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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性批判——康德与马克思》，日文版初版出于2001年。无论从理论深度还是从现实批判的意义上，该书都可以称为柄谷行人后期主要的代表作之一。首先，20世纪90年代东西方冷战格局的解体和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从未有过的危机，是柄谷行人重新思考马克思的起点。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土崩瓦解不仅是作为实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消失，更意味着作为乌托邦理念的共产主义信仰的破灭。制度可以改变和另建，但作为理念即有关世界革命和人类解放的道德形而上学观念，共产主义是否可以重建？柄谷行人认为，不仅可以而且需要这种重建。

其次，要重建共产主义的道德形而上学，就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思想本身并恢复其固有的批判精神——《资本论》之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此，他引入康德并与马克思的著作对照阅读，在康德那里看到了其“形而上学批判”背后试图重建作为实践和道德命令之形而上学的意图。这触发他以康德的“整合性理念”来理解“共产主义”。

第三，在柄谷行人看来，作为道德形而上学理念的共产主义之所以破灭，主要是因为19世纪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逐渐偏离了将其视为乌托邦理念的方向，把生产领域的斗争和对抗国家的运动作为扬弃资本主义制度之革命的主要目标。结果是共产主义变成了“建构性理念”，革命成了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工具。因此，重新恢复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便是要坚持从资本的逻辑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而对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和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则需要深刻反思。

第四，马克思在世期间未能就国家问题提出完整的理论阐述，今天我们要对此加以认真思考。在此，柄谷行人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了资本—民族—国家三位一体说。他认为，分别基于不同的交换原理的资本、民族、国家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演进过程中逐渐联结成三环相扣的圆环。这个圆环十分坚固，任何扬弃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如果只是针对其中的一项或两项都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他提倡从消费领域抵抗资本的自我增殖，同时强调“自上而下”来抑制国家并警惕民族主义泛滥的必要性，认为唯此方可期待“世界同时革命”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