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害怕看牙医吗# 《洗牙之后，我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 文 | 读者：乔七阳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古时有个男子，是个口技人，外出谋生途中，和布商等人结伴同行，却被困在一间客栈里。男子恳求看守老妇指点逃走办法，并承诺会娶她的女儿，不料老妇竟让他学鸡的叫声。万万没想到，方法奏效，众人获救。
男子名叫薛山，家境贫寒，他会口技，平时到集市表演，靠别人的打赏勉强度日。
薛山听说杭州府流行口技表演，富贵人家的打赏也很丰厚，因此他决定到杭州府试试。
于是，薛山辞别父母，独自前往杭州府。为了节省路费，他一路步行，路过集市便卖艺挣钱。每到乡间小路，他便跟在行人的后面，防止迷路。
一天，薛山在路上遇到一位布商和几个伙计，布商姓贺，伙计都叫他“贺公”。
得知薛山独自一人，贺公便邀他一同前行，薛山十分感激。
一行人来到山路拐角处，遇到两个装束像店小二的人。果然，一见薛山等人，两人便上前招揽生意，让他们住店。
此时天已经黑了，大家商量后决定住店休整，第二天再赶路。于是，众人跟着店小二前往客栈。
客栈是新开的，店里整洁干净。店小二张罗着给大家点菜上菜，薛山囊中羞涩，只点了一碗素面，没想到店小二不以为然，仍旧笑脸相迎。
饭菜很快就端上来，大家累了一天，打算大快朵颐。谁知道，米饭是冷的，菜黑得跟炭一样，散发着恶臭。
贺公呵斥店小二：“你们就以发臭的饭菜待客吗？快给我们换上新鲜的饭菜，要不然我们宣扬出去，你这新开的客栈就等着关门了。”
店小二非但不生气，反倒笑着答应，走向后厨。薛山总觉得店小二笑得诡异，店小二离开后，他觉得气温骤降。
他转头向门外望去，却发现刚刚进来的大门荡然无存，四面墙连成一片，没有门窗。
薛山急忙告诉贺公，大家检查一番，果然如薛山所说。
“看来，这客栈是幻化出来的。”贺公说。
大家惊恐不已，却又不敢轻举妄动。店小二离开后，再没有人进来。
薛山壮着胆走向后厨，却发现一点食材的影子都没有，只有一个老妇在打盹。
薛山尝试唤醒老妇询问：“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连门窗都没有，我们要如何出去？”
“这店不是活人开的，门窗都已封死，他们打算夜深人静时害你们性命。”老妇睁开眼叹气道。
“请老人家指点，要如何才能出去？”薛山急忙询问道。
“我一个老婆子能有什么办法，你们当中要是有能人，就赶紧带你们离开，要是等那些鬼魂回来，想走都走不了了。”老妇回答。
薛山听完惊骇不已，急忙告诉贺公等人，贺公询问老妇那些鬼魂害人的缘由。
“我本是前边村子里的普通老妇，死后葬在后山一处山谷里。前不久，山里出了个鬼王，有个小鬼献计，幻化一间客栈，将行人骗来后，夜里放火将客栈烧了，随后将鬼魂拘来给鬼王当仆役。”
其中一个伙计听完，急忙用随身带的护身刀具砍向墙壁，然而，墙壁丝毫没有损坏，他的刀却缺了道口子。
见状，薛山恳求老妇：“请老人家救我们一命，若您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我们出去之后一定替您达成。”
老妇思索片刻说：“我有个女儿，今年十八岁，我看你面善胆大，若你当真活着出去，就把我女儿娶回家，日后定要善待她。”
薛山家徒四壁，本就无钱娶妻，如今既能自救，又得一个媳妇，何乐而不为，于是他连声应下。
老妇得到薛山的承诺，便说：“南山有只活了五十年的大公鸡，民间的公鸡尚有驱邪之用，更何况这只大公鸡，平常它一叫，四下的鬼魂避之不及。”
“待会那两只小鬼回来，我哄他们将门打开，你们其中一人模仿鸡叫，到时我便说是南山的大公鸡来了，小鬼绝不敢深究，只顾逃命。我会随他们一同逃走，到时你们尽快离开。”
薛山一听，这不是正中下怀嘛，于是自告奋勇。得知他是一个口技人，大家欣喜若狂。
老妇为了确保不露馅，让薛山模仿鸡叫，大家听完赞不绝口。
就在这时，墙外响起交谈声。老妇示意大家不要出声，她喊道：“快放我出去，他们都睡着了，别把我也烧着了。”
小鬼应和一声，平滑的墙面顿时开出一扇门，老妇连忙往门外走。
忽然，客栈里响起一阵鸡啼声，高昂洪亮。两只小鬼吓得哆嗦，老妇回头一看，边跑边说：“糟了，南山那只大公鸡怎么跑到客栈来了，快让路，我可不想魂飞魄散。”
看着老妇跑远，两只小鬼头也不回，仓皇而逃。
薛山和贺公等人趁机跑了出来，大家连夜赶路，终于抵达五里外的一间客栈。
客栈店家得知他们的遭遇后，第二天便将此事禀告当地县官。县官立即派一名老道士到山谷查看，发现谷底鬼气翻涌。
随后，老道士召集多名道士，一同进山捉鬼。整整一个昼夜，才将鬼王降服，其他鬼魂全部被送入地府，听候发落。
老妇因救人有功，最后投生到一户好人家。投生前，她托梦告知女儿事情的经过。
女儿遵照母亲的叮嘱，在家等薛山。薛山信守承诺，找到老妇的女儿，将她带回家乡。
贺公感激薛山的帮助，赠他二百两银子作为成亲贺礼。
就这样，薛山凭借自己的口技技艺，不仅救了大家的命，还娶了个媳妇，从此过着安稳幸福的生活。
改编自《民间故事》。关注我一起听故事，悟人生！
男子名叫薛山，家境贫寒，他会口技，平时到集市表演，靠别人的打赏勉强度日。
薛山听说杭州府流行口技表演，富贵人家的打赏也很丰厚，因此他决定到杭州府试试。
于是，薛山辞别父母，独自前往杭州府。为了节省路费，他一路步行，路过集市便卖艺挣钱。每到乡间小路，他便跟在行人的后面，防止迷路。
一天，薛山在路上遇到一位布商和几个伙计，布商姓贺，伙计都叫他“贺公”。
得知薛山独自一人，贺公便邀他一同前行，薛山十分感激。
一行人来到山路拐角处，遇到两个装束像店小二的人。果然，一见薛山等人，两人便上前招揽生意，让他们住店。
此时天已经黑了，大家商量后决定住店休整，第二天再赶路。于是，众人跟着店小二前往客栈。
客栈是新开的，店里整洁干净。店小二张罗着给大家点菜上菜，薛山囊中羞涩，只点了一碗素面，没想到店小二不以为然，仍旧笑脸相迎。
饭菜很快就端上来，大家累了一天，打算大快朵颐。谁知道，米饭是冷的，菜黑得跟炭一样，散发着恶臭。
贺公呵斥店小二：“你们就以发臭的饭菜待客吗？快给我们换上新鲜的饭菜，要不然我们宣扬出去，你这新开的客栈就等着关门了。”
店小二非但不生气，反倒笑着答应，走向后厨。薛山总觉得店小二笑得诡异，店小二离开后，他觉得气温骤降。
他转头向门外望去，却发现刚刚进来的大门荡然无存，四面墙连成一片，没有门窗。
薛山急忙告诉贺公，大家检查一番，果然如薛山所说。
“看来，这客栈是幻化出来的。”贺公说。
大家惊恐不已，却又不敢轻举妄动。店小二离开后，再没有人进来。
薛山壮着胆走向后厨，却发现一点食材的影子都没有，只有一个老妇在打盹。
薛山尝试唤醒老妇询问：“这是什么地方？为什么连门窗都没有，我们要如何出去？”
“这店不是活人开的，门窗都已封死，他们打算夜深人静时害你们性命。”老妇睁开眼叹气道。
“请老人家指点，要如何才能出去？”薛山急忙询问道。
“我一个老婆子能有什么办法，你们当中要是有能人，就赶紧带你们离开，要是等那些鬼魂回来，想走都走不了了。”老妇回答。
薛山听完惊骇不已，急忙告诉贺公等人，贺公询问老妇那些鬼魂害人的缘由。
“我本是前边村子里的普通老妇，死后葬在后山一处山谷里。前不久，山里出了个鬼王，有个小鬼献计，幻化一间客栈，将行人骗来后，夜里放火将客栈烧了，随后将鬼魂拘来给鬼王当仆役。”
其中一个伙计听完，急忙用随身带的护身刀具砍向墙壁，然而，墙壁丝毫没有损坏，他的刀却缺了道口子。
见状，薛山恳求老妇：“请老人家救我们一命，若您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我们出去之后一定替您达成。”
老妇思索片刻说：“我有个女儿，今年十八岁，我看你面善胆大，若你当真活着出去，就把我女儿娶回家，日后定要善待她。”
薛山家徒四壁，本就无钱娶妻，如今既能自救，又得一个媳妇，何乐而不为，于是他连声应下。
老妇得到薛山的承诺，便说：“南山有只活了五十年的大公鸡，民间的公鸡尚有驱邪之用，更何况这只大公鸡，平常它一叫，四下的鬼魂避之不及。”
“待会那两只小鬼回来，我哄他们将门打开，你们其中一人模仿鸡叫，到时我便说是南山的大公鸡来了，小鬼绝不敢深究，只顾逃命。我会随他们一同逃走，到时你们尽快离开。”
薛山一听，这不是正中下怀嘛，于是自告奋勇。得知他是一个口技人，大家欣喜若狂。
老妇为了确保不露馅，让薛山模仿鸡叫，大家听完赞不绝口。
就在这时，墙外响起交谈声。老妇示意大家不要出声，她喊道：“快放我出去，他们都睡着了，别把我也烧着了。”
小鬼应和一声，平滑的墙面顿时开出一扇门，老妇连忙往门外走。
忽然，客栈里响起一阵鸡啼声，高昂洪亮。两只小鬼吓得哆嗦，老妇回头一看，边跑边说：“糟了，南山那只大公鸡怎么跑到客栈来了，快让路，我可不想魂飞魄散。”
看着老妇跑远，两只小鬼头也不回，仓皇而逃。
薛山和贺公等人趁机跑了出来，大家连夜赶路，终于抵达五里外的一间客栈。
客栈店家得知他们的遭遇后，第二天便将此事禀告当地县官。县官立即派一名老道士到山谷查看，发现谷底鬼气翻涌。
随后，老道士召集多名道士，一同进山捉鬼。整整一个昼夜，才将鬼王降服，其他鬼魂全部被送入地府，听候发落。
老妇因救人有功，最后投生到一户好人家。投生前，她托梦告知女儿事情的经过。
女儿遵照母亲的叮嘱，在家等薛山。薛山信守承诺，找到老妇的女儿，将她带回家乡。
贺公感激薛山的帮助，赠他二百两银子作为成亲贺礼。
就这样，薛山凭借自己的口技技艺，不仅救了大家的命，还娶了个媳妇，从此过着安稳幸福的生活。
改编自《民间故事》。关注我一起听故事，悟人生！
1994年北京，看着病床上的女儿，父亲近乎哀求：“别练了，再练腿就没了！”女儿却坚定地摇头：“国家需要我，废了这条腿我也要顶上！”
1980年至今，从冬奥会参赛到领奖台，中国人用了整整12年，而为了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这名叫做叶乔波的女子，竟不惜废掉自己的一条腿——
40年前，不到13岁的叶乔波特招进入八一速滑队。
当时，滑冰与滑雪在我国还属小众项目，不管是待遇还是训练条件都非常艰苦。
没有室内冰场，为寻找可以尽早上冰训练的地方，不到13岁的叶乔波和队友在接近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里，辗转黑河、嫩江、海拉尔、齐齐哈尔等地，哪里最冷，哪里有冰，他们就去哪里。
北方室外五六级的寒风，往往刚到了地方，就被冻得没了知觉，每堂课一滑就是3个小时，对只有13岁的她，无疑是一场精神与身体地折磨——
“那时我年龄最小，几乎每天都是哭着训练。”
“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早上起来被子上都是一层霜，冰鞋冻在地上，拿不起来。”
所有人都以为年龄最小的她会第一个放弃，却没有想到，她却是最拼命的那个——
教练规定做500个深蹲，她偏要做1000个；
规定在冰上划100圈，她就要划200圈；
每天从早到晚8至10个小时的训练，几乎贯穿了她21年的运动生涯。
努力从不辜负有心人——
1991年，世界女子速滑锦标赛500米比赛中，第一次代表中国出征的她，便勇夺世界杯金牌；
同年3月，她在德国因策尔获得世界短距离速滑锦标赛5枚银牌，被外电称为“中国的银姑娘”。
可荣誉和金牌背后，无人知晓，此前的一次训练中的意外受伤，让她的膝盖患有严重地积水和囊肿，为了不耽误比赛，没有随行医生的她，只能给自己针灸，在腿上扎了100多针，才能勉强站起。
1992年2月，法国，叶乔波终于踏上梦寐以求的冬奥会赛场。
在擅长的500米速滑比赛中，她由外道滑向内道实施超越时，由于内道选手没有按规则让道，两人的冰刀和身体先后碰撞两次，最终叶乔波以40.51秒获得该项目银牌，收获我国冬奥历史上第一枚奖牌。
在她并不擅长地的1000米比赛中，拼尽全力、带上出战的她，仅差0.02秒再次惜败。
这两枚银牌，却是中国速滑运动了不起地突破，更是中国体育冬季项目地里程碑，更让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冬奥会赛场上升起。
可对于把祖国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叶乔波来说，接连错失两枚金牌，让她难以释怀。
她暗下决心，这一次，她一定要夺得金牌！
那一年，她28岁，是一名别人眼中的“老将”。
而多年超负荷的训练，早已让她的膝盖残破不堪——
左膝半月板破损严重，两侧韧带断裂，软骨脱落……
“你已经不能再比赛了！”
但是医生的劝告却阻挡不了一个老兵对于金牌的执着、对于祖国的信仰，叶乔波选择继续战斗——
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前夕，叶乔波接受了膝盖手术，取出了5块碎骨。
但为了不耽误训练，手术后第二天，叶乔波就不听劝告下床一瘸一拐开始训练，隔天护士就抽出一大吸管脓血，再用厚厚地绷带强行将膑骨复位。
钻心的疼痛，痛苦的复健，让她连一次全蹲都无法完成。
看着病床上的女儿，父亲第一次对乔波说出了“咱别练了，身体要紧。”
但这一次无论是谁来劝她，她都要坚持训练。
叶乔波说：“国家需要我，我就要毫不犹豫地顶上，为了祖国的荣誉而努力，我责无旁贷。”
1994年2月19日，叶乔波在擅长的500米比赛中失利，无缘前10名。但几天后，她再次上场，咬牙完成了1000米比赛，并获得一枚铜牌。
“为了这块铜牌，我宁可让这条腿废了！”
叶乔波后来说，她不仅是一名运动员，也是一名军人，在最后的战役中，就是要用生命去完成使命，这是她的选择，也是她无悔的信仰。
1994年6月5日的退役晚会上，30岁的叶乔波坐在轮椅上哽咽道：
“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对得起我的祖国。”
太史公记：自1992年叶乔波实现奥运奖牌零的突破后，时隔了二十二年的历程，由张虹代表中国获得了第一枚速度滑冰的奥运金牌。几代人的前赴后继，让中国速度滑冰在世界冰坛上崭露头角。
尽管从未在冬奥会上夺金，但叶乔波却始终是中国冰雪运动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那朵铿锵玫瑰！
而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在她的故事里，有的不只是那些永不褪色的历史瞬间，还有永不放弃，永不言败，永不退场的“乔波精神”！
的确，体育竞技，意味着无限的希望，更充满着无处不在的残酷。
可是我们依然佩服并尊重每一个为梦想拼尽全力的灵魂！
生活中亦是如此，成功，是每个人的渴求，但前进的路从来都不平坦。
只有从不上战场的人，才不会输。
请记住，人生无惧失败！因为英雄，不只是跑得最快、打得最好的人，更是面对挫折和失败，仍旧敢于挑战自我的人，不是吗？
1980年至今，从冬奥会参赛到领奖台，中国人用了整整12年，而为了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这名叫做叶乔波的女子，竟不惜废掉自己的一条腿——
40年前，不到13岁的叶乔波特招进入八一速滑队。
当时，滑冰与滑雪在我国还属小众项目，不管是待遇还是训练条件都非常艰苦。
没有室内冰场，为寻找可以尽早上冰训练的地方，不到13岁的叶乔波和队友在接近零下40摄氏度的低温里，辗转黑河、嫩江、海拉尔、齐齐哈尔等地，哪里最冷，哪里有冰，他们就去哪里。
北方室外五六级的寒风，往往刚到了地方，就被冻得没了知觉，每堂课一滑就是3个小时，对只有13岁的她，无疑是一场精神与身体地折磨——
“那时我年龄最小，几乎每天都是哭着训练。”
“当时条件非常艰苦，早上起来被子上都是一层霜，冰鞋冻在地上，拿不起来。”
所有人都以为年龄最小的她会第一个放弃，却没有想到，她却是最拼命的那个——
教练规定做500个深蹲，她偏要做1000个；
规定在冰上划100圈，她就要划200圈；
每天从早到晚8至10个小时的训练，几乎贯穿了她21年的运动生涯。
努力从不辜负有心人——
1991年，世界女子速滑锦标赛500米比赛中，第一次代表中国出征的她，便勇夺世界杯金牌；
同年3月，她在德国因策尔获得世界短距离速滑锦标赛5枚银牌，被外电称为“中国的银姑娘”。
可荣誉和金牌背后，无人知晓，此前的一次训练中的意外受伤，让她的膝盖患有严重地积水和囊肿，为了不耽误比赛，没有随行医生的她，只能给自己针灸，在腿上扎了100多针，才能勉强站起。
1992年2月，法国，叶乔波终于踏上梦寐以求的冬奥会赛场。
在擅长的500米速滑比赛中，她由外道滑向内道实施超越时，由于内道选手没有按规则让道，两人的冰刀和身体先后碰撞两次，最终叶乔波以40.51秒获得该项目银牌，收获我国冬奥历史上第一枚奖牌。
在她并不擅长地的1000米比赛中，拼尽全力、带上出战的她，仅差0.02秒再次惜败。
这两枚银牌，却是中国速滑运动了不起地突破，更是中国体育冬季项目地里程碑，更让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冬奥会赛场上升起。
可对于把祖国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叶乔波来说，接连错失两枚金牌，让她难以释怀。
她暗下决心，这一次，她一定要夺得金牌！
那一年，她28岁，是一名别人眼中的“老将”。
而多年超负荷的训练，早已让她的膝盖残破不堪——
左膝半月板破损严重，两侧韧带断裂，软骨脱落……
“你已经不能再比赛了！”
但是医生的劝告却阻挡不了一个老兵对于金牌的执着、对于祖国的信仰，叶乔波选择继续战斗——
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前夕，叶乔波接受了膝盖手术，取出了5块碎骨。
但为了不耽误训练，手术后第二天，叶乔波就不听劝告下床一瘸一拐开始训练，隔天护士就抽出一大吸管脓血，再用厚厚地绷带强行将膑骨复位。
钻心的疼痛，痛苦的复健，让她连一次全蹲都无法完成。
看着病床上的女儿，父亲第一次对乔波说出了“咱别练了，身体要紧。”
但这一次无论是谁来劝她，她都要坚持训练。
叶乔波说：“国家需要我，我就要毫不犹豫地顶上，为了祖国的荣誉而努力，我责无旁贷。”
1994年2月19日，叶乔波在擅长的500米比赛中失利，无缘前10名。但几天后，她再次上场，咬牙完成了1000米比赛，并获得一枚铜牌。
“为了这块铜牌，我宁可让这条腿废了！”
叶乔波后来说，她不仅是一名运动员，也是一名军人，在最后的战役中，就是要用生命去完成使命，这是她的选择，也是她无悔的信仰。
1994年6月5日的退役晚会上，30岁的叶乔波坐在轮椅上哽咽道：
“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对得起我的祖国。”
太史公记：自1992年叶乔波实现奥运奖牌零的突破后，时隔了二十二年的历程，由张虹代表中国获得了第一枚速度滑冰的奥运金牌。几代人的前赴后继，让中国速度滑冰在世界冰坛上崭露头角。
尽管从未在冬奥会上夺金，但叶乔波却始终是中国冰雪运动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那朵铿锵玫瑰！
而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在她的故事里，有的不只是那些永不褪色的历史瞬间，还有永不放弃，永不言败，永不退场的“乔波精神”！
的确，体育竞技，意味着无限的希望，更充满着无处不在的残酷。
可是我们依然佩服并尊重每一个为梦想拼尽全力的灵魂！
生活中亦是如此，成功，是每个人的渴求，但前进的路从来都不平坦。
只有从不上战场的人，才不会输。
请记住，人生无惧失败！因为英雄，不只是跑得最快、打得最好的人，更是面对挫折和失败，仍旧敢于挑战自我的人，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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