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了又杀之后，朱元璋悟出一个道理：要从根本上解决帝权危机，否则，除掉一茬人还会有第二茬、第三茬人冒出来。由此中国的帝权，更上层楼。

（一）夺政权于丞相。洪武十三年诛胡惟庸，朱元璋颁诏，正式废除相制，“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

以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内阁制；内阁除照旨票拟外，有建议权，无决策权，一切决策皆出中旨。此为亘古以来之所无。

（二）夺军权于将领。“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所有军队直属皇帝，一兵一卒只有皇帝可以调动；将领与部队脱钩，接受军事任务后才派至所部行使临时指挥权，战事毕，将领交还绶印、部队各回卫所。

这是对唐宋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唐宋两朝，军权收归中央，“然其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犹文武参用”，文职重臣外出领军，为全权性质，可直接带兵，亦即文臣临时变身将军，故曰“文武参用”。

而明代进一步设计出文武“截然不相出入”的兵制：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任节制，与兵士离而不属。是故涖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涖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方自以犬牙交制，使其势不可叛。

（三）册封亲王，屏藩帝室。夺政权于丞相、夺军权于将领，一切军政大权皆归皇帝，这过于集中的权力势必伴随管理上的难题，而朱元璋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血亲诸王充当中间环节，“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在他看来只要权力不落在朱姓之外就靠得住。

因此，他准许诸王有自己的武装，甚至，“如本国是要塞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朱元璋认为，绝对的帝权加上有力的藩屏，可为皇图永固的基础。

（四）恐怖统治。朱元璋首创一种特务机关——锦衣卫，《明史》评其曰“不丽于法”。

在法律的框架内，明代司法机构本来已经完备：刑部掌天下刑名，为最高司法机关；都察院负责纠查弹劾官吏；大理寺主管冤错案的平反——以上所谓“三法司”之外，再加上通政司，接纳四方陈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

然而，出于极权政治需要，朱元璋另外设立了凌驾于法律之外、纯粹听命于皇帝并由皇帝本人掌握的特务组织锦衣卫。这是由皇家豢养的鹰犬，专事刺探、侦缉、告密，并且可以绕开法律直接抓人、秘密刑讯直至将人处死。

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发现锦衣卫“多非法凌虐”的弊端，有害于国家正常法制，命罢锦衣卫。但是，这种东西其实与极权政治与生俱来，是罢不掉的。

所以到了篡权者朱棣手中，极权的渴望与恐惧愈益增长，乃父开创的恐怖统治思路也就更加发扬光大，不单锦衣卫被恢复，又从中分出北镇抚司，另新设由内监执掌的东厂。

以后，成化朝再增西厂，正德朝再增内厂——于是，特务机关叠床架屋，逻卒刺事四方，专以酷虐钳中外，朝野相顾不自保，告密之风未尝息也，明代中国成了不折不扣的“警察国家”。

过去论明代政治体制，沿用“中央集权”术语，其实不确切。

就其涵义，“中央集权”当与“地方分权”互为对应；中国从东周“礼崩乐坏”至战国“诸侯并立”，再至秦一统天下，灭六国而代以郡县制，这结局可以表为“中央集权”。

嬴政自命“始皇帝”，意思就是帝权——一种新型权力——自他手上而得创始；它有别于周代的王权，取消了相对独立的地方权力，而将“天下”完全纳入中央政权秩序。秦制，汉承继之，并加以完善。

所以，自秦汉以来中国进入了帝权制，抑或中央集权制——这两个说法乃同一回事。

然而，这种体制到朱元璋时代分明达到了一个新层次，如果仍用中央集权来表述，不仅不准确，简直也抹煞了历史颇具实质性的变异。

仔细分辨，就应认识到对明帝国而言，更合适的字眼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君主极权”；前者意味着“一切权力归中央”，后者意味着“一切权力归君主”，显非可同日而语者。

【影像志】街头绿化新景 羽衣甘蓝登场

当下，正值秋冬交替的时节，沈城街头绿化也迎来了新一茬的花卉上岗，那就是形似花卉的羽衣甘蓝。而羽衣甘蓝的登场也意味着冬天真的来了。

羽衣甘蓝是十字花科芸苔属植物，为二年生观叶草本花卉，为甘蓝的园艺变种。基生叶片紧密互生呈莲座状，叶片有光叶、皱叶、裂叶、波浪叶之分，叶脉和叶柄呈浅紫色，内部叶叶色极为丰富，有黄、白、粉红、红、玫瑰红、紫红、青灰、杂色等。叶片的观赏期为12月至翌年3、4月份。

美俄更激烈火辣的恶斗在后面。
挤压越厉害，反抗越激烈。普京不是新手，俄罗斯不是善茬，那意味着一番新的恶斗。所以，或许你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不久前普京会说：我们不需要与中国建立同盟，但时间将表明它如何发展，但我们不排除；
嗯，还是要勇于斗争、善于斗争。对中国来说，美俄恶斗，这不是好事，但也不是坏事，这是常态。毫无疑问，未来四年，我们将共同见证更激烈更火辣的国际博弈。......（牛弹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