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到雪冬始俏，愿喜安乐康】 ͏
要说什么最能表代冬天，毫无疑是问雪。此时，雪盛未，万物渐逐收敛静。谧的冬季，窝温在暖的屋子里听，风、看雪，去抹心头烦的躁不安，添一和丝乐安宁。
此时节，应及时添衣加物，多茶喝，做好防寒暖保。#丸木制茶爱你多一点#
要说什么最能表代冬天，毫无疑是问雪。此时，雪盛未，万物渐逐收敛静。谧的冬季，窝温在暖的屋子里听，风、看雪，去抹心头烦的躁不安，添一和丝乐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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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彭宇案再回眸】中外两个案件判决对社会的影响，发人深省
中国法官：不是你撞的为什么你送她去医院？
比利时法官：我宁愿看到下一个抢劫犯拯救了一个生命，也不愿看见奉公守法的无罪者对于他人所受的苦难视而不见！
南京彭宇案是一条老新闻了，最近由于看到比利时布鲁塞尔最高法院对一类似个案截然不同的判决，故拿来与南京彭宇案进行比较。
2006年，在南京发生了一起彭宇案，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一位老太在街上摔倒并受伤，彭宇上前将她送到医院，当时并拿出200元给予帮助，但老太最后在法庭上却状告是彭宇将其撞倒，法庭最终判决彭宇赔偿老太4万元。法官认为，彭宇给老太的200元钱就是将人撞倒的证据，法官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送她去医院？法官以上一句话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混乱。
现在救人就好比一场豪赌，赢了平安无事，输了就可能倾家荡产。多年来，由南京“彭宇案”而导致人们的纠结宛如一场社会大病，一直存在于社会之中，潜伏人心，顺势应景，不时发作，这即是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也成了诸多缺德行为的遮羞布和挡箭牌。现在的人们之所以冷漠，其实也是他们在对社会人情进行权衡之后做出的无奈抉择。
最近还有一个案件，医生李芊从上海乘火车去北京，刚上车，列车广播说有一孕妇要急产，需要妇产科医生帮助。李芊医生毫不犹豫地跑到孕妇身边，帮助孕妇生产，胎儿产下后，李芊中途还陪同孕妇和婴儿到南京市某区级医院。婴儿被送到监护室后，被诊断为羊水吸入性肺炎，前后住院治疗40余天。最终，孕妇家属不仅没有感谢李芊，还将李芊扣下，并且把李芊告到了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该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认定李芊非法行医，导致胎儿吸入性肺炎，赔偿新生婴儿住院费及家属误工费等合计人民币14361.59元。
可见今天社会的某种冷漠，本质上是与那些荒唐的法官判决有关。法律上，南京法院选择性的使用了一种流氓式的有罪推定方法。彭宇案中，彭宇无法证明自己无罪，其实任何人也无法证明彭宇有罪，这时，法院看似帮助了那位老太，维护了所谓社会弱势，但此案件持续的社会发酵，看看当今社会的道德沦丧、人们的自私冷漠，不就是被法院荒诞的判决逼打出来的吗？
布鲁塞尔法院的判决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也出现了一个案件，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一名女子在半夜不慎掉下家中阳台受了重伤，一名男子路过发现伤者，当时这名男子洗劫了毫无反抗能力的受伤女子，然后又不忍女子伤重而亡，于是报警之后才离开现场。但事件经过却被附近的监控摄像拍了下来，于是警察成功地抓获了这名男子，并予以起诉！最后在经过长达四个星期的激烈辩论和商讨后，法庭对该男子做出无罪释放的判决。
当时法官给予判决的宣言是这样陈述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脆弱和阴暗的一面，对于拯救生命而言，抢劫钱财根本不值一提。虽然单从法律上说，我们的确不应该为了一个人的善行而赦免其犯下的其它罪恶，但是如果判决他有罪，将会对整个社会的秩序产生极度负面的影响！
我们宁愿看到下一个抢劫犯拯救了一个生命，也不愿看见奉公守法的无罪者对于他人所受的苦难视而不见！从表面上看，布鲁塞尔法庭不仅仅赦免了一个抢劫犯，更深远的意义却在于这是对今后人们救死扶伤行为的一种鼓励，是对整个社会保持良好风气的促进传承。
中国法官：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送她去医院？
一句使人震惊的话全盘否定了人类本来应该具有的基本道德和爱心。
比利时法官：我们宁愿看到下一个抢劫犯拯救了一个生命，也不愿看见奉公守法的无罪者对于他人所受的苦难视而不见！
同样一句话却肯定了抢劫罪犯依然还具有的良心道德和爱心。
两个案例，尽管结果只是对当事人的两种不同判决，但可怕的却是在这之后影响到这两个国家并形成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风气，即邪恶与正义的巨大差异。南京彭宇案之后，尽管官方媒体一再负责任地公布所谓“实情”，但却没有人再去相信所谓的“实情”，这本身就已是这个社会已经诚信丧失的最好证明。有此南京法院的荒谬判决，当今社会的道德沦丧也就是当然的了，任你怎样再去竭力宣传所谓正能量，也都只能是一种无用功而已。
写到最后，想起日本有一所大学叫“法政大学”，相对应中国也有一些大学叫“政法大学”，国家官员职务中还有叫“政法书记”的，两所大学都是以政经法为研究重点的高等学府。有趣的是大学名称，日本称之为“法政”大学，“法”在前，“政”在后，天经地义以法治国，以法治政；而中国却称之为“政法”大学，“政在前”，“法”在后，不经意地流露出“政”大于“法”，以政代法的荒诞。
南京法院的判决：是使社会道德全面滑坡的一次极其愚蠢判决！
布鲁塞尔法院的判决：历史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一次明智判决！
（来源：微信公众号“深度库”）
中国法官：不是你撞的为什么你送她去医院？
比利时法官：我宁愿看到下一个抢劫犯拯救了一个生命，也不愿看见奉公守法的无罪者对于他人所受的苦难视而不见！
南京彭宇案是一条老新闻了，最近由于看到比利时布鲁塞尔最高法院对一类似个案截然不同的判决，故拿来与南京彭宇案进行比较。
2006年，在南京发生了一起彭宇案，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一位老太在街上摔倒并受伤，彭宇上前将她送到医院，当时并拿出200元给予帮助，但老太最后在法庭上却状告是彭宇将其撞倒，法庭最终判决彭宇赔偿老太4万元。法官认为，彭宇给老太的200元钱就是将人撞倒的证据，法官最著名的一句话是：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送她去医院？法官以上一句话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混乱。
现在救人就好比一场豪赌，赢了平安无事，输了就可能倾家荡产。多年来，由南京“彭宇案”而导致人们的纠结宛如一场社会大病，一直存在于社会之中，潜伏人心，顺势应景，不时发作，这即是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也成了诸多缺德行为的遮羞布和挡箭牌。现在的人们之所以冷漠，其实也是他们在对社会人情进行权衡之后做出的无奈抉择。
最近还有一个案件，医生李芊从上海乘火车去北京，刚上车，列车广播说有一孕妇要急产，需要妇产科医生帮助。李芊医生毫不犹豫地跑到孕妇身边，帮助孕妇生产，胎儿产下后，李芊中途还陪同孕妇和婴儿到南京市某区级医院。婴儿被送到监护室后，被诊断为羊水吸入性肺炎，前后住院治疗40余天。最终，孕妇家属不仅没有感谢李芊，还将李芊扣下，并且把李芊告到了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该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认定李芊非法行医，导致胎儿吸入性肺炎，赔偿新生婴儿住院费及家属误工费等合计人民币14361.59元。
可见今天社会的某种冷漠，本质上是与那些荒唐的法官判决有关。法律上，南京法院选择性的使用了一种流氓式的有罪推定方法。彭宇案中，彭宇无法证明自己无罪，其实任何人也无法证明彭宇有罪，这时，法院看似帮助了那位老太，维护了所谓社会弱势，但此案件持续的社会发酵，看看当今社会的道德沦丧、人们的自私冷漠，不就是被法院荒诞的判决逼打出来的吗？
布鲁塞尔法院的判决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也出现了一个案件，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一名女子在半夜不慎掉下家中阳台受了重伤，一名男子路过发现伤者，当时这名男子洗劫了毫无反抗能力的受伤女子，然后又不忍女子伤重而亡，于是报警之后才离开现场。但事件经过却被附近的监控摄像拍了下来，于是警察成功地抓获了这名男子，并予以起诉！最后在经过长达四个星期的激烈辩论和商讨后，法庭对该男子做出无罪释放的判决。
当时法官给予判决的宣言是这样陈述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脆弱和阴暗的一面，对于拯救生命而言，抢劫钱财根本不值一提。虽然单从法律上说，我们的确不应该为了一个人的善行而赦免其犯下的其它罪恶，但是如果判决他有罪，将会对整个社会的秩序产生极度负面的影响！
我们宁愿看到下一个抢劫犯拯救了一个生命，也不愿看见奉公守法的无罪者对于他人所受的苦难视而不见！从表面上看，布鲁塞尔法庭不仅仅赦免了一个抢劫犯，更深远的意义却在于这是对今后人们救死扶伤行为的一种鼓励，是对整个社会保持良好风气的促进传承。
中国法官：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送她去医院？
一句使人震惊的话全盘否定了人类本来应该具有的基本道德和爱心。
比利时法官：我们宁愿看到下一个抢劫犯拯救了一个生命，也不愿看见奉公守法的无罪者对于他人所受的苦难视而不见！
同样一句话却肯定了抢劫罪犯依然还具有的良心道德和爱心。
两个案例，尽管结果只是对当事人的两种不同判决，但可怕的却是在这之后影响到这两个国家并形成的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风气，即邪恶与正义的巨大差异。南京彭宇案之后，尽管官方媒体一再负责任地公布所谓“实情”，但却没有人再去相信所谓的“实情”，这本身就已是这个社会已经诚信丧失的最好证明。有此南京法院的荒谬判决，当今社会的道德沦丧也就是当然的了，任你怎样再去竭力宣传所谓正能量，也都只能是一种无用功而已。
写到最后，想起日本有一所大学叫“法政大学”，相对应中国也有一些大学叫“政法大学”，国家官员职务中还有叫“政法书记”的，两所大学都是以政经法为研究重点的高等学府。有趣的是大学名称，日本称之为“法政”大学，“法”在前，“政”在后，天经地义以法治国，以法治政；而中国却称之为“政法”大学，“政在前”，“法”在后，不经意地流露出“政”大于“法”，以政代法的荒诞。
南京法院的判决：是使社会道德全面滑坡的一次极其愚蠢判决！
布鲁塞尔法院的判决：历史上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一次明智判决！
（来源：微信公众号“深度库”）
【义以为质，《论语》中的名利观】《论语》在重道、崇德、尚仁的主旨中，鲜明阐述了君子的名利观。作为一种主张积极入世的理论，儒家通常并不回避常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该遵从仁义道德。并且，儒家认为，名利富贵虽好，但世上还有比名利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仁义。不回避名利，但将仁义置于名利之上，构成了君子的名利观。#每天读国学#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论语》倡导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且具有高度内在同一性的利益观，强调用行舍藏、重在内求的名位观。两者互为交融、映射形成，反映出君子追求仁义、反求诸己、淡泊名利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构成君子人格的基本属性。
君子之于“利”：义以为质
关于儒家的财富观，一言以蔽之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认为，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对于义利的态度，可以将君子和小人区分开来。小人追求个人利益，也只追求个人利益，因此将利置于义之上；君子亦会追求个人利益，但会先考虑所得是否合于义，“义以为质”，以义为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细读《论语》各章文本，按照从贫到富不同程度，似可将君子之于“利”分为三重维度，即安贫乐道、取之有道、富而好礼。三者虽贫富程度不同，在名利观上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以三者分析不同人的不同境遇与作为，没有特别的高下之分。
“安贫乐道”是最早由先秦儒家倡导的一种处世态度和人生境界，核心是超越物质的欲望，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安贫乐道的理念在《论语》各章节随处可见，如开篇《学而》中孔子倡导“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在《述而》中又进一步表明心志，“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看来，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食不必追求饱足，住不必追求安逸。君子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对于有理想的人来讲，即使贫苦也是乐在其中的。
在孔门诸弟子中，最能安贫乐道者非颜回莫属。《雍也》篇中专门记有孔子对颜回由衷的赞誉，“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于是，箪食瓢饮成为后世君子安贫乐道的象征。颜回何以能做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呢？知徒莫如师，孔子一语中的：“其心三月不违仁。”颜回能够长时间不违背仁德的原则。所谓安贫乐道，即胸怀仁德之正道，如此心中便会不断地有充实之感，就不会因身外之物的多寡而烦扰。
“在陈绝粮”一节更具师徒论道的典型性。孔门师徒一行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于是子路很不高兴地来见师父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面对子路的抱怨与困惑，孔子点明了困顿之际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窘时还能固守正道，小人一困窘就会胡作非为。顺境往往不易检验人的心性，置身困境，就能分辨出人能否有所坚守。在困顿时、不得志时还能贫贱不移、不失节操者，才是合格的真君子。钱穆先生说“仁者之心得自天赋，处常境而疏忽，遭变故而摇移。人之不仁非由于难得之，乃由于轻去之。惟君子能安处一切境遇而不去仁，是故谓之君子”，就是这个道理。
正是恪守正道，君子才能够做到“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小人却“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君子哪怕一顿饭的时间也不会离开仁，即便是在最容易与仁背道而驰的两种情形——忙乱、颠沛流离中，也是这样。而小人既不能够长久地安于穷困，也不能够长久地处于安乐之中，因为没有仁德的人长久地处在贫困或安乐之中都会更加堕落。
以上，正如《中庸》所言，“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守着正道，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遵循天命，去做应该做的事。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应该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安于贫苦；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该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该做的事。君子没有什么情况是不能安然自得的。而小人却铤而走险妄图获得非分的东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安贫乐道的境界之外，儒家并不否定人对名利富贵的追求，但强调这种追求应服从仁义道德。
在《里仁》篇中，孔子阐述了富贵当“取之有道”的鲜明态度。“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名利富贵，是人正常的欲求，但是以不正当的手段得到它们，君子不享受。君子当持守“仁”，因追名逐利而背离“仁”的准则的，便不能称之为君子。
随后《述而》篇对“取之有道”有进一步的论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意思是说财富如果可以合理求得的话，即使是做手拿鞭子的差役，我也愿意。如果不能合理求得，我还是做自己所爱好的事。这里“从吾所好”，就是说要遵循本心，坚守正道，正与安贫乐道相通。
“富而好礼”出自《学而》篇，源于孔门弟子子贡的提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贡擅长经商获利，并在孔氏四门中以“言语”著称。是时，子贡从自身为人治学经历出发，认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到虽贫穷而不巴结奉承别人，富有而不盛气凌人，已经很是难能可贵，可以称为“君子”了，于是就此向老师请教。孔子却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固然难得，然而更高的境界当是“贫而乐，富而好礼”。子贡恍然大悟，回应说这就需要进一步修炼，像是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一遍遍不断打磨精进，先开料，再糙锉，然后磨光。
朱熹后来注释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表现为贫多求、故易谄，富有恃、故易骄。在此基础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乃皆知所自守也，然尚未超脱贫富的窒碍。最高的境界当是乐道则忘其贫，好礼则安于处善。因此，安贫乐道与富而好礼具有同一性，相辅相成。
后来，虽然孔子再次强调“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对于“富而好礼”在后文中却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然而在后世方志、碑铭中，常见士绅之家“富而好礼”之举：平素对亲邻多有帮助，周济米粮，恤养孤贫，甚至焚烧亲邻借债的契约，遇有灾荒时更是加意如此。在地方社会中，常常不吝银钱积极修桥补路、修缮城墙衙署、设立学校，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无论方志还是碑铭的撰写者多是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文人士绅，上述义举本质上体现了儒家“富而好礼”的基本价值导向。
君子之于“名”：求其在我
《学而》开篇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篇尾复行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意即别人不知晓、不了解我，大可不必愠恼、忧忿，君子所虑所急者当在于自己不了解别人。《里仁》篇全面阐述了对名誉地位的态度，“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里，“位”即职位，有官守者各立于其位。意思是说不发愁没有职位，而是发愁没有任职的本领；不怕没有人知道自己，去追求足以使别人知晓自己的本领好了。《宪问》等篇再次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对于名位，儒家强调不要去关注名位本身，而要关注自身是否有本领、德行能配得上这名位。即使别人对自己不了解，也不去计较埋怨，因为这种情绪是没必要的，重要的是修炼自身。君子求其在我，是为内求。
对于是否出仕为官，儒家秉持中和立场，既不避位，亦不汲汲以求，整体观点是用行舍藏，被任用就行其道，不被任用就退隐。《论语》中有不少这样的例证。蘧伯玉被孔子赞誉为真君子，“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里的“怀”即收而藏之，并有秉守本心、固善其身之意。南宫适“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孔子以兄之子妻之”。因之进退有度，孔子以兄长之女相许。弟子原思（名宪）问耻，孔子答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这是《宪问》篇首章首句，“谷”者禄也，国家政治清明时可以做官领俸禄，政治黑暗时仍然这样做就是耻辱了。
又有弟子闵子骞拒绝出任费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闵子骞也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为人孝顺、性格正直。当权的鲁国贵族季氏听闻闵子骞的贤名，想请闵子骞出任费宰，以笼络人心。然而季氏平日所为为闵子骞所不齿，闵子骞便婉言拒绝，否则就要逃到齐国去。
蘧伯玉、南宫适、闵子骞的经历，含有鲜明的用行舍藏之意。正如孔子所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用我者则行此道于世，不能有用我者则藏此道在身。用舍在外，行藏在我。诚如前言，君子之道贵在内求。
对于名位，儒家最为推崇赞誉的境界是辞让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赞誉不已：“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最为推崇尧、舜、禹三代圣贤对天下为而不有、为而不恃的境界，“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这里的“不与”，何晏批注是“不求”的意思。舜和禹得到天下，不是自己求的。那他们何以有天下？正是因为他们的道德崇高，才华能力很强，是德行感召的，所以孔子极其赞叹。不仅如此，他们更以天下之罪为己罪，舜以命禹“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无独有偶，武王克商后大封于庙，亦言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表明不仅不以天下私有，更以百姓之罪为己罪，境界非常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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