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97年，韩信身死长乐宫后，吕后又抓了韩信谋士蒯通。刘邦质问蒯通：“你为何劝韩信谋反，我要烹了你”！蒯通却笑了：“狗只为它的主人而狂吠。我只恨韩信不听我言，三分天下不取，却死于女子之手啊”！
刘邦听后沉默了，韩信确实有三分天下的实力。当初，刘邦聚集56万诸侯联军，却在彭城之战被项羽3万骑兵打得溃不成军。而后诸侯纷纷背汉，转投项羽阵营，是韩信灭魏、平赵、取代、吞齐，撑起了汉王阵营大旗。
在楚汉争霸最关键的时期，甚至连一身傲骨的项羽，都放下身段派武涉游说韩信。武涉说：“汉王、项王争霸天下，可真正决定胜负的却是您啊！您投汉王则汉王胜，您投项王则项王胜，所以您应该坐观成败、壮大自身。如果项王败了，下一个就轮到你齐王了。您就算不支持项王，也应该三分天下，左右制衡”。
可实实在在的利益面前，韩信却忘不了刘邦的知遇之恩。他说：“我在项王帐下，不过是个小小的执戟郎中，是汉王授我上将军印。登台拜将这才有了今天的韩信，所以帮我谢谢项王好意，韩信终不负汉”！
得知韩信决定出兵垓下，帮助刘邦彻底灭掉项羽后。谋士蒯通苦口婆心劝道：“您灭魏、平赵、取代、吞齐，拥燕、赵慷慨之士，齐地富饶之物产。功盖汉王名震天下，早就没了做人臣的机会。如今天下三分之势，是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啊”！
蒯通一句早就没了做人臣的机会，让韩信猛然呆立良久。两人又不断争辩，蒯通最后甚至直白说道：“文种、范蠡存越灭吴，助勾践成春秋霸主。可结果呢？范蠡出逃避祸，文种赐剑自刎，这就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残酷”！
韩信听完、无言辩解，只得说道：“先生到此打住，容我再考虑考虑”。蒯通见韩信执意助汉灭楚，只记刘邦昔日之恩德，而不顾如今天下之局势。亦知韩信不得善终，于是化作巫医云游而去，以免祸连己身。
果然，蒯通走后不久，韩信出兵20万于垓下，十面埋伏逼得项羽乌江自刎。项羽死后刘邦连夜闯入韩信军营，夺走20万齐军指挥权。改韩信齐王为楚王，不久后再贬淮阴侯，接入长安软禁于侯府之内。
自此，一代兵仙韩信，再也没有碰过虎符。可就是退让到这种程度，还是有侯府家丁告韩信谋反，准备袭击吕后、太子刘盈。在知己萧何的邀请下，韩信背着谋反的罪名，不明不白地死在了长乐宫。
直到临死那一刻，韩信才意识到鸟尽弓藏的残酷性。他绝望而悔恨地喊道：“我韩信悔不听蒯通之言，竟为女子（吕后）所诈，死于宫室之中啊”！刘邦回到长安后，得知韩信已死，高兴之余又有些怜悯。《智囊》载：【见信死，且喜且怜之】。
吕后又将韩信临终之言告诉刘邦，这才有了开篇云游多年却又被抓的蒯通。刘邦质问蒯通：“你为何要教唆韩信谋反”？并要烹杀蒯通，可蒯通却说：“狗只为它的主人而狂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我当时既然是齐国的臣子，那为韩信谋划有何不对，您又为何要因此烹杀我”？
刘邦听后深以为然，就命人放了蒯通，这就是《智囊》中韩信之死的故事。韩信终不叛汉，为的是登台拜将的情谊；蒯通三分天下，为的是食君禄、报君恩的道义；刘邦灭项羽而擒韩信，为的是江山永固的利益。最终情谊输给了利益，利益却又需要道义。所以面对油锅烹杀，蒯通一句——狗只为它的主人而狂吠，就打消了刘邦的杀意。
因为，过去齐王、汉王的仇恨与纠纷，对刘邦不再重要；而食君禄、报君恩的道义，对汉高祖非常重要；所以刘邦不仅赦免了蒯通，还让曹参请其为官。蒯氏子孙因此声名显赫400年，世代皆为智谋之士。直至东汉末年，蒯良、蒯越兄弟仍是刘表帐下顶尖谋士，所谓福祸相依、化险为夷，这就是蒯通的智慧和高明之处。
智慧是世间最珍贵的之物，也是最难得的之物。但明代一个叫冯梦龙的人，却写了一本千古奇书——《智囊全集》。这本书从先秦到明朝，讲述了1238个名人智慧故事，范仲淹、张良、诸葛亮、卫青等事迹尽在其中。
国藩将它放在床头，日夜捧读；纪晓岚一日三读，倒背如流；都是为了吸收其中蕴藏的智慧。在这里向大家推荐一套，文白对照版的《智囊全集》。全书有厚厚的6本，文言文、白话文兼具。#好物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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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楚汉争霸最关键的时期，甚至连一身傲骨的项羽，都放下身段派武涉游说韩信。武涉说：“汉王、项王争霸天下，可真正决定胜负的却是您啊！您投汉王则汉王胜，您投项王则项王胜，所以您应该坐观成败、壮大自身。如果项王败了，下一个就轮到你齐王了。您就算不支持项王，也应该三分天下，左右制衡”。
可实实在在的利益面前，韩信却忘不了刘邦的知遇之恩。他说：“我在项王帐下，不过是个小小的执戟郎中，是汉王授我上将军印。登台拜将这才有了今天的韩信，所以帮我谢谢项王好意，韩信终不负汉”！
得知韩信决定出兵垓下，帮助刘邦彻底灭掉项羽后。谋士蒯通苦口婆心劝道：“您灭魏、平赵、取代、吞齐，拥燕、赵慷慨之士，齐地富饶之物产。功盖汉王名震天下，早就没了做人臣的机会。如今天下三分之势，是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啊”！
蒯通一句早就没了做人臣的机会，让韩信猛然呆立良久。两人又不断争辩，蒯通最后甚至直白说道：“文种、范蠡存越灭吴，助勾践成春秋霸主。可结果呢？范蠡出逃避祸，文种赐剑自刎，这就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残酷”！
韩信听完、无言辩解，只得说道：“先生到此打住，容我再考虑考虑”。蒯通见韩信执意助汉灭楚，只记刘邦昔日之恩德，而不顾如今天下之局势。亦知韩信不得善终，于是化作巫医云游而去，以免祸连己身。
果然，蒯通走后不久，韩信出兵20万于垓下，十面埋伏逼得项羽乌江自刎。项羽死后刘邦连夜闯入韩信军营，夺走20万齐军指挥权。改韩信齐王为楚王，不久后再贬淮阴侯，接入长安软禁于侯府之内。
自此，一代兵仙韩信，再也没有碰过虎符。可就是退让到这种程度，还是有侯府家丁告韩信谋反，准备袭击吕后、太子刘盈。在知己萧何的邀请下，韩信背着谋反的罪名，不明不白地死在了长乐宫。
直到临死那一刻，韩信才意识到鸟尽弓藏的残酷性。他绝望而悔恨地喊道：“我韩信悔不听蒯通之言，竟为女子（吕后）所诈，死于宫室之中啊”！刘邦回到长安后，得知韩信已死，高兴之余又有些怜悯。《智囊》载：【见信死，且喜且怜之】。
吕后又将韩信临终之言告诉刘邦，这才有了开篇云游多年却又被抓的蒯通。刘邦质问蒯通：“你为何要教唆韩信谋反”？并要烹杀蒯通，可蒯通却说：“狗只为它的主人而狂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我当时既然是齐国的臣子，那为韩信谋划有何不对，您又为何要因此烹杀我”？
刘邦听后深以为然，就命人放了蒯通，这就是《智囊》中韩信之死的故事。韩信终不叛汉，为的是登台拜将的情谊；蒯通三分天下，为的是食君禄、报君恩的道义；刘邦灭项羽而擒韩信，为的是江山永固的利益。最终情谊输给了利益，利益却又需要道义。所以面对油锅烹杀，蒯通一句——狗只为它的主人而狂吠，就打消了刘邦的杀意。
因为，过去齐王、汉王的仇恨与纠纷，对刘邦不再重要；而食君禄、报君恩的道义，对汉高祖非常重要；所以刘邦不仅赦免了蒯通，还让曹参请其为官。蒯氏子孙因此声名显赫400年，世代皆为智谋之士。直至东汉末年，蒯良、蒯越兄弟仍是刘表帐下顶尖谋士，所谓福祸相依、化险为夷，这就是蒯通的智慧和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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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近代中国人，偏偏喜好恶意解释中国历史
再回到《大学》所提出的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之三纲领来说，明明德是德性之学，亲民是治平之学，止于至善则是其最高境界。 中国人所理想，人在群体社会中，所应向往所该表现的最高鹄的即是“善”。我们亦可说，中国整部历史，正是蕲向于此善。中国整个民族，也是蕲向于此善。此乃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了这“善”字，一切便无意义价值可言。
…… 若我们能把心学与史学配合研究，自见整个中国民族一部中国史主要精神主要向往，大可用一“善”字来概括。我们所谓善人善政，善言善行，青史留名，只是此一善。此一善字，正是佛儒道学中至为吃重的一字。
但近代的中国人，偏喜好用恶意来解释中国史，如说：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古代圣人，尽出后人伪造，即是一例。但我们纵说这些是后人伪造，亦足证明伪造此一派古代圣人的种种故事的人，岂不在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吗？后代人永远信受此伪造，亦见后人也都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了。生于其心，自可见于其政。
则此下的中国史，自不当专一以恶意来解释。西方人把真、善、美分开说，中国人则专一重视善，把美与真也要包进在善之内。我们研究中西学术与中西历史，自可比较见之。
近百年来，此中国学术传统中之两大纲，即心性之学与历史学，正日趋式微。此一巨变之后果，在今日，我们固无法揣测。但若我们要回头来研究中国以往学术，则此心学与史学之两大纲，总不宜放过不理会。
此乃中国学术传统中之特殊点，所截然不同于西方者。我希望将来有人，能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作一更高的综合，却不该先自藐弃了自己的。
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能有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愿意抱残守缺，来多学多懂一些中国学术，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有贡献，也可对世界人类有贡献。 ——钱穆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再回到《大学》所提出的明明德亲民与止于至善之三纲领来说，明明德是德性之学，亲民是治平之学，止于至善则是其最高境界。 中国人所理想，人在群体社会中，所应向往所该表现的最高鹄的即是“善”。我们亦可说，中国整部历史，正是蕲向于此善。中国整个民族，也是蕲向于此善。此乃中国学术思想最高精神所在。若没有了这“善”字，一切便无意义价值可言。
…… 若我们能把心学与史学配合研究，自见整个中国民族一部中国史主要精神主要向往，大可用一“善”字来概括。我们所谓善人善政，善言善行，青史留名，只是此一善。此一善字，正是佛儒道学中至为吃重的一字。
但近代的中国人，偏喜好用恶意来解释中国史，如说：尧、舜、禹、汤、文、武所谓古代圣人，尽出后人伪造，即是一例。但我们纵说这些是后人伪造，亦足证明伪造此一派古代圣人的种种故事的人，岂不在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吗？后代人永远信受此伪造，亦见后人也都希望这一部中国历史能成为一部善的历史了。生于其心，自可见于其政。
则此下的中国史，自不当专一以恶意来解释。西方人把真、善、美分开说，中国人则专一重视善，把美与真也要包进在善之内。我们研究中西学术与中西历史，自可比较见之。
近百年来，此中国学术传统中之两大纲，即心性之学与历史学，正日趋式微。此一巨变之后果，在今日，我们固无法揣测。但若我们要回头来研究中国以往学术，则此心学与史学之两大纲，总不宜放过不理会。
此乃中国学术传统中之特殊点，所截然不同于西方者。我希望将来有人，能将中西双方学术思想，作一更高的综合，却不该先自藐弃了自己的。
我希望在今天的中国人中，能有少数中的少数，他们愿意抱残守缺，来多学多懂一些中国学术，来对中国历史文化理出一个头绪。这不仅对中国自己有贡献，也可对世界人类有贡献。 ——钱穆先生《中国历史研究法》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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