良好的休息是密不可分的，除了挡风遮雨，建筑的美学价值和信仰价值一直被追求。
亭、台、楼、阁，作为中国建筑中的点睛之笔，总是一个建筑物建筑群最靓彩的部分，亭台楼阁中又以亭和我们的生活最紧密。这种叫亭的有顶无墙的别致建筑，除了在人们易聚集的景点，在以前人行马骑的时代还常见于人迹能至的野外的路旁，供行人歇息纳凉躲雨。亭，在古人的文章中常呼作长亭，文雅又诗意。
在古代，分别、见面有时非常不容易，情人间挚友间的分别演绎成情深深意切切的送别，富有仪式感，而长亭正是承载了送别的仪式，所以长亭寓意送别，送别让人联想到长亭。古代文人就送别留下的诗文数不胜数，印象最深的，柳永有诗“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李叔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凄凄切切，难舍难分，离别之美扣人心弦。
小说中戏文里，西厢记的张生和小姐，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里相送，亦或许仙和白娘子，这些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没有长亭送别的桥段是不行的。油布竹制伞轻巧的凉扇作为信物，两主人公咿咿呀呀，两书童远远的坐在书箱上说着孩子的话忖度着公子和小姐的悄悄话，美得不可方物。
眼前这座被修缮一新的凉亭，既熟悉又陌生。我们从小都叫它“亭子”的凉亭，在这十几年里由于几乎不用而被废弃，个别的已经毁坏。被保护下来的亭子记录着我们曾经的生活曾经的记忆，十分有意义。
我们这个叫彰坞村的村子坐落在距杭州一百余里的富春江南岸，丘陵地带，背靠连绵的群山，溪水潺潺，村子与村子之间田野纵横，石头步行路连贯着附近的各个村落。在村与村之间每隔大约一里路便有亭子，彰坞到堂梓上有两座，彰坞到坪西有一座，彰坞到坞聪有两座……骑路而建，约摸三十余平米，沿着路的方向两头开圆顶敞开门，很宽很大，挑一担柴能自如进出，其余实心墙封闭，无需窗户，人字型木制坡顶，白墙黑瓦，石头砌墙黄泥抹平白石灰粉刷，描上装饰黑线。讲究的亭子还在门楣处题有字，比如承志亭，以示或高远或勤奋或礼让的心志。
在那个附近几个村走路为主要交通形式，肩挑背抗为庄稼主要劳动形式的年代，亭子，是村民们再熟悉不过的。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由于土地分田到户家家需要自己种好那一亩三分地，特别是在夏天的农忙季节，田野里就会出现一家家老老少少齐出动的壮观场面，人多，天热，骑路而建在田野里的亭子，可以歇息纳凉躲雨，每天都会很热闹。
夏天的农忙季节，有时田里的活上午干不完，要是赶回家吃个饭再去田里，很不划算，也很累。有经验的农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就和家里的女人或大一些的孩子说好，中午饭送去。到了中午，家里的女人或孩子远远一两里地顶着烈日把做好的饭送去。有用篮子拎的有肩挑两个篮子的，送到亭子里，然后走出亭子朝着家里的男人干活的方向，大吼一声“好吃饭嘞”，看田里的男人有反应了，女人回头把碗筷菜碟摆放在亭子的台阶上，有酒。男人们在就近的水坑里或附近的小溪里，洗把脸洗尽脚上的泥巴，一脸轻松的走向亭子。劳作了半天的男人们，在透风阴凉的亭子里，喝酒吃饭谈天，十分惬意。中午时间，在亭子里吃饭的通常有好几户人家，热闹。饭毕，女人收拾碗筷，装进篮子里，勤快的女人会到附近的小溪里把碗筷洗了，免得遭蚂蚁。男人们坐在台阶上，抽根烟，然后靠墙呼呼睡去，此时也是下午一两点太阳最辣的时候。一觉醒来，养足了精神，亭子里的人陆续离开，田野里又忙碌起来。
夏天的下午，天气说变就变，轰隆隆……不多一会儿，大雨倾盆，躲都来不及躲，亭子里一下子又坐满了人，手脚慢的人等跑到亭子里已经淋成落汤鸡了，要是一个年轻的女的，有时也尴尬，亭子里有男的女的，老农和小孩。
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一根烟的功夫，雨过天晴，山间的峡谷里挂起的彩虹，十分好看。随即，大伙儿又各自散去，有说有笑。
那时候的人，十年如一日不会变的生活，欲望少，也容易满足，算不算是幸福呢，不得而知，反正脸上的笑容很灿烂。
除了农忙季节，亭子被利用的机会就少了，老人和小孩在赶路的时候，到了亭子，会歇一歇坐一会儿。再就是赶路的人碰上雨了，会在亭子里躲一躲。
大约在2000年前后，随着城市化，村里种田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十几年前村村通上了机动车公路，步行路连同亭子就一起慢慢被废弃了。
亭子，步行路上供人歇息纳凉躲雨，现如今，永远的成了历史产物，我们不再需要它。人生路上，我们需要座座亭子，与无形而安放心间，歇歇肩稍安勿躁，或富或贫亦谈风月。
2022/3/17 郑文军 https://t.cn/RJ7z7Qn
走在环村的带着绿道的崭新的柏油路上，只觉得天宽地阔，阳光明媚风儿微微。白墙黛瓦的中式和院别有韵味，溪上的石拱桥玲珑可爱，远处碧绿的麦苗和油菜茁壮蓬勃。
这几年，随着村里古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的深入，迷你的小景点已随处可见，有文化有故事有看头，即便是前些年已废弃的“亭子”，如今也已焕然一新。
在中国的文化里，建筑文化举足轻重，人类的健康长寿与建筑给人带来的安全和良好的休息是密不可分的，除了挡风遮雨，建筑的美学价值和信仰价值一直被追求。
亭、台、楼、阁，作为中国建筑中的点睛之笔，总是一个建筑物建筑群最靓彩的部分，亭台楼阁中又以亭和我们的生活最紧密。这种叫亭的有顶无墙的别致建筑，除了在人们易聚集的景点，在以前人行马骑的时代还常见于人迹能至的野外的路旁，供行人歇息纳凉躲雨。亭，在古人的文章中常呼作长亭，文雅又诗意。
在古代，分别、见面有时非常不容易，情人间挚友间的分别演绎成情深深意切切的送别，富有仪式感，而长亭正是承载了送别的仪式，所以长亭寓意送别，送别让人联想到长亭。古代文人就送别留下的诗文数不胜数，印象最深的，柳永有诗“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李叔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凄凄切切，难舍难分，离别之美扣人心弦。
小说中戏文里，西厢记的张生和小姐，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里相送，亦或许仙和白娘子，这些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没有长亭送别的桥段是不行的。油布竹制伞轻巧的凉扇作为信物，两主人公咿咿呀呀，两书童远远的坐在书箱上说着孩子的话忖度着公子和小姐的悄悄话，美得不可方物。
眼前这座被修缮一新的凉亭，既熟悉又陌生。我们从小都叫它“亭子”的凉亭，在这十几年里由于几乎不用而被废弃，个别的已经毁坏。被保护下来的亭子记录着我们曾经的生活曾经的记忆，十分有意义。
我们这个叫彰坞村的村子坐落在距杭州一百余里的富春江南岸，丘陵地带，背靠连绵的群山，溪水潺潺，村子与村子之间田野纵横，石头步行路连贯着附近的各个村落。在村与村之间每隔大约一里路便有亭子，彰坞到堂梓上有两座，彰坞到坪西有一座，彰坞到坞聪有两座……骑路而建，约摸三十余平米，沿着路的方向两头开圆顶敞开门，很宽很大，挑一担柴能自如进出，其余实心墙封闭，无需窗户，人字型木制坡顶，白墙黑瓦，石头砌墙黄泥抹平白石灰粉刷，描上装饰黑线。讲究的亭子还在门楣处题有字，比如承志亭，以示或高远或勤奋或礼让的心志。
在那个附近几个村走路为主要交通形式，肩挑背抗为庄稼主要劳动形式的年代，亭子，是村民们再熟悉不过的。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由于土地分田到户家家需要自己种好那一亩三分地，特别是在夏天的农忙季节，田野里就会出现一家家老老少少齐出动的壮观场面，人多，天热，骑路而建在田野里的亭子，可以歇息纳凉躲雨，每天都会很热闹。
夏天的农忙季节，有时田里的活上午干不完，要是赶回家吃个饭再去田里，很不划算，也很累。有经验的农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就和家里的女人或大一些的孩子说好，中午饭送去。到了中午，家里的女人或孩子远远一两里地顶着烈日把做好的饭送去。有用篮子拎的有肩挑两个篮子的，送到亭子里，然后走出亭子朝着家里的男人干活的方向，大吼一声“好吃饭嘞”，看田里的男人有反应了，女人回头把碗筷菜碟摆放在亭子的台阶上，有酒。男人们在就近的水坑里或附近的小溪里，洗把脸洗尽脚上的泥巴，一脸轻松的走向亭子。劳作了半天的男人们，在透风阴凉的亭子里，喝酒吃饭谈天，十分惬意。中午时间，在亭子里吃饭的通常有好几户人家，热闹。饭毕，女人收拾碗筷，装进篮子里，勤快的女人会到附近的小溪里把碗筷洗了，免得遭蚂蚁。男人们坐在台阶上，抽根烟，然后靠墙呼呼睡去，此时也是下午一两点太阳最辣的时候。一觉醒来，养足了精神，亭子里的人陆续离开，田野里又忙碌起来。
夏天的下午，天气说变就变，轰隆隆……不多一会儿，大雨倾盆，躲都来不及躲，亭子里一下子又坐满了人，手脚慢的人等跑到亭子里已经淋成落汤鸡了，要是一个年轻的女的，有时也尴尬，亭子里有男的女的，老农和小孩。
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一根烟的功夫，雨过天晴，山间的峡谷里挂起的彩虹，十分好看。随即，大伙儿又各自散去，有说有笑。
那时候的人，十年如一日不会变的生活，欲望少，也容易满足，算不算是幸福呢，不得而知，反正脸上的笑容很灿烂。
除了农忙季节，亭子被利用的机会就少了，老人和小孩在赶路的时候，到了亭子，会歇一歇坐一会儿。再就是赶路的人碰上雨了，会在亭子里躲一躲。
大约在2000年前后，随着城市化，村里种田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十几年前村村通上了机动车公路，步行路连同亭子就一起慢慢被废弃了。
亭子，步行路上供人歇息纳凉躲雨，现如今，永远的成了历史产物，我们不再需要它。人生路上，我们需要座座亭子，与无形而安放心间，歇歇肩稍安勿躁，或富或贫亦谈风月。
2022/3/17 郑文军 https://t.cn/RJ7z7Qn
#三联读书# #怎么解释无聊# 第一个公开演说“无聊”的是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他在《论生命之短暂》中将无聊视作人类短促一生中的必修之课，只有通过无聊，人才能将目光从旁人处收回，重新审视自己。他的无聊也与他在古罗马帝国时代克劳狄王朝被三朝元首排挤的身世有关。无聊是他出世的一种方式，他必须显得无所事事才能躲过迫害。但是他也受惠于无聊，仕途上的无所为让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创作悲剧上。
塞涅卡的无聊到了康德那里，因为与人的经验有关而得到限制。康德便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建构了经验，以“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来改写“无聊”，让审美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静观。亦因于此，无聊就跟我们如何看待美有了直接的关联，不仅“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鉴赏本身也变成“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
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和尼采将“无聊”与人的欲望连接到了一起。叔本华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源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陷入无聊，这让人的短暂一生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反复摇摆。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谈的是权力意志。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无聊与人的感官并置起来，他在《反基督》一书中就以讽喻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恶心和痛恨；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要挑战的对象。在无聊与恶心背后，藏着尼采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文明”假意保障人的自由，实际却在限制人，它通过让人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而令其意识到“欲望无边却无法满足，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
“无聊”进入现代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跟“有闲”这个词的普及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有闲阶级通常指的是贵族和祭司阶级以及他们的大量侍从。“有闲阶级”真正开始流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需要，“有闲”成为了区分职业贵贱的首要标准。一个人在19世纪初有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出身高贵，因为他无需通过劳动来谋生。而在“有闲”内部还设有另一个隐性标准——消费，凡勃伦观察到有闲阶级通常聚集在城市，这些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会选择一种略微超支的“炫耀性消费”。他分析称，这不是说农村人口缺乏对体面的追求，而是有闲的城市人口天生渴望消费为其带来的自我满足。“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副作用是体面的标准被提高了，激发出更有钱的人想要更加体面的欲望。
“有闲”自这时起开始与“无聊”的本意分离，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有闲”彻底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那一端。有趣的是，为了对抗有闲阶级的这一转向，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反对人的异化，呼吁人应当退回到他的内心，去发掘那个不被消费所侵染的“自我”。这让萨特以《恶心》为题再论“恶心”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根本的恶心之感来自他对存在本身无意义的恶心。存在主义者的矛盾在于，他们意识到存在是无聊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同时察觉到这种意识本身也是无聊的。
另一个系统论及无聊的存在主义者是海德格尔。比萨特略早一点，海德格尔在1929年至1930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讲座中区分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一、被某事搞得无聊；二、在某事中感到无聊；三、深度的无聊。这三种形式的无聊都经由主体筹划自身的活动处境而得到展示。海德格尔对前两种无聊都给出了明确的例子，却在面对第三种“深度无聊”时驻足不前。
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为无聊本身而感到无聊（Esisteinemlangweilig）。德语的“es”在这里是一个不定代词，可以用在“（它）下雨”这样的句子中。然而如果有人用“es”来问你究竟“什么下雨”，你就会被他的话问住，因为“es”这个词本身不具体、不可捕捉、无所不在，又从不显形。对于这种最彻底的、无法言明的无聊，海德格尔没有给出任何例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深度无聊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无聊中，有意义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价值，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坍塌，随后暴露出一个空虚的总体。人的“此在”（Dasein）被掷回到自身，迫使其不得不关注驱动这无意义状态的真正动力——虚无。正因为深度无聊对应着“此在的一种本质性逼迫的缺席”，这就让海德格尔通过无聊来把握虚无有了可能。
最后，就在“有闲”背叛了“无聊”之时，无聊开始成为文学创作中一项不言自明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文学中的这种无聊，不代表懒散，而是指向了古希腊人常说的“余暇”（Otium）。正是因为拥有余暇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木匠之子于连（《红与黑》）才能暂时静下心来，不再忙于投机与算计。无聊自身是对旧有阶级的一种反叛，它让于连和法布里斯可以将身份悬置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劳作之人与享乐之人，他们都拥有无聊的权利。司汤达笔下的“余暇”颇有康德无目的、非功利美学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后半部写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经历，亦能瞥见席勒“人的游戏冲动”的影子。尽管司汤达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带有阶级条件的公民平等，他的《红与黑》却在处理“无聊”这一方面与卢梭的《忏悔录》有着诸多契合——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跟着加蕾小姐去摘樱桃，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大胆的挑逗；于连最后鼓足勇气握住了雷纳尔夫人的手，卢梭在夏日黄昏徐徐降临之前，轻吻了加蕾小姐的手……这些段落无不发生在余暇时光。
无聊在爱情发生的那一刻，折射出的是现代个体生存深处的绝望投影。恰是因为这倏然而过的“无聊”，于连在结尾的一败涂地才会带出悲剧的落差。原本由“无聊”而始的故事，在经历了不同人物的得失之后，又以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不重要的状态悄然落幕。“无聊”落下后激起的尘埃，具有一种静默而巨大的力量，就像福克纳援引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无聊小史》文 | 周婉京
塞涅卡的无聊到了康德那里，因为与人的经验有关而得到限制。康德便用形式逻辑的理性概念建构了经验，以“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来改写“无聊”，让审美活动成为一种无目的的静观。亦因于此，无聊就跟我们如何看待美有了直接的关联，不仅“美是无概念地作为一个普遍愉悦的客体被设想的”，鉴赏本身也变成“不带任何利害的愉悦或不悦而对一个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
在康德之后，叔本华和尼采将“无聊”与人的欲望连接到了一起。叔本华认为，悲剧的发生是源于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但欲望一旦得到满足，人就会陷入无聊，这让人的短暂一生总在痛苦与无聊之间反复摇摆。叔本华讲的是生命意志，尼采谈的是权力意志。尼采在叔本华的基础上，将无聊与人的感官并置起来，他在《反基督》一书中就以讽喻的写作风格表达了他对基督教伦理的恶心和痛恨；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恶心成为查拉图斯特拉必须要挑战的对象。在无聊与恶心背后，藏着尼采对基督教文明的批评——“文明”假意保障人的自由，实际却在限制人，它通过让人生活在特定范围内而令其意识到“欲望无边却无法满足，生命的本质就是痛苦”。
“无聊”进入现代社会的视野，实际上跟“有闲”这个词的普及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代表作《有闲阶级论》中提出了“有闲阶级”的概念——有闲阶级通常指的是贵族和祭司阶级以及他们的大量侍从。“有闲阶级”真正开始流行是在19世纪初，伴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分工的需要，“有闲”成为了区分职业贵贱的首要标准。一个人在19世纪初有闲，那么就意味着这个人出身高贵，因为他无需通过劳动来谋生。而在“有闲”内部还设有另一个隐性标准——消费，凡勃伦观察到有闲阶级通常聚集在城市，这些人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会选择一种略微超支的“炫耀性消费”。他分析称，这不是说农村人口缺乏对体面的追求，而是有闲的城市人口天生渴望消费为其带来的自我满足。“炫耀性消费”带来的副作用是体面的标准被提高了，激发出更有钱的人想要更加体面的欲望。
“有闲”自这时起开始与“无聊”的本意分离，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有闲”彻底走向了商品拜物教和消费主义那一端。有趣的是，为了对抗有闲阶级的这一转向，存在主义哲学家开始反对人的异化，呼吁人应当退回到他的内心，去发掘那个不被消费所侵染的“自我”。这让萨特以《恶心》为题再论“恶心”成为可能，小说中的主人公最根本的恶心之感来自他对存在本身无意义的恶心。存在主义者的矛盾在于，他们意识到存在是无聊的，存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他们同时察觉到这种意识本身也是无聊的。
另一个系统论及无聊的存在主义者是海德格尔。比萨特略早一点，海德格尔在1929年至1930年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讲座中区分了无聊的三种形式：一、被某事搞得无聊；二、在某事中感到无聊；三、深度的无聊。这三种形式的无聊都经由主体筹划自身的活动处境而得到展示。海德格尔对前两种无聊都给出了明确的例子，却在面对第三种“深度无聊”时驻足不前。
在深度无聊中，我们为无聊本身而感到无聊（Esisteinemlangweilig）。德语的“es”在这里是一个不定代词，可以用在“（它）下雨”这样的句子中。然而如果有人用“es”来问你究竟“什么下雨”，你就会被他的话问住，因为“es”这个词本身不具体、不可捕捉、无所不在，又从不显形。对于这种最彻底的、无法言明的无聊，海德格尔没有给出任何例子，原因是他认为这种深度无聊剥夺了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这种无聊中，有意义的事物并非一个接一个地丧失价值，而是在同一个时间坍塌，随后暴露出一个空虚的总体。人的“此在”（Dasein）被掷回到自身，迫使其不得不关注驱动这无意义状态的真正动力——虚无。正因为深度无聊对应着“此在的一种本质性逼迫的缺席”，这就让海德格尔通过无聊来把握虚无有了可能。
最后，就在“有闲”背叛了“无聊”之时，无聊开始成为文学创作中一项不言自明的规则。一切都可以引起人的兴趣，一切都可以被任何人读到，一切都可以被执笔的人写出。文学中的这种无聊，不代表懒散，而是指向了古希腊人常说的“余暇”（Otium）。正是因为拥有余暇时间，人才能放空心思，木匠之子于连（《红与黑》）才能暂时静下心来，不再忙于投机与算计。无聊自身是对旧有阶级的一种反叛，它让于连和法布里斯可以将身份悬置起来，无论他们是否是旧秩序里互有区分的劳作之人与享乐之人，他们都拥有无聊的权利。司汤达笔下的“余暇”颇有康德无目的、非功利美学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小说后半部写于连追求雷纳尔夫人的经历，亦能瞥见席勒“人的游戏冲动”的影子。尽管司汤达反对卢梭《社会契约论》主张的带有阶级条件的公民平等，他的《红与黑》却在处理“无聊”这一方面与卢梭的《忏悔录》有着诸多契合——于连在乡下陪雷纳尔夫人玩起了捉蝴蝶，就像卢梭跟着加蕾小姐去摘樱桃，紧随其后的是一场大胆的挑逗；于连最后鼓足勇气握住了雷纳尔夫人的手，卢梭在夏日黄昏徐徐降临之前，轻吻了加蕾小姐的手……这些段落无不发生在余暇时光。
无聊在爱情发生的那一刻，折射出的是现代个体生存深处的绝望投影。恰是因为这倏然而过的“无聊”，于连在结尾的一败涂地才会带出悲剧的落差。原本由“无聊”而始的故事，在经历了不同人物的得失之后，又以什么也没发生、什么都不重要的状态悄然落幕。“无聊”落下后激起的尘埃，具有一种静默而巨大的力量，就像福克纳援引莎士比亚所说的那样——“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躁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无聊小史》文 | 周婉京
偏爱水彩画，喜欢水在纸上流动的美妙感觉
画水彩画最难的是控水的手感，还不能急，也不能大面积修改，还必须干透之后才能局部再着色，我喜欢不修改的一笔呵成，犹如无需也不能修改的人生
很多时候我都很享受独处的时间的快乐时光，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幸福感：
每当面对美好的风景时，脑子里会跳出一首诗
每当面对内心情绪起伏的时候，耳边会响起一首歌
想唱歌的时候可以放声歌唱；想跳舞的时候可以光脚翩翩起舞；想画画或者写东西的时候可以笔下生花；想弹琴的时候可以弹出几首歌的旋律……
虽然每一项都做不到最好，却很喜欢可以实现的无限乐趣……
这样的时候，我的内心总是充满感恩的爱意浓浓，让我爱人世间一切的美好！
画水彩画最难的是控水的手感，还不能急，也不能大面积修改，还必须干透之后才能局部再着色，我喜欢不修改的一笔呵成，犹如无需也不能修改的人生
很多时候我都很享受独处的时间的快乐时光，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幸福感：
每当面对美好的风景时，脑子里会跳出一首诗
每当面对内心情绪起伏的时候，耳边会响起一首歌
想唱歌的时候可以放声歌唱；想跳舞的时候可以光脚翩翩起舞；想画画或者写东西的时候可以笔下生花；想弹琴的时候可以弹出几首歌的旋律……
虽然每一项都做不到最好，却很喜欢可以实现的无限乐趣……
这样的时候，我的内心总是充满感恩的爱意浓浓，让我爱人世间一切的美好！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