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晚间，阿里巴巴集团公布2022财年第三季度业绩，截至2021年12月31日的三个月内，阿里总营收为2425.80亿元，同比增长10%，经营利润为70.68亿元，同比下降86%，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204.29亿元，同比下降74%，净利润为192.24亿元，同比下降75%。
消费者数据方面，截至2021年12月31日，阿里生态全球年度活跃消费者数量达到12.8亿，单季增长4300万。其中，中国市场消费者单季净增长2600万至9.79亿，海外市场消费者则首次突破3亿。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表示：“本季度，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阿里巴巴继续坚定执行多引擎增长战略，业务取得稳健发展。通过高度聚焦能力建设和价值创造，我们在关键战略业务上展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为未来长期增长奠定基础。”
在财报后的电话会议中，张勇多次提及国内市场大环境疲软制约，同时电商领域竞争加剧，用以解释阿里总体营收、国内电商业务增速进一步放缓，以及淘宝天猫GMV仅录得个位数增长等情况。
消费者数据方面，截至2021年12月31日，阿里生态全球年度活跃消费者数量达到12.8亿，单季增长4300万。其中，中国市场消费者单季净增长2600万至9.79亿，海外市场消费者则首次突破3亿。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表示：“本季度，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阿里巴巴继续坚定执行多引擎增长战略，业务取得稳健发展。通过高度聚焦能力建设和价值创造，我们在关键战略业务上展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为未来长期增长奠定基础。”
在财报后的电话会议中，张勇多次提及国内市场大环境疲软制约，同时电商领域竞争加剧，用以解释阿里总体营收、国内电商业务增速进一步放缓，以及淘宝天猫GMV仅录得个位数增长等情况。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柒财点点》三只松鼠业绩止步：推广费连年激增 半年开店199家关138家
顶着“互联网零食第一股”光环的三只松鼠（300783.SZ）光环褪去，已陷入转型困境。
8月16日晚间，三只松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61亿元，与上年同期持平。其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简称扣非净利润）2.64亿元，虽然大幅增长72.10%，但与2019年同期相比，仅增长236.47万元。这意味着，近三年，公司主营业务净利润原地踏步。
近年来，互联网红利逐渐减退，新零售趋势下，三只松鼠转战线下，并大举进行布局，但效果不佳。今年上半年，公司新开门店199家、关闭138家。
备受关注的依然是销售费用。今年上半年，在将包装费用计入产品成本后，三只松鼠的销售费用依旧高达11.07亿元，同比增长超亿元。其中，推广费及平台服务费高达7.21亿元，同比增加3.23亿元。
以互联网销售起家的三只松鼠，饱尝不断攀高的买量成本之苦。上半年，营销费用大幅增长，其线上销售收入反而出现下降。
二季度依旧处于亏损状态
表面光鲜的经营业绩数据，难掩三只松鼠经营业绩止步不前的窘态。
根据半年报，今年上半年，三只松鼠实现营业收入52.61亿元，同比增幅为0.17%，基本持平。与之对应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简称净利润）3.52亿元，去年同期为1.88亿元，同比增加1.64亿元，增幅高达87.32%。
今年上半年，三只松鼠获取的政府补助为0.98亿元，公司将其中0.30亿元计入当期损益。扣除政府补助等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6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1亿元，同比增幅为72.10%。
能够最大限度反映一家公司主营业务真实盈利能力的财务指标是扣非净利润，今年上半年，三只松鼠扣非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70%，是否意味着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大幅提升了呢？显然不是！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三只松鼠2020年上半年的扣非净利润基础较低。如果剔除疫情因素影响，预计今年上半年的扣非净利润与去年同期不相上下。
时间再拉长。2019年，三只松鼠实现的净利润为2.39亿元、扣非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1.43%、19.98%，这表明当年的经营业绩不及2018年。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为2.62亿元。与2019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的扣非净利润仅增加236.47万元，增幅只有0.90%。
综上所述，2019年至2021年的上半年，三只松鼠的扣非净利润连续三年原地踏步（假设2020年剔除疫情影响）。
从单个季度看，今年一二季度，三只松鼠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36.71亿元、15.90亿元，同比变动7.58%、-13.57%。对应的净利润为3.15亿元、0.37亿元，同比增长67.57%、19504.60%。
二季度的营业收入同比下降，净利润扭亏为盈，增幅高达195倍。实际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亏损0.14亿元，延续了去年同期受疫情影响下的亏损，去年二季度，亏损金额为3131.58万元。2019年二季度，公司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为0.15亿元。
由此可见，表面上经营业绩大幅增长，实际上窘态已显，仍未能摆脱亏损的困扰。
线下销售拓展缓慢
三只松鼠大举发力全渠道销售，作为公司发力转型的重点，但其线下拓展并不尽如人意。
从整体营业收入看，今年上半年，三只松鼠的营业收入并没有明显增长，其中，二季度的营业收入同比减少2.50亿元。公司解释称，今年上半年，其围绕“聚焦坚果”，持续主动缩减SKU、优化品类结构，SKU的减少带来部分营收的折损。加之去年同期较高基数的促销增长和疫情对线下门店销售的持续影响，拉低了今年二季度的销售。
实际上，三只松鼠今年二季度的销售收入15.90亿元，不仅低于去年二季度，也更低于2019年二季度。
据披露，今年上半年，三只松鼠的线下销售取得了丰收。公司投食店实现营业收入5.73亿元，同比增长21.7%；联盟小店实现营业收入3.63亿元，同比增长131.7%。新分销实现营业收入6.32亿元，同比增长38.0%，线下营业收入占比达30%，较上年同期提升9%。
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去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线下销售受到了较大冲击。三只松鼠今年上半年的线下销售表面上同比实现了较快增长，但剔除去年同期疫情影响，是否可以定义为“丰收”，还要打一个问号。
在门店拓展方面，三只松鼠出现大量新开与大量关闭现象。
2020年全年，公司新开投食店78家、关闭15家，期末投食店总数为171家。到今年6月底，投食店总数为163家，反而减少了8家。原来，今年上半年，公司新开投食店8家、关闭了16家。
针对投食店扩张，在2020年报中，三只松鼠称，为保持线下门店的经营质量和盈利水平，针对亏损较大、选址不佳、预期增速潜力有限的店铺实施关闭。在今年半年报中，公司又称，整合投食店和联盟店事业部，强化线下门店在商品、运营、组织、会员等多方面的协同效应，围绕品牌势能中心及城市体验中心的定位，主动淘汰与战略定位不符的门店，从而更好地为联盟店赋能。对比三只松鼠的解释发现，公司在投食店的定位上存在摇摆。
联盟店的开拓同样不佳。去年初，三只松鼠的联盟店数量为278家，当年新开641家、关闭47家，期末数量为872家。
而在今年上半年，新开联盟店191家、关闭122家，期末门店数量为941家。其中，江苏新开23家关闭26家，浙江新开10家关闭23家，上海新开3家关闭5家。辽宁、山西有新开门店无关闭，广东、云南、陕西等省市为首次进入。
相较2020年，今年上半年，三只松鼠联盟店开点速度明显放缓，关店速度大幅上升。公司称，主动放缓联盟店开店布局，对现有店铺进行分层管理及优化淘汰，强化与投食店的协同作用。
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三只松鼠新开投食店、联盟店合计199家，关闭138家。
推广费连年激增
与营业收入和扣非净利润躺平相对的是，三只松鼠的推广费连年激增。
今年上半年，虽然营业收入同比持平，扣非净利润连续三年持平，但三只松鼠投入的营销费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加速增长。
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三只松鼠的销售费用为11.07亿元，这其中，公司调整了统计口径，将包装费计入产品成本，尽管如此，其销售费用仍然较去年同期的10亿元增加1.07亿元。销售费率为21.05%，较去年同期的19.03%上升2.02个百分点。
近几年，三只松鼠的销售费用持续大幅增长。2017年，公司销售费用为10.75亿元，2018年至2020年分别为14.61亿元、22.98亿元、17.12亿元，连年增长。2020年，销售费用明显减少，主要是公司包装费调整计入产品成本中，2019年，公司包装费用为2.78亿元。此外，公司还调整了运输费，2019年，公司运输费为6.90亿元。
销售费用中，最为市场所关注的是推广费及平台服务费。今年上半年，11.07亿元的销售费用中，推广费及平台服务费达7.21亿元，占比为65.13%，较去年同期的3.98亿元增长约81%。
长江商报记者发现，近几年，三只松鼠的推广费及平台服务费连年大幅增长。
2017年，公司推广费及平台服务费为2.87亿元，2018年至2020年分别为3.93亿元、6.60亿元、9.61亿元，同比增长36.93%、67.94%、45.61%。
一般而言，推广费主要是用于产品营销、市场推广的费用，平台服务费是入主电商平台支付的费用。
从营业收入构成看，三只松鼠超过70%的营业收入来自线上，入驻了天猫、京东等互联网平台。
业内人士称，类似于三只松鼠等企业，除了支付入驻天猫等互联网平台租金外，为了获得更多流量，公司还要另外支付不少费用，购买流量，以获得更多关注。
毫无疑问，连年大幅增长的推广费及平台服务费吞噬了利润，使得三只松鼠扣非净利润止步不前。
顶着“互联网零食第一股”光环的三只松鼠（300783.SZ）光环褪去，已陷入转型困境。
8月16日晚间，三只松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2.61亿元，与上年同期持平。其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简称扣非净利润）2.64亿元，虽然大幅增长72.10%，但与2019年同期相比，仅增长236.47万元。这意味着，近三年，公司主营业务净利润原地踏步。
近年来，互联网红利逐渐减退，新零售趋势下，三只松鼠转战线下，并大举进行布局，但效果不佳。今年上半年，公司新开门店199家、关闭138家。
备受关注的依然是销售费用。今年上半年，在将包装费用计入产品成本后，三只松鼠的销售费用依旧高达11.07亿元，同比增长超亿元。其中，推广费及平台服务费高达7.21亿元，同比增加3.23亿元。
以互联网销售起家的三只松鼠，饱尝不断攀高的买量成本之苦。上半年，营销费用大幅增长，其线上销售收入反而出现下降。
二季度依旧处于亏损状态
表面光鲜的经营业绩数据，难掩三只松鼠经营业绩止步不前的窘态。
根据半年报，今年上半年，三只松鼠实现营业收入52.61亿元，同比增幅为0.17%，基本持平。与之对应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简称净利润）3.52亿元，去年同期为1.88亿元，同比增加1.64亿元，增幅高达87.32%。
今年上半年，三只松鼠获取的政府补助为0.98亿元，公司将其中0.30亿元计入当期损益。扣除政府补助等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6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11亿元，同比增幅为72.10%。
能够最大限度反映一家公司主营业务真实盈利能力的财务指标是扣非净利润，今年上半年，三只松鼠扣非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70%，是否意味着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大幅提升了呢？显然不是！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三只松鼠2020年上半年的扣非净利润基础较低。如果剔除疫情因素影响，预计今年上半年的扣非净利润与去年同期不相上下。
时间再拉长。2019年，三只松鼠实现的净利润为2.39亿元、扣非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分别下降21.43%、19.98%，这表明当年的经营业绩不及2018年。2019年上半年，公司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为2.62亿元。与2019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的扣非净利润仅增加236.47万元，增幅只有0.90%。
综上所述，2019年至2021年的上半年，三只松鼠的扣非净利润连续三年原地踏步（假设2020年剔除疫情影响）。
从单个季度看，今年一二季度，三只松鼠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36.71亿元、15.90亿元，同比变动7.58%、-13.57%。对应的净利润为3.15亿元、0.37亿元，同比增长67.57%、19504.60%。
二季度的营业收入同比下降，净利润扭亏为盈，增幅高达195倍。实际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亏损0.14亿元，延续了去年同期受疫情影响下的亏损，去年二季度，亏损金额为3131.58万元。2019年二季度，公司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为0.15亿元。
由此可见，表面上经营业绩大幅增长，实际上窘态已显，仍未能摆脱亏损的困扰。
线下销售拓展缓慢
三只松鼠大举发力全渠道销售，作为公司发力转型的重点，但其线下拓展并不尽如人意。
从整体营业收入看，今年上半年，三只松鼠的营业收入并没有明显增长，其中，二季度的营业收入同比减少2.50亿元。公司解释称，今年上半年，其围绕“聚焦坚果”，持续主动缩减SKU、优化品类结构，SKU的减少带来部分营收的折损。加之去年同期较高基数的促销增长和疫情对线下门店销售的持续影响，拉低了今年二季度的销售。
实际上，三只松鼠今年二季度的销售收入15.90亿元，不仅低于去年二季度，也更低于2019年二季度。
据披露，今年上半年，三只松鼠的线下销售取得了丰收。公司投食店实现营业收入5.73亿元，同比增长21.7%；联盟小店实现营业收入3.63亿元，同比增长131.7%。新分销实现营业收入6.32亿元，同比增长38.0%，线下营业收入占比达30%，较上年同期提升9%。
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去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线下销售受到了较大冲击。三只松鼠今年上半年的线下销售表面上同比实现了较快增长，但剔除去年同期疫情影响，是否可以定义为“丰收”，还要打一个问号。
在门店拓展方面，三只松鼠出现大量新开与大量关闭现象。
2020年全年，公司新开投食店78家、关闭15家，期末投食店总数为171家。到今年6月底，投食店总数为163家，反而减少了8家。原来，今年上半年，公司新开投食店8家、关闭了16家。
针对投食店扩张，在2020年报中，三只松鼠称，为保持线下门店的经营质量和盈利水平，针对亏损较大、选址不佳、预期增速潜力有限的店铺实施关闭。在今年半年报中，公司又称，整合投食店和联盟店事业部，强化线下门店在商品、运营、组织、会员等多方面的协同效应，围绕品牌势能中心及城市体验中心的定位，主动淘汰与战略定位不符的门店，从而更好地为联盟店赋能。对比三只松鼠的解释发现，公司在投食店的定位上存在摇摆。
联盟店的开拓同样不佳。去年初，三只松鼠的联盟店数量为278家，当年新开641家、关闭47家，期末数量为872家。
而在今年上半年，新开联盟店191家、关闭122家，期末门店数量为941家。其中，江苏新开23家关闭26家，浙江新开10家关闭23家，上海新开3家关闭5家。辽宁、山西有新开门店无关闭，广东、云南、陕西等省市为首次进入。
相较2020年，今年上半年，三只松鼠联盟店开点速度明显放缓，关店速度大幅上升。公司称，主动放缓联盟店开店布局，对现有店铺进行分层管理及优化淘汰，强化与投食店的协同作用。
整体来看，今年上半年，三只松鼠新开投食店、联盟店合计199家，关闭138家。
推广费连年激增
与营业收入和扣非净利润躺平相对的是，三只松鼠的推广费连年激增。
今年上半年，虽然营业收入同比持平，扣非净利润连续三年持平，但三只松鼠投入的营销费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加速增长。
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三只松鼠的销售费用为11.07亿元，这其中，公司调整了统计口径，将包装费计入产品成本，尽管如此，其销售费用仍然较去年同期的10亿元增加1.07亿元。销售费率为21.05%，较去年同期的19.03%上升2.02个百分点。
近几年，三只松鼠的销售费用持续大幅增长。2017年，公司销售费用为10.75亿元，2018年至2020年分别为14.61亿元、22.98亿元、17.12亿元，连年增长。2020年，销售费用明显减少，主要是公司包装费调整计入产品成本中，2019年，公司包装费用为2.78亿元。此外，公司还调整了运输费，2019年，公司运输费为6.90亿元。
销售费用中，最为市场所关注的是推广费及平台服务费。今年上半年，11.07亿元的销售费用中，推广费及平台服务费达7.21亿元，占比为65.13%，较去年同期的3.98亿元增长约81%。
长江商报记者发现，近几年，三只松鼠的推广费及平台服务费连年大幅增长。
2017年，公司推广费及平台服务费为2.87亿元，2018年至2020年分别为3.93亿元、6.60亿元、9.61亿元，同比增长36.93%、67.94%、45.61%。
一般而言，推广费主要是用于产品营销、市场推广的费用，平台服务费是入主电商平台支付的费用。
从营业收入构成看，三只松鼠超过70%的营业收入来自线上，入驻了天猫、京东等互联网平台。
业内人士称，类似于三只松鼠等企业，除了支付入驻天猫等互联网平台租金外，为了获得更多流量，公司还要另外支付不少费用，购买流量，以获得更多关注。
毫无疑问，连年大幅增长的推广费及平台服务费吞噬了利润，使得三只松鼠扣非净利润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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