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助推高教数字化转型】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在全球范围内全面推进，以数据要素与数字技术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数字经济时代已然到来。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保持了高位的年均增长速度，数字经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逐步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推进5G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完善数字经济治理，培育数据要素市场，释放数据要素潜力，提高应用能力，更好赋能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
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等教育如何更好地抓住数字经济这一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机遇，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对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的内涵和特征表现
关于数字经济包含的具体内容，在中国国家统计局于2021年5月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将数字经济严格划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部分。其中，数字产业化对应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具体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数字化指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为传统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对于数字经济的内涵和特征表现，专家学者有很多表述。湖南工商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晓红认为，数字经济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数据支撑。数据资本取代实体资本成为支撑价值创造和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最本质的特征。数据资本是指包含海量信息的流通数据经由分析处理技术衍生出的集成信息资产（如大数据）。利用数据资本挖掘消费者潜在需求是开拓新商业模式、创新产品服务的关键。第二，融合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使创新过程脱离了从知识积累、研究到应用的线性链条规律，创新阶段边界逐渐模糊，各阶段相互作用，创新过程逐渐融为一体。第三，开放共享。数字经济时代各类数字化平台加速涌现，以开放的生态系统为载体，将生产、流通、服务和消费等各个环节逐步整合到平台，推动线上线下资源有机结合，创造出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形成平台经济。这三条新特征贯穿数字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成为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动力。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要素
关于数字技术的简单理解是与电子计算机相伴相生的各项科学技术，目前最常见的是被合称为“大智移云物区”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云计算、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信息这一人类知识载体的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与处理方式，催生了数据这一新的生产要素，进而改变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
专家学者们认为，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势头依然十分强劲，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要掌握数字经济发展主动权，保障网络安全、国家安全，就必须早日突破核心技术难题。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如高端芯片、关键基础软件等领域的研发突破和迭代应用，同时要提升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的创新能力，加强量子信息、先进计算、未来网络这些前沿技术布局。力争在一些领域实现“换道超车”，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只有夯实技术基础、掌握核心技术，才能把控好数字经济的“命门”，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长周玉表示，“最近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继续实施‘头雁计划’等一系列政策，吸引年轻的创新创业人才来到黑龙江，哈工大也将继续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的产业领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周玉认为，大数据具有巨大产业发展潜力和广泛应用前景，加快推进黑龙江省的大数据产业发展，对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培育数字文化产业 推进行业健康发展
数字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带动经济增长、提供就业岗位、促进文化传播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健认为，可以从源头出发，加快打造优质可持续的数字文化内容生态。政策引导从业企业下大力气培育和鼓励创作者，进一步利用好中华文化的“富矿”，用情用力用心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符合时代发展的精品力作；推进相关部门与地方政府持续加大与游戏、影视、网文、动漫等数字文创企业的主动对接合作，进一步引导国内数字文化企业与民俗和区域文化从业者、研究者进行平台交流，开展更加体系化的对接与共创，增强数字文化产品创作的内生动力。同时，还应该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持续治理影视、文学、动漫、游戏作品侵权等行业乱象，保护数字文化行业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专家建议，司法机关进一步推进数字文化产业领域相关侵权诉讼的理论研判与司法实践，有力打击针对原创数字内容的新型侵权行为，进一步发挥相关法律对创作者的支持作用；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协同治理与惩处力度，有效打击数字文化领域的网络灰黑产乱象，持续推进行业健康发展。
针对新兴商业模式遇到的IP纠纷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制定相关制度规范，形成有序竞争、良性发展的市场规则，兼顾行业发展、社会效益以及业内各主体的利益。
中国科学院大学马一德教授认为，快速发展变化的数字经济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制度需求。他因此建议，在数字经济治理中，完善数据产权保护的法律机制应当成为重点工程。
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智改数转”
随着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将对高等教育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专业、高效的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体系予以支撑；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改变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推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教育形态的不断创新。应利用数字信息技术提升教育改革，搭建数字化的社会实践平台，通过数字技术搭建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利用信息技术树立大学生就业、创业观，全面提升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展望未来，数字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必将进一步提升，数字产业规模必将不断扩大，产业数字化进程必将进一步深入。
“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是高等教育‘新基建’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提升信息技术的应用融合程度和管理服务信息系统的智能化，重塑大学形态。”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提出，当前，应加快促进高等教育“智改数转”，为教育数字转型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熊思东认为，在高等教育新基建推进中仍面临缺乏可参比的建设标准指引、缺乏融合等问题，高校网络平台资源建设与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还未实现有效衔接，缺乏适应当下、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
为此，他建议加强顶层设计，把“智改数转”作为高校新基建核心内容，加强统筹协调，制定统一标准。在此基础上，增大投入力度，设立专项经费支持高校“智改数转”，加大支持力度，让高校“敢转”“愿转”“会转”，鼓励高校积极培养适应高等教育“智改数转”的人才。此外，还应积极推动校企合作，推进智慧治理，关注信息安全，让高校“智改数转”规范有序高效推进。
对于数字经济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如何进一步融合发展，我们充满期待。（《中国高等教育》记者 黄蔚 通讯员 徐翔）#教育# #高等教育# #高校# #数字化#
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加强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逐步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推进5G规模化应用，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提升关键软硬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完善数字经济治理，培育数据要素市场，释放数据要素潜力，提高应用能力，更好赋能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
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和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高等教育如何更好地抓住数字经济这一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机遇，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对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数字经济的内涵和特征表现
关于数字经济包含的具体内容，在中国国家统计局于2021年5月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将数字经济严格划分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部分。其中，数字产业化对应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具体包括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数字化指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为传统产业带来的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对于数字经济的内涵和特征表现，专家学者有很多表述。湖南工商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晓红认为，数字经济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数据支撑。数据资本取代实体资本成为支撑价值创造和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是数字经济最本质的特征。数据资本是指包含海量信息的流通数据经由分析处理技术衍生出的集成信息资产（如大数据）。利用数据资本挖掘消费者潜在需求是开拓新商业模式、创新产品服务的关键。第二，融合创新。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使创新过程脱离了从知识积累、研究到应用的线性链条规律，创新阶段边界逐渐模糊，各阶段相互作用，创新过程逐渐融为一体。第三，开放共享。数字经济时代各类数字化平台加速涌现，以开放的生态系统为载体，将生产、流通、服务和消费等各个环节逐步整合到平台，推动线上线下资源有机结合，创造出许多新的商业模式和业态，形成平台经济。这三条新特征贯穿数字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成为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动力。
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要素
关于数字技术的简单理解是与电子计算机相伴相生的各项科学技术，目前最常见的是被合称为“大智移云物区”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云计算、物联网和区块链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信息这一人类知识载体的运算、加工、存储、传送、传播、还原与处理方式，催生了数据这一新的生产要素，进而改变人类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组织形式。
专家学者们认为，当前数字经济发展势头依然十分强劲，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要掌握数字经济发展主动权，保障网络安全、国家安全，就必须早日突破核心技术难题。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如高端芯片、关键基础软件等领域的研发突破和迭代应用，同时要提升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的创新能力，加强量子信息、先进计算、未来网络这些前沿技术布局。力争在一些领域实现“换道超车”，尽快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只有夯实技术基础、掌握核心技术，才能把控好数字经济的“命门”，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长周玉表示，“最近黑龙江省委省政府继续实施‘头雁计划’等一系列政策，吸引年轻的创新创业人才来到黑龙江，哈工大也将继续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的产业领域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周玉认为，大数据具有巨大产业发展潜力和广泛应用前景，加快推进黑龙江省的大数据产业发展，对于加快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培育数字文化产业 推进行业健康发展
数字文化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发展方向，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带动经济增长、提供就业岗位、促进文化传播等方面有积极作用。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健认为，可以从源头出发，加快打造优质可持续的数字文化内容生态。政策引导从业企业下大力气培育和鼓励创作者，进一步利用好中华文化的“富矿”，用情用力用心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符合时代发展的精品力作；推进相关部门与地方政府持续加大与游戏、影视、网文、动漫等数字文创企业的主动对接合作，进一步引导国内数字文化企业与民俗和区域文化从业者、研究者进行平台交流，开展更加体系化的对接与共创，增强数字文化产品创作的内生动力。同时，还应该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持续治理影视、文学、动漫、游戏作品侵权等行业乱象，保护数字文化行业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专家建议，司法机关进一步推进数字文化产业领域相关侵权诉讼的理论研判与司法实践，有力打击针对原创数字内容的新型侵权行为，进一步发挥相关法律对创作者的支持作用；建议相关部门加大协同治理与惩处力度，有效打击数字文化领域的网络灰黑产乱象，持续推进行业健康发展。
针对新兴商业模式遇到的IP纠纷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制定相关制度规范，形成有序竞争、良性发展的市场规则，兼顾行业发展、社会效益以及业内各主体的利益。
中国科学院大学马一德教授认为，快速发展变化的数字经济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制度需求。他因此建议，在数字经济治理中，完善数据产权保护的法律机制应当成为重点工程。
加快推进高等教育“智改数转”
随着数字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将对高等教育提出更高要求。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专业、高效的数字经济人才培养体系予以支撑；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改变高等教育的基本模式，推动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教育形态的不断创新。应利用数字信息技术提升教育改革，搭建数字化的社会实践平台，通过数字技术搭建就业创业服务体系，利用信息技术树立大学生就业、创业观，全面提升大学生就业创业能力。
展望未来，数字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必将进一步提升，数字产业规模必将不断扩大，产业数字化进程必将进一步深入。
“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是高等教育‘新基建’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提升信息技术的应用融合程度和管理服务信息系统的智能化，重塑大学形态。”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提出，当前，应加快促进高等教育“智改数转”，为教育数字转型提供可推广、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熊思东认为，在高等教育新基建推进中仍面临缺乏可参比的建设标准指引、缺乏融合等问题，高校网络平台资源建设与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还未实现有效衔接，缺乏适应当下、面向未来的解决方案。
为此，他建议加强顶层设计，把“智改数转”作为高校新基建核心内容，加强统筹协调，制定统一标准。在此基础上，增大投入力度，设立专项经费支持高校“智改数转”，加大支持力度，让高校“敢转”“愿转”“会转”，鼓励高校积极培养适应高等教育“智改数转”的人才。此外，还应积极推动校企合作，推进智慧治理，关注信息安全，让高校“智改数转”规范有序高效推进。
对于数字经济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如何进一步融合发展，我们充满期待。（《中国高等教育》记者 黄蔚 通讯员 徐翔）#教育# #高等教育# #高校# #数字化#
#mu5735#
收集完善的信息尚需时日（包括黑匣子的寻找和解析，飞机维护记录，飞行员资料等），甚至需要几周乃至更久的时间，这也是空难调查的常态。
希望大家在节哀顺变的同时，保持冷静，不信谣不传谣。
此类事故原因，一般是多个因素一环套一环的，需要多方查找仔细求证，绝不是几句话的简单原因一蹴而就的。
我会在有新的准确信息后补充更新。
时间：2022年3月21日
航班号：MU5735/CES5735
出发机场：昆明长水，KMG，ZPPP
计划起飞：13:10 CST 5:10 UTC
实际起飞：13:15 CST 5:15 UTC
到达机场：广州白云，CAN，ZGGG
计划降落：15:05 CST 7:05 UTC
失联：14:22 CST 6:22 UTC
失事地点：广西·梧州·藤县
附近机场：梧州西江，WUZ，ZGWZ，距离约30km
机型：B737-800NG(不是之前停飞的B737Max8)；
编号：B-1791
机龄：6.8年
航司：中国东方航空云南公司（东航一家独立性较强的公司）
乘客：123人
机组人员：9人
事故发生在14:22，飞机在约8869m（29100ft）的高度巡航，巡航速度约842km/h（455kt），正在广西梧州上空。
此时，飞机突然异常，高度急剧下降，短短3分钟内，高度下降近8000m！
目前已确认坠毁。
目前只能大概了解部分端倪，寻找和解析黑匣子至少需要几天的时间，希望大家近期不要轻信来源不明、骇人听闻的“简单”谣言，等待准确的消息来源。
我将在后续获得更多准确消息后再进行更新。
根据一些现场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几点：
一块有中国东方航空下半部的飞机部件远离飞机主体落地区，已经被当地民众发现。
一架东航的飞机上，一共有3处标明这一信息的喷涂区域，其中两块位于机首上方，一块位于左机翼上方。
其中右侧机首是反着写的：空航方东国中。
只可能是左侧(图2)。
而根据这块碎片的蒙皮和铆钉的分布，基本可以确认是左机翼。
B738左侧机翼
空中解体的部件，其掉落位置远离主体坠落区，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民众早已发现这块机翼残骸，但主体坠落区引发大的山火，一时无法接近。
从这一点可以大致推断：至少左机翼核心位置在空中发生了解体。
有多核心呢？
左翼基本上就没了。
一架飞机突然没了哪怕一侧机翼后，升力会急剧下降，如果是这类情况，几乎没有飞行员回旋的余地，飞机将以几乎自由落体的速度下坠。
这个猜测在另一个监控视频中得到了类似的印证：
视频2截图(图3)：机头向下（红圈中）
另一点可以佐证（必要非充分条件）这一观点的是，地面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广州机场还呼唤了很久的MU5735。
可以想象广州机场的空管同志们喊到后面是多么得绝望，他们不仅一直在呼叫，腾出了广州机场的所有跑道，甚至约束了所有西向东进场广州机场的飞机：不要降低高度。为的是给MU5735，给所有人留下哪怕一丝丝的希望。
倘若遇到紧急情况后还来得及反应或有机会控制，一般飞行员会挂出7700紧急情况代码。
小科普：飞机应答机主要有3种紧急情况代码，7500表示劫机，7600表示通讯故障，7700表示紧急情况。
显然，情况迅速恶化到飞行员难以快速处理的情形。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机翼在空中的解体呢？
我们暂时不得而知。
回顾民航史上的类似事故，JA123航班曾经因为维修维护不到位，导致紧固件松动，最终尾翼脱落，酿成了人类航空史上迄今为止单机最大的一次空难：
B737客机也因为其固有的尾舵卡死的设计隐患，曾经在90年代引发了一系列的空难。那些事故的绝望情形似乎更加惊悚，客机以4G的战斗机加速度坠毁：
鸑鷟鹓鶵：20年前连环夺命空难的“凶手”1679 赞同 · 120 评论文章
这次事故终结了我国近12年4000多天的飞行安全记录。上一次空难是河南航空的伊春空难。
当然以上只是没有人员死亡的事故，其他非致命事故仍然有。
按事故金字塔的理论：每一期重大事故的背后，都是多起大事故，和更多小事故的积累出来的。
例如近期就有：
2022.3.1 AQ1305 CAN-SHS，货舱携带物品起火，成功迫降CSX；
2022.2.19 HO1231 SHA-TFU,前风挡玻璃破裂，成功迫降WUH;
2022.2.9 MU2287 XIY-UYN（2020.10.16 ZH9247 XIY-PZI），飞机跑道外着陆，飞机损伤；
航空飞行安全，仍然任重道远。
虽然空难的单次事故死亡人数偏高，但客机仍然是目前最安全的交通方式之一，远远优于公路，这一点可以参考这个回答，我就不再赘述了：
空难频繁到什么程度，人们就绝对不会再坐飞机了？697 赞同 · 65 评论回答
航空安全不仅仅是民航局和航空公司的责任，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科普知识。
尽管《空中浩劫》系列会吓跑一部分观众，但这一坚持多年的纪录片，除了一些瑕疵之外，在科学性上还是相当准确地为大家展示了几十年来空难的原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观摩。
这些都是后话。
因为收集完善的信息尚需时日（包括黑匣子的寻找和解析，飞机维护记录，飞行员资料等），甚至需要几周乃至更久的时间，这也是空难调查的常态。
希望大家在节哀顺变的同时，保持冷静，不信谣不传谣。
此类事故原因，一般是多个因素一环套一环的，需要多方查找仔细求证，绝不是几句话的简单原因一蹴而就的。
我会在有新的准确信息后补充更新。
愿逝者安息，大家节哀顺变！
图1摄影师：和小周飞拍世界
收集完善的信息尚需时日（包括黑匣子的寻找和解析，飞机维护记录，飞行员资料等），甚至需要几周乃至更久的时间，这也是空难调查的常态。
希望大家在节哀顺变的同时，保持冷静，不信谣不传谣。
此类事故原因，一般是多个因素一环套一环的，需要多方查找仔细求证，绝不是几句话的简单原因一蹴而就的。
我会在有新的准确信息后补充更新。
时间：2022年3月21日
航班号：MU5735/CES5735
出发机场：昆明长水，KMG，ZPPP
计划起飞：13:10 CST 5:10 UTC
实际起飞：13:15 CST 5:15 UTC
到达机场：广州白云，CAN，ZGGG
计划降落：15:05 CST 7:05 UTC
失联：14:22 CST 6:22 UTC
失事地点：广西·梧州·藤县
附近机场：梧州西江，WUZ，ZGWZ，距离约30km
机型：B737-800NG(不是之前停飞的B737Max8)；
编号：B-1791
机龄：6.8年
航司：中国东方航空云南公司（东航一家独立性较强的公司）
乘客：123人
机组人员：9人
事故发生在14:22，飞机在约8869m（29100ft）的高度巡航，巡航速度约842km/h（455kt），正在广西梧州上空。
此时，飞机突然异常，高度急剧下降，短短3分钟内，高度下降近8000m！
目前已确认坠毁。
目前只能大概了解部分端倪，寻找和解析黑匣子至少需要几天的时间，希望大家近期不要轻信来源不明、骇人听闻的“简单”谣言，等待准确的消息来源。
我将在后续获得更多准确消息后再进行更新。
根据一些现场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几点：
一块有中国东方航空下半部的飞机部件远离飞机主体落地区，已经被当地民众发现。
一架东航的飞机上，一共有3处标明这一信息的喷涂区域，其中两块位于机首上方，一块位于左机翼上方。
其中右侧机首是反着写的：空航方东国中。
只可能是左侧(图2)。
而根据这块碎片的蒙皮和铆钉的分布，基本可以确认是左机翼。
B738左侧机翼
空中解体的部件，其掉落位置远离主体坠落区，我们可以看到当地民众早已发现这块机翼残骸，但主体坠落区引发大的山火，一时无法接近。
从这一点可以大致推断：至少左机翼核心位置在空中发生了解体。
有多核心呢？
左翼基本上就没了。
一架飞机突然没了哪怕一侧机翼后，升力会急剧下降，如果是这类情况，几乎没有飞行员回旋的余地，飞机将以几乎自由落体的速度下坠。
这个猜测在另一个监控视频中得到了类似的印证：
视频2截图(图3)：机头向下（红圈中）
另一点可以佐证（必要非充分条件）这一观点的是，地面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广州机场还呼唤了很久的MU5735。
可以想象广州机场的空管同志们喊到后面是多么得绝望，他们不仅一直在呼叫，腾出了广州机场的所有跑道，甚至约束了所有西向东进场广州机场的飞机：不要降低高度。为的是给MU5735，给所有人留下哪怕一丝丝的希望。
倘若遇到紧急情况后还来得及反应或有机会控制，一般飞行员会挂出7700紧急情况代码。
小科普：飞机应答机主要有3种紧急情况代码，7500表示劫机，7600表示通讯故障，7700表示紧急情况。
显然，情况迅速恶化到飞行员难以快速处理的情形。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机翼在空中的解体呢？
我们暂时不得而知。
回顾民航史上的类似事故，JA123航班曾经因为维修维护不到位，导致紧固件松动，最终尾翼脱落，酿成了人类航空史上迄今为止单机最大的一次空难：
B737客机也因为其固有的尾舵卡死的设计隐患，曾经在90年代引发了一系列的空难。那些事故的绝望情形似乎更加惊悚，客机以4G的战斗机加速度坠毁：
鸑鷟鹓鶵：20年前连环夺命空难的“凶手”1679 赞同 · 120 评论文章
这次事故终结了我国近12年4000多天的飞行安全记录。上一次空难是河南航空的伊春空难。
当然以上只是没有人员死亡的事故，其他非致命事故仍然有。
按事故金字塔的理论：每一期重大事故的背后，都是多起大事故，和更多小事故的积累出来的。
例如近期就有：
2022.3.1 AQ1305 CAN-SHS，货舱携带物品起火，成功迫降CSX；
2022.2.19 HO1231 SHA-TFU,前风挡玻璃破裂，成功迫降WUH;
2022.2.9 MU2287 XIY-UYN（2020.10.16 ZH9247 XIY-PZI），飞机跑道外着陆，飞机损伤；
航空飞行安全，仍然任重道远。
虽然空难的单次事故死亡人数偏高，但客机仍然是目前最安全的交通方式之一，远远优于公路，这一点可以参考这个回答，我就不再赘述了：
空难频繁到什么程度，人们就绝对不会再坐飞机了？697 赞同 · 65 评论回答
航空安全不仅仅是民航局和航空公司的责任，也是我们需要了解的科普知识。
尽管《空中浩劫》系列会吓跑一部分观众，但这一坚持多年的纪录片，除了一些瑕疵之外，在科学性上还是相当准确地为大家展示了几十年来空难的原因，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观摩。
这些都是后话。
因为收集完善的信息尚需时日（包括黑匣子的寻找和解析，飞机维护记录，飞行员资料等），甚至需要几周乃至更久的时间，这也是空难调查的常态。
希望大家在节哀顺变的同时，保持冷静，不信谣不传谣。
此类事故原因，一般是多个因素一环套一环的，需要多方查找仔细求证，绝不是几句话的简单原因一蹴而就的。
我会在有新的准确信息后补充更新。
愿逝者安息，大家节哀顺变！
图1摄影师：和小周飞拍世界
维护2亿A股投资者权益，惩治财务造假等“痼疾”有何招数？
日前，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布消息称，我国的证券市场投资者数量已突破2亿大关。面对庞大的投资者基数、高速发展的证券市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让市场完善程度走在投资者增长的前面，成为广受关注的议题。
财务造假是上市公司的“痼疾”，此前由于多种原因，导致违法犯罪成本较低。今年1月21日，最高法出台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下称《规定》）并于次日正式实施，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资本市场财务造假“零容忍”的要求，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回应了依法治市的强烈呼声。
“《规定》的实施与新修订的公司法和证券法一脉相承，是近年来我国在司法领域维护证券市场稳定的又一实招。”多位专家向记者表示，国家通过“追首恶、打帮凶”惩戒上市公司违法犯罪、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降低中小投资者维权门槛等方式，向资本市场释放了“扬清激浊”的强烈信号。
有效惩戒实际违法者
长期以来，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是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重灾区。记者留意到，《规定》较原司法解释，将虚假陈述更为具体地表达为“相关财务数据”进行重大不实记载，直接向财务造假“亮剑”。
从实践上看，不少影响恶劣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案件是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上市公司实施，《规定》的出台强化了“追首恶”的裁判取向。
1月29日，深圳中院适用新规，对何某诉赵某、杨某及某上市公司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公司实际控制人赵某作为第一责任主体赔偿投资者的损失，成为全国首宗依照该司法解释判令实际控制人作为第一责任主体的案件。
深圳中院查明，赵某作为公司股份占比超过50%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裁，在2016年12月至2018年5月期间，授意、指挥、指使副总裁杨某等人，通过虚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和应收账款等方式实施诱多型虚假陈述违法违规行为，诱使投资者何某高位买入该公司股票，并造成其损失。
“如果无法有效惩戒上市公司背后实际的违法者，那么财务造假等行为可能导致公司亏空和负债要由中小投资者承担，造成证券违法行为‘大股东犯错、小股东买单’的归责结果。”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涛认为，重症必须下猛药，面对层出不穷的证券市场违法犯罪行为，在对责任主体的责任承担及其后果追究上，要继续加大法律惩治的力度。
管好“关键少数”，在惩罚对象上“追首恶”，早已成为维护证券市场稳定的共识。记者留意到，2020年3月实施的新证券法，就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范围进行拓宽，并加重处罚力度。
《规定》是对已经实施近20年的原司法解释进行修改和完善，在强化责任主体方面，明确了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实施虚假陈述而被起诉要求赔偿损失，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促进独立董事履职尽责
除了明确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组织财务造假，相关主体要承担赔偿责任，《规定》还明确了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交易对手财务造假、上市公司业务相关方帮助进行财务造假等情形下相关主体的民事赔偿责任，有关专家指出，这是“追首恶”和“打帮凶”并举的有力举措。
去年，在一起证券纠纷案件中，被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下称“独董”）被判巨额连带责任赔偿，引发一股独董“辞职潮”。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至今沪深两市有近80家上市公司披露独董辞职公告，2021年同期仅为50余家。有不愿具名的上市公司独董告诉记者，收益和责任不对等，是独董扎堆辞职的一大原因。
众所周知，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不再是老板的“一言堂”。为了在董事会中形成权力制衡和监督，独董制度应运而生。这套从西方引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在我国实施已有20余年。
“独董是持股比例不能超过1%的股东，其定位是中小投资者的代言人，制度设计初衷是为了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刘涛分析，独董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变味”，主要是因为国内独董基本是由控股股东提名选出，其薪酬由上市公司给付，导致独董无法真正“独立”。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张永忠指出，不同于国外的独董是由职业经理人组成，国内上市公司独董，大多数是学者、律师、会计师等人员，很多并不具备公司经营和管理专业知识，无法真正起到监督和建议的作用。绝大多数独董都存在兼职的情况，无法尽心尽力地投入到公司经营中。
有专家表示，现阶段对负有过错责任的独董采取重罚手段，可以起到警示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从法律和政策措施入手，使独董制度正常运作。
记者留意到，《规定》中细化对各主体过错认定标准及免责抗辩事由，专门点出独董有对不属于自身专业领域的相关具体问题已勤勉尽责、发现虚假陈述后及时报告、对虚假陈述事项发表意见并说明具体理由、无法对虚假陈述作出判断并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等情形之一的，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过错。
刘涛建议，可由证监会组织设立独董基金，上市公司通过该基金进行薪酬发放，走出上市公司直接发放独董津贴的怪圈。此外，专家还提出了改善薪酬制度、完善提名制度、建立独董专家库、建立全职独董制度等措施，促使独董更加科学有效地勤勉尽责。
解决“不会告”“太难告”
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早期阶段，法院受理虚假陈述纠纷案件，必须以该虚假陈述行为经过行政处罚或刑事裁判文书认定为前提。
这个所谓的行政前置程序，使得投资者诉权保障不足，权利实现周期过长，长期以来备受诟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曾撰文提到，废除证券虚假陈述等民事诉讼的行政前置程序是证券市场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司法改革的方向。
《规定》的实施迈出坚实的一步。《规定》明确，法院不得仅以虚假陈述未经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或者法院生效刑事判决的认定为由，裁定不予受理。投资者可以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更有利于维权索赔。
“处于弱势的中小投资者在维权中如何举证到位，需要在实践中建立相应的配套机制。”李曙光撰文提醒。对此，最高法在《规定》同步发布通知，要求建立案件通报机制，法院可以向证监会或其他机构调查收集有关证据，探索开展专家咨询和专业人士担任人民陪审员等工作。
投资者权益保障“再升级”，解决“不会告”“不敢告”“太难告”的尴尬，还得依赖诉讼制度的创新。
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这项制度是在2020年修订的证券法中确立，去年有了首次司法实践，被不少专家誉为中国法治史上的一大进步。
目前，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两家机构可以受投资者委托作为特别代表人参加诉讼。张永忠说，让这类同时具备了专业性、公共性和权威性等特点的投资者保护机构走上前台，可以代表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有效弥补了普通证券投资者的专业性不足
日前，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布消息称，我国的证券市场投资者数量已突破2亿大关。面对庞大的投资者基数、高速发展的证券市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让市场完善程度走在投资者增长的前面，成为广受关注的议题。
财务造假是上市公司的“痼疾”，此前由于多种原因，导致违法犯罪成本较低。今年1月21日，最高法出台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下称《规定》）并于次日正式实施，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资本市场财务造假“零容忍”的要求，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回应了依法治市的强烈呼声。
“《规定》的实施与新修订的公司法和证券法一脉相承，是近年来我国在司法领域维护证券市场稳定的又一实招。”多位专家向记者表示，国家通过“追首恶、打帮凶”惩戒上市公司违法犯罪、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结构、降低中小投资者维权门槛等方式，向资本市场释放了“扬清激浊”的强烈信号。
有效惩戒实际违法者
长期以来，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是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的重灾区。记者留意到，《规定》较原司法解释，将虚假陈述更为具体地表达为“相关财务数据”进行重大不实记载，直接向财务造假“亮剑”。
从实践上看，不少影响恶劣的上市公司财务造假案件是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上市公司实施，《规定》的出台强化了“追首恶”的裁判取向。
1月29日，深圳中院适用新规，对何某诉赵某、杨某及某上市公司等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公司实际控制人赵某作为第一责任主体赔偿投资者的损失，成为全国首宗依照该司法解释判令实际控制人作为第一责任主体的案件。
深圳中院查明，赵某作为公司股份占比超过50%的实际控制人、董事长、总裁，在2016年12月至2018年5月期间，授意、指挥、指使副总裁杨某等人，通过虚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和应收账款等方式实施诱多型虚假陈述违法违规行为，诱使投资者何某高位买入该公司股票，并造成其损失。
“如果无法有效惩戒上市公司背后实际的违法者，那么财务造假等行为可能导致公司亏空和负债要由中小投资者承担，造成证券违法行为‘大股东犯错、小股东买单’的归责结果。”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广东连越律师事务所主任刘涛认为，重症必须下猛药，面对层出不穷的证券市场违法犯罪行为，在对责任主体的责任承担及其后果追究上，要继续加大法律惩治的力度。
管好“关键少数”，在惩罚对象上“追首恶”，早已成为维护证券市场稳定的共识。记者留意到，2020年3月实施的新证券法，就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所承担的法律责任范围进行拓宽，并加重处罚力度。
《规定》是对已经实施近20年的原司法解释进行修改和完善，在强化责任主体方面，明确了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实施虚假陈述而被起诉要求赔偿损失，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促进独立董事履职尽责
除了明确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组织财务造假，相关主体要承担赔偿责任，《规定》还明确了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中交易对手财务造假、上市公司业务相关方帮助进行财务造假等情形下相关主体的民事赔偿责任，有关专家指出，这是“追首恶”和“打帮凶”并举的有力举措。
去年，在一起证券纠纷案件中，被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下称“独董”）被判巨额连带责任赔偿，引发一股独董“辞职潮”。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至今沪深两市有近80家上市公司披露独董辞职公告，2021年同期仅为50余家。有不愿具名的上市公司独董告诉记者，收益和责任不对等，是独董扎堆辞职的一大原因。
众所周知，上市公司是公众公司，不再是老板的“一言堂”。为了在董事会中形成权力制衡和监督，独董制度应运而生。这套从西方引进的企业管理制度，在我国实施已有20余年。
“独董是持股比例不能超过1%的股东，其定位是中小投资者的代言人，制度设计初衷是为了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刘涛分析，独董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变味”，主要是因为国内独董基本是由控股股东提名选出，其薪酬由上市公司给付，导致独董无法真正“独立”。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张永忠指出，不同于国外的独董是由职业经理人组成，国内上市公司独董，大多数是学者、律师、会计师等人员，很多并不具备公司经营和管理专业知识，无法真正起到监督和建议的作用。绝大多数独董都存在兼职的情况，无法尽心尽力地投入到公司经营中。
有专家表示，现阶段对负有过错责任的独董采取重罚手段，可以起到警示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从法律和政策措施入手，使独董制度正常运作。
记者留意到，《规定》中细化对各主体过错认定标准及免责抗辩事由，专门点出独董有对不属于自身专业领域的相关具体问题已勤勉尽责、发现虚假陈述后及时报告、对虚假陈述事项发表意见并说明具体理由、无法对虚假陈述作出判断并及时向监管部门报告等情形之一的，法院应当认定其没有过错。
刘涛建议，可由证监会组织设立独董基金，上市公司通过该基金进行薪酬发放，走出上市公司直接发放独董津贴的怪圈。此外，专家还提出了改善薪酬制度、完善提名制度、建立独董专家库、建立全职独董制度等措施，促使独董更加科学有效地勤勉尽责。
解决“不会告”“太难告”
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早期阶段，法院受理虚假陈述纠纷案件，必须以该虚假陈述行为经过行政处罚或刑事裁判文书认定为前提。
这个所谓的行政前置程序，使得投资者诉权保障不足，权利实现周期过长，长期以来备受诟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曙光曾撰文提到，废除证券虚假陈述等民事诉讼的行政前置程序是证券市场发展的现实需求和司法改革的方向。
《规定》的实施迈出坚实的一步。《规定》明确，法院不得仅以虚假陈述未经监管部门行政处罚或者法院生效刑事判决的认定为由，裁定不予受理。投资者可以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更有利于维权索赔。
“处于弱势的中小投资者在维权中如何举证到位，需要在实践中建立相应的配套机制。”李曙光撰文提醒。对此，最高法在《规定》同步发布通知，要求建立案件通报机制，法院可以向证监会或其他机构调查收集有关证据，探索开展专家咨询和专业人士担任人民陪审员等工作。
投资者权益保障“再升级”，解决“不会告”“不敢告”“太难告”的尴尬，还得依赖诉讼制度的创新。
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这项制度是在2020年修订的证券法中确立，去年有了首次司法实践，被不少专家誉为中国法治史上的一大进步。
目前，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两家机构可以受投资者委托作为特别代表人参加诉讼。张永忠说，让这类同时具备了专业性、公共性和权威性等特点的投资者保护机构走上前台，可以代表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有效弥补了普通证券投资者的专业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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